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重大现实问题。认识消费及其提振，应秉持系统集成思维框架，具备“跳出消费看消费”的站位。
在社会经济循环中，消费是基础，而主导性地供给民众就业岗位和形成消费能力的有效投资是关键，需基于系统集成的思维框架，思考和认识提振消费层次的要点，以及现阶段我国政府发力“有效投资”层次的基本认识。
提振消费应秉持系统集成思维框架
在扩大内需中大力提振消费，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当前在各方面高度关注之下，以严谨学术态度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深化研讨，系统化地认识其思路与要领，很有必要。
中央指导精神的表述是很清晰的：“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我认为，这正是现阶段实施逆周期的超常规宏观调控与跨周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统筹结合，这是经济工作发力的一个总体方针。由此有必要强调经济工作的“总基调”——“稳中求进”，而且中央又新加了特别有意义的四个字——“以进促稳”。从逻辑上认识，在我国整体经济运行中遇到了对于现代化进程“行稳致远”的风险因素、不利因素的威胁，必须化解这种因素。将“以进促稳”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具体落实，需要我们正确理解“全方位扩大内需”。其中，中央现在更强调“全方位”，是对接到“系统集成”这个中央反复强调的思维框架上。把“系统论”的系统集成要义，具体化到认识扩大内需，首先应从消费、投资两大方面形成一个通盘的、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系统化理解。
以系统集成思维讨论消费，要具备“跳出消费看消费”的站位。如果从学理到实践和实务相互联系来分析，首先要援引中央明确表述的一个基本判断，即“消费是基础”，“有效投资是关键”。
消费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点非常清楚，因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必然要落实在所有的经济活动中，都要归结于满足人民群众的最终消费，消费作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归宿，当然就具有其“基础”意义。满足消费需求也正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原生动力（贾康 、苏京春，2016）。只要人类存在就必然有对自身消费需要的满足。当然，随着实际生活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种物质消费还要上升到物质和精神的结合层面，将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加入进来（即形成一种综合消费——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文化、艺术生活等方面的需求，便可作这样的理解）。为使作为“基础”的民众需求得到可持续地满足，就要研究确定供给对于需求的响应机制与双方的供需互动。新供给经济学在其研究成果中有专门的表述：需求作为原生动力所引出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是发生在供给侧由生产经营主体尽力来提供可以使“用户体验”得到提升的产品和服务，形成有效供给（贾康、苏京春，2016）。需要进一步明确：供给侧的源头是什么？在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供给的初始环节是投资，而且投资的内在逻辑是由于其存在有效（细分包括高效或低效）与无效的区分，在主观意旨上，一定是要追求有效和尽可能的高效。以投资的有效性带出的，首先是经济活动中表现出所提供的可持续的就业岗位，而比较充分的就业是整个社会和谐稳定最根本的支柱，我国政策方针中强调的“就业优先”这个原则，正是这一认知的实际映照与体现。如果老百姓有了相对充分的就业，就有了从社会层面上能看到的可预期的民众收入，即有了依托就业支撑的、不断形成货币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能力，这成为以“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提供“满足需求的消费活动”的源头活水。经济学原理所阐述的“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以数学语言来说，即收入是自变量，消费是因变量，消费随收入而变化。
由此可知，民众收入主要的源头活水，是有效投资，这表明，把消费与投资联结在一起来认识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投资的关键应当是“有效”的。我们应当千方百计提高投资有效性，尽可能避免无效与低效。加强对投资与消费关系的认识，对于进一步把握好提振消费的思路与要领，是很有帮助的。总之，“跳出消费看消费”，要落到中央强调的“系统集成”的系统论思维框架上。对这一思维框架引出的全面认识和应把握好的要 领 ，可以引申到：对于当下很有现实意义的“大力 提振消费的基本思路和要领”方面的探讨，有其可条理化的若干层次，可以逐一进行考察和分析。
