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林*
1992年9月30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中信国际经济论坛中外代表时有一个即席谈话，谈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重要问题。这次谈话的时间背景是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谈话面对的是国际经济界企业界高层人士，谈话风格一如江总书记在许多对外讲话场合那种轻松自如、坦诚风趣。虽然官方报道文字比较扼要，但谈话内容在国际上引起热烈反响和评论。我在会见活动中担任现场记录，完整地记下了全部谈话内容。今天重温这一谈话的背景和谈话内容中点滴细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更多了一些具体而深切的感受。
十四大召开前的国际论坛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支持荣毅仁创办中信公司，将中信定位于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那时国门初开，由于长时间封闭，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中国人也不了解世界，非常需要这样一个“窗口”。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经常在中信的一些会议和会见活动中受邀发表谈话，对外阐述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收入《邓小平文选》中的多篇重要文章，就是小平同志在这样的场合中的谈话。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为了打破西方制裁时高访中断、商务往来停滞的僵局，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的荣毅仁，力邀国际上许多知名企业家、银行家来京参加中信举办的国际经济合作研讨会，使他们有机会亲自听到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声音。这些国际研讨交流会议便成为那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宣示的重要舞台。
1992年，正值苏东剧变后世界风云变幻之时，小平同志年初视察南方做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时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很大期待，也有不少疑虑和猜测。荣毅仁董事长提出，国庆节前在北京举办中信国际经济论坛，对外传递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希望增进与各国合作的重要信息。论坛的举办是在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在时间安排上也显示出特别的意义。
9月29日至30日，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举行，出席论坛的是来自美、英、法、德、澳、日、韩和新加坡等16个国家、地区的63位代表，既有著名企业家，也有前政要和学者，包括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美洲银行执委会主席克劳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理事长安德森、英国太古公司董事长施雅迪、日本前外相大来佐武郎、日中经济贸易中心会长木村一三、韩国现代集团会长郑世永、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诸多知名人士。代表们围绕世界和亚太经济合作发展展开热烈、坦诚的对话，对中国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改善投资环境提出建议，并以论坛为平台，同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直接而有效的交流。朱镕基副总理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李鹏总理会见了全体代表。
我和所有参与论坛会务工作的同事是在28日统一入住钓鱼台的。负责会务统筹的中信公司办公厅主任姚进荣同志，当天晚上召集简报组人员开会，对文字记录、简报编写等工作提出一些具体要求。秘书处的张原生、于志刚同志负责现场记录李鹏总理、朱镕基副总理的讲话，记录整理江泽民总书记讲话的任务交给了我。为这样高级别领导人的讲话做记录，我还是第一次。论坛进行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将相关活动内容，包括代表们发言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快速整理成简报，直接上报中央领导。我后来听了江总书记的谈话有一个明显感觉，我们上报的这些简报，领导同志都认真看过了。
论坛代表虽然来自多个国家，但基本可以用英语交流，考虑到日本代表有9人之多，便安排了英语、日语两位翻译，由公关处的唐苓、孙晓燕担任。唐苓出身外交部翻译室，是荣老用得最多的英语口译；孙晓燕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的女儿，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她们二位的翻译水准均属一流。
故友相逢，谦诚求教
为期一天半的中信国际经济论坛在30日中午结束，当天下午安排的却是这次论坛活动最重要的环节：江泽民总书记将与参加论坛的中外代表见面。通过会议期间的充分沟通、畅所欲言之后，代表们对于与总书记的会见都抱有很大的期望。
15点30分，江泽民总书记准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见大厅。看得出来，他和代表中的很多人非常熟悉，入场时相互热情地打着招呼。会见的座位摆成了一个大大的圆圈，江总书记左侧是荣毅仁董事长，右侧的位子上坐的是美洲银行执委会主席克劳森和美国国际保险集团董事长格林伯格。大家一一坐定，总书记笑着说：“今天看到会议代表名单，大多数都是老朋友。中国有一句俗话，‘人生何处不相逢’。在我们国庆节前夕，你们来参加这个论坛，我感到非常高兴。”几句开场白，使现场有些凝重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会见自始至终，江总书记以谦和、平等、坦率的态度与代表们交谈，也对一些问题虚心请教，令人印象深刻。他坦言，“我学的专业是电机，后来所干的工作已大大超出电机专业的范围，但我始终坚持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这一人生哲学和工作准则”。“我过去认为学工程技术比学经济难，现在我感到搞经济更难，经济问题变数太多。你们都是国际经济界的名流，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这方面的学问比我们这些学工程技术的大得多了。看了你们在论坛上的一些发言，觉得其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
江总书记说，“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诸位，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原来经济基础比较差，在发展过程中究竟以多大速度前进比较合适？”
