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全球化阴影下的伊斯兰世界

伊斯兰文明历史上曾极度辉煌，当前却日益陷入困境，面临经济边缘化、贫困化危机。根据2014年各国GDP排名，除土耳其和沙特勉强入选G20外，伊斯兰世界57个国家中，位于20至50名之间的有8个，50名至l00名之间有l7个，l01名至l78名有l6个，伊斯兰世界基本处在欠发达状态，经济欠发达乃至整体衰落，其背后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财富鸿沟”

    当前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种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都要大。然而，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建立在资本私有基础上，谋求利润最大化，由此导致两大结构性矛盾：一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二是贫困积累与财富积累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则将这种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复制出来，并由此造成两大“财富鸿沟”。

一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由此造成富国与穷国之间贫富分化持续加大。资本主义的全球产业分工，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等级制分工体系。“等级性的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一个永恒的要素。”[1] 工业品附加值高于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工业国与非工业国之间的贸易看似公平公正，实际上西方国家却凭借诸如苹果手机、波音飞机等高附加值产品，廉价地获得并享受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劳动成果，由此使财富不断流向工业国家，最终导致两类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等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运转至今，其根本点在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着“不等价交换”。全球化背景下，财富再分配总的趋势就是“资本流向世界，财富流向西方”，许多发展中国家日益陷入贫困积累和依附状态，成为靠出卖资源、出售单一商品、依靠侨汇过活的下游国家。

    二是跨国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使资本在劳资博弈中日趋占据主动，由此造成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贫富悬殊越拉越大。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资本活动的空间和自由度明显增大，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主动寻找利润最大化的价值洼地。尤其那些资本匮乏的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竞相提供优惠条件，不惜展开“谁敢比我惨”的“寻底竞争”。相比之下，劳动者则缺乏这种机动性，因而在劳资对立中日渐失去讨价还价能力。由此使资本收入的增速日渐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速。正如《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所指出的：“一旦资本收益率显著且持久地超过经济增长率，财富积累和扩张的动态机制，将自动导向高度集中的分布。”[2]

    因此，“资本奴役全人类”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富人与穷人之间收入分化持续加剧。从国内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内部都不同程度存在贫富分化加大的问题。据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称，截止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3]从国际范围看，这种贫富分化更加明显。根据乐施会(Oxfam)2016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报告，2010-2015年期间，世界贫富分化继续加大。2010年，世界上最富的388位富豪的财富总量，超过世界半数人口的财富；到2015年，世界最富的62位富豪的财富就已超过世界一半人口的财富。5年内，这些富豪资产增加44％，而世界上最贫穷的36亿人的净资产则下降41％，缩水l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全世界近半数以上新创造的财富，流入最富裕的1％富人之手；而世界最贫困l0％人口年均收入25年内仅上涨3％，每年日均收入上涨不超过1美分。[4]

    显然，这种美式全球化有利于富国和富人，不利于穷国和穷人。发达国家之所以喜欢倡导“市场化”、“全面开放”、“自由贸易”等等，就是因为跨国资本可以凭借其技术和品牌优势，在国际范围内攫取更多财富。这些庞大的境外财富为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提供了支持，从而使得发达国家的穷人能够维持较为体面的生存状态。[5] 对后发国家来说，融入全球化浪潮将沦为全球产业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更多意味着财富外流和经济依附。而这些国家的普通劳动者，遭受着西方跨国资本和本国民族资本的双重剥削，其付出最多，但生存状况最差，随时可能面临生存危机，因而随时可能起身造反、爆发革命。

伊斯兰世界是美式全球化的主要受害者

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在不自觉中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

