理解中国新时期主要矛盾的几个基本判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全面理解这个重大历史性判断，至少需要知道中国身在何处，从何处而来，才能在复杂局面之中寻找向何处去。

 

从近代世界的三分天下看中国的特殊国情

 

首先，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国家，也可以叫做“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国家”。

我们这几年做了新兴七国比较研究，在和巴西比较的时候认识到，巴西是一个“殖民化的大陆国家”。巴西和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但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原住民占比的不同。中国几乎百分之百是原住民，巴西原住民人口只占大约5%，其他约30%是混血人口，超过60%的人口是外来的殖民者和他们的后裔。

同理，很多人今天研究美国，常问中国为什么不能像美国那样？对不起，美国的原住民人口只剩不到2%。要谈这件事情的时候，请先把自己作为原住民减少到剩下2%，再说中国能不能照搬美国。原住民人口占比多少的差异，应该是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主流精英百年来强调“师从西方”、但却欠考量的前提条件。

如果接受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大国的观点，那接着就要问：亚洲是什么？很明显，西方人早年推行殖民化时期，由于亚洲人口众多、文化成熟，加之被高山大海荒漠等地理条件阻隔，所以是没有被完全殖民化过的原住民大陆。

如果这么看世界，人们就会发现，北美、南美、澳洲都是被西方完成了殖民化的大陆。其共同特点都是原住民占比很低。

于是，这个世界由此至少可以有一个三分天下的基本框架。

——殖民地宗主国：欧洲；

——殖民化大陆：美洲、澳洲、以及大半个非洲；

——原住民大陆：亚洲。

三者的经验、以及立足于经验积累形成的制度和法律体系，是否可以相互照搬呢？

回眸20世纪，中国人有三次本质上大同小异的照搬：一是1919年新文化运动主流文人主张的全盘西化；二是20世纪50年代的学苏联；三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唯“美”是尊。

现在不同了，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坚持西方模式可以照搬。要我看，前提是先把原住民人口大规模减少（美洲）或者外移（欧洲），这才有照搬西方的可能。

照搬不成的主要障碍是中国人的大多数生活在传统农村。一般来讲，私人大农场是外来殖民者的产物。当我们讨论农业问题的时候，有些坚持西方教科书理论的人说，只要我们推进农地私有化，就会通过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自由市场交易，形成规模化农场经营，就可以参与国际竞争。

但有谁注意过，世界上大规模农业没有一个是通过市场形成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大农场，巴西、阿根廷也是。在这些殖民地大陆上的大农场为主的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原住民当农场主的，这些大农场都被外来殖民者占有。实际上，大农场是殖民化的派生物。只不过那些主流教科书没写这历史过程。

在亚洲找得到大农场吗？也能找得到，在菲律宾就有。为什么在那有？因为该国已经被殖民化了400年。菲律宾原住民在农场当“契约劳动者（bondary  laborer）”，相当于包身工，而农场主是外来殖民者。

中国不仅是一个原住民大国，而且是一个数千年文明国家历史没有中断的国家。其不中断的内容，主要是以小农村社制为载体才能维持下来的农业文明。只要把这些道理搞清楚了，就不至于文化虚无、历史虚无了。在这里，我们进一步提出“三分天下”，用三维空间看历史。

 

民国黄金增长遭遇全球危机而败亡

 

自清末以来，中国人耗费了一百多年追求产业资本的积累和发展现代工业，可谓一波四折。第一折是洋务运动，败在甲午战争。那么，第二折败于何处？19世纪20-30年代，是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增长时期，民国经济史上称之为“黄金十年”。这个黄金十年被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中断，就是早期加入全球化经济造成的输入型危机。民国的黄金增长体现的也是中国人百年现代化大目标，也要面对内外两大矛盾。对内是地主从原来的村内地主变成在外地主，也就是变成在城镇兼营工商业的地主，从而加重了对小农的剥夺。由于工商业地主的收益主要来源于非农业，于是就把原来的秋后算账（也叫“下打租”）改成“上打租”，就是租入土地者必须春前交租；而且由于工商业地主在城镇的经营几乎每天都需要现金，地主就得把实物租改成现金租。这样，工商业地主经营行为的改变，立刻带动金融资本进入农业。过去非货币化、非资本化的小农开始求助于高利贷，于是很多小农户被现代化经济击垮。于是社会上先出现了小农破产、乡村衰败，然后是痞子横行、土匪蠭起。这是民国黄金增长对内造成的代价。

对外经济方面，1929-1933年西方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遭遇生产过剩危机。这个大危机一爆发，重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当时还是白银币制，危机影响下海外白银价格抬升，于是国内白银外流，导致通货紧缩，严重打击了正在高增长的民国经济，造成经济衰退。

