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7日，美国众议院以308票对 122 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三项加密货币立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反 CBDC 法案》。该法案明确禁止美联储未经国会授权发行面向市场或金融机构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这一决定不仅是对美联储货币发行权的重大限制，更标志着美元体系可能迈入 “双美元时代”—— 美联储美元与稳定币美元并行发展且开启制度性竞争的新时代。
《反 CBDC 法案》的立法出台意义深远，1776 年美国反抗宗主国大英帝国的专制统治并获得国家独立之后，先是开创了北美银行（1781～1783），失败后又相继开创了第一合众国银行（1791～1811）、第二合众国银行（1816～1833）、萨福克银行（1818～1858）、国民银行（1864～1913）和美联储（1913～至今），履行央行功能。六次央行体制探索之后，《反 CBDC 法案》与此前通过的《天才法案》一起，堪比对英式央行体制和美联储央行体制的一次最新革命。从货币史角度看，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业界讨论的稳定币绑定美元与美债的实质在于延续美国金融霸权，还在于构成了美国挣脱美联储私营化权力垄断美元枷锁的关键战役，已经开启了美元货币体系变革的新征程。
美联储私营化权力垄断美元的历史溯源
要理解这一变革的深刻意义，必须回溯美联储的百年垄断史。
独立战争获胜后，美国在中央银行体制的探索上从未止步。自1774年大陆议会表决通过发行以“美元”（Dollar）为标识的北美殖民地联邦货币起，美国便沿着欧洲已获成功的“中央银行体制”探索自身的美元中央银行体系。从北美银行以降、经第一合众国银行、第二合众国银行、萨福克银行、国民银行的五次央行探索，均以失败而告终。因此，美国自杰克逊主义者的硬通货良币运动后的 1836 年，便进入了长达77年的自由银行时代。
1907年的银行业危机成为重要转折点：危机中暴露的系统性风险，让美国公众逐渐意识到，自由放任型银行体制潜藏着重大不稳定根源，支持成立中央银行对州立银行和金融市场进行适度监管的呼声日益高涨。国会随之重新考虑创建央行体制的必要性。其中，共和党参议员尼尔森?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组织委员会调查危机成因及其教训后提案主张，美国应效仿欧洲国家成立统领银行业的中央银行，这意味着美国需告别已持续了77年的州立分权制的银行业自由化旧时代。
然而，被称为“奥尔德里奇提案”的中央银行方案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危机中，早已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货币同盟实施深度布局的金融巨头摩根大通创始人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Pierpont Morgan）及其盟友，挺身而出实施了有效干预，使危机得以平息。这一事件表明，准私人化的央行式机制是能够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的。正因此，最初的提案以摩根大通等私人银行为基础并完全效仿英格兰银行的私营模式来组成美国的央行体制。但这一提案随即遭到了强烈反对。后经新当选的民主党总统威尔逊建议改造，最终形成了“联邦储备局（政府机构）+12家私营储备银行”混合体制。这种独特的制度设计，仍为日后美联储私营化权力垄断体制的终结埋下了伏笔。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联储承担的 “储备机制”的必要性名存实亡了。央行体制的“储备机制”已经荡然无存，意味着美联储的立命之本也悄然消失了。这就表明，私有制继续介入央行体制的必要性轰然倒塌、不复存在了。为此，私有制主政的美联储一边掩盖日益凸显的“阿喀琉斯之踵”，一边谋划新的立命之本。在追求美联储私有利益最大化和长久化的过程中，美国经济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仅出现贸易逆差、财政逆差、国债逆差的“三逆差”局面，还伴随经济“空心化”病症的凸显。
