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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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自治: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国际合作的本质是“协同的单边主义”。各国独立的政策改革会对他国产生影响,并进而在整体上促进或者抑制全球经济增长。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应改变既有的财政紧缩政策,协调宏观政策,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微观经济改革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本文提出的“协同的单边主义”机制,包含了“实验主义治理”理论的四要素,即宽泛的框架性目标、各国自主探索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工具、同行评估,以及手段和目的相互反馈性调整。将通过对国际合作机制内在逻辑的梳理,深化G20议程的讨论。

2008年世界各国都陷入了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六年过去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复苏过程仍然步履蹒跚。全球经济不得不面对低增长的“新常态”(the New Normal)。许多经济学家呼吁增强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的国际合作。当决策者事实上只根据其国内授权制定政策的时候,何种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呢?本文认为,当存在一种全球体制,在此体制下“协同自治”能够带来好的结果时,国际合作是可能的。特别是全球经济危机的出现使得国际合作再次成为必要。

本文特别强调,在合适的环境中,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协同的单边主义”有助于将全球经济导向较好的结果。

 

“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国际协同和单边主义

布雷顿森林体系:双目标-双工具体系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的是防止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局面的重演。但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需要追求“内部平衡”,同时也需要一个能保证“外部平衡”的工具。对每个国家来说,财政政策被用来保证充分就业,而货币汇率被设置在这样一个水平:在此水平该国能够使其出口具有充分的竞争力,出口所得可以支付在充分就业情况下所需的进口。这实际上是一个“双目标-双工具”的体系。

IMF负责监督每个国家的政策调整过程。任何一国汇率的调整都需要达成国际协议。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运用自己的财政政策追求国内充分就业的目标,而不用担心全球经济衰退会使这种可能性脱轨。但在这样一个体系中,需要发挥“协同自治”的作用,因此要加强协调工作。首先,需要对每一个国家的汇率都达成国际协议。第二,IMF被指定为遇到外部平衡困难的国家提供流动性支持。第三,需要对各国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进行监督。

凯恩斯曾担心,美国即使处于国际收支盈余的状态也不愿意调整汇率,因为它希望通过低估汇率以促进出口贸易;或可能通过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替代汇率的调整;或可能试图对缺乏竞争力的边缘国家施加外部平衡的压力,从而导致全球衰退。

亨利-迪克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则担心,第二梯队的国家(特别是英国)在处于对外收支赤字时,可能拒绝约束其国内财政政策,这时,调整其名义汇率时,将不会带来纠正其对外收支赤字的效果,而只会带来通货膨胀。

在很多年内,全球储蓄被有效地用于投资——通过“马歇尔计划”和世界银行,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关贸总协定致力于推动贸易自由化。凯恩斯和怀特的担心都最终未能成为现实。

浮动汇率的国际货币“无体系”

20世纪60年代晚期,随着技术知识向德国和日本的转移,以及美国国内的通胀水平未能得到很好控制,导致美国国际竞争力逐渐衰弱。最终,1971年针对美元的投机性攻击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关系被废除,转变到各国汇率相互浮动的制度。

直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恢复了增长。在发达国家之间,“布雷顿森林体系”被重新出现的“无体系”[]所取代,不同的是,各国有了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但是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又内嵌于浮动汇率的国际货币“无体系”之中,不存在国家间互动行为的全球治理机制。IMF不再履行其早期的职能,转变为治理第三世界国家金融危机的机构。

直到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新的“无体系”带来了一个经济持续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的非凡时期。处于边缘国家的实际收入水平趋近于更发达国家的水平,这首先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经济奇迹,随后是中国的崛起。

货币政策的单边主义,发达国家和东亚之间的不平衡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是一个“单政策目标/单政策工具”的宏观经济体系:运用货币政策积极追求内部平衡,目标是控制通胀率和资源的充分利用。浮动汇率使各国可以使用本国的利率作为政策工具,影响汇率,以抵消国内冲击的影响,或隔离来自国外的冲击[]

财政政策被局限于保证公共部门收支平衡。外部平衡不再作为政策目标,因为在一个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环境中,各国都能够从国际上借款。尽管对美国和其它国家间的不平衡状态的评论持续存在。

在这样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的“无体系”中,即使各国独立行动,每一个国家都能实现其所想实现的政策目标。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国际合作——甚至是国际协调——都是不需要的。这就是单边主义,它甚至都不需要“协同自治”。

