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政治视角看“一带一路”倡议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GDP占全球的份额从2001年的4.16%增加到2011年的10.43%，而同期美国的份额则从32.40%下降到21.72%。这一此消彼长的局面，对既有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带来了现实的冲击，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需要全新的框架进行界定。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希望运用一种全新的框架来解释现实世界，并为未来世界发展描绘一幅美好的愿景。正如他在2015年11月18日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所做演讲时说的那样，中国是亚太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发展起步于亚太，得益于亚太，也将继续立足亚太、造福亚太。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将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

以地缘政治为视角，剖析“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涵，有助于诠释“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心要旨。

中西两种民族国家模式

地缘政治观来源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模式，不同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民族国家拥有迥异的地缘政治观。由于人文环境、地理环境的不同，中国和西方国家基于各自的成长轨迹与特质，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国家模式。

尚武的西方模式

列宁在论述资本主义国家性质时曾经指出：“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的形式统一起来。”[1] 但是这种国家的形成过程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形式，它有许多强制性的内容，更多地体现为政治性，而非经济性使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罗马始终只不过是一座城市，它与占领地之间的联系几乎仅仅是政治上的联系，因而这种联系自然也就可能为政治事件所破坏。” [2]恩格斯指出：在欧洲“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Nationaliti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自己的机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分离。”[3] 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919年在其名著《陆权论》中分析欧洲史时就曾说过：在西欧，英法“两国在18世纪发生的几次大战，主要都是为了防止法兰西的专制政权独霸欧洲大陆。……至于其他战争，都是争夺殖民地和进行贸易竞争的战争”。“东欧整体形势的关键，在于日耳曼人要求统治斯拉夫人；……正好位于西欧外界的维也纳和柏林，都处在中世纪早期属于斯拉夫人的地盘之内；这两个地方，代表着日耳曼人走出本土、向东征服的第一步。”[4]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西方的工业化进程就是一部战争和侵略史。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1500年以来的）400多年里，西方民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西方文明内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并彼此相互影响、竞争和开战。同时，西方民族也扩张、征服、殖民，或者决定性地影响所有其他文明。”[5] 纵观欧美经济社会发展史，“‘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使用武力，依赖于下述事实：欧洲人及其海外对手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稳定地倾向于有利于前者；……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6]

从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出，西方的民族国家进程无疑带有明显暴力特征，其工业化进程也是对殖民地征服以及欠发达民族被迫屈服的过程。即便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还能隐约见到这一历史踪影。这可能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频频遭遇挑战的一个主要原因。

经济居先、文化一体的中国模式

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恰恰与西方相反，我们并不崇尚使用武力，而是注重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正因为如此，当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统一的元朝和清朝后，国家没有分裂，中华民族凝聚力也没有被削弱，中华民族的族群范围也大大地扩充。

中国的民族国家模式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华民族是文化民族而非血统民族，它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而非排他性，这一过程推崇融合，摒弃战争。曾经有美国学者这样说：中国“是一个装扮成国家的文明。”[7] 台湾也有学者认为：“按区别民族，不外种类与文化两大标准，中国古籍中涉及民族之处，多着眼于文化之殊别……孔子论夷夏，则已废弃种类之标准而就文化以为区别……孔子以文化判夷夏，其意在用夏变夷。夷夏既因文化之升降而不定界，则均已失其种族之意义而成为文化名词。”[8]钱穆先生也曾指出：“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9] 这种以文化分华夷的传统由来已久，在《诗经·北山》中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如果没有超越血统的文化作为族类认同的标准，相信没有一个帝王敢于这样说。到了近代，这种文化认同就更发挥到了极致，作为并非炎黄子孙的清代皇帝康熙居然说：“卜世周垂历，开基汉启疆。”对此，历史学家傅斯年进行过精辟的总结：“现代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这一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10]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民族国家模式与西方截然不同，我们的行为方式在许多地方甚至是与西方人反其道而行之的，我们的民族进程和国家进程是同步的，甚至是文化引领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是非暴力，是一种中华文化的浸染，待到成熟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体的了，并不需要武力解决。这种非暴力的民族国家观体现在地缘政治方面，就是经济居先文化一体的发展方式。这在西方主导的地缘政治领域，中国的地缘政治观就难免被误读。

东西不同的地缘政治观

基于民族国家发展历史与路径的差异，中国和西方有着迥异的文化传统，由此表现为不同的地缘政治观。

西方地缘政治观

源于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西方人普遍持有强权与平衡的地缘政治观，认为世界上只能有一超多强的格局，否则人类将不会太平。