系统化思考和认识提振消费问题的八个层次的要点
第一，在战略思维上，首先应强调“做大蛋糕才能分好和吃好蛋糕”。在实现消费和提振的前面，一定要有经济焕发活力、做大蛋糕的措施，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大前提。没有这样一个前提，不管怎么努力，对消费的提振都会捉襟见肘。发展是硬道理，是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一言以蔽之，要依靠作为市场主体的这些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他们能够调动潜力，焕发活力；主导的企业行为倾向，应对接到“耐心资本”的长期主义行为模式。
在这方面，作为引导的“预期管理”非常重要，中央对此作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强调。因为现在我国为数不少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存在困难。经济学的理论联系实际形成了一种对预期的高度重视，这个“预期”，其实是心理学与经济学对接起来后特别强调的一个因果关系实现机制：预期具有“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特点。所以，一定要特别重视中央现在反复强调的“预期管理”，而当下预期管理就不能回避很多企业存在的困难，就“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而言，信心从何而来？当然是需要综合的手段，关键要做好实事。
前一段时间，我国一些中心城市统计指标所反映的消费低迷，我认为主要还是与企业活力不足、社会上对经济基本面的信心不足形成拖累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大众感受到一些企业生产经营有明显困难的运行境况，就会产生预期的弱化及其“传染 ”。这个层次的认识，需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做大蛋糕”和“做好预期管理”，把握住基本面的支撑。在许多讨论如何解决大力提振消费问题时，基本面的支撑往往被忽略。
第二，要务实地考虑消费的源头活水，主要是以有效投资带出尽可能充分的就业，进而对有效投资高度重视、真抓实干。现阶段，应该特别鲜明地对此加以强调和做好相关工作。有学者说：消费不是刺激出来的，如果老百姓有收入、手里有钱，他就会有由消费能力带出来的消费行为。我们凭借中国特大规模经济体的客观条件抓住刺激消费 、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的观点，落入了认识误区。当然这并不否定应在特定的阶段上，注意发力对消费作出刺激、引导、鼓励，但还是要强调，在始发环节上的有效投资形成消费能力的源头活水，这是一个十分必要的做大蛋糕的要领，尤其是在经济低速阶段，企业投资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政府应做的有效投资必须发力，尽可能拉动非政府投资提高其活跃度。
第三，政府必须对社会给出明确信号。政府是非常注重扶助弱势群体的，即为“社会政策托底”。在努力做大蛋糕、增加就业的同时，要关注社会上的一些弱势群体，他们的消费更多需要依靠的是低保、抚恤、救济。在提振消费时，低保标准是不是可以适时提高？应该做的抚恤、救济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加及时到位？还要注意合理提供能够使社会成员感到政府带来“温度”的那种案例，以提升低收入阶层、弱势群体等社会成员的安全感。同时，也应提升社会的和谐稳定感。
第四，解除消费大众的“后顾之忧”，匹配好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我国社保体系涉及基本养老、基本住房、基本医疗的保障，子女就学接受义务教育的保障，还有高校里对以寒门子弟为主的助学金政策，等等，这些是与公共服务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提高这方面的标准和水平，可以解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从而可使人们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获得当期收入后，会以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用于当期消费，显然这也是提振消费十分重要的配套条件。
