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长征路
1934年1月15-18日，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博古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而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可见，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十分边缘。
十天后，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而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红军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全面失败，共产党随之丧失了最大的红色根据地——中央苏区。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再次遇到了像大革命失败那样的重大挫折。
在长征开始前，毛泽东在群众基础最好的闽西地方“扩红”，在苏维埃临时政府毛主席的动员下，有4万闽西子弟在长征开始前参加了红军。但他们却并没有全部参加长征。有两万人留了下来，当红军撤离苏区时，他们负责阻击敌人的任务，最残酷的阻击战就发生在龙岩地区的连城，这就是著名的“松毛岭战役”。在这里，两万红军固守了整整十天十夜，牢牢地守卫着苏区的南大门，今天，松毛岭上，当年鏖战的工事犹在，山中掩埋了无数红军的白骨。
1934年12月，一支两千人的闽西红军游击队在武平大山中被敌人包围，激战两日之后，游击队全军覆没。2014年，福建省武平县大余乡一位农民，用进城打工的钱翻造了新屋，但是，自从他搬进两层楼的新居之后，就一天也没有睡过好觉。因为每到夜里，他都会梦见一队队的红军，在屋前列队，向遥远的地方敬礼。当地政府得知了消息，在屋后开掘出了白骨累累。这位农民，把他的新屋造在了红军游击队最后战斗的战场上。据说当天大雨倾盆，发掘烈士遗骨的工作，不得不停了下来。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是当年留守苏区的陈毅写下的诗。经过了难以想象的苦斗，各个根据地幸存的红军游击队在抗日战争期间改编为新四军，而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则成为华东野战军的主体部分，即著名的陈毅、粟裕大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的主力就是这样离开了苏区。当时的情景，据说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千军万马江边站，十万百姓泪汪汪”。实际上，长征是在秘密和极端仓促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先没有进行政治动员，别说苏区百姓，就是广大官兵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毛泽东后来这样一言中的地说：“长征的伟大，首先在于它使中国共产党在山穷水尽的时候，被逼迫着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在最后一刻，博古还在等待苏联寄来苏区转移的经费，刚刚从疟疾中恢复过来的毛泽东在紧急时刻献出了打漳州时获得的银元，从而解决了转移的经费问题。博古只是在最后一刻才勉强同意毛泽东跟随红军长征——事实证明，这是他所做的所有决定中，最正确的一个。
长征的目的是不明确的，目的地的选择甚至是错误的。红军的选择可能有两个，一个是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做一次大的战略迂回，最终再回到江西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到湘鄂西去，与红二、六军团汇合。实际上，再回到中央苏区是不可能的，而去湘鄂西，则与蒋介石对红军动向的判断完全一致，于是，蒋介石在沿途精心布防，为红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在毛泽东看来，等于跳蒋介石挖好的陷阱，这无疑就是让红军去送死，这是葬送革命。
毛泽东认为，任何战役，首战是关键，首战决定全局，首战必须是有把握之战，选择首战，必须完全主动，而不能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但是，五次反围剿之首战，却是被动地选择了最强大的敌人，从而使得首战成为在各种因素皆不利于我的情形下之浪战，以致于铸成大错。年青的总书记博古上任伊始，便跃跃欲试地要打一场正规战，以此显示自己的领导魄力和指挥能力，而其结果是在敌人步步紧缩的堡垒圈中被动防御，最后葬送了中央苏区。而当时的毛泽东没有权力，他不是政治局常委，不能参加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能眼睁睁看着红军走向绝境。
长征一开始，红军所陷入的，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敌机轰炸，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下，但又不知向何处去的最不利的局面，而在突破了三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在第四道封锁线遭受空前严重的损失——这便是湘江战役。
当时指挥红军的李德，即奥托·布劳恩，是一个曾参加过巴伐利亚城市暴动的德国人。李德决定，红军应该放弃立即渡江，而从全州南部绕过去，然后再渡过湘江。毛泽东主张趁敌人兵力不足，立足未稳，拿下全州，立即在此渡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毛泽东的主张被拒绝之后，他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而拖延时间对红军的命运是灭顶性的。红军部队绕道用了两天多的时间，战机完全丧失了，当红军到达湘江边时，后面的追兵已经赶上，两岸的敌军分别从两翼向渡河的红军发起猛攻，红军主力则被迫死守两翼阵地掩护中央机关通过，红军战士的鲜血把湘江染成了一条红河。湘江一战，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6千人，减员到了3万人。闽西子弟兵在湘江战役中2万将士大部牺牲。
