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商贸物流业在规模、形态、流通区域格局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电商、新零售等为代表的新业态不断涌现，推动传统商业贸易调整转型，线上线下结合，以物流为载体把生产、交易、消费联结起来，极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商贸物流跨越式发展
IT革命推动传统商贸转型
传统商业贸易也就是从批发商、中间商或制造商购买商品、实体店销售的商业形态，其坐等顾客上门的经营方式，存在着信息不畅和运行效率不高等问题。
图1 2012-2021年中国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额（万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www.stats.gov.cn）
随着ICT革命的兴起，借助互联网开展线上商贸和零售业务迅速发展，传统商业贸易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见图2），各大城市的老牌百货大楼经营额下降乃至歇业倒闭，传统老字号举步维艰，个体零售店惨淡经营。由此在传统商贸领域掀起了一个业态转型创新的浪潮。
图2 2012-2021年零售业法人企业个数及连锁零售企业门店总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一是传统商贸企业将线下业务逐步延伸到线上。2013年苏宁开始进行线下-线上业务的融合与价格一体化，拉开了O2O快速发展的序幕。传统商贸企业首先利用线上平台进行单向的促销与团购，之后利用不断完善的IT技术，把商品展示、下单、支付等流程提升到场景之中，实现线上与用户之间的融合，打造成服务型电商模式，比如滴滴、上门送餐、上门海鲜等。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传统商贸企业受严重冲击，促使其加快转型步伐。百货企业积极拥抱社交电商和直播带货，利用各类平台搭建私域流量，推进实体商贸线上业务的开发，以及向垂直细分或横向细分方向发展。
二是传统商贸联手电商平台，将电商平台作为业务转型的“互联网+”平台。2015年之前，服务、餐饮、家电、时装等传统商贸行业都开始与淘宝、京东商城等电商巨头进行业务合作，2015年开始通过入股加强合作关系，传统商贸得以利用电商平台积累的巨量数据对不同消费者群体进行深入分析，提高销售准确度。商贸企业进一步倒逼供应商由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向定制化、个性化转换，B2C模式走向C2B模式。
空前活跃的新业态
（一）电子商务（电商）。
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推动纯线上模式的电商平台迅速崛起。电商支持消费者网上购物、商户间网上交易以及在线电子支付。电商使消费者不用离开家或办公场所就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购物，从而缩短了购物时间、减少了流通环节。
这一商贸新业态一推出，就赢得了大量客户（尤其是中青年）。自2014年起，借助电商平台购物的消费者群体迅速增加，2021年已超过8.12亿户，成为驱动中国商贸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电商行业的崛起，涌现造就了淘宝、京东商城等一大批知名电商平台。1999年，8848和易趣网的成立拉开了中国C2C的序幕。2003年京东关闭实体店转营线上商城（后更名为京东商城），阿里巴巴推出淘宝商城（后来的天猫）。它们借助每年的“双十一”等促销活动，引客量从千万发展到千亿。在激烈竞争中，一批电商平台逐渐退出市场。
随着人民收入的增加，消费需求更重视商品品质，顺应这一变化，电子商务逐步由B2C向O2O转型，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餐饮、出租车等服务业也纷纷采取O2O模式，如“饿了么”、美团、滴滴等，电子商务几乎覆盖到所有的商贸服务业领域。
2015年以来，电商逐步由O2O向P2C转型和发展，把人们日常生活所需服务信息，如房产、餐饮、交友、家政服务、文化艺术教育、票务、健康、医疗、保健等聚合在平台上，实现服务业的电子商务化。
电商服务区域的拓展：如苏宁等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加快在农村的布局，有力促进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事业。
电商网络范畴的扩大：利用社交网站、微信、微博、SNS、网络媒介、社交媒介等的传播途径，以及社交电商（社会化电子商务）通过网红带货、用户自生内容等方式，辅助商品的销售。
由于社交电商进入门槛低，既促成了拼多多、云集、蘑菇街、快手等大型社交电商的兴起，也引致暴力刷屏、假货泛滥、洗脑传销、质量安全等不良行为的出现。为此，2021年2月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发布《社交电商企业经营服务规范》，以整顿和规范社交电商的带货等行为。
电商发展瓶颈凸显，纯电商面临消失。电商崛起之初因导客速度快的优势，网上销售迅速上升。但电商与传统商贸相比，一个明显的缺点是消费者无法对物品现场体验。又因电商素质参差不齐，减弱了快捷便宜的优势，网上销售额增速逐步趋缓。
故此，2015年马云等人提出“新零售、新制造、新技术、新能源、新金融”概念。此后纯电商模式逐步向新零售转换。
（二）新零售。
新零售是在数据驱动的基础上，以客户为核心，重新组建企业的供应链和管理结构，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实现对人、物、场等要素进行重构而形成的一个新商业业态。
新零售凭借供应链效率的提升、渠道的下沉和优化、消费者购买体验的优化、场景延伸到“最后一公里”配送、线上预约门店自提等四种模式，实现线上与线下资源的有效融合，形成新的商业贸易形态。
一是电商平台利用技术优势，与传统商贸实体店、知名品牌企业合作，把它们的线下资源导入线上平台，形成新的零售系统。如阿里巴巴旗下有天猫、银泰、饿了么、口碑、菜鸟等系统，以数据为媒介实现供给、销售、消费的链接。比如天猫商城上线的“天字号”计划，吸引了大量“老字号”入驻，帮助他们对不同人群的需求偏好进行个性化改造，促进其业务发展。北冰洋（北京）饮料食品接受商城建议将瓶装改为PVC包装，上线后销量直线上升。
二是电商创设新零售平台。比如阿里巴巴创建的“盒马鲜生”，其营运综合了线下数据收集、场景改造、渠道打通、体验店的广泛创立等；虽争议不断但业务快速拓展，2021年覆盖了全国一、二线城市，门店突破300家。它的优势在于：运用IT技术，实现“人、货、场”要素优化匹配，从供应链、仓储到配送，构建起完整的物流体系。
人：借助现场体验，增强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信赖，通过创建APP与线下门店的推广迅速扩大客户群；订单不设配送起订金额、增加消费者的使用频率和好感。
物：以优质低价吸引顾客，以关联销售等拉动客单溢价，统一采购降成本并提升商品周转率，按不同地区或季节特点定制商品，采用当天直供确保新鲜，根据小家庭趋势缩小规格按份售卖实现标准化。
场：专人编辑购物体验在线上分享，对不同商品制作视频指导消费，3公里内半小时内送达；实体店与仓库一体化以降低每单配送变动成本，退换货灵活并直接上门取换货，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区域的促销方式，大数据分析以促进搭配销售等。
这一榜样促进了传统商贸与电商的合作，吸引更多电商平台筹建线下实体店。
三是原有电商平台通过投资商贸实体店、品牌店，开展新零售。如京东2017年收购英国的时尚购物平台Farfetch的股权（该平台有700个全球知名品牌），开展奢侈品领域的合作，吸引高品质消费群体。阿里巴巴更强调利用海外参股构建全球物流体系。
面对新零售给国内商贸行业带来的机遇，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鼓励商贸流通业态与模式创新，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线上线下全渠道满足消费需求”。
随着以物流为载体、打造线上线下资源融合的新零售商业模式的兴起，通过盘活存量与优化增量，业态雷同、市场饱和度较高的购物中心、百货商店等逐步退出各城市核心商业圈，具备条件的商贸行业由传统的销售场所向社交体验、家庭消费、时尚消费、文化休闲消费中心等转变，在各城市形成了新的商贸生活圈。
商贸实力稳步增强
（一）商贸实力快速提升。
传统商贸持续的业态创新，与电商、新零售等共同推动了中国商贸行业的快速发展。
一是批发零售商品销售总额持续上升，批发零售商品10年间增长了一倍以上，中国商贸市场规模为全球第一。虽然传统商贸企业在电商等冲击下艰难运行，但大电商加快了在新零售实体店的布局，使得批发零售企业呈持续增加趋势。
近年来中国出现一批实力强劲的贸易公司。2021年全球前10名的贸易公司中，有4家是中国企业：中国中化集团（4）、中粮集团（5）、物产中大集团（9）和厦门建发集团（10）。不过，中国商贸行业还是以中小零售企业为主，大型和连锁企业占比不高。
二是国内物流行业实力大幅提升，尽管比国际大型物流公司还有较大差距。中国的快递物流业起步较晚，据中物联发布的2021年度中国物流企业50强数据，其中23家企业营收已超过100亿元，其中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厦门象屿、顺丰控股的营业收入已超千亿。排名前10的物流企业收入累计达到9733亿元，占全国总物流业务收入的71.63%，具有较高的集中度。
2021年中国物流企业进入全球最有价值的物流品牌榜前10名的，只有顺丰和中国邮政两家，分别排在第8和第9位。
表1 2021年全球最有价值的物流品牌榜前10家
位次 | 物流品牌公司名称 | 品牌价值（亿美元） |
1 | UPS（美国） | 300 |
2 | 联邦快递（美国） | 235 |
3 | Uber（美国） | 205 |
4 | JR（日本） | 117 |
5 | DHL（德国） | 95 |
6 | BNSF（美国） | 76 |
7 | 联合太平洋公司（美国） | 75 |
8 | 顺丰（中国） | 70 |
9 | 中国邮政 | 55 |
10 | 麦克莱恩 | 44 |
