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要纠正“惟产权论”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界长期以来有一种倾向：将改革的重点聚焦在产权问题上，把产权私有或变相私有误认为是提高中小国企效益的唯一灵丹妙药。至于在改革中，企业如何更好地遵循市场规律、如何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等问题却被忽视，或者把这些具体的经营管理问题都归结为所有制问题，而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这是新的“一刀切”和“片面性”。
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曾因为过于强调所有制这一生产关系中的决定因素，过于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一度走到“一大二公”的极端。而今天我们要避免被错误地导向“一私便灵”的另一个极端，这同样是陷入了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同样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不少国有企业在“转机改制”过程中，在评估、出售、转让、监督等环节出现了大量腐败问题，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出现这些问题的思想根源，一是“惟所有制”的片面思维方法，二是生搬硬套西方制度经济学“私有神圣”的信条，在舆论中不顾现代经济运作的实际，宣扬“恒产者有恒心”，归根结底还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误导所致。
我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发现新问题，有针对性地探索解决现实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对那些僵化笃信“一私就灵”、“公有制无出路”的意识形态，要以事实为依据给予有力的分析批驳。
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
关于国企改革问题一直有一种意见，认为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差，国有体制阻碍创新动力。潜台词就是要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实际上，这是一个缺乏事实依据的、想当然的误导。
创新能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企业对市场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结果，有其内在规律。决定企业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包括资金投入、科技队伍建设、研发活动的管理、研发与制造的协调，特别是进取的企业文化等等。而所有制并非决定上述要素的充分必要条件。
历史表明，建国初期，在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我们的国有经济表现了强劲的创新驱动力。除战略武器和航天技术之外，我们在航空、集成电路、计算机、自动控制、激光和光电技术，中药现代化以及人工合成胰岛素、核糖核酸等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我国已成为一个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各个领域门类齐全、具有一定攻坚能力的科技大国。正因为科学技术的推动，使我们在极其落后的牛耕铁犁的农业大国基础上，在短短30年基本上建立起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在科技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如中国航天工业即将跨越“三步走”战略的第二级台阶。2016年10月17日，神舟飞船在酒泉卫星中心第11次发射，建造了天宫二号实验室，承担构建独立自主空间站的核心任务。全新研制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拉开了新一代中型、大型运载火箭的序幕。中国的航天科技已经名列国际前三家。
在航空工业方面，成功研制了歼-20、运-20，自主研发设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配套的C919大型客机进展顺利，ARJ21新支线喷气客机即将投入航线运行。
电子方面，我国以往进口芯片，一年即花费上万亿元，55纳米工艺嵌入式闪存芯片的成功研制、生产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有力冲击了美国对集成电路的长期垄断。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安全长期受制于人，现在我们自己做的麒麟操作系统，速度可以和美国的系统相比。
近些年来，我国国企在一批行业中大跨步发展，攻克技术难关，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执制订全球标准之牛耳。如国家电网的特高压交直流电输送技术，中核集团率先突破可控热核变实验，以及人们熟知的高铁等等，不胜枚举。
港珠澳大桥世界第一，无可争议，其中突破了大量技术难关，精度要求之高，外国人难以置信。在这项伟大工程中，国企中交集团、中铁集团工艺、装备以及施工大量创新，承担的主要标段遥遥领先，而境内外的非公企业则进度缓慢，远远落后。
以上只是国有企业在科技自主创新上的一小部分成果。在硕果辉煌的一系列超级工程中，在中国军事工业中的创新能力，更是令外国人目不暇接。所有这些创新主体皆为国有或国资控股企业。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看不到所谓的国企“创新能力差”的特点。
不能对国企管理的历史成就持虚无主义态度
在建国初期，我们对社会主义体制下所有制与管理之间的关系，一直在深入研究，并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管理模式和企业管理经验，在国内外企业管理上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考察、研究建国后中国大型国企管理的实践后曾提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是管理问题”[①]，“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②]
在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通过鞍钢发动群众进行技术革新实践的报告，总结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原则（“两参一改三结合”）。这个以“鞍钢宪法”著称的原则，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精髓，科学解决了管理人员、技术专业人员与职工群众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的管理思想甚至跨越了不同所有制和意识形态藩篱，一度受到日美欧企业界的接受和追崇，至今被看作国外许多现代化管理方法的起源。
著名的大庆油田，曾经创造性地把“鞍钢宪法”和严格科学的管理结合起来，全油田上下形成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工作作风和管理经验。“三老四严”是：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是：对待革命工作要做到：黑天和白天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
这是当年大庆油田会战时期，在上下一心、艰苦创业中形成的精神风貌、工作作风与严格的制度建设的高度结合，它在实现大庆奇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庆的管理思想和基本经验，在改革开放后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样适用。进入哈佛工商管理课程的“张瑞敏砸冰箱”案例，正是继承了这种“三老四严”精神。
我们不能忽略改革开放以来从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公有企业明星，如华西村等的成功。我们同样需要在超常发展的非公企业中找到企业运行的共性规律，比如一些忠于信仰的共产党员企业家从私营企业起步，实行共享共有，发展壮大为世界或行业一流企业的经验，如华为等。我们更要重视国企在经济起飞中超常发展，出现大量跻身世界500强，取得多个全球第一、世界领先的超级工程等所积累的正面经验。
我们国有企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是企业的主人，关心他们的利益，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的首创性，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所决定的。这是植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最重要的管理思想。
当代信息社会，西方企业管理在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后，也认识到“在后现代管理范式中，人力资源已经是人力财产而不是人力成本。这并非词汇上的变换，而是客观的财务事实。”[③]就是要研究劳动要素应参与企业收益分配。在这方面，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企业有先天的独特优势。
树立主体意识，充分认识和发扬自己的独特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十分强调吸收国外的好的企业管理理论和制度，这当然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对建国以来自己企业的管理实践与经验如何总结提炼，则不够重视。“鞍钢宪法”体现的国有企业内团队思想和上下结合创新的管理思想，逐步被淡忘，甚至在很多企业被搁置或弃之脑后，殊不知，到国外管理理论中取回的某些“经”，其实是“出口转内销”的。
当前我们既要向国外的先进经验学习，更要重视改革开放过程中从自己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宝贵经验。当然也要正视并总结国企走过的弯路。
在推进国企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如何总结和借鉴自身的经验重视的不够，现实中有一些人“言必称希腊”，沉湎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教条，而忽略了自己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宝贵经验。当前我们需要注意纠正的，正是在理论上枉自菲薄的倾向。如果有人只盯着一个“产权”，用调整所有制的思路来提高国企的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更是一大误区。
一些人对本国的经验和理论没有自信，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马首是瞻。我们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经验可以开阔视野、启发思路，提供借鉴，但不能囫囵吞枣、亦步亦趋，更不应妄自菲薄，尤其不能脱离国情。推进国企改革，需要重视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要分清产权所有制与管理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不能片面地用产权改革来代替企业具体管理的提升，当然，也不能仅仅用企业管理来代替一些领域和行业的企业所有制改革。实际上，从总体上看，当前积极探索国企如何加强管理，正视国企管理中的各项薄弱环节，应该是国企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这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涉及社会主义的性质的大问题，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该给予着重强调和高度重视。
习近平同志在同吉林省企业职工座谈时指出，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在国企制度改革中，我们要把尊重理论、借鉴经验与尊重群众结合起来，重视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重视国企六十多年来的成功经验，珍惜社会主义道路的主体性，勇于纠正改革开放进程中因忽视主体性而导致的一些偏差和失误，认真做好“洋为中用”这篇文章，避免出现端着金饭碗要饭的奇怪现象。
（编辑 苏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