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燕生*
美国为什么要实施对等关税？对等关税有何影响？中国应如何应对？对此谈点个人意见。
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陷入困境
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一波三折，陷入困境，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实际上还是老问题，即特里芬困境。美国发表了“米兰报告”、“美国优先的贸易新政”、“对等贸易和关税”等文件。
1944年二战即将胜利之际，在美国召开了一个会议，后来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的核心问题是讨论国际社会如何经营和平，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如何经营好发展，真正帮助摆脱旧殖民体系的新兴国家获得经济发展；如何经营好国际货币体系，完善全球治理架构。
当时，国际社会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换来和平发展，使世界各国可以坐在一起讨论未来全球治理，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基本共识。当时在这次会议上有两套方案，一个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英国方案，还有一个是美国财政部怀特提出的美国方案。这两套方案都设计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他们的分歧是，美国方案的宗旨是维护美国的货币霸权、金融霸权、科技霸权和军事霸权，因此设计了美元与黄金挂钩、世界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汇兑货币体系。这个方案的缺陷是无法回避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两难选择，即特里芬困境。英国推出了凯恩斯方案，他的方案不是从维护英国霸权角度出发的，但因为当时英国霸权已经被打垮了，所以凯恩斯方案需要得到国际社会认同，必须从国际共同利益角度出发设计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才有可能被接受。国际社会最终选择了美国方案。
现在，特朗普要颠覆1945年构建的全球治理体系。1945年美国之所以能有大包大揽全球治理的国际责任的底气，是美国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高达56%。今天特朗普之所以要卸包袱，是因为美国GDP占全球比重仅为1945年的一半，它不再能够继续承担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治理责任。从这个角度分析，特朗普的关税战很大程度上是将1945年承担的部分国际责任，如安全、货币、金融和贸易等各方面的国际责任推卸掉。
特朗普想要使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如何才能再次伟大？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较量。在20世纪初期，威尔逊任总统，为了制衡当时的英国和法国霸权，他倡导成立了国际联盟。然而，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议案被国会所否决。此后的三任美国总统都是奉行孤立主义，而非国际主义的宗旨，美国能避过两次世界大战，除地理位置等原因外，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特朗普想把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完全推卸，让美国综合国力养精蓄锐，再次伟大。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全球经济政治失衡越来越严重，而美国这个老大不愿负责任，世界又没有全球政府主导，全球治理、世界秩序和国际经济格局将失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何种战略将直接关系到中华复兴。
面对当前国际形势，人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能否建立一个不是美国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美国的新冷战思维使其逐步退出多边合作机制，它也极力推卸责任，留下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缺口对主权国家来说是一个陷阱，谁接手，谁就会陷进去。它既能拖垮美国，也能拖垮任何一个国家。管理80亿人口，今后是100亿。从这个角度来看，要反思贸易战背后的深层次矛盾。
为什么现在要谈论凯恩斯方案？凯恩斯方案有一个最好的地方，即国际货币不能是主权货币，管理国际货币的机构不能是主权货币当局。如果是主权货币，那么你是为了本国利益管理货币还是为了世界利益管理货币就会成为矛盾。人民币国际化如果仅仅考虑替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作为主权货币，也将面临同样的困境。因此，未来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管理一定是超主权的。现在，没有世界组织去承担公共产品供给的治理，美国又推卸责任，要避免无序和无规则发展，就要重构全球治理、世界秩序和国际经济格局，就要思考推进构建没有美国的非霸权的多边合作体系和机制，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特朗普对等关税的影响
贸易战是工具，其目的是以美国为主导，重塑世界秩序。如欧洲、日本和韩国都要接受美国的安全保护，还必须付费。如果贸易伙伴国想要得到贸易投资机会，就要扩大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口，减少对美贸易逆差。过去美元汇率由金融和资本项目决定，推动美元升值，将制造业转移出去，使其制造业空心化，受益的是华尔街和大科技公司，受损的是美国人民。特朗普主张要回到基于商品和服务贸易的经常账户决定机制，让美元贬值以提升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特朗普认为，美元贬值了，世界各国都需要承担各自责任。美国拥有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你们为何搭便车不付钱？开放的逻辑、市场的逻辑、金融的逻辑要让位于美国再次伟大的逻辑。