怎样才能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做得更好。目前在我国实际生活中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已经在城市区域稳定地工作、居住、生活的，新近统计结果为接近三亿从农村迁徙而来的“常住人口”，仍然被称为“农民工及其家属”，这些社会成员早已经脱开“三农”，在北京等地甚至三十多年在城里拖儿带女过日子，只是因为户籍进不了城，才被这样称呼。为什么户籍进不了北京？我国发展中的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水平，还没有达到那个所需支撑力的水平。我国从消除“二元经济”“城乡分治”特征的城乡一体化、中国式现代化等取向考察，要进一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与提振消费的政策取向相互配套。一方面，准备接纳未来还会有几亿中国人要从农村逐步迁徙到大大小小的城镇中心区域，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一视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另一方面，要积极考虑怎样尽快补上原来已经进城的这些“农民工及其家属”的欠账。显然这与我国消费潜力的挖掘和消费的提振，具有密切关系。
第五，一些商业性定位的消费信贷和保险机制方面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这与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中提升金融与保险产品多样化水平有直接的关联。另外，也要积极推进政策性的农贷、巨灾保险——这与我国巨量的农村人口和“三农”相关人口的消费潜力的释放有显著的相关性。
第六，可以酌情使用辅助性的消费券。2020 年新冠病毒感染冲击发生后，一些地方政府曾把消费券用作政策工具，支持本地的消费提振与经济景气指数的抬升。前一段时间，有些中心城市又有发放消费券的安排，这是当地政府在意识到消费方面支撑力不足后采取的对应举措。这种消费券的运用，观察下来可称为政府和商家的合作促销，政府方面是把以财力补贴促销以后的经济景气提升所可能收到的增值税等的增量作提前预支。就此而言，这可以说是一个合理的机制。这种消费券在各个地区怎样合理运用，要有定制化设计，而不是到处去套用的方案，主要解决的是年轻白领、中产阶层消费潜力的引导和释放，因为真正的最低收入阶层，依靠消费券不能完全解决调动消费行为，那是需要依靠前述的“托底”政策措施使他们能保证基本消费的。毕竟年轻白领、 中产阶层方面的消费潜力，值得以这种方式来调动。总体来说，这是属于辅助性的举措，不能指望依靠这种消费券，能够带来那么巨大的全局性支撑作用。
第七，阶段性的“以旧换新”等政府价格补贴政策应当继续运用。过去，我国曾有“家电下乡”这类可总结的经验，近年又有“以旧换新”的实践经验 。2025 年，国家在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安排了3000亿元资金用于“以旧换新”补贴，是在 2024年下半年已有1500亿元投入此项机制的基础上，继续发力来做支持的。这项措施发挥的仍属于辅助性作用，—虽然并不是主导作用，但是将其纳入政 策“组合拳”，是应当积极地运用起来。
第八，现在很多人考虑的仍是政府对所有社会成员的“直升机撒钱”方式，我在此做一些案例分析。据查询，美国的“量化宽松”概念伴随的所谓“直升飞机撒钱”，从2020年3月之后，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进行了三轮，受益对象包括年收入不高于7.5万美元的成人和受他们抚养的儿童（制定了适应人群的细节规定，并非社会上流传的“人人有份”），合计约3200美元的“直接发钱”，受益面达到约1.47亿—1.65亿人，约占美国总人口数的一半。美国有特定的“底气”，即美元在全球的硬通货币地位，可以把这种以货币符号方式给本国人撒钱带来的“美元掺水”风险因素，转由全球持有美元资产的人共同承担和消化，并不在乎美元实际币值摊薄的因素对于其国内经济运行有多大影响。所以，美国的“撒钱”举措没有带来明显的对风险因素上升的担心，但是其国内受到了好处，老百姓当然会得到消费能力的提高。
这个模式如果套用到中国，按照不少人建议的简化为“按每个人头发一份钱”来考虑，可简单算一下账：一个人发一千元全中国需发约1.43 万亿元。在中国国情下，这是面对全局统筹必须考虑的制约。由此要画一条线，人均可支配收入什么水平以下的人，可以得到补助，即有所区别之后，对低收入者发钱——美国实际上正是这种模式，只不过其“低收入者界线”划在大体中位的量值上，可使约一半国民被覆盖。那么在中国特定国情、民情的约束条件下，需要考虑选择标准。有技术性计算问题。
综合考虑，政府的资助如何安排可使更多的人形成消费能力？我认为，首先还是看能不能发放配给券——不当现金使用，但是可在政府指定的有资质的商业网点去领购基本的食品或者扩大到一些基本生活用品，这样副作用更小。但是要严格监管，当然也要警惕：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国有这种券式票证，一定会出现一个“黄牛市场”（形成收购券证后的倒卖交易）。要有严格的管理措施。
关于消费和投资四个层次的基本认识
在“跳出消费看消费”的开阔视野与系统集成思维框架下，以及加上“问题导向”下的可行性考虑等维度的综合性认识之下，应将其规划为一个系统工程：从消费能力形成的源头活水——以有效投资形成就业和较稳定收入预期开始，联结“社会政策托底”“社保体系完善”以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制度与政策配套，再匹配户籍制度改革、消费信贷 和保险供给、消费券的因时因地制宜使用和阶段性“以旧换新”引导激励措施等。这一系统工程，在政策与改革的形式上，形成“组合拳”式解决方案。因此，需避免忽视其中任何应选“组合部分”的认识，突出重点与主线，统筹兼顾，协调好制度机制创新和政策体系优化，以及组织、管理、实施工作中“各个局部纳入全局”的系统集成操作。