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实质上是1971年实物锚代币体系解体后，美联储私营集团探索新型央行体制的代价与结果。在保罗?沃尔克（1979年8月6日—1987年8月11日）执掌美联储前，其两位前任主席所推行的美元代币通胀政策，给美联储本应追求稳定美元币值的使命带来了市场信心的严重流失和巨大挑战。沃尔克遂大力整治通货膨胀，但离开传统代币载体物后，如何调控币值稳定成为美联储无力破解的难题。沃尔克的继任者格林斯潘找到了破解之道：诱导境外美元回流，完成美元国内循环、境外循环及境内外一体化循环的动态均衡。金融衍生品的诞生与扩张，便是格林斯潘努力稳定美元币值体系的重要举措。
在格林斯潘治理时期，美联储不仅掌控“美元危机”，更掌控了远超传统银行体系的金融衍生品新世界。2008年，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QE）政策拯救美国金融体系后，其权力架构不仅未被削弱，反而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该法案将 QE 工具合法化，使美联储获得了“大而不能倒”的特别监管权力与地位，形成对美元体系的多重垄断，其私营化权力垄断达到顶峰。
《反CBDC法案》的深层动因
2025年7月17日通过的《反CBDC法案》，表面上是对数字货币发展的限制，实则暗含三重战略意图：
首先，打破美联储的私营化权力垄断。古人云，物极必反。美联储的垄断与扩张使其与美国国家利益渐行渐远。
一是尽管美元无锚定物，但享有从各国收取“铸币税”的特权，依靠的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信用，尤其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后盾，但收益却被美联储的十几个私人股东拿去了大部分，这不仅造成美元霸权与美国债务越来越不可延续，而且造成内部利益分化。特朗普代表的是制造业集团利益和被金融资本压榨的那部分阶层利益，同时也希望通过改革延续美国在世界的金融霸权地位，这决定了他必须打破美联储对发币权的垄断。
二是美元利益对美国本土的依赖减弱，转而更依赖全球化，而美联储的私营权力垄断与主权垄断脱节，让美国作为主权国家陷入深层困境。不彻底摆脱这一垄断，美国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将始终面临被绑架与掣肘的风险。毕竟，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美元服务美国经济和美元服务海外经济的规模对比已经从大转小，已经不再主要服务美国国家的主权经济了。即美联储维系美元利益最大化的定位与战略，与美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利益选择既有交集也有分歧：交集大于分歧时双方共荣，分歧大于交集时双方内斗不可避免。这促使美国政府另辟蹊径，将主权货币从独家垄断体制转型为非垄断型新体制。
而法案的核心用意在于防范美联储借数字货币创新来继续扩大自己的私营势力。稳定币的兴起已经可以将美联储的私营势力阻隔于稳定币领域之外，为限制美联储通过 CBDC 迂回延续数字时代的私营化权力垄断，国会明确划出了红线：数字货币领域必须保持开放竞争，不容许美联储一家独大。
其次，重构美元发行机制。随着1971年8月15日布雷顿森林协定解体，美联储美元作为法定货币的根基仅剩其中的美债锚支撑。假以时日或当稳定币运营机构将稳定币与美债实施一比一挂钩时，此类稳定币在原理上与美联储美元将无本质差别，美元将呈现美联储美元与稳定币美元“本质相同、应用领域不同”的共生状态。一旦稳定币的价值基础完全锚定或100%锚定美债后，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元发行逻辑与架构——此时稳定币实质上成为与美联储美元无差别的“美债稳定币”，二者法理完全一致。由此可见，从美元资产化稳定币到美债稳定币仅剩一步之遥。而一旦如此，该种稳定币即在原理上和事实上同时成了“稳定币美元”。随之而来的便是双美元时代的到来以及二者之间必将引发的深度较量和激烈竞争。
最后，当然有巩固美国金融霸权的考虑。当前美债规模已突破36万亿美元，传统美元体系难以为继。通过鼓励稳定币经营者持有美债，可创造新的美债需求，为美国金融霸权延续生命力，同时确保美国在与中国的大国竞争中保持货币优势。
