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以来，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1+N”系列文件相继发布之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连续三次召开座谈会进行深入探讨。为了持续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问题，今年7月份，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国企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将聚焦国有企业改革与产业发展、经济振兴之间的联系，研究“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
在中心成立大会上，围绕国有企业的定位和作用、深化改革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点产业骨干国企的作用、国企舆论环境、政府机构改革、产业重组等热点话题，来自业界的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国企定位要体现国家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成绩显著，国有资产规模实力稳步提升，国有资本布局结构逐步改善，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为承担社会责任做出了重大贡献。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国有企业营业收入45.5万亿元（不包括金融），利润总额2.3万亿元，分别是2003年的4.2倍和4.7倍；2015年底的资产总额119.2万亿元，所有者权益41.1万亿元，分别是2003年底的6倍和4.8倍。2015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100家，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国有企业83家，比2003年增加了77家。国有企业累积上交国有资本收益超过5000亿元，减持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2563亿元。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高速铁路、特高压输变电、第四代移动通讯等领域取得成果，并在智能电网、新能源、绿色环保、战略性新兴行业上实现了一批关键技术的突破。
上述这些数据证明了国有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认为，这些事实雄辩地回答了长期以来一些社会舆论的偏见，例如给国企扣上“垄断、腐败、低效”三顶帽子。
谈及国企的地位和作用，中信集团战略发展部总经理严宁认为，国有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应该起到引领和放大的作用，同时还要承担一些社会功能，这些作用一定要说清楚。他还说：“中信集团发展到今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所承担的任务不仅仅是要变成一个能够赚钱的公司，还要是一个值钱的公司，同时还得要尽社会责任，我们也正在深入讨论、论证自己的功能定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贾涛表示，国有企业首先作为一种国家工具存在，如应对国际竞争、增强国防实力等等，这是国家使命的体现。在经济方面，国企主要作为第二财政的角色，包括国有资本的经营收益，国有股权转化为社保基金等领域的经济职能。而社会职能涵盖一些社会领域的公共服务等。“国企就是要在市场失灵的时候顶上去，例如国际原油价格高涨的时候，私有企业觉得没有钱赚就不供应液化气了，但是国企要保证供应，亏本也得卖，这就是社会责任的问题。”贾涛说。
国有企业也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从发展战略角度看，可能很难理解国企在促进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方面的作用。如果不从安全战略角度看，我们就很难理解国企在国防工业和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的作用。”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这样分析。
实际上，去年国庆的“9.3”大阅兵，就为中国军事工业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展示机会，大量展示了我国目前部队列装的装备所体现的国家工业能力，这样的正能量我们也要在社会上大力宣传。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纪委书记李小雪认为，充分市场化的证券市场当中，虽然民营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但国有企业仍是整个证券市场的定盘星。
“过去国企的家数和资产在整个市场的占比超过66%，后来股权分置改革以后，一些控股权下降了。现在国企的数量大概占到百分之三十几，但资产量仍然是过半的。”李小雪表示，所以国企改革仍旧是证券市场的定盘星和终极问题。如果国有企业能搞活，证券市场就会具有活力。
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国企研究
十八大以来，我国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指导意见》和13个配套文件已经公布实施，还有9个文件正在履行程序和即将出台，包括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制度以及激励机制等方面的十项重大改革试点正在推动。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肯定国企改革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深刻认识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具体来说：一是“长”，即行业分布过宽，398个国民经济行业中，国有经济涉及的达到380多个；二是“散”，行业集中度和企业集中度不高。中央企业的法人单位有5万多家，有的企业甚至有13层机构。而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现在有些地区推进缓慢，主要是“怕”字当头。同时，国企面临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2012年以来，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增幅同时放缓，持续在低位徘徊。与2014年比较，2015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5.4%，利润总额下降6.7%。
