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主要内容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价值追求和综合才能的集中体现，作为企业发展中至关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和精神特征，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时代，企业家精神有着不同的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企业家所肩负的不仅仅是企业兴衰成败之责，也承担着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使命。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里优秀企业家精神被注入超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的全新内容。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不仅被列入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还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①]。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要求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赞誉荣毅仁为“爱国企业家典范”[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和践行者，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所体现出来的优秀企业家精神，构成了中信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精神坐标。

荣毅仁的企业家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追求光明和真理，对党怀抱忠诚信仰

“光明和真理”是荣毅仁母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训，被他赋予了全新的涵义，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箴言。荣毅仁认为，“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人民、土地、物华、人情以至她的前途，她的一切，是一种永恒照耀我们去追求真理的光。只有在这种光的照耀下，才能逐步接近真理，认识真理”；而这真理就是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作为执政党，“它不愧是拥有真理、拥有力量的郑重的党，不愧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③] 经历过不同历史年代的荣毅仁，对于光明和真理形成了一种坚定不移的追求。在领导中信期间，他曾多次坦诚谈到对于党的认识过程。全国解放前夕，工商界有不少人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离开大陆，面对去留选择，荣毅仁怀着对共产党和新政权的期待留在国内。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和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实践中，他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接受了党的治国纲领和方针政策。他深切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正确的道路，祖国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党之所以代表了真理，正是因为她拥有这样的力量。

一旦找到真理，树立了信仰，荣毅仁跟党走的信念便从未动摇。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就把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多次提出入党申请。即使在这一过程中一时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受到磨难打击，他的信心依然十分坚定。他谈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受了苦的，但我没有丧失信心，我相信共产党一定能够领导好我们的国家。”“事实证明，经过十年大动乱，纠正这个大错误的是共产党自己。正是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党能够自己克服错误，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向前迈进。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一个信心，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把我们国家建设得兴旺发达，站在世界的前列。”[④] 荣毅仁把受命创办中信公司看作党给予的信任，表示要把“文革”中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宣传我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切实做好引进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⑤]。公司筹建过程中，一些同志认为，中信这样的机构没有必要设立党组。对党充满感情、无比信赖的荣毅仁认为，自己和工商界的老同志都是党外人士，“有党组就有依靠”[⑥]，毫不含糊地主动要求成立党组织。作为一位当时还不是党员的企业一把手，荣毅仁时时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并且非常注重企业的党组织建设和党的工作。1985年7月1日，荣毅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满怀深情地说：“事实证明，相信党的时候总是对的，怀疑党的时候总是错的。因此老老实实地跟着党走，没有差。”[⑦] 谈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荣毅仁认为：“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是党高举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坚持实事求是路线，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方针、政策，指引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是党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加强领导，改善领导，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中信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因为有党的好政策，是靠了党的领导”。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结论，“中国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乃至我们个人的贡献，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⑧]

作为中信公司的主要领导人，荣毅仁在企业内部十分重视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学习贯彻。他指出，“做一切工作都要遵循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如果我们学习得不好，认识得不深，掌握得不准，工作就不会做好，还会走偏。”[⑨] 他谆谆教育中信的干部、党员：“我们作为行政方面负责的同志、党的对外开放方针的执行者，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要按照党对我们的要求，按照党的指示来进行工作。”“党号召我们改革开放，繁荣经济，要坚定不移；保持廉洁，防止腐败，也要坚定不移。”谈到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时，他强调，“我们只有有了崇高理想，才能把我们的思想贯穿到我们的事业当中去，才能把我们的事业搞好。”[⑩] 他还说，“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思想工作，我们就不能明辨是非，就要走到邪路上去。”“思想工作各级党的组织要做，行政和业务方面的各级负责人也要做，每个同志都应该做。”[11] 荣毅仁还把党的思想工作做到了海外，出访不同国家，他都在许多场合不遗余力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是十亿中华儿女通过长期奋斗做出的历史选择。”[12] 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和追求，为中信铸就了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根基和灵魂。

把握历史规律，坚定社会主义方向

对于企业的发展，民族资本家出身的荣毅仁选择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在他看来，这既是党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也是他自己通过对新旧两个社会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他以亲身实践做出的正确选择。

1979年10月，荣毅仁在《从萧桂英得到的启发》一文中回忆了毛主席同工商界座谈时所讲京剧《打渔杀家》中萧桂英出走“杀家”却丢不掉家里坛坛罐罐的故事。他写道，“毛主席讲这个故事是教育我们把眼光放远一些，不要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一丁点儿利益，不要怕社会主义，要认清社会的发展规律”，毛主席的话“像一盏明灯，为我国的民族资本家指出了一条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光明大道”。他由此想到“资本主义思想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存在着根本的矛盾，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必须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丢掉那些‘坛坛罐罐’，把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前途结合起来”。[13] 他在实践中认识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发展规律，是10亿中国人民不可移易的抉择，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动摇的。”[14]

