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逻辑和路径，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从战略传播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首先，我们要厘清战略传播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对什么是战略传播、什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等等做出清晰的界定。
第二，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基本理念、路径和逻辑，需要回归到民族问题和新闻传播最基本的理念和逻辑中去，从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核心内涵中寻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逻辑内核。
第三，做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传播还要坚持人本、聚焦实践，共同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战略传播的基本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国际传播和对外宣传工作的最新要求。不同于一般的公共外交或对外宣传，战略传播是一种精心设计或系统规划的传播。战略是控制和使用一个国家种种资源的方式，它关乎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
战略传播在传播过程上，强调整体性和协同性，强调多元主体统筹协调形成合力。它非常强调宏观性和系统规划性，要求把相关传播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强调各个部门和各种力量在传播过程中的高度协同。
美国战略传播的发展
根据现有研究，战略传播来自美国企业界，是从大型跨国公司进行涉及企业发展和企业形象的营销推广活动中起源的。在“9·11”之后美国特别突出了思想战、心理战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提出了这些新的战略发展概念，不断在这个基础上推广实施。
以美国的战略传播为例，2001年美国在联邦政府层面建立了专门机构，强化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作用。2001年11月，美国政府设立了战略影响办公室，这是美国作为国家层面推动战略传播的源起。
2004年后，美国开始研究将政府各部门的对外传播资源进行全面整合，提出了国家战略传播的理念。它的标志性事件是2004年国防科学委员会的报告《战略传播：国防部、国防科学委员会的报告》，直接把战略传播作为这个报告的核心支撑。
2010年之后，美国的战略传播对整个体制进行全面系统设计和实施。奥巴马向美国参众两院提交的《国家战略传播构架》，对美国的战略传播各方面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梳理，美国的战略传播从设想逐步变成了现实，在政府层面形成了系统的传播机制。
根据学者们的梳理和讨论，美国的战略传播体系主要有如下特征：
第一，以价值观、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为核心诉求，更加集成化、系统化和专业化，强调战略传播的宏观性的主要特点。
第二，建立由总统负责、国安会统筹、部门分工合作的国家战略传播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
第三，着眼于国家发展中重大战略需求和现实问题，加强战略传播的理论和政策研究。
第四，特别重视针对目标受众的精心运作的传播和接触，与利益相关者保持良性互动。
从美国战略传播体系的主要特征可以看出，美国非常重视在战略发展的顶层设计，强调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核心观念，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事件，或者某一个故事，甚至不仅仅是简单的国家的形象，其实传播的是美国的价值观，它的国家利益，这是更好地服务于美国战略利益的基础和前提。
做好中国的战略传播有几个方面。首先要以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为着眼点。战略传播本身就是通过传播策略来影响人的观念、态度和行为，强化或维持有利于本国的利益和目标。战略传播本质上是作用于人的认知。新闻传播的基本理论表明，新闻不仅是对现实图景的反应，某种程度上也是人们建构日常世界的一种认知框架，从话语到叙事都体现了系统化、连续化的认知建构过程。如何运用战略传播影响人们的认知，如何更好地塑造中国自己的形象，如何在这个基础上打破美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是我们战略传播非常重要的着眼点。
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战略传播列为八项国家实力之一，非常重要。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硬实力的提高，也是价值观和思想文化软实力的提高进程。这关系到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是否能够更好地争取民心，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一直提分众传播和精准传播，提高感召力、亲和力和说服力。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国家对中国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非洲国家希望了解的内容不仅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更想知道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中国的经验能不能为他们所用。而美国和西方对于这样的内容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另外一套逻辑。我们讲感召力、亲和力、说服力时要将不同的传播对象分开来进行，在传播当中实现比较好的效果。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传播，既超越于传统的民族议题对外传播，同时也要置于国家战略传播的总体框架之下，强调与国家总体战略传播的目标相一致。从这个角度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是传统民族议题对外传播的转型升级。
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究竟应该由哪些主要内容来构成？截至目前，这仍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我想，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体系，起码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主要面向；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方式方法；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所涉及的重要核心议题。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主要面向来看，要从下面一些主要维度切入：
一是民族议题的维度。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核心，也是西方或者其他国家对我们特别关切的方面，我们不能主动放弃。和民族议题维度相匹配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塑造与民族议题的对外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塑造不是某个单一民族的形象，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形象，也即我们作为中华民族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形象。
