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建设，健康中国，国家治理，中国体制，G20杭州峰会……围绕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几大热点话题，在2016年9月10日举行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海外顾问座谈会上，来自海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针对当今中国的发展与面临的挑战，谈论国是，观点碰撞，以期为世界经济复苏和中国改革转型建言献策。
政体合法性的跨国研究
在当代社会中支持一个政治体制，使它能够稳定地运作，合法性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认为，合法性和正当性，是任何一个现代政治体制运行的基本条件，否则它很难稳定，也很难有效统治。执政体制要靠一般公民的自觉性，即使不拥护，至少是接纳和认可。没有自觉性的支持、守法、以及尊重，执政就缺少基本合理性。
??? 近几年，东亚民主研究中心在亚洲14个国家或地区做了《东亚民主调查》（2011年-2015年），针对政体合法性问题也做了一些量化研究，并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做了抽样调查。此调查把相关研究细分为四个方面：认同合法性、相对优越合法性、效能合法性和忠诚合法性。其中，认同合法性是指出于价值信念而拥护这个体制。相对合法性，是指尽管人们对这个体制有各种不满意，但它与其他体制相比还是比较好的，或者更适合，从而宁愿在这种政治制度下生活。效能合法性，认为这个体制可以解决国家和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包括解决老百姓最关切的一些议题。忠诚合法性，是指不会轻易地背离或抛弃它，即使处于困难时刻，它也还是值得支持。
??? 朱云汉指出，中国大陆政体的政体合法性不算低，在整个亚洲属于中上水平。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也相当高。而西方认为民主化的台湾、日本、韩国，其合法性非常低，这与它们这几年的运作出现问题，如内部政治冲突、竞争两极化有关系。
在朱云汉看来，这反映出老百姓生活中很具体的一些感受，比如住房、教育、养老、医疗以及环境。在医疗方面，美国医疗体制是一个最坏的典型。从效率与公平来讲，台湾的医疗体系几乎是全世界最好的，这个生态体系既有市场机制的效率和成本控制，又有公平性和覆盖性。
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和超越性
中国的持续高速发展改变了世界格局，也引发了“中国模式”的热议。美国克莱姆森大学教授胡晓波说，美国的学生一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近三、四十年改革变化的首要原因。当然有不同意见，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认为，没有所谓中国模式，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印度、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大国都经历过。他也提醒中国，千万不要走到巴西那个模式。
胡教授认为，从政治战略角度看，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道路的提法有现实意义，可以凝聚社会。邓小平说中国走的是任何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其实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有自己的特点，都不能说是照搬哪个国家的。但如果仅把中国的特点归结为“摸着石头过河”，就很难对它做出合理的解释和预测。“中国模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出一个理论框架，要知道它的原动力和过程，为别人提供借鉴。”
前些年，刘遵义、钱颖一写过一本书，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没有受害者的改革”，这主要从分析80年代中期的双轨制入手。但目前中国社会情况是基尼系数不断增大，社会出现分化，以及老百姓生活中具体出现的一些感受，如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环境等。这都是需要高度关注的。关键问题是要在给定的制度下，如何把不同利益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一个发展的奇迹。
黄亚生批评中国学者只看中国自己的事情，所以提出的理论解释缺乏足够论据。首先需要进行横向比较，从中才能分析中国模式的特色，当然也可以进行扩展比较；另一方面，中国理论必须总结三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它的原动力是什么，改革的受益者，以及在这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它的普世价值和学术价值又是什么。美国人总是为自己制度中的非民主缺陷或者双重标准做辩护，但他们在为自己的制度所做的理论说明是很下功夫的。
??? 对中国道路的理论总结，一方面可以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中国在发展中的超越性；另一方面也是在重塑世界（不仅指西方）的学术话语权。“其实，西方在理论建构方面，如果没有中国的经验，或者不能够拿到中国来运用，它就不能成为一个具有普遍价值的理论。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现象，但它只有解释中国的现象才能具有更加普遍的价值。”