荣毅仁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搞企业、搞生产，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正如他在《党指引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文中所说：“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单靠私营企业能搞好吗？我的家族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家搞了几十年企业，也没搞出什么名堂；即便我们的家族有了些发展，也是靠收购别人的企业，而不能说整个民族工业有多大发展。”[15] 他在谈到商品经济问题时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的不同。”[16]荣毅仁在公司内部的讲话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解决了公的问题，私的问题就好解决；只解决私的问题，不解决公的问题，私的问题也解决不好”，“现在有些同志讲私有制怎么怎么好，好像我们的公有制不行了，我看他们是把公与私的关系颠倒了。”[17] 他还指出，“保护公有制，巩固和发展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是从基本方面对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根本否定，就是坚持了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它的强大存在和继续壮大,是我国经济建设保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18]

领导中信期间，荣毅仁多次强调公司经营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他在中信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上谈到公司组织建设时指出，要“保证我公司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高效率的又是独立进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的国营企业”[19]。公司进行内部机构改革，他认为目的是要“组成一个社会主义企业集团”，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企业，要根据社会主义的特点进行协作”。[20] 他在公司董事会上谈到，“有人讲，我们公司干脆去国外投资算了。我们公司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一点要明确，我们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了国家兴旺发达……这个基本观点我们始终掌握着，没有改变。”[21]荣毅仁非常重视用社会主义思想引导职工。他对新入职的青年职工说，“现在有许多说法，很多想法，但是离开了社会主义，我们国家没有前途。因此，思想活跃，思想解放，把我们思想用到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上，这是我们的责任。人家都奇怪，我这个资本家怎么搞这个玩意儿？我就是搞这个玩意儿。为什么？因为我经受过失败的教训。通过我经过的道路，我自己认识到，走这个道路才是出路。”[22] 在中信公司处以上干部大会上，荣毅仁语重心长地说，“要坚持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指导我们思想和工作的强大武器”，“我们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增加凝聚力，朝着同一目标共同努力。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看是否符合小平同志这个理论。”[23]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荣毅仁始终把中信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领导中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倡导实业报国，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热爱祖国、立志强国，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是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贯穿始终的精神主线，其出发点就是一腔赤诚的爱国情怀。他多次在公司的会议上谈到，青年时代他曾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办好实业、服务国家，但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旧中国的积贫积弱、民族工业发展的艰辛，给了他深刻的教育。他说，“因为家庭关系，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事工业，总希望能够看到国家兴旺发达，这就是所谓实业救国的思想吧。但是解放前我们国家深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层层压迫，我的理想没有实现。尽管我们个别企业发达了，但整个国家很穷，老百姓很穷。直到解放后，我才看到了我们国家真正走上了兴旺发达的道路”[24]。他在工商业改造中率先推动荣氏家族企业与国家实行公私合营，将荣家的梅园、大公图书馆等无偿捐献给国家，都是这种爱国情怀的表现。他在出访时与海外侨胞交流，满怀深情地说：“祖国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我们在工作中也还有不少缺点，不能事事尽如人意，但是我们国家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好的人民，我国各族人民包括海外侨胞在内是团结的，我们同世界人民是团结的，我们必将胜利地完成振兴中华大业，使每个中国人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25]

改革开放给了荣毅仁第二次实业报国的机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高度信任，使荣毅仁在花甲之年仍激发出火热的创业激情。他坦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为祖国效力的重任，把我们的知识和才华献给可爱的祖国，是我们无上的幸福。”“就我本人来说，可以说我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前途结合在一起的。”[26] “文革”结束后得以重新工作，他没有选择去政府做个部长，而是选择在国家百业待举之时创办中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拣了一个酸果子吃”。荣毅仁在公司干部会议上说，“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有责任使国家繁荣昌盛。我们都是社会主义时代培养起来的，要为社会主义国家争气。不要在个人问题上绕圈子。离开国家，没有个人的算盘好打。整个国家不兴旺，个人有什么用？”他强调，“我们要为国家前途着想，在改革开放中作出贡献。”[27] 中信成立之初以吸引外资为主，但荣毅仁反复强调，“我们公司主要还是搞投资实业。我们要根据国家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进行投资。”[28]中信早期投资的江苏仪征化纤、云南磷肥厂、哈尔滨纺织印染厂等一大批项目，都是以有利于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为目的。在荣毅仁的经营理念中，首先考虑的不是单纯的企业经济效益，而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1986年12月，荣毅仁在中信公司新职工培训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集中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做一切事情先要想到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讲到，“在国外的华裔和华侨, 总是感到有了我们国家的荣誉和地位, 他们才能在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很好地生活和干事。”“我们这个国家有这样的地位，是不容易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流血流汗得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发言权的。有些外国朋友、外国记者问我，解放后你为什么留在中国？我跟他们说，我们中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洒有中国人民的汗水。没有国家的独立和尊严，搞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搞不了。在工作中间，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离开这一点，一定要犯大错误。”[29] 听到有青年职工把公司与个人的关系比喻为“大河有水小河不干”，他立即纠正，“我们公司还不是‘大河’，我们国家才是真正的‘大河’。国家有‘水’，我们‘死’不了，国家没‘水’，我们什么都干不了。我们树立理想和事业心，要把国家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比国家都大，忘乎所以。我们要为国家发挥‘一滴水’的作用。”[30] 这些肺腑之言饱含着荣毅仁热爱祖国、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尚情怀。