二是历史的维度。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中华文明的叙事之间有怎样的联系？最近很多学者写文章，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如何在相互冲突、相互融合当中形成和发展，历史的维度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切入点。
三是现实的维度。讲中国的民族议题，首先不能认同西方对我们民族国家的设定，与之相对应，我们要讨论怎样构建我们的国家认同，在多极化世界中寻找能够实现中国国家认同的方向和维度。在当前特别是在国际上，这是非常重要的。
四是制度的维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质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道路，这是中国对民族问题的道路和制度探索中非常有影响和成就的方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国道路的一个重要代表，在全球有很大的影响力。
五是文化的维度。比如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全球化时代寻求我们的文化认同。民族问题往往和文化认同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人们的身份往往取决于你选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认同什么样的文化。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受西方各种影响，特别是受资本的影响。我们需要不断构建我们的文化认同。
六是政治的维度。中华民族的概念有非常强大的政治属性，孙中山就曾提到五族共和。中华民族的概念是一种建构，这个建构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政党政治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是不能够回避的。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一个完整统一的新中国的过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需要整合各方力量，特别是各个民族的力量，共同为实现伟大目标而奋斗。
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逻辑和方法
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方式方法包括：主体协同、国际舆论斗争、国际形象建构和分类传播、精准传播等方面。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主体和协同。战略传播与其他的传播不同，强调宏观的规划性、主体和协同性。体现主体和协同，要明确以谁作为传播主体，哪些机构和人员作为重要的协同方。
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与国际舆论斗争。中华民族本身的形成过程也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战略传播作为国家层面的规划，毫无疑问是要参与到国际舆论斗争中去。
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和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不仅仅是要树立好中华民族的形象，还要明确与中国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
第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与分类传播、精准传播。作为一个传播的整体，它需要宏观的设计和整体的规划，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不同国家，每一个不同的文化领域，又需要进行分类和精准传播，这里也有冲突和矛盾。
此外，还要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核心议题，这不仅包括传统的涉疆、涉藏传播，更重要的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上升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面。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中提炼出解决当代民族问题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内核。
回归民族问题和新闻传播的理念和逻辑
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逻辑和路径，需要探索民族问题的道路逻辑和新闻传播的理论逻辑。
一是民族问题的基本理念和逻辑。在民族问题上，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逻辑就是很好地坚持了“两个结合”——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有它自己的独特逻辑和规律，恰恰是遵循了中华民族历史形成逻辑和规律，我们才找到了这样一条道路。
我们不能局限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框架，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历史实践的结合中理解中国所形成的民族、国家和文明形态：在两个结合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什么样新型的民族形态，形成什么样新型的国家形态，最后形成什么样的文明形态，这是讨论民族议题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新型的民族形态。中国的民族与西方的民族有非常多的区别。我们的民族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解放理论和中国历史传统构成下的一个新型的民族形态。北京大学的马戎教授曾经说过，中国的民族在西方能够对应的概念是族群，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西方的民族概念。从这一角度来讲，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历史传统来看中国的民族，它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历史过程论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规律的深度的结合。从共同体来讲，它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交往联合论与中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客观实际的深度结合。我们的民族概念是在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中国历史传统构成的一个新型的民族形态，不能被西方的民族概念所框定。
新型的国家形态，表现为多民族国情与单一制国体有机统一，是和而不同的多民族国家。从这个概念来理解，在对外传播、国际传播时要讲清楚我们的民族是什么概念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形态，这和西方的民族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是不能够被西方民族国家概念所统辖的。
新型的文明形态。西方有一个线性的历史观，某种程度上是以古今来代替中外，它以历史纵向来代替横向多样性存在的可能，西方的历史观轨迹永远是从不发达到发达、从野蛮到文明，其实就意味着从东方到西方，所以当中国这样一个东方的大国，它有着与西方在人口、经济规模各方面体量总和相当的一个国家，它的复兴将对西方带来非常大的冲击。这就是中华文明作为新型文明形态所带来的影响，是我们能够为世界作出的贡献。
比如萨义德就比较了东方和西方不同的逻辑，他所著的《东方学》清晰地梳理了西方关于东方的认知是怎么形成的。最早西方的探险者在对东方的描述中深深印刻了当时西方对东方的政治理念，在它进行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把时代的一种政治理念变成一种学术化的表达，而且不断地通过学术的传承承袭下来，成为西方共同的知识库中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从当代知识的运用来讲，学术又再次从现实政治运用当中得到了赋权和再确认，进一步强化当代的政治理念在学术中的渗透。很多人认识东方或东方的世界，不是通过现实去认识的，往往是通过历史文献和研究来认识的，其实这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偏见和时代因素，而他们对活生生的现实视而不见。