18-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横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是中东伊斯兰世界的霸主。19世纪奥斯曼帝国纳入国际分工体系时，正值欧洲列强完成工业化之际。依然沉浸于传统社会生产方式和财富观的伊斯兰世界，没有意识到看似公平的世界体系所暗含的不平等性和剥夺性。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奥斯曼经济从属于西方是合理和正常的。由于原料出口贸易中，已经产生出强有力的既得利益者，对奥斯曼帝国来讲，同西方建立起来的半殖民地经济关系既可获得厚利，又称心如意。”[6] 在生产力水平远较西欧落后情况下，奥斯曼帝国与法国等多个国家签订条约，给予其贸易特权，在国际分工和合作中成为西方廉价工业品的倾销地和原料产地，土耳其向欧洲出口原材料，欧洲再将制成品返销回土耳其市场，由此加快了奥斯曼帝国原有制造业的败落。l8世纪70年代是奥斯曼帝国工业发展的高峰期，此后便开始走下坡路。到l862年，“土耳其不再是一个制造业国家了”。此后，这种不等价贸易关系导致奥斯曼帝国曰益陷入“坏的自由贸易”，财富日趋向欧洲工业国“单向流动”，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财政拮据，经济被西方控制。伊斯兰世界部分地区曾尝试推进“工业化”，借此摆脱依附和贫困状态，但这些努力和尝试最终半途而废。l9世纪前期，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曾大力推行工业化，但最终因英国强力干涉无疾而终。

二战结束后，伊斯兰世界涌现出纳赛尔、苏哈托等一批杰出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这些领导人不满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倡导“不结盟运动”，目的就是要实现政治经济独立，摆脱对西方的殖民依附。萨米尔·阿明评价称：“这些国家的发展概念中包含着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追求的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建设目标。”[7]

后来的历史证明，那个时期是伊斯兰世界经济蓬勃向上、政治自主程度最高的历史时期。可惜好景不常。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如阿以冲突)、国内大资本的强大影响力，以及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教化——将“独立自主”、“脱钩”和“国家建设”等观念歪曲为“回归保护主义”和“陈旧的思想”，因此，伊斯兰世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放弃“进口替代”战略，重新奉行“经济自由化”和完全“对外开放”政策，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重新接轨。

然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一种“获得眼前，牺牲长远”的短视发展战略。表面上看，经济自由化政策使阿拉伯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但长远看，过早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导致伊斯兰世界工业化进程半途而废。据世界银行2011年数据，几乎每个阿拉伯国家的制造业投资比例都在下降，制造业占GDP比重也比其他地区低得多(撒哈拉以南地区除外)；高技术在制造业出口产品中的比例仅占1．2‰，这一比例比撒哈拉以南地区还要低。[8]由于缺乏工业能力，许多伊斯兰国家不得不依靠旅游、侨汇、出口石油等原材料维持生计。

据世界旅游协会统计，2014年埃及旅游业在GDP中占比达到11.3％，占外汇收入来源的l4.4％。[9] 在突尼斯，旅游业的经济贡献度高达15.2％。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却对这种依附性模式赞赏有加。突尼斯在2010年公布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38位，连续多年稳居非洲大陆首位；埃及2008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改革国家”之一，在178个国家中列第l6位，在中东仅次于阿联酋和以色列。但这种廉价表扬的背后，则是产业结构畸形、近半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严峻现实。

对石油富国来说，由于缺乏像样的工业投资项目，其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只能流入发达工业国家，或用于购买奢侈品和炫耀性财富，即使留在本国也大都投资于房地产和金融领域，导致经济畸形繁荣。石油贸易带来的巨量资本，并未给本国经济带来实质性好处——它既没有促成商人阶层的出现，也未使本国民族工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过度参与全球化，使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就像缓慢下沉的“泰坦尼克号”，日趋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其参与全球化程度越深，经济边缘化、贫困化处境就越明显。据统计，l980-2004年期间，阿拉伯世界实际人均GDP增长6.4％，平均每年不足0．5％。”[10] 2004年中东国家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水平与1970年相同。[11] 阿拉伯世界3亿多人口，其中1／3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12] 即使沙特这样的石油富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也超过1/4。中亚地区贫困化问题同样突出。2015年10月，独联体国际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贫困率达60%-70%，经济相对好些的哈萨克斯坦，贫困率也达到40%。[13]