资料来源：系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二）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增强。
2012年以来的1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6.5%，10年间GDP增长了一倍多（52万亿元-114万亿元）；人均GDP从2012年6100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1.26万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GDP总量的比例保持在39%左右。
图3 2012-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变化（万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stats.gov.cn）
伴随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对消费品的追求，从更重视价格转向兼顾品质和性价比。这就促成大型电商平台加快与国际著名品牌公司和国内厂商合作，以顺应人们消费结构的转变，提升了消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图4 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系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stats.gov.cn）上的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2016年以来，除2020年因疫情导致消费对经济贡献率降低（46.3%）外，其他年份都保持在60%以上。在消费部分的贡献构成中，商贸行业的占比在2/3以上，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压舱石。
近年来，线上购物越来越成为人民日常购物的主要方式，电商等商贸业态成为批发零售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网络消费，有效衔接了电商扶贫和乡村振兴，推进了国内大循环提质增效。
（三）商贸发展渐趋规范。
电商的起步阶段，在带动商贸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销售假货、欺诈、网上传销等问题，造成许多负面影响。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鼓励和引导“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创新”，同时对模式创新中暴露出的问题，颁布了一系列规范治理的措施，以保障消费者权益、维护守法经营者的权利。
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首次明确了电商的概念、电商经营者的范围、承担的法律责任、促进发展的措施、争议解决等问题，以国家行业大法的形式规范电商行业，促进电商业态的健康、安全、平稳发展。
表2 2015-2021年电商等发展的相关政策
2015年11月 | 《关于加强网络市场监管的意见》 |
2016年11月 |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
2016年12月 | 《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 |
2017年7月 | 《微商行业规范》（征求意见稿） |
2018年7月 | 《社交电商经营规范》（征求意见稿） |
2018年8月 | 《中国电子商务法》 |
2018年12月 | 《关于做好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工作的意见》 |
2020年7月 | 《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 |
2021年3月 |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
资料来源：系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商贸物流服务业的创新
互联网的崛起，同时也推动了物流业的创新。2021年“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助推中国由“物流大国”走向“物流强国”。
供应链物流
传统物流行业是B2B模式，生产商-销售商各自独立完成相应的物流渠道服务。
自电商兴起，面对货物种类多、订单数量大、包裹规模小、拣选难度大、客户端运送分散等情况，传统的整车或零担运输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物流应运而生，也就是利用IT技术延伸到物流的前后两端。供应链物流，就是在融合前后两端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新业态。
供应链物流是以物流活动为中心，协调供应领域的生产和进货计划、销售领域的客户服务和订货处理业务、金融领域的资金融通、财务领域的库存控制等全产业链活动。
2014年以来，我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推进供应链物流全方位、全渠道发展。
2014年，国务院颁布《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年）。
2020年5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的实施意见》。
2020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4部门制定《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从企业主体、设施设备、业务流程、标准规范、信息资源等五个方面推进“深度融合”。
2021年全国人大通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愿景目标纲要》，专列“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一节，要求“构建基于5G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深入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培育众包设计、智慧物流、新零售等新增长点”。
在政策的推动下，物流业加强了整合，形成顺丰等大型综合型物流公司。快递行业要求标准化、规模化程度很高，行业集中度提升是必然趋势。供应链物流加强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而且与区域发展高度融合，形成一个全方位、全产业链相互融合的现代物流体系。
智慧物流
自2009年IBM提出通过感应器、RFID标签、制动器、GPS和其他设备及系统生成实时信息的“智慧供应链”概念之后，智慧物流由此衍生，并为人们所接受。智慧物流更强调将物联网、传感网与现有的互联网融合，以精细、动态、科学管理的方式，实现物流的自动化、可视化、可控化、智能化、网络化，进而实现对资源的更有效利用，满足消费者的全新体验效果。
新零售的兴起、给物流行业带来了巨大挑战。盒马鲜生、京东、苏宁云商等新零售都规定了配送时间，给物流业带来如何覆盖配送成本、准确配送时间的严格要求。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定制化、小众化、迅捷化及其扁平化商业体系和海量订单，需要更为强大的储运能力、更优化的调配协同能力和强大的数据收集分析能力。
智慧物流通过IT技术驱动物流科技应用场景的落地，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需求。在物流配送线路、消费者的时效节点顺序、不同消费终端对最终单品的加工需求、区域分布以及整个POI的推演下，智能物流体系通过集合某一时段内的订单后，再通过智能调度并匹配给门店终端，以及负责配送的骑手终端，从而保证筛选、串联出最佳的配货批次和流向，进而实现多单配送，达成最优的订单履约成本与消费者的良好体验间的结合。
流通是国民经济的血脉，现代物流则是支撑流通业发展的核心基础。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在智慧物流系统中的应用，实现了物流供应链从上游供应商-下游销售商-消费者之间的全流程信息共享，推动了物流行业的质变。
新型服务业的繁荣
伴随商贸物流新业态的涌现，与此相关的新型服务业也呈现繁荣景象。
（1）自2013年起，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线上零售市场。2015-2021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例从10.7%上升到24.9%；2014-2021年网上零售额年均增速在20%以上，累计增长4.69倍（2.79万亿元-13.09万亿元）。
网上用户从2016年的4.67亿户，增加到2021年6月的8.12亿户；社交电商上人均网上消费数额，从2016年的863元上升到2021年的3370元，增速远超传统商贸，成为拉动商业贸易的强大驱动力。
（2）新型服务业不断涌现。以IT技术为载体，生产性服务与生活性服务业全方位发展。如计算机和软件服务、移动通信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健康产业、生态产业、教育培训、会议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业等，大大拓展了服务业范畴。此外在IT技术支持下，从传统服务业衍生的服务业新形态如现代金融业、中介服务业等，将生产、分配、消费各环节有机联系，从而提升了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权重。
图5 2012-2021年服务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stats.gov.cn）