政府面对危机，被迫推行币制改革。当时政府请了一帮“海归”设计现代货币体制，放弃银本位制、改为纸币，意味着构建主权货币体系。这本身要求国家主权必须独立且足够强大，因此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紧接着1935年中国改行纸币的时候，日本加紧侵略华北，中国在改用纸币的第一年（1936年）尚且没有改变通货紧缩局面，但到第二年日军即全面进犯中国。此时的政府，必须把有限的贵金属和稀缺战略物资拿去给美国换来军火，而这时候美国人也在向日本供应军火（美国的供应占日本侵华军火用量的48%）。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从通货紧缩迅速转化成通货膨胀。随之是国土沦丧、国家危亡，使民国主权货币成为弱势货币，从1937年起遭遇通胀，一路通胀到1948年。

1948年，被西方批评的国民党政府，再次请海归们搞“顶层设计”，改革货币。其要点是，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承诺以固定汇率兑换黄金的条件，主动放弃国内难以支撑的主权货币，主要靠借来的美元作为货币的信用基础，追求进一步联系美元汇率的现代币制——金圆券制度。

早年的改革，1935年实行的法币制，初期通货紧缩时，货币票面值只有几十元；后来通货膨胀时期票面值变成几百万，再到改成金圆券时开始恶性贬值，其中的新疆票，票面值60亿元才折合金圆券1万元！可见民国晚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到了怎样一个极端的程度。

国民党在大陆的垮台，垮于什么？政治腐败、军事失败、民不聊生……可以列举很多原因。但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往往被忽视：工业化城市化形成的巨大成本无处转嫁。于是民国先自毁货币主权而亡于现代金融，接着恶化了现代财政。1948年之后，既没有现代金融，也没有现代财政，而国民党的士兵可是要拿到钱才去打仗的。当士兵拿到手里的军饷只是一捆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就助推了国民党军队的崩溃。

 

危机软着陆：土地改革与“去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取胜的主要依靠力量是什么？众所周知是靠农民为主力的革命。中国农民几千年都要求“耕者有其田”，而历朝历代哪一位开国之君，都实行均田免赋。均田之后，慢慢出现土地集中——豪强大户占田。于是中兴重臣就要搞改革，抑制豪强。如果中兴重臣被“清君侧”，豪强占田没有被抑制住，这个朝代必然败亡。反之如果改革得以推行，王朝中兴，则可再延续百八十年。一般情况下，搞一次均田免赋就大致构成200年朝代周期的制度基础。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实现了农民的制度要求——耕者有其田。但是要看到，人均分地也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去现代化”的含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均分地，在客观上使占比高达88%的农民人口，跟城市现代化体系的关系大大地弱化了！于是，共产党新政权在接手大城市的管理体系的时候，先要解决不到总人口12%的城里人的吃饭问题。不过，这么小比重的城市人口代表着现代化发展方向，新政府也需要构建现代财政，这仍然是很大的负担！

同时，因为共产党给农民平均分地，被土地改革激发起热情的广大农民，不仅推着小车支援解放军打仗，而且还要向国家缴纳折实征收的农产品实物税，这恰好就是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建立财政金融的物资基础。因此，我们在1950年遭遇延续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难以遏制的高通胀危机时，主要靠农村土改和传统的农业经济，缓解了城市经济危机。

当时国家金融和财政体系的重建非常困难。以重建主权货币体系为例。当时新中国的银行存什么？老百姓叫做“存三白”，白米、白面、白布。但并不是老百姓抱着“三白”去银行，而是银行给出一个价值指数，老百姓去存的时候能计算出买多少白米、白面、白布，到取的时候还能买等值的这些东西。当年，货币、公债和军公教人员的工资都以小米计算，官方文件叫“三折实”。这套折实体系依托于什么呢？主要是广大农民增加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的积极性。

当时西方国家舆论都不认为中国共产党能解决通胀危机。土地改革不但解决了这个危机，农村还长期支持了新中国的工业建设。接着，1980年邓小平搞大包干，又一次按人平均分地到户，称作家庭联产承包。1949年是占总人口88%的农民分地到户，而1980年是85%的农民人口分田种地。只要实现了分田到户，农民就说“有吃有喝不找你”。1980年大包干使得政府只需集中解决15%的城市人口的矛盾。至于大包干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那是后话。

 

输入型危机、高失业率及其在乡土中国的软着陆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后，导致中国遭遇外需大幅度下降、外向型企业大量倒闭、以出口产品为主的民营企业工人大规模失业的危机局面。我曾在很多国际交流场合问西方人：如果你们有上千万人失业会怎么样？西方人往往很直接地说，那我们这个国家就没了。

