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国家会如何抉择（续）
俄罗斯是与中国有着最长共同边界的国家。1979年，前苏联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数倍。后来，俄罗斯和中国在经济与政治上的相对权重发生了急剧变化。201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12.2万亿美元）是俄罗斯（1.6万亿美元）的近八倍。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变得更大。
如果美国人希望重启与俄罗斯的关系，那么他们就要面对一个更根本性的事实。冷战结束后，美国领导人违背了他们对俄罗斯领导人做出的明确或含蓄的承诺。美国曾向俄罗斯承诺，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后，美国不会将北约东扩以威胁俄罗斯。
当美国人做出扩大北约这一致命的决定时，他们的地缘政治盘算是什么？美国人是否认为，在俄罗斯于20世纪90年代虚弱挣扎时（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美国可以一举消灭俄罗斯这个潜在竞争对手？即便有理由认为这不是美国事先设计的阴谋，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对俄罗斯利益的漠视，也似乎出自一项前后一贯的计划。
不管冷战结束后美国是否存在“有意识”地削弱俄罗斯的计划，美俄两国面对面坦诚地交流一下各自对所发生之事的看法仍是很有帮助的。它们应该面对所有困扰两国关系的艰难插曲：北约扩张，美国支持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入侵伊拉克、干预利比亚和叙利亚。
美国如果坦诚地重新评估对俄政策，可能会给美国的长期地缘政治思考带来一些益处。过去的已成事实，但如果美国人更多地意识到本国政策给俄罗斯人带来的耻辱，他们就可以逐步消除一些横亘在双方之间的关键心理障碍——这些阻碍了美俄联盟的早日达成。
东盟
冷战刚一结束，越南就开始适应苏联解体造成的新的地缘政治环境。它的许多昔日对手也迅速调整了策略。例如，东盟的五个创始成员国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与越南处于敌对关系。然而到了1995年，越南被接纳为东盟成员国。
东盟成员国都是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没有华盛顿特区战略智库产业的精明老练，却也能够通过接纳一个前对手加入东盟来迅速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环境。好在美国与东盟保持同步，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解除了对越南的贸易禁运，并在1995年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美国
理论上，对地缘政治现状进行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评估可以驱动良好的地缘政治思考。在地缘政治分析和行为中，理性应该永远战胜情绪。但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拥有压倒性的权力，在部分程度上也使它享有让情绪——而非理性——指导地缘政治行为的特权（或为此付出了代价）。对于一个比任何潜在竞争对手都强大得多的世界头号强国来说，这种行为可以出现，或许也可以接受，但当这个强国下滑至世界第二的地位时，在地缘政治的思考和行为中，允许情绪战胜理性则可能是致命的。
随着美国不可避免地滑向世界第二强国的地位，它将不再享有由情绪来驱动地缘政治政策的特权。为了理解冷战结束后美国与几个国家（包括俄罗斯）的关系究竟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出现问题，美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这将使美国社会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地缘政治反应和冲动，而地缘政治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知己”。
如果美国能对自己在与其他国家关系中所采取的积极行动和犯下的错误有良好的认识，那么它在未来的对华地缘政治政策中就不太可能犯下严重错误。但美国确实犯下了一些不必要的、令人痛苦的错误，尤其是在与伊斯兰世界和俄罗斯的关系上。
如果中国和美国都想赢得其他国家的支持，就必须学会进行一种更复杂的博弈。
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
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防部都将中国视为敌人，国会议员正竞相比拼谁是最好战的对华鹰派。没有人逆风而行做出平衡的思考，问问自己能够切合实际地做些什么，以便有机会取得不会损害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的长期成果。在这种不良的氛围下，如果有任何美国政治家或公共知识分子倡导更理性地对待中国，都将是不明智的。科恩写道：“就如何塑造21世纪的世界格局问题，美国现在正与中国展开一场直接的意识形态战争。”
一个关键信息是，虽然中国领导人想复兴中华文明，但他们并没有试图去接管世界。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影响力，必然伴随着其经济规模的增长而壮大。然而，中国不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来改变其他社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实践。关于当今世界的一个巨大悖论是，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与美国领导人相比，中国领导人更容易与一个多样化的世界打交道，因为他们不认为其他社会应该变得像中国一样。中国人明白其他社会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美国人则不然。
遗憾的是，这种说法对美国几乎无甚影响，因为美国已坚信今天的中国成了一个威胁。因此，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一场重大的地缘政治竞争不可避免。