1980年代起,国际经济秩序随着东亚的崛起变得更为复杂。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危机之前的信用扩张是建立在风险成本被低估、固定汇率体系为支撑的基础之上的。危机之后,东亚的经济增长再次恢复到令人瞩目的水平,这一次主要由中国带领。

因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有非常庞大的贸易赤字,所以如果他们希望实现充分就业,就需要非常低的利率。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将国内利率降到了历史性低点。这一政策的结果是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更大的贸易盈余——以及美国的贸易赤字。

由此产生的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看上去并不构成问题,而只是反映了东亚向美国的贷款。这种全球的“无体系”并不需要国际合作,甚至都不需要“协同自治”。这个系统同样被认为运行良好,直到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果

危机开始后即刻的合作

2008年的金融崩溃和随后的去杠杆化,导致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快速的经济衰退。

20094月在伦敦召开的G20峰会上,各国决策者与IMF紧密合作,一致达成的宏观经济扩张政策,在防止金融危机演变成又一个“大萧条”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每个国家的利率降低至零时,货币政策的作用将非常有限。各国同意实行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政策以应对全球总需求的崩溃[],这意味着每个国家又多了一个额外的政策工具。每个国家的财政扩张政策都会有溢出效应,一致行动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将受益于其他国家正在实行的政策。这种形式的财政合作是一种“协同的单边财政扩张”。

20099月在匹兹堡召开的G20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承诺他们将相互合作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他们启动了“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政策框架计划。该框架导致了一个多边合作过程的创立。通过这一多边合作过程,G20领导人首先为世界经济确认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目标;第二,对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一系列宏观政策措施达成一致意见;第三,G20领导人承诺将对实现他们目标的进程进行相互评估。G20互相评估过程(G20 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 G20MAP[])是与IMF合作治理。G20MAP可被视为在全球宏观经济决策中,将“协同的单边行动”制度化的一种努力。

许多人都希望,G20MAP能够提供当前所需要的一个框架,使决策者可以开展国际合作以刺激全球需求,并保证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财政紧缩:需要矫正的错误选择

2010年年中开始,各国决策者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尽管许多国家需求不足,但开始实行财政紧缩政策。20106月在多伦多举行的G20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决定撤回财政支持政策。从那时开始,美国、英国、欧元区特别是德国,纷纷采取了相应的财政紧缩政策行动,各国政府各自决定其财政紧缩的程度。

政策工具的短缺很快显现出来,特别是经济复苏刚开始而利率处于零边界上[]。结果,尽管短期利率已经不可能再降低了,可是美国和英国以及欧元区还是都实行了量化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发展。但是量化宽松政策能够取得的效果是有限的[]

财政紧缩与量化宽松同时并施的成本巨大。每个国家在巩固其财政状况时给其他国家带来了重担。发达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零边界利率及量化宽松)以降低公共赤字,同时刺激经济增长,但效果不甚理想。

如果在利率不很低的情况下,各国采取财政紧缩政策是可能奏效的。在任一国家,实行财政紧缩可以降低公共债务,而降低利率和低估汇率可以保持资源的充分利用,并补偿因财政紧缩而减少的需求。如果该国足够大并且低估其汇率,全球的利率都会降低以维持世界市场的总体需求。如果所有发达国家都实行这样的紧缩政策,他们之间的汇率将保持不变;但是全球利率仍将保持低位,从而刺激所有国家的需求增加。这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2X2模型,在这种情况下,单边的财政巩固政策将带来好的结果。

但是当利率降至零边界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利率不再能够伴随财政紧缩政策而下降,因而需求和产出都将持续减少,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增加了巩固财政的困难。

当然,量化宽松有助于缓和需求的下降。但量化宽松在刺激国内支出时只是部分有效。其起作用的主要方式之一是通过低估汇率刺激净出口。显然,这一种政策会给其他国家带来负面后果。例如“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可以说,量化宽松政策带来了很少的需求创造(通过刺激国内总需求)和很多的需求转移(通过削弱国外总需求促进净出口)。这形成“汇率战”。

“汇率战”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当全球需求短缺时,一国采取财政紧缩和量化宽松政策,会给其它国家带来“需求转移”的损害。当所有发达国家同时采取此类政策,“需求转移”效应在这些国家间相互抵消。总体而言,“需求创造”在这些发达国家非常有限,因而总体效果是世界总需求和总产出都将变得很低,各国的预算状况也不会得到多少改善[]。很显然,这是福利的损失[]

