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以来，印度引以为傲的IT产业发展信心连续遭遇两次打击。一是年初，中国开源大模型“深度求索”（DeepSeek）横空出世，引发印度业界大惊失色，纷纷叩问为什么“深度求索”诞生于中国，而非以IT服务闻名全球的印度。二是印度最大IT服务企业塔塔咨询（TCS）近期宣布公司史上最大规模裁员，裁撤1.2万个中高层管理职位，占其员工总数约2%，释放印IT行业恐面临整体性衰退的寒意。
当前，印度IT产业和服务出口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局。过去三十多年来，印度一直紧跟最新信息技术潮流，通过扩大服务出口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享红利。如今，印度能否把握和应对当前面临的空前机遇和挑战？印度长期被视为其优势特长的IT产业竞争力究竟如何？为什么面对AI冲击显得毫无准备？印度的制造业和货物贸易发展长期滞后，如果作为出口支柱的IT产业也受到重创，印度将遭遇哪些政治经济风险和挑战？
IT产业和服务出口长期被视为印度独特优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以“产业跳跃”态势，绕过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递次发展的传统路径，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以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服务出口部门。从数据上看，1993年以来，印度以美元计价的服务出口以高达14%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连续增长30年，增速既高于同期印度货物出口的10.7%，也高于同期全球服务出口6.8%的增速。印度服务出口不断攀升，占全球服务市场的份额从1993年的0.5%增至2022年的4.3%，扩大到8.6倍，总量排名也已从2001年的24位上升至当前的第7位。
印度号称“服务出口大国”可能值得商榷，但是称其为“全球IT服务出口大国”就比较客观。印度IT产业的国际声誉可追溯到20世纪末的“千年虫危机”。为避免系统瘫痪风险所产生的大规模修复需求，迫使跨国企业在全球寻求低成本、高效率的外包伙伴，而印度企业凭借充足的人才储备、英语优势和高度服从的工作文化，成功承接了大量订单，在全球IT服务市场中打响名头，让印度迅速赢得“可靠后台”的口碑。印度政府为抓紧服贸机遇，也制定了一系列出口促进政策，包括创设软件产业园区和特区、增加出口补贴、豁免计算机硬件关税、推动先进技术进口等。这些政策助力印度服务出口产业不断壮大，进一步激发了印度内生的劳动力禀赋优势，并催生出塔塔咨询（TCS）、 印孚瑟斯（Infosys）、威普罗（Wipro）、马恒达科技（Tech Mahindra）等业务遍及全球的IT服务外包巨头。
到目前，涵盖通讯、计算机、信息服务的IT行业已经成为印度服务出口的绝对支柱，占据近一半份额。长期以来，印度IT产业与全球技术扩散、产业升级保持同步，即使在疫情期间也依靠远程办公等增量服务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最近10年出口年均增速达到9%。到2022年，印度成为全球第二大IT服务出口大国，占据全球IT贸易15%的份额，仅次于爱尔兰。极大缓解了印度货物贸易长期巨额逆差造成的外汇收支不平衡问题，还为印度赢得“世界办公室”的称号，印度政府一直强调其为不同于“东亚模式”的后发国家经济起飞路径。
近三十年来，印度已成为IT服务和技术外包的代名词，它找到了一个能规避自身弱点，同时最大化发挥自身优势的发力点。相比制造业，IT服务对基础设施规模体系要求更低，非体系化的互联互通和能源传输网络就可以保障其基本运转。同时，IT服务可以完美规避印度严苛的用工制度，最大限度地盘活其独特的劳动力优势，包括东亚国家普遍不具备的英语沟通优势、美国和西欧不具备的用工成本优势、非洲很多国家不具备的初级技术人才规模优势。换言之，印度凭借全球其他经济体不具备的技能、规模、稳定性优势，和自身具有的特点，较为成功地拓展服务出口业务，进而在IT服务方面占据了独一份的全球产业生态位。
