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和完善规范董事会建设，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效能，是中央企业深入推进改革发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一项重大任务。立足中央企业董事会建设实践，结合世界一流企业董事会运作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央企业特点、适应治理现代要求的战略型董事会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董事会科学决策水平、发挥战略治理功能，持续推动中央企业创新发展、安全发展、绿色发展，实现价值创造。

构建战略型董事会的重要意义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中央企业持续推动深化改革、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赋予了新的职责使命，提出了新的目标任务。董事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董事会建设是推进国有企业一系列深层次改革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中央企业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迫切需要提升董事会的战略引领能力，构建战略型董事会。一是战略型董事会有利于发挥企业战略引领作用，塑造核心竞争力。与传统的经营型、监督型董事会相比，战略型董事会更关注企业长期战略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塑造，突出战略核心功能，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强调优化主业、做强做优专业，深化企业内部各业务板块的协同发展，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和发展质量效益的有效提升。二是战略型董事会有利于发挥企业战略前瞻能力，推动创新发展。战略型董事会能够有效结合企业发展特点和所在行业发展趋势，明确企业关键目标和核心任务，特别是在能源安全、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持续发挥变革引领作用，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和培育，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三是战略型董事会有利于发挥企业科学决策水平，巩固经营优势，维护安全稳定。战略型董事会在决策机制、组织设置、董事（含外部董事）履职保障、授权监督等方面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在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韧性”，提升国家战略安全保障能力等方面进一步发挥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功能作用。

构建战略型董事会的基本思路

2022年2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建设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为中央企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发挥公司治理效能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随着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全面推进，构建适应治理现代要求的世界一流企业战略型董事会，以战略治理为核心，通过有效的战略组织、战略决策、战略协同、战略管控，持续提升董事会战略前瞻能力、科学决策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创新推动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推进价值创造的过程中，为企业实现创新发展、安全发展、绿色发展提供治理保障。

强调战略治理，夯实“四条路径”

董事会要发挥战略治理核心功能，将战略引领纳入董事会治理的顶层设计，构建战略统领的董事会整体制度体系。要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通过有效的战略管控，推动企业长期发展。一是完善战略组织。通过优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置、建设专业高效的董事队伍、充分发挥董事会秘书作用，构建适应战略治理的董事会组织架构。二是战略决策科学。通过持续完善战略决策流程和决策机制、制定董事会决策重大事项事前沟通报告、董事尽责免责、外部董事沟通会前置与外部董事召集人等制度、搭建董事履职数字化平台，持续提升董事会科学决策水平。三是推进战略协同。在进一步明晰党组织、董事会与经理层权责关系的基础上，加强彼此的沟通协作，实现各治理主体协同运行；有序推进董事会工作体系建设，在不同职能部门间建立起畅通的沟通渠道，实现支撑部门协同运转。四是强化战略管控。实行战略监督，确保企业经营活动按照战略目标和规范进行；营造战略文化，尊重不同董事的意见和观点，加强对外部董事履职支撑服务保障；精准合理授权，在保证战略一致性的基础上，对子公司董事会分类、分层进行授权。

聚焦战略引领，提升“五种能力”

战略型董事会要持续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推进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巩固完善企业核心功能，提高企业战略制定、决策实施和风险控制水平和能力。一是提升战略前瞻能力，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纳入企业发展规划，持续提升董事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要求董事紧密结合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持续推动战略实施。二是提升科学决策能力，依法依规对企业重大经营事项进行决策，督导经理层高效执行。三是提升创新推动能力，抓牢“科技、效率、人才、品牌”四个要素，提高创新意识，培育有利于创新的包容性文化，鼓励形成研发创新激励机制和动力机制。四是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有效识别和揭示企业经营中的重大风险隐患，推动完善风险管理体系，防范和化解重大投资决策风险。五是提升绿色治理能力，关注企业绿色转型，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落实环境责任、安全责任、社会责任。

推进价值创造，实现“三大发展”

战略型董事会把价值创造贯穿于公司治理和企业经营决策全过程，充分发挥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推动企业实现从注重数量规模向注重质量效益效率的转变，从注重短期绩效向注重长期价值转变，从单一价值视角向整体价值理念转变，从而更好发挥央企科技创新“先锋队”作用，推动企业实现创新发展；更好发挥央企安全支撑“主力军”作用，推动企业实现安全发展；更好发挥央企绿色转型“开拓者”作用，推动企业实现绿色发展。

中央企业加强战略型董事会建设的基本举措

加强和完善规范董事会建设，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效能，是深化国企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基于企业战略管控模式，构建全过程决策管理体系，优化重大事项决策沟通机制，提升决策效能，完善外部董事支持服务体系，通过有效的公司治理持续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完善中央企业现代治理体系，全面提升世界一流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

强化董事会政治建设机制，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两个一以贯之”

一是加强理论武装。在董事会日常工作中有计划、有主题、有交流、有成效地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高中央企业董事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推动董事会与其他治理主体同频共振，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二是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治理效能。持续完善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工作制度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运行规则相结合的科学决策机制，使党的组织建设成为企业现代化科学发展价值链条上的关键环节，特别是在前置把关、考核评价等方面强化党组织功能定位。三是强化监督职能、确保管理合规。构建联合监督新模式，推动形成纪检、巡视、审计监督三效合一，贯通协调机制，通过优势互补、同向发力，有效推动纪检监察权威性、巡视巡察监督政治性与审计监督专业性的有机融合。持续完善监督机制，健全决策执行情况跟踪反馈和评价考核机制，建立和完善动态监管体系、完善企业内部权力运行监督等重点工作，做到监督有效、机制健全、管理合规，董事会监督职能持续深化。

深化董事会决策制度机制，提升战略治理水平

一是持续提升决策科学性。持续修订完善党组织、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等决策主体工作规则、议事规则，动态调整完善决策事项权责清单，明确决策事项范围，健全决策执行情况跟踪督办机制，进一步加强重大事项研判与沟通交流。二是持续提升决策规范性。持续健全董事会议案台账，形成从议案征集、议案审核、决议编制、记录整理、材料归档的全闭环管理。三是持续提升决策效率。在会议安排、议案材料准备等方面，保持与外部董事的汇报沟通，通过外部董事沟通会、外部董事调研等方式，帮助外部董事提前了解项目情况。决策后，通过定期听取决议执行情况报告，帮助外部董事了解重大项目进展情况，跟踪督办管控决议及授权决策事项落实情况，形成完整顺畅高效运转的决策链条。

优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运行机制，保障董事会决策科学

一是创新专门委员会组织结构。结合行业特点和企业实际、治理需求，持续更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如在石油石化、能源电力领域，探索设置安全环保委员会，在航天军工、农业医疗、建筑交通领域，设置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委员会等，进一步增强企业在本行业中的使命感、责任感、影响力。二是强化专门委员会工作支撑。根据专门委员会功能划分，进一步明确支撑保障部门职责分工，为委员提供翔实的项目材料、专业的业务团队、及时的信息服务。三是有效发挥决策前置功能作用。组织专门委员会进行专项调研并与外部专业机构建立协作机制，形成研究咨询意见，持续强化为董事会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的功能定位。

完善外部董事履职支撑保障机制，推动外部董事科学履职

一是提升董事会数字化水平。结合企业实际，构建推进董事会科学决策、有效保障外部董事履职支撑的信息管理系统，完善外部董事信息获取途径，畅通“上情下达”“下情上达”通道。二是健全外部董事与经理层联系沟通机制。落实外部董事对企业生产经营相关情况的问询权。经理层要主动加强与外部董事的汇报沟通，积极落实外部董事提出的工作建议。三是拓宽建言献策渠道。建立外部董事高效调研机制，紧盯企业改革发展重大问题，推动外部董事的专业性意见建议真正转化为促进公司提高管理水平提升治理效能的有效动力。

健全董事会秘书作用发挥机制，服务董事会高效运行

一是明晰岗位职责。围绕推动董事会发挥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的功能作用和履行监督职责，切实强化中央企业董事会秘书的责任担当。二是依规合法履职。充分掌握企业财务经营状况，企业内部各层级向董事会报告的重大事件情况及相关问题；及时规范提供董事履职所需材料和信息，加强对所属企业董事会建设工作指导。三是强化考核监督。加强对董事会秘书推动完善董事会制度建设、支撑董事会运行和董事履职、督促董事会议决议执行、加强沟通协调等情况的日常监督，督促董事会秘书规范高效履行职责。

健全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体系，加强企业各部门协同配合

一是构建董事会支撑部门协同机制。加强董事会办公室与企业相关支撑保障部门的横向沟通，在董事会年度计划、会议议案、问询反馈、董事履职保障等方面加强协作。二是整合董事会支撑保障力量。依托企业内外部专业研究力量，围绕重大战略问题开展系统研究，进一步强化战略研究提升对董事会战略决策的支撑作用。

构建董事会战略治理体系，提升企业公司治理效能

一是建立健全以董事会政治建设机制、决策制度机制、专业委员会运行机制、外部董事履职支撑保障机制、董事会秘书作用发挥机制为基础的中央企业董事会治理架构基础，构建起以战略治理、战略组织、战略决策、战略协同、战略管控为核心要素的世界一流企业战略型董事会的治理结构。二是建立战略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充分发挥董事会战略引领作用，加强前沿趋势跟踪和研判，谋划完善战略举措，完善战略管控体系，打造战略规划制定、组织、实施、监控、考核的全过程闭环管理体系，健全决策执行情况跟踪反馈机制和完善的评价考核机制，加强对战略实施的指导监督，在创新、安全、绿色等方面全面提升中央企业公司治理效能。

（编辑  尚鸣）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快促进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构建稳健的数字人民币体系对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提高支付风险防控水平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数字货币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经济快速蓬勃发展，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近十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015年的18.6万亿元上升至2022年的50.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27.5%增长至41.5%。数字经济的增长得益于庞大的人口规模、日新月异的基础设施、网络技术应用的高速发展等，其中数字货币特别是移动支付的普及对助力数字经济发展贡献巨大，成为中国对欧美发达国家实现弯道超车的利器。

广义数字货币的发展

从广义角度看，在一定程度上任何形式的数字化支付工具都可被称为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的发展依赖于支付体系的发展，早期支付体系的指令以纸质凭证的传递来完成，很多工作都是手工操作。随着指令的计算机化，支付效率逐渐提升，从银行卡起步，使用基于磁条卡或者IC卡的方式进行支付；随着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二维码、NFC等技术的发明，闪付、二维码支付等移动支付成为支付方式的主流。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指出，“支付体系的数字化等同于支付工具转化为数字货币。数字货币无法单独建立和存在，需要依托于支付系统才能运行。”得益于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技术的应用发展，中国支付体系快速数字化，引领全球数字经济稳步增长。

在国际上，随着比特币问世，加密货币发展迅速，但这些货币本质上是由开发者自我设计和命名，没有稳定的锚来进行定价，也就没有多少交易用它来支付，货币的属性大打折扣。

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

从法定货币角度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CBDC）发展稳步推进，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以下简称BIS）2022年的调查报告，全球86个国家或地区的央行已有约93%开展数字货币研究，正在进行实验或概念验证的国家或地区占比从2019年的42%增加到2022年的超50%。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瑞典、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国央行及欧央行近年来以各种形式发布了关于CBDC的考虑及计划，部分已完成了初步测试。

数字人民币的发展现状与特性

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小组，2016年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从2020年4月开始，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冬奥场景等“4+1”地区进行数字人民币试点。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副所长狄刚透露，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已扩展至17个省市的26个试点地区，应用场景已从零售消费场景延展到薪资发放、普惠贷款、绿色金融等对公企业服务，以及财政、税收、公用事业、电子政务、助农扶贫等政务服务场景中，为国家战略实施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组发布的《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数字人民币的设计特性包括：兼具账户和价值特征，不计付利息，低成本，支付即结算，可控匿名，安全性和可编程性。数字人民币采用双层经营模式，由央行负责向指定运营机构发行法定数字货币，运营机构负责兑换和流通。

数字人民币的对外表现和触达用户的载体是数字钱包，通过对钱包进行分类管理，可赋予钱包不同的权限等级。从持有主体看，数字钱包分为对公钱包和个人钱包；从设备载体看，数字钱包分为软钱包和硬钱包，按照权限归属可分为母钱包和子钱包，按照客户身份识别强度分为一、二、三、四级钱包，其中四级钱包为非实名钱包。

商业银行推动数字人民币面临的挑战

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和应用是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工作，目前数字人民币的基本推动框架已搭建完成，第二层指定运营机构有10家，分别为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以及网商银行（支付宝）、微众银行（微信支付），形成“六大国有行+两家股份行+两家互联网银行”的格局。商业银行应把握好数字人民币发展的机遇，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与效率，为实现国内大循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的货币基础。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推广数字人民币的主要工作包括：技术对接、商户拓展、交易场景搭建、用户注册培训和公众宣传等。就目前17个省级行政区全域或部分城市进行的试点推广看，商业银行在数字人民币推动中也遇到了法律、技术、应用、盈利和反洗钱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在法律端，规范使用方面存在一定的不明确或空白；在技术端，存在“双离线”支付短板和信息安全漏洞；在应用端，消费者未养成消费使用习惯；在收益方面也存在不小的挑战，例如出现利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洗钱犯罪的案例。

法律层面的困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数字人民币作为一种创新设计出的法定货币，其可追溯、移动支付、匿名可控等特性提高了支付效率，补充了已有法定货币的缺陷，但现存的法律法规并未能有效地跟进调整。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修订于2015年，法规条例中未提及数字人民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于2018年修订，其中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人民币，是指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发行的货币，包括纸币和硬币。”也未提及数字人民币。国家颁布的行政法作为其他法律的前置法尚未在基本概念上进行明晰，必然会导致利用数字人民币的洗钱犯罪在其他法律中的法律界定、定罪量刑和司法认定上产生混乱。

技术层面的困境

“双离线”支付是数字人民币作为法币特性区别于其他移动支付的优势特征之一，即能在收付双方均离线状态下实现数字信息的传输，进而脱离网络的限制。该特性是一把“双刃剑”，在便利的同时仍存在支付短板，目前可行的控制手段是将该功能应用在小额支付领域。不排除有不法分子在“双离线”模式下将同一笔数字货币重复使用几次，即行业中所称的“双花问题”（Double Spending）。另外，随着数字人民币的大规模应用，系统的技术稳定性也面临着巨大挑战，需要运营机构投入大量的技术资源进行维护。

应用层面的困境

数字人民币的主流支付形式没有新的变化。作为一种新的法定货币，从应用最广的消费层看，仍然是扫一扫、碰一碰支付的表现形式，使用者需要额外下载APP，使用体验上并没有太大的提升。在硬钱包、母子钱包等方面的应用目前还不理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23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看（见表1），全国通过银联和网联进行的交易笔数高达2920亿笔，其中银联渠道占比25.31%，网联渠道占比70.87%，可见使用POS和移动支付已非常成熟，运行平稳。

盈利层面的困境

在盈利层面的挑战是商业银行需要面对的现实推广困境，作为业务产品，无法实现多方共赢，将阻碍其快速推广。银联POS、微信支付、支付宝等二维码支付业务中的推广各方，如发卡、收单、渠道服务和结算行等均可实现收益分层，从而实现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随着银行卡、微信等消费者端的普及使用，商户已接受了移动支付的收款方式，愿意承担部分的支付成本。数字人民币作为纸质现金的替代，具有不计息的属性，也将挤压商业银行结算存款的部分头寸，相对于传统收单产品，商业银行的推广边际收益较低。

反洗钱层面的困境

虽然数字人民币兼具账户和价值特征，可编程、可追溯，提高了监管部门追溯排查的便利度，但其运营和支付的模式相对于传统支付方式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从监管层看，监管义务主体运营机构仍然是银行和持牌机构，监管机构仍是央行，各运营机构仍存在数据孤岛的情况,不法分子可以利用交易信息分散于不同机构的“孤岛”特征，在操纵交易时选择性通过跨行交易切断追踪线索；从账户层面看，数字人民币可控匿名、支付快捷的特点，可能降低不法分子开户持币的难度，从而增加业务洗钱风险。

目前，浙江绍兴、云南昆明均出现了利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洗钱犯罪的案例，上海甚至还出现了利用数字人民币为境外电信网络诈骗、赌博等上游犯罪分子拆分转移赃款进行“跑分”的团伙犯罪案件，不法分子利用数字人民币交易的隐蔽性和公众对数字人民币的认知不清晰，不断挑战法律的底线。

商业银行推动数字人民币的路径展望

作为国家层面推出的战略工具，数字人民币体系将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商业银行应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数字人民币体系的构建采取相应的举措，解决在技术、法律、利益冲突、反洗钱中的现实问题，配合央行全面推动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的设计与落地，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体系的生态构成，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贡献。

配合完善相关法律规范

商业银行作为业务的具体执行层，应协助立法机关和央行制定适用数字人民币管理的法律，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均处于公开征求修改意见阶段，相关机构可根据数字人民币最新的技术发展情况，对数字人民币的明确定义和全周期监管、个人信息的保护、各机构间权利义务界限的划分、反洗钱等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

开发特色的技术应用场景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充分竞争，传统移动支付已经十分成熟，在没有强力行政手段推动下，数字人民币在零售端增加交易份额的难度巨大。商业银行应结合数字人民币的特性，在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当下，开发更多有特色的应用场景，形成与传统移动支付不同的体验生态。第一，利用其交易效率、交易安全、低成本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在跨境支付、离线支付、消费金融、有条件支付等场景中进行高质量的应用。如目前国家关注外国来华人员的支付体验工作，商业银行可通过数字人民币为外国来华人员提供更高效、更方便的金融服务。利用数字人民币的可编程性，还可提高政府部门补贴资金的流向控制，确保资金的有效使用；第二，在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发展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可利用存量的客户资源，加快自身系统的迭代升级，改造基础系统设施，为构建多层次的智能合约平台创造准备。

加强商户侧的营销推动

    商业银行应利用数字人民币无跨行交易手续费的特点，加强商户侧的营销推动，借鉴支付宝与微信支付的运营方式，对使用数字人民币交易结算的企业，在银行金融服务中执行优惠政策，提升商户侧客户粘度，进而提高存款留存获得收益。

开展消费侧的知识普及

从第三方支付的推广历程看，从最初使用U盾的网银支付到线上快捷支付，从扫码支付到碰一碰支付，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使用越来越便捷。可以说，谁主导了消费者的使用习惯，谁就能主导交易。商业银行应加强对消费者客户和商户的知识普及，提高消费者对数字人民币交易的安全认知，促使其逐步养成使用习惯，同时为公众提供更安全便捷的数字人民币运营系统，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结语

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金融科技创新将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作为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数字人民币体系为社会提供了安全、普惠、快捷的支付方式，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虽然商业银行在推动数字人民币发展中面临法律、技术、应用、盈利和反洗钱等方面的难题，但应看到我国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发展的重要性，积极提升自身金融服务水平与效率，为实现国内大循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的货币基础。

（编辑  宋斌斌）

伴随当今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货物与服务贸易中的无形资产价值占比不断增加，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决定机制开始发生重大变革。以知识产权、技术、人才、数据等为代表的、需要通过一定途径获取的“获得型”要素禀赋，因其呈现出与传统天然要素禀赋完全不同的边际收益递增特性，而成为一国贸易竞争力的新动能与核心驱动力。

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发达经济体开始感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底色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如美国通过多轮单方面的技术施压和贸易制裁，企图在战略上钳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今国际贸易竞争的本质已经演变成各国知识产权的竞争，而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成为各国维护自身国际贸易利得的关键因素，也逐渐发展成各国相互制约贸易竞争力提升的核心筹码。

以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存在现实制约

在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大变局背景下，以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存在如下国内国际的现实制约。从国内现实看，以“平齐型保护”为核心的保护体系设计思路难以为“获得型”贸易竞争力形成提供充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移植借鉴国外相关法律法规，在短时间内快速形成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位一体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具有起点高、标准严、与国际接轨早的优势。但是，这一形成过程并未充分考虑到我国技术发展水平的阶段性特征，导致错配性保护的情形时有发生。例如，中国专利法实施三十多年来，超过九成的专利判决采取了法定赔偿方式，平均判赔额仅约为8万元，相较于美国专利诉讼中平均判赔金额500余万美元，差距十分明显。这不仅无法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产生强有力的威慑作用，同时也难以提升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与创新意愿。