与这个系统工程相关，要从大力提振消费的视角，进一步引申与有效投资相关的认识。毋庸讳言，关于我国现阶段投资的潜力空间和“有效性”的问题，在学界、实务部门、地方政府层面，都存在明显不同的认识。我认为，经常听到“我国投资已近饱和 ”“地方政府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这类看法，是陷入了明显的认识误区。而一味抨击“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已大为超前”“政府投资必定低效”等一些见解，也有其表面化、片面性的须商榷之处。澄清这些相关认识，不仅与追求消费提振有不解之缘，更与全面扩大内需、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大政方针的贯彻有紧密联系。在此简要讨论如下四个层次的基本认识：
我国超常规扩张性政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双松搭配”）助力扩大内需阶段，正是政府牵头以“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投资实施扩大内需而提升经济景气，同时增加就业、提振消费、优化结构、增强发展后劲的宝贵机遇期。能够安排启动上马的有效投资项目仍有空间，比如，地方政府辖区从各中心城市开始，将过去想建而为天文数字资金需要所限不能大张旗鼓地展开具体项目建设可能性的海绵城市建设（在近年各地雨季洪涝灾害事件冲击下已更显紧迫），海绵城市建设必然在物理空间内要求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施工的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还有把地铁和轻轨通盘设计施工的密度、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网建设，以及相关水系治理（城外对接基本农田灌溉体系优化，城内对接园 林景观、生态保护与城市美化等），以及这些项目衍生出的多种应配套的公共设施，等等。至于各中心区域急需增建的停车场与停车位、充电桩系统和大量待展开的“老旧小区改造”等，又可以形成一份可选项目清单。过去政府牵头做这些投资，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当下在超常规发力扩大内需阶段，以地方专项债（还本付息顶格安排可长达 30 年）、特别国债（还本付息为期 30年）以及超长期特别国债（还本付息为期 50 年）筹集资金，可以大办而特办。我国社会中需配套的各种相关供给要素（钢材、水泥、设备、劳动力、技术力量、管理力量等），以通盘规划加可用资金投入项目建设，此其时矣！
第二，在政府规划下，政府牵头、发力启动和 推进的“两重”及其配套建设项目的有效性，首先表现为在经济低迷期，以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建设扩大内需，将立即产生为数可观的就业岗位，以及原材料和设备等投入品的订单，在近期，这正是在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在中长期，这又正是生成优化结构、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后劲、增强国家减灾防灾安全保障等一系列正面效应。
第三，上述政府推动的以基础设施、公共工程为主的投资之有效性，还将紧密联系虽准确量化很难（属于世界性难题）、但确实存在一种值得看重的“正的外部性”（正面效应外溢，属于“准公共产品”的特定属性），可称其为“国民经济综合绩效”。比如“要想富，先修路”（体现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应下“先手棋 ”“适当超前”的规律性）的安排，可拉动未来长时期内欠发达地区得以更好地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促进“共同富裕”和国家长治久安，如青藏铁路这样的 建设项目，虽其直接成本—效益分析的财务表现不符合微观常规标准，但从超越微观直接经济效益眼界的宏观的、社会的、政治的、国家战略的层次上看，却有不可忽视、必须充分肯定的综合绩效。
第四，政府投资的有效性，面临关于项目建设一系列现实影响因素的挑战。为尽可能提高其综合绩效，必须从政策大方向、政策力度、项目群顶层规划与资金配置和可行性方案研究、项目的具体资金管理和建设质量管理，以及项目竣工使用后的运营保养维护等多层次、多环节，尽可能实现合理化而避免失误，减少瑕疵。
现实生活中，政府有可能发生无效投资。对可能发生的种种“无效”之成因，要有针对性地形成防范与化解方案，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常 抓不懈、及时纠偏 。但是，政府投资可能出现的失误、偏差、瑕疵及副作用等，不能成为完全否定政府投资必要性及其有效性的理由。有实质意义的作为，就在于通过现代治理、科学管理、创新发展，在 政府投资领域兴利除弊、努力防患未然，追求尽可能高水平的综合绩效，而这也正是“提高投资效益”与“大力提振消费”有机联系的体现，以及相关优化配套机制的应有取向。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