新冠疫情暴发后，印度服务业增长点正在从传统的IT服务加速向其他商务服务领域扩张。在疫情期间利用全球对服务贸易需求扩张，印度服务出口反而能保持增长活力。疫情推动全球企业进一步数字化转型——2020-2021财年印度IT服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238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FDI），2021-2022财年和2022—2023财年合计也达到146亿美元。这些投资很多被用于在印投建全球能力中心（GCC）。得益于业务数字化、远程化不断推进，很多跨国企业希望将原来在本地部署的运行、会计、法务、咨询、研发等服务性岗位外包到印度，以此压缩营商成本，提高盈利水平。
跨国企业在印部署大量GCC，在IT服务之外新增了“其他商业服务”出口。印度这一类别在2021-2022、2022—2023财年的平均增速高达28%，其规模也从2021-2022财年的590亿美元，上升到2022—2023财年的804亿美元，目前已占印服务出口的四分之一强。在“其他商业服务”项下，四分之三的增长来自五大业务：商业管理咨询和公共关系服务；工程服务；广告会展服务；研发服务；其他技术服务。印度满足了跨国企业技能密集型及数字化服务需求，成为跨国企业降本增效策略的重要支撑，包括JP摩根、亚马逊、沃尔玛、微软都已在印设置GCC，且该部分业务规模目前仍在扩张之中。
印度IT产业创新能力乏善可陈
尽管印度是全世界的“IT后台”，同时几乎无缝对接硅谷等创新前沿，但其多年来并未诞生叫得上名字的操作系统，没有自创本土媒体播放器、聊天软件、浏览器，甚至没有自研的大型游戏和文件浏览器。除了Zoho、Finacle等极少数在细分领域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产品外，全球市场难觅具有大众辨识度的印度自研IT产品，遑论在某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王牌IT产品。
当很多国家在全球分工中经历从低到高的价值链爬升时，印度IT产业却一直陷入低端诅咒。以中国为例，很多中国制造业企业最初属于大型原始设备制造商（OEM），但后来中国企业逐渐获得知识产权、研发能力、设计能力，并制造出国产替代制造业产品，形成拥有自主产品和品牌的企业，从比亚迪到OPPO无不如此——他们起步时都只是跨国企业的外包生产商，但逐渐升级，拥有完全自主的国际品牌。反观印度IT产业，尽管拥有庞大的程序员群体，却自始至终以劳动密集型的低成本服务为主要模式，历经三十年发展仍以规模扩展为主，几乎没有实现任何实质性的纵向突破。无怪乎印度学者抱怨，从电脑桌面软件开发到移动应用开发，印度IT产业在过去三十年错过了本可搭乘的 “发展快车”。印度官方不断抱怨推特、脸书等美国社交软件对印充满偏见，但拿不出具有竞争力的竞品。而中国的字节跳动凭借Tik Tok成功挑战美国社交媒体垄断，但当印度因政治原因封禁Tik Tok后，本土涌现的粗制滥造同质性产品，却无法实现基本功能。
人才流失是印度IT产业缺乏创新能力的重要原因。印度IT人才在各环节都面临来自欧美的系统性“掐尖”。印度顶尖的IT人才，从一开始就手持签证前往美欧高校和大公司，其中佼佼者成为微软、谷歌、Adobe等企业的CEO及中高层技术及管理人员。而那些经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中级人才，则会在新德里周边的诺伊达、古尔冈，被谷歌、英特尔等公司的本土高端产业园区雇佣。较大的薪资差异导致最优秀的人才无法留在印度本地，难以形成本土企业或者团队开展创新。
在印度本土，印度IT服务业几乎完全被印度财团承接，形成固定的雇佣关系，严重压制中小微企业生存空间，形成事实上的垄断。而当塔塔咨询（TCS）和印孚瑟斯（Infosys）为代表的IT巨头以垄断的方式融入西方分工体系，并凭借自身独特的生态位轻易向客户收取不菲的费用后，他们已满足于从事循规蹈矩的重复性工作而失去了往产业上游攀登的动力。2024 年印度研发支出仅占GDP的0.65%（254 亿美元），远低于中国的2.68%（4762 亿美元）和美国的3.5%（9623 亿美元）。这表明，当美国和中国的企业通过高强度研发投入推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数据库、编程语言、产品和平台的时候，大多数印度程序员只是在低端链条上简单运用这些配发给他们的资源。