西方都说“China collapse”，即中国崩溃，说了无数次。诚然，遭遇输入型危机的这个阶段就应该崩溃。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中也曾有大量工人待岗或下岗，包括文革时期上山下乡未消化的大量回城待业知识青年。改革和历史遗留问题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巨大，是西方“中国崩溃论”的又一大说法，实属于典型的危机硬着陆。中国的很多事情，被学者们解释得相对复杂了些。如果简单归结，就是农村长期承载了城市资本危机的代价。如果政策得当，则农村是危机软着陆的重要载体。

中国本来是原住民人口密集的国家。西方人曾经来想搞殖民化，但没有可能把散居在乡土社会的原住民大规模消灭。近年来，中国近3亿打工者这种人口大规模流动情况，在世界上任何殖民化大陆都不可能发生。问问美国多少人失业?如果超过百万级规模，社会就受不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沿海大批企业倒闭，政府主要是靠国债投资于新农村建设缓解了这个问题。尽管推高了政府负债，但    这不失为中国应对输入型危机的宝贵经验。但是，几乎没有西方媒体认真地把中国应对大危机并且成功化解危机的经验告知给世界。

从现象上看中国的应对政策：以前出口退税13%，意味着中国政府拿财政补贴给海外消费者1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外贸订单大幅减少。彩电、冰箱、洗衣机、汽车全积压在库里。此刻，中央政府把13%的出口退税转化，改为鼓励农民买这些商品，提升内需，凡是农村户口，立刻享受13%的价格折扣，而且告诉农民说，这优惠政策只延续到2010年年底！于是，农民一买，全国百户彩电拥有率达104台！这样，靠着农民的庞大购买力和价格优惠的刺激，化解了外需下降、出口不畅的输入型危机。

然而，这还是部分有效的政策，只是把对外国消费者的出口补贴转给了中国农民。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把外需转化为农村为主的内需政策出台之前，国家战略性大前提是什么？须知买彩电得有网络，否则全是雪花；买洗衣机得有自来水，买家电首先得有电，没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没有家电下乡！2005年9月政治局会议提出新农村建设，2006年开始大规模增加对农村的投资。到2009年危机爆发的时候，三年已经过去，国家已经向农村投了几万亿元，用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到2015年，国家累计向农村投了十几万亿元。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大规模投资，既化解了城市的生产过剩，又实现了城乡再平衡。同时也是国家向农村的反哺。

但是，向农村基本建设投资，基本是没有回报率可言的，相当于改变了“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私人资本干不干？不可能干。只有政府按照国家战略意图去投资。这样就有客观上形成的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

华尔街金融海啸以来，美国大量增加流动性救市。中国也如此这般。不同的是救市流向，中国把增加的流动性大部分送到基本建设当中去了。

金融资本过剩大危机横扫全球，“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但只要还有投资空间的国家就赢了，没空间的就输了。所以，林毅夫去当世界银行副行长之前告诉大家说，中国还有20年高增长，因为我们的内陆空间广大！而且，他当了几年世界银行副行长回来又说，中国还有20年高增长，为什么呢？还是因为我们的内陆空间足够壮大！

 

“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要靠三大差别的再平衡战略来缓解

 

相对于新时期的主要矛盾而言，结合国家的生态文明战略提倡乡村振兴，内涵丰富，大有可为。据此看，农村治理如果试图将国家行政权力直接下伸到老百姓炕头的办法是不明智的，除非让农村恢复村社自治。恢复村社自治的前提条件是实现均田免赋。我们1949年均了田，但直到2006年才完成免赋，二者间隔了47年。现在，国家是要通过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立法，把均田免赋这套政策历史性地继承下来，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稳步推进综合性的农村组织化建设。

客观地看，日本、韩国包括我国台湾，到现在依然也是小农经济。放眼东亚社会，尽管城市化率都已经90%以上了，都已经现代化了，但是都改不出小农经济，因为那是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中国进入工业文明不到100年。这100年，中国的现代化经过了多次波折，其实都折在不可能向外转嫁成本的内生型工业发展上。如果没有办法学西方向外转嫁工业化成本，就要有一套制度安排，如何使内向型成本转嫁不至于引起对抗冲突。我们要好好归纳分析中国人危机软着陆的制度经验。东亚的日韩、我国台湾和越南，近代都做了同一件事，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平均分配土地。于是，下层社会以小有产者为主体，成为国家稳定的基础，形成了稳态社会，再之后都进入了工业化。整个东亚社会至今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稳态结构。比较其它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搞得了东亚的土改模式。