总之，《反CBDC法案》的高票通过，标志着美元由美联储独家垄断的时代即将结束，而稳定币美元与美联储美元并行的双美元时代可能将由此正式开启。
双美元时代的制度博弈
随着“双美元时代”的到来，原有货币体系的平衡被打破，首当其冲的便是美元监管体系的重构。现行监管框架建立在美联储集权垄断基础之上，无法适应双美元竞争新格局。未来改革可能包括：设立新的联邦监管机构，统筹稳定币美元与美联储美元的监管，建立二者间的兑换与清算机制等。
其次是货币效率的革命。美元资产化稳定币（包括稳定币美元）代表着更高效率的货币形态：在交易效率上，区块链技术可实现毫秒级跨境结算；在发行效率上，依托智能合约可实现自动化发行；在监管效率上，可编程货币支持精准政策调控。这些效率优势协同生效后，必将产生强大的“挤出效应”，逐步蚕食美联储美元的传统份额与垄断地位。
就全球货币体系而言，随着美国对美元的重组，世界各国不得不随之调整。中国香港等地已迅速推出了本土法律框架下的稳定币方案，欧盟、日本也在加紧布局。
这场由美元重构引发的货币大革命，可能朝着三种方向演变：一是双美元无优劣之分，共同支撑美元霸权；二是双美元形成良劣之分，最终良币战胜劣币；三是双美元形成良劣之分，最终劣币战胜良币。
无论出现哪种情形，人类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是：“双美元时代”能否凭借货币效率优势为人类社会的更大繁荣带来新的增量发展。若不能，“双美元时代”注定将昙花一现，终将被更先进的货币原理与兼容性超越。
尽管“双美元时代”来势汹汹，但其背后的货币学原理仍未突破西方经济学与货币学的固有局限。若不能就货币起源原理、实物货币原理和复合货币原理给出系统性的理论建构，美国在这场货币大革命中的努力与博弈或将前功尽弃。尤其在零和繁荣与共赢繁荣的关键议题上，若美国政治无力引领共赢繁荣，无论美元资产化稳定币或稳定币美元多么先进，最终也无法阻挡人类增长型经济的前进步伐与浪潮。
货币是非中性的，且从来如此。这是西方经济学自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经新古典分析范式到现代主流经济学始终无法兼容的核心命题。但双美元的制度博弈，却直接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
全球经济形态的范式转移
稳定币的兴起不仅关乎货币本身，更关乎市场经济生态的整体重塑，包括一般均衡机制与稀缺资源最优配置机制的重构。其中，以“真实世界资产代币化（RWA）”为代表的经济形态崛起，正彻底颠覆传统线下经济与以互联网、移动互联为载体的线上经济。通过传统资产代币化，稳定币正打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价值流通、信任构建与交易效率壁垒，包括但不限于金融产品、艺术品、房地产、大宗商品、银行业、保险业等几乎所有实体经济领域的产品均可上链交易。
随着第一代区块链技术融入智能合约，链化技术体系加速升级，不仅涌现出树图技术等区块链的迭代新技术，更催生了Web3等网络架构新业态，使跨链交易从可能走向成熟。一旦传统交易或实体化交易通过链化重构转化为链上交易，人类经济增长方式将彻底步入后市场时代。
这是因为，现当代经济是由货币驱动的增长型经济，与货币自身的效率属性密切相关，由特定货币（实物锚代币和银行净头寸货币）所决定。而市场是辅助货币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扩张机制，即市场的扩张使货币效率更高。但随着稳定币带来的货币本身效率与技术的改进，增长型经济完全可以超越西方市场机制实现更大更有效的增长。无论如何，平台经济与链化经济的存在已经向世界证明：由无数市场主体自愿参与的价格齐次型（价格对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是一致的）市场体制正在失灵、失效。西方价格齐次型市场并非人类增长型经济的唯一路径与场景。若链化经济全面发展，经济学中的西方市场功能将逐渐弱化，面临失灵风险。人类正在迎来西方市场经济的后时代。
毋庸置疑，中心化平台经济或将被去中心的链化经济融合并兼容性超越。期盼中心化平台经济与去中心的链化经济融合形成新型协作关系已无可能。即便平台经济运营者（如亚马逊）发行自己的稳定币，由于钱包技术属性已形成代际壁垒导致向下兼容困难，两者并行运行已无可能；若平台经济将钱包工具一律升级为链化钱包，其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已在实质上消失。