商贸物流新态势
商贸物流区域
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在商贸物流新业态的支撑下，区域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推动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一）支持并促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一是推进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2013年，国务院批准在上海成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此后国内其他符合条件的地区也纷纷开展自贸区建设，到2021年，全国各地建立了21个自贸区，实现了对沿海省份的全覆盖，为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商贸物流融合以及与海外的联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颁布多项商贸物流发展的鼓励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多次会议文件都提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
201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意见》，提出“支持商业设施富余地区的企业利用资本、品牌和技术优势，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支持商务、供销、邮政、新闻出版等领域龙头企业向农村延伸服务网络，鼓励发展……乡镇商贸中心，统筹城乡商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以城带乡、城乡协同发展。”
快速发展的新零售和智慧物流等新业态，有力推进了全国各个地区间的经济联系。
（二）新零售之都的建设。
随着区域之间营商环境的改进，在各地区的中心城市展开了一场以新零售和智慧物流等为载体的商贸中心之争。在智慧物流等支撑下的新零售，增强了所在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实力，显著缩小了与领先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
伴随着北上广深杭等城市在新零售之都建设上的激励竞争，西安、武汉、苏州、成都、南京、福州等城市的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有争取建设新零售之都的目标。到2021年，新零售之都的建设，已经由一、二线城市拓展到三、四线城市。
（三）商贸物流与区域发展的融合。
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一个重要动力是借助IT技术赋能的商贸物流，推动国内不同层次之间的区域融合。
一是按照不同城市群的需求特点，推动商贸物流设施网络协调发展，“实现设施共建共享、网络互联互通、行业共管共治。统筹布局物流枢纽节点，优化配置物流资源，加快构建区域分拨、城市配送服务体系，提升城市群、都市圈物流一体化组织服务效能，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
二是联通区域发展战略地域。重点围绕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强化物流布局，构建区域商贸网络，缩小彼此间隔阂。进而推进各区域的发展与振兴。
三是加快完善县乡村商贸物流配送的网络，逐步建立一批县域物流园区、公共配送中心、镇村级配送站和公共服务网点。完善县-乡-村间工业品与农副产品双向交流的商贸服务网。
商贸物流联天下
2012年以来，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有所减弱，但IT技术支持下的商贸业转型升级，为对外贸易增添了动力。2017年起外贸额恢复增长，尽管受到中美贸易战和疫情的冲击，到2021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已突破6万亿美元。
（1）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各国和地区的认同，中国应沿线国家的需求，推进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物流大通道的联通建设，加强政策、交通、贸易、资金、民心“五通”，逐步形成大的区域合作格局。到2021年，以物流为载体、商贸新业态联通沿线国家地区的网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2）物流链的全球整合，助推商业贸易在全球各国和地区之间的更快流通。
传统跨国商贸通关较慢，中国商品邮递到俄罗斯、欧洲、美洲平均需要60天。2013年阿里巴巴“速卖通”首次在俄罗斯搞促销活动，一天产生17万个包裹，而俄罗斯邮政系统只能日处理3万个。由此促成中国物流借“互联网+”打通各国物流系统的机遇。
2013年5月，“菜鸟”网络科技公司（阿里持股）以俄罗斯为起点开展对海外物流业的改造。通过数据对接，菜鸟系统为俄罗斯开发了定制化快递面单匹配俄罗斯分拣识别系统，并选择定点航空服务商。由此中俄间的物流配送周期减到15天。
之后，菜鸟系统与西班牙、英国、芬兰、新加坡等国邮政开展合作，加快了相互间数据化处理进程；圆通速递与先达国际物流达成战略收购协议并成立“全球包裹联盟”；UPS与顺丰在香港成立合资公司，等等。中国物流系统借助互联网与全球各国物流对接，极大缩短了中国商品走向全球的速度。
同时，国内物流系统还与海外物流公司合作，或者在海外设立自提点等方式，初步形成了以中国物流系统为核心的全球物流网络的整合，并打造出全新供应链系统，推动了中国与各国商品的双向流通，缩短了各国间商品流通的时间。2020年全球疫情以来，中国物流系统再次以IT技术的发展为先导，加快打造72小时全球物流网。
（3）以物流系统为载体，推动实现线上线下资源优化配置，推动构建联通全球的商贸网络。中国商贸物流企业借助海外仓储物流资产的投入、海外落地服务团队搭建、海外物流服务延伸等方式，逐步形成和完善全球供应链和物流基础网络，实现供应链、物流全球融合创新的发展目标。
（编辑 碣石）
2025年7月发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成绩亮眼。总体来看，面对国内外多重挑战与困难，国家宏观政策应对得当，上半年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运行，为全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的实现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依然面临一些矛盾，存在消费疲软、楼市不振、预期偏弱、物价低迷等问题。我们需要正视困难，有针对性地采取化解措施，推动经济发展继续回升向好。
上半年经济运行的态势与特点
首先，国民经济顶压前行，增长速度超过预期。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5.3%，高于2025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5%和2024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5%，这是在中美关税战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取得的，实属不易。尽管二季度的增长率（5.2%）相比一季度（5.4%）稍有下滑，但在主要经济体中仍属于较高增速。根据一些国际预测机构“共识预测”（Consensus Forecasts）的估算，二季度美国、欧元区、日本的GDP增速分别约为1.8%、1.1%和0.8%，明显低于我国。以上半年5.3%的增速为基础，我国全年完成5%增长率目标的压力减轻，与此同时，为“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惠民生和促消费亮点纷呈、成效显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均强调“惠民生、促消费”。2025年上半年的经济政策着力点也更多地转向民生和消费方面，从统计数据看已取得了良好成效。在惠民生上，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低于全年预期目标0.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保持平稳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比GDP增长率高0.1个百分点。在促消费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加快，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形势较好，服务消费增长显著快于商品消费，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