其次，在“司法-行政”双轨制运行的执法保护体系中，行政执法在我国幅员辽阔、知识产权案件日益增加的大背景下，因具有处理及时、解决迅速、自愿执行率高等优势，而成为司法审判的有力辅助，但也因司法行政两者程序混杂、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导致协作保护效率低下和循环诉讼等问题；加之不同地区之间执法水平与保护意识的不均质性，进一步凸显了知识产权保护难以最大化创新激励效应，从而成为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核心痛点。从国际环境看，全球产业链布局思维更迭，加剧我国在高技术领域的“脱钩断链”风险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话语权持续缺失的风险。在经历新冠疫情全球性蔓延的冲击、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抬头之后，供应环节全球性分散抑或集中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潜在风险被充分揭示，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互利共赢”不再是分工重点，地缘政治利益成为强行阻断全球供应链正常运转的借口。安全及风险意识成为后疫情时期全球产业链重构逻辑的重要考量因素。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基于自身在经济和科技发展方面所具有的先发优势和垄断地位，以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的全球治理问题为借口，频繁采取遏制他国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措施。如以进口产品是否侵犯知识产权、是否强制技术转让等为由，对我国企业开展“337调查”“301调查”等，旨在实现自身“利益优先”目标，迫使我国与当前全球生产网络脱钩，从而维护其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垄断地位。

本轮中美贸易摩擦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知识产权国际规则治理的话语权存在明显缺失，国内国际制度间的协调能力问题也表现出欠缺，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保障，迫切需要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提升。

加快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形成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旨在加快更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设，有效促进形成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

以“异质型保护”为核心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策略设计思路。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通过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建设，助力形成新型对外贸易竞争力，内在地要求我们立足自身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构建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具体而言，可从“技术阶梯”与“知识产权保护依赖度”二重异质性视角，设计最优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破解传统“平齐型保护”缺乏保护灵活性、创新激励政策低效等问题。

第一，对处于准前沿技术阶梯、且具有高知识产权保护敏感度的行业，可施行重创造、强保护的“创新型”策略。通过采取较短期的保护长度以及较宽的保护范围与侵权惩罚标准，保证领先企业先进技术的市场收益权，提高侵权成本，以短期高收益激发企业长期创新动力，从而助力我国成为国际前沿技术的“策源地”，打造一批新兴赛道的全球产业链“链主”，同时通过“示范效应”激励其他行业企业向上追赶，最终提升整体技术水平。

第二，对处于准前沿技术阶梯但为低知识产权保护敏感度的行业，可施行重规制、自保护的“自律型”策略，加快完善此类非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界定，拓展保护类政策覆盖范围或增添知识产权类别，并联合行业协会、行业内龙头企业建立创新成果的行业管理标准，为企业保护创新成果提供规则基础。

第三，对处于远离前沿技术阶梯但为高知识产权保护敏感度的行业，可施行重溢出、弱保护的“发展型”策略，在深入了解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基础上，积极寻求、利用这些法律条款和规则协议的“例外条款”，不断积累自身技术水平。

第四，对处于远离前沿技术阶梯且为低知识产权保护敏感度的行业，可施行重转化、窄保护的“应用型”策略，通过采取适当的保护长度和宽度，适度缩短知识产权保护期限，缩窄保护范围，将落脚点放在知识产权创新成果的转化与运用中，扩大行业的市场规模与整体质量。

以“司法-行政双轨保护机制协同”为基础的“三增进”执法保护体系优化。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的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之间的联合保护协调机制，不断增进知识产权的“保护效率”“保护威慑”与“保护意识”，从而为贸易竞争力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一是进一步明确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的功能定位，通过建立各类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衔接渠道，形成公认的执法办案程序规则和证据采集标准。实施差异化的双轨制成本干预，提升司法案源质量，降低逆向选择风险，同时降低行政保护成本，增强公共服务普及性。匹配建立双轨制执法保护演进形态和综合效率变化动态监测体系，做实知识产权“三审合一”的审判模式，协同提升保护规范性与案件处理整体效率。

二是释放司法保护的制度活力与示范效应，提升司法诉讼成本，不断完善和推广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提高赔偿数额、加大赔偿力度，增强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遏制和威慑作用。同时，要更加关注案件办理质效，集中精力精审疑难复杂案件，主动瞄准国际前沿和先进规则，作出更多在国际上具有规则引领性的司法裁判。

三是运用数字技术构建多途径、常态化的国际国内宣传机制，以及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的信息共享、预警和应诉机制，不断提升经济个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实现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转变。

以“区域生产网络主导”为抓手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话语权提升。后疫情时期，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从根本上变革了全球产业链的构建理念，由过去追求“交易成本最低”原则转变为追求“社会成本最低”原则，产业链的安全可控性成为生产环节、片段和工序区域配置的重要标准，未来区域生产网络将成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均衡解。

第一，以区域生产网络主导提升知识产权规则的国际话语权与国际治理水平。基于我国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优势，通过构建“以我为主”的区域分工网络，制定并提出相关技术规则，提前布局知识产权国际网络以形成技术壁垒，进而有效提升我国的对外贸易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同时深度参与RCEP、CPTPP等多边贸易协定，以此为契机宣传知识产权发展的“中国实践”，分享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经验”，提出知识产权规则的“中国方案”。

第二，以区域生产网络为枢纽，对等衔接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与标准。不断推进区域生产网络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一体化，谋划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联盟和跨地区性国际组织，引导签订体现公平公正的各项知识产权区域协定。以此为基础，合理、对等地对标衔接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与标准，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第三，加快建设知识产权海外服务平台，重点推行知识产权海外风险负面清单制度。探索在重点贸易国家（地区）建设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海外分中心，依托国家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智南针”网，开展重点产业领域海外知识产权风险实时监测，定期发布知识产权海外风险负面清单，实现海外知识产权信息的高效流转和共享，为企业提供及时的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与纠纷应对指导服务，形成海外纠纷应对服务网络体系。

   （编辑  杨利红）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阔步前行，发展势头强劲。数据显示，我国工业经济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基本稳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兴国之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出的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22 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突破 40 万亿元大关，占 GDP 的比重达到 33.2%。其中，制造业增加值达 33.5 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近30%，制造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竞争力持续增强，加快向制造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基本形成了规模大、体系全、竞争力较强的制造业体系。

从现在到2035年，是中国制造业实现由大到强的关键时期，也是制造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关键时期。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要加大利用外资力度、促进重点制造业产品进出口，深化国际合作交流，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创新制度与技术。充分利用科技革命成果，促进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的信息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水平。扩大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是迈向制造业强国的关键棋子。

制造业的制度创新与开放是制造业对外开放的前提条件

    本轮科技革命意义重大，必将推动全球制度重构。中国的党政管理体系将逐步实现科学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生态化。政府将成为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武装到牙齿”的科学化管理与服务平台和生态系统。要把高水平、高效率的党政体系转化为现代制造业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服务系统，成为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的坚强后盾。

现代化制造业对外开放需要一个内外融合的理论支持，这是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的基石。一是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全球经济理论出现了“世界命运共同体特征”。“通证制”的出现，使得分配制度数字化和公平化，使生产者、消费者与资本持有者共同参与分配。二是进一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用科技革命的数字化、信息化、生态化和智能化技术，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发展，形成全球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思想，必须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形成全球统一的、科学的、百花齐放的理论体系。三是创新未来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现阶段，全球经济理论都面临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和科学化转型，面向科技革命的理论体系正在形成。中国要加大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力度，把握全球经济理论和思想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对于中国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和建设全球制造业金融中心，为现代制造业提供一流的国际金融服务

中国现有的金融制度和体系与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不相适应。在货币制度、金融服务、风险管理、数字金融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要着手建立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化金融体系，抓紧解决一些短板和瓶颈，研究和建设“全球制造业金融中心”。

“制造业金融”是专门为制造业服务的金融体系和生态。中国制造业已经占到全球制造业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此庞大的体系如果没有一个高水平的货币金融体系的支持，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况且制造业的沉淀成本巨大，研发周期长，供应链复杂多变，价值链脆弱，面临巨大的国际风险，特别是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受控于人的情况下，中国急需研究和建设全球制造业金融中心和总部基地。

把科技金融战略、数字金融战略、绿色金融战略、供应链金融战略、价值链金融战略和制造强国战略融为一体。大力发展租赁金融，推动设备租赁证券化，建立全球设备租赁平台与生态，使中国现代制造业在融入全球租赁金融市场的同时，建立全球大市场。应当允许销售额超过3000亿元的现代制造业企业建立租赁证券化公司，开办数字化专利银行。通过市场微观机制，建立供应链联合体和价值链联合体，使现代制造业企业与全球企业联为一体，是防止地缘政治风险对企业造成伤害的“先发优势”。通过全球制造业金融中心把中国现代制造业企业定位在全球价值链制高点，防范各种货币金融风险。

可以参考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成功经验，向国家控股的前十大管理好、风控好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注入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打造全球一流投资银行，在全球布局，全面提升中国现代制造业在全球的并购重组和风险管理能力，为现代制造业企业对外开放提供强大的资金基础。

实施全球供应链战略，建立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供应链联合体和数字系统

美国于2012年实施了全球供应链战略。但美国去全球化的以邻为壑的经济战略使该战略走进了“死胡同”。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供应链规划、战略与信息系统，以企业为主导的供应链平台与数字化生态系统，以科技金融公司和数字金融公司为主导的供应链金融系统。发展供应端的订单与应收购融资模型，生产端的仓单融资与证券化，消费端的消费供应链闭环系统，使企业面向全球客户获得资金来源。研究与设计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主体的全球性供应链与供应链金融联合体，赋能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

实施全球价值链战略，帮助现代制造业企业占领全球价值链制高点，实现以先进技术和人才支持的高质量发展

    价值链一词最早由迈克尔·波特提出，是指企业内外部的价值关系。科技革命使价值链的概念向信息化和数字化方向拓展，使价值链成为价值运动的信息生态系统，而不仅仅是企业价值，还包括社会价值和个人的消费价值。价值的概念也发生了重要的扩展，价值是一定时间对人有用的信息。这一概念实现了马克思价值理论与效用价值理论的有机统一。最早提及这个概念的是2020年诺贝尔奖得主保罗·米尔格罗姆，他在拍卖模型中引入了基于纳什均衡的信息价值算法。个人的价值是价值的“原子”，商品价值和企业价值是人的价值的复合函数。

全球价值链的运动是人的价值运动。在中国制造业对外开放中，构建制造业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战略，一是实施数字中国战略，把科技人才与知识产权的价值数据进行数字资产化管理，使工作量证明与个人价值数据建立纳什均衡函数关系，从而求解价值数据（邹平座，2023）。二是通过价值链管理，实施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就业与再就业工程，为制造业企业对外开放提供高质量的人才。三是进一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对制造业企业的员工价值数据进行托管、确权和私有化，推动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

以科技革命为契机，研究和建立中国式“布雷顿森林体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为现代制造业企业营造安全、赋能、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

中国在发展数字人民币的同时，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研究和发展以人的价值数据为基础的数字货币。这是货币发展历史的客观需求，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客观需要。货币发展历史贯穿三个重要的阶段：商品本位制、信用本位制和价值本位制。

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性质强调人民的中心地位，要推动中国优质的大型数字化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研究和发展以人的价值数据为基础的数字货币，建立全球价值公链，设计全球价值链度量衡系统，形成以中国为主体的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支持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的重要武器，可以有效规避全球货币风险，并且把握全球货币主导权和话语权，为中国现代制造业企业的长期发展创造长期红利。

在中国产品“走出去”的过程中，大力发展基于价值链的数字化易货贸易，防止国际货币的异常冲击，探索建立新的数字化的国际贸易体系。

研究和建立“数字专利银行”制度，实现科技、金融、制造业企业联动发展

专利银行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专利银行是从专利权人手中吸纳有价值的专利，在不改变专利所有权的前提下对专利进行统一的托管运营，创造价值后与专利权人分享。在信息化、智能化的背景下，运用价值链模型能够准确求解知识产权的价值，因为知识产权数据本身就是一定时间对人有用的信息，可以通过米尔格罗姆方程式与纳什算法准确求解。这个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为数字化专利银行制度奠定了基础。

研究与设计全球性的“数字化专利银行制度”，将推动科技、产业与金融协同发展，推动高新技术研发、基础科学研发与教育、前沿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进而保护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知识产权，并且形成与把握全球科技数据，为中国现代制造业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与发展动力，从而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先发优势”。

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是一个科学的系统工程，应当谋定而后动。要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创新理论与战略，研究和设计面向未来的对外开放战略与技术。高度重视本轮科技革命的历史作用，做好顶层设计，为中国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营造一个一流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打造全球最好的价值链系统。

（编辑  宋斌斌）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造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调整与变革。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掀起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为制造业带来颠覆性变革，在新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纵深推进、资源禀赋与力量对比深度调整、产业竞合与经济规划深入演进，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欧美“再工业化”战略实施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全球制造业生态面临重塑，竞争态势发生变化。中国通过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制造业正由“大”向“强”转变，部分区域制造业竞争优势逐步显现。

全球制造业生态面临重塑

科技创新是引发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深刻变革的重要力量，是制造业不断升级的根本动力。21世纪以来，面对能源和资源危机、全球生态和环境恶化、气候变暖以及各种新兴技术的广泛交叉应用，一场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并迅速席卷全球，对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模式产生巨大影响。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森德勒在其主编的《工业4.0:即将来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将此次新技术革命及其引发的产业变革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并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于前三次工业革命。它涉及的技术领域众多，且这些新兴的技术间高度融合、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技术系统，将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带来同步性和系统性的影响。同时，这些新兴技术还将全面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并通过跨界应用创造出具有跨越传统产业边界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从而为制造业带来颠覆性变革。

从此次新技术革命的进展来看，一系列新兴前沿技术获得突破与应用，大数据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量子技术等多个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新能源、新材料在制造业各行业中大规模深度应用，生物技术正由生物医药、生物农业向生物制造、生物环保等领域拓展，一批新兴产业迅速形成并崛起，正在不断改变世界制造业的版图、竞争格局和竞争态势。

尤其是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并成为了制造业发展的强大引擎。随着这些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为特征的新兴技术在产业链供应链各个环节上的逐步渗透与融合，制造业的研发设计、生产模式、组织形态、商业模式等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当前，智能产品日益多元化，无人飞行器、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纳米机器人、量子计算机等前所未有的产品，正先后走入人们的生活；得益于新兴信息技术的支撑，制造业正在由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向互联网支撑下的智能制造转变，个性化定制、柔性制造、云制造、网络协同制造等制造模式日益兴起，智能工厂成为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平台经济模式发展迅猛，以平台化、网络化、生态化为代表的组织新模式，已成为推动制造业发展的新引擎；随着价值链重心向研发设计与营销售后两端的转移，服务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愈加凸显，制造业也将从生产型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型。

新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还引发了产业发展构成要素的变化，将深刻改变全球产业链的要素禀赋格局。随着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大数据将成为制造业新的生产要素，和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并列。与此同时，全球气候问题日益严峻，绿色化也成为制造业重要发展方向之一。生产技术的绿色化势必要求能源转型，从而为新能源产业开辟发展空间，改变现有的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全球能源格局。发展中国家则受低碳转型的影响，传统要素成本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绿色发展级差将重塑国家间的要素禀赋结构差异。

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正在重构

在近三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全球产业分工呈现出越来越精细、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显著特征。当前全球制造业围绕美国、德国、中国、日本等制造业大国进行分工合作，各国经济、产业之间密切关联、相互依存。但近年来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不仅新技术革命的纵深推进对全球化生产分工体系造成了冲击，逆全球化潮流的兴起、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新冠疫情的冲击等诸多因素也在深刻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多重因素交织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本土化、本域化、全链条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

一是逆全球化势头上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化趋势减弱，保护主义抬头，基于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体系受到威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保持竞争优势，将其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的矛头指向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逆全球化的投资政策、监管政策、移民政策等，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国。据美国的非营利组织Reshoring Initiative估计，美国自奥巴马政府实施制造业回流战略以来，到2021年，制造业回流已经带回了约26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既包括台积电、英特尔、三星到美国建设高端的晶圆制造厂，也包含如中国在美国投资的福耀玻璃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欧美等国通过实施提高本国制造的法律规定及税收补贴等政策，在促成产业回流、转移的同时，重构了基于全球分工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使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向本地化、区域化演进。

二是国际经贸规则加快重构。为提高制造业竞争力，培育壮大本国制造业，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强化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相互交织。尤其是美国，屡次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挑起大规模贸易战，推动贸易政策从WTO倡导下的自由贸易导向转到具有保护主义特征的“公平贸易”导向。美国及其盟友力图主导WTO规则体系改革，并相继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等系列区域贸易自贸协定，进一步强化区域内的经贸合作，筑高对区域外投资贸易壁垒，旨在重构有利于维护发达国家垄断利益的全球经济秩序。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的重塑，将直接切断产业链联系，进而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改变全球产业分工格局。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巨大。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延，极大影响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受疫情影响，部分产业整合趋势加剧，全球供应链趋向更小范围、更加地区化的“重置”，关键生产环节加速向以美国、德国及中国、日本、韩国为中心的北美、欧洲和亚洲主要制造业基地收缩，三大制造业基地内部各自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更加紧密。同时，在疫情刺激下，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受到重视，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明确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战略，着力构建以自身为主体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各个国家不再追求产业链全球布局的高效率和低成本，转而强调产业的自主性、安全性、可控性，全球化布局的产业链呈现收缩趋势。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普遍受到较大冲击，大多公司目前处于观望态势，投资步伐放缓。短期来看，其全球化供应链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将呈现收缩态势；长期来看，基于安全和效率的平衡，跨国公司将主动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趋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全球制造业竞争不断升级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脱虚向实”的重大战略取向，不仅围绕制造业进行了一系列战略部署，纷纷出台了许多产业政策措施，并且加大了对制造业的投入，以期在信息、新能源、生物等新兴产业领域占据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从而掀起了一轮制造业竞争热潮。时至今日，世界各国仍在围绕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竞相出台相关扶持政策。随着政策的持续加码与发酵，全球制造业区域竞争态势也在发生变化。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早已由“去工业化”转向 “再工业化”。自奥巴马政府启动“先进制造伙伴”计划以来，美国近几届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进“美国制造”。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曾对欧洲汽车、钢铝等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大搞贸易壁垒。拜登政府时期，美国不仅发布了2022版《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进一步明确高端制造业发展重点，而且推出了《基础设施投资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对其他国家的竞争性打压导向更为突出，进一步加大了对本国制造业的扶持力度。

欧洲也一直围绕制造业在发力。最近几年，德、英、法等国分别在其《德国工业4.0战略》《英国工业2050》和《新工业法国计划》的基础上发布一系列新的、更具有针对性的制造业发展规划与政策。德国根据竞争形势变化，于2019年推出《国家工业战略2030》，旨在深化工业4.0战略，更加精准的扶持重点工业领域，推动德国工业全方位升级。2023年欧盟委员会提出了《绿色协议工业计划》，计划通过补贴、税收等扶持政策支持工业绿色化发展，以增强欧洲零碳产业竞争力。法国为加速推进再工业化，马克龙于2023年5月公布了“再工业化”计划，提出一系列扶持绿色产业及欧洲汽车、电池制造业的措施。意大利也在2023年6月通过“意大利制造”法案，旨在促进制造业发展及完善相关制度。

在亚洲，中国、日本、韩国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相继出台制造业发展战略规划；越南、印度等国也在竞相采取优惠政策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两国制造业正快速崛起。越南近年来在其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基础上，相继出台了“四免九减半”、特殊投资优惠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其一跃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印度连续推出“印度制造”“印度技能”等系列政策，大力吸引外商投资及国际产业转移，目标直指全球制造业中心。随着越来越多欧美跨国公司以及中国企业将生产线搬迁至越南、印度，这两个国家已成为亚洲新兴的制造业基地。

伴随各国制造业扶持政策的连环叠加，围绕制造业的国家间博弈加剧，尤其欧美以及中美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稳定性持续受到冲击。欧美之间，自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欧洲深陷能源危机以来，美国以相对低的能源价格，吸引不少欧洲企业转移产业或加大投资。而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生效之后，更是有不少欧洲企业将投资计划转向美国，欧洲制造业进一步受损。中美之间，美国一直试图遏制我国制造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技术的发展，不仅通过频繁的贸易战打压中国，而且直接出台针对中国企业的限制政策。美国新近推出的《芯片和科学法案》中就明确规定，若半导体企业在中国建设或扩大半导体制造厂，企业将无法获得补贴，旨在限制中国快速发展的芯片产业。

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稳步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快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等问题，提出“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不能脱实向虚”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形成了关于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论述。2015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启了建设制造强国的新征程。

在制造强国战略指引下，我国政府近年来围绕制造业创新发展、工业强基、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以及绿色制造、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等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发展规划和战略举措，全力推动中国制造业由“大”向“强”转变。根据2015年以来中国工程院联合其他机构每年发布的制造强国建设指数，美国每年都排在首位，牢牢占据第一阵列；德国和日本紧随其后，处于第二阵列；中国同韩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一直居于第三阵列。尽管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整体处于全球第三阵列，但从具体指标上看，我国除了在规模发展指标上占据明显优势，其他三项指标——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均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仍存在较大差距。

