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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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家庭经营与现代农业的关系

——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土地问题争论的启示
马梦挺 来源:《经济导刊》2016年11期 2016.12.14 10:42:24

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恢复了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直至今日,家庭经营一直是我国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农业的家庭经营一般也被称为小农经济,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都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非现代的小生产,终将被资本主义式的大生产或者集体经济所击败。

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家庭经营与现代农业的关系?实际上,这一问题早在19世纪末就被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部分人所提出。这部分人依据当时德国国内中小规模农场数量和面积占比增加、而大农场数量和面积占比下降这一现实情况,提出马克思的理论在农业领域适不适用的质疑。在土地问题上回顾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这场争论,对今天中国的农业发展道路问题有所启示。

争论的背景

这场争论从1894年一直持续到1914年,整整20年。这段时间恰好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乃至垄断资本主义最终确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空前加剧,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迅速发展,尤其是在1905年之后,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开始被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提上日程。但另一方面,像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农民依然占据了很大的人口比例。例如,德国在1890年农村人口占到53%,到1910年也有40%的农业人口。不仅如此,农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占地5公顷以下的中小农,这类农民在1882-1907年间一直占到农户总数的76%以上。[1]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农民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就成了无产阶级政党不可回避的任务,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土地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争论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当时的资本主义农业危机。19世纪的最后20年,交通运输迅速发展,大量印度和美洲的廉价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入欧洲。欧洲国家因此粮食过剩,农产品价格大跌,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一次农业危机就此爆发,英、法、德的农业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另外,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展,广大农村地区都被卷入到市场关系中,农业危机的冲击使得广大中小农民深受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他们表现出强烈的反资本倾向。

福尔马尔的“农业特殊论”及考茨基的反驳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对于土地问题的关注,首先是出于政治上争取农民的需要,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农民的反资本斗争具有浓厚的反现代化倾向,其思想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所以,当时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民主党是否应提出一个旨在维护小农制的土地纲领。

1894年,法国工人党南特代表大会通过了支持小农反资本,即维护小农制的土地纲领,拉法格是这一纲领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同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福尔马尔等人的观点在这次大会没有遭到反驳,由他和舍恩兰克共同起草的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得到通过。

但这个土地纲领遭到了以恩格斯和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反对。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党既要努力把农民争取过来,又要坚持无产阶级原则,不能永远保存小私有制。

如果说拉法格主张维护小农制还仅是出于政治策略的话,那么福尔马尔则已经开始提出自己的理论,即所谓的“农业特殊论”。在福尔马尔看来,农业的发展规律不同于工业,小生产并不是迅速地被大生产吞并,而是“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仍具有自己的生命力。现实中中小地产的破产,是货币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剥夺等外部因素导致的结果。“大生产在今天农业的竞争中,除非在具备特殊条件的地方,并不显得如何优越……,谷物生产中是如此,在畜牧业中尤其如此。”[2]他甚至引述了当时一些农业问题专家的观点:“大生产在农业中只有当实行粗放耕作时才具有优越性;随着经济的发展,经营的集约性日益加强,经营规模趋向于缩小了。”[3]福尔马尔认为,尽管这一观点正确性尚无定论,但这至少表明农业领域的规律是复杂的,小生产不会马上退出历史舞台。

对于提出维护小农制土地纲领的机会主义者们,这一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农业领域的小生产也像工业一样,将很快被大生产吞没,广大中小农民将迅速地无产阶级化,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冒着违反无产阶级原则的风险去提出什么土地纲领了。

就在福尔马尔提出“农业特殊论”的第二年,德国人口统计调查结果显示,占地规模较大的经营者数量下降,而中小规模的经营者数量则增长了。有趣的是,福尔马尔的“农业特殊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其反对者考茨基的承认。而且,考茨基比福尔马尔更进一步,指出了小生产优势的微观基础。考茨基认为,农业领域小生产的优势,主要建立在农民过度劳动和消费不足的基础上。因为贫困,小农不得不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以获得更多的产出。但随后,考茨基深刻地指出,建立在过度劳动和消费不足基础上的小生产,其顽强的生命力并没有任何先进性。实际上,同样的情况也一度出现在工业领域。家庭手工业依靠过度劳动,一度得以在机器大工业的环境中生存;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机器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终将普遍地战胜家庭生产。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福尔马尔支持小生产的理由,其实就是后来被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提出的小农“自我剥削”理论。主要依据俄国的经验,恰亚诺夫指出,小农经济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态。资本主义雇佣农场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劳动投入一般以劳动收入等于劳动成本为界。而小农家庭的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收入最大化。由于小农缺乏非农就业机会,因而即使进一步的劳动投入带来的收入低于劳动成本,他也依然会追加劳动投入,直到土地边际产出为零。这就意味着小农家庭经营的单位面积劳动投入更加密集,因而也就有更高的土地产出率。这一现象在人多地少的地区都将普遍存在。[4]