第三，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后劲不断增强。新质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迭代升级和产业转型，是我国经济由大变强的必由之路。2025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6%，远超3.9%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7%，增速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7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3D打印设备等产量同比增速均超过35%，呈爆发式增长。投资和生产向新质生产力领域倾斜的趋势非常明显。这有利于推动供给侧的革命性转变，使发展新动能持续增强，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第四，有为政府作用彰显，助力经济大盘稳定。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着重强化财政、货币、就业、产业、贸易等宏观政策的协同，积极打好政策“组合拳”，因时因势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充分体现了有为政府为经济稳定运行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例如，通过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力扩围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市场趋于活跃，消费成了上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再如，面对美国加征关税，我国政府积极做大“朋友圈”，推进贸易多元化，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有效减轻了外部冲击。
现阶段经济运行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面临一些风险因素，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消费倾向依然偏低，内生动力有待增强。2025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倾向为65.5%，与2024年上半年基本持平，略高于2023年上半年；但目前居民消费倾向仍处于偏低水平（2016-2019年同期居民消费倾向均高于67.5%），居民消费意愿尚未完全恢复到新冠疫情前水平。上半年的消费增长较大程度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驱动，“以旧换新”类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显著高于其他商品。不过，当前“以旧换新”补贴主要针对耐用消费品，而此类商品更新周期较长、购买频次较低，依靠政策刺激短期消费会透支未来消费增长空间。一旦今后减少或取消补贴，享受补贴的商品消费总额较容易遭遇大幅下滑。鉴于消费补贴政策的局限性，今后我们须更加注重从增强消费内生动力入手，实现消费可持续增长。
二是工业生产低增收不增利，质量效益待提升。2025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保持了良好态势，工业增加值实现了稳定增长，但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不如增加值，工业企业利润反而有所下滑。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5%，低于增加值增速3.9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与营业收入利润率分别同比下降1.8个百分点与0.22个百分点。工业“中速增产、低速增收、不增利”的失衡状况，早在2022年年末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目前虽有所改观但尚未完全扭转。需求不振、内卷式竞争和PPI下行，是造成工业企业增收不及增产、盈利能力趋于削弱的主要直接原因，反映了现阶段工业领域生产端（供给侧）强于需求端、工业品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
三是房地产仍处于筑底阶段，前期政策效果有所弱化。在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支持下，2025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总体上朝着止跌回稳的方向迈进，但近期政策效果有所减弱，市场出现边际回落迹象，部分指标发出了预警信号。上半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金额分别同比下降3.5%、5.5%，“以价换量”依然主导着新房市场。但这种销售策略的空间正趋于收窄，在非核心城市与核心城市的非核心区域，房地产企业即便“以价换量”也难以带动销售，降价策略面临失效风险，库存去化难度大。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1.2%，这是2022年4月房地产投资增长转负以来的最大跌幅。作为核心风向标的一线城市房价，上半年也呈下跌态势，四个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指数只有上海高于100，而二手房价格指数则全部低于100。可见，当前房地产市场基本面依然比较低迷，市场筑底仍需经历一段时间。
四是预期不稳，制约消费投资需求提振。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和信心，对消费和投资需求将产生重要影响。2025年上半年，消费者信心指数还不到90，从分项指数看，就业信心指数明显低于收入信心指数、消费意愿信心指数，且呈现下降趋势，成为拉低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主要因素，反映出社会公众对稳就业还存在较大顾虑和担忧；中小企业信心指数自2024年9月后有所回升，但2025年3月达到51.2的高点后又回落至荣枯分水线，与2019年的均值54.9相比落差较大，表明中小企业的信心尚未恢复至新冠疫情前。居民和企业预期偏弱、信心不足，导致消费和投资变得更加谨慎，不利于扩大消费和促进投资。
五是物价持续低迷，通缩压力加剧风险显现。2025年上半年，受有效需求不足、产业内卷竞争、结构性产能过剩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我国价格总水平较为低迷。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1%，截至2025年6月已连续27个月在0%附近波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2.8%，截至2025年6月已连续33个月为负。生产资料PPI降幅大于生活资料PPI降幅，且生产资料PPI与CPI的“剪刀差”呈扩大趋势，说明生产资料供过于求形势比生活资料更严峻。价格水平长期低迷将会弱化经济主体的获得感、预期和信心，制约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阻碍内需的有效扩张。有效破除“价格低迷—信心不足—内需不振—价格下行”的循环困局，是今后一个阶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对策措施
下半年及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正视困难、坚定信心，积极化解突出矛盾，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目标。
第一，进一步发掘居民消费的增长潜力。坚定不移实施稳就业计划和促增收行动，不断增强居民消费的能力。稳步推进社会保障扩面提标，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提高居民消费倾向。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将补贴范围进一步扩展至服务消费领域。大力发展文旅、健康、教育、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推进服务业供给侧改革，破解服务消费的供给约束。鼓励和引导悦己消费、国潮消费、谷子经济等新型消费发展，创造多元化消费场景，积极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扩大服务消费功能提升类、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有效投资，更好发挥投资对消费的支撑作用。
第二，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强化高水平科技自主创新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牵引作用，推动领跑领域持续发展、并跑领域加力发展、跟跑领域加速发展，着力提升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水平。支持利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传统行业，促进“老树发新芽”，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上取得新进展。持续壮大新兴产业，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积极培育未来产业，促进未来产业投入稳步增长，开辟量子技术、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新赛道。
第三，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在需求端，进一步放开一线城市的购房限制性措施，继续适度下调房贷利率，增加面向多孩家庭、青年人、农业转移人口的购房补贴，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通过拓宽融资渠道、放宽收储约束、改善财务状况等举措，努力消除存量商品房和闲置土地收储的梗阻，加快楼市去库存；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推动房票安置落地见效。在供给侧，合理调整住宅用地的区域分布，增加重点城市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的供应；加快“白名单”项目资金落地，支持房地产企业提升住房品质，提供更多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第四，以反内卷为抓手促进价格回升、企业增利。把深入治理产业内卷竞争作为抗通缩、促盈利的关键着力点，“竞争机制优化+供给侧改革+需求端扩容”三管齐下破解内卷竞争、价格低迷、增产不增利的困局。一是疏堵结合有效规范价格竞争秩序，完善创新引领、品质导向的非价格竞争机制，促进同行企业形成良性竞争关系；二是“控增量、促减量、优存量”并举推进产能过剩行业供给侧改革，推动落实阶段性的行业自律限产减产，深入整治地方政府滥用优惠政策招商引资行为；三是大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增加有效益的投资，通过全方位扩大内需支撑价格回升、盈利改善。