面对这一现状，“十四五”规划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明确这将是我国较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在制造强国战略助推下，全社会重视制造业发展的良好氛围正在逐渐形成，坚持制造业国民经济主体地位不动摇、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脱虚向实”成为普遍共识，政策环境持续优化，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步伐明显加快。各部门、各地区高度重视，建立了高效的组织协调机制，形成了完备的配套政策体系，主要目标完成度较高，重大工程扎实推进，各项任务顺利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已成为引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为我国制造业提供了正确的道路和方向。

另一方面，与全球制造业竞争态势一样，在发展制造业这条“赛道”上，国内各区域之间的竞争同样十分激烈。尤其在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之后，“制造业首位”的热度持续攀升，各区域纷纷加快了对先进制造业的布局和先进制造资源的争夺。如，深圳于2022年5月再一次旗帜鲜明地喊出了“工业立市、制造强市”的口号。广州在2022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坚持产业第一、制造业立市”。两地的做法将制造业的重要性推向了新高度。

当前国内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培育情况，也反映出我国制造业竞争态势。2019年，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行动；截至2022年底，采取“赛马”方式遴选出45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决赛优胜者。从空间上来看，45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决赛优胜者分布在19个省份，东部地区有30个，中部地区有8个，西部地区有5个，东北地区有2个。根据遴选结果，在当前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版图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领跑全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长沙、武汉、合肥、成都等城市引领下，先进制造业也在强势崛起。

在当前内外部经济形势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各地都在积极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区域上看，东部地区加快转型升级，率先培育了一批新兴产业及先进制造业，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优势大省地位继续巩固，起到了“挑大梁”的作用；中部地区和部分西部地区迅速崛起，四川、安徽、江西等在全国制造业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成为接续工业增长的“后起之秀”。在日趋激烈的制造业竞争中，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制造业区域竞争优势不断强化，这些区域也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编辑  季节）

在我国当前的电子商务发展中，电子商务平台的“寡头化”趋势日益明显，以京东和阿里集团为代表的少数电子商务平台快速发展，分别引领平台和B2C自营领域，双驾马车局面进一步巩固。[[1]]这种大型的垄断性平台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但作为新兴的经济模式，却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和政府监管，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例如强制用户“二选一”来排除竞争，用户数据的泄露与滥用，价格歧视进行“大数据杀熟”等乱象屡见不鲜，为我国当下的反垄断体系框架提出了新的挑战。

网络零售平台作为网络零售市场的监管者，同时也是竞争者，对参与平台的主体掌握着“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如此强大的市场力量，给我国依据《反垄断法》营造和维护市场正常竞争秩序带来诸多难题。

京东的发展模式和结构

 京东集团的结构

刘强东于1998年6月18日在北京中关村创立了京东公司。起先京东公司的经营范围局限在光磁产品，后发展成为光磁产品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代理商。2004年，受“非典”疫情的影响，京东开始开辟电子商务领域，开通了京东多媒体网。2007年，京东多媒体网改版为京东商城，京东商城便是后来京东集团的基石和主体。2012年，京东物流正式注册公司。2013年，京东商城开始去商城化，同年，京东获批取得虚拟运营商牌照，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移动通信服务。2014年，京东集团进行分拆，集团下设京东商城、京东金融集团、子公司拍拍网（于2015年关闭）和海外事业部。2017年，集团正式组建京东物流子集团。至此，京东横跨零售、金融、物流等多个领域，贯通线上线下的综合性实体。其中，京东商城是京东集团的支柱性产业，是京东集团的核心，其金融服务、快递业务、云计算、科技支持都以京东商城的零售业务为基础展开，以辅助和支持京东商城为出发点。通过建立完善的相邻业务体系，推动京东商城的网络零售核心业务的发展，核心业务和众多相邻业务部门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构成了京东集团的产业结构。借助于这一良性互动的产业结构，在2018年度中国零售百强名单中占据第2位，在福布斯全球数字经济100强榜排名第44位，2020年胡润中国10强电商中，京东仅次于阿里巴巴集团和美团，位列第三。京东作为网络购物平台，凭借在相邻市场的结构优势，形成电子商务网络零售市场中的强大市场力量。

京东商城

通过对京东产业结构的分析，可以探究京东在网络零售市场形成垄断的过程。而京东集团的产业结构横跨多个领域，不同相邻市场对京东核心的零售业务支持的原理基本相通，这在经济法理论中被称为“水床效应”。在不同相邻市场和京东商城零售市场的关系中，以京东商城和京东物流二者间的水床效应最为显著。

京东商城作为京东的核心支柱产业，经营着京东集团赖以生存的根本业务——网络零售。1998年，刘强东在中关村创办京东多媒体，卖视频剪辑的硬件和系统，在普遍采用议价制的中关村卖场，只有京东坚持明码标价、拒绝还价。在当时光磁产品制假售假泛滥之际，京东坚持卖正品开发票，2003年成为国内最大的光磁产品销售商。同年，“非典”爆发，京东从中关村退出、转战线上业务。2004年1月1日，京东多媒体网站正式上线。当时,易贝（eBay）以1.5亿美元收购易趣，马云创办淘宝，亚马逊以7500万美元收购卓越，线下连锁巨头国美和苏宁尚未探索电商的蓝海；中关村依旧红火，而京东只是一个小柜台，几乎没有生意。但京东秉持诚信、坚持不卖假碟片的良好商业信誉，获得了第一批网友的支持，为京东的线上零售业务赚到了第一桶金，逐渐打开了线上市场，完成了从线下零售到电子商务的转型。

2008年，京东的主要经营业务3C产品[[2]]在网络零售市场上初步占据了垄断性地位，成为中国最大的手机、数码、电脑零售商（占线上市场份额50%以上），手机也占线上零售份额的48%。[[3]]

2007年，京东经营范围从传统的3C产品向全品类扩展，从IT产品、数码通信、小家电到大家电、日用百货和图书，京东逐渐扩张为一个一站式的消费平台。

2014年6月，京东图书超过亚马逊中国，在图书在线市场中排名第二，同时，京东成为中国线上线下最大的家电零售商，在国内家电网购市场份额高达62%。通过跨业务线的整合，京东商城将其在单一产品市场的优势扩展到众多产品市场，并在各品类商品中几乎都能占据绝对的市场份额，在网络零售的具体市场确立并巩固了垄断地位。

京东物流

2007年，京东开始自建物流体系。起初的京东物流定位仅限于满足京东商城自身的物流配送业务，提升其在上海及华东地区乃至全国的配送速度，改善消费者在京东商城的购物体验。

2011年，京东推出“211限时达”，[[4]] 定义了电商快递配送及履约的行业标准。2012年，京东物流正式注册公司。2013年，京东自建物流网络覆盖全国1000个区县，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初具规模。同年，京东旗下同城业务品牌“京东到家”与众包物流平台“达达”达成合并，京东成为新“达达”的单一最大股东。

2017年，京东物流实现了物流网络中国大陆行政区县全覆盖，并全面开放为客户提供服务。2022年，京东完成了对国内大件快递业务的领导者德邦快递的收购，[[5]] 京东高层全面接手德邦快递。同年，达达集团正式回归京东，其组织结构发生重大调整。[[6]] 京东物流的战略布局正式形成，短距离的同城配送业务和以“大件快递”业务著称的德邦快递补齐了京东物流帝国的最后两块拼图，京东成为全球唯一拥有中小件、大件、冷链、B2B、跨境和众包（达达）六大物流网络的企业。

根据中国快递协会发布的报告，2019年京东物流在中国快递市场中的占比为14.9%，仅次于顺丰速运，居中国快递市场的第二位。在整个快递市场中，顺丰、京东、三通一达三足鼎立的格局初现雏形，而京东物流作为唯一一个依托电商平台的跨行业“非典型物流公司”在一众老牌传统快递企业中异军突起。

京东垄断性结构的形成

早期价格战中的掠夺性定价

垄断性结构是指网络平台在经营过程中，纵向横向之间相互关联形成的、促进平台在相关市场形成垄断性市场力量的产业结构体系。京东能够从早期激烈的电商竞争中脱颖而出，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性决策就是打价格战，用极低的价格换取流量，抓住消费用户群体在网络购物中对于平台的粘性，从而锁住自己的客户群体，建立市场优势。

在网络购物发展的初期阶段，打价格战是各方网络平台采取的通用策略。首先，电商免去了实体店的经营成本，又采用供应商或者卖家直接发货的方式降低或免除仓储成本，从而可以将货物卖出比线下实体店更低的价格、并赚取更高的利润。由于起初电商共同的竞争对手几乎都是线下的实体店，电商以自身成本优势，对相同经营范围的实体店的价格竞争中几乎都能形成有效的压制。而在电商之间的竞争中，不存在哪一方具有先天的优势。京东采取的策略是：当别人都卖一元钱的时候，京东只卖9角钱，而且在这一情况下比别人卖一元钱还要赚得多，这就是京东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核心竞争力来自整体效率的提高。[[7]]

2013年，京东官方微博上“六月，有且只有京东”的内容掀起轩然大波，苏宁易购、易迅网、亚马逊中国相继宣战，中国电商比价大战正式拉开序幕，各个网络电商平台纷纷低价抢夺用户。

这一策略有成功的一面，激烈的价格战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最有利的，通过低廉的价格可以使消费者迅速地接受新生的电子商务产业，也为京东打开电子商务市场奠定了基础。但很快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网络零售市场持续的以价格战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的情况下，迫使生产厂家不断压缩生产成本，采用质量差、价格低的材料，生产更低价的产品。而价格战不断压低商品价格，最终必然牺牲产品品质，导致制假售假现象泛滥，打击消费者对网络购物质量的信心，损害市场信用和电子商务的发展。

这种激烈的比价也涉及垄断市场-排除竞争的问题。以放弃利润为代价扩大市场份额的做法，涉及掠夺性定价，这是值得关注的。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在这场价格战中，只有京东、苏宁、国美这样的老牌电器巨擘才有资格参与这场争夺用户的战争，其余中小型企业没有如此的财力和实力参与竞争，一定会被排挤到市场的边缘、甚至出局。掠夺性定价构筑了过高的市场准入门槛。

所谓价格战，是一场优势性企业之间抢占市场份额的竞争。根据赫伯特•霍温坎普的理论，事实垄断者将其价格定在其边际收入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交叉点以下，可以阻碍或延缓他人进入市场；垄断者可以确定一个低一些的“阻碍进入的”或“限制性的”价格，如此做在今天会损失一些利润，但利润流会更长久一些。[[8]] 赫伯特•霍温坎普认为，反垄断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保证市场的竞争性。除了消费者，还有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在竞争中挣扎生存，即便价格战能使消费者获利，但如果它影响了市场的竞争性，反垄断法就应当予以关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主席莉娜•汗认为，有大量研究表明，掠夺性定价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反竞争策略，并被各行业的主导企业用来压制或阻止竞争。[[9]]

京东能够在早期建立起优势地位，在网络零售市场卖出更多的商品从而获取更多的现金流，并凭借优势吸引投资，得以进一步扩张至当今电商平台的垄断性企业，与其在价格战中的掠夺性定价战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业务整合

京东另一个市场优势是其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业务整合。业务整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横向的跨业务线整合，另外一个是纵向的垂直整合。

跨业务线整合是指：在开展网络零售业务时，拓展原经营范围的优势，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开展多条业务线。消费者希望购物简单、快捷，不希望在一个产品上买完电子产品后再到第二个平台买书、到第三个平台买衣服，在不同平台间来回切换不符合消费者的浏览、搜索和支付习惯，这给售后服务也带来不便。

从利润的角度看，跨业务线整合不一定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比如图书市场蛋糕比较小，无法给京东带来销售额和利润，但京东进军图书市场则增强了老用户的粘性和新用户的消费信心。更多的用户意味着更大的消费市场，这为京东后来全品类市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通过整合多个不同范围的业务线，在多个市场扎根、吸收来自四面八方的养分，逐渐长成参天大树。

这也是常见的大型网络平台通常的经营策略：从创立之初做好自己的专业市场，然后向多品类、多市场转变；仅做单一业务的平台大概率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垄断性网络平台的形成，一定是依赖于扎根多个市场并利用不同领域市场的优势和互动。跨业务线的整合已经成为网络平台的一个垄断性结构标准。

京东业务整合的第二个方面是纵向一体化的垂直整合。京东以网络零售业务为核心，将上游业务和下游业务整合起来，将经营范围扩展至网络零售产业的全链条，。在从事网络零售业务中，主要涉足以下环节：创意、设计、研发、制造、定价、仓储、物流、支付、售后，十个环节环环相扣。如此涵盖了网络零售业务有关的各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网络零售产业链。京东对这些环节的涉足可以通过京东集团的结构体现：京东商城、京东金融、京东云、京东科技、京东物流、京东专卖店、京东便利店，相应的业务都能按图索骥嵌入相关的子公司或者业务部门，京东“赢家通吃”的局面显而易见。

垂直整合更容易引起反竞争的利益冲突，问题的关键在于数据。京东掌握的大量用户数据，可以通过对某一环节产生的数据，对其他的环节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集团从京东商城的零售业务获取到用户数据，对其加以整合分析，就没有人会比京东更清楚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产品，该去如何制造？该如何以最快的速度送达？消费者的经济状况又如何？是否应当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这些数据对于京东上游业务市场和下游业务市场的竞争都是弥足珍贵的优势：基于用户数据完善相关的上下游服务，以优化用户的消费体验再次增强网络零售的核心竞争力。

这充分说明，网络平台在垂直整合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对来自某一业务的数据洞察，削弱它在其他业务领域的竞争对手、强化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也完全符合经济法学中的杠杆理论和“水床效应”。

鉴于京东的垂直整合已涉及金融服务领域，网络平台的特殊地位是否会引发新型的金融风险，也值得关注。此外，京东产生的大量用户数据能否得到妥当的保护也需要被密切关注。

水床效应

京东商城和京东物流联动形成的水床效应是京东垄断性结构的重要来源，这一现象广泛存在于京东商城和京东集团旗下各业务的关系之中。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汗的观点，水床效应指在本市场具有支配地位的企业，凭借其在本市场的优势在其他市场获得有利条件、借此进入新的市场建立优势地位，再利用新市场的有利条件反过来巩固自己在本平台的竞争优势，强化本市场的支配地位；即利用本市场的优势地位成功插入其他商业领域、创造反竞争态势，再用新市场的业务反哺本市场的优势地位，实现相互巩固促进的持续循环。[[10]]在我国的物流行业中，不可小觑的是以京东物流为代表的“非典型物流公司”，其并非传统快递企业，而是靠着原有的电商优势，硬生生地加入物流的战局里。[[11]]这个现象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京东集团之所以能够在物流市场打开一个缺口，原因和京东商城密切相关。

京东作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在线零售平台，有着数以亿计的客户、流量、订单，这使得京东在物流业务上有天然的需求和优势，这种有利条件使京东商城没有自建物流时就对第三方快递公司具有强大的议价能力，这为京东商城配送服务提供了更为便宜的价格和更好的履行条件，而这一优势又会吸引更多的用户在京东商城进行购物，这使京东商城在网络零售的支配地位进一步加强；京东商城优势的进一步巩固，为京东进军物流行业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有京东商城源源不断的资本输入，京东物流不惧新市场的任何挑战，雄厚的资本有更强的抵御风险能力。京东电子商务的扩张，使它在快递公司的业务中占据更大的份额，获得更强大的议价能力和更低的价格，这迫使快递公司不得不试图通过提高其他卖家的收费来弥补给京东的折扣。

这便是水床效应，它给予京东这样的强大买方双重优势：对自己更有利的竞争条件和给竞争对手造成更高的成本。优势买家的良性循环转变成竞争对手的恶性循环。此外，水床效应还可以将竞争对手的弱点转化为商机，当其他商家面对更高的运输价格，便开始考虑京东提供的物流服务，京东就此利用其在网络零售市场的支配地位进入物流市场，将自己插入竞争对手的业务中。

物流市场的反哺使得京东商城在网络零售市场的份额迅速扩张，京东则凭借在零售市场盈利进一步扩大物流容量，建立广泛的物流网络。京东物流的发展使得京东商城的商品流通成本降低了70%，物流的运营效率提升了2倍以上，京东商城52%的订单是在6小时内送到客户手里，92%的订单是在24小时之内送到客户手里的。2017年，京东物流成为世界上首批网购预约送达时间精准到30分钟内的物流企业。如此强大的物流能力，让很多进入或者想要进入物流市场的竞争对手望而却步，也会使投资者对这些“不识时务”的挑战者们失去投资信心，变相提高了物流市场的进入壁垒。而配送服务对客户选择电商平台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京东物流的发展对京东商城的贡献是直观易见的。此时京东已不再需要第三方的快递公司了，这充分说明了一个企业如何利用其在本市场的支配地位在另一个领域建立起反垄断态势，议价能力等结构性因素被长期忽略是现代反垄断理论不能解决这种阻碍市场竞争因素的原因之一。

相较于普通物流公司，京东物流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更快的送达时间、物流过程中极少的搬运次数和更短的库存周转天数，而这些优势都是京东商城赋予的。京东在中国电商中拥有最完整、最精准、价值链最长的数据，数亿中国用户真金白银的购买行为诞生的数据被京东详细地记录下来。这些数据链记录着每个用户的每一步操作完整数据。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精准分析客户需求，京东后台系统会把用户感兴趣的库存放在最近的运营中心，通过用户的消费习惯提前判断消费者可能出现的购买行为，实现“未买先送”。iPhone7首发时，京东利用大数据预测让第一个用户从下单到收货仅用了3分52秒，没有京东商城的支持，京东物流无法实现如此高效的物流效率。

其次，物流的核心就是追求如何让货物快速流通。京东物流模式非常简单，就是仓库和消费者之间两点一线，而普通快递公司的物流模式则是每个点都在收货，每个点都在送货，不同的点与点之间形成的网络非常复杂，而京东物流依托京东商城的销售预算的大数据分析，提前将商品布置到离消费者最近的地方，不超过300公里，从厂家到库房、到消费者，只有两次搬运，实现搬运的最短路径，意味着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京东调研显示，在我国，一件商品从厂家到消费者，平均要搬运7.2次。京东的二次搬运，成为决胜物流市场的关键手段，而这都需要京东商城网络零售业务的数据支持。

最后，京东物流承包京东商城的配送业务，相较于传统的个人快递业务，更能充分发挥仓库的价值，在京东商城网络零售业务的拉动下，京东物流仓库实现快速的周转。更快的周转带来更高的利润，所以库存周转率带来的是质的区别，这一优势同样是京东商城赋予的。这便是依托网络电商平台而形成的新型物流企业的天然竞争优势，传统的快递企业完全不具备，新兴的竞争对手很难达到京东的规模，难以具备与之竞争的能力，对网络零售市场的掌控和用户数据的收集为未来的物流市场设立了新的准入门槛。

京东利用零售和物流市场的双重优势地位进行搭售，创造零售市场的进入壁垒，给零售市场带来反竞争挑战。比如京东商城可以对使用京东物流的商品在搜索结果中排名更加靠前，更快运输京东自营的物品，甚至使京东物流对京东自营和独立商家提供不同的服务价格，制定歧视性政策。在实际中，京东自营的店铺和商品在搜索结果中往往排在最靠前的位置，而用户都只能选择京东快递作为配送方式，这已经影响市场的公平性和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

京东通过水床效应，在两个市场都抓住了核心竞争力，走到电子商务的中心，既参与竞争，又向竞争对手提供商品和服务。这一利益竞争的“挤出效应”之严重，导致越来越多的独立商家甚至其他平台要依赖京东到达市场，这种对竞争对手的依赖已经损害了竞争过程的中立性。

当前的反垄断法规框架，尚未认识到京东带来的歧视和新的市场进入壁垒的威胁，以及京东对物流市场的入侵在网络零售市场带来的新的反竞争风险。如果仍局限于消费者福利的框架，将阻碍市场竞争的威胁仅仅着眼于价格，不认识到京东集团通过水床效应在多个市场间形成的垄断性结构，那么对每个市场的疏忽都可能会导致京东垄断地位的形成，因为它在这一市场的优势甚至支配地位不仅仅来自本市场，而是不同市场的合力。

（编辑  季节）

跨境电商作为国际贸易的一种新业态、新模式，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动能、转型升级的新渠道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抓手，为我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目前我国三大贸易形态中，跨境电商作为新的贸易发展形态正在快速发展。支撑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国际物流体系，包括国际间货物的运输、仓储、配送等多种环节。因为跨境电商的特质需求，促进了国际物流发展格局的新要求：必须具备可靠、灵活、高效和成本可控制等多个条件，才能提高国际物流发展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跨境电商与国际物流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在我国逐步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下，传统贸易方式难以满足对外贸易的新需求，跨境电商作为新的贸易形态应运而生。但目前，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面临很多问题，国际物流还需要进一步的成熟。在跨境电商发展的大环境下，对国际物流模式的研究正逐步深化，国内学者主要关注国际物流的效率和成本问题，国外学者则更加注重跨境电商的供应链管理和物流网络建设，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物流模式和技术应用方式。