除了指出福尔马尔“农业特殊论”的微观基础之外,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中还提出了一个半无产阶级化理论。考茨基指出,实际上极大多数小农家庭并不能单纯依靠土地维持生活,他们依然需要在市场中出卖劳动力。这一方面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另一方面则是多数小农家庭占有的土地面积有限。大规模的资本主义雇佣农场实际上要以周边无数的小农经营为基础,否则它将无法获得足够的雇佣劳动力。小农经济最主要的产品不是粮食,而是劳动力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小农数目的增加无非是无产阶级化的另一种形式。考茨基的这一理论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中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形成。

除此之外,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中还详细论述了大生产在节省劳力和物资、运用现代农业技术、分工、商业和信贷等方面的优势,并谈及了农业合作社的问题。

考茨基的理论研究得到了当时社会民主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列宁也高度评价《土地问题》一书,称其为“继《资本论》第三卷之后的最新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尽管如此,考茨基的理论分析却无助于社会民主党的实践。考茨基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农业领域的特殊性:在农业领域,大生产吞没小生产的规律即使不像福尔马尔所说的那样完全不适用,但至少较工业领域要缓慢得多。虽然考茨基强调,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无产阶级革命,而巩固小农制是民主革命的内容,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接受这种土地纲领;但由于他无法提出具体的争取农民的策略,因而机会主义者在争论后期重新取得了党内主导权。

考茨基和福尔马尔关于土地问题的争论,有几个概念是有必要澄清的。第一,在考茨基的论述中,大生产基本上等同于雇佣农场,小生产则等同于家庭经营。这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因为雇佣首先是因为经营规模的扩大以致超出家庭劳动所能涉及的范围而引起的。但考茨基在论述大生产优势时,雇佣劳动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生产合作社也是一种大生产。考茨基认为,合作社使广大小农也具有了分享大生产优势的可能性,但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是有限度的。他引用详实的数据指出,当时的多数合作社实际上把持在富农、大农阶层手中。第二,大生产和小生产指的是经营规模,而不是土地所有权。小生产可以是小自耕农也可以是小租佃农,大生产可以是英国式资本主义农场主,也可以是德国式容克地主自营。

争论的启示

19世纪末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家庭经营而不是雇佣经营,才是农业生产的主流经营方式,。国内学者文礼朋曾对这一点做过比较完整的归纳。

第一,内燃机发明后,农业机械小型化,且往往只需单人操作,完全可以适应家庭农场的需要。

第二,农业劳动与工业劳动相比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农业劳动季节性强,且空间上散布于田野间,不像工业劳动那般可以进行流水线作业,因而不易对劳动进行监督。同时,农业劳动的专业性不强,其分工优势没有工业领域那么明显。

第三,雇佣农场的大规模经营要求大片连接的平整土地,不是所有地区都能满足这个条件。更重要的,土地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农场面积的扩大有赖于对小地产的购买与合并,在自耕农占优势的国家难以做到这一点。实际上,资本主义雇佣农场一度盛行的国家,均是一些地权高度集中的国家,如17世纪晚期到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和德国东部,以及现在的南美洲地区。

第四,正如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中指出的,资本主义雇佣农场所需要的雇佣劳动力往往要求该劳动力隶属于一定的家庭经济。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雇佣农场的周边一般存在大量的小农经济。但随着工业化的进展,非农就业机会增多,小农经济越来越少,这就阻碍了资本主义雇佣农场的发展。

第五,在现代农业经济中,家庭农场并不等于小农经济。依托于现代农业机械化与服务体系,一个家庭可以经营几百甚至上千公顷的土地,美国就是这种情况。这种现代化的家庭农场不可能是小农经济。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这种农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农场,不存在恰亚诺夫“自我剥削”的现象。在当下中国,我们应特别注意“家庭农场”的具体含义。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对当时资本主义农业所造成的影响。农业危机使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农场破产,土地经营规模会趋于小型化。实际上,英国式的资本主义农场在1870年之后就走向衰弱。工业危机也会造成失业增加,易形成农村小租佃制的复兴。

 

(编辑  迟晨光)



*马梦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1]王长江:《考茨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问题争论》,国际工运史研究资料,1984年。

[2]《福尔马尔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4页。

[3]同上。

[4]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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