明了各国激进的财政紧缩政策所造成的错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财政政策的效应不能为货币政策所抵消,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会更大,这正是利率在零边界时的情况(量化宽松政策只能稍微缓和这一问题)。此外,由于迟滞效应,产出下降会减少经济的供给潜力,因而紧缩政策可以变得“事与愿违”。本文的另一个论点是,一个国家的紧缩政策将导致其他国家的产出和税收的减少。

G20的国际合作使得这些问题曝光,并将采取相关行动予以纠正。但遗憾的是,由G20主导的“协同的单边紧缩”过程似乎将事情弄得更糟, 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

当然,速度较慢的财政紧缩意味着更大的财政赤字。这需要在经济复苏增强的同时,对财政纪律有一个长期承诺。但对于美国、德国、英国来说,他们似乎有着许多各自不同的原因,使得他们不愿意朝着这个方向前行。

总之,财政紧缩使得全球政策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协同的单边主义”:全球经济增长的目标

基础设施投资和微观经济改革

对国际合作的需要终于得到了承认。2014920-21日在澳大利亚凯恩斯(Cairns)召开的G20财长会议的公报宣布,“我们将考虑近期的经济状况,继续灵活地执行财政政策,以支持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同时将公共债务占GDP的份额保持在可持续的轨道上”。2014102日,IMF总裁拉加德在华盛顿的演讲中,对朝此方向的行动表达了强有力的支持。

澳大利亚的策略是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微观经济改革,以追求全球总需求和总产出的增长目标。同时,澳大利亚也要求各国选择适合自己国家的方向前行。这一策略既是协同的,也是单边的。

澳大利亚推进国际合作的策略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 “宏观经济和改革优先重点”文件中阐述理念。澳大利亚官员要求IMF在文件中明确列出宏观经济政策可能的改变、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的措施[]、以及供给方进一步改革的方案[11],以便各国能够从中进行选择。悉尼会议最终确认一项“全球增长策略”。该策略是有意识地设计为一个“协同的单边主义”进程,其结果是一整套的政策改变,其综合效果可能将全球产出的水平在2018年提高两个百分点。在悉尼会议上,这个2%[12]的数字被采纳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目标。

第二阶段,要求各国在20146月之前,考虑他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实际改革方案,作为他们在整体策略中所承担的部分。在那次会议上各国提出了他们具体的改革方案。

第三阶段,对每个国家的改革方案由G20的其它国家进行“同行评议”,以便拿到20149月在凯恩斯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那次会议通过了“布里斯班行动计划”,并确认了一系列补充的政策措施以实现集体经济增长的宏伟目标。

最后阶段,是201411月在布里斯班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上对“布里斯班行动计划”达成一致。会议的公报说:

今年我们设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到2018年G20的GDP至少增长2个百分点。IMF和OECD的分析表明,如果我们的承诺得到完全的落实,GDP将增长2.1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全球经济将增加2万多亿美元。

这一行动看来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重要步骤,而且这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计划。这是一个持续的合作过程,此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微观经济改革将刺激全球的总需求。如同东亚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将一个问责的体系制度化以保证各国切实执行他们所提议的措施,看来是重要的。

 

“协同的单边主义”策略为何有效?

刺激发达经济体的需求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并进行供给方改革的策略,在导致投资增加的意义上将刺激全球的需求。这会带来资本资产的增加,新创造的资本资产将提高供给方的产出潜能,同时也会在投资期内增加需求。这一点在凯恩斯G20财长会议的公报中表述得很清楚:

投资对于刺激需求和促进增长都至关重要。

但是,“刺激需求”政策如何与寻求削减公共支出并提高税收的财政紧缩政策协调一致呢?

一个答案是,公共部门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将部分地来源于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的合伙关系(PPP)。澳大利亚财长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G20内部存在的广泛共识认为,各国政府已经不再具备提供基础设施的预算能力……除非我们与拥有大量资本的私人部门形成合伙关系,否则在中期内,我们将不可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

第二个答案是,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使发达国家缓和国内的紧缩政策。基础设施投资将创造新的资产,这些新资产可以作为追加的公共部门贷款的抵押物。决策者知道新增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会导致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因而会愿意缓和紧缩政策。

公共部门的投资是需要时间才能投入运行的。修建一个新机场、一个道路网,或者改造一个港口,都需要耗费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但是这仍然与下一个五年内的刺激需求活动的目标是一致的。

然而在短期内,需求的增长仍然要来自供给方的改革,即劳动力市场改革、促进竞争、以及增加市场准入。很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供给方改革的正效应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体现出来;而在最初几年,人们甚至往往只能得到负效应,就像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推行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一样。