目前关于国际物流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制约。一是国际物流模式在跨境电商环境下缺乏理论框架，且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对实证调研、案例分析等支持力度不够，普遍存在着以案说法的现象；二是随着跨境电商市场的快速变化和发展，现有研究成果的时效性和可操作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跨境电商的发展历程

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跨境电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跨境电商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互联网技术推动下形成的初期探索。一些早期的跨境电商平台，如 eBay、亚马逊等，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21世纪初开始涉足国际市场，开启了跨境电商的先河。这一阶段的跨境电商主要是以 C2C(Consumer to Consumer)模式为主，交易规模相对较小。

第二阶段，随着全球贸易的进一步开放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跨境电商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国际知名电商平台如阿里巴巴集团的淘宝、亚马逊等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并引入B2C（企业对消费者）模式。跨境电商的交易规模有了明显的提升，涉及的商品种类也更为丰富。

第三阶段是2018年之后，跨境电商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规模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形成了一批以平台集聚为特征的跨境电商模式。这些平台聚集了大量的卖家和采购商，在交易和物流方面提供了便利的服务。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政策规范，推动了跨境电商的发展。

跨境电商环境下国际物流模式的主要特征

国际物流是在全球范围内，将交易的货物从卖方国家运送到买方国家的物流活动，涉及货物的运输，保管，装卸，通关，调拨等环节。二跨境运输是将货物从出售国运抵购买国的运输活动，包括海运、空运、陆路等多种方式，不同的运输方式优劣各异，适用的场景也各有不同。跨境仓储是指卖家国家对跨境电子商务商品进行储存、管理的过程。跨境仓储需要考虑商品的存储条件、库存管理、订单处理、发货时间等因素，以满足跨境电商的订单需求。跨境通关是货物从卖家国家出境到买家国家入境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海关进行的一系列手续。

多样性、复杂性、信息化是国际物流模式的突出特点。在跨境电商贸易中，由于商品的性质和订单需求不同，货物进行跨境运输时可以通过各种因素的比较选择适当的运输方式，如海运、空运、陆运、管道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海关法规和报关程序有所不同，所以要熟悉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商务贸易的各项规则，了解并遵守各国的海关法规和报关程序。货物跨境通关程序具有复杂性，电子商务企业应该具备相应的国际贸易和法律方面的专业人才，以应对可能面临的情况。信息化是国际物流模式至关重要的一个特性，企业在想提高物流效率和服务质量时，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对货物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跟踪，还要对仓储系统进行优化，建立高效的适应国际物流发展的仓储系统，在提高货物周转率、减少库存成本的同时，满足买家对快速交付的需求。

我国国际物流规模进入快速增长期

国际物流的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特点。(1)起步阶段以邮政系统提供的国际小包服务为主，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跟踪信息不透明。(2)快速增长阶段出现了国际物流公司，物流服务成本相对较低。(3)多元化服务阶段，物流服务商开始提供包括快递、空运、海运等多种物流方案，同时信息化水平持续提升，包裹追踪和管理变得更加便捷。(4)智能化与自动化阶段，物流企业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物流路径规划和仓储管理，提高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5)随着绿色环保的必然趋势，物流企业需要探索更加低碳的运输方式和可循环、可回收的包装材料。当前，我国的国际物流服务企业大都仍处于三、四阶段，物流服务质量依旧有待提高。

根据市场调研报告，预计到2025年，全球跨境电商物流市场的规模将达到数千亿美元。中国国际物流市场规模较大，增长率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所下降，但后疫情时代恢复了快速增长。2018-2023年，我国的跨境电商市场规模由9万亿元增长到16.8万亿元。跨境电商的迅猛发展，促使物流服务商的多元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菜鸟网络、亚马逊物流等多家专门为跨境电商提供物流服务的公司纷纷涌现。

根据相关调查，国内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低成本、配送速度快、物流信息透明的物流服务。一方面，通过物流信息化水平持续提升，买卖双方通过物流追踪系统与电子商务平台相结合，可对货物的运输状态进行实时跟踪，提高可看性与透明度。另一方面，快速配送需求的提升，对国际物流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物流服务提供商需要通过加强仓储和配送网络建设，以及合理规划运输路线，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物流交付需求。

跨境电商环境下国际物流模式存在的问题

关务风险和合规问题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海关法律法规和贸易政策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跨境电商在通关过程中面临着很多风险，包括关务风险和合规问题等。首先，各个国家的进出口法规、税收政策和商品检验标准有所不同，企业需要了解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如果不了解当地的产品标准，出售不合格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企业可能面临巨大的损失和风险，甚至影响企业的品牌形象。其次，跨境电商贸易需要考虑关税问题。如果企业申报货物价值或者缴纳关税错误，可能会面临罚款甚至承担刑事责任。第三，由于涉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且货物在路途中出现损耗和破损的概率较大，因此跨国运输存在着很大的物流风险。此外，国家之间开展物流活动需要在互联网上进行信息交换和数据传输，信息安全问题就成为一大隐患。

 物流成本和效率问题

物流成本和效率是跨境电商的重点问题。运输费、仓储费、包装费、报关费等占据了跨境电商物流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如果货物因为各国海关的检查标准和程序不同导致在海关滞留时间延长，物流成本会提高；跨境电商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的物流水平高低也对物流服务质量造成了较大影响。如果在运输过程中遭遇货物丢失损坏等风险，处理的难度就比较大。由于国际物流距离远、手续烦琐、运输时间长等因素，如何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时效性成为跨境电商企业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售后服务和退货问题

跨境电商涉及跨国运输和多个环节的物流操作，在售后服务和退货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跨国运输退货需要经过多个环节，退货流程复杂、退货成本高、不同国家跨境售后服务难度大、难以界定货物损坏责任、售后服务水平难以得到保障等，种种因素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不便，或使消费者权益受损。

由于各国法律法规和消费习惯不同，跨境电商企业面对的售后服务问题也比较复杂。由于不同国家（地区）之间语言和文化习惯的差异，企业与消费者沟通有一定阻碍；跨境电商面对多个国家和地区时，售后服务不能很好地满足部分消费者的需求，给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带来不良影响。

品牌形象和用户体验问题

国际物流模式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跨境电商企业的品牌形象和用户体验也存在不稳定性。如上述，跨境电商物流涉及国与国之间的运输，退货、换货环节比较复杂，一旦物流出现意外状况导致货物暂扣、货物退还、延迟交付，将导致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降低。

在跨境电子商务中，物流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专业的物流服务，运输时间过长、信息不透明，可能会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好感度，影响消费者二次购买的意愿。企业面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处理客户所反映的物流问题纷繁复杂，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专业物流人才短缺问题

在物流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对有专长、有技能的人才的需求量也会大幅上升。跨境电商涉及采购、存储、运输、通关、配送等环节，物流流程复杂，上述环节需要精确地计划和执行，以确保货物能够准时、安全、经济地送达目的地。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规、税收和合规要求不同，物流操作的复杂性增加，从而对物流专业性人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跨境电商环境下国际物流模式的优化策略

提升交付速度和服务质量

在跨境电子商务的交易过程中，消费者对货物的配送时间和商家所提供的物流服务有着极高的期待。对此，可以采用一些措施减少物流的配送时间、提高物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优化现有的国际物流模式，尽可能地满足大部分消费者的需求，提升客户的满意度。例如：(1)寻找相互信任的合作伙伴，与物流服务平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制定并实施合理、科学的物流战略，共享发展资源，共同开发创造更好的物流解决方案，从而实现物流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升。(2)可以通过与多家拥有不同优势的物流公司进行合作，或利用第三方物流平台，为客户提供更多优质的物流选项，形成物流渠道和物流方式的多元化，提高企业的交付速度和服务质量。(3)可以在主要的销售市场建立海外仓，缩短物流配送的时间、减少商品流通的费用，提高交付速度。(4)优先采用先进的物流管理系统，实时跟踪货物状态和物流情况，为消费者提供透明的物流信息，提高服务质量，进一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5)通过售后客服服务专业化培训，提高客服对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客户的沟通能力，及时为消费者解答疑问，提高服务质量。(6)随着节能减排、绿色生活成为新时尚，采用绿色环保的物流方式可以帮助企业提高品牌形象，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降低物流成本

物流成本一直是决定企业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

首先，通过优化物流模式可以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效率，促进企业盈利的增加。例如：合理规划运输路线，优化仓储布局，降低仓储成本，采用智能物流技术和机器人等降低人工成本。

其次，优化供应链管理。合理的供应链管理，可以得到更加高效、更加协调的物流流程。通过选择更加合适的供应商和科学的库存管理、订单管理，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环节促进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和相互信任的物流公司进行长期合作，获得更加优惠的物流价格和专业服务。借助不同的网络物流平台，对货物进行更加优化的配置，实现共赢。最重要的是，要对物流技术和方法不断地跟进和创新，以提高物流的效率，降低成本。

再次，可以采用无人机、机器人等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现代化配送，在增加用户体验感的同时，提升客源增加利润，降低总体成本。

提升物流可见性和透明度

物流的透明度和可见度是跨境电商的国际物流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为提高物流的可见性，可以采用先进的技术，例如GPS追踪、NFC（近场通信）等对货物的位置和状态进行实时跟踪和监控，为消费者提供一个精确的位置，使企业和消费者能够实时查看物流的状态和进度，方便企业管理和提供服务。利用先进的管理系统建立一个完善的智能信息系统，对所有的订单和出库、配送、储存等环节进行数据的整合，保证信息的连贯性和准确性。

还可以借鉴菜鸟等网络平台的经验，创造一个平台，使用户和企业可以对包裹进行实时跟踪，以便企业更好地配送包裹，处理突发状况，同时提升了用户的体验感。

加强与上下游产业链之间的紧密合作，确保相关信息没有阻碍且安全、准确地在各个企业之间流通。

改善物流透明度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提供详细的报关指导和进度更新。可以利用自动化工具和相关的知识，向客户提供清晰的物流步骤和所需要的文件，并通过对物流数据的分析，预测可能出现的情况，适时调整经营策略。要积极主动地收集客户反馈，并根据反馈持续优化物流流程和物流服务。

优化供应链管理

优化供应链管理，可以使物流的流程更加高效、降低成本、提高交付速度。比如，可以通过供应商、合作伙伴的合理选择，降低运输距离、运输时间等。或通过有效的供应链管理，避免仓库货物的积压和订单的滞留，提高物流效率。

我国物流企业可以通过物流资源的整合并运用数据分析手段，为配送国际物流提出更加科学和有效的方案，不断地通过实践获得正确方法并及时改正缺点，满足消费者和商家的配送需求。通过持续研究，可以了解不同优化策略的优缺点，在适当的场合实施。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项重要议题。为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跨境电商企业可以打造绿色供应链来减少物流过程中的过度排放和污染，更多使用低碳交通工具和节能设备等。还可以打造可持续的资源回收系统，遵守环保标准，满足消费者对环境保护、绿色生活的要求，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加大培育和建设国际物流人才

人才是国际物流发展的关键，可以通过高校教育、系统培养等方式，解决目前国际物流人才短缺的问题，在高校中开设关于国际物流的专业课程，按照培养标准和现实需求授课，涵盖电子商务、国际物流法规等多个方面。学校要增加与相关企业的合作，让同学们多参加实践，在实践中引导同学们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和技术，进而提高专业技术，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价值观，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

综上所述，跨境电商环境下的国际物流模式研究，是一个多维度、动态发展的领域。本文虽然提出了一些问题和优化策略，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希望未来的国际物流能够找到更加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实现国际物流的优化升级。

（编辑 宋斌斌）

中国跨境电商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自1999年阿里巴巴创建伊始，跨境电商就成为中国引领外贸业态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到目前仍然创新不断。政府通过跨境电商综试区等政策试点，高度重视外贸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推动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跨境电商国际合作，为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模式创新、监管创新、政策创新和业态创新，彼此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已成为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主旋律。

跨境电商发展现状

2023年是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在全球爆发式增长的一年。这一年也是跨境电商成为全球热点的一年。虽然三年新冠病毒疫情给世界带来了灾难，但是却间接促进了电子商务飞速发展。根据Aberlo的研究报告和统计数据，2023年全球26.4亿消费者至少有一次网购的经历。预计全球电子商务销售额在未来三年将有50%的增长。30%的消费者认为，网红推荐影响了他们的购买决策。29%的购买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直接发生。社交媒体直接触发了全球跨境电商的飞速发展。

2023年中国跨境电商发展主要有六方面特点：

1.跨境电商发展迅速，成为外贸新常态。

据统计，2022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达到2.1万亿元人民币，比2021年增长7.1%。2023年前三季度，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达到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其实这个数字是比较保守的统计，仅仅反映在我国海关跨境电商类别（海关监管代码：9610、9710、9810和1210）的统计当中。中国跨境电商业界人士普遍认为，我国跨境电商的规模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很多跨境电商实际上被统计在一般贸易项下，在统计之外也普遍存在。另外，跨境电商不仅仅是B2C针对消费者。2023年，中国B2B跨境电商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不仅仅反映在海关新设立的9710、9810的海关监管代码当中。因为海外市场传统外贸订单萎缩，很多外贸厂家入场跨境电商带货币出口，线上生意。以阿里巴巴发布2023年财报为例，阿里巴巴B2B业务（含中国商业批发1688和国际商业批发阿里国际站）第三季度营收达106.27亿元，同比增长15.29%。根据《2023年亚马逊全球开店中国出口跨境电商白皮书》，2022年到2030年，全球B2B电商预计将以20.2%的年复合增长率快速增长。一项亚马逊的调研显示，客户表示更倾向于线上购物。相较三年前,亚马逊上B2C电商业务的中国卖家数量增长了近90%。

2.跨境电商国际合作稳步推进。

截至目前，中国已与五大洲30个国家签署了双边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中国与这30个“丝路电商”伙伴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占我国跨境电商全球进出口总额的31.5%。多边和区域的电商合作机制也取得显著成效。2023年10月，“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在上海落地。“丝路电商”已经成为有效促进贸易畅通、产业对接和能力建设的国际公共产品。

3.创新仍然是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中国跨境电商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企业实践和政府法规政策之间的相互调整和相互适应过程。2023年“全托管”成为跨境电商企业和平台的创新关键词。所谓“全托管”是一种在国际物流中创新的服务模式，让商家不必再为支付、物流、仓储、运营等繁琐流程而分心，全权委托跨境电商的企业或平台从事网上针对消费者的经营和服务，让商家更多地将时间和精力投入设计研发和生产环节中，打造出更受全球消费者青睐的商品与品牌，进一步推动跨境电商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政府的监管和政策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跨境电商综试区不断扩容，体现出党中央对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高度重视。截至目前，中国跨境电商综试区数量达到165个。2023年以来，各地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支持跨境电商发展的政策，为各地跨境电商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海关商检以及政府各部门的监管政策与跨境电商的实践和业务流程相结合。与跨境电商供应链结合的“嵌入式监管”也成为重要的监管创新实践。

4.跨境电商已形成跨越国境的服务生态体系。

跨境电商让商家可以把产品直接卖给海外的最终消费者。通常跨境电商的营销和网络的引流等都是跨境电商重要的业务环节。但是跨境电商发展不仅是一个网上营销的过程，也不仅是一个供应链的操作全过程，跨境电商涉及很多横向的和跨境的市场主体的多方合作。如中国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在非洲出售服装，除了在中国国内布局跨境电商的供应链，还在非洲与当地的服装设计师、模特、网红，甚至与当地的实体店进行合作。由此，跨境电商正在逐渐发展成为跨越国境的进出口商品服务生态体系。中国跨境电商的企业和平台越来越重视将跨境电商本土的资源融入中国跨境电商的服务体系中，这将深化中国跨境电商与所在国新的国际合作模式，使跨境电商不仅仅是一个进出口的过程，而是成为国际经贸合作的一部分。跨境电商不仅经营实物产品进出口业务，而且发展了服务贸易，也在拓展数字贸易的国际合作。

5.跨境电商与人工智能结合，开启“AI+外贸”的跨境电商智能化升级。

2023年，AI技术开始应用到各个商业领域，物联网让中国的实物产品与网络服务融合，打破了产品与服务的界限。大语言模型的AI技术让以往“不会做、做不起、不能做”的中小企业迅速成长为跨境电商的经营者。数字人24小时不间断直播、AI机器学习、大数据辅助决策、“小单快返”精准预测、AI用户画像、区块链智能合约等等，都在跨境电商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AI与传统外贸紧密结合，以阿里国际站的AI外贸为例，在外语交流、海外市场洞察、选品运营、客户分析以及人才配备上都有独特的优势。这使得中国跨境电商在全球市场又具有了新的竞争能力。

6.“跨境电商+产业带”的发展模式，引领品牌出海，助力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提升产品竞争力。

我国跨境电商发展制约因素和短板弱项

跨境电商贸易监管程序复杂，限制较多

我国跨境电商贸易监管程序和流程仍然比较复杂，海关类别比较多。跨境电商监管当中的关、检、汇、税各个流程仍然存在复杂和不统一的情况。尽管政府各部门已经作出很多努力，推出很多监管创新，包括增加跨境电商的监管类别，但这也基本上是在原有一般传统的外贸监管原则框架基础上所做出的调整。例如，海关9810监管代码下，出口到海外仓仍然存在退税困难。海关1210监管代码下，消费者所购买的跨境电商进口产品白名单范围仍然有限。跨境电商海外消费者以人民币跨境支付仍然不能实现等等。 

跨境电商企业和平台竞争加剧，“内卷”严重

2023年，我国跨境电商平台和企业，例如Temu、SHEIN等热门出海电商在海外强势扩张，竞争加剧，“内卷”严重。从竞争手段看，新兴平台以高投入和低价为武器，迅速打开市场，往往利用的是爆款折扣、补贴折扣、流量扶持、降低物流成本等手段，从事大促销活动。2023年对于跨境电商卖家而言，是具有挑战性的一年。企业在跨境电商产品“量”与“质”两个方面比较纠结。一方面，企业受到库存积压、资金问题以及各平台之间的竞争对订单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海外消费者对产品品质、品牌以及产品认证等要求越来越严格。企业对跨境电商未来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和担忧仍然存在。 

跨境电商面对不确定的法规环境，合规问题仍然是挑战

跨境电商带来的碎片化贸易遇到了全球各国贸易监管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各国也在不断探索和调整跨境电商的监管模式。即使在我国，国内跨境电商在不同地区的监管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这使得我国跨境电商在海外市场的法治环境下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合规问题是很多跨境电商企业以及监管部门特别关注的方向。特别是企业在跨境电商税收监管、跨境数据流动以及跨境个人数据隐私保护等方面面临极大的合规挑战。我国跨境数据流动监管规则在实施方面仍然存在不够清晰明确的问题，对企业而言很难把握和落实执行。 

政策建议

1.政策鼓励跨境电商平台在全球做大做强，政府加大力度支持跨境电商平台在全球布局服务生态体系。

跨境电商推动了全球市场快速转型。转型的趋势和方向越来越明显，未来全球商品交易市场起主要作用的是跨境电商平台，以及平台所赋能的众多中小微企业。创新的活力来源于中小微企业。平台与中小微企业的结合，以及相互作用的跨境电商服务生态体系是进一步增强中国跨境电商国际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政府的政策应更大力支持跨境电商平台在全球做大做强，推动跨境电商平台在全球布局服务生态体系，为中小微企业创造优质的营商环境。 

2.探索跨境数字贸易通道建设，推进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

跨境电商推动中国的商家与海外的最终消费者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国应该更加注重推进中国与地理位置接近的周边国家开展跨境数字贸易通道建设。例如中日韩、中国东盟、中国东亚五国等探索“丝路电商”深度合作，构建互联互通的供应链体系，打通支付通道，推动针对海外消费者的线上支付人民币国际化。

3.进一步探索和推动跨境电商监管创新。

我国应进一步探索跨境电商监管创新，简化监管类别，提高通关效率，优化物流保税通道，扩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白名单的范围，优化跨境数据流动监管的方法，重视跨境电商平台的治理，促进跨境电商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 

4.完善和提升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体系。

目前我国已经将跨境电商列入高校专业培养目录。在跨境电商领域的产教融合也做得风生水起。但是从业界反馈来看，跨境电商仍然存在大量人才空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跨境电商本身创新变化非常快，专业类别不断新增，企业很难寻找适合的人才。另一方面原因也由于我国高校专业培养目录没有商科类别。我国高校普遍缺乏对学生进行商业逻辑的知识体系构建。最新的商业实践知识在企业，学界更多的应该从企业商业实践中总结商业逻辑和专业理论。跨境电商是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其学科背景应该是商科。而商科是类似“理工科”当中的“工科”。理科的培养模式并不适合工科类的人才培养。应结合实战需求，在商科设立新型跨境电商专科，编写相适应的教材，加强理论研究。