中央红军的主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过半。而这时，博古、李德提出的主张是拉着这支疲惫不堪的新败之师冲向湘西，继续跳蒋介石挖好的陷阱。毛泽东愤怒而坚定地对李德说，“从今天起，红军绝不能再跟你们走，红军必须跟我走！”所谓跟毛泽东走，也就是向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冲去，而不是向北，向敌人强大的核心区去。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红军随后调头向西，进入了贵州，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自长征以来，红军第一次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迅速地占领了遵义城。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所占领的最大的一座城市。而毛泽东在党内的“流放生涯”，正是在遵义告一段落。
1935年1月，大难不死的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古代的夜郎国首都——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古田会议之后，这次会议形成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这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再次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而这期间用了漫长的3年。付出的代价是：红军损失了90%，苏区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
遵义会议是在特定条件下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组织上变动不大，博古依然还是中央总负责，毛泽东只有军事建议权。而遵义会议最为“破格”的地方，就是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
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决定红军继续西行，伺机摆脱敌人，力争在贵州北部渡过长江入四川，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洛甫代替博古担任了中央总负责。洛甫知道，在山穷水尽之际，挺身而出接下这个“烂摊子”的人，实际上是毛泽东。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红军鏖战娄山关。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自井冈山时期便一直追随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宝，为了掩护毛泽东，牺牲在他的怀里，卫士的鲜血洒满了毛泽东的衣襟。在呜咽如诉的号角声里，毛泽东昂然上马，率领红军继续奔向川滇交界波涛汹涌的金沙江。在颠簸的马背上，长发飘飘的毛泽东脱口吟出那首壮怀激烈的《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这首词，是中华诗词中的千古绝唱，是中国文学和诗歌的珍宝，历经百年风雨沧桑，被证明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乃至中华民族命运的形象写照。
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全面复出——担任前敌政委。3月12日，三渡赤水河途中，中央政治局决定组成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三人指挥小组，从那时起，毛泽东终于能再次亲自指挥红军了，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战胜了教条主义，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全面掌握了枪杆子。随后的长征，由无目的的逃跑，变成了一部史诗，真正变成了一部传奇，而其中最具有传奇性的，便是抢渡金沙江和夺取大渡河上的泸定桥。
“金沙水拍云崖暖”。当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路西行，接近人烟稀少的藏区时，部队中的动摇再次发生了，一部分红军将领认为，毛泽东将把红军带入绝境。当红军到达云南与四川交界的金沙江畔时，恐惧的声音占了主流，连洛甫也担忧地提出：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就是在这里被湘军消灭的，红军看起来正在步石达开的后尘。事实证明，金沙江并没有那么令人恐惧。刘伯承换上了国民党军官的服装，带着扮成“中央军”的红军先遣队昼夜兼程直趋江边，抢得唯一一条小船渡过了金沙江，从对岸的川军那里缴获了几条大船。全军没费一枪一弹，安然渡过了金沙江。
“大渡桥横铁锁寒”。红军的绝境虽然没有出现在金沙江，但却出现在了大渡河。大渡河水深流急，无论是从云南入川，还是从四川入滇，大渡河都是古来的天险，深入到了这样的绝境——红军能够置于死地而后生吗？当红军赶到大渡河安顺场渡口的时候，对岸川军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河岸。十七勇士乘一条小船强渡成功，但再没有更的多的渡船可用，只够渡过一个团。而蒋介石的追兵离此已经不远。这一次红军似乎是在劫难逃了。毛泽东此时说：就在安顺场上游二百多华里的地方有一座铁锁桥，叫做泸定桥，此桥是康熙时代所建，而很少题字的康熙，还特意为这座桥题了“泸定桥”三个字。