供给方改革的目的不仅限于降低成本,同时也要促进私人部门投资的增加。公司必须认识到,供给方改革降低了他们的生产成本,为在未来卖出更多的产品创造了机会,由此而鼓励他们增加投资。投资增加将有助于提升工资收入水平,导致需求和产出的增加。如此,私人部门就和公共部门一起促进了发达国家内需求的增加。

但这并不能保证发达国家供给方的改革是充分的,以至于能够鼓励这些国家的需求增加,正如令人失望的欧洲“里斯本进程”的结果所展示的那样。“里斯本进程”旨在通过微观经济改革,刺激欧洲需求和产出的增加,特别是欠缺竞争力的南欧国家。但改革没有得到推行,也未对这些国家的需求产生多大影响。

总体而言,发达国家中私人部门投资仍然处于非常软弱的状态,因此刺激公共部门投资是提振需求的根本途径。

刺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需求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情况截然不同。必须建立可靠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以抵御来自国外的冲击,并使得更快的需求增长成为可能。增加公共部门投资非常关键。但在这些国家内,供给方的微观经济改革在创造私人部门的新增投资方面特别重要。

在这些国家中,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或者更一般的资本有效利用的机会,都被许多阻碍因素所抑制。国际贸易的开放,特别是参与国际价值链提供了大量机会。但竞争(尤其是服务业的竞争)总是受到规制政策的限制,并阻碍了新企业和创新企业的诞生。印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某些阻碍因素能被克服,这些国家将产生更多的投资机会,也会带来更广泛的收益。

此外,供给方的改革可以降低国家风险溢价,从而进一步刺激投资。日益增多的支持投资的金融资源使得政府能够实施更宽松的政策,从而公共部门能够投资更多的基础设施。

成功的供给方改革将直接导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私人部门(以及可能的公共部门)投资的增加,从而刺激全球需求。

国际溢出效应

新兴市场经济体所需要的巨大投资意味着对发达国家资本流入的需求,但是,目前仍然存在很多金融障碍阻碍了这样的资本流动,这些障碍包括限制性的金融管制、缺乏长期融资的深度市场,以及缺乏对金融收益的规划和实现的能力。如果这些障碍能够被克服,外国直接投资增加所带来的金融资本流入,将推动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的增加,从而有助于促进全球需求的总体增加。

当然,这样的资本流动需要得到很好的管理。对国内经济的宏观审慎管理、以及提供全球流动性的国际合作,对于这样的资本流动是至关重要的补充。

如此海量的资金跨境流动,除了在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和需求的作用外,其所带来的全球影响是意义重大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大规模增加的投资将提升对于发达国家商品的需求。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出会导致发达国家汇率的贬值,提高对这些国家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需求水平。这将提升发达国家贸易部门的利润率,从而鼓励其国内投资,这又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新兴市场经济体:需要提供全球流动性方面的合作

最后,将新兴市场经济体更好地隔离于全球经济冲击是必要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低利率政策已经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了不良影响。它导致了不稳定的资本流动、过大的汇率变动,并给金融稳定性带来了风险。自2008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并不需要低利率。但当它们提高国内利率时,难以抵御因发达国家低利率政策引起的海量资本流入的冲击。许多国家都经历了由国际套息交易推动的资本流入所引起的金融泡沫。这导致这些经济体汇率升值(很多情况下是过度升值),而这也不能对冲金融泡沫的程度,使这些国家很容易发生货币崩溃。自2013年后期开始,当美联储暗示将提高美元利率时,对美元利率一定会上升的预期导致印度、土耳其等国汇率大幅下降,同时导致中国日趋从紧的金融条件。

在现实中,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和浮动的汇率使这些国家不可能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使自己免受国外低利率的影响,这正如“三元悖论”所指出的[13]。同样,这些国家也不能抵御国外高利率提高带来的冲击和影响。雷伊曾经指出,“三元悖论”事实上就是一个“不可能困局”。由于国际资本市场是开放的,即使允许汇率浮动,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无法恰当地保护自己以抵御外部环境的变化。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再一次成为忧虑的对象。自从他们可以在国际上借贷(不同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收支平衡已经不再是重要问题。但是国际收支平衡是表明脆弱性的指标。由于货币升值导致有些国家出现巨大国际收支赤字,他们易于受到资金抽离和货币崩溃的伤害。特别是,当该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规模很大,因而需要长时间的矫正过程时,这一问题将变得非常严重;因为在此期间该国还不得不继续向国际借债。即使它的基础政策是完好的,它也需要从国际上获取流动性,因为私人资本市场无法满足其需求。