孔丹指出，从国有企业自身发展看，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管理性问题仍然很多，这成为企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障碍。而体制机制问题主要源于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没有真正确立，缺乏活力。他重点论述了国企改革研究的指导思想：不能为改革而改革，改革应服务于产业振兴、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的实施。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要坚持问题导向。
看待当前国企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应该把握一个新的思路。国企改革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国企研究要从以国家为单位的全球化竞争的高度入手。
“开展国企研究，首先要从一个思想的高度认识国企，那就是国企与中央政府是高度相关的。中央政府的信用扩张用于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的基本建设只能依靠国有企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说。
短期内，国企研究可以从实践中提炼国企发展的经验教训，有针对性地推动国企改革发展；从中长期来看，可能要涉猎一些未来中国工业发展方向等方面的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表示，“我们这一轮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整合，就是古人所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她认为，现在的大趋势也是整合，所谓的增加活力、降低成本、挖潜增效，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带来的红利。我们现在少、乱、散的交易成本太大了，在未来的信息化社会和智能化社会，其实你的规模越大，交易成本就越小，组合力量就越强，我们要研究如何通过国企之间的整合引领产业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
一直在研究国企舆论环境问题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钰说，国企研究主要有六个重要的维度，包括意识形态、国际竞争、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媒体格局的显著改变，以及企业自身的问题和应对等等方面。
其中，从意识形态的维度看，回顾我们这么多年经济学的教育，从25年前开始，我们学习的全部是影印版的国外教材，到现在更是如此。
从国际竞争的维度看，我们的调研显示，现在央企的国际竞争力的确已经大幅提升，从而对国外的企业造成压力。通过国企研究，中国企业的强大国际竞争力要给国家决策层以信心，就是我们的企业不是那么低效，否则我们就会非常被动和纠结。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提出了国企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
一是针对国企改革中的问题进行调研和对策研究。现在都聚焦于改革，其实国有企业的发展更重要，两者一个是手段，一个是目标。现在离开发展讲改革是讲不清的。“要解决发展问题，到底发展哪些，是资金问题、体制问题还是激励问题，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做一些研究和调研。”张宇说。
二是理论研究。包括国企的定义、目标、性质等，我们在这些方面其实比较薄弱。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是基本理论不清楚，因此要好好研究基本理论问题。
三是舆论宣传的问题。“现在舆论传播中错误的东西太多，什么‘国企垄断’、‘国企腐败’、‘国企低效’等等这些东西，通过舆论进行洗脑，这就是舆论战。”张宇表示，舆论战不是讲道理的问题，其实道理很清楚。而谎言说一万遍就是真话了，你的道理再好也没有用，打舆论战就要用舆论战的办法。
四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国企改革的相关文件，要研究这些文件的可操作性，如何操作，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还要研究法律、条款、政策、文件，虽然这些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改革和舆论的意识形态，但是这些研究不做不行。
探索中国模式，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无论是在所有者层面上的财政部与国资委的关系问题，还是在治理结构上党组织和董事会的关系，或是劳动者层面的混合所有制，都要坚定信心，坚持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认为，依据国情，借鉴国际规范，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经济能够再繁荣30年的关键。
所谓管资本为主就是要做强国资企业，必须把公益性国企和商业性国企分开，商业性国企需要统一监管。
商业类的国企，存在不同的股权类型，建立在国资有些控股，有些参股，有些是财务投资，有些是战略投资的基础之上，建立能与国际规则比较的现代公司制度，这些都归国资委管。在供给侧改革中，有些行业本身是有周期性的，国家要进行担保。
其次，现代公司制度必须尊重资本。今天的资本特别是内部人和大资本对于中小资本的剥夺现象，是股市低迷、中国公司制度建立不起来的关键。所以，如何尊重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一个好的公司制度建立的基础。
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模式的特色在于我们的国资是大股东，在遵守中国与西方普遍准则的情况下，要突出中国大股东的模式。同时，要解决好董事会跟党委的关系，而董事会里边要废除内部董事与外部董事之间的区别，而推行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执行董事主要管理经营，非执行董事负责监督，后者可以包括我们的大股东，股东董事里边有非执行董事，也可以有独立董事。可以考虑用执行和非执行董事，独立和非独立制度取代现在的内部和外部支撑，执行董事管经营、非执行董事管监督。
第三，《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颁布以来，经过几次讨论，混合所有制都难以落地，原因在于激励制度方式。如果按照全员持股或者给骨干以优先股的模式行不通，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先回避所有权，职工和骨干能够参与利润分享的制度，从而把一个完整的所有权制度的收益权和占有使用处置权分开。这种制度可以在央企中大规模推进，即从增量利润中拿出一部分分享给职工和干部，这就是身股，不用出资，也没有表决权，但是在存量利润不变的基础上，增量部分就有一定比例的分成。