陆权论提出者麦金德认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控制了‘中心地带’；谁统治了‘中心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11]为了人类的稳定，应该对世界进行国际共管。“国际共管最有效的办法，似乎是委任某一强国，让它作为整个人类的托管国；……可以让美利坚合众国和大英帝国作为全世界的托管国，来维护海上和平，维护连接海洋盆地的各个海峡的和平。”[12]

海权论者马汉和边缘地带论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认为，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海权国家，为了避免被欧亚大陆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面予以包围，美国应极力保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否则将引发灾难性的后果。马汉危言耸听地提醒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府：“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边缘地带理论则认为：“谁控制了欧洲和亚洲的‘边缘地带’？这是一个对美国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些地区落入对美国怀有敌意的单个强国或数个强国的联合体手中，所导致的对美国的战略包围将使我们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斯皮克曼认为：在争夺边缘地带控制权的过程中，“各国的价值观不同，而这种价值观都是各国自认为不可退让的，在各国试图实践自己的价值观时难免会产生冲突。……每个国家都会觉得，它们一定要保护自己视若珍宝的价值观，必要时可以为此动用武力。”[13]

无论是陆权论、海权论还是边缘地带论都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场所，每个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不惜动武，可以损害他国的权益。

中国地缘政治观

中国自古就具有天下一统的思想基础，认为整个世界都处在一个统一的治理体系之中，中国就是这一体系的核心。虽然体系之中也分内圈和外圈，但所有的民族国家都是向心的。由于中国首创了用文化统一国家的方式，因此中国的国家进程克服了血统和宗教的束缚，规模比任何国家都大，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长达1600年的时间里为世界起到了带头与示范作用。

费孝通先生在总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模式时指出：“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分分合合，纷争不断，但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大趋势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主线。”[14]这种理论的渊源就是中国的大一统思想，认为天下的民族都会统一于中国的文化之下。天下大同的局面是由文化粘结的，“中国人的基本认同感是针对中国文化的”[15]，“民族的认同本质上就是文化的认同。”[16]由中华民族构成的“统一的政治体系、统一的文化体系、以国家为统治的统一的集体行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概念。”[17]“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中，犹如一个不断向外扩大的同心圆，首先是中华各民族内部的民族认同，然后才逐渐扩展为中华各民族的相互认同，最后达到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18]

可以看出，中国的地缘政治观强调的是非暴力、和平和共享。中国是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文化来联系周边国家以获得认同，最终实现和平的共同发展。面对全新的全球化复杂局面时，习近平主席继承性地诠释了中国的地缘政治观，他在2015年10月21日中英工商峰会致辞中曾经说到，“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和沿线各国共同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的“朋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朋友圈”。“一带一路”是多元的，涵盖各个合作领域，合作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一带一路”是共赢的，各国共同参与，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现共同发展原则。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制约因素

面对中西不同的民族国家发展模式和迥异的地缘政治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注定会被西方国家所误读，这需要给以重视，并锲而不舍地付出努力。

地缘政治误读

西方秉持一超多强的地缘政治理念，中国则是坚持文化认同经济一体的天下体制地缘政治观。前者为了维持既有的地区与全球平衡不惜动用武力，后者坚持运用经济的推动力实现自身地缘政治规模与范围效益最大化。持有迥异地缘政治观的两个全球大国，如果不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就很容易诱发对对方地缘政治动机的误读，严重者甚至能够引发地缘政治灾难。

中国学者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实施将促进中国的西进战略，起到战略腾挪的作用，扩大战略空间，减少与美国的直接地缘竞争。”[19]这种理解是从中国式地缘政治观得出的再平常不过的结论，但却很容易被国外学者误读。外国学者的理解是：“中国通过建设公路、铁路、港口和能源通道，能够加深与周边国家的贸易经济联系，以此抵消美国的影响力，并且将印度洋沿岸国家纳入中国的影响力范围之内。”[20] 这类误读比比皆是，比如中国为充分利用现有工业产能与俄罗斯、蒙古合作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认为中国在挑衅他们的核心利益。这些国家一直将麦金德的陆权理论奉为金科玉律，认为谁控制了前苏联疆界范围的“世界岛”中心，谁就等于控制了世界，而中俄蒙结盟无疑是在挑战他们占主导的既有世界格局，因此必须对此不遗余力地加以打压。这种基于不同地缘政治观产生的误读，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阻滞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实施。