印度的产业创新失败本质上在于陷入了一种源于“人矿”的资源诅咒。印度程序员完美匹配西方IT服务的几乎所有需求——熟悉英文、费用低廉、服从命令、技术过关、规模庞大，同时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几乎难以找到替代印度IT人才的供给方。这种近乎完美的资源禀赋虽然可以说是一种能力，但更像是一种运气，正是因为运气太好，反而造成印度IT企业普遍因循守旧、厌恶风险的偏好。换句话说，印度IT企业已习惯于利用印度和西方之间巨大的人力资源差价套利，局限于“开采人矿”而非打造创新产品，由此IT企业利润大部分并未投入研发或产品开发。
有两个现象最能说明上述问题。一是从商业模式看，印度IT服务企业收费是按程序员向客户服务工作时长计价。在这种收费模式下，雇佣低技能开发人员不仅能压缩人力成本，也尽可能以拉长服务时间来提高收费。而高技能开发人员不仅人力成本高，也会提高效率，压缩服务时长。印度相对欧美本土IT人才的优势就在于低劳动力成本，他们尽量选择廉价的低技能人才填满收费时长。二是从人力资源培养角度看，即使挖掘出具备技术提升潜力的员工，企业也往往会优先将他们派驻海外客户现场，而留在本土优秀员工则大多转向客户管理、人员管理岗位，而非提升至更高级的技术岗位。以上两点共同作用之下，印度IT企业没有兴趣培育和保留更高水平的技术能力，而是更专注于批量“开采人矿”。
这种产业布局中的短视，使印度IT产业陷入全方位、系统性的产业龟缩：几乎没有印度本土IT企业敢于主动进军全球市场，没有机会与国际巨头同台较量，也自然没有机会被击垮、被收购，没有竞争性企业“虽败犹荣”的风骨。印度本土既没有诞生过被脸书收购的“印度版WhatsApp”，也没有出现过挑战WhatsApp但失败的“印度版Telegram”。印度IT企业沉醉于凭借既有比较优势攫取利润，但更进一步的业务和技术创新既得不到优先考虑，也不会获得奖励。因此，印度难以建立起从涵盖创投、开发、测试到商业化运用的完整产业科技生态。
印度 IT 产业常被视为印度经济腾飞的引擎，不仅服务出口驰名全球，还与硅谷、纳斯达克等国际科技前沿保持紧密联系。然而，看似智力密集型的“天才产业”的发展模式却更多依赖低廉的人力成本，通过大规模“人力外包”获取利润，而非在核心技术与高端创新领域建立优势。其 IT 产业表面上代表着高端与现代化，实质上企业缺乏推动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服务出口的繁荣也遮掩了印度制造业发展的结构问题，被当作“后发国家发展先进产业”的创新模式，并被视为值得推广的先进经验。
印度IT产业面临的多重冲击形成新一轮考验
事实上，以IT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本身就需要依附于工业制造业，但由于印度自身工业制造业未成体系，无法支撑起本土信息技术底座的形成——无论是数据库、用于制造业的AI大模型，还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印度几乎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核心能力。这在全球信息化初始阶段尚有需求，因为印度可依靠低价优势的IT外包维持增长，但随着AI在全球加速崛起，这一模式正在迅速失效。2015年前后，全球AI崛起已势不可挡，但大部分印度IT企业却对此无动于衷。他们看不到AI带来的巨大变革，不愿跳出既有套利模式，相信他们依然能够像从前那样延续“美国吃肉、印度喝汤”的传统分工分利模式。
当AI大潮真正袭来的时候，印度决策者沾沾自喜的梦想被打碎了，印度IT产业并没有抓到可以锚定的强大核心业务。毕竟，印度长期以来最擅长的不是创新技术、开拓市场，继而赚取超额利润，而是“以低于旧金山星巴克服务员的薪酬雇佣印度程序员”。换句话说，在Claude, ChatGPT和Gemini等AI工具大范围运用以前，印度绝大部分程序员本质上是在从事现有AI工具最擅长的任务——印度程序员使用英语、严格遵循指示，在极低薪资下从事程序化且重复的工作，本质上不过是为硅谷技术精英配备的“人力AI”。一旦更低成本、更高效的AI工具获得广泛运用，就会大幅度压缩美印之间的人力成本差，摧毁印度IT企业长期依赖的套利基础。近期，塔塔咨询宣布规模达12000人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裁员”，虽然并未言明AI的影响，但这一点其实早已昭然若揭。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IT巨头的业务很大部分将被AI取代。虽然IT工作不会消失，但这一业态已经发生巨大改变——人力仍然至关重要，特别是负责复杂、创新、富有挑战业务的核心人力，但对重复性的机械劳动需求将大幅下降。如果不跳出既有模式，印度在AI时代恐面临前所未有的“人才错配”难题。