平台经济注定消失的核心根源，在于货币原理与货币效率将发挥非中性化的颠覆作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局限性在于假定货币中性，正因如此，从古典分析范式到新古典分析范式，乃至科斯领衔的新制度经济学，均只能在这一假定基础上方可展开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凯恩斯主义虽承认短期货币非中性化，但在长期上仍回归中性框架。
当货币本身与货币原理存在显著效率差异时，其决定和推动的增长型经济将成为函数应变量。换言之，经济增长由货币属性及效率集合所决定：有怎样的货币属性及效率集合，就有怎样的经济增长。特定货币效率集合才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机理。仅当货币效率集合呈现中性状态时，资源配置才交由供需型价格机制来决定。一言以蔽之，货币是决定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面对稳定币新浪潮，我们有必要从货币学原理的大局观重新审视这场货币大革命的本质。
巨变时代的战略与抉择
站在人类历史巨变的转折点上，美国别无退路，即选择以货币大革命的魄力，放弃运行112年的美联储私营化权力垄断体制，推行阵痛最小的“美元非垄断型新体制”——双美元体制。这场货币变革对美国而言是一场超级冒险：自由市场体制将随之终结，其法律体系的优越性也未必能实现边际收益递增。更关键的是，美国发起的此次货币变革，还只是货币革命的前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货币革命，因其基础制度如国家监管制度还未构筑好。而在沙滩上构建的美好图景很可能只是一座海市蜃楼。真正的货币革命仍在蛰伏、蓄势待发，等待着成为“螳螂捕蝉”背后的“黄雀”。
对中国而言，这场由美国主导的稳定币合法化变革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要警惕美国金融霸权的自我革新，另一方面需重新审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低效路径。在货币效率决定经济增长的时代，唯有与时俱进者才能赢得未来。
无论如何，借助稳定币诞生的机理，我们已能窥见一个超级庞大的新未来正在向人类逼近。若不重视以区块链技术为底层逻辑和基础设施的新型社会组织原理，这一战略误判不仅不可逆，还可能成为中美较量的一次关键失利。
相反，若积极主动迎接货币效率革命的历史必然，中国的机遇便会瞬间呈现。美国已将人类共同努力249年的全球自由贸易转向全球关税贸易体制，这是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背叛，是典型的零和繁荣捍卫者，其国家软实力已大幅削弱。若中国继续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赢理念，中美较量便可升级为美国主导的“零和繁荣”与中国主导的“共赢繁荣”之争，这一战略机遇已被美国清晰地呈现在了世界面前。
由此可见，在稳定币大革命背后，美国的诸多“阿喀琉斯之踵” 已暴露无遗，其建构的“全球关税贸易之零和繁荣新体制”正为中国创造无数战略新机遇，但中国面临的困境与危机并非一目了然、轻易可解。
毋庸置疑，此次货币大革命的本质是货币效率的革命。传统货币体制已逼近效率极限，无法继续推动经济有效增长，不从货币变革入手已经难以统筹全局。认知并接受这一立论，本身就需要一场知识体系的革命——对西方经济学的彻底重构。
挑战已然迫在眉睫。世界需要认识到，不仅美联储美元潜藏着巨大困境，事实上所有国家的央行货币体制都潜藏着照搬英式央行体制时所遗传的部分准备金同质困境。换言之，人类整体货币体制面临同步转型的历史必然，无法凭借政治决心与意志规避。
货币及货币效率原理是经济增长最基础的底层驱动力和变革，可实现全球同构，因此国家间的关键竞争在于应用层面的制度竞争。以RWA（真实世界资产代币化）为代表的经济业态转化器正成为各国追逐的焦点。若不能抢占这一高地，无论树图技术或Web3技术多么先进，都将沦为过渡性工具；反之，只有高效占领RWA经济规则的制高点，中国才能借机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发展。让我们在迎接双美元新时代的浪潮中，运筹帷幄，力争决胜千里之外。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