???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表示，中国道路最鲜明的特点是它的实践性。邓小平同志提出恢复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传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包产到户”就是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30多年的探索过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间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到今天中国已变成第二大经济体了。思维是跟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不是一个先验的模式。但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改革确实有自己的特点，需要总结走过的路，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
知识分子作用与智库建设
胡晓波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依靠知识，这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力量所在。
知识分子最大的作用，是要有批判性的独立思考，据此提出独到的见解。“独立思考不一定是不为人民服务，不为国家服务。知识分子不应该仅仅是注释型的学者。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毫无疑问，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智库已经融入国家决策的开放性平台之中，成为中国政策决策体制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我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社会传播力也在不断提升。
关于智库的作用。国内一般认为，智库要为国家服务，服务大众。然而在美国，智库和政党的差别在于：党是一个选举工具，而智库是一个政策工具和选举工具，重点在政策上下工夫。
胡晓波介绍，在美国，智库相对政党或党派有一定的独立性，智库具有政策性的利益集团的背景。国内对智库的作用更在意它的科学性，而在美国，智库的政策性研究更具有利益集团的背景。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下，话语权的建立非常重要，有些智库通过各种形式把它的研究成果和议员层交流，也就是游说活动。换句话说，智库是把政府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它实际上是为其背后的各种利益集团服务。
?胡晓波表示，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下，话语权的建立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十年，倾向于共和党的智库频频出现，因为他们资金雄厚，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就找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在公共政治环境下建立自己的话语权。 智库其实是官学的结合。
??? 也有学者指出，在美国，学者和政府官员互动交流的机制，以及学者在政府、学校和智库之间的轮替机制很值得借鉴。“美国建立智库的制度，你可以教三年书，在政府工作三五年，再到智库研究三五年，再回去教书，他们的互动非常好。美国在智库方面是全球最成功、最成熟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湘穗认为，中国与美国的智库完全处于两种不同的生态，最重要的是资金来源不一样。“美国的智库有协同协作，经常交流，这样才能形成智力的成果。现在确实需要类似于今天的学者共同体，为国家利益、人民福祉或者学术进步协调、协作，发声，这就需要一种方式的创新。”
当然，智库的形成和品牌的建设需要长期的工作和知识积累，没有十几年是搞不出来的。仅靠行政命令命名的智库是没有生命力的，但智库的成长也不能仅靠市场经济或“招商”。
不要低估中国体制的韧性
香港大学教授王绍光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有67年历史，到建国100年的时候，中国的体制将是一个有很强韧性的体制，不像很多人想象得那么脆弱。首先是对中国广大普通群众要有信心，他们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洗礼下成长的，这是根深蒂固的。我们要用毛泽东《矛盾论》的眼光看待现实的世界。在具体政策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常态。在大的政策方向上目前没有问题。要相信党，就是相信政策和体制本身也有很大的韧性。
从国际环境来讲，现在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合法性问题。什么叫合法性，什么叫正当性？好的选项有很多，但不一定是可行的；另一方面，有很多可行的办法又不一定是最好的。
提炼地方经验? 布局健康中国