（编辑   季节）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此过程中，新疆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融入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断提升新疆人权发展水平，坚定不移推动新疆人权事业取得新发展和新进步。本文重点从新疆各族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受教育权的保障，扶贫脱贫促进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方面进行分析。

通过保障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受教育权促进人权

我出生在南疆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只有小学学历且没有工作。我们家有7个孩子，父亲去世时，我和弟弟还在上小学，家里重担都落在了母亲身上。母亲很勇敢，经常对我们说：“只要你们愿意读书，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上学。”在母亲的激励和国家教育政策的支持下，我家7个兄弟姐妹，均接受了全日制教育，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为3人，高中和中专学历的4人。

作为一名从南疆走出来的博士，我能走到现在得益于母亲的坚持和执着，得益于学校和老师的关怀，更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以及欣欣向荣的时代背景。对此，我倍感幸运和感恩。

20年前我中专毕业后，重新参加高考，依托国家少数民族高考政策考入复旦大学，后又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求学期间，学校的老师得知我家境困难后，为我提供了国家助学贷款和助学金，还协调安排给我落实勤工助学岗位。2005年刚进入复旦大学时，学校给我发放10000多元助学金，而当年的学宿费仅为6000元。2014年-2018年，在清华大学读博期间，学校每月给我们发放3000元生活费，完全能满足我的学习和生活需求，也因此我能专注于学习，顺利完成学业。读书期间，学校给我提供的各类奖助学金超过15万元。其实，在我身边不乏这样的实例，千千万万的新疆学生通过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接受高等教育，并享受幸福体面的生活。

我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尤其是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1949年，新疆文盲率在90%以上，[[1]] 高于全国文盲率近10个百分点[[2]]。2022年，新疆的文盲率降到2.66%，[[3]]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949年，新疆仅有1所大学、9所中学、1355所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19.8%。2020年，村村建有幼儿园，小学3641所、普通中学1211所、中等职业学校（不含技工学校）147所、高校62所。[[4]]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为649.7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在校生为484.5万人，占74.57%。[[5]]

在全疆受教育程度人口中，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16536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多1069人。[[6]] 截至2020年，新疆累计培养高校毕业生211.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76.7万人，占36.3%。[[7]]

目前，我在新疆大学任教，承担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学任务。所在班级都有来自新疆各地的少数民族学生。本人指导毕业论文的学生也有来自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学校和学院优先录取和细心培养各学历层次的少数民族学生。走在校园，我们可以看到各民族学生手足相亲、安心学习的景象。

维吾尔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疆四地州，占当地人口的83.74%，占全疆维吾尔族人口的74.01%。[[8]]为确保所有学生接受教育，南疆四地州实行从幼儿园到高中的15年免费教育，并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为学生提供免费的营养餐。2019年我在农村工作期间，经常看到村里的学生将学校发放的蛋糕和零食带回家，与家人分享。

此外，新疆依法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同时在中小学开设了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蒙古语、锡伯语等课程，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成立了新疆教育出版社，配备了少数民族教材编译人员，加强了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的编译出版工作,出版少数民族文字的中小学各类自编教材的大纲、配套教材和各种课外读物。我的小学和高中都是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校完成的。

为确保新疆各族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的受教育权，新疆不断拓宽教育渠道，持续增加教育投入。从1989年起，新疆启动“内地高校支援新疆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协作计划”，协调内地高校招录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推动他们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中央部委和内地省市所属的近300所学校，每年从新疆招录1万名少数民族学生。[[9]]。例如，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南京大学每年招收100名左右的新疆籍学生，其中一半是少数民族学生。[[10]]

此外，2006年国家实施《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内地高校面向边疆民族地区定向招录硕士及以上研究生。截至2021年，该计划累计招录培养约5.7万名研究生，其中，共向新疆分配8000个招生名额，推动新疆籍少数民族研究生数量不断增加。[[11]]

我和我的妻子都在新疆县城出生长大，目前在乌鲁木齐工作。我俩都是通过国家的这两项专项政策接受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得到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收入，并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此外，新疆通过实施少数民族科技骨干特殊培养、对口支援省市和高校委托培养等多种方式，大力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例如，2000年，维吾尔族人口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为962人，2020年达11432人，其中硕士988人、博士1533人，增加11.8倍。[[12]]又例如，2017年，新疆财政教育投入为724亿元。[[13]]2023年，全疆各类教育资金投入达1039亿元，重点支持农村学前免费教育、农村园舍、营养改善和校舍安全提升等。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新疆少数民族群众的受教育权得到充分保障，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持续提升。

  通过扶贫脱贫保障新疆各族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教育、扶贫和就业是相辅相成的过程。教育水平的提升推动就业能力和规模的提升，稳定的收入又推动各族群众教育和生活质量的持续提升。

1978年，我国政府对农村贫困状态进行统计。按照当时的标准，新疆农村贫困人口约532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58.36%。2010年，全疆贫困人口降至249万。[[14]]2011年，国家提高贫困标准后，新疆又将80万人纳入扶贫范围，全疆共有329.77万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31%。[[15]]2017年底，全疆的贫困人口降至189.78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1.57%。[[16]]

2020年，全疆所有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和付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的重要指示。

在此期间，中央和自治区持续增加扶贫资金投入力度，支持全疆尤其是南疆地区扶贫工作。例如，2010年至2014年,全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110多亿元。[[17]]2020年，新疆投入的各类扶贫资金达428.6亿元，其中专项扶贫资金达198.23亿元。[[18]]2023年1-10月，新疆投入资金211.24亿元，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19]]

随着脱贫攻坚进程的顺利推进，新疆各族群众的收入水平不断提升。1978年新疆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19元和119元，2023年分别达到40578万和17948万元，[[20]]约分别增加127倍和150倍。

新疆各族群众收入水平的提升，推动其消费支出及结构和受教育程度均发生改变和提升。例如，1980年全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418元和151元。2023年分别达到26134元和13645元，[[21]]约分别增加62.5倍和90.4倍。

从消费结构来看，1985年，新疆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分别占人均总消费支出的46.8%和57.9%。2020年，下降到31.3%和32.2%。用于住房、医疗、教育、文化和交通通信领域的支出逐步增加。这表明，各族群众解决“温饱”问题后，更加注重衣着质量和住房水平、医疗条件的改善，并通过外出旅游等方式开阔眼界，满足丰富文化精神层面的需求。

例如，全疆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从1983年的10.2平方米、2000年的17.3平方米，增长到2020年的29.4平方米；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从1983年的11.9平方米、2000年的20.06平方米，增长到2020年的36.07平方米。又例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从2000年的94.65万人、2010年的231.99万人，增长到2020年的427.5万人。

1978年,新疆公路通车总里程为2.38万公里，2023年约达22.83万公里。实现了所有乡镇及具备条件的建制村100%通硬化路。全疆所有地州市和近87%的县市区修通高速公路，[[22]]各族群众的出行变得更加通畅。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家住在县城，姥姥和亲戚住在农村。每逢节假日，我们一家人骑自行车或摩托车到乡下看望他们。有时候，他们也赶驴车到我们家做客，一路基本上都是土路，若遇到下雨天，路面变得泥泞不堪，走路极其不便。近年来，每次回家，我找机会到乡下走走，以前的土路已经消失不见，都是笔直的柏油路，乡亲们开着车进城或串门。

此外，随着更多的人脱贫致富，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更多人接受良好的教育。新疆各族群众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又推动他们实现更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持续提升。

小时候，一到冬天，我们县城经常停电停水，相当部分农村没有安装电灯，居民仍使用油灯，更谈不上看电视。许多县城和农村都有几个小水塘，经常看到居民从小水塘打水，用于饮用和做饭。为此，在推进扶贫工作的过程中，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居民的用电用水环境。2023年，新疆投资20.1亿元建设60项农村供水保障工程，为368万农村居民提供用水保障。[[23]]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集中供水率分别达到了97.9%和99%。[[24]]城镇供水普及率达99.3%。据2018年的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当时全疆通电话的村便已达到89.1%以上，通电的村达到93.2%以上。[[25]]目前，新疆所有的行政村已经全部接通了大电网，接通动力电后，[[26]]农民再也不愁用电用水。

2017年-2019年，我在和田农村工作期间，全村几乎没有停过电、停过水。晚上，看到老百姓坐在灯光明亮的房子里观看电视，享受家人团聚的欢乐。这美好的场景至今令我难忘。

新疆曾经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南疆贫困人口高度集中，贫困程度比较深，减贫成本比较高，脱贫难度比较大。如今，在现行扶贫标准下，全疆77.25万户、306.4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666个贫困村全部退出、35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南疆四地州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彻底消除。[[27]]新疆各群众的生活环境有了大幅度提升。

我国政府始终将各族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通过扶贫脱贫提升包括新疆在内的全国各族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改善生活工作环境，切实保障各族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共享发展成果。这是我国对人类人权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编辑 季节）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演进，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正在不断创造新的供给，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呈现出五个新特点

一是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更加有力。截至2023年年底，中国累计建成5G基站337.7万个，同比增长46.1%。网民规模达到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7.5%。算力基础设施综合水平稳居全球第二，算力总规模超过230 EFLOPS。越来越多的城市成为“双千兆城市”，不断打通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二是数据要素活力更加迸发。数据生产量和存储量快速增长，数据资源开发能力持续增强，为智慧城市建设运行、工业互联网利用等数字化应用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以人工智能为例，中国10亿参数规模以上的大模型数量已经超过100个，行业大模型深度赋能电子信息、医疗、交通、金融等领域，形成了上百种应用模式，赋能千行百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产业数字化转型更加深入。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5G、千兆光纤网已融入71个国民经济的应用中，应用案例已经超过了9.4万个，建设5G工厂300家；制造业重点领域数字化水平加快提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了62.2%和79.6%；截至2023年年底，具备行业、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340个，工业设备连接数超过9600万台（套），有力推动了制造业降本增效，为新型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是服务业新业态更加活跃。2023年，中国网上零售额15.42万亿元，移动支付普及率达86%，居全球第一。以数字化支撑的沉浸式旅游等正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在线旅游预订的用户规模达到5.09亿人。扩大消费新动能更加强劲，“数商兴农”成效显著。

五是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稳步增长，截至2023年年底已达到66.5%。数字政府建设成绩显著，在线公共服务更加便捷可及。智慧出行、智慧医疗等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网约车、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增长明显。国家数据局正式挂牌成立后,为进一步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加快破除阻碍数据要素合规、高效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围绕优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体制支撑。

推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

一是加快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坚持问题导向，加快推出一批可落地的政策文件，回应社会关切，逐步构建有利于保护各方权益、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数据产权制度。加快培育多样化、多层次的数据流通交易体系，探索建立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的收益分配机制，不断完善多方共同参与的数据安全治理机制。此外，还将积极配合财政部门推进“数据资产入表”，及时解决入表实践中面临的实践问题，加快完善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制度。

二是不断激发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活力。2023年年底，国家数据局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通过开展试点、举办大赛、征集案例等方式，挖掘并推广一批典型应用场景，以深化数据应用，为不断释放数据价值营造更广阔的空间。积极推动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和运营机制的改革，以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引领、撬动各方数据的融合应用。大力推动企业数据的开发利用，处理好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在保护好各方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更好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三是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建设的必要性更加突出。目前，国家数据局在产业生态、算力供给、网络传输、业务调度、系统运营、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了部署，目标是构建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通过优化算力布局，更好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积极探索布局数据基础设施，加快数据空间、高速数据网等技术的研究，推动区块链以及联邦学习、多方安全计算等隐私计算技术的应用，打造安全可信的流通环境，为促进跨行业、跨地域数据要素流通、开发、利用提供基础设施支撑。

四是不断培育壮大数据产业生态。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离不开各类经营主体的积极参与，当前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尚在起步建设阶段,通过加大对各类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的培育力度，繁荣数据开发利用产业生态；推动国内外企业积极参与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共享发展红利。

五是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在推进数据领域高水平开放方面，中国政府出台了《扎实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明确部署要不断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特别是跨境新规豁免了跨境寄递、跨境支付等场景，延长了数据安全评估的有效期，能够更好促进数据实现安全、高效的跨境流动。后续将结合实施情况，不断调整完善政策，持续加强多双边数字领域合作，与主要经贸伙伴国家和地区携手建立数据跨境流动合作机制，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数字领域规则的制定。

（编辑 尚鸣）

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金融业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业开放也将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自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制度型开放”以来，我国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开放的深度、广度持续提升，开放的系统性和制度性逐步显现。

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丰硕成果

人民币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地位日趋稳固。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规避货币错配风险的内生动力上升。2023年，跨境人民币收支规模达52.3万亿元，同比增长24%，在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中占比达58%，成为我国第一大跨境收付货币。2024年1月，人民币国际支付全球占比大幅提升，一度突破4.5%，超过日元，跃居全球第四大国际支付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接受度提升，国际投融资功能显著增强。从融资端来看，在欧美流动性紧缩背景下，人民币融资属性凸显。2023年，熊猫债、离岸人民币债券、中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境外贷款合计新增金额为7493.5亿元，同比增长93%。同时，人民币已超越日元，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从投资端来看，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将人民币纳入投资组合。2023年年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规模达9.4万亿元，是2013年有统计以来的3.3倍。

随着人民币国际上使用范围扩大，人民币外汇交易量大幅增长。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强，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跨境资金流动平稳有序，人民币已和24种非美货币开启直盘交易。2022年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调查显示，人民币外汇交易全球占比达7%，成为全球第五大外汇交易货币。

人民币储备货币功能提升，顺应国际储备资产多元化需求。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这是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中国经济金融发展成就的认可。2023年第三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份额为2.4%，较2016第四季度的1.1%，增加了1.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地缘政治风险成为影响人民币国际储备职能的重要考量因素，特别是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亚洲新兴市场，人民币区域锚货币效应逐步增强。

人民币国际化要处理好三方面关系

过去15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增强，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前行，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逐步提升。但是，我们也应客观认识到，人民币与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之间仍有较大差距，未来向更高水平发展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理论与现实障碍。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进，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需要特别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妥善处理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与承担全球责任。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处于初级阶段。国家综合实力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人民币国际化应以服务国内实体经济为主导。从理论方面来看，货币国际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将面临“特里芬难题”，即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难以保持币值稳定。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同样面临“特里芬难题”，也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从国际经验来看，国际货币职能的发挥呈现非对称性，不同货币职能对流动性供给的要求存在一定差异。这为探寻缓解“特里芬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发展路径。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推动有限的国际货币职能演进，在支持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力所能及地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公正、多元化发展。

二是高度重视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对外平衡的关系。2009年以来，我国以服务贸易结算为起点，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实践道路。当前，我国经常项目开放程度远大于资本项目，推动资本项目开放将成为强化人民币国际使用的重要方向。截至2023年，资本项下人民币收支金额达38.3万亿元，在总额中占比约73%，已成为跨境人民币使用的主体。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应首先服务于我国实体经济和对外收支平衡的需要。资本项目开放也需要承担一定成本。随着资本项目开放程度提高，跨境资金流动更加复杂，将对我国宏观调控与金融稳定带来新的挑战。从根本意义上讲，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相对平衡状况，有利于经济对外收支总体平衡与人民币的对外长期币信。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资本账户开放不能贸然前进，要立足国情，兼顾外部环境。

三是协调推进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的良性互动。近年来，由于人民币汇率变化及需求变化等原因，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显著放缓。截至2023年年末，主要离岸人民币市场存款规模约1.5万亿元，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约占离岸人民币使用量的80%。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条件下，离岸市场仍将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方式。离岸人民币交易以收益率为决定要素，投资偏好显著高于真实需求。此外，离岸市场发展也对我国宏观调控效果、利率汇率市场稳定以及本币定价权等方面带来一定影响。美元Libor定价权一度长期旁落伦敦的教训应引以为戒。当前，我国在岸利率对离岸人民币利率的引导作用有限，在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规模仅为离岸市场交易规模的四分之一。如何夯实在岸市场引导离岸市场发展的能力，仍是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切实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含金量”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并做出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部署。未来，国内外形势深刻调整，人民币国际化要顺势而为、稳中求进，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双循环”发展，夯实基础性制度安排与市场体系，从量向质转变，切实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含金量”。

第一，有序推进货币职能演进，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不能简单硬搬其他主要货币的国际化经验，要立足于经济发展大局和长期增长动能，合理设计符合自身利益的发展路径，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货币职能的演进。当前，应重点夯实人民币结算交易职能，兼顾部分投融资与计价职能，有限承担国际储备职能，在保障自身利益与政策独立性的同时，为全球提供有限公共产品。例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展以双边货币互换、区域流动性安排等流动性供给方式，关注人民币外汇储备的持有人结构、规模与市场行为，有效减轻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潜在风险。

第二，稳妥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提升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水平。根据蒙代尔提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能兼顾。作为大型发展中经济体，我国要优先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性，在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之间达成一定程度的动态平衡。根据国内实体经济需求与国际环境变化，在更加注重安全的基础上，稳妥、有序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确保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总体平衡，保持政策连贯性、透明性，健全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根据市场供求状况，支持人民币对更多币种直盘交易，丰富投融资与风险对冲工具，形成可信赖、可预期的收益率曲线，破解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人民币交易面临的现实技术障碍，强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驱动力。

第三，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健康发展，夯实在岸人民币定价权。优化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给机制，研究完善离岸人民币市场定价机制。继续拓展区域性人民币流动性输出渠道，基于真实需求，便利与周边、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币结算，建立人民币流出、流入的有效渠道；深化与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成员国、资源型国家等本币合作，建立货币安全网等流动性安排。支持中国香港完善人民币金融产品体系，常态化发行高等级主权类债券，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管理与风险管理平台。充分发挥清算行在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以大型中资银行为主力军，创新离岸人民币产品和服务。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构筑完善的利率定价机制，夯实人民币定价引导力。

第四，积极把握数字化趋势，完善全球人民币基础设施。面对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亟需完善适应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我国应进一步加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简称CIPS）清算主渠道建设，增强与其他区域结算系统的连接，扩大直接参与者范围。加强与境内外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外汇、债券业务以CIPS为清算结算主渠道。提高基础设施技术标准自主性，针对重点领域，建立专项支付交易平台。积极把握数字化趋势，推动跨境金融技术创新，跨越周边、区域以及传统合作路径，打造“数字货币区”。在全球金融治理框架下，推动完善央行数字货币与支付设施标准，开辟国际货币格局新局面。

（编辑  宋斌斌）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异常活跃，成为各国关注和发展的重点领域。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将促进人工智能和经济融合发展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2017年7月8日，国务院发布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实施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政策举措，正在形成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

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一是加强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中国政府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持续加强前沿性布局，全链条全面部署科研任务，致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行业共性技术开发、应用科技开发，创新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转化与应用。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框架等方面，中国构建起体系化能力，为全球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积极贡献中国智慧。

二是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场景创新解决人工智能重大应用和产业化等问题，建设一批重大示范应用场景，开辟智能经济新领域、新赛道。同时，中国政府加快企业智能化转型步伐，推动企业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产业智能化和智能产业化水平。中国人工智能引领未来产业已初见雏形，加速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三是推进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的理念，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布实施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积极支持行业企业探索治理实践，鼓励企业设立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强化企业和行业自律。加快推动人工智能立法的研究，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管理办法。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行动，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高级别人工智能咨询机构等国际组织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工作，推动联合国大会于2024年3月21日通过首个人工智能决议草案。

人工智能的跨界应用将引发社会发展的深远变革

当前人工智能正处于群体性技术变革的起点，重大成果不断涌现，将全方位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孕育着新的重大变革。

一是人工智能正在迈向多智能融合的新阶段。以ChatGPT和Sora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的重大突破，打开了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序幕，大模型已经成为主流技术路线，并加快迭代演进。基础语言大模型已出现突破性升级，全新的深度网络架构相继涌现；多模态大模型成为当前模型研究的主攻方向。多技术路径的交叉融合，加速了通用人工智能的到来，大模型技术正在与人工智能各领域实现交叉融合。这些突破将推动人工智能从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2.0阶段迈向大小模型协同、新智能形态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3.0阶段。

二是人工智能将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配。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它将推动实体经济实现革命性的升级换代，从而催生智能经济新形态，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领。人工智能将加速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质量变革、效益变革和动力变革，重塑工业的基础再造、生产和服务模式创新等各个环节，从而引领新型工业化发展，为智能经济提供全新的动能。人工智能激发的商业模式和经济形态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和渗透到各行各业，从而构建起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新形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人工智能将助力重大科学发现和前沿技术应用，与生物制造、脑科学、经济、能源、文化创意等领域交叉汇聚，有望打造颠覆性产品和产业，加速未来产业的发展。