第五，推动更多惠民生举措落地落实。强化经济政策的民生导向，把惠民生作为稳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政策从主要“投资于物”转向更多“投资于人”，形成“民生改善—消费扩张—经济发展”的正向循环，努力缩小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温差”。实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群体的就业扩容提质行动，加大对产能过剩行业、受关税冲击出口行业的稳岗支持力度；多渠道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适时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适当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加强“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增加普惠养老服务和普惠托育服务的供给，推广长期护理保险和育儿补贴政策。
（编辑 宋斌斌）
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扩大服务消费”，今年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大力发展服务消费”。服务消费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振消费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强，扩大服务消费是稳增长、稳就业、稳民生的重要抓手。服务消费除了具有一般消费品的共性外，还存在收入弹性较高、供需同步性、耗时性、高度依赖人口聚集等特点。我国服务消费发展面临收入预期不稳、居民闲暇较少、流动人口城市化不足、供给不足等制约因素，有必要采取措施予以破解。
服务消费的基本属性及其重要意义
服务消费是指消费者为获取各种非物质性、非商品形式的服务所产生的支出。服务消费有着区别于商品消费的若干属性：一是收入弹性更高、对居民收入变化更为敏感。服务消费的收入弹性系数普遍大于1，收入增长加快时，服务消费增长会更快；但当收入增速放缓或预期不稳时，服务消费放缓速度会大于收入变化。二是供需同步，需要更多闲暇时间。服务消费的供给和消费过程同步进行，更加依赖于消费者的闲暇时间，休假制度的完善会直接影响服务消费的需求。三是更依赖于人口集聚，需要更家庭化的消费场景。人口越集中，服务消费供给会越充分。同时，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消费具有明显的家庭化特征，流动人口如果与家庭分离，其服务消费的意愿会受到较多限制。四是更难实现标准化复制和远距离传输，对供给能力的要求更高。服务的无形性、异质性决定了其难以实现完全标准化。这要求各类服务行业有更完善的市场准入规则和行业规范体系，并对各地区的服务供给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考虑到我国所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以及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大力发展服务消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发展意义远超消费本身，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在宏观经济层面，服务消费是稳增长、稳就业、稳民生的重要抓手，其边际效用递减效应更弱、消费上限更高。随着制造业智能化趋势及替代就业效应的加强，服务消费的发展对于稳定就业更加重要。在区域发展层面，服务消费本地化特征突出，发展服务业可以有力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商品的生产环节可以集中在特定地区再行销全国，但大部分服务消费支出可以直接转化为本地的收入和就业，形成“消费在哪里，收益就在哪里”的效应。在社会发展层面，发展服务业是促进社会公平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提高全民在教育、文体、医疗等领域的服务消费水平，契合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时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社会个体更加平等地参与收入分配。在创新发展层面，高质量的服务消费能够加速技术扩散，有助于推动知识型经济发展，提升整体经济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我国服务消费发展现状和基本特征
第一，服务消费整体稳步增长，但尚未恢复至2020年之前的趋势水平。2013年至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从0.5万元提升至1.3万元，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从39.7%上升到46.1%。但在2020年居民消费受到较大冲击后，服务消费尚未恢复至2020年之前的趋势水平，恢复进度显著慢于商品消费。据测算：2020年居民商品消费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到2021年很快就恢复到了前期趋势水平之上；但服务消费在2020年受到的冲击更为猛烈，到2024年仍低于趋势值2.6个百分点。
第二，我国当前的服务消费水平相对于发展阶段略显滞后，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OECD数据库中约40个经济体的历史数据显示：服务消费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我国当前的服务消费水平略滞后于目前发展阶段。与主要发达国家比较，我国服务消费水平的差距更加显著：2023年，美国服务消费占比为66%，日本、法国、英国均接近60%，德国为50%，较中国高出5～20个百分点不等。即使是剔除相对“痛感”较强的住房消费，我国住房以外的其他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依然显著低于上述发达国家。
第三，居住是居民的基础性需求，长期以来住房服务都是服务消费中占比最高的单项服务。基于公开数据估算服务消费的结构，可知2023年住房消费占服务消费比重为34.6%。值得注意的是，居民通过自有房为自身提供的居住服务是住房服务的主体。如果将自有住房折算租金的核算从成本法全面转向市场法，我国居住消费占比将会显著提高，住房以外的服务消费占比会更低。
第四，改善性较强的交通通信、教育文娱消费占比在2019年后下降，增速降幅最大。据估算，2023年交通通信、教育文娱服务合计占总消费的比重为31.1%，较2019年下降了2.3个百分点。这反映出，近年来，改善性较强的服务消费增长较为有限。比较各类服务消费的增速变化，交通通信、教育文娱服务在2019年之后的增速降幅最大。
第五，餐饮服务占比增幅较高、医疗服务占比略有提升，包含旅馆住宿、养老、金融服务在内的“其他服务”占比不足3%，家庭服务占比极低。餐饮服务占服务消费比重在2023年达到15.7%，较2013年提高了3.4个百分点；医疗服务2023年占比为14.9%，较2019年小幅提升了0.8个百分点。“其他服务”则包括了旅馆住宿、美容美发、社会保护（含养老、慈善救助等）和金融服务，涵盖范围很广，但占比只有2.9%。家庭服务占比也较低，2023年只有0.7%。
当前制约我国服务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
一是服务消费收入弹性更高，居民收入形势转变对其影响更大。基于2020年之前的居民收支数据计算可见：服务性质较强的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教育文娱消费的收入弹性均大于1，而食品烟酒、衣着等商品消费的收入弹性小于1。2020年至今，受多重因素冲击的影响，居民收入预期稳定性减弱，服务消费因更高的收入弹性受到更深拖累，消费恢复进度显著慢于商品消费恢复进度。
二是社保体系对服务消费的支持有待加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稳定收入预期、提振服务消费的重要基础。截至2023年，参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劳动人员约3.8亿人、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劳动人员约3.7亿人。两种社保间的保障程度差异巨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月均待遇约3700元，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月均待遇仅222元。这种差距不仅来自缴费水平的不同，也源于财政补贴力度的差异：2023年，退休职工人均养老金中的财政补贴达到806元，而城乡居民只有183元，前者是后者的4.4倍。保障水平较低的群体需要为未来支出进行更多储蓄，首先被压缩的往往就是服务消费。
三是工作时间过长制约了消费时间释放。2023年，我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均工作时间48.6小时，折算年度工作时间约2500小时，大幅高于OECD国家均值（1717小时），也高于人均GDP与中国处于同等水平的墨西哥（2323小时）。居民闲暇时间相对不足，直接制约了文体娱乐、旅游等服务消费。