???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表示，国内的问题，现在更需要关注的是社会治理。现在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才是老百姓最关注的。 她认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最重要的第一是理念，第二是制度。要实现理念和制度的建设，现在更应该重视社会主义理念作为指导思想，就是真正为人民服务，公平正义，给人民以信心和希望，为人民提供安全福利、便捷舒适的服务。李玲表示，健康中国已经进入5G时代，要围绕这个理念进行制度设计。
中国的医改推进多年，到今天之所以没有突破，首先不是利益集团问题，而是理念不明确、没有系统的制度重构。多年来我们的医院成了挣钱的机构，这个不是简单取消事业编制或取消药品加成就能解决的。要系统地重构整个生态环境，并围绕它进行制度重建。
在中国，地方上总能冒出“星星之火”。福建三明是医改成功的突出案例。三明是个穷地方，2013年有12个县，280万人口。它的医改也是被逼出来的。当时全市医保亏损3.5亿，必须改革。当时的市委书记认为，必须改变医院靠卖药挣钱、让老百姓过度医疗吃药的局面。改革是综合性的，实际上是重构系统。医改的核心第一是政府，改革办医、管医体制，然后是医保服务以及配套的药品门槛。这样建立了新的机制， 每个齿轮联动起来，效果非常好。政府办医了，改革使得药品加成取消了，耗材不让创收了。
??? 因为改变了整个生态环境，路变了，路标也变了。医院院长必须按照政府办公立医院的要求“开车”。院长的年薪封顶，而且必须通过年终考核。由于整个激励机制发生了变化，医院就真正回归到它本该做的事情上。
三明12个县的22家医院医改齐步走，从医保亏损3.5亿元变为结余5000万元。虽然还是那个穷政府，政府没有增加投入，但医生的收入上升，老百姓的负担下降了。而医药企业之前因过度卖药赚取的高额中间利润被挤掉了。如果不改革，一年的药费是14亿元，改革后不到7亿元，省出的7亿元给了医生、患者和医院，皆大欢喜。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项改革确实触动了既得利益，但这个模式存活下来，还在不断完善。和福建其他市县相比，三明市的费用增长和药品占比大幅下降，这就把之前那个扭曲的分配比纠正了。目前整个福建省正在推行这个模式。
??? 李玲指出：地方的实践，是中国学者和智库难得的宝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丰富自己的认识。中国的改革不是在白纸上做理论设计实施的，而是在现状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地方干部有很强的执行力，我们的理论和他们的实践结合起来，将会产生巨大的正能量。
同样属于欠发达地区的甘肃，多年来孜孜不倦地推动健康中国，把地方治理与健康中国组合起来，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最基础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的特色。这种基层治理的实践，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在今年8月份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道路，提出把“健康中国”的建设作为优先发展战略，开启了治国理政的新篇章。
李玲认为，我们有传统的大一统制度，加上共产党这个现代政党组织以及开放的体系，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我们的政策，应该更多地从基层创新中得到启示。
加快国资体制改革? 迎接高科技变革
谈及目前已经步入深水区的国企改革，复旦大学教授史正富认为，如果像有些人认为的国有企业改革意味着“全盘私有化”，那你可能永远看不到改革的进展。但如果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提升国有企业的活力，那它需要的是国有资本运行体制的改革，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挑战，而且是全世界都要面临的挑战。
当前西方的一个趋势是，资本的终极所有者逐渐退出企业的具体经营，大多数资本会转移到社会上，由替身所有者来主持，这就是资本管理行业。现在世界上名声最大的是美国的资本管理集团。
?? ?当前，各地在国企改革和国有资本运行体制创新方面的动作挺多。大家都在试，试的好就脱颖而出，影响别的省份，自发扩散。然后国家开展调查，中间可能有政策争论，最终出台文件，大面积开展，实践从来都是这样。
?? 通过对北京、上海、长三角以及广东省几个城市的调研，史正富发现，中国这一轮的高新科技创新将站在世界前沿，10-15年内，中国高科技产业将全线崛起，直接挑战美国的一流地位。现在成千上万的海归创业团队，跟中国本土的优秀科学家结盟，高科技的创新创业正在打一场人民战争。不仅是中央的钱，地方上的多层次资金，包括家庭的钱都参加了，这是个不得了的事儿。高科技领域的变革是空前的，它将产生新一轮资本运营方式的变革。
一个典型例子是安徽省政府。过去全省各个部委支持企业创新或技改的财政资金，都是撒胡椒面，也没什么效果，现在他们把这些财政资金收上来，再调动一些资金，凑成一个盘子，然后全国招标寻找资本管理行业的人才。这项改革力度很大，争论也很激烈。
具体运作上，政府拿出30%的引导资金，其余从社会上募集资金，完全实行市场化操作，但政府规定哪些行业不能投资，这就把政府产业层面的战略意图与团队的市场化选项结合。考核指标上，需要达到一个标准回报率。政府资金先要保证6%的年复合回报率，但不干涉基金的微观项目选择。改革实施一年后，政府引导资金从原来的49亿元变成70亿元，基金总体规模达到600亿元，并且投资方向从单纯的创业创新扩展到产业并购和跨境整合。