勇于改革创新，探索市场经济道路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领军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路，是荣毅仁一生最为卓越的作为和贡献。在他看来，改革开放既是摆脱国民经济当时所处严重困境，突破高度集中的旧体制长期束缚，实现从困境中奋起的唯一选择，也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融入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由之路。谈到中国的经济改革，荣毅仁明确指出：“我们原来的那种封闭式的经济模式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存在若干问题阻碍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开展，必须加以改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31] 他还强调，“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任务很艰巨，也有风险。但是，中国要发展，必须改革，除此别无他路，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全国人民希望改革、拥护改革，这是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32]

1979年1月，邓小平与工商界人士座谈时，荣毅仁就提出，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不应像过去那样拘谨，资本主义社会经常采用的方法，不应被认为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环境，邓小平当即表示赞同。经过深思熟虑，荣毅仁向中央建议，通过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方式，从国外吸收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在当时的环境下，以“资本家出身”的身份提出发展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业务，存在很大的风险和有待破除的思想障碍。荣毅仁在亲手制定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章程》里写道：“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这里所强调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科学经营管理”，在“文革”中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代表性观点受到严厉批判，是经济领域中令人忌惮的提法，恰恰成为中信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云程发轫，用荣毅仁的话说，“实际上使公司成为在当时背景下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企业的一个试点”[33]。他后来在阐述中信发展的设想时说，“我们公司过去发展业务的指导思想是开拓创新。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开拓创新的指导思想”，“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世界在变化，我们要把思路放宽，巩固已有的成绩，开拓新的业务”。[34] 为不失时机地抓住市场有利条件，他多次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出建议，希望给予中信一定的自主权限，使中信在组织项目时能够简化手续、放开手脚。荣毅仁在公司全体职工大会上多次强调，中信是创新的一个经济实体，是改革的产物，要不断进行改革，闯出一条新路来，“把束缚我们发挥积极性的东西去掉”。他要求职工开动脑筋想方设法开展业务，“年年有创新，经常有创新”，“可不要念老经”，同时要求“创新要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在实际上可行”，“我们应有魄力工作，大胆地工作，但魄力不是说大话，也不是说空话”。[35]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了荣毅仁创新求实的主张。他以特有的勇气和魄力，带领中信在夹缝中探索发展，开创了诸多行业和领域的“第一”，走出了中国企业新的发展道路。

在中信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能看到荣毅仁关于改革的重要主张。中信成立不久，荣毅仁在向外国专家介绍引进外资情况时谈到，调整经济“就是对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诸如经济体制过分集中、管理水平低等进行改革；就是要把有一些管理混乱的企业坚决和有效地整顿好”[36]。1985年2月，他在谈到改革问题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必须改革我们的计划体制。今后国家计划将少采取行政手段、指令性办法，主要运用立法手段、经济手段影响企业，指导企业的活动。”[37] 1986年7月，荣毅仁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座谈会上表示，“我对赤字、外债、通货等问题都有些看法，认为这些都不是洪水猛兽，只要自觉运用，都有可用之处。我们经常提到收支平衡、货币平衡、外汇平衡，我认为要力争平衡，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不一定为平衡而平衡。”[38]1987年4月，他在与记者谈话时强调，中信“这样大规模的公司，假如还按老的方式经营管理是不够的。我们感到需要发展、需要改革”[39]。1989年10月，中信成立10周年之际，荣毅仁明确提出“没有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中信公司”[40],强调公司未来发展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勇于开拓创新。1992年6月，他在学习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时指出，改革开放“这条路线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认为“只要改革迈开步子，我国的经济建设就登上新台阶，得到较大的发展。如果改革停滞不前，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强调“要大胆改革，就必须解放思想，排除干扰，冲破禁区，勇于创新”。他的结论是：“社会主义要赢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办法，结合本国实际，加以运用和创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如果我们把这些方法都认为是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则我们将是束缚自己的手脚，以致一事无成。”[41] 接着荣毅仁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进一步指出：“长期以来，有的同志总爱在‘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之类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其实，计划和市场都是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实践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地加以运用……‘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过程中前进的。”[42]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荣毅仁对经济改革的思考是在不断解放思想与创新的实践中逐步深入的，不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他对改革方向的坚持是一以贯之、从未动摇的。

（编辑  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