“一个是身股，一个是金股，就是我们所说的钱股。这其中我们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我们想推进一个新的制度，让大家成为企业的主人，让我们的职工能够分享利润。另一方面，按照传统的股份制改革思路，如果让职工用现钱买股票，这个恐怕很难推行开。”刘纪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按照“摸着石头过河”和侧面攻的办法，先搞利润分享和收益权的股份制。
其实，关于“身股”这个概念，目前已有国有企业在尝试。例如，重庆国资委下属的重庆商社集团就进行了一些探索，作为纯商贸类的企业，它在一些门店对员工按照一定比例实行超额利润分享机制，超出利润的部分，大家进行分享。
刘纪鹏同时认为，要从资本入手，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如果不把企业制度和企业家的积极性联动起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一句空话，国家大战略就贯彻不下去。相反，如果企业制度搞好了，企业家积极性也调动起来，形成一个完善的治理结构，那么企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一定能够成功。
谈及现代企业制度，中化集团总地质师曾兴球认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标准的说法，都要依靠企业去实践。我们要虚心学习西方企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好东西，但具体的制度建设要靠自己的实践积累。要按先进的理念建设一套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制度。
提升国企形象，加强舆论引导
当前媒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移动化、视频化、碎片化的传播格局完全颠覆了过去的传媒格局，而这种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的改变对国有企业的挑战很大。胡钰对国企的舆论宣传工作中的问题深表担忧。
前不久，有些媒体发表文章，认为钢铁和煤炭领域产能过剩问题中90%是国企造成的。这一判断显然和事实不符，因为近些年非国有经济投资已占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但问题在于，当自身的问题被大规模曝光之后，国有企业自身究竟该如何应对？不可否认，现在我们的国企体量足够大，硬实力足够强，但是我们的软实力和形象却差强人意。
“通过对一百多家央企的调研，我的深刻体会就是，现在国有企业的美誉度和贡献度严重不匹配，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样严重不匹配。”胡钰表示，现在整个国企的对外形象使他们处于被动地位，这种形象过去只影响社会公众，现在直接影响到高层决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认为，从国家的历史来看，八十年代的时候基本全是国企，那时国企的利润率也很高；九十年代国企出现一些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宏观经济周期已经达到了初级产品过剩阶段，只不过因为当时国企还占经济总量的大部分，所以客观上表现为国企效率低下。“通过对历史上几次重大改革经验和国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的总结，将有助于人们对现在国企情况的了解。”
江宇表示，国企研究应更多关注国企在社会领域的作用。因为国企大部分是在生产资料领域，虽然效率很高，但是并不像消费领域，很多老百姓不知道，而突出国企在社会领域的作用，比较容易在老百姓心目中建立国企的声誉。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则指出，目前国企改革的宣传能力还不够。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了全球经济，所面临的环境比以往更加复杂。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我们在舆论宣传上并没有跟上。“以前国企的目标就是为国家资本增值，没有宣传自己，为自己造势；现在你把这个宣传任务突然交给他，他又不会做，没有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性思考。”武力表示，现在国企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没人听、自己说自己的、人家都不信你”的尴尬境地。
“现在的企业基本上是多做少说、只做不说、能不说就不说，面对媒体也是一种逃避的态度。然而，舆论场不可能是真空的。”胡钰认为，现在的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已经改变了，在自媒体条件下，任何大企业、大机构都经不起自媒体的抨击。要围绕国企的形象、现状、问题、对策开展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加强问题意识、对策意识。由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和信息化的加速，资本已经大规模地进入现代媒体企业。在此背景下，与会专家建议，现在必须研究国有企业的舆情，改变舆情环境，掌握舆论的话语权。
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原局长张云东认为，国企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我们都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说清楚，同时我们也不回避问题。“舆论的作用特别重要。资本市场讲究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现在对于国企问题也要如实进行信息披露，把国企的真实情况昭告国人，否则相关各方处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将无法对话，也无法正确认识国企的地位和作用。”
武力则建议，与过去研究如何市场化不同，国企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市场化以后怎么办。从这个角度来说，国企可以结合学术研究和宣传领域，切实加强舆论宣传。
推动政府改革，加快企业转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企经历了多轮重大改革。20世纪80年代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行厂长负责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本世纪以来，我国实行国有资本的管理体制改革，实行行政分开，政资分开，政企分开。