?? ?史正富认为，资本运营体制的改革是改革的核心环节，引进市场机制的同时，社会资本、公有资本、国有资本没有丢失，相互融合，将来中国就将是国有、公益、民营资本三分天下。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不同。如果没有财产权的多元化、社会公益资本占主导地位，就很难保证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而成为私人老板的代言人。
??? 国有资本运营体制的创新，不能仅仅依靠一个中央政府解决，一定是集中全民族的智慧，在分散创新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参与总结，国家的政策最后才能够慢慢地建立起来。
??? 最后史正富指出，很多大基金都有一个毛病，就是把一个国家战略性基金，部分地变成追求微观盈利的基金，或部分受制于中央，但相当部分划给小团队，实行利润考核。这样它选择的项目与社会上民间的小型基金同质化了。这种战略性基金的考核、信息、风险控制、人才等机制，都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参与全球治理 办好中国的事情
今年9月4日至5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举行，这次盛会引发了全球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表示，我们不准备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从顶峰开始下滑。
王湘穗表示，我们最重要的战略，就是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要突出人民性的问题。中国的事情的好坏，基本标准不是看舆论，而是看经济的成长，看人民的福祉。这个事情办好，中国就立于不败之地，对世界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要把方向、目标、旗帜的问题提出来，明确“初心”的含义。要让13亿人共同富裕，要从强调效率向更多地强调公平转变。
王湘穗强调，把中国的事办好，必须参与全球治理，中国要为全人类做贡献。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搞好“一带一路”，与周边国家形成一个更大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带动其发展。
在危机时期，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各国同时解决问题，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 “一带一路”是有利于解决全球性危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
加强沟通协调? G20峰会成功转型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张宇燕认为，这次G20意义在于：首先，实现了一个转型，即从2008年之后的应对危机转向长期治理这个平台。原来每年只有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这次确立了贸易部长会议，从而在机制化方面往前迈了一大步。
其次，加强国际政策协调，应对世界经济问题。本次G20的财长行长会上提出，一旦世界经济出现大停滞或者下一轮危机又来了，这20个国家要采取联合行动，协调相关政策、稳定世界经济增长；而且第一次达成协议，承诺不进行竞争性贬值以求扩大市场份额。
??? 第三，在投资领域推出了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世界贸易领域已经有WTO了，现在很多争议集中在投资领域，主要是投资保护。现在全球共有3200多个双边投资协定。这次由中国提出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意见，这将为今后实行全球投资协调机制打下基础。
第四，通过了以创新为中心的增长蓝图，列出了九大领域和一系列指标，每两年评估一次。此外，在基础设施以及反腐败、反逃税领域，大家也达成一致，并正式对外公布执行。
现在世界经济遇到的挑战比较严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年初表示，未来两年美国发生衰退的概率在50%以上。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认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三大问题，第一是高债务，现全球债务（私人、政府、企业）总和是GDP的300%，这是历史从来没有过的，这和低利率有关。第二是政策风险，各种宏观调控政策空间几乎用尽了。第三是西方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很低，1973年美国是5%，现在G7成员除了加拿大之外，其他都在0.5%左右，因为钱没有投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向房地产和股市，抬高资产价格，导致资源错配，出现一堆僵尸企业。
重视理论创新?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认为，几十年来我们的注意力都在体制上，甚至变成制度迷信。大家把什么问题都说成是制度问题，如民主与专制的问题、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的体制问题等，推进全面、深化的体制改革，短期内推出几百项改革措施、方案，各地必须限时拿出改革方案。