更糟糕的是，关键决策是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做出的。2018年8月27日，当一名纽约法官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发出逮捕令时，表面上看，他做出这一决定好像是基于法律依据。然而，中国人看到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夫·萨克斯指出的双重标准：当美国公司违犯法律时，美国惩罚的是这些公司，而不是高管。但是，当中国公司违犯法律时，美国会惩罚公司里的高管。检察官并非有意要传达美国持有双重标准，但这却是中国接收到的信息，因为检察官跟司法部的行动都没有考虑到这一决定会产生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影响。
地缘政治决策同所有政治决策一样，是由风云人物推动的，而这些人在不断变化——在中国和美国皆是如此。中美合作的黄金时代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四位地缘政治的重量级人物——尼克松、基辛格、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同寻常地走到一起，结成了一种非凡的伙伴关系。若没有这四位领导人处理地缘政治的高超技巧，两个强大对手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突破。
理论上，推动国际关系进程的是国家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但在实践中，个人确实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9年10月24日，彭斯发表了他的第二次全方位攻击中国的演讲，指控“中国政府制定了许多伤害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政策，从中国的债务外交和军事扩张主义、镇压有信仰者、建设全国监控网络，再到一系列违背公平自由贸易的政策，包括关税、配额、汇率操纵、强制技术转让和工业补贴等”。
在国际关系中，情绪与理性同等重要。如果中国同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同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么美国将更容易接受这个大国的崛起。相形之下，中国代表着一种被西方人认为的截然不同的文化。
更糟糕的是，在西方人的潜意识深处，埋藏着一种对“黄祸”的本能却真实的恐惧（尽管很少明确表露）。就像人类个体很难挖掘出驱使其行为的无意识动机一样，国家和文明也难以挖掘出它们的无意识冲动。“黄祸论”已经在西方文明中被埋藏了数个世纪，这是事实。拿破仑有一句暗指这一点的名言：“让中国沉睡吧，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震动。”
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如果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强国合作应对这些共同挑战，我们就更有可能找到解决方案。两国中的任何一方采取行动，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人们普遍认为，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然而，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告诉邓小平，如果中国继续支持这些国家（主要指东盟几个国家）的共产党，非社会主义的东南亚国家就不可能与中国建立和平关系。
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本身就对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了威胁。如果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国家是固有威胁，那么它应该被许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视作一种威胁。
美国的战略思想家在盯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时，同样是在犯一个类似的错误。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相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成功与竞争力才是真正的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美国思想家应该把焦点放在确保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成功与竞争力上。
尽管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就发出中美间“文明冲突”的警告，但西方和中国之间没有迫在眉睫的文明冲突的危险。而如果理性成为国家之间关系的驱动力，那么我们就不必担心文明差异的影响。正如伟大的哲学家告诉我们的，理性和逻辑的论据在所有文化和文明中都具有普适性。不同文明之间没有理由不能理性地互动。
人类不仅在个人决策中会受到情绪的严重影响，在地缘政治的判断上也会受到情绪的影响。这些情绪往往隐藏在潜意识里，虽然不会暴露在表面，但仍然非常活跃。美国民众需要自问，他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有多少是出于冷静的理性分析，又有多少是对非白种人文明的成功深感不安。理性和情绪的斗争在潜意识中上演。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应该惧怕文明的冲突，而应该庆幸我们观察到的一个事实：“启蒙运动在西方引发的理性思潮正在全球蔓延，使每个地区都出现了务实的解决问题的文化，并使人们能够设想依据规则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秩序。”
尽管中国社会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现代性，但它并没有抛弃中国文化的根源。中国人关注现代中华文明，也重视传统中国特性，这两者似乎毫无矛盾。的确，在新财富的推动下，中国现在正经历着自己的文化复兴。