三是人工智能将引发社会发展的深远变革。人工智能将广泛应用于教育、医疗、护理、家政等领域。随着智能化水平的提升，服务机器人也逐步走进千家万户，创造美好生活。大模型技术在医疗领域的推广应用，将加快实现个性化、专属化的数字医院远景。人工智能将带来文化创造和传播方式的创新，丰富文化产品，提升跨领域、跨时空的文化传播效率，加速文化融合进程。人工智能有望推进人类社会迈向人机共存的智能增强时代，物理世界、虚拟世界、信息世界将交互并行，“人-物理世界”的二元空间将转变为“人-物理世界-智能机器-虚拟信息世界”的四元空间，从而满足情感感知自动化、实时化、个性化的要求。

四是人工智能大规模的跨界应用，将带来多重安全风险与挑战。以生成式大模型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可以廉价地生成对人物、事件的错误描述，降低大众对真实信息的整体性信任，从而引发认知混乱，冲击原有的社会和生活秩序。人工智能的误用、滥用、隐私泄漏等问题，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带来的价值扭曲和情感依赖等问题，违背了道德原则，破坏了公平正义，会导致伦理失范，从而引发深层次的伦理道德问题。同时，人工智能的智慧可能在部分领域超过人类，也将威胁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存，并在保证其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更好地造福人类社会，成为全球、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

携手打造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应紧紧抓住人工智能重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机遇，并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风险与挑战，携手打造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一是要以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融合发展。应瞄准人工智能的前沿方向，加快产生原创性、突破性的重大科研成果，多路径探索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应加速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和颠覆式技术的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构筑起未来新的增长点。

二是加强人工智能与人文理念的交叉融合。应坚持科技以人为本，积极推动科技人文理念全面融入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全过程，助力打造符合人类价值理念、审美取向、情感体验、认知习惯的产品与服务，确保人工智能发展不偏离“造福于人类，使人类生活更美好”的宗旨，维护和提高人类文明的水平和境界。

三是持续深化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世界各国应携手一道，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坚持智能向善、智能向上，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从而实现安全、可靠、可控。应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工作，加快构建包容审慎的治理机制，完善人工智能研发的伦理规范，协力促进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

四是不断推动开放协同的国际合作。中国应把人工智能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手段，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贫困、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中不断深化国际合作。应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深化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与合作，搭建区域性、全球性、多层次的人工智能治理合作平台与机制，共同协商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国际治理新规则。

（编辑  尚鸣）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制度型开放”进行了深刻的系列论述,为我们推进制度型开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为什么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

制度型开放是将国内经贸规则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度对接。制度型开放的“制度”既包括边境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也包括边境后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前者如，外贸经营权制度、关税规则、市场准入准营制度、国民待遇制度、股比限制、许可证制度、货币兑换规则、商务签证规则等。后者如，国有企业规则、补贴规则和产业政策、数字贸易规则、劳工政策、竞争政策、政府采购规则、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等。

与制度型开放相对应的是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两者内涵不同，但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相伴共生的。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下放外贸管理权和经营权，打破国有外贸企业垄断，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并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集中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对其中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分别予以废止或修订，同时建立健全贸易促进、贸易救济法律体系等，上述这些都属于制度型开放。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呼唤制度型开放，对制度型开放提出更高的要求。制度型开放并不是为了开放而开放，而是要服务和促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以及高质量发展。

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不是“被动”开放，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主动选择。

第一，推进制度型开放是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的战略选择。纵观全球，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把抢占更大国际市场份额、强化吸引和利用外资、加大引进高端人才作为重大发展战略，集聚吸引全球高端要素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先进的国际经贸规则不仅控制着全球高端要素的流动方向，国际经贸规则也日益成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只有主动推进制度型开放，才能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第二，推进制度型开放是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关键差距的现实需要。我们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在关键核心技术、高端制造、金融服务等领域仍需追赶发达国家，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利于我国向发达国家的规则、标准、制度看齐，保持合作，为我国经济注入更多活力，释放更加巨大的能量来推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以此逐步缩小差距并赶超发达国家。

第三，推进制度型开放是深化我国与世界合作的必由之路。全球化的发展和科技革命使国际分工发生新的质变。随着全球产业分工模式的变化和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国际贸易投资出现新的趋势，国际经贸规则越来越朝着边境后领域、新兴领域转变，这必然要求各国在国内规则和制度上进一步实现兼容。

第四，推进制度型开放是破解美西方围堵打压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话语权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断组合将我国排斥在外的“小圈子”，企图通过制定规则标准来限制打压我国的发展，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推进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力争破解分化粉碎美西方分割封锁孤立边缘化我国的图谋，也有利于我国与国际社会进一步融合，避免使我国陷入“平行体系”。助力我国在国际规则标准制定中增加话语权，甚至将我们的规则变成国际规则，这也体现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自信与担当。

第五，推进制度型开放是推动营商环境内外兼修的重要保障。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相辅相成，需要国内国际协同推进。通过制度型开放，能够以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带动国内营商环境的市场化和法治化。以营商环境的确定性应对变化的格局和各种不确定性，大力培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对外开放的新标识、区域竞争的新优势。

当前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点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如同其他方面的开放一样，制度型开放也是双向开放，一方面是对标对接国际先进的经贸规则，清理改革国内不合理、不相容的法律法规，形成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相兼容、规范透明的基本规则体系；另一方面是把我们自己的领先规则向国际推广，接受检验，变成国际规则。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而言，制度型开放的重点仍是向高标准国际规则学习。关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最近系列重要讲话已经给出了定论。如，他在“一带一路”第三届高峰论坛上提出，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深化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在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中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推动加入两个协定进程，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总书记重要讲话不仅明确回答了制度型开放的重点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而且指明了哪里的规则是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哪些规则是需要优先对接的。

近年来我国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正在加快，但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强调仍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我们体会有三方面考虑。一是许多高水平经贸规则经历了实践的长期检验，已经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成为国际通行规则，不接受这些规则就会与国际社会主流脱节，不利于我们继续融入世界经济。二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是我们扩大影响、做出修正的有效途径。只有真正融入主流，才能把自己的东西纳入主流让别人接受。也只有在国际比较中，才能检验我们的规则是否先进。在对接中可增强适应性和影响力，提升创设引领能力。三是大量事实说明，我们在许多领域还处在跟跑阶段，一些领域进入了并跑阶段，只有少数领域处在领跑阶段。

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重点领域

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包含两大方面。一方面是与国际上最新的国企规则、产业政策和补贴规则、数字贸易规则、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政府采购规则、竞争政策等寻找对接区；另一方面是在准入准营边境规则以及边境后规则上与国际最佳制度实践接轨，如股比限制、业务经营许可、商务签证、国际人才流动政策等。

第一方面的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任务充满挑战，因为我国在这些领域的规则与对应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差距很大。如，国有企业规则方面，不仅要求国有企业必须遵从商业考虑原则和透明度要求，还严禁非商业援助；补贴规则方面，将禁止补贴的主体由政府扩大到国有商业银行再进一步扩大到国有企业，将禁止补贴的领域由货物贸易拓展到服务贸易及对外投资领域，将国有企业间的担保纳入禁止补贴的方式，要求提高补贴的透明度要求和通知义务，引入反向举证责任并加大惩罚力度；数字贸易规则方面，在数据治理特别是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和本地化要求上、在网络设备自主可控上、在新兴电信服务开放上都与我国有巨大分歧。这些规则是我们制度型开放的核心议题，也是处理与发达国家经贸关系和参与 WTO 改革、全球经济治理都绕不过去的问题，需要我们在坚守自己的红线底线基础上，与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寻找最大公约数。

对待上述规则差异，可以借鉴中欧投资协定，不回避敏感问题，从制度安全性弱的领域入手，实现双方诉求的平衡。在数字贸易规则方面，制定重要数据目录，实施数据安全管理认证制度，促进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方面，借鉴基于风险和技术中立的国际通行做法，避免将外资企业排除在外。我国可以探索首先放宽外资企业对增值电信（包括云计算、数据中心）的50%股比限制，再逐步允许外资开展数字贸易业务，为国家有序开放电信、互联网服务产业积累经验。在国有企业方面，深化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购买、销售货物或服务时依照商业考虑进行决策，建立健全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制度。在补贴规则方面，对标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全面加大补贴信息公开力度，避免出现WTO禁止性补贴，优化补贴实施方式，确保公平竞争政策和补贴政策协调有效，比如设立补贴的事后评估机制、补贴的全周期问责机制、补贴的退出机制，提高产业补贴的效益性和精准性。在政府采购方面，认真解决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进一步优化采购程序，完善采购管理，加强采购监督，构建规范透明、科学严密的政府采购管理体系。

（编辑  季节）

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政务法治、生态人文、区位优势、基础设施等制度要素与社会条件的综合体现。优越的营商环境恰如阳光、空气和水，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硬支撑”，也彰显着经济发展的“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仅是应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创造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抓手，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一环。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市场化营商环境建设成效显著。简政放权方面，出台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方案，清理一系列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规定；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特别出台海南、深圳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推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化管理，取消和下放行政许可事项上千件；开展“减证便民”行动，深化“证照分离”改革，缩减企业开办时间至4个工作日内。减税降费方面，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连续多年下调增值税税率，确保全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特别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取消、停征、减免上千项央地政府行政事业性收费。商事制度改革方面，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压缩全流程审批时间至120个工作日内；深化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纠正所有制歧视、地方保护等现象；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改革；建立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开展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专项行动，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失信惩戒。

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协同实施。健全立法规制方面，从颁布《民法典》到修订《中小企业促进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央废止或修订不符合条例的规章文件近300件，地方结合实际情况积极开展规则性探索实践，从中央到地方的营商环境相关制度体系初步形成；降低市场准入准营门槛、提振各类企业投资积极性、健全公平竞争制度等专项领域立法不断深化。强化司法保障方面，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纠正执法不严、畸轻畸重等行为；高质量开展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保障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严厉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特别针对头部互联网企业开展反垄断立案调查或处罚，遏制大数据杀熟、强迫“二选一”等市场乱象。创新监管方式方面，建立起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础，重点监管、信用监管为补充的新型监管机制；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探索“互联网+监管”模式，构建“智慧监管”“精准监管”系统。

我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稳步推进。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方面，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制度创新成果达数千项；自贸试验区发挥稳经济、促增长作用，2022年21家自贸试验区实现进出口总额7.5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2225.2亿元，用不到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占全国17.8%的进出口和18.1%的外商投资，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增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降低外资准入门槛方面，推进外商投资法治化建设，颁布实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实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对500多份相关领域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进行“立改废”工作；健全外资项目储备和服务机制，推出第七批标志性重大外资项目。接轨国际与区域实践方面，构建与国际同步的营商环境制度体系，缩小与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差距；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在降准入、削成本、强保护、增便利上主动作为；建成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并覆盖全国所有口岸；新签署或升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十多项双边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

持之以恒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从国际视角来看，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尚未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而高度的认可。当前我国营商环境排名位于全球第31位，与世界一流营商环境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从国内层面分析，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营商环境改善过程中依旧面临降低行政审批门槛、完善法治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多重挑战。城市间营商环境建设差异明显，与地理禀赋或行政级别不完全一致，呈现明显的层次化、非均衡特征。对此，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持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攻坚，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持之以恒地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以更大力度打造统一有序、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度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坚决打破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大力促进商品要素资源畅通流动。努力加强政府服务意识和能力建设，持续简化企业注册、办理审批、获取执照等程序规定，更大程度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管制，切实保障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参与竞争；完善特许经营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激发民间投资新活力；健全要素支持、税收减免、知识产权保护等，积极培育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型企业。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督和信息公开，提高市场效率和透明度；健全政企沟通机制，规范政策制定程序，广泛征求相关利益方意见；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加强政策文件出台后评估，增强政策稳定性可预期性；完善惠企政策精准直达机制，抓好惠企政策实际兑现。

以更高站位打造公平公正、稳定透明的法治环境。进一步发挥法治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引导、规范、促进和保障作用，将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贯穿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全过程；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持续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坚决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规范涉及产权强制性措施，健全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正机制；优化行政执法监管问责，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建立健全法律服务体系，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法律培训等服务，为市场主体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支持；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市场主体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引导市场参与者依法经营，自觉维护市场秩序；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倡导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风尚，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和法治信念，促进全社会形成依法治理、依法经营的良好氛围。

以更大力度打造循环畅通、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进一步提升贸易竞争力。扎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持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不断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标投标、标准制定，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投资经营便利化水平；继续完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适当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贸易，主动参与世贸组织规则改革，继续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程，不断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完善。高度对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数字经济规则，纵深推进系统互联和数据共享，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规则制定，以数字技术赋能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加强国际市场信息共享与合作，建立健全国际市场信息平台和数据交换机制；积极宣传解读涉企法律法规和政策举措，广泛宣介我国营商环境建设成效。

（编辑  宋斌斌）

开放是中国最大的改革。没有开放就没有发展，没有开放就没有未来，没有开放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改革开放正向纵深推进。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第六届进博会等召开，向外界展示了中国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强大意志和坚定决心。

中国高水平开放步伐加快的三大转变

近年来，随着地缘竞争挑战加剧，全球出现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排他主义，严重冲击二战以来的国际经贸秩序，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一些国家大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筑高贸易壁垒，强化技术管控、投资管控、长臂管辖。在“逆全球化”加深的背景下，中国高举全球化大旗，坚持开放发展理念不动摇，以扩大开放为深化改革增添动力，加快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步伐，呈现三大转变。

一是从被动履约式的政策性开放，转向全面自主均衡的制度型开放。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多年来的开放进程主要是以遵守既有国际规则“履约式”的开放为主要方式，然而在新的发展阶段，对外开放必须更加具有主动性，更加契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应当实现自主开放、均衡开放、制度型开放。

二是从注重便利化层面的改革转向更加注重自由化层面的改革。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通过降低关税水平，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持续提高，但要素自由流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仍然较低，地方保护主义、区域性壁垒、条块分割、准入壁垒也导致资源要素未能有效流动。

扩大开放，不仅包括对外开放也包括对内开放。2020年以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相继出台，不断加大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标志着结构性改革和对外开放进入“深水区”。

三是从眼睛向内的体制机制创新转向眼睛向外的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全面推进制度型开放，必然要求加强规则对接、规制协调、管理提升、标准制定，培育壮大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更好利用全球先进资源要素。

当前，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加速重构，2018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先后有《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等超大自贸协定签署。这些协定关注的重点已从传统的关税、配额、海关监管、非关税削减等“边境措施”，转向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知识产权、竞争法规、国有企业、监管框架等“边境内措施”。由此，制度型开放是将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进行紧密衔接。近年来，我国正积极主动对标先进经贸规则，提升与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的相容性，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培育和激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

中国高水平开放纵深推进的三个基点

一是以制度型开放为主轴统领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几乎同步，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经历了一条从“政策型开放→商品及要素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的开放发展路径。制度型开放是商品和要素开放的升级阶段，其本质是“境内开放”，它不同于以往的降低或减轻贸易壁垒等“边境开放”。自2013年开启上海自贸区建设试点以来，我国逐渐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从对接国际经贸规则转向引领国际经贸规则，从正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步转向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开放的系统性和制度性正在逐步显现。2023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聚焦知识产权、竞争性政策、线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提升数字贸易便利化水平，增加透明度，进一步深化改革，着力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二是以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为重点吸引和稳固外商投资。2023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涉及公平竞争、税收优惠、数据跨境传输、研发支持等领域和议题，需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陆续发布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经过了7次缩减，为建设开放、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提供了政策支持。2013年至今，我国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条目已由最初的190项缩减到现在的27项，缩减幅度高达86%。全国版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已由2018年的48条减至31条，缩减幅度达35%，对外开放的范围更大、层次更高。特别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宣布，中国将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至此，我国制造业条目限制已经全部归零。

三是以打造高水平开放平台为契机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2023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率先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北京等具备条件的5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相关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聚焦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商务人员临时入境、数字贸易、营商环境、风险防控等6个方面。近年来，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力度不断加大。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积极对标DEPA、CPTPP、RCEP等高标准贸易规则，积极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的先行先试工作。

目前，我国已先后设立28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37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12个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搭建宽领域、多层次的创新平台。其中，28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深入探索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体制机制、政策体系和开放路径，形成一系列创新经验和实践案例，有效引领带动全国数字贸易创新发展。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开展国际互联网数据交互和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试点，设立区域性国际业务出入口局，在重点园区开通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积极探索建设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新机制。

未来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方向与路径

从中国实行高水平开放未来的发展方向看，要迈向新高度就必须实现新突破。目前，我国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还有较大差距，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还任重道远。为此，要坚持顶层设计与试点探索相结合的思路，实施更具系统性、前瞻性、战略性的改革开放举措，全面扩大我国在全球多边规则框架中的影响力与主导权。

对内，以加快营商环境改革升级，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应对近年来改革探索形成的成熟做法加以提炼和系统集成，使我国制度型开放体系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积极推动“边境后开放”改革举措加快落地。目前，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等组织纷纷将数字营商环境纳入评价指标体系，数字营商环境也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参考指标。为此，应当对标世界银行新的宜商评价指标体系（B-Ready）加快数字营商环境改革，推动评价体系中高标准经贸议题规则落地，不断补齐营商环境国际化的短板弱项，推进各领域营商环境指标，力争进入国际化先进行列。

对外，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投资谈判，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第一，继续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加快推动恢复上诉机构正常运行。加快推进电子商务、渔业补贴、投资便利化、贸易与环境等议题谈判。第二，加快升级现有FTA。积极推动RCEP各参与方尽快将服务贸易规则中的正面清单模式转为负面清单模式，有效减少边境壁垒。第三，深入参与数字贸易、绿色发展、产业链供应链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等。重点以CPTPP谈判作为制度型开放契机，在知识产权保护、补贴政策、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边境后”领域，加快形成高水平的新型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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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一个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学也是通过科学的方法追求学问、追求真理。这句话背后，是对什么是科学方法的探索。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关键不在于讨论某些具体的知识，具体的知识是项羽所谓“一人敌”，科学方法是所谓“万人敌”。

现代知识和教育体系的建立，背后是放弃儒家的四书五经，建立严复所谓的“群学”——这是科学最早的说法。什么是“群学”？按照严复的说法，“名数质力”是第一层，“天地人”是第二层，其中人的知识又分为主观的、客观的，体的和用的。经济、法律、政治、文学是主观的，是体；技术性的工程、机械、制造是客观的，是用。划分清晰。我们后来的学科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群学”划分的启发。

当然，这与我们采用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有区别。

什么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

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有三大传统。

第一是马克思所代表的经济分析的方法。它立足于分析社会各阶级与社会各集团，把劳动阶级视为生产力的主要体现；

第二是权力分配或者权力分析的方法。主要是分析一定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以及其特定的统治方式，比如说是神权的、王权的、封建的、官僚制的、党派的等；

第三是所谓风尚或风气的分析方法。包括弗洛伊德所代表的社会病理的分析。

什么是风尚或者风气呢？五四时期的社会学家陶孟和（《新青年》最早的编委之一），在《社会与教育》中详细讲解了“风尚”。他说，古希腊有一个固有的词，讲一个社会特有的习惯、标准、观念，叫“ethos”，我们翻译为“伦理”，这个词是理解希腊城邦政治的关键，罗马后来把这个词叫做“Mores”，我们翻译为“道德”。它表示什么意思呢？陶孟和说，这是最难解释的方法问题，五四时期称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而孔夫子理论称其为“儒家伦理”，其实指的都是社会风尚、社会风气，我们翻译为“伦理”似乎太狭窄，翻译“道德”，似乎又失之过高了，很难精准解释。

这是一种科学分析方式，其前提和研究的出发点，是把人作为一种体格与性格进行研究。首先它是天地的产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是特定的地理和自然环境的产物，无论是卢梭还是孟德斯鸠，他们的方法的起点都是如此，强调要研究人的体格与性格的形成。希腊特别强调城邦制度对于形成体格与性格的作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如此，这是他们的基本方法。从这个基本方法入手，才能理解他们的著作。

马克思特别强调经济生产方式在塑造人的体格与性格当中的作用，同时也强调社会组织方式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方法，对于结果——即现代劳动生产方式对于现代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塑造，分析得很少，劳动人民的身体情况、精神状况，这种分析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不太明显。

韦伯代表了权力分配的方法，在权力支配下的特定人格分析。他深入分析了什么是卡里斯玛（Charisma）的人格，什么是官僚的性格，他对权力支配方式的分析更加生动。

弗洛伊德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他代表一种病理化的分析，那就是社会经济制度、生产方式以及权力结构，对于塑造人的体格与性格有什么影响。弗洛伊德提供了一种循环的分析方法，即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方式，加上权力的支配方式，塑造了人的体格与性格、身体与精神。性格决定命运，历史活动是这种性格演变的历史，也就是卢梭以及孟德斯鸠所说的风俗与风尚演进的历史。毛泽东所谓学风、文风、党风，就代表了这种观察和分析历史的方式。