曾兴球反映，目前国企改革的脚步有所放缓，一些国企负责人甚至有无所适从之感。国企改革，首先要研究政府改革的问题，如果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和企业职能分不开，企业就无法动作。其中，国资委首先要转变职能、改变管理方法。他认为，为人民服务就是无限责任。那么国企能不能做到，为此提供经济支持，这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之后的改革都无法动作。“国企改革要按照国企的全民性企业的性质、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负责、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支柱作用的原则进行。要创新机制体制，加速转型升级。”曾兴球说。
其中，改革企业体制机制，一定要投入市场，让国企成为一个脱离了政府襁褓的独立经营主体。要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满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调节、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加快转型升级是国有企业提升经营水平，增强活力、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必由之路。要立足于活力、竞争力、影响力，不要盲目地去做大、做优、做强。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中央企业必须做强做优，那些无法做大的企业要让它流动起来，长期资不抵债的企业不能养着。
转型升级的核心问题是技术，也就是技术创新。不管是哪个行业，包括制造业，如果技术创新跟不上，我们很有可能在国际市场的连续冲击之下，又要倒下去。
曾兴球说，我们不可小看页岩油、页岩气革命，这是本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技术革命，它带动了本世纪国际市场的巨大变化，为美国恢复经济带来了大机遇，也给我们带来了大危机。美国石化企业已经在化工基本原料乙烯的制备工艺上有了技术突破，将来可能大幅度降低其生产成本，我们技术升级的任务十分紧迫。“转型升级还要不断延伸产业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停滞不前，而美国正在大步前进，我们现在走到哪里，都是低出高进，即低价卖原料、高价进产品。我们一定要把产业链拉长，走高、长、新的路子。”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内部控制
曾兴球强调，中国最大的特色是共产党领导，共产党是一个政治组织，而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怎样结合是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从建党的时候起，从最困难的井冈山时期起，共产党就领导过企业，解放以后反而把问题搞复杂化了，这方面作为课题还可以去拓展研究。”曾兴球表示，共产党员一定要与时俱进。革命的时候共产党不怕牺牲，是为了战争的胜利。建设时期，党要不怕牺牲个人利益去学习新技术，领导经济建设。而共产党员在今天的模范作用，就是学习新技术、传播新思想。唯有这样，才能够领导企业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证券金融公司董事长聂庆平认为，H股上市和A股上市是中国国企改革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而且也是制度建设达到顶峰的一个阶段，但是现在它们对国企的影响中断了，应当注重去研究升华。
在治理结构问题上，发行H股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遭遇新三会和老三会之间的矛盾。其中，过去的老三会是指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新三会就是董事会、股东大会和监事会。虽然经过一段探索过程，现在H股的所有规则和条例当中已经理清了这对矛盾，但是具体运行依然不理想。
“国有企业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不是从政治口号上来理解。国有企业既是国有资产，同时要遵从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这在国企内部治理中如何有机结合而不是内部吵架，党委就应承担主体责任。”聂庆平说。
《指导意见》明确，党委要承担主体责任，这不是简单地修改章程，而是要把“三重一大”的问题全部划分清楚，明确内部的程序管理和决策要求。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明确责任。国有企业要细化管理责任，负责到底。在业务层面，主要以董事长的身份出现，但实质上党委书记要把责任细化到整个公司的治理结构当中。二是加强了企业的内部控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关联交易。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国企改革中必须加强监督的一个问题，既要强化主体责任，又要加强外部监督和制度建设。
加强产业研究，优化整体布局
从某种程度上说，国有企业改革研究不能仅仅着眼于国企，非国有企业以及产业发展的研究同样重要，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像华为这样有代表性的非国有企业，包括在技术创新上的好做法、实行利润共享机制而不是员工持股机制等等，这家企业的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建军认为，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国企的事情，也要研究非国企的事情。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关注产业方面的动态。因为企业和产业是密切相关的，必须加强国有企业的产业投资研究和整体布局的考虑，要围绕优化布局结构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化解过剩产能，大力推动重组整合，聚焦主业发展，促进资本合理流动。
“过去研究产业问题时，我们比较偏重单纯的产业分析，现在可能还要考虑产业之间的各种联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高宇宁表示，自从李克强总理提出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合一”以来，越来越多的国企开始优化整个产业链条的布局。尤其是中信集团就是一个研究金融和非金融，实体和金融虚拟等各方面之间联系的最好的样本。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师严鹏认为，国企研究要从产业出发，要区分不同的行业，不同行业的发展规律，进而研究国企在这些行业中发挥的作用。举例来说，机械工业过去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重工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来说，纺织工业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两个产业发展的要素投入，以及配套的产业政策是相当不一样的。