四是流动人口城市化仍有较大空间，流动人口服务消费受到制约。近年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区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基本已经取消，但70个大中城市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流动人口城市化仍存在难点。因城市的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常与户籍挂钩，流动人口的子女和家庭不能随迁。由于家庭成员不在身边，流动人口对本地教育服务的需求较低；由于缺乏稳定的家庭生活环境，对家政服务、社区服务的需求也相对有限。
五是部分服务领域存在供给短板，未能充分满足消费需求。在养老服务方面，2023年我国每千名65岁以上老人对应的注册登记的养老床位数为24张，仍低于美国（29张）、日本（28张）。同时，养老床位使用率只有50%左右，反映养老服务的供给质量可能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在文体设施方面，我国人均体育场馆面积仅2.6平方米，远低于发达国家。在旅游住宿方面，部分地区配套设施不完善、同质化竞争激烈、高品质个性化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也较为突出。
提振服务消费的政策建议
提振服务消费需要从需求端的收入保障和供给端的质量提升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通过系统性政策组合推动服务消费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一，需求端刺激消费的政策向服务消费倾斜，推动“以旧换新”政策从商品补贴逐步转向服务消费补贴。考虑到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可能已透支部分未来需求，下一步应将消费券、消费补贴等手段向收入弹性更高的服务消费倾斜，以获取更大政策效果。
第二，推动“国资-财政-社保”联动改革，增加国资上缴财政并专项用于提高社保体系建设水平，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降低其预防性储蓄需求、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如果将城乡居民养老金中的月均财政补贴（约180元），提高到城镇职工所享受补贴的70%的水平（约560元），需要的资金规模约8000亿元。
第三，在落实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基础上优化休息休假制度，适当增加下半年的公共假期，增加劳动者闲暇时间。一方面，应进一步落实劳动者权益保护措施，促进现有周末和法定假期“应休尽休”，完善落实现有加班调休和带薪年休假制度。另一方面，可考虑优化法定假期安排、适度增加法定假期。这不仅可以直接提振服务消费，还可以有效平滑服务消费波动，缓解资源调度压力、提升行业整体效率。
第四，重点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加快推进大中城市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家庭整体进城”带来的服务消费增量远超单个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可以构成服务消费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也能为城市服务业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应重点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入学问题，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配置。同时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保障性租赁住房。
第五，注重发挥公共投资的力量，补齐服务消费供给短板、提升服务质量。应顺应人口形势变化，增加优质养老床位供给、重点发展护理型床位，并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提高专业化水平。同时，应大幅增加人均体育场馆面积，完善全民健身设施网络；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丰富文化服务内容；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推进教育均等化；增加优质医疗资源供给，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这些服务领域供给存在公共性，社会力量难以独立承担供给任务，公共投资应发挥引领作用，配合、吸引社会资本进入这些服务供给领域。
第六，优化服务消费和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放开文旅、医疗、养老、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并强化监管，促进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建立健全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编辑 尚鸣）
2025年7月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北京举办“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研讨会，集中讨论了深化改革、完善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等议题。与会专家就我国资本市场运行现状、一揽子调控政策执行效果、制度建设和如何增强信心、促进资本市场持续稳定向好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9.24”以来多项政策持续发力，市场信心持续恢复
2024年9月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宏观经济调控“一揽子增量政策”，明确提出“稳定楼市股市”目标，多部门协调打出了一揽子稳市“组合拳”。在政策利好刺激下，股市一举扭转了持续的跌势，今年的资本市场呈现出深刻变化。
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原院长）、黄文涛（中信建设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联席负责人）指出：去年“9.24”之后，稳定资本市场的系列政策已取得初步效果。关闭了融券做空机制，严格监管公司大股东违规提前减持等长期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完善市场监管机制。这是稳定资本市场的重大步骤，央行还通过逆回购、降准等工具向股市注入流动性；中国的平准基金（如汇金）和上市公司国家队及各大券商都在行动，包括在央行5000亿元额度内，用股票ETF或基金向央行置换获得商业银行贷款投入股市，增持国有银行股份和ETF股；另将3000亿元再贷款额度支持骨干企业大股东进行股票回购。通过增持股票稳定了市场信心，形成了政策合力。
黄文涛：去年4月“国九条” 发布后，证监会会同各相关方面先后推出50多项新的制度规则，到今天“1+N+X”的政策体系正在逐步完善。显然，稳定资本市场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已经在运作。这两年政府监管部门和市场人士间的沟通交流有很大进步，市场的声音是能够传递到领导机构的。
这两年我们探讨的问题很多已经解决。去年年底以来，资本市场IPO的额度已小于分红额度，说明股市正从“融资型”向投资型转变。推动长期资金入市的举措也在见效，已有不少保险公司成立私募基金入市，等等。目前股市还存在制度和结构的调整改革问题，但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中国的资本市场只有几十年的历史，改革和进步需要一个过程，对资本市场的未来应该有信心。
加强制度建设，维护公平竞争环境
专家指出，当前需要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但更为重要的是坚持改革，完善制度建设，以维护公平竞争秩序。这是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的必要前提。
（一）融资端规则需要改进
刘纪鹏：在我国股市，融资端始终是困扰监管者的障碍。应该强调股市从以融资为主向投融资并重的理念转变。在运行中，促进投资和融资功能相协调，不能投资、融资功能失衡。我国融资额连续两年居全球第一，但股市低迷，而且牺牲市场上多数投资者的利益。因而，需要对发展资本市场的错误理念和机制问题进行纠正。
融资端的激励机制问题。
长期以来，激励机制向上市公司倾斜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科创板2.0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即准许上市公司以“鼓励企业科技人员创业”名义，向内部人员折价出售公司股票（一般5折），自授予日后12个月交钱过户，过户一周后可卖出。配售数量一般在数百万股，有的企业享受此待遇者多至3000人。现已经有1115家上市公司（占科创板上市公司的85%）推出这个方案，而采取期权激励方式的企业很少。
对企业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给予股权激励的方式，对上市公司有激励作用，但在向融资端5%的人员倾斜的同时，却侵蚀了市场上95%的投资者的权益，股民的权益受到影响。这是制约股市行情的一个重要因素，股市健康发展要重视保护股民权益。
股权回购问题。
科创板公司一般都是“三高”超募，公司用多得的部分资金，在授予日按市价买进部分本公司股票，再以5折贴补给内部人（也称为限制性股票）。这部分股票的费用可以列入成本（管理费用），但这又会导致公司利润减少，完不成限制性指标；所以准许公司计算利润时可将这部分成本扣除（这方面已有严格管理）。