现任印度储备银行行长拉詹以及前任副行长莫汗都表示,在这些情况下,美国在制定其货币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其他国家的需求和利益——换言之,这是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根据。但这是不现实的。如果美国采取这样的货币政策,它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美国对其国内总需求的管理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活动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其他国家担心美国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导致过多的资本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另一方面,人们又希望美国采取刺激政策以提振美国经济及全球需求。要使货币政策同时满足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14]

新兴市场经济体担心美国提升利率的行为将导致新兴市场汇率更加脆弱,而不是美元低利率所带来的直接影响。重要的是,美国不应该出于对其他国家稳定性和脆弱性的考虑,而偏离其经济复苏政策。美国仍然需要通过其利率政策来控制通胀并增加产出。这意味着以下两方面的行动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可以将它们看成是蕴含着“协同的单边主义”的过程。

首先,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需要单方面采取政策保护他们的利益并减小其脆弱性。这些政策是与发达国家采取的增强金融管制和宏观审慎政策相平行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需要保持汇率的灵活性,但同时也需要有能力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适量的外汇储备能够支持这种能力。它们也需要审慎地管理资本账户。根据金融不稳定的根源和制度环境的情况,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的资本管制措施可以作为发达国家宏观政策的部分补充。

第二,这也意味着需要国际合作支持新兴市场经济体,为它们提供外汇流动性,当它们因美国利率提升或其它原因而面临资本外流和货币崩溃时,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以支持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单方面政策。这不是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协作,而是治理日益一体化的国际金融体系。

有两种方式可以推动完成上述合作。第一种方式是各国央行间的货币互换。美联储和其他发达国家央行的货币互换是最近金融危机中保持金融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但一般而言,除了中国、韩国和波兰的央行与美联储之间有少量的货币互换之外,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还不能进行货币互换。真正的国际合作应该是通过IMF实现这样的货币互换,而不是由各国央行分别独立与美联储进行双边互换。

第二种合作方式是加强和扩展IMF的政策工具,包括其“弹性信贷额度(Flexible Credit Line, FCL)”和“防范信贷额度(Precautionary Credit Line, PCL)”制度。这些政策工具使得IMF能够对满足资格标准的国家提供流动性,而不干预其国内政策的制定。此时提供流动性的风险便是部分地由IMF(即IMF的股东)承担,而不是像在货币互换协议中由提供储备货币的国家单独承担。

第二种方式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由于“供给方”和“需求方”两方面原因使其难以实施。就供给方来说,IMF的贷款条件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但一般而言,IMF的贷款项目通常伴随着严格的宏观经济政策条件,以确保使得该国有国际偿还能力的政策改革就位。但是由于“弹性信贷额度”和“防范信贷额度”是为那些已经满足IMF对政策框架要求的国家提供流动性而设计的,而获得这两个额度的国家可能会出现不再具备偿还能力的情况;那么,该由谁来承担货币互换的风险(译者注:作为中介的IMF,还是货币储备国)?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仅仅和发达国家实行货币互换,而在2013年的金融脆弱时新兴市场经济体不能进行货币互换的原因。

对于需求方而言,困难来自于这些国家并不愿意为了得到“弹性信贷额度”或“防范信贷额度”而取得IMF的资格认证,因为他们害怕这样的资格认证会被解释为是其脆弱性的表现。更深层的原因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仍然残存着对IMF的不信任,因为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IMF的贷款条件迫使各国采取过分严厉的紧缩政策。。但是“需求方”最重要的困难还在于IMF对配额和治理的改革进展缓慢。这些改革将最终调整各国能够从IMF借贷的配额,以保证其限额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更紧密相连。此外,这些改革也将保证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在IMF执行董事会的投票权重也得到类似的调整。然而,尽管这些改革方案已经在国际谈判中达成共识,但是却没有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认可。IMF治理体系改革的滞后已经伤害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决策者与IMF一起构建国际货币体系的信心。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国际流动性的提供仍然由一个发达国家过度控制的机构来管理是不可接受的。当前这种情况使得IMF的其它贷款机制也很难被广泛采用,即使它们能够很大程度地减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脆弱性。

G20国家需要找到能解决IMF的治理困境的方法,而这也已获得了广泛共识。20149月的G20财长会议公报中提到:

IMF的配额和治理改革仍然是G20集团的一项重要的优先事宜。我们承诺将维持一个强大的、有充足资源的IMF。我们将继续敦促美国在今年底批准认可早在2010年即已达成协议的改革方案。我们将重申2013年圣彼得堡的领导人协定以及2014年4月的协定。

在澳大利亚作为G20轮值主席的这一年里,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提供流动性的改革毫无进展,而这对于这些经济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20152016年,当土耳其和中国作为G20的轮值主席时很可能将其作为重要议题提出。但如果这方面工作仍然无法取得迅速进展的话,IMF国际合作的重心将不再是管理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它也不再是G20国际合作的重心。东亚国家发起的“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金砖国家银行的崛起(最近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建立的全球发展银行)都显示了这种转移的可能性。

 

(编辑  迟晨光)



¨本文源自于20149月作者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办的第13届“亨氏-阿恩特”纪念讲座上的演讲,演讲全文将发表在《亚太经济学文献》杂志上。本文同样基于201412月作者在华盛顿特区参加IMF举行的第十五届“雅克-波拉克”年度会议上的评论。

[] 大卫·万斯(David Vines),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教授。译者: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贾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文为“On Concerted Unilateralism: Raising the Global Growth Rate through 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收录于《Managing Complexity: Economic Policy Cooperation after the Crisis》一书。该书由布鲁金斯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本刊有删节。

 

[]Max Corden最早用这个词语来描述“大缓和”时期。

[]这一点同样可通过“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来说明(Fleming, 1962; Mundell, 1963)。假设美国经济转向低迷,而决策者试图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降低利率。在这种情形下,其他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政策以保持其利率高于美国,而这将导致其本国货币升值。在开放的国际资本市场下,该国货币利率将最终等于(或者近似于)美国国内利率。但它同时可利用利率政策来操纵汇率以使得货币升值效应恰好能够抵消利率降低所带来的影响,从而维持产出不变,或者说维持“通胀率-产出”之间的权衡在其所希望的水平上。贸易调整相对于汇率调整存在一个滞后期。在这样一个调整过程中,汇率可能需要“过度”调整,以更快的刺激出口调节。

[]更详尽的分析请参见Bayoumi (2014)

[]请参见IMF (2014b)

[]这便是BlanchardMilesi-Ferretti (2011)文章的主要观点。Butler (2012), Faruqee& Srinivasan (2012), Subacchi& van der Noord (2012)的文章也持相同观点。

[]量化宽松是一项有风险的政策。它可能导致为追求高收益而发放高风险贷款(这正是导致2008年经济危机的原因所在),还需要额外的政策工具来缓冲风险,金融规制必须填补政策漏洞。但审慎的金融规制政策又限制了信用供给,从而走向这一政策目标的反面。

[]财政紧缩政策将给新兴市场带来更多困难。我将在下一部分对此做更详细的讨论。

[]克鲁格曼指出,关税同盟的成立将最终导致不良后果。自贸区(FTA)的成立的确可以通过“贸易创造”带来积极的福利产出,但同时也将导致他国的“贸易转移”。如果所有国家都这样做,那“贸易转移”效应将占据主导,并最终导致更低的全球福利(Krugman, 1991, 1993)。旨在促进FTA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将使情况变得更糟。

[]推动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被确定,包括移除规制约束并矫正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之处。增加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也在考虑之列。

[11]供给端的改革建议包括:促进竞争(尤其是服务业),解决技能错配的培训项目,税收和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实现技术赶超。这些改革措施将推动各国更好的融入全球价值链。

[12]2%的增长目标的提出,是利用IMF研究部门的G20模型,提出可能的改革方案,通过模型仿真展示在中期内这些政策措施可能带来的结果。这些措施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市场的其它改革,产品市场改革,中期内的财政稳健性改革,中国、德国和美国间需求的再平衡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将在未来五年内带来每年0.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到2018年将带来2.25个百分点的真实GDP增长(相对于201310月的全球经济水平)。如果供给端的增长潜力持续挖掘,这一增长速率将可能持续更长时间。上述改革策略并没有假定财政紧缩政策已经被放弃,但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得到缓和。

[13]特别的,利率和汇率并没有如前文提到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所预示的那样变化。利率并没有朝向“无抛补利率平价”的方向变动,而汇率的变化也并未使新兴经济体摆脱外部干扰的影响。这便引发了3.2节所讨论的问题。

[14]财政政策可能做到这一点。紧缩政策的缓和将减小发达国家对于宽松货币政策的需求,因此将减小此处所讨论的新兴经济体担心的资本流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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