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刚*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具有关键节点的，现在看来关税战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特朗普正在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特别是二战以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金融秩序、贸易秩序，全世界正陷入多领域失序的不确定风险中。对于中国来讲，这正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要重视美国制造业回归趋势
美国最近抓住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它要求制造业回归，并非回归传统的制造业模式及生产方式，实际上是建立在人工智能基础上，跟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有根本的不同。尽管现在国际上有各种舆论认为由于美国的劳动力问题，很难让制造业重返美国，这是传统理念。现在智能化自动化工厂正在全世界各地兴起，美国依靠它的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化制造这样的优势，很有可能快速建立起现代的制造业和未来的高端制造业，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和关注，围绕着制造业开展的各类制造服务业也会在根本上进行颠覆。
人工智能作为美国现在最关注最重要的命题，同时作为对中国打压最强烈的一个领域，很可能在这一轮的新科技革命当中，美国希望再次占据领先地位，我们应真正知己知彼，全面深入判断问题，不能人云亦云，单纯地认为制造业发展是劳动力问题。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个问题，可能会贻误发展时机，犯下重大的战略错误。
贸易战背后是科技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经贸体系、世界秩序的大变革已经来临了，我们和美国的博弈，贸易战也好，关税战也好，实际上背后都是科技战。而美国之所以对中国有巨大的贸易逆差，是因为美国对我国一直进行出口管制。美国一直不允许对我们放开中高端的、我们需要的技术和高端设备出口。我们现在在一些领域确实还需要人家的高科技，需要人家的高端产品。我们减少一些低端的商品进口之后，他反而放开贸易平衡了。在贸易结构中，服务贸易是美国的强项，服务贸易方面美国处于巨大的顺差，其中知识产权比例更大，我们现在每年知识产权的逆差350多亿美元，其中美国占了1/3数额。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4次重大机遇把中美科技差距缩小。第一次是中美建交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里根政府时期也进行大规模的开放，可以说那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程度、最大范围对中国的科技开放。当然，我们在那个阶段引进了美国的一些军工技术和民用的技术，我们也抓紧建立了自己的一些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科技管理体系。第二次是苏联解体，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大量引进了前苏联、中亚一些国家的技术，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机遇。第三次就是21世纪初，我国加入WTO之后，同美国克林顿政府进行较广泛合作，被人们誉为黄金10年。这时我国通过改革开放也建立良好的基础，我们抓住融入全球化的机遇，全方位地学习、引进先进技术。第四次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们抓住了这次机遇，加快在全球深化投资贸易格局的步伐，我们的企业大规模地“走出去”并“引进来”。
在抓住重大的机遇中，我们实现了科技的飞跃。现在我国的科技发展已经具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两点不足。在美国发起的关税战中，我们将通过努力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把握科技发展方向，加强系统集成的能力
第一，我们把握科技发展方向的能力相对薄弱。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大模型也好，都是别的国家先搞出来了，我们才一拥而上。这表明我们把握方向的能力，或者说系统集成的能力还比较薄弱。我们已经具备各类技术，有了多层次的科技人才，怎么把这些人才、这些技术融合起来，这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
第二，底层技术、基座技术、根基技术、颠覆性的技术、突破性的技术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加强的弱项。美国企图以关税战限制我们发展，反而让我们更加坚定，集中精力搞科研创新，科研企业和部门需要踏踏实实地搞技术，不要再陷入低价竞争、不要再搞偷工减料倾销产品、打价格战那一套低质量发展模式。只要产品好价格就会高。价格高才能有资金投入进行研发，国内也可以提高消费水平。因此，我们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提高产品的质量，就要加大自主研发力度，踏踏实实搞科研技术，就像当年我们搞“两弹一星”，那时候为什么能搞好？钱学森领导的我国科研机构天天加班加点，自己琢磨试错，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一万次；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屠呦呦的青蒿素，这些都是在那个年代我们研究出来的。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逼迫我们能沉下心来钻研技术，加强底层的基础研究能力，这反而对我们是一个机遇。
加大四个方面工作
第一，要加大对外开放引进人才力度。我们要为特别海外人才开通绿色通道，利用现在美国削减科研经费的契机，我们要快速引进国外的科技人才。现在我们的规定比较死板、人才绿卡发放太少。按照我们现有的规定，比如60岁以上、70岁以上就不给发了，而这个年纪的人才中有大量专家学者都是水平很高的，吸引他们可以立即发挥重大作用。因此，我们需按实际情况放宽尺度，可以大幅度地开放人才绿卡、开放居住权。
第二，我们要开放市场和应用场景。我们现在的市场和应用场景大部分没有吸纳民营企业进入，民营企业应被平等对待。例如投标，建楼修路，民企也可以做到效率高、投入低。除了向民企开放之外，我们还要向外企开放。外企在中国注册，在法律上就应把它视作中国的企业；外国人只要在中国工作生活，就应把他作为中国人看待，鼓励他们雇中国人、买中国货。
第三，广泛开展科技外交。我们要同“全球南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以及欧洲各国、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建立密切的联系。同时，和这些国家共同成立国际组织、建立国际论坛、制定国际规则。
第四，要大力投资于人才培养。我们要重视和构建各级各类人才培养机制。首先，要推动各类人才的就业，政府和市场要结合起来，通过各种方式解决。最近几年，我们也在利用全球创新中心、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把世界500强公司亚太区的首席科学家和一些技术人员引到中国来，在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政府尽快投入风险投资。我们应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功能，大力推动高校扩招，增加教职岗位、学生数量，着力培养更多人才。其次，发挥政府和企业的优势，大力扩大科研院所研发岗位数量，企业大力建设研发中心。我们从中能够大量地吸纳科技人才，增加我们的技术储备、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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