要打破西方对于东方建构出的这样一套观念和逻辑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可以通过一点点去交流和建构，跳出西方的框架。
在民族问题的这一基本逻辑下，做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传播，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涉民族议题，而是要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中国道路联系在一起：文化上，是文化主体性和共有精神家园的建构；政治上，是民族凝聚力和大一统的格局形成；经济上，则是推动经济互补共生和中国式现代化。
现在文化认同是非常热的词，在文化主体性与共有精神家园方面，我们所认同的文化应该是中华民族整体性文化，打造的是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不是具体的某个单一民族或某个区域的精神家园。要讲好这个故事，就要从历史和各个方面讲清楚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展故事，在发展中与各族文化之间的互鉴融通之间的联系。如果只强调某一个民族或者某一种文化，事实上就把这些区域上的整体性破坏了。要更好地讨论和传播区域文化，我们国家的文化是怎样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由各个民族共同形成的，只有在这里才能够找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民族凝聚力与大一统。我们今天的民族凝聚力来源于共享的文明核心价值，来自近代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信念。我们如果把历史作为一个连续体，从满清末年改革派洋务运动，到后来孙中山领导的民国，再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它不断地解决中国各个历史阶段复杂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凝聚起来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以前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在朝鲜战争中却可以去和美国军队拼刺刀，这中间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其实和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民族凝聚力有非常大的关联。
这个问题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很多志士讨论的问题。蒋廷黻提到，近百年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他说西方这么小的国家为什么能侵略中国，就因为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能够吸取民间各种资源整合起来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中国所不具备的。
传统的中国并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也没有相应的动员机制，没办法调动国民的力量，国民是一盘散沙。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把工农大众很好地组织和动员起来了，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到，回顾中国历史过程，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贡献，就是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所以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新中国的成立，都在于通过革命将各民族人团结起来。
经济互补性共生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是一家，谁都不能落下，都要实现共同富裕过上好日子。很多民族问题和经济有密切的联系。很多问题和经济发展有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讨论民族问题时，要讨论如何让更多民族地区的百姓，更好地参与到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让他们在经济增长中更多受益，这样才会有共同的命运感。由此，怎样在中国式现代化和经济互补共生中去解决民族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
二是新闻传播的理论逻辑。做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要明确传播什么、怎么传播？怎么以我为主进行传播？怎么通过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设更好地实现传播？
先从例子来说。新疆棉事件被西方舆论炒作得沸沸扬扬，西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作为借口排斥新疆棉出口。如果把它作为新闻传播的问题来审视，可以看到西方的新闻自由和一些最基本的逻辑，到国际报道里突然失效了，他们只想看自己愿意看到的东西。为什么西方的新闻自由到了国际传播当中变得非常虚伪呢？其实这里有很多逻辑，西方的媒体需要迎合所谓的民意，而另一方面，西方受众对于东方和中国的认知是在西方知识体系培养出来，只有把中国纳入这个叙事话语里，西方的受众才能够理解。
可以说，西方对非西方（包括中国）的报道所体现的是西方对于非西方的控制，通过树立一个他者形象，来不断强化西方对自身的认同。凭借对表达权的全球垄断，西方以新闻自由为借口还剥夺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权力，不断维护和巩固西方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
在当今的数字时代，当技术革命席卷一切时，我们有时候会形成一种误区和假象，似乎在技术发展背景下，新闻传播的理论都是普世的、共通的，没有东西方差异的，这显然是一种错觉。
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兴的新闻理论和新闻观念，其实所体现的并不是技术的影响，而恰恰是西方自身的发展变化。比如西方特别强调的后真相、情感取向等等，不仅仅是因为技术的影响，更多是与西方自己的政治社会有密切的联系。
西方新闻学讨论的核心话题是新闻与民主的关系，新闻怎样促进和影响民主。民主是多数人的意见，而新闻是致力于报道事实的真相，但当社会越来越复杂的时候，事实的真相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被把握的。很多问题是社会性的，它会淹没在各种各样间接的媒介当中，淹没在各种统计数据里，淹没在人们很难在短期内确切地去求证的事实里，所以变得非常模糊。这个时候，民主就发挥了非常大的威力，最后媒体会有意无意的把多数人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当成真正的东西来传播，民主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对于新闻真实的界定。更糟糕的是，当前西方的政治生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传统的民主政治不断失灵，民粹主义浪潮中精英与大众对立带来新的社会连接困境。这些都在不断动摇着西方新闻学的一些基本理念。
比如说西方希望用透明性来代替客观性，成为当前新闻的主导性逻辑。但透明性代替客观性，内在逻辑和客观性是一样的，仍然是一套新闻专业的话语逻辑。它所致力解决的是公众的信任问题：当公众已经不再相信传统媒体能够保持第三方客观公正的立场的时候，要求自己更多参与进来，更多发表观点，新闻从业者通过强调透明和参与来试图重新获得公众的这种信任。我们会发现，相对于以前的客观性，当我们更多讨论透明性的时候，它所体现的其实是西方专业主义理念的倒退和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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