安全模式转轨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实力与国际地位就开始大幅滑落，一度沦落为 “东亚病夫”，其独立国家的地位都岌岌可危，还何谈国家安全。而今中华民族处于伟大复兴时期，但衰落时期留给我们的国家安全环境却成了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不摆脱则无从谈发展。作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我们非常依赖远洋运输，但却面临着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马六甲困局”。据美国国防部统计，在中国2011年石油进口份额中，有85%途径马六甲海峡，而中俄和中国—中亚石油管道的输入量只分别占6%和4%。[21] 为此，“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可以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提升开放水平，提高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总量和经济份额，保证海上运输安全，加强政治互信。”[22] 这样一种基于自身安全考量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却遇到了诸多误解和阻力，一些国家出于自身既得利益，对中国的倡议大加反对，甚至设置重重障碍。

宗教观对立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它们都有过政教合一的历史，其宗教教义不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还曾经是一种国家政治的理论基础。今天除中国以外的许多国家，还有很强的宗教干预政治的传统。但在中国，宗教从来没有进入政治舞台，它一直是一种意识形态，可以影响人的思想，但不会左右政治行为，这是与国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到目前为止，西方人的思维还有很明显的宗教烙印。比如亨廷顿就说过：从1944年二战胜利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45年里，‘铁幕’是欧洲的主要分裂线。……现在，它是一条一方面把西方基督教民族分离于穆斯林，另一方面把它分离于东正教的界线。”[23]曾经作为政教合一理论基础的宗教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宗教从未尝试过统治世俗社会，它只是思想层面的理论积淀，并不会对现实的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在千百年来的宗教发展进程中，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统一全国的国教，这可能就是中国经济能够创造奇迹的一个原因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具有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和浓厚的宗教氛围。”[24] 面对众多宗教观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国家，共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周边经济走廊，我们确实面临不小的挑战，应该引起足够重视来完成好这项工作。

民族文化差异

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是一个文化立国的国家，国内各民族是以文化为纽带的，并没有任何带有强制的性质，这与西方依靠武力形成民族国家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当我们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经济更好地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让周边各国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时，基于西方地缘政治观的解读则是： “一带一路倡议”终极的目标是要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国家结盟，形成对美国的包围，最终统治整个世界。殊不知，自人类有文明史记载以来，中国就从未因领土问题而发起战争，中国的战争大多是为了维护文化的统一性而进行的。

而今，“一带一路”倡议必将涉及我们与相关国家在民族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也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诠释

既然“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那么就应该由我们基于自身的民族国家发展史，运用我们秉持的独特地缘政治观，对其进行权威诠释向世界说明，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

推广互利共赢的地缘政治观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就曾说过，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方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互联互通建设，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又进一步指出，要总结经验、坚定信心、扎实推进，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聚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致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一步一步把“一带一路”建设推向前进，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这就是中国秉持的与旧有的西方地缘政治观完全不同、而与“一带一路”建设相适应的新型地缘政治观。我们强调包容、互惠、共赢，不与任何国家结盟打压另外一些国家，强调双赢，不奉行零和博弈式的单赢地缘政治理念，推行双赢乃至多赢的地缘政治观，推动世界走向大同。

传播以发展为前提的全球安全观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开业仪式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分别指出，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洲国家。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及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上述阐述准确反映了中国一直奉行的安全观的核心内涵：我们强调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实现人类的共同和平；反对任何国家以何种形式组成小的利益集团，而将另外一些国家排斥在外；不主张以本国安全为借口，实质损害别国的安全；人类社会只有实现了共同发展，才会实现真正安全。

提倡包容互谅的宗教观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也有助于加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体现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同宗教信仰应当相互尊重，相互包容，避免用自身的宗教价值观衡量其他文明。我们要充分尊重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曾经有过政教合一历史的基督教，要尊重中国无神论的价值观；曾经有过长期政教合一历史的伊斯兰世界也应理解和尊重既没有出现过统一的国教、也无政教合一历史的中国，不应用宗教的世界观作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提条件。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也要防范境外宗教思想对我国的潜在消极影响。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要坚决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

从民族文化求同存异到世界大同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我们要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近睦远交，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2015年10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出席亚洲政党丝绸之路专题会议外方主要代表时指出，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也有助于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沿线国家人民的伟大事业。

这要求，“一带一路”建设尊重不同的文化，坚信所有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要用自身的文化特征来要求别人，这样才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实施。在各国为建设“一带一路”进行密切交往以后，不同文化就会相互交融，最后形成世界大同的文化体系，从而进一步推动国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人类才有可能走向美好的未来。

（编辑  迟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