红军队伍中很少有人知道有这样一座桥的存在，即使历史上有过这样一座桥，红军能否赶到那里，当部队经过彻夜行军到达泸定桥畔时，他们惊喜地发现，这座铁索桥依然坚固地存在在那里。随后从左岸赶来的刘伯承不禁感叹说：天不亡红军啊！泸定桥挽救了红军，而在最后一刻，是毛泽东丰富的历史地理学识挽救了中国革命。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毛泽东青年时酷爱读《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这是一部军事地理参考书，罗章龙回忆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几乎把这本书翻烂了，书中详细地介绍了金沙江上铁桥的来历，指出：大渡河上的铁索桥，这是清代在吐蕃“铁桥镇”的基础上修造的，并且还说：先有泸定桥，后有泸定县，泸定县在，铁索桥便在。
渡过大渡河之后，中央红军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到此，红军终于冲出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包围圈。但是，共产党和红军的劫难还并没有结束，因为他们随即就面临着与张国焘路线的斗争。
张国焘，1897年出生，小毛泽东四岁，他的故乡萍乡，离毛泽东参与领导罢工的安源煤矿只有16公里。他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是北大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据说，五四游行那天，北大校长蔡元培出面劝阻说：现在政府已经对北大很不满，你们如果再上街，我这个校长就真的当不成了。由于蔡元培挡在门口，学生便一时不能集结。此时张国焘站出来大喊一声：学生上街是学生自己的事，与校长有什么关系！于是，张国焘几个人将蔡元培架到了一边，北大学生蜂拥而出。
张国焘的目空一切是出了名的。他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在他眼里，其他代表却都是漫画性的。在张国焘的回忆录里，一大代表中，除了张国焘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外，其余的都是些滥竽充数的。每一任中共中央领导人都不在张国焘眼里。懋功会师的时候，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的部队实力悬殊，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有八万人，而一方面军则只有一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可谓兵强马壮。
中央决定成立新的红军总司令部，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随后，张国焘又提出要改组中革军委和中央政治局，这一要求没有被满足，张国焘便反对红军的北上路线。
张国焘本来并不完全反对北上陕甘宁的计划，他原本要打击的对象是博古、洛甫、周恩来这些“共产国际派”，但是，当他看到这些人此时都赞成毛泽东的主张时，张国焘转而集中力量打击毛泽东。面临这样的形势，中央政治局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张国焘。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毛泽东而不是张国焘代表中央政治局，负责党的军事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代表党中央负责军事工作。此时周恩来病倒了，而张国焘虎视眈眈——到了这样的境地，党和红军也只能靠毛泽东了。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的这句话，放在长征路上的毛泽东那里，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毛泽东固然是被选出来的，人们常说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但是，毛泽东被选出来，是为了挽救中共历史上的灭顶之灾。那不是选出一个什么天之骄子，而是选一个赴汤蹈火的带头人。毛泽东能够不屈不挠地从宁都会议走到此时，而不被彻底打倒，如今想来，这也是有必然性的。
其一，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分析了当时世界的局势，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规律，从而为党和红军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
其二，毛泽东立足于世界形势和中国发展规律的认识，正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正确的军事战略，是红军以弱胜强，不断打胜仗的根本保障。
既然党的历届总书记都不能制约张国焘，毛泽东对于张国焘也只能选择躲的办法。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一部分率先北上，张国焘则率大部红军南下，并宣告另立中央。
南下的红军受到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被迫退入西康。西康地广人稀，非但不能成为战略屏障，更使红军完全暴露在敌人飞机的空袭之下。一年后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师，张国焘被迫北上。随后，红四方面军主力之一部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随即陷入与青海军阀马步芳的苦战中，几乎全军覆没。
1931年，中国共产党曾拥有近30万红军，拥有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赣边苏区、湘鄂西苏区等红色根据地，而到了1935年，中共却只剩下陕北一个根据地，其余的根据地全部丧失了。