我们把这三种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就会了解，历史不是简单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绝不能简单地概括为那么简单的公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力图把一个非常复杂的方法尽可能用很短的话进行概括，马克思自己就说这是不可能的。

最理想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式首先是从典型性格入手。韦伯式的典型性格，是社会风尚和风俗最集中的表现，是社会历史的晴雨表，典型环境造成典型性格。最伟大的典范就是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从路易·波拿巴人格的分析开始，展开法国史的研究，这是哲学社会科学方法的高峰，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高峰。

弗洛伊德的方法更进一步，是社会病理分析，或者叫症候分析，他抓典型性格，以此来分析和揭示形成典型性格的典型环境。他所谓的典型性格是病态的性格，因此去分析社会的病态。

研究方法、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

社会科学是从研究人格出发，去研究典型环境，就是风俗、风尚的形成，例如五四的学问、学风的变化，引发文化运动、社会风俗的变化，以及背后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社会权力支配方式、制度变化，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到党派政治，等等。

从弗洛伊德的病理分析，到韦伯的权力分析、风尚的分析，然后才能抵达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基础即典型环境的分析。这个方法，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所力图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的基础。

正确的社会科学方法，一定要注意分析社会情绪，从精神的角度分析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乃至情感。对于人类历史，消极的情绪与积极的情绪的观察，即所谓人心的变化，是很重要的。毛泽东就特别重视正确发挥积极因素、避免消极情绪去分析社会，分析历史。

我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式现代化与情绪》，后来讨论中国式现代化时，很多人说，你怎么这么早就开始讲中国式现代化？其实，我讲的是研究方法，那就是中国的现代人格、现代风尚，与中国特殊的现代历史处境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讲清楚这个问题，仅仅是罗列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几个特点，人家就会问，难道这些特点西方没有吗？这种争论如果完全是抽象的、概念的争论，就是毫无意义的争论。这样进行概念的抽象争论的人，其实完全没有掌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

同文馆的建立与“鬼子六”人格

郝平在《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中讲述创办京师同文馆之初的情景，恭亲王奕?和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两个人物的精彩博弈和较劲。这两个人的争论，在郝平的书里非常亮眼，郝平的基本观点是北大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它是要有人去做的，关键是谁来做，是怎么做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们理解一个时代，不能从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入手，而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入手。郝平炉火纯青地运用了马克思倡导的方法。

如果简单地从意识形态入手，当时清王朝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孔孟之道，本朝是以忠孝治天下，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里面是有矛盾的，比如说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矛盾，传统派与洋务派之间的矛盾，体与用之间的矛盾，或者说以倭仁为代表的官僚地主阶级，与“鬼子六”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的矛盾。

如果我们从历史人物的人格或者性格分析出发，恭亲王“鬼子六”是个非常亮眼的人物，他的最大特点就是什么意识形态都不信，他就信实力和权力，他相信实力起决定性作用，管他白猫黑猫，能把事情办成就是好猫——这就是恭亲王的信念，他代表的不是哪种意识形态，检验一切的标准很简单，就是有用没用，有效没效。分析这样的人物，从意识形态出发是完全不行的，分析清王朝的历史，分析近代以来变革的动力，从抽象的意识形态出发，也是完全不行的，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真理。

马克思说，正确的办法是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但如果把生产力换成实力，那就好理解多了。马克思在描写鸦片战争的时候说，这是一幕天才也想象不出的戏剧，在这场冲突中，天朝帝国和“野蛮人”代表的是道德和文明，而大英帝国代表的是贱买贵卖的粗鄙的法则，是利益和实力。最后是粗鄙战胜了文明和道德。这就是马克思分析历史的方式。

如果我们从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去观察晚清的历史，从实力与道德的冲突角度去分析，那么，第一个重要的人就是洋务运动的领袖“鬼子六”。他为什么没有继承皇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太能干了，能干就是他的缺点。有了这个特点，他就没有机会继承皇位。道光之所以没有让他继承大统，因为他是所有皇子里面文韬武略最强的一个，人人都说，“鬼子六”太聪明了，于是就不厚道，就不仁义。所以，道光就选了文韬武略远不如他的四皇子奕宁做皇帝，奕宁的人格症候是很明显的就是木讷，因此稳当，犹豫不决，关键时刻下不去手——但这就是厚道。

从韦伯的分析角度，清王朝的权力分配机制，决定了其后来的命运，历史的大变局，为核心权力层这种性格的强化提供了典型环境。

咸丰死后，恭亲王联合两宫皇后发动辛酉政变，当时恭亲王只有28岁，慈禧26岁，诛杀五大臣之后，作为五大臣同党的曾国藩等，继续得到提拔和大胆任用，同治中兴因此开始——这是能力的胜利。如果没有辛酉政变，清王朝可能早几十年就在内忧外患中完蛋了。

所以，办新军，办新学，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洋务运动，敢于废科举、办学堂。这些都不能从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能力出发的，从实力考量出发，从权力考量出发。对“鬼子六”来说，大清的存亡与强弱，这是唯一考量，选贤举能的标准在实力，至于意识形态和孔夫子，该去哪里去哪里。这一点，他与慈禧是一致的，只不过慈禧比他还进一步，当她儿子同治的权力受到一点威胁，小叔子“鬼子六”就将该去哪里去哪里。非如此，不能理解晚清大刀阔斧、血雨腥风的改革。

如果从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出发去分析历史，那么倭仁代表儒家意识形态，“鬼子六”代表西方的洋务意识形态。但实际上，“鬼子六”根本就不相信任何意识形态。他们彼此看不上的原因在于：“鬼子六”认为倭仁无能无用，而倭仁认为“鬼子六”滥权、庸俗。用陈寅恪的话说，那个时代的症候是，满朝文武，要么腐败无能，要么能干腐败。

办同文馆是让进士们在读圣贤书之外，也能学习外语、数学和天文，增加一点实际的能力，背后的潜台词是——如今的读书人根本没有啥实际能力，没有真本事。恰恰就是这点，触动了倭仁敏感的神经。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切改革者最忌讳的人格弱点：思想和意识形态不顶用，能办事才是硬道理。

实用主义，这是近代以来一切改革者在人格上的通病，当然也可以说是他们最大的长处。帝师倭仁反对建同文馆的理由冠冕堂皇，他认为为什么要“师夷”？我们到底以谁为师？当然应该以孔夫子为师，中国处在危亡当中，最需要的是忠孝节义，对于皇帝和朝廷的忠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说天文、数学就是所谓能力，那么，这样的能力中国读书人从来就有，他还特别举出了墨家和大禹的例子，我们既然从来就有这样的能力，何必向西方去学习？

倭仁的结论是：满朝文武中最没有能力的人是“鬼子六”，因为他读书太少，竟然不知道天文和数学。倭仁认为中国最好。

争论摆在了慈禧面前，同文馆办不办？这是对慈禧的考验，此时可以看出慈禧是什么人。慈禧将倭仁慷慨激昂的奏折批给“鬼子六”，要杀杀他的威风，你别觉得自己有能力，在人家眼里，你读书太少，根本没能力。而奕?的办法是甩锅，是以退为进，他说既然倭仁学问大，他知道中国有这么多懂科学技术的人，那就请倭仁来把他们召集起来好了，何必用我呢？于是，慈禧再把“鬼子六”的奏折批给倭仁，让倭仁把全国懂天文数学的人两个月内立即召集起来。倭仁软了，他说我这个帝师是把握大方向的，我懒得去办这种小事，“鬼子六”坚持要办，那就让他去办吧。慈禧说，恭亲王，那就请你大胆去办事吧！读外国书，也是读书，也是增加能力。同文馆就是这样办起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慈禧对于“鬼子六”的态度一贯是要用，但是要控制使用，要随时杀杀他的威风。

要理解晚清以来的中国改革，不能简单从意识形态出发，对奕?来说，改革是加强中国的实力，只要能够加强国家能力，管它姓中还是姓西，都可以办。北京大学就是这样办起来的。

“鬼子六”具有改革人格，他判断一切的标准是实力。在慈禧看来，对于“鬼子六”这种实务派、能力派，关键时刻必须用。没有“鬼子六”，她自己不可能上台，然而“鬼子六”的能力太强，平常要整整他，以防止他野心膨胀，防止他出圈、走歪路。因此，这个时候讲意识形态正确性就非常有用，就需要倭仁这种人出来起掣肘作用。

“鬼子六”这一辈子，几起几落，反复挨整，他的体格也不是很好，65岁戊戌变法的时候去世了。对于他的一般评价是：恭亲王心狠手辣，不善于团结人，大家都怕他，他也希望别人怕自己——他有威无信，但能够很好地分析整个社会的症候。

现在北京的东堂子胡同，就是过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同文馆所在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及同文馆，都是恭亲王奕?创办的，当年“鬼子六”就是在这里办公的。而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的家也在这里。五四前夜，蔡校长就是从这里出发，徒步走到北大西宅，向学生们痛陈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会导致亡国。

这说明改革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改革是为了增加国家实力，那些追求实力和能力的人发动了改革，但没有权，你怎么改革。在晚清中国，就是那些能办事的人，拯救了晚清的危机，比如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人，他们造成了同治中兴，而提拔这些人也是这些人的突出代表是恭亲王奕?。

所以，从能力出发，从生产力发展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剖析历史，才能深入了解历史。

严复：人有病，天知否

鲁迅采用了一个方法，就是从医生的视野去看社会，认为中国社会是有病的，国民的体格与人格都是有问题的，他也认为中国的读书人在精神上是有毛病的。这就是《狂人日记》的出发点。

鲁迅这种看病的方法，不是他第一个发明的，第一个发明者是严复。他出任同文馆译书局的总办，也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他是第一个从诊断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人，通过翻译来揭示中国社会、知识的痼疾，而他自己也是这种社会痼疾的受害者。

严复是一个非常不得志的人，虽然是海军出身，还是伊藤博文的同学，但他科举考试很不顺利，一直没有得到功名，所以才到了同文馆的译书局。

严复认为，西方的知识是黜伪崇真，西方的制度是屈私为公，西方的知识是追求真理，西方的制度是追求公平。本杰明·史华兹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说，严复理解西方的方式，令西方人自己也感到吃惊，似乎西方经典都是为了追求真理，西方的制度等于公平，而这种公平就是为了反衬中国之不公。我想这与严复的心态和情绪有极大的关系，北大这位学海军的第一任校长，坐视甲午战败，没有得到专业任用，科举他也考不上，满肚子海军知识都废了，只能去搞翻译。这种愤懑的心态，决定了他翻译什么、怎么翻译。比如说，他选择翻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给中国制度定位于“专制”，这种专制不是法治，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专制。

孟德斯鸠认为，法的基础是风俗与风尚。中国的法不好，是因为中国的风俗不好，儒家伦理是建立在一种坏的风俗之上，任人唯亲，家长里短治天下，分不清家规与国法，专制就是家天下，就是一家一姓的独裁。

严复的翻译，不仅仅是要提供一些新知识，而是要改变中国的风俗，他与风俗相对抗，因此他是很孤独的。孤独是近代改革者的一个特点。

严复翻译的作品影响了孙中山以来一批的革命者，推翻专制，建立共和。这可是奕?当年创办同文馆所未想的。他怎能想到译书局里招来了一个如此愤愤不平的人，用清王朝自强的钱给自己戴上了一顶专制的帽子。

严复选择的《国富论》就是为了给大清看病而写的，亚当·斯密确实有三处提到当时的大清王朝。其中一处讲劳动生产率，举了大清为例。他说大清王朝虽然非常富裕，但这个富裕背后掩盖的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下降，因为劳动力的价格被不断地低估和刻意的压低，而这是一个士大夫-官僚专政的国家必然产生的结果。士大夫治理的特点，必然是把体力劳动视为可耻。

斯密举了一个例子，说欧洲的行会师傅很幸运，坐在自己的店里坐等顾客就可以了，而中国的行会师傅要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找顾客，因为行会师傅的手工劳动、体力劳动在中国被轻视，这造成劳动力价格一路走低，造成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这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

现在一些经济学家说，劳动力便宜是中国的一个比较优势。但是，按照斯密的说法，恰恰因为劳动力价格不断降低，中国就会长久锁定在一个落后国家的地位上。落后经济就是历史学家伊懋可所说的高度平衡陷阱。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发展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发展机器生产，用人比用机器要便宜也是因素之一。

《国富论》不是为了攻击大清王朝，可是在严复眼里就是为中国写的，他是带着问题，从为大清王朝看病的角度去从事他的翻译的。

毛泽东说，人有病，天知否？这句话，说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要从问题出发，从人民疾苦出发，从改变风气出发，从改变党风、作风、文风出发。他在延安时说，对人要猛击一掌，说，同志，你有病啊！还说，我们的态度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当严复提出“群学”的时候，他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也就是在逻辑、数学、化学的基础上产生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由这个知识体系支配和改造的现代世界。对真理的追求是重要的，但是关注人的情感和情绪的世界也是重要的。

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知识与开风气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三个重要人物蔡元培、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废除了科举之后产生的读书人。他们是五四精神的代表，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什么是中国的领导力量？过去是皇权，宋代以来皇权的结构，是由士大夫-官僚-地主来支撑的，这个结构在废科举之后瓦解了。中国的力量之后是现代知识分子。他们靠什么领导？五四运动的结论是靠科学、民主，靠新文化、新道德，这也是蔡元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共同出发点。

最坚信知识分子是领导中国、改造中国力量的人，就是蔡元培。蔡元培与严复不同，一贯是知识体系里的翘楚。他曾高中进士，是翰林院编修，曾游历欧洲，对于西方文化非常崇拜，一贯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因为他坚信知识分子是社会的领导力量。蔡元培领导北大发动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蔡元培还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并出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虽然他是官，但他看又不起官，这与他对何谓领导的理解有密切关系。蔡元培认为官并不是领导，知识分子和知识才是社会的领导者，他毕生的理想是为知识和知识分子服务。沙滩红楼是蔡元培工作的地方，在红楼的后面，也就是今天《求是》杂志社的旁边还有一座楼，那里是蔡元培创办的中央研究院。

无论是谁，是什么党派，什么阶级，只要它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蔡元培就不与之合作。他还提出了“劳工神圣”。对蔡元培来说，如果劳工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那它就一点也不神圣。当他发现劳工与知识分子对立起来的时候，他就不再赞成“劳工神圣”。严复主张竞争进化，优胜劣汰，蔡元培主张互助进化，弱者也可以进步，比严复更讲平等；章太炎主张俱分进化，就是善也进化，恶也进化，人的弱点也会进化。劳动阶级是有缺点的，是有毛病的，这种毛病是会遗传的，也是会进化的。并非社会条件改变，劳动者地位改变劳动者的缺点就可改正，他们那些缺点是旧社会、旧制度造成的。

蔡元培、李大钊和陈独秀，当时是中国三位先进知识分子的典范，却是三个不同类型的典范。蔡元培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领导，他懂知识分子，也迁就知识分子，他成功地缔造了北京大学，缔造了中央研究院，他是北大之父，中国知识分子之父。但是，蔡元培改变中国了吗？进一步说，他坚信的知识分子是中国领导力量的信念，是正确可行的吗？历史告诉我们，蔡元培的信念没有改变中国，这是蔡元培的悲剧。

李大钊是典范，他首先是道德的典范，他的道德是没有人能够匹敌的。李大钊对学生如同慈父一样，受他资助的学生非常多，那么多北大学生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受到李大钊的道德感召。安葬李大钊时，北大的教授纷纷出资，他们说，我们虽然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佩服李大钊的人格。

李大钊道德的基础，就是自我牺牲。他说，最壮烈的风景，在于崇高，最壮烈的人生，在于牺牲。毛泽东说，为有牺牲多壮志，这是说到了李大钊的道德。李大钊与毛泽东共同的地方，在于站在整个宇宙中看人生，一放眼就是一万年。几百年对他们来说不算回事儿，个人得失不算事儿，所谓成就无非就是负担，因此要永久奋斗。李大钊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的马克思主义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是以道德和牺牲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为了人类解放，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他什么都可以牺牲。所以，李大钊牺牲的时候，蔡元培看到报纸放声大哭，知识分子的领导力，是他的牺牲精神，这是李大钊的作用。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担任过五届总书记。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党的领导，他的领导力体现在哪里？体现在风尚，他是开风气的人。他的《敬告青年》就是开风气的宣言。开了什么风气？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不好的；青年是好的，老年是不好的；西方是好的，中国是不好的；现代是好的，传统是不好的；进步是好的，保守是不好的；实利是好的，虚文是不好的；发展是硬道理，开放是硬道理，有钱是硬道理，年轻是硬道理，其余都是虚的。这就是陈独秀的作风。他开创了这种作风，这种作风今天还在影响着中国。他当了五届总书记，靠引导风气来领导，毛泽东说，我们党的历史中，陈独秀风气虽然不怎么样，但是这种风气是他开创的，至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很多人认为这种风气，就是北大精神，就是五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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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在很长一段时期，被定义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个提法是非常有道理的。

国营企业是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属于宏观层面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从政府通过国家计划配置资源转到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

但是，计划经济是有实体的，计划经济的实体就是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及模式建成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总和。这些国有和集体企业数量众多、职工人数众多，构成了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把如此众多的企业和职工由计划经济的轨道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这场改革工作量巨大、难度巨大、社会风险巨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最为艰难的一项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建成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也培育了数以千万计的具有较高素质的一代工业人才。在这个历史阶段，政府集中资源投资建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功绩无可置疑；但同时，也给日后市场导向下的国有企业改革留下了一系列难度很大的课题。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度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庞大的规模。在改革初期，中国的国有企业加上城镇集体企业超过百万家，职工总数将近1亿人，是我国除农民之外最大的一个社会群体。第二，初始定位。中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是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或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组建的，性质上属于计划经济的实体部分。因而这些企业的初始定位具有非常鲜明的计划经济属性，与市场经济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

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属性是全方位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具体方面：

其一，体制定位。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中的生产单元，是国家计划在生产环节中的延伸。企业按照国家指令性产品计划组织生产，生产条件由计划保证，产品由国家收购或调拨；在财务上不是一个独立主体，盈利全部上交、亏损由政府补贴。这样的体制定位体现了国有企业完全是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附属物和下级生产单位，没有生产和发展的自主权。

其二，结构定位。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长期处于市场短缺的状态，对国际市场和外部资源是封闭的，国有企业主要是解决国内供给短缺和完成国家计划等问题。由于企业的亏损由政府负责补贴，企业的具体产业定位有没有比较优势、生产成本高低等都不重要，而且有些国有企业的建立具有特殊功能和使命，并非完全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

其三，社会定位。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是一级社会组织，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和职能。社会就业、发展教育事业办学校、发展卫生事业办医院等社会需求，国有企业都要为政府承担责任。尤其是独立工矿区的大型国有企业，不但“办社会”职能是完整的，甚至地方政府也由企业承办。

其四，职工定位。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强调“职工是企业的主人”，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从管理的角度，企业真正的主人是政府，而职工却是不承担风险的。只要进了国有企业，职工不犯错误就不可能被解雇，如果这家企业结构有调整，职工重新安排有困难，政府还要重新为职工安排工作岗位。职工的社会保障也要由企业承担，包括退休金、公费医疗、住房分配等。

我国的国有企业历史形成的计划经济属性非常完整，是一种配套的、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仅是企业的改制，而是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彻底转型，包括结构的调整、企业定位的改造、职工地位的转变，还涉及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构。这种全方位的转型，不但会触动一个庞大社会群体多方面的利益格局，而且会波及政府自身的观念转变和现实权力的调整；既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涉及政府自身的调整。

推进国有企业这个庞大系统的改造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过程必然会非常复杂、非常艰难、非常痛苦。如果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最终成功了，历史将会证明，这是一场史诗级的变革。

国有企业改革的简要回顾

启步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目的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对企业的束缚，调动企业和职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1979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一年后全国试点工业企业达到6000多户；1984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从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物资选购、资金使用、工资奖金等10个方面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管理权限。

这一轮扩权基本是在计划体制之外的增量部分进行的。企业在完成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后，可以根据国家和市场的需要，自主安排生产、在市场上销售产品；在利益分配上，企业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提取企业基金，大部分用于发展生产，少部分可用于职工奖励。“保计划内、放计划外、利润少量分享”，这样的调整并未触动计划体制性质，但是却在计划管理把企业完全管死的状态中打开了一个面向市场的口子，立竿见影地调动了企业和职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在当时是一个热点，地方政府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都很高。但是随着改革试点的面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的问题却日益凸显，最直接的问题是蛋糕做大的速度低于企业留利份额的增长速度，造成发展矛盾，财政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放权让利中，单向地、无限制地让利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需要规范国家和企业的财务关系；同时，也要加大企业方的责任，平衡好国家、企业和职工在利益分配上的关系。