美洲银行执委会主席克劳森也是世界银行第六任行长，多次访华并受到邓小平同志会见，前一天在论坛发言中对亚洲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与西欧进行了详细比较。此时他略作思考，侧过身来回答江总书记提出的问题，“我一直非常注意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你们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的确是惊人的。究竟保持什么样的发展速度合适呢？挪威有一句老话说，如果你能管好，就是合适的。如果能达到12%的速度当然不错，但我认为能达到9%，特别是在中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能达到9%，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所以我认为，如果能控制得好，能搞得好，就是适当的增长率。”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持续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有多年达到两位数，虽然中间也有下滑，在1991年仍保持在9.2%。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国内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呼声很高，但具体多少速度才合适，在学者中争论相当热烈。听了克劳森的观点，江总书记显然还想了解与中国发展阶段相近的亚洲国家的情况，又转过身来询问泰国中华总商会会长郑明如:“泰国的发展速度大概是多少？”郑明如答道：“泰国1988年到1991年发展比较快，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13.2%。”
看到总书记专注地微微颔首，克劳森接着补充说:“我看到媒体报道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强劲的，我认为这个势头不会中断。这次论坛对中国、对参加论坛的各国都很有益。通过开放，中国会越来越强大。我们美国也主张你们开放，希望你们能继续下去，我们愿意提供帮助。”
江总书记回应说：“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而且要学习和借鉴全世界所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经济管理办法以及各种进步的文化成果。有的不仅要学，还要花钱买，比如有些专利和技术诀窍就要按照国际惯例去买。我认为，中国和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大公司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同时我认为，经常举行这样的国际经济研讨会，对相互交流信息、提高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水平，都是很有帮助的。”
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发言
长期以来，国内无论是官方还是理论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市场经济只能与私有财产制度相联系，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机制，与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中国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对几十年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但这一突破经历了相当艰难而曲折的过程。
大约3个月前的1992年6月，江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有一个重要讲话，当时已在党内做了传达。他在讲话中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提出了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几种可选方案。在列举了对于“新经济体制”的不同表述后，他表示自己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江总书记当时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以征求意见的口气提出问题。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这个问题自然成为中信国际经济论坛代表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这次论坛会见中谈到改革的目标，江总书记的语调沉稳：“今年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发表以后，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这一谈话精神的指引下，更加致力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在经济改革方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脱离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更多地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番话在代表中引起热烈的反响。
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大报告中对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阐述，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标志。
“当然，市场经济的手段在中国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市场问题荣毅仁同志就很熟悉。”江总书记接着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活动中，计划经济手段发挥作用的范围很大，而市场经济手段发挥作用的范围却很小。记得我在上海念大学时，为了支持学习，晚上到夜校教书。从学校里出来，四川路上很热闹，酒酿、元宵、油豆腐、细粉汤，卖什么的都有，但这些在后来很长时间都没有了。现在在上海、北京等城市，夜市上的小吃很丰富，汉堡包、比萨饼也都有。”江总书记这番话很接地气，代表们在席间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十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江总书记兴致勃勃地讲起了改革开放的历历往事。“1980年，我担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负责联系广东、福建的四个经济特区的筹建工作，荣毅仁同志当时是我们的顾问。那时候深圳还只是一个很小的边陲小镇，一片荒芜；现在，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已经建设起来了。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我们现在除了这四个经济特区，还有海南经济特区和沿海若干个经济开发区，沿边和内地也都开放了。”