公司定向增发问题。
林义相（天相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一些公司做一次定向增发，内部人获利巨大、说给谁就给谁，有很大腾挪空间。他们提出定增方案时会列举各种理由，但很多人不知道，如果把几项政策组合起来，可以得到无成本、无风险的巨大利益（少则几亿元、多则几十亿元），一些政策制定者或专家难辞其咎。我做过统计，2019-2024年，定向增发时价格和后边定向增发实施时市场价的差距，总额达9700亿元。获利者都是有话语权的，所以启动制度改革很难。
（二）市场上的暗箱操作和不公平竞争
林义相指出，证券市场常见内幕交易、市场操纵、金融欺诈等犯罪行为。内幕交易是资本市场上最恶劣的犯罪行为；市场操纵是个博弈过程，事前要制造各种假象且法律风险高。内幕交易风险小、保赚不赔，比市场操纵更容易做到。
首先，要看哪些人在哪些环节会通过内幕交易获利。一般内部办事人员知道信息做违规内幕交易，可能获罪。某国有大公司要买某公司股票的信息事先传到执行层，中间有很多环节的人知道并事先把股票买好，公告且股价上升后再获利抛出，将新进入者套牢。此类事情已发生过多次，但还没有见到相应的有效监管措施。
（三）量化交易的问题
有专家指出：近来量化交易迅速膨胀，已占到股市交易量的40%，市场反应强烈，股民意见很大。支持量化交易的理由，一是增加市场流动性、活跃市场；二是中国股市的散户比例过高、缺乏理性。量化交易可以吸引一部分散户把钱交给机构管理，加快机构化过程。但它的负面效应是造成了财务的再分配，因为散户不具备与机构比拼的实力。
刘纪鹏、林义相认为，量化交易仅仅放大了成交量，而不是投资者自愿买卖的市场活跃行为；这种方便大机构赚钱而损害散户利益的交易方式，对市场公平性的破坏和由此造成的心理影响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希望提高机构在股市交易中的权重，但需要按市场规律一步一步发展。在我国股市规范化发展前提下，必须停止量化交易，加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是稳定和活跃市场的必要前提，监管部门应严格制定监管规则。
李克穆（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我国证券市场政策的工具箱里，有一些做法不一定适合我国情况。比如量化交易，这是短期行为，其金额和数量与3000点的市场、99%的散户不匹配。机构投资者运用量化交易对市场带来的冲击，是市场管理部门首先要考虑如何面对的问题。当前运用相关政策工具要审慎行事，要维护投资者公平公正交易的市场环境，有利于散户重拾信心，逐步建立长期投资的理念，这应是股市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
有必要建立平准基金
刘纪鹏认为，中国的平准基金运行模式就是以汇金为代表的长期资本，其基本职能是稳定股市。比如财政部可以直接向银行发行特别国债，所得资金注入汇金、国新、诚通，社保基金可作为长期资本进入股市投资。
罗志恒（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认为，中央汇金是中国版的“类平准基金”，因为汇金还承担对重点金融机构进行股权投资的职能。正式的平准基金只有单一职能即稳定资本市场。
综合考察日本、韩国和其他经济体的经验，我们提出建立股市平准基金的设想：（1）平准基金针对股市短期行情；（2）基金规模可相当于市值的2%～6%；（3）资金来源由财政、央行、交易所、金融机构各出一部分；（4）介入时间，可依定量或定性原则，定性更好一些；（5）买指数或权重股；（6）事前保密，事后公开；（7）退出机制：市场化机构成立一个基金，平稳移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禁止任何人集中资金优势或持股优势，连续买卖。由此希望国家考虑，就建立股市平准基金制定相关条例。
刘纪鹏认为，平准基金入市后的盈利应用之于股民，确保公开透明，避免暗箱操作。林义相建议取名“股市稳定与发展基金”。
李克穆认为：托市是不得已而为之，要适时适度；托市要有相当的力度，但又不能过度干预市场，要很好把握尺度。各类平准基金的操作没有一定之规。托市要依靠相关部门出台政策措施，协同推进，不仅要促使经济运行尽快趋于平稳，而且要发挥启动经济的作用。
钟正声（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社会上有扩大支持资金把股市抬上去的意见。平准基金需要财政资金支持，这要考虑财政的可持续性。10年前股市的教训说明，没有扎实的经济基础，即使把股市推上去也没有根基。在当前经济基本面面临诸多难题、房市仍在下探的背景下，股市托市最好是“托而不举”。
稳定资本市场的经济基础
贾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我多次提出股市的“健康慢牛”概念，即以股市形成持续波动上升趋势作为政策目标。实现“健康慢牛”要有经济基本面的支撑，以及上市企业及其带动的企业集群活力的释放。要努力实现经济总量年保5%的增长目标，贯彻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以政府有效投资带动企业投资；长期看，要抓紧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各项改革任务，解放生产力，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支撑。
专家们一致认为，经济持续向上的动能是稳定活跃资本市场的根本。就短期而言，长期资金入市是稳定股市的重要条件之一，经济形势、就业形势、收入预期也是影响股市表现的重要因素；就中长期而言，经济基本面是决定性的因素。黄文涛认为，活跃资本市场，根本还在于稳住宏观经济，恢复社会信心，提升经济活力。单靠证监会等监管主体，无法实现资本市场的长期稳定上扬。
罗志恒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中数字经济、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但股市中金融、传统产业占比较高，股市结构和经济结构有所脱节。
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加强市场监管的建议
（1）股权激励。
刘纪鹏建议，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应实行期权制。香港股市已实行了多年的期权激励制，以授予日的股价配给公司的专业人员（比如当日股价2元，公司可以1.8-2元配发），未来5年的任何期间内，员工都有权以这一优惠价格买股票，这样才能起到正向激励的作用。
（2）大股东减持及其监管。
大股东减持占股市资金流出的很大一部分，有必要加强监管，严格制定相关条件，制止违规减持行为。林义相建议：第一，对部分股票认股不认人，发行时确定是限售股的，就不能进入市场流通；有些股票是根据持有人的身份（如公司董事、高管所持股份），持有人在公司任职时须限制减持，离职后超过一个期限可解除减持禁令。第二，建议公司上市时允许实控人减持部分所持股份，因为他们早期艰苦创业，资金紧张，如准许他们出售一小部分股票以获得相当财产，可以解除后顾之忧以专心干事业，然后通过严格监管，使他们不走歪门邪道。
黄文涛建议：可以设立减持的时间轴，严格执行减持规范；也可设定一定的分红比例或条件，只有达到相应要求才能减持，以坚持IPO的初心，促使上市公司更加注重对股东的回报，减少过度减持对市场的冲击。
（3）股份增发制度。
林义相建议，实行公开公平的配股机制。所有股民可按照配股价认购，不愿意参加配股的，可以把自己的配股权拿到市场上公开交易。
（4）加强监管力度。
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
深化改革，完善制度，活跃市场
林义相认为：资本市场不仅是经济晴雨表，而且是现代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中国房地产作为曾经的资源配置核心已难以持续，需要股市接力。股市上涨能刺激消费和经济，形成良性循环。
资本市场的状况取决于各参与方（上市公司、散户、持股机构、基金等）的行为和互相影响，市场结构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层次。宏观状况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制定政策要着眼宏观，同时考虑政策规范对各类主体行为的影响，使他们的行为能够优化协调，达成稳定活跃资本市场的效果。投资人主要根据现有政策采取于己有利的行动，如果不深入了解其中的道理，出台政策就可能留下漏洞；如果只看某一点或某一类投资者的行为，不一定能够取得好的整体效果。比如上市公司的内部股权激励政策，从正面看，这是对公司骨干的正面引导，但这种激励方式可能对公司当下价值、对市场投资者的影响考虑得不够。
李克穆认为，强调持续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如何实现“持续”很重要。
我国股市已在3000点上持续很多年，然而3000点不是判断市场变化的基点。以经济的持续发展为依托的股市，才能不断表现出活力和张力。如果政策举措得当，今年股市应还有上升空间。但更值得期待的是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
我国股市的散户占99%，美国股市的散户不到6%。我国90%的散户股本低于100万元，股本低于10万元的散户占73%。相当一批散户继续入场意愿低迷，因为一直没有从亏损中走出来。改变投资者结构要从实际出发，要在经济大环境向好的前提下，运用资本市场的一系列规则，尽可能地引导投资行为趋于理性。
证券市场是极为复杂、特殊、敏感的领域，改革难度可想而知。我们的监管部门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改革进程仍有难关。监管部门正在同有关部门持续强化监管，不断完善基础制度，从市场体系建设入手，引导和培育中长期资本。
目前，政府不断出台资本市场改革的政策措施，然而部分改革举措似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如果改革方向没问题，那就是制度有待完善，以及受到大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对已经启动的各项改革，必须不失时机地、坚定地深化和推进。
（编辑 碣石）