潘维指出，在改革体制的同时，我们也要做点微观的事情。他认为，不是制度的性质决定一个国家治理的表现，而是一个国家治理的表现决定了一个制度的前途。治理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人民自治，另一个是政府治理。“治理的目标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让人民在一个有严格规矩的社区里生活，这可能才是我党前途所寄予的地方。”潘维表示，同时，医疗、教育、住房、养老也是我们的关键问题。从更大的意义上说，这是个理论问题，我们要有方向感，否则就会出现各种糊涂的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宇则认为，在经济的基本理论方面，要恢复国家的概念。例如过去的提法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现在则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代替。我们不能不讲国家只讲政府。“现在的改革，大家都讲发挥市场作用，这个维度很必要。但是从另外一个维度看，现在的主要矛盾和大量的问题不是出在市场作用不够，而是国家治理能力急剧下降。”另一方面，宏观调控的主体不仅是政府，而是要综合利用党、政府和法律的力量。 全方位调控包括宏观、微观、社会保障、民生等方面，过去讲宏观调控总量政策和财政货币政策，现在的调控理论提出来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调控，并把它放在基本制度里边，而不是放在宏观经济政策里边。
提升民族精神 重塑国家信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认为，现在中国物质上的发展总体上不错，但精神方面的发展是弱项。这个精神应该是支撑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东西。“它是很庄重的，它包涵了一种无限性可能性的东西。这样，国家和民族才有不断凝聚、持续的力量。这其实就是解决一个信仰问题，它不是宗教，而是信任（belief）。”
??? 对此，赵汀阳从人民日常接触的案例加以说明。国家信任的基础首先落实在银行。银行是第一基石，银行必须可信。这些年我们银行的表现如何？出现很多金融诈骗、电信诈骗，银行负有部分责任，但更应该把它提高到国家安全的层面。
另一个是在舆论上打击警察系统的倾向。这些年警察不断被丑化，但如果没有警察，这个社会就无法生存下去。
??? 第三是公共服务。如果一个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包括高铁、疫苗等等全都被丑化为不可信的东西，那我们凭什么相信一个国家？
??? “摧毁这个信任体系的直接结果，是逼迫所有人见利忘义。”赵汀阳表示，人本性是自私的，但不一定非常贪婪，如果一个国家可信任，人就不至于完全忘义，但是如果没有可信任的东西，人一定见利忘义，其结果就是没有社会存在。???????
体现世界关切? 发出中国声音
???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政治理念方面赋予了人民主体地位以全新内涵，逐步形成和确立了自己的人民主体地位思想。他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黄平指出，中国革命最成功的经验，是把马克思说的“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能够把农民组织起来。中国无产阶级曾经比较弱小，更谈不上技术和资金，但一旦农民组织起来，就改变了近代中国的面貌。谈论中国道路的正当性离不开人民，因为这是人民创造的，他们是历史和社会的主人。
“如果人民认为自己是这个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即使因为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发展阶段、文化差异等原因，引发金融风暴以及下岗、通胀等情况时，他们也觉得这很正常，就像人的身体有时生病。”黄平表示，要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只是把人民当作扶贫对象，要重新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这样不仅会赢得知识分子，也会赢得人民群众。
黄平认为，中国梦是能够凝聚13亿国人的很好的叙述，包括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带一路”、两个一百年。世界关切中国方案，不能只讲中国，我们提出的关切不止是中国崛起和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今天的中国一定要讲世界的关切，以及在世界关切下，形成利益共同体。
??? 现在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不可轻视。除了美国以外，日本、欧盟各国、瑞士、丹麦等很多国家已经是名义负利率，这种现象过去200~300年都没有出现过。这说明，为了刺激投资，西方已经走到了极端的地步。今天世界遇到的危机是从来没有过的，现有的理论已经不足以解决和应付。有人将现在状况称之为动荡与重组，黄平认为，已有的东西失灵、失职、失范、失序，整个世界都在重组、重塑、重造、重建。并且在重建过程中，我们在理论上还是短板。
“在这个不确定时代，风险社会确实已经到来了，应该进行理论范式的转换。其实自然科学早就开始发生范式转换，把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作为常态。这样我们遇到挑战，问题，危机，就不至于惊慌失措。”黄平表示，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有潜力在未来为人类提供一个中国方案，有世界关切的中国方案，而不同于过去300年的道路，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