与此同时，中国开源基础模型“深度求索”性能大放异彩，更是打破了印度对自身IT产业领先地位的幻觉，促使印度政策制定者正视其在AI领域的落后风险，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印度IT落后于美国几十年来已成常态，但如果大幅落后于中国，对印度来说则难以接受。印度政府和IT业界受到刺激如此之大，以至于有印度行业专家直言：“深度求索可能是发生在印度身上最好的事。它给了我们一记‘鞭策’，让我们停止空谈，开始行动。”
在DeepSeek-R1发布10天后，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MeitY）就启动征集可适应多种任务的本土大型人工智能基础模型提案。MeitY公开招标邀请私营云服务和数据中心公司为政府主导的人工智能研究预留GPU算力。信实工业（Jio）、Yotta、塔塔集团（Tata）纷纷响应。在这一安排下，MeitY以补贴价格部署近1.9万个 GPU，这些GPU从私营部门的基础设施中搜集分配给基础人工智能项目，由此引发了企业提交提案的热潮，他们都期待借助政府资助的算力来开发自己的模型。围绕AI展开的各项事宜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推进，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发展的雄心和焦虑叠加共振激发的强大政治意志。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印度IT同时也遭遇了来自特朗普政府前所未有的政策挤压。虽然最近一轮的美印关税战并不涉及服务贸易，但美参议院近期推出的《阻止就业岗位国际转移法案》（HIRE Act）已提议对所有外包工作加收25%的关税，旨在推动企业部门为美国国内就业市场创造更多岗位，而不是把工作外包到国外去。印度是美国最大的服务进口来源国之一，而美国市场占印度IT巨头营收的半壁江山，印度IT产业极有可能成为这一政策的最大牺牲者。值得注意的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不同，上下游链条更短，因此印度很难通过跨国多元化部署转嫁惩罚性关税，也很难通过寻找替代市场进行避险。
对于印度来说，最为不利的场景可能是AI冲击和地缘经济冲击叠加共振，而这种可能性已隐隐浮现。无论是制造业岗位还是服务业岗位，特朗普政府都希望尽可能留在美国本土。考虑到AI对于服务业的渗透和冲击在现阶段要远强于制造业，比起特朗普心心念念的“制造业回归”，美国目前更有可能利用既有的AI优势推动“服务业回归”，特别是在服务关税催化下，加快收回原本外包到印度等国的服务业岗位，其中既包括传统的中低端IT服务，也包括内容更加多元的商务服务。
结语
印度IT产业曾凭借独特的比较优势在全球分工中取得显赫地位，长期被视作印度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与国家软实力的象征。然而，在AI浪潮冲击、全球产业链重塑以及地缘政治摩擦交织的背景下，这一“人矿驱动”的发展模式正显露疲态。印度IT外包等传统优势产业反而面临生存危机，不仅会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竞赛中被进一步边缘化，更可能因出口支柱受损而面临宏观经济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印度政府需破除传统思维，进行新的战略布局，否则完全有可能成为全球AI发展浪潮中受伤最重的国家。
（编辑 杨利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