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金融新秩序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进程已经逆转，经济虚拟化带来的阶级对立日益凸显，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危机正在往深度演进。中国经济需要保持其社会主义的特质，为人类探索出一条金融社会主义的新路。

“好”的金融是经济体系的造血器官，而“坏”的金融则会成为经济体系的吸血怪兽。金融社会主义实质就是好的金融。金融的本源是服务实体经济，而不是自我循环；金融应成为普通民众获得合理财产性收入与分担财务风险的工具，而不是成为民众财富的收割机。

金融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是指在金融这一资本主义特征最为突出的领域，仍然能够应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既利用金融又能驾驭金融。可以说，能否有效驾驭金融资本，是检验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避免经济脱实向虚

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走了一条实体经济立国的道路，金融资源绝大部分流入实体经济，支持了中国经济发展。①

然而，今天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脱实向虚”的压力。中国已经由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也促使大量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去追逐投机暴利。中国经济如果走上虚拟化的道路，面临的问题将比美国更大，因为中国并没有美国搞金融霸权、让全球分担其金融风险的条件。

中国市场空间大，具有产业发展的巨大腾挪空间。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外流、本国产业空心化的老路不应在中国重演。目前我国东部部分制造业正在向中西部转移，我们可以主动引导这一进程；同时，中国通过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两洲（非洲与南美洲）战略，形成主要面向南方国家的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的全球战略，拓展了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市场空间，中国开发性金融服务业相应为“走出去”的企业和项目服务，增强全球服务能力和全球服务半径。

发展社会主义普惠金融，让人民真正从中得益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认为金融需要大众化，“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那么金融必须为社会的每个成员服务，并且其服务必须有相当的深度与广度。”①

普惠金融需要让普通人分享金融资本收益，而不是将金融市场变成一轮又一轮的“割韭菜”机制。凯恩斯曾经告诫，为了公众的利益，普通人进入赌场的门槛很高，而股市也要做同样的安排。② 中国有接近1亿的散户参与炒股，20多年来股市信息和资源高度不对称，弱势群体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股市的“灾民”。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真正的普惠金融如同上善之水，能够润泽人们的生活，而不是洪灾肆虐。经济生活中充斥着各种算计圈钱的所谓“金融创新”，但是真正能够为老百姓提供普惠式金融服务的创新却太少。草根创业者、贫困大学生如何抵押未来收益开启职业生涯？中产阶级如何分散其财产风险？个体如何共享新技术的收益？这些都需要好的金融创新。

社会主义制度下普惠金融是新的金融共同体。市场经济将个体从集体共同体中抛出，原子化的个体无力抵御现代社会的高风险，真正普惠的金融创新应该是在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前提下，重建风险群体共担、收益群体共享的新共同体。

罗伯特·希勒提出建立新金融秩序，以实现大规模的风险共担。① 他说的大规模风险共担的重要前提，是数据时代的到来使风险的识别和评价更加容易。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当这种风险共担机制通过提供对冲机制使得经济体系更稳定的同时，也空前放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新的金融共同体不是自组织的金融共同体，而是政治金融共同体，需要政治实体来处置金融风险点，防范道德风险，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统筹运营金融资源，服务国家长远发展

金融资本如同河水一样流动，控制得好可以造福社会，控制不好就会造成洪灾。治理的方法就如同大禹治水，既要疏，也要堵，以疏导为主。需要给老百姓提供稳定、持续的财产增值机会。

由于市场的短期、分散性资金与大规模、长周期投资回报之间的不匹配，使得社会的总体资金相对过剩与国家建设资金不足的情况并存，需要通过有效的政策供给引导市场资金服务国家长远发展。

我国具有巨大的公共投资需求缺口。复旦大学教授史正富认为，我国在国家安全、广义生产要素（包括生态、能源、人力、资源、科技等）等领域投资不足，之所以投资不足，是由于这些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高度不确定性及收益的排他性。他提出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由央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基金，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带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这种基金在中、短期难有回报，但具有长期的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

这种将市场优势与社会主义优势结合的制度设计，能够将充裕的投资资金用以进一步提高广义积累率，既为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同时也为短期吸收就业、稳定经济提供条件；既可以有效吸纳居民储蓄，又可以为居民的投资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渠道，让居民共享国家长远发展的红利。

避免住房资产过度金融化，回归其民生品属性

住房是基本的民生用品，甚至不是普通商品，更别说是金融品。当前住房金融化的一个结果就是住房市场空前的非理性繁荣，2006-2015年10年间，我国住宅竣工面积达到了176亿平方米， 相当于每户竣工近44平方米。①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6.6平方米。② 我国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和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难分伯仲。但与此同时，许多低收入群众望楼兴叹，买不起房。

住房金融化也加剧了财富所有者与劳动阶级之间的分化。居民财富中住房占了大部分。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研究表明，住房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法国与英国两国财富/收入比自1970年不断上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住房财富比重的急剧上升。③ 中国的情况有过而无不及，目前中国的居民财富，六成左右都是房产净值。④