中国领导人还强调，尽管中国与西方存在着文化差异，但不应该出现文明之间的冲突。2019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说：“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简言之，过去富有远见的美国领导人已经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就是：尽管人类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中，但文明之间并不一定会发生冲突。如果我们听从他们的建议，那么即使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可能存在有危险分歧的文明维度，也不会产生矛盾。
美国和中国之间似乎存在根本性矛盾的一个领域就是价值观，尤其是政治价值观。美国人认为个人言论、出版、集会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相信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同样的基本权利。中国人认为社会需求与社会和谐比个人需求和权利更重要，防止混乱和动荡是治理的主要目标。简言之，美国和中国显然信奉两套不同的政治价值观。
然而，只有当中国试图向美国输出价值观、美国也试图向中国输出价值观时，这个领域才会产生根本性矛盾。一些美国人沉溺在“中国威胁论”里，开始暗示自己，中国正试图破坏美国社会的价值观。
中国领导人是政治现实主义者。他们不会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浪费时间和资源。遗憾的是，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情况却并非如此。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有责任去帮助中国人民摆脱“政治压迫”。既然美国成功地将许多人从“苏联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它就有能力也应该对中国这么做。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美国应该努力帮助中国走向历史正确的一边。他们还认为，既然美国是“山巅闪光之城”，就有义务去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美国人虽然在理论上同意这些观点，但现实生活中，究竟哪个国家对待穆斯林平民更好，是美国还是中国？如果报道属实，那么自2011年9月9日以来，美国政府已经折磨或杀害了数千名无辜的穆斯林平民。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向伊斯兰国家投掷了成千上万枚炸弹，杀死了许多无辜的平民。
历代的道德哲学家和宗教圣人都提醒我们，试图创造完美永远是徒劳的，我们也不会有非黑即白的简单选项。到头来，我们总是必须做出取舍，包括道德上的取舍。所以我们要厘清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并学会关注它们。归根结底，世界上其他50多亿人期望美国和中国能做到：致力于拯救地球并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尤其是本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因此，最终的问题将不再是美国赢了还是中国赢了，而是人类是否会赢得胜利。
“美国例外论”的神话
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这种想法也许会安慰美国人，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斯蒂芬·沃尔特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杰出的美国人把美国描述为“自由帝国”“山巅闪光之城”“地球上最后的、最好的希望”“自由世界的领袖”“不可或缺的国家”。这些经久不衰的比喻解释了，为什么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都觉得必须因循惯例赞颂美国的伟大，以及为什么当贝拉克·奥巴马总统说出下面这番话时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奥巴马说，虽然他信奉“美国例外论”，但觉得它与“希腊例外论”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爱国式自吹自擂没有什么不同。“美国例外论”的大部分说法都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历史是独一无二的，值得全世界钦佩。它们还暗示，美国注定有资格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一种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这种对美国全球角色沾沾自喜的描述的错误在于，它基本上是个神话。尽管美国拥有某些独特的品质，诸如从高度的宗教虔诚到重视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但美国外交政策的实施一直主要取决于美国的相对实力和国际政治的内在竞争性质。美国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所谓非凡品质上，结果却看不到自己和其他人的许多相似之处。
美国人坚定地信奉“美国例外论”，从而更难理解为何其他人没有那般热衷于美国的主导地位，经常对美国的政策感到震惊，并频繁地被美国的虚伪所激怒。美国的虚伪表现在拥有核武器、对遵守“国际法律”的双重标准、倾向于谴责他人行为而忽略自身缺点等诸多议题上。讽刺的是，如果美国人不那么确信自己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也不那么急于宣扬它们，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更有效。
简言之，我们需要对美国真正的性格和贡献进行更现实和批判性的评估。本着这种精神，我在此处解析“美国例外论”的五大神话。
神话1：“美国例外论”自有非凡之处
每当美国领导人提到美国的“独特”责任时，他们都在说，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这些不同之处要求美国人承担独特的责任。