接着，江总书记又由特区谈到了他参加中外经济交流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在筹建经济特区时，我曾去过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还去过墨西哥的华雷斯和爱尔兰的香农等地。我去墨西哥时，他们的发展水平还不高，听说现在已经发达起来了。那时候我就认识了在座的连瀛洲老先生。”总书记向86岁高龄的新加坡华联银行主席连瀛洲礼貌地拱拱手，随之话锋一转，“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政策，没有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的改革，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大的成绩。”
走向新世纪的展望
这次中信国际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展望21世纪世界经济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和发展”。对于8年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进行展望，既需要前瞻的眼光，更需要历史的视角。江泽民总书记笑言:“你们这个讨论会研究的题目，我很感兴趣。”
江总书记对于历史和未来的思考，常带有一位工程师出身的领导人的突出特点。“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毕业的。从二战结束到现在不过40多年，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太大了。1945年我念过一本无线电工程的书，其中只讲到真空管，当时连晶体管也没有。1948年才有了晶体管，1958年有了集成电路，1970年有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后来又有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我当电子工业部部长时曾访问过美国的硅谷，在那里见到一位搞集成电路的教授，我问他最窄的线条宽度是多少，他回答是0.5微米。去年贝尔实验室一个主任告诉我，他们制造的线条最窄已达0.2微米。”他还列举了“银河1号”计算机每秒亿次运算速度，说明科技发展具有广阔无垠的空间。
谈话中，江总书记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他引用并解释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的话“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来表达自己对于事物发展的理解。“事物不可穷尽，学问永无止境。如果全世界都致力于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人类文明就会得到更大的提高。”
说到这里，江总书记很自然地将这一展望转到苏联解体后充满矛盾的国际政治现实中来。“很遗憾，虽然现在两霸对峙的局面没有了，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仍很不太平。我从电视里看到世界上一些地区正在发生的许多战火连天、亲人离别的镜头，便不禁想起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很早就听说江总书记熟悉多种语言，会见外宾时会直接用外语进行交流。这次会见中，我们对此有了近距离的感受。大概是看到现场有英语和日语两位翻译，他谈及一些科学技术问题时，不时使用英语和日语来表述。说到某个无线电专业的术语，又转用俄语术语，见两位翻译都译不出来，他便莞尔道出汉语原义并直接译为英语和日语，令全场代表大笑不止。不能不佩服江总书记超强的语言功底和表达能力，会见中不仅古文诗句随手拈来，间或还有非常地道的上海俚语，使整个谈话妙趣横生，气氛十分活跃。
第三产业值得关注
江泽民总书记在谈话中表达了对第三产业问题的关注。他关切地询问泰国代表，第三产业在泰国国家经济发展中所占比例。得知大约在60%多，他又提出了第三产业划分标准，他表示，第三产业的范围究竟怎么限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我为什么要提出第三产业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经常研究如何扩大我国企业经营的自主权，特别是如何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如何提高它们的经营效益问题。”江总书记是以设问的方式来强调当时企业改革中的一些关键节点，从产业切入到企业。“为什么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效益往往提高不了或提高不快呢？我看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人员太多，许多大中型国有企业基本上是3个人的饭5个人吃。那么，多余的人到哪里去？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难题。如果不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社会是很难稳定的。实际上，我们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承担了相当大的第三产业业务。”
由第三产业谈到乡镇企业，江总书记说，“中国乡镇企业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事物，是广大农民群众的一大创造发明。”
乡镇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步发展起来的，90年代开始进入超常发展的轨道。江总书记较早就看到了乡镇企业作为农村经济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重要作用给予了积极、热情的肯定和支持。他解释说，“乡镇企业非常适合我国农村的实际，适合我们的国情。即使一些乡镇企业暂时没活干了，工人还可以回去干农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有利于我国农村的稳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这个问题是中国一个特殊的重大问题。乡镇企业的发展同服务行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有紧密联系的。我很赞成和关注中国第三产业的迅速兴起。”
最后，江总书记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做了高度概括：“第三产业发展了，不仅本身可以创造很大的利润，而且可以为第一、第二产业服务，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可以为富余的劳动力提供很多的就业门路。”
一个小时的会见结束了，江泽民总书记的谈话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江总书记的谈话中，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最高决策层此时所思所想，也看到了中国下一步的政策走向和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些顾虑和误判。
江泽民同志在担任部门、地方领导和中央最高领导人期间，曾多次参加中信的重要会议和活动。与中信国际经济论坛代表的这次即席谈话，只是诸多相关讲话中的一篇。今天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和中信的企业史，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中的确立过程，这篇讲话给予我们很大启发。
（编辑 碣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