全球化悖论。逆全球化是2008年以来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所共同推动的。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有能力逆全球化的往往曾是全球化的旗手。1870年至1913年，从推动自由贸易转向保护贸易的是英国。原因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时期，发生了当时的后发国家美国和德国的崛起，当时的霸权国家英国和法国的衰落。1820年，美国经济规模有多大？按照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数据，1820年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8，比1853年黑船事件前的日本还要小。日本在1820年占世界的比重为2.99%。当时英国之所以要逆全球化，是因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和技术竞争中，英国已无法与美国和德国竞争。
美国此时推动逆全球化的原因之一，是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吃亏、中国等贸易伙伴搭便车占便宜。如1990年至2021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上升了71%，日本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下降了31%，德国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下降了11%。为什么美国从1990年推动了IT革命和超级全球化，最后全球化红利却被中国人拿走了？美国认为一定是全球化失控和中国不公平竞争所致。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美方有报告说，这场危机的根源是全球经济发展失衡，而中国要承担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的主要责任。从1990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持续增加，同时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也持续上升，谁应当承担全球失衡的主要责任？事实上，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主要源于IT泡沫和金融楼市泡沫，以此带动全球非理性繁荣。
全球国际贸易体系存在三个重要缺陷：一是缺少全球贸易失衡和再平衡调节机制；二是缺少全球贸易损益补偿机制；三是缺少贸易失衡引发大国冲突的协调机制。作为保护贸易的一种形式，对等关税实质是美国试图放弃自由贸易转向保护贸易来回应上述三个问题。事实上，美国并不在乎贸易逆差，在乎的是美国经济和产业的空心化。
从2008年开始，奥巴马推动再工业化战略，拜登接手继续推动再工业化战略。现在特朗普以对等关税为工具，试图迫使主要贸易伙伴扩大对美商品和服务进口，扩大对美投资，扩大美资回流美国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和产业空心化问题。特朗普崇拜的前任之一是里根，而里根使美国再次伟大所用政策是减税。因此，特朗普要用加征关税所获收入来补贴国内减税。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美国就有可能实现再工业化战略。有人说，在小国建厂没地，在美国建厂没工，在中国建厂不合规，怎么办？美国劳动力成本是我们的8倍，他们要用自动化和智能化来解决普通劳工短缺问题，这可能做到吗？
特朗普的政策导致了世界贸易秩序的混乱和全球供应链网络的混乱。从民主党人提出新华盛顿共识，清算1980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到共和党人提出米兰报告《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清算1990年以来的超级全球化，其核心是刀刃向内，试图用这些方式解决美国国内矛盾和问题。从2010年以来，全球新产业政策大幅上升，保护主义措施大幅上升，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举措大幅上升。人们不禁要问，未来国际环境是否会出现比1914年至1945年和1973年至1991年更坏的场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中国能够做什么？那就是保持战略定力、历史耐心、底线思维，做好自己的事情。
“天塌不下来”。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教授近来评估对等关税影响时提出了这个重要判断。他认为，中国采取了有效的对冲刺激政策，对等关税的不利影响是可以控制的。我认为，对等关税对全球国际贸易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外贸大国所受到的影响也是全面深入的。不仅仅体现在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上，而且体现在技术和产业脱钩上。中国面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巨大冲击和严峻挑战，同样要刀刃向内，借外部冲击助推我国经济贸易转型升级，这是应对中美贸易战的最优策略。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十五年历程中，讨论最多的是开放对中国经济贸易增长的利弊影响。中国发展的事实证明，中国通过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融入世界、推动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开放条件下提升了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中国怎么办
首先，中国如何赢得在与美国技术能力中的竞争，这将是考验中国战略定力、历史耐心、底线思维的最重要的竞技场。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和原始创新等方面与美国相比还有差距，但在应用研究、产业化、工程化等方面的综合能力非常强。我们应扬长避短，我们不是先去与美国比他最强的方面，而是和美国比中国最强的方面，逐步缩小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等领域的差距，加快推动创新制度、创新环境和创新生态改革，逐步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全方位国际合作并举，中国就有信心和能力赢得这场技术能力竞争。