然而，这种崇高的宣言并没有什么非比寻常之处，发表这番宣言的人实际上也是老调重弹。大多数大国都认为自己比对手优越，并相信当自己把偏好强加给其他国家时，是为了实现人类“更大的利益”。英国人认为自己肩负着“白人的使命”，法国殖民者则援引“文明使命”来为自己的殖民帝国辩护。葡萄牙的殖民扩张也不光彩，但它相信自己是在促进某种“文明使命”。
因此，当美国人宣称他们与众不同、不可或缺时，只不过是老调重弹。在大国中，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是一种常态，而不是例外。
神话2：美国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好
“美国例外论”的宣言基于这样一种信念：美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品德高尚的国家，一个热爱和平、培育自由、尊重人权、拥抱法治的国家。美国人喜欢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好，当然也比其他大国表现得更好。但如果冷静、客观地看待历史，就会推翻关于美国道德优越感的说法。
首先，美国是现代历史上最具扩张主义的国家之一。它最初由东部海岸的13个小殖民地组成，最后向北美洲扩张，并于1846年从墨西哥手中夺取了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扩张的过程中，美国消灭了大部分原住民，并将幸存者限制在贫困的保留地内。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已经将英国逐出太平洋西北地区，巩固了它在西半球的霸权。从那以后，美国打了许多场战争，其中几场战争还是由它发起的，所以其行为很难给别国做一个克制的好榜样。如果某些国家对美国这样做，他们会毫无疑问地认定其行为毫无辩护余地，然而，几乎没有美国政治家质疑美国发动或参与战争的决策。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任由美国政府支配大权，它肯定会做得更糟糕。历史记录已清楚地表明，美国领导人做了他们认为在面对外部危险时必须做的事情，并且在过程中很少关注道德原则。“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这种想法也许会安慰美国人，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神话3：美国的成功源于自身的独特优势
美国人倾向于把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直接归因于开国元勋的政治远见、美国宪法的优点、个人自由被优先考虑、创造力以及美国人民的辛勤工作。按照这种说法，美国今天享有特殊的全球地位，正是源于其自身的独特优势。
除了上述原因，美国的成功还有其他客观因素：移民成群结队地来到美国寻找经济机会并非偶然，“大熔炉”式的飞速发展也促使一拨拨“新美国人”加速融入美国社会；美国的科技成就完全值得称赞。
然而，美国的昔日成功不仅源于自身的独特优势，还归功于运气。这个诞生较晚的国家确实很幸运：它坐拥美洲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可通航的河流，幸运地建立在远离其他强国之处。更幸运的是，在建国初期的大部分岁月里，欧洲列强忙于交战，美国可充分投身于美洲大陆扩张；当其他列强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得以确立。
神话4：美国为世界发展做出的贡献
美国人喜欢把世界的良性发展归功于自己。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认为，“美国在促进世界各国建立稳定的政治关系中是不可或缺的”。已故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美国的主导地位乃是“未来世界自由、民主、开放经济和国际秩序”的核心。美国《外交政策》高级通信员迈克尔·赫什在著作《与我们自己作战》中更进一步写道，美国的全球角色是“世界在许许多多个世纪——乃至有史以来收到的最大礼物”。一些学术著作也强调了美国对传播民主和促进自由世界秩序的贡献。
普及一下，虽然观看过《拯救大兵瑞恩》或《巴顿将军》的美国人可能会得出“美国在击败纳粹德国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的结论，但其实大多数战斗发生在东欧，苏联才是击溃希特勒军队的主力。
美国对全球进步做出了一定贡献，但独揽了太多功劳。对于自身政策起到反作用的领域，美国受到的指责太少。美国人如果对自身的弱点视而不见，就会在现实世界中造成一些后果。
神话5：上帝与美国同在
“美国例外论”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美国相信自己肩负着领导世界其他国家的神圣使命。罗纳德·里根曾告诉公众，是“某种神圣的计划”缔造出美国的。2004年，小布什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我们受到星辰之外的召唤来捍卫自由。”
对任何国家来说，信心都具有宝贵的价值。但是，当一个国家开始自认为享有天命，立于不败之地，它在现实中可能很快就会遭到打击。古代的雅典、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日本帝国以及无数其他国家都曾经抵挡不住这种狂妄，而且几乎总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功，但很难面对挫折、荒唐和愚蠢的错误免疫。一场主要由贪婪和腐败引发的金融崩溃，毁掉了美国在20世纪末享有的特权地位。美国人与其假设上帝站在他们一边，倒不如听从亚伯拉罕·林肯的告诫，即我们最关心的应该是“我们是否与上帝同在”。
同所有国家一样，美国有自己的特质，但它依然是一个包含在竞争性全球体系中的国家。美国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强大和富裕，拥有非常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在处理外交事务时，这些优势赋予美国更广泛的选择，但并不能确保其选择都是对的。美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首先追求自身利益，寻求改善自己的地位，它自认为与众不同，还自认为它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好。
国际政治需要互相妥协，为了安全与繁荣，即使是强国也必须在其政治原则上有所妥协。如果美国想真正做到与众不同，就需要用一种更加怀疑的目光来审视“美国例外论”这一概念。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