这使得社会分化为炒房阶层、自住房阶层和无房阶层。炒房阶层就是所谓的“投机资本家”，在房价暴涨的过程中空手套利；对于自住房阶层，住房对他们的意义是使用价值而非金融价值，房价的涨落对他们如过眼烟云。

一线城市的底层则沦为“无房阶级”。当一座城市的房价已经上涨到依靠劳动收入（无论多高的薪水）都无法购买的时候，房价就已经成为划分资本（特别是投机资本）阶层与劳动者阶层的天然界限，并摧折劳动阶级通过诚实劳动和奋斗过上美好生活的信心。

如何控制房价？仅靠限价为主的政策显然无济于事，房价调控的历史表明，越是严厉的调控政策，越是带来下一轮的报复性增长。治本之策就是落实中央提出的“住房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这一根本定位。改变住房的投机品属性，回归其商品和民生品的属性。

首先要在去金融化上下功夫，降低住房资产的流动性。在当代社会任何资产都可以金融化，去金融化，就是降低其流动性，提高住房资产变现的难度。一是通过限售遏制频繁交易，例如2017年的房地产调控中，有的地方规定购买的住房若干年之内不能交易。这种降低住房资产流动性的政策应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是加大持有投机房产的成本，征收物业税或房产税，特别对三套房以上者要按照累进税率征收。三是严控住房贷款的杠杆率，比如对于二套房以上的交易提高首付比例，对于三套房以上者必须全款购买。

其次，实施供需总量的调控，使得土地的供给增长与需求增长大体保持平衡，这就不会造成一房难求的状况。许多地方政府通过限制土地供应抬高地价，可谓是反其道而行之。其动机可能是为炒地皮。

真正的供需平衡的计划，是根据需求变化来逐步增加土地供给的方式，根据每年住房刚需以及改善性需求增加量，有序增加土地供给，以避免因为供需失衡而炒作地价、炒作房价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政府需要管住自己炒地皮的冲动。“土地财政”的职能不是卖地，而是像重庆等地那样为了公共利益运营土地，实施土地收储，按城市发展实际需要将其逐步投入市场，利用土地未来的收益进行城市建设的融资，使得土地的涨价收益落入公共财政的口袋，而不是落入私人开发商和炒房集团的口袋。这才是与市场经济融合的土地运营方式。同时，要通过政府的平准机制，抑制住房价格的爆涨，改变房价单向上涨的预期，让炒房者和乱炒地皮的企业血本无归。

第三，要大力推行租赁转“共有产权”住房制度。租房是支付使用权的租金，而贷款买房则是支付所有权的利息。房客永远是过客，而“房奴”则可以变为房主。劳动者收入增加的速度，无法赶上房价上涨的速度。如果说股市上涨的时候是贪婪，下跌的时候是恐惧，房市则是炒房者的贪婪与刚需群体的恐慌交织在一起，从而推动了房价的暴涨。

租赁转购买制度的根本就在于服务刚需。刚毕业的青年人能够通过这个通道分享租房的资产升值收益，他们既是房客，又是未来的房主。建设大批政策性住房，由政府低价供地，并由政府回购。政策房规模要达到市场占有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政府将房子租赁给刚需群体，在租赁期间可以实施“租购同权”，与购房群体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达到若干年限以后，租赁者可以申请按照“共有产权”购买，购房者可以终身使用，可以继承，但是不能自由交易。共有产权实质是限制住房的投机品属性，而充分保障其民生品属性。

设立政府金融市场平准机制

金融市场的本质是非均衡的。由于金融体系内部相互拆借，金融风险很容易演化成系统性风险，一旦触发危机就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只有通过政府的强有力干预去除过度杠杆化，才会避免暴涨暴跌和系统性危机。

好的金融市场不能鼓励暴利，而需要建立相应的政府平准机制，抑制波动，避免资金恶意炒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云同志领导的稳定财经的战役就是对平准机制的成功应用。建国初，若干大城市发生通货膨胀，市场投机活动极其严重。为了稳定金融、狙击市场投机活动，陈云同志领导了一场阻击战，商业、银行、财政、税收，四路进兵。商业上由政府逐步抛售热炒商品、打击囤积行为，使市场物价不涨反跌；同时，银行贷款限制借出数目，控制货币投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去杠杆”）。几方面力量共同作用压制了投机商的力量，商人最后只得跟着政府调控的意图走，从而平稳了物价。

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如何驾驭资本有重要启发意义。市场经济的金融战，同样需要国家队。设立国家队的目标不在于盈利，而在于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被少数人收割，保障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保障国家利益不被境外势力侵袭。作战方式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国家的组织力，统一领导，集中发挥力量，有效地压抑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

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在全球金融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国际上的金融大鳄经常是以做空主权国家来获利的。1992年索罗斯做空英镑获利丰厚，使得英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背后同样是国际金融大鳄的金融战。中国如何在这种残酷的金融斗争中保障国家利益，除了设立防火墙之外，同样需要金融的国家队，以对抗金融侵略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