2025年二季度，美国受关税冲击，商品价格明显上涨，但因能源及住房服务价格持续走低，其影响尚未充分反映在CPI中。同时，美国企业通过消化库存或暂时承担进口关税成本，延缓了关税向美国通胀的传导。尽管非农就业数据因教育幻象超预期，但匹配效率下降和工作时长缩短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总之，关税政策增加了美国再通胀风险，消费与投资趋于疲软，美国经济面临滞胀隐忧。
美国通胀整体温和但结构分化
2025年6月，美国CPI同比上涨2.7%，较5月上升0.3个百分点；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2.9%，较5月上升0.1个百分点。总体看，2025年二季度美国通胀较为温和，这似乎表明特朗普关税政策对美国通胀的影响有限。实际上，受关税影响较大的商品价格已经上涨。比如，家电价格在4月和5月分别上涨了0.8%，为近四年来最高月度涨幅；玩具价格连续两个月上涨，5月环比涨幅超过1.3%，同样是四年来最高水平。6月，部分零售商如沃尔玛和塔吉特的玩具价格在1月基础上已经上涨了7.4%和6.1%，远高于3.8%的平均涨幅。尽管如此，美国整体通胀仍被其他因素所掩盖，例如汽油价格下跌、服务价格涨幅持续放缓，特别是租金和住房成本趋缓，因此关税效应尚未明显反映在CPI数据中。未来，美国通胀压力来自受关税影响的核心商品价格，房租和服务通胀因总需求放缓或将延续下行趋势。
关税政策对美国通胀的影响“虽迟但到”
随着特朗普在“解放日”正式推出“对等关税”政策，各界一致认为关税政策将会引发美国再通胀风险，但二季度美国CPI数据显示美国通胀总体呈现温和态势。这是因为，多种因素导致关税政策对美国通胀的影响有所延后。
一是关税政策处于不断调整变动中。许多已经宣布的关税政策要么被取消、要么被推迟执行或者减少适用范围、降低税率等。二是航运和供应需要时间。其他国家商品通过海上航运输往美国通常需要数周甚至一个多月时间，进口品抵达美国后不会立即出现在商店货架上，因为很多输美进口品并非成品而是零部件或原材料，需要进一步加工和制造才能用于终端销售。三是企业库存品缓冲了关税冲击。2024年年底，不少美国企业为应对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沿岸港口罢工以及规避特朗普在2025年即将实施的关税政策，提前加大了进口订单，积累了不少存货。四是部分关税成本被外国出口商吸收且美国企业对涨价持谨慎态度。高盛估计，外国出口承担了大约20%的关税成本，另80%的关税成本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共同承担。由于消费放缓，不少美国企业在短期不敢轻易涨价，更多的是采取“缩水式通胀”（即商品包装减少但价格不变）策略应对，因此美国消费品价格还没有出现大幅上涨。过往的经验表明，零售商至少需要三个月时间才能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随着在8月前后特朗普新关税政策落定，以及受关税影响较大的商品在秋冬季家庭预算中扮演的角色比在夏季更为核心，因此，关税政策对美国通胀的影响可能要到未来几个月才能充分显现。
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
超预期的美国非农就业增长：教育幻象
2025年二季度，美国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分别为15.8万人、14.4万人和14.7万人，较一季度增加了11.6万人。总量上看，美国就业市场似乎依然稳健。但从结构上看，6月美国超预期的非农就业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就业指标疲软显示美国就业市场正在降温。6月，州和地方政府教育部门用工激增导致政府部门新增就业人数达到7.3万人，为2024年4月以来最大增幅。相比之下，6月私人部门新增就业人数仅有7.4万人，为2024年10月以来最小增幅。其中，私人服务业的新增就业人数从5月的14.1万人大幅下降至6月的6.8万人，降幅超过50%，制造业连续两个月裁员，批发贸易行业就业人数创下一年来最大降幅。根据美国非农就业扩散指数（Non-farm Employment Diffusion Index），6月美国只有不到一半的行业实现了就业正增长。总体看，州和地方政府教育行业就业大幅增加支撑美国6月非农数据远超预期，这与春季学期末教育岗位招聘集中释放相关，若仅考虑私人部门新增就业，则远不及预期。未来，随着州和地方政府新增就业回归均值或出现下降，美国非农新增就业将面临较大降幅。
图1 私人部门新增就业人数 图2 政府部门新增就业人数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美国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恶化
贝弗里奇曲线（Beveridge Curve）描述了失业率和职位空缺率之间的关系，它是评估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的一个重要工具。将不同时期的失业率和职位空缺率配对，可绘制一条近似向右下方倾斜的贝弗里奇曲线，说明失业率和职位空缺率呈负相关关系。2023—2024年，美国贝弗里奇曲线总体呈现从左上方向右下方移动的趋势，表明美国职位空缺率下降而失业率上升，反映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2025年1—3月，美国失业率从4%上升至4.2%，职位空缺率从4.7%下降至4.3%；4-5月，美国失业率保持4.2%不变，职位空缺率从4.4%上升至4.6%，这说明企业虽然在劳动力市场发布了更多的岗位，但失业人口并没有相应地减少。也就是说，新增的职位空缺并没有马上被填补，这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出现恶化，未来美国结构性失业可能会增加。
由于求职者人数减少，美国失业率从5月的4.2%下降至6月的4.1%。根据彭博新闻社报道，6月美国整体失业率虽然出现下降，但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却升至2022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主要原因在于黑人男性失业人数激增。一般来说，非裔美国人大部分集中在低工资行业，这些行业在经济收缩时率先受到冲击，因此黑人往往是最早被裁员的群体。
图3 2023年以来美国贝弗里奇曲线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工作时长减少暗示美国需求趋缓
工作时长是观察美国需求动态的一个重要指标。当经济走弱时，企业往往会先减少工作时长而非直接裁员。6月美国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34.2小时，较前值降低0.1小时。尽管数值变化并不显著，但需要注意的是，6月是今年以来美国平均每周工作时长首次出现下降，美国需求出现放缓。另外，平均时薪同比增速从1月的3.9%下降至6月的3.7%，由此衡量劳动总收入指标——每周总工资（等于就业人数工作乘以时间乘以时薪）为近一年来最弱表现。
图4 美国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和平均时薪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美国内需面临放缓压力
关税提前透支私人消费后继乏力
美国私人消费已经出现放缓迹象，直到5月才在美国实际个人消费支出（PCE）数据中呈现。5月美国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长2.2%，较3月和4月分别下降0.6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3月至4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涨幅很大程度上是受关税政策的影响，即居民提前抢购货物，耐用品消费支出变化直观表现出来。5月美国耐用品消费支出同比增长3.8%，较前值大幅下降3.9个百分点，降幅超过50%，说明居民在耐用品价格上涨前抢购，从而导致3-4月耐用品消费支出大幅增加，而5月支出又迅速回落。美国零售额环比增速的数据同样说明关税政策提前投资消费。3月美国零售额环比增长1.5%，5月环比降至-0.9%，私人消费后继乏力。
根据密歇根大学公布的数据，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024年12月至2025年5月下降了21.8%。随着中美经贸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在双方决定下调关税税率后，信心指数才出现改善迹象，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6月出现反弹，不过仍低于关税政策之前平均水平，关税政策对私人消费产生较大负面作用。
图5 美国实际个人消费支出 图6 美国零售额环比和消费者信心指数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调查局和密歇根大学。
企业投资微弱扩张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制造业PMI从5月的48.5%升至6月49%，服务业PMI从5月的49.9%升至6月的50.8%，新订单指数在6月回归扩张达到51.3%，较5月上升4.9个百分点。尽管6月美国PMI呈现微弱扩张是一个积极信号，但关税对供应链带来的巨大压力仍是限制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扩张的关键因素。目前，知识产权投资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子类。一季度，结构投资下降了1.1%，企业为规避关税在一季度加快了设备采购，导致设备投资增加了8.3%；知识产权投资受关税影响较小，以2.3%增速增长。随着抵押贷款率高企以及关税成本开始显现，二季度美国结构投资仍将承压，预计设备投资增速大幅放缓，但知识产权投资将保持稳健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冲结构投资和设备投资的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