从历史上看，美国科技发展把握住几次重大机遇。第一个机遇，把握19世纪中后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机会，在1894年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强国；第二个机遇，把握1894年到1945年世界百年变局，赢得了全球霸权地位；第三次机遇，冷战时期赢得了美苏技术能力竞争。今天面对中美技术能力竞争，美国智库建议成立若干国家工业研发机构，国家工业开发银行将研发税收抵免提高三倍，为新机械资本设备制定为期7年、25%投资税收抵免等。他们建议学习中国台湾工研院和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的经验。由此可见，中美技术能力竞争将是一场全新的马拉松比赛，不仅比的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智慧，而且比的是超长技术周期的耐力和韧性。
其次，扩大内需战略是事关战略全局的大战略。这不仅是宏观经济学所讲的总量供求平衡概念，更是涉及战略全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大战略，即把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格局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坚实基础上。值得汲取的是日本在1985年至整个90年代扩大内需战略的经验教训。1987年发表的日本前川报告，建议其经济增长率确定为4%，内需增长率为4.5%，出口增长率为负值，但日本从外循环主导转向内循环主导的转型失败了。
再次，要把中国式现代化这篇大文章做好。一是全球视野，人口、经济和开放规模巨大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然涉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作为大国应该从全球视野，而不仅仅是自身发展角度考虑如何应对对等关税的策略选择；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必然涉及从先富带后富到共同富裕的公平与效率兼容的制度改革设计；三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这就必然涉及中国下一步的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方向和重点；四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协调，这就必然涉及新形势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世界百年变局和中美竞争条件下，坚持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需要更大的战略定力。有外国学者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每一条理念都是好的，但是他们更关心如何落地。因此，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第四，要高度关注贸易战对就业和中低收入人群的冲击和损害。国际贸易不仅扩大市场机制在全球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增进全球经济福利并取得显著的贸易利益，还会帮助中低收入人群获得参与全球化和工业革命的机会，带来增收和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发展的综合利益。2008年以来，国际贸易的积极作用在下降。2008年之前的20年，全球贸易增长率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1.5-2倍，2008年以来已下降为1倍左右。贸易战将可能进一步逆转这个趋势。未来10年预计这个倍数会继续下降。美国发起对等关税的一个显著影响是进一步破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全球贸易的联系和供应链网络，最直接冲击的是数千万与国际贸易直接和间接相关的就业和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应对策略是加快从外向型经济模式转向构建新发展格局，逐步增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同时减少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另一个应对策略是推动中国经济和周边经济之间的一体化程度，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还有一个应对策略是进一步推动国内经济松绑、放开、搞活，践行就业优先战略，改善各类所有制经济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
美国对等关税是否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这里有关税，也有非关税壁垒，还包括其他价格手段、数量限制手段、港口费和合规成本等政策工具。如果中国输美商品受阻，这些商品就可能会转向欧洲、日韩、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市场，由此可能产生关税壁垒从美国转移到其他市场的连带负面影响。这意味着，上述市场若不像美国那样对中国商品竖起高关税壁垒，就需要我国外交、商务、贸促会等部门尽快与它们沟通做工作，双方能否达成一致，即我不对你倾销，你不对我实施保护性措施的协议。另外，一方面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治理国内竞争性内卷；另一方面，国内要构建对外投资贸易和生产的协调机制，推动有饭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包容的合作机制。
此外，如果输美产品出口受阻，最终将转向内销。有效的方法是将高品质输美产品进入中国下沉市场，让中低收入人群可以消费这些高品质产品，来促进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升级，而不要冲击国内现有供应链。这对各级政府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总而言之，应对美国的对等关税冲击和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将坏事变成好事，将冲击和挑战转为倒逼改革的决心和行动。中国在面对外部冲击和挑战面前变得越来越强大。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超过50%，如果中美脱钩或落入对抗陷阱，世界是不可能太平的。为了世界的未来，中美要管控分歧和对抗，最终走向合作。为了世界的未来，我们要寻求建立没有霸权的多边合作体系。
（编辑 尚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