“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伊斯兰世界与发达国家的不对称依附，决定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极其脆弱。世界经济繁荣时，“中心国家”攫取大部分利润，发展中国家尚可从中分享残羹冷炙；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发达国家通过保护主义、量化宽松等政策转嫁危机，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承受，乃至演变为更加剧烈的政治经济动荡。越是经济脆弱、依附性强的国家，越容易出现动荡与危机。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发生大规模政权更迭和社会冲突。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情报界、经济界和政坛均担心，此轮金融危机将爆发海啸式全球政治动乱。处在全球产业链下游、经济极度脆弱的伊斯兰世界则成为主要受害者。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石油、粮食、矿产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应声大涨，这使得严重依赖于这些大宗商品进口的伊斯兰非产油国，如埃及和突尼斯等国不得不承受巨大的贸易逆差，国际收支日益入不敷出。2013年后，美联储持续放出加息信号，导致美元日趋走强，美元借贷成本的上升又导致这些国家外债激增、货币贬值、资本外流。以埃及为例，埃及央行被迫于2016年3月14日宣布实行自由汇率制度，埃镑兑美元大幅贬值14％。危机导致油价暴跌，传统的伊斯兰石油大国损失惨重。据估算，仅2015年，低油价就令中东财富蒸发36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称，油价下跌使海湾国家2015年GDP增速放缓至3.2％，预算赤字达12.7％。科威特财政中心报告，2015-2016年，海湾六国财政缺口大约3180亿美元。到2020年，这些国家需借贷2850亿-3900亿美元。[14] 根据标普报告，2015年阿拉伯国家政府债务达l430亿美元，比2014年的706亿美元增加一倍，预计2016年政府债务仍将居高不下。[1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3月22日称，所有新兴市场面临未来五年增长前景减弱形势，其中中东和中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低1．25个百分点。

总之，伊斯兰世界盲目追随美式全球化进程，最终成为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受害者，它们距离经济现代化的梦想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西方霸权干涉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化和动荡

在新殖民主义时代，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是对伊斯兰世界进行软性控制的主导性力量。在必要情况下，西方会毫不犹豫地用武力来维护既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冷战结束至今，美欧先后发动了5次地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其中4场针对伊斯兰世界，3场直接针对阿拉伯世界。二战后至今，美国在中东地区共实施过41次军事行动，大部分军事行动获得成功。[16] 通过战争，跨国资本(尤其跨国金融资本)获得巨额好处。有学者指出，每个遭受美国直接或间接军事干涉的国家中，都为美国银行、公司、投资者重新分配财富提供了机会。他们剥夺这些国家的土地、劳动力、市场和宝贵资源。[17] 那些遭受军事打击国家，则普遍元气大伤，日趋变成“失败国家”。

工业化是必由之路

 总体看，伊斯兰世界之所以陷入困境，与其过度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有着直接关系。面对具有技术、品牌和组织优势的国际大资本，中东伊斯兰世界日益溃败，最终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与之相关，由于伊斯兰世界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因而与西方的“火力差距”相差悬殊，西方大国对该地区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和打击时，往往肆无忌惮，如入无人之境。这种外来军事干预明显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动荡和贫困。展望未来，伊斯兰世界要想摆脱困境，必须矢志推进工业化进程，并高度警惕西方霸权主义威胁。此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有助于缓解伊斯兰世界的结构性危机。

链接：近年来阿拉伯世界三次战争

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自然条件优越，油气丰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其集权政体保证其能够不依靠西方强国就能够维护国内安全。[18] 从经济政策看，“伊拉克不但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储量国，也是拒绝根据弗里德曼自由资本主义设想、建立全球市场潮流的最后堡垒。”[19] 萨达姆执政期间，还公然改用欧元结算石油，由此触动了美国的美元霸权“逆鳞”。这种独立自主特质和挑战美元霸权的做法，最终促使美国决定将伊拉克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有意识地轰炸、摧毁了伊拉克的工业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自来水和能源供给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农业灌溉系统等，从而“卓有成效”地使它退回到工业化以前的时代。[20] 2003年美英发动的对伊战争彻底颠覆了萨达姆政权，美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伊拉克石油交易的货币再次换成美元。同时，美国还清除了伊拉克对资本严格限制的所有举措，为美国投资者和出口商进入伊拉克市场铺平道路。[21]

伊战后，美国一家公司合伙人兴冲冲地说：“获得宝洁公司产品流通权就像金矿一样，一家货色齐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杂货店；一家沃尔玛可以接管全伊拉克。”[22] 这场战争给美国企业带来了繁荣，但伊拉克却从地区强国彻底沦为“失败国家”，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无足轻重，国内面临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自2014-2016年“伊斯兰国”肆虐迄今，伊拉克已有5.5万平民丧生，320万人流离失所。与此同时，伊拉克教派冲突也日趋升温，这使伊拉克面临国家分裂危险。