在人们的印象中，纺织工业在产业结构中是比较低端的，但现在国际上最先进的纺织工业国家已经完全把纺织工业和化工材料工业结合起来，纺织工业已经不是纯粹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一种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严鹏认为，未来我国若要成为真正的纺织强国而不仅仅是纺织大国，我们的企业是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国企实际上可以在纺织工业高端化转型中发挥引领的作用。
众所周知，机床行业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的战略性基础行业。然而，我国机床工业从2011年开始下行，到目前为止这种势头已经持续了5年时间，由此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这种持续下行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很多机床企业已经做好再过3至5年苦日子的准备。”《中国工业报》原总编辑杨青表示，尤其是近几年在机床行业整体低迷的背景下，国际资本开始活跃起来，妄图收购我国机床骨干企业，这种现象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晖明表示，国有资本的配置本身，确实有一个具体发展阶段或者与国家发展目标相关联的问题，它的特殊性在于不是一个简单的私有制或公有制的问题。
谈及产业自身的国际竞争能力，张晖明认为，按照机床行业的特点，我们自身在全球格局下对于机床产品相关资源的集成能力相对较弱，再加上思想有些保守，因而失去了一些机会。相比之下，台资或者民资都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因此，我们自身要加强制度创新、体制创新，以提升整合资源的能力。他还建议，国有企业在成长过程中，要处理好与区域经济结构、技术发展阶段以及国家发展阶段目标之间的关系，从中或许可以为深化国企研究找到一些新的方向。
完善激励机制，发挥企业家作用
在国企改革中，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重中之重是调动企业经营管理者特别是企业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是激发企业家的动力源泉。要加大正面激励力度，对在改革发展中拥有突出贡献的人员，及时表彰重用，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同时，还要抓紧研究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为企业家放手改革提供制度保证。
孔丹指出，激励机制的问题始终是国企的命脉。如果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去改进激励机制，整个国企改革就是空的。激励机制的对象是劳动者。虽然从广义上讲，劳动者包括企业家、市场经理人，技术人员等等，但关键是发挥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发展方向的引领者，重大决策的推动者，经营活动的组织者，需要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秀企业家。”孔丹说。
聂庆平也指出，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是一个大问题，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要加强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就是企业家，激励机制就是人才，这些问题不解决，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将会减弱。”聂庆平表示，我国可以在总结30年来股份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把它深化移植到国企改革中，并且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蒲坚建议，应该研究企业家在企业当中的主导作用或核心作用。“这个核心作用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国有企业或者全民所有制企业当中，企业家产生的路径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好好研究，因为它是一个决定性或者核心要素，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恐怕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关于企业的激励制度设计，蒲坚认为，要不要股份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只要承认企业家的贡献和利益与企业相关就可以了。“中信集团为中信信托设计了这样一个制度，就是企业利润的11%是职工的奖励；然后关于职工的制度设计是，让职工的努力能够公正、公平地分享这种机制，这个企业就非常有活力。”蒲坚表示，企业每一个部门的产生不是通过党委任命的，也不是通过党委考察的，而是通过一种制度让他自己走出来，使他们自己的能力和贡献相匹配。
凭借多年在国企工作的体会，蒲坚认为，如果你让国有企业的员工进入了一个以股票价值的溢价作为追求目标的企业，就一定会出问题。如果国有企业追求资本市场的超额溢价和超额的偶然性收入，就会使企业文化变质，就会走向极端自私化。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若要健康持续发展，它的出资人、股东和老板就有责任、有义务不断地向它注入资金。然而，自1980年代实行拨改贷以来，实际上就不存在国有企业资本金的持续投入问题。现在比较典型的就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问题，国有企业一直被诟病的效率低下的典型表现，就是赚钱以后从来不缴利润。
对此，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认为，如果一个企业不赚钱，确实这个企业没有存在的必要，股东应该把它出售掉。但这并不是说，企业赚钱以后一定要上缴利润。如果股东不同意，这些利润留在那里就是一种新的股本投入，这是一种方式。或者按照“桥归桥，路归路”的思路，等国企上缴利润后，国资管理部门若希望企业继续发展，它可以将这些上缴的利润继续投入企业。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