利改税是规范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一项重大改革。1983年1月，第一步利改税改革出台，主要是对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税率为利润的55%，税后利润再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1984年10月实施第二步利改税，进一步细化了税种税制，对企业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开征调节税，调节税征收后的利润将为企业留利。分两步走的利改税对于规范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意义重大。由于税率过高，企业大部分利润都上交给了国家，挫伤了企业的积极性，但这项改革为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拨改贷”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了缓解财政的压力。1980年，国家开始对独立核算、有还贷能力的基本建设项目由财政拨款改为建行贷款，1985年在全国推开。拨改贷改变了财政资金无偿使用、投资效率低下、建设项目吃国家投资“大锅饭”的弊端，减轻了财政负担。但这项政策客观上也切断了国家对国有企业注入资本金的制度渠道，一些由基本建设项目竣工投产转成的国有企业完全没有国家资本金，成为负债率畸高、难以生存的企业。

从1981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方向转为实行经济责任制。改革深化中要解决私有制度中的制约转变目标。1981年11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要求全面实行经济责任制。

经济责任制更多地强调了企业一方的责任，基本原则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实行经济责任制是对过往企业单方向放权让利的一种政策回调，在对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的同时实行经济责任制。实行经济责任制的改革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完善，最终演进成为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其中，首钢公司的承包制全国闻名，成为那个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面旗帜。1981年，首钢第一次实行上缴利润定额包干的制度，原则是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负；1982年，首钢开始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每年的递增率为7.2%，超额利润由首钢自主支配。首钢承包制的试点产生两个非常有价值的改革效应：第一，企业有了投资的自主权。首钢用留利进行的技术改造项目可以自主地、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进行装备改造或扩大生产能力。这对于当时投资审批的管理体制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第二，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实现了重大转变。为实现承包指标，企业内部建立了一整套各层级责、权、利相结合的内部承包体系，并通过“包、保、核”落实到位，每个职工的收入按照承包任务的完成情况分配，实行多劳多得。首钢的承包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职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产量实现了大幅度增长。

首钢承包制的成功经验在全国形成了很大影响，国有企业纷纷学习效仿，1983年国家开始在全国工业企业中推广首钢经验。1987年8月，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印发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意见》。1988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承包制的全面推行有了明确的政策依据。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选择采用多种形式，因而适应性比较强。在推进承包经营的实际工作中，各地根据不同企业的情况，创造出许多衍生的承包形式。例如，对实行厂长负责制的企业实行厂长任期目标承包责任制，结合经营者选聘机制改革的招标承包制，加大风险约束的全员风险抵押承包制，对小型企业或集体企业实行租赁承包经营责任制，对外贸企业实行出口创汇基数承包经营责任制，等等。

企业的承包指标也日益丰富，除了上交利润、技术改造投资等基本指标外，很多地方加入了经济效益指标、发展后劲指标、企业管理指标等方面的要求。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施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一开始的国有工业企业扩展到交通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商贸企业，甚至科研机构等。

在国有企业改革启步的阶段，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第一，实现了企业从计划导向转向市场导向。企业承包经济责任制的核心指标由以往完成国家的产品计划逐步转为实现利润，随着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不断缩减，利润指标在承包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企业的关注点转向市场需求，生产市场所需要的产品。

第二，有利于实现政企分开，保障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承包制以合同的形式来明确政府与企业间的权责利关系。企业具有了承包合同所规定的一系列自主权。

第三，短期内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和增长。无论什么形式的承包制，包死基数、确保上交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因而促进了当时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

第四，推动了企业内部经营机制的改革。承包合同签订后，所有企业都会把承包指标在内部层层分解，对下属单位直至职工考核使奖惩到位，以传递责任的压力、确保承包指标的完成。这方面的实践成为我国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机制改革的开始。

上述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实践对于当时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内部机制而言，都是重大的突破和进步。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启步阶段最具典型意义的改革形式，并没有改变大的体制格局；改变的只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办法，属于在原有体制框架内的改革，因而自身的局限性也很明显。

除了在操作层面遇到的难题外，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还面临两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第一，企业不可能自负盈亏，政府仍要兜底。企业亏损了只能由其所有者承担损失，企业自身和承包者都不具备经济赔偿的能力。企业完不成承包指标或是亏损了，政府仍不得不出手收拾残局，兜底的责任仍然解除不掉。

其二，承包制难以适应结构调整的要求。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特别适合于短缺经济，市场是现成的、产品基本不变，努力增加生产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承包制客观上把每一个企业的结构都包死了，一旦国民经济整体或是某个行业转入买方市场，社会需求发生变化，承包体制很难做出相应的调整。生产可以承包，结构调整无法承包。由此，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能够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时间段是有限的。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全面推行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一个重要的标志性阶段。承包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推动效应巨大，自身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在大的体制格局没有改变、大的结构调整没有展开、大量历史问题完全没有触及的现实条件下，承包制尽可能地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并通过多种形式尽可能适应各类企业的不同情况。在原有的体制、结构和社会定位的框架内，承包制已把能做的改革做到了极致。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启步阶段所能达到的顶峰，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历史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在1998年之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主导的形式是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但这一时期也进行了多项改革的试点和探索，有些是中央政府组织的，更多的是地方政府自发进行的，它们为之后改革的大规模推进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基础。

国有小企业改革的探索

国有小企业改革属于典型的被倒逼出来的改革。国有小企业是国有企业中最先陷入困境的群体，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小型企业盈亏相抵已处于净亏损的状态。

当时多种所有制经济尤其是乡镇企业开始大发展。这些新企业完全没有历史负担，由于产业层次十分接近而体制效率和生产成本的差异巨大，这些企业的兴起对国有小企业造成了非常直接的冲击。虽然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一段时间内缓解了部分国有小企业的困境，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国有小企业整体的经营状况仍在持续恶化，越来越多的困难企业、困难职工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

这种严峻的局面给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级政府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困难企业的职工围住政府机关要求发工资和退休金的情况越来越多。在很多市和县，过去国有小企业一直是地方财政的支柱；此时财政的支柱却变成了政府和社会的麻烦，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急切地在承包制之外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类改革的探索在很多地方以多种形式自发地进行。其中在全国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数山东诸城的改革模式。

诸城的国有小企业改革从1992年开始。当年全市150户国有工商企业亏损面为68.7%，净亏损1.47亿元，已经到了维持不下去、不采取措施不行的状态。1992年9月，诸城市政府做出了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的决定。

诸城的国有小企业改革是多种形式的。最主要的形式是由职工全部买断本企业的经营性国有净资产，改制成为内部员工持股的股份制公司。

由于政府的全力推动，诸城的企业改革力度空前，不到两年时间改制面达到了85%。股份制改革极大地激发了企业的活力，调动了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改变了企业的管理体制和内部机制，因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92年到1996年，诸城市的工业产值年均递增31.7%，销售收入年均递增46.9%，实现利税年均递增48.8%；企业亏损面下降到1%，改制企业上交税金年均递增36%，职工的工资收入不计股权分红增长了近1倍。

诸城国有小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在国内造成了很大影响，也引发了很大争议。批评意见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姓社姓资”的问题，认为诸城的做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国有资产流失。

面对巨大的社会争议，1996年2月，国务院派出联合调查组赴诸城调研后认为，诸城的改革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群众满意，给予了高度肯定。同年3月，朱镕基副总理带队到诸城进行了考察，调研了企业，召开了座谈会，对诸城市多种形式搞活国有小企业的做法给予了肯定。朱镕基副总理的诸城之行在全国造成了极大震动，为受困于承包制而难以深化的国企改革打开了一片全新的空间，诸城改革的经验和做法传遍了全国。诸城国有小企业改革的实践，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从1997年起，针对一次改制中存在的问题，诸城市又推动企业进行了二次改制，主要内容是拉大公司内部员工持股比例的差距，鼓励经营者和骨干员工持大股，以解决对这些核心人员的激励和约束问题。

诸城的模式为国有企业打开了产权制度改革之路。产权问题在之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比较敏感，一直没有触及，也没有人敢于触及。把一家国有企业改制成为非国有企业，在政治上就会涉及私有化问题，在经济上将会有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由此产生的后果在当时非同小可。之前的国企改革只能在国有体制下不断调整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办法，在收与放、调动积极性与加强约束之间反复循环。在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把这条路走到了极致之后，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国有小企业改革实际上已经束手无策、无路可走了。在面临全面净亏损、企业和职工已极度困难的形势下，诸城的改革办法，尤其是国务院对诸城实践的肯定，为处于困境中的改革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

国有困难企业破产的尝试

出现困难企业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让那些因经营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企业通过破产退出，是市场经济通行的做法，是全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经济系统自我更新和结构优化的需要。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我国企业的破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破产，是各方面都在刻意回避的问题。

我国第一部试行的《企业破产法》于1986年12月公布。在这之前的1986年8月，沈阳市一家小型集体企业“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成为新中国第一家破产企业。这个企业破产案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事件，但在这之后，国有企业的破产几乎完全没有进行。

国有困难企业破产的停滞源于一系列很难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是职工的抵制。企业破产会使所有职工失去工作岗位和生活来源，他们是最直接的受损群体。

二是缺乏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撑。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职工的生活保障完全是由其工作单位承担的，除保证工资发放外，还有退休金、公费医疗、住房分配等。企业破产后工作单位消失了，职工的管理主体、保障主体都不存在了。

三是再就业困难。当时我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正在大规模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国有企业的职工失业，其年龄、观念、就业成本完全没有竞争优势，在市场上找到新的工作非常困难，这会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

我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主要着眼于规范企业破产相关的司法程序，这方面内容显然大量借鉴了其他国家的法律；对职工保障方面的规定甚少，这方面内容其他国家的破产法基本没有，即使有也不能照抄照搬。因而1986年的《企业破产法》只是在第四条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还需要解决许多非常具体的问题。各地都把国有企业破产看成一个火药桶，绕着走、别找麻烦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

当时各地不愿操作国有企业的破产还有一个重要背景。维持一家困难企业不破产需要大量资金，地方政府拿不出这笔钱。

困难企业无法通过破产退出市场，不仅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缺少了一块重要的内容和机制，而且随着困难企业越来越多，困难企业和困难职工已经成为各级政府最头疼的经济和社会难题。

1993年8月，国家经贸委起草了《关于企业破产实施的若干规定（初稿）》，并提出选择一些城市进行“优化资本结构”的试点，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增资、改造、分离、破产”。这个文件经反复修改后，形成了《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由国务院于1994年10月下发，这份“国发【1994】59号文件”是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破产问题发布的第一个政策文件。文件第一条就明确提出，实施企业破产必须首先安置好破产企业职工。对职工安置所需费用。文件明确，企业土地使用权拍卖或转让收入首先用于职工安置，不足部分从处置其他破产财产所得中拨付，仍然不足的由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负担。

“国发59号文件”明确了国有企业破产工作最初的政策框架。国有企业的破产工作至少已具备了国家认可的启动条件。

优化资本结构的城市试点工作开始后，尽管国务院反复强调要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地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但试点不久就出现了问题。各地改革中出现了不规范行为，一些地方刮起“破产风”，一些所谓的企业破产实际上是为了逃债。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些问题，要求国家经贸委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提出调查报告。国务院领导同志强调：要刹住这股歪风，否则会扰乱企业间正常的经济关系和市场秩序，是很危险的。

从1996年8月开始进行的对这次国有企业破产工作的调研发现很多问题。一是一些非试点地区擅自使用了试点城市的破产政策，而且破产企业的数量很多；二是一些企业操作破产后，企业领导班子、职工身份、厂房装备没有变，只是在继续生产经营中换了一块牌子，具有明显逃债的特征；三是一些企业在破产前，未经债权银行同意，将有效存量资产分离出去重组独立法人，致使原企业的银行债权悬空等。调研中还发现，即使是破产操作比较规范的试点城市，也存在着资产变现难、职工安置难、银行呆坏账冲销难等现实问题，工作的推进十分艰难。

出现这些问题具有必然性。当时企业的融资渠道单一，国有企业破产主要是破银行的产；无债一身轻，企业方面有减少负债的内在动力。地方政府为支持本地企业的发展，也往往默许、甚至纵容企业的逃债行为，因为银行的损失是中央政府的事，与地方政府无关。国有企业破产的口子不开则已，一开就可能泥沙俱下，这样的利益博弈格局使国有困难企业的破产工作面临极大的考验。如果不能有效抑制住各种不规范的行为，势必引发其他方面更加严重的问题。

1997年1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工作会议，就国有企业破产的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1997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即“国发【1997】10号文件”。成立了由国家经贸委任组长单位的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国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国领导小组编制年度“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计划”，主要的控制指标是预分配的银行呆坏账准备金核销规模，经国务院审批后下达。试点城市协调小组编制本市的工作计划，提出对应的破产企业名单并组织实施。非试点城市不能擅自使用试点城市破产政策。

这个文件的发布实施，标志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工作进入了一个相对可控、比较规范的阶段。

从1994年开始的“优化资本结构”城市试点，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有着重大的突破性意义。在一些城市积累了很多需要破产的困难企业，社会稳定的压力极大、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的背景下，能够使国有困难企业的破产工作相对规范和可控地启动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得的贡献。

通过这项改革试点工作，我国打通了国有困难企业通过破产机制退出市场的通道，否则，不但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无法形成、国家的产业结构无法优化，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化，困难企业会越积越多，由此形成一个巨大而危险的“堰塞湖”，这个“堰塞湖”一旦决口，引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不堪设想。这项试点的启动无异于开拓了一条疏通导渠，实现了对“堰塞湖”的成功引流，避免了一场国家和社会难以承受的次生灾害。

（编辑  季节）

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肩负着扛稳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同时，种业又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亟待补齐的短板。

2021年，我国启动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现已完成“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的阶段性任务。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面向未来“五年见成效、十年实现重大突破”的战略部署，要以更大力度推动种业振兴取得新进展，牢牢掌握种业安全和竞争的主动权，为建设现代农业强国夯实种业根基。

我国种业市场规模和作物种质资源保存量均位列世界第二，但整体而言种业呈现大而不强的特点，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2022年，我国农作物种子贸易逆差高达2.74亿美元。近年来，农作物种子贸易逆差明显扩大，进口额大幅增加；在进口各品类中，蔬菜种子进口额最大，占进口总额的51%，日本曾连续多年位列我国蔬菜种子最大进口来源国。

日本与我国同属东亚小农国家，人多地少、以小规模经营为主，但成为亚洲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并发展为全球公认的种业强国，在提升现代种业竞争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可有针对性地借鉴吸收其经验，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种业发展道路。

日本现代种业发展可供借鉴的经验

明确各级各类涉农科研机构和企业在种业科技创新中的定位。

日本粮食作物育种呈现半公益性育种、半商业化育种的特点，涉农科研机构与企业均是重要科技创新主体；经济作物育种则以商业化育种为主导，企业是核心科技创新主体。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日本国立涉农科研机构和地方农业试验场主要针对粮食作物种子开展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地方政府会对其生产的种子进行纯度、发芽率、病害等多方面的质量检验。其中，对本地自然条件具有高度适应性的良种有机会被地方政府认定为奖励品种，面向全国各地推广普及。企业在参与粮食作物育种时具有相对更大的灵活度，可不经由地方政府检验而采取独立的检验标准，但同时在奖励品种的认定上不具备先发优势。不同于粮食作物育种，日本蔬菜、水果、花卉等经济作物育种完全建立在种企专业化分工基础之上。

按照企业规模和业务类型，可将日本种企划分为大型产销公司、准大型产销公司、中小型产销公司和小型销售公司。从发展特点来看，大型产销公司在全球拥有广泛的采种基地，并自行配备了试验场和质检部门，由此得以确保种子供应的高效稳定；准大型产销公司通常会与涉农科研机构开展联合研发，双方能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平台、技术、人才等资源的有效对接；中小型产销公司倾向于将重心放在具有比较优势的特定品种，客户群体相对固定；小型销售公司与农户联系紧密，对于市场动向的把握较为精准。近年来，日本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日趋成熟。日本农林水产省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累计登记品种数量为29229个，其中企业和个人登记占比高达84%。

适应农业发展新形势新要求，优化种业科技创新布局。

日本种业科技创新布局并非在其实现农业现代化之时就已完备，而是随着农业发展形势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持续优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处于农业现代化高速发展阶段，化肥、农药的施用和农机的普及分别起到了提高农业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效果。种业科技创新更加关注培育高产、多抗和适宜机械化作业的新品种。在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的同时，前期过量施用化肥、农药给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弊端逐渐显露，青壮年农业劳动力大规模流失引发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也愈发严重，环境友好型、资源高效利用型品种和省力化栽培型品种进而成为日本种业科技创新的重点方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旨在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六次产业化，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农户的积极响应，种业科技创新出现了重视高附加值特色品种和加工型品种的倾向。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日益成为国际环境规则制定中的焦点问题。日本以此为契机，在涉农科研机构中扩建用于保管地方特色种质资源和濒危珍稀种质资源的基因银行，并将这些资源作为优质新品种选育的基础材料，促进了种质资源的深度挖掘。

构建严格的品种审定和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为强化植物育种者权利，巩固植物新品种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优势，日本对其1947年颁布的《种苗法》进行了多次修订，构建了严格的育种创新成果评价和保护体系。从品种登记来看，育种者需要向日本农林水产省提交正式的登记申请，登记审查主要考察新品种的五方面特性，包括特异性、同质性、稳定性、未让渡性和名称适当性。从权利保护期限来看，日本早于1998年就已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UPOV）最新的1991年文本，该文本规定，草本植物保护期为20年，木本及藤本植物保护期为25年，而日本现行的《种苗法》对于上述植物又进一步延长了5年的保护期。权利保护对象方面，日本根据UPOV1991年文本的要求，建立了实质性派生品种（EDV）制度并严格执行，为原品种权人主张自身权利和分享派生品种收益提供了有力保障。侵权处罚方面，日本《种苗法》对民事处罚和刑事处罚均作出明确规定，并采取两罚制。品种权人可要求侵权者和单位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侵权行为构成犯罪的，可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和自然人1000万日元以内、法人3亿日元以内的罚金。

日本现代种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要求全力打通现阶段我国种业发展的卡点堵点，全方位提高我国种业的科技创新水平。作为亚洲代表性种业强国，日本成功构建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合力、育繁推一体的现代种业发展体系，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其经验能够为我国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提供有益的参考。

逐步建立起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种业科技创新体系。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种业科研和生产“两张皮”的问题十分突出，商业化育种机制不够健全，企业作为育种创新主体的地位未得到充分体现。为提高种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加速育种创新成果转化落地，可以参照日本经验，根据各类作物的功能和市场竞争力做好总体规划，在涉农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形成合理定位与分工。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涉农科研机构开展基础性、公益性研究的支持力度，并通过加快产学研创新平台建设和引导科企合作，实现种业科技创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共享；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企业的育种创新主体地位，鼓励种企规模化、多元化发展，做优做强一批具有核心育种优势的龙头种企，着力构建国家种业企业阵型。

高度重视针对现代农业生产用种需求的种业科技创新。

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就已经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而我国如今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态势更趋复杂，承受的资源环境压力更加巨大。这意味着必须围绕现代农业生产用种需求，系统谋划种业科技创新布局，强化前瞻性、战略性布局，有效提高种业科技供给的韧性及其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应重点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培育和推广一批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绿色高效和适宜机械化作业、设施化栽培的自主选育品种。从具体品类来看，我国玉米、大豆、生猪、奶牛等品种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明显差距，白羽肉鸡和部分高端设施农业蔬菜品种仍高度依赖于进口。基于树立大食物观和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要求，应积极布局大种业，扎实推进种质资源库建设，加大生物育种科技攻关力度，充分挖掘现有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潜力。

持续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2022年，我国第四次修订的《种子法》正式施行，此次修订聚焦种业知识产权保护，重点包括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扩大植物新品种保护范围和环节、完善侵权赔偿和行政处罚制度，从宏观层面为保护育种原始创新提供了较强的法律依据。但我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尚有较大提升空间。一是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期限较短。我国设定的保护期限仅符合UPOV1978年文本的要求，比UPOV1991年文本要求的保护期限短5年，可根据现实情况适当延长保护期限，提高育种者的创新动力和效能。二是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落实相对滞后。目前我国已启动四大作物EDV制度试点，今后还要加快推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及配套规章制度修订，对实施EDV制度的步骤和措施作出详细规定。三是对种业侵权行为的处罚程度偏低。当前我国侵犯种业知识产权犯罪入罪门槛较高，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假冒伪劣、套牌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为育种原始创新营造公平有序的法治环境。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