利比亚战争

从地缘经济看，利比亚经济独立自主，甚而谋求在非洲建立经济新秩序，这令西方大国难以接受。卡扎菲1969年上台后，致力于摆脱西方殖民压迫，并采取一系列保护民族利益的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亚军事基地、废除同西方公司的不平等协定、将石油资源收归国有等。利比亚的水资源、食品、石油、货币、国有银行等完全独立。同时，利比亚金融完全独立，在国际银行体系中没有任何债务。利比亚人工大运河就是金融自主开发的典范。[23]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卡扎菲虽然在政治上屈从西方，但始终未放弃经济独立性。不仅如此，卡扎菲还极力推动建立非洲国家的联合行动。1999年，利比亚带头倡议成立非盟，以争取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在2004年的泛非议会上，卡扎菲倡导非洲产油国抛弃美元，用黄金计价石油和天然气，从而谋求非洲大陆的金融独立。在卡扎菲政权垮台前，非洲国家至少召开过两次统一货币会议，讨论以利比亚金第纳尔和银迪拉姆作为非洲石油唯一计价货币的可能性。2011年北约武力推翻卡扎菲前夕，利比亚央行已经以本国的l43.8吨黄金为抵押，开始发行金第纳尔，其他非洲国家已开始用这种货币与利比亚做生意。

     卡扎菲的这些努力威胁到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邮件门”中一封标注为2011年4月2日的邮件暴露了关键信息：“卡扎菲政府拥有143吨黄金，以及类似数量的白银。这些黄金曾试图被用于建立以利比亚金第纳尔为基础的泛非货币，计划在法语非洲国家替代法郎。”这是促使萨科齐总统决心打击利比亚的因素之一。希拉里在泄密邮件中指出，“萨科齐出兵利比亚主要由以下因素驱动：一是谋求获得更大份额的利比亚石油产品；二是增加法国在北非的影响力；三是提高法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四是寻机使法国军事力量重返国际舞台；五是担心卡扎菲取代法国，成为法语非洲地区主导力量。”[24]

    不难看出，利比亚战争的目的就是破坏其蒸蒸日上的独立自主模式，摧毁潜在的可能推动非洲独立自主的合作网络。[25] 从结果看，这场战争使利比亚由“非洲最富裕国家”变成了“北非动荡源头”。利比亚人工大运河被彻底摧毁，已难以重新修复；[26] 利比亚日产原油总量跌至30万桶左右，远低于2011年之前日均160万桶的水平。有学者指出，推翻卡扎菲政权并建立西方国家的傀儡政府，这只是大戏的前奏，把整个伊斯兰世界强行纳入“世界新秩序”才是最终方案。[27]

叙利亚内战

叙利亚原是中东地区强国。该国政治制度类似伊拉克，一党制保证了政府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汲取能力，政治制度也远比海湾君主国乃至埃及共和制更加稳定。从经济层面看，叙利亚国有经济比重甚大，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从对外政策看，叙利亚一直被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最后堡垒。

但在美国决策者眼中，阿拉伯民族主义所引发的阿拉伯世界的联合，有可能导致石油美元无法回流欧美。因此，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病毒”携带者的巴沙尔政权，必须被连根拔起。[28]

数年的全面内战已造成25万人死伤（叙利亚智库统计为47万），12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400万流亡国外），半数城市被毁，大量良田抛荒。据“叙利亚政治研究中心”最新报告，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已有400万栋建筑被毁，3000所学校、70%的医院和卫生机构、60%基础设施、数以千计的工厂和上万家小企业被毁，许多城市几乎完全瘫痪。截止2015年底，叙利亚经济损失超过2547亿美元，为2010年叙利亚GDP总量的4倍。失业率从2011年的14.9%增加到2015年底的52.9%。叙利亚经济处在“崩溃边缘”。[29]

此外，叙利亚战乱还使全球圣战分子纷至沓来，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各种极端组织层出不穷，叙利亚由中东“稳定绿洲”变成“恐怖天堂”。联合国安理会2015年8月17日称，“叙利亚已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这一危机已经威胁到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