陕甘苏区是共产党经营得最长的根据地。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五届中央派刘志丹、谢子长赴陕北创立根据地，他们在陕北创建了红26军，1933年，刘志丹在陕北照金与习仲勋会师，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任主席，刘志丹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国民党的眼里，陕北的“习、刘”，就等于中央苏区的“朱、毛”。阎锡山说：“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红军进入哈达铺的时候，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搜集到一批《大公报》，随后，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耿飚也从墙上揭下了一张8月1日的《大公报》，并把报纸送到了毛泽东手上。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方才知道陕北原来有一块与中央苏区面积一样大的根据地，知道陕北也有“朱毛”，也就是“习刘”。毛泽东当时感叹说：梁兴初有大功啊，你这个侦查连长，一下子就抓回了两个军（指红25军和红26军），还给我抓回来了这么大一块根据地吗！
与中央红军一样，陕北红军也经历了会师、反围剿、肃反。1935年9月15日，从鄂豫皖苏区出发的红25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率先完成长征，但是，红25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却立即开始进行肃反，时任红25军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的戴季英，下令逮捕了刘志丹、高岗和习仲勋，并严刑拷打。当毛泽东得知高岗、刘志丹和习仲勋被当作反革命逮捕的消息后，他下令立即放人，毛泽东当时愤慨地说：你们这些人做了敌人想做而不能的事情。
习仲勋后来这样回忆说：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令人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宁边的吴起。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我们这100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的革命，出现了团结战斗的局面。
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红军，而陕北红色根据地则为走投无路的红军提供了落脚点。1935年10月18日，红军到达陕北吴起，这标志着为时一年的长征结束了。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的时候，队伍的人数只有六千人，而这还不及他从井冈山带到闽西苏区的人数。
1936年12月7日，中革军委改组，毛泽东当选为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毛主席”，那一年，他43岁。1937年1月13日，共产党中央机关再由保安移驻延安。毛泽东当时幽默地说：我们要去住大城市喽！
陕北是红军长征的终点，也是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起点。如果没有陕北根据地的存在，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是不可想象的。194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演说，他这样感慨万千地说到了陕甘宁边区：
所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剩下一个陕北，就是这个陕甘宁边区。这个地方作用非常大，怎样大？我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好像门的枢纽，能够一开一关。陕北这个地方，上面顶天下面立地，起承转合，所谓起，是从这个地方起，转，就是从这个地方转。……同志们，我们要走出去，走到全中国去。同志们，这个地方既是我们的落脚点，也是出发点。
长征：意志的赞歌
毛泽东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这样讲到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然而，长征不仅仅是战胜蒋介石反动派的胜利，长征也是战胜党内错误路线的一次胜利。
不仅是如此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还有如此严重的错误路线和如此剧烈的内部分裂，以及如此严酷、恶劣的生存境遇。
如果说长征是一次伟大的胜利，那么长征便是意志的胜利，是人类意志的赞歌。所谓意志，也就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所说的抵抗力。长征中无数动人的故事，说明了红军的生命力是如何的顽强。而其中一个是关于著名的断臂将军余秋里的。
余秋里在长征途中左臂负伤，他就是晃荡着一支断胳膊走出草地的。为了止痛，他不断地往断臂上淋水，结果伤口腐烂生蛆，在拖着断臂行军200天后，他接受的治疗则是用锯条把断臂连骨带肉地锯下。
廖承志则亲眼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红军母亲分娩后，为了不拖累部队，把孩子抛入了水中，而就在抛孩子的一瞬间，那个母亲也举身扑入水中，母亲和孩子一起消失在水中。
这就是长征。长征就是这样写在了亚洲的原野上，写在了人类的历史上。
消瘦的面容、先知的目光、革命家的腿。毛泽东长征时代的形象，就是这样写在了中国人民的心里。长征证明，毛泽东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红军和革命的命运，竟然是如此的完全一致。
如果中国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圣经》故事，那么，长征就是最为慷慨悲壮的一章。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