农业属于多重风险的领域，但农民抗御风险能力低下，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小农户就得卖地，卖掉地就得去城市，在城市大量贫民聚集，形成贫民窟。贫民窟就是黑社会控制。愿意做比较研究的人，应该研究拉美化。近20年来，中国很多人强调加快城市化，有道理。但你最好去拉美国家看看。那里大都是城市化率高达70-80%以上的，比我们现在要达到的目标高得多。但哪个国家能实现有效治理？都不可能。今天都知道巴西、委内瑞拉出现了这个那个颠覆性变化，难道仅仅是石油价格下跌吗？不，是因为他们都超前城市化了——意味着雇佣一个贫民窟的劳动力，必须支付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全部成本，得能够养家糊口。

在我们这儿已经是两代打工群体了。为什么第一代农民打工者给点钱就来了？是因为他在农业上获取现金能力低、必须支付的现金开支却在增加；而他们外出打工只得微博的收入，但他们家里已经分了地，这是农村小有产者的家庭劳动力外出工作零风险的制度基础。靠巨大劳动剩余的贡献，中国工业化才成功的！

大家都说刘易斯拐点，我给自己助手布置的课题叫“刘易斯拐点偏移”，因为城市工业只使用17-30岁的农村劳动力。所以，中国的真问题就是“掐草尖”，产业资本只把农村年轻劳动力作为草尖掐走，留下的中老年草根们承担了草尖劳动力的转移成本。

这些事情说清楚了，就知道中国为什么和南亚、拉美不一样。我们如果要把劳动密集型产业搬到非洲、拉美去，能搬吗？搬不了！拉美非洲劳动力的表面价格低，实际成本高得多。因为劳动力消费的食品和一般生活用品大部分要靠进口满足，任何外资企业雇佣属于正规就业的劳动力都会遭遇复杂困境。殖民化大陆没有中国乡村这种草根基础。中国现在只是统计上城市化达到56%（2014年），户籍城市化要低得多。

中国处理危机的经验，无外乎就是政府面对生产过剩，采取了对内进行大规模战略性投资的 “中国模式”。国家直接操作对内战略性投资，相当于中国这种无限责任政府履行无限责任的做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制造三大差别之后能够再实现三大差别的再平衡。中国已经做到了两个，近年来正在做第三个。

 

（一）区域差别/沿海内陆差别的再平衡

当1997-1998年发生第一次生产过剩之际，党中央和国务院研究出台了一系列区域差别再平衡政策。

市场化的经济改革20年，西部落后了，东北落后了，中部也落后了。国家应对危机要上基本建设投资，于是连续搞了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三大战略规划。这三个大规模投资战略贯彻下去之后，中国实现了区域发展的基本平衡。这件事情，只有中国这种承担全民责任的无限责任政府干得成功。

简言之，中国已经通过对上一轮生产过剩危机爆发时采取的投资拉动战略，实现了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再平衡。这表明中国已经积累了化解“不平衡、不充分”这种新时期主要矛盾的经验。

（二）城乡差别再平衡

百年来人们追求的农业现代化怎么实现？是趋向于美国式的、澳洲式的？还是东亚的日韩模式？然而，如果纵观中国5000年农业，我们用这么少的资源养活这么多人，西方人到中国来说，只有你们中国的农业是最可持续的。如果按照新时期的生态文明战略看，什么是农业现代化？生态化的可持续农业，乃是最高层次的现代化农业。不可持续的农业，再现代化也是有害无益。

中国政府2005年推动新农村建设，向农村基本建设和社会文化等领域大规模投资。政府十几年来连续维持三农投入在财政支出中占比最高之后，中国人实现的第二大再平衡就是城乡差别再平衡。

现在农民的孩子上学全免费还给午餐，农民医疗保障采取了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即新农合。目前，一些地方已经试点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使农村居民也能平等享受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待遇。农村中各项由财政开支的福利保障，现在相对而言并不比城市差。当年我们所强调的农民的国民待遇，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有些人说我这个地方没有实现，那是地方上是否认真落实的问题。若从国家大政方针来说，城乡差别再平衡已接近于实现。

（三）贫富差别再平衡

这个再平衡是最难的。

三大差别再平衡，如果中国真的全面实现，足以证明我们这个政府在占有全民所有制国家资本及其收益的基础上，仍然是为全民承担无限责任的政府，西方能实现三大差别再平衡吗？遭遇危机爆发失业，到底怎么办，没有生计的社会群体就上街了，一般发展中国家连医保和社保都建立不起来，那还比较什么？这样看，就可以拿中国经验去充实经验自信，再进而形成制度自信，理论自信。

 

                                           （编辑  苏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