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既是我国“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实现从全面小康到现代化强国、从追赶到引领、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大跨越的阶段。“两个大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相互交织、大国间竞争博弈的日益加剧、比较优势的根本转化使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强，经济领域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必须做到胸怀大局、科学研判、精准施策，不断增强识别和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
胸怀大局：全面把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地位
新发展阶段，国际形势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国家安全、民族复兴、外部挑战、人民生活等多个层面深刻认识和把握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地位，能够为部署经济安全战略，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一）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维护经济安全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其在国家总体安全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安全格局实现了从被动防御向开放竞争的转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入WTO，不断融入全球化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面临国际竞争，特别是以美西方为主的大国博弈，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尤为突出，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不仅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而且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安全的关联程度日益加深，成为赢得民心、巩固政权和稳定社会的重要保障。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安全的基础地位，不断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以经济安全筑牢国家总体安全的物质屏障。
（二）经济安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前提
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且面临巨大挑战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顺顺当当就能实现的，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新起点、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新时期、由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新阶段，我们要从实现民族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着力防范和化解因经济结构、发展观念、发展思路固化造成的经济安全风险挑战，畅通经济运行的血脉和筋络，有效应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挑战，筑牢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能源、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高新技术为主导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安全保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支撑。
（三）经济安全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要条件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曲折和风险，“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滋长”，逆全球化风险影响日益加剧，国际的经济斗争日益尖锐，科技战、贸易战等手段成为大国间竞争博弈的主战场，构筑稳固的经济安全格局，实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和相互依存，既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善了安全环境，也使我国经济稳定受到国际经济波动和政治博弈的挑战。随着我国在对外开放中长期依赖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全球化红利逐渐减退，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全球金融风险、通货膨胀风险、汇率风险等严重威胁我国经贸安全。这要求我们必须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特点、新要求，注重对外部经济风险的防控和评估，有效应对和反击美国政府对全球发动的关税战、贸易战，既通过自身经济发展，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又承担大国责任，推动形成国际经济安全合作新局面。
（四）经济安全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经济领域出现的任何风险和波动，都能直接或间接地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显现出来。新发展阶段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对经济安全的需求呈现多维度和多样化态势，安全的经济发展环境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前提。因此，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时刻将人民群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经济环境。
科学研判：及时发现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挑战
新发展阶段，各类风险挑战呈现易发和高发态势，如果发现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最终导致小的经济风险演变为大的经济风险，局部经济风险演变为系统性经济风险，国际经济风险演变为国内经济风险，经济领域风险演变为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风险，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总体安全，而科学研判是防范和化解经济安全风险的根本前提。
（一）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风险
发展与风险相伴而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瓶颈，旧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经济发展风险逐渐暴露出来。
一是不发展带来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不发展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因素。新发展阶段，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仍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一方面，安全离不开发展的物质支撑；另一方面，发展中形成的问题需要依靠发展来解决。伴随着经济增速的调整，市场主体在经济繁荣时期盲目投资、社会供需失衡、国际金融动荡等原因造成的经济泡沫、影子银行、债务危机等风险逐渐暴露出来，需要我国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培育创新动能，破除无效供给，提高经济风险的应对效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化危为机的根本转变。
二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带来的风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涵盖的社会基本矛盾规律、价值规律、货币流通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经济周期规律等，共同架构起指导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准则。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极易形成经济风险甚至发生大规模经济危机。新发展阶段，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防止出现因违背经济发展规律造成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和共同富裕进程受阻等风险挑战。
三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带来的风险。当前，区域与城乡、收入与分配、供给与需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和市场竞争、效率发挥、有效供给、动力转换、制度创新不足等经济发展不充分问题，成为我国经济循环不畅，诱发系统性经济风险的深层次因素，需要科学研判、综合施策，正确处理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和可持续的发展，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二）新发展阶段的经济转型风险
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的主题，这在客观上要求发展格局的重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宏观经济调控的着力点由需求侧向供给侧与需求侧双向发力转变。原有的发展方式、产业结构的平衡关系将被打破，体制性、周期性、结构性问题相互交织，存量风险和增量风险相互叠加，经济转型的风险压力明显加大。
一是产业转型升级风险。产业转型升级是产业从价值链的中低端上升至中高端的过程。需更加警惕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技术、人才、创新支撑不足的风险，因传统产业衰退造成的产业结构脱实向虚的风险，新旧动能转换不畅引发的产业接续断档的风险，产能过剩的风险，产业链供应链受阻的风险，保障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是经济结构失衡风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但“三大结构失衡”问题仍是新发展阶段影响经济转型的突出问题。首先，应高度警惕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风险，防止出现因实体经济有效供给不足引发的供给与需求失配风险，以及无效供给过剩引发的低端产能过剩及能源资源浪费风险；其次，应高度警惕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风险，防止出现因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盈利下降导致资金盲目投入金融领域引发的大规模金融风险；最后，应高度警惕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风险，防止出现因人地失衡、投资失衡、供需错配造成房价涨落异常、房地产市场秩序失衡，引发金融风险。
三是金融债务危机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甚至影响着经济健康发展。”近年来，不良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债务违约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造成的信贷问题和银企债务问题日益突出。新发展阶段，为保障经济向更高形态转变，我们需更加警惕因高杠杆引发的高投机行为以及因经济增速放缓引发的宏观债务水平持续上升等宏观金融债务风险，警惕金融业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跨境交叉传导等中观金融债务风险，警惕金融机构自身存在的影子银行、不良贷款、信用和流动性风险上升等微观金融债务风险。
四是管理体系滞后风险。经济风险管理体系是为研判、预警、应对经济风险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组织机构、相关制度和运作流程，旨在增强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的能力。新发展阶段，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经济风险因素明显增多，非传统领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需要更加警惕风险识别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体制机制，筑牢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网。
（三）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竞争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筑起了“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新发展阶段，国际各经济主体间的竞争日益复杂激烈，国际国内经济发展高度不确定性带来风险，要防止引发系统性经济风险。
从国内层面看，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源红利、人口红利的逐渐减退，关联企业的盈利空间相对缩减，各经济主体为占有市场份额而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成本，甚至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谋取利益，扰乱市场秩序。首先要警惕因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造成的扭曲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危害经济领域公平正义的风险挑战；其次，要警惕因过度竞争造成的产能过剩和资本无序扩张等风险，以及因无序竞争造成的市场投机、市场垄断、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风险，或者因同质化竞争造成的经济利润缩减、技术突破缓慢、资源浪费等风险；最后，要警惕因违背竞争规律、市场规律、价值规律造成的产业链供应链不稳、经济循环不畅等风险。
从国际层面看，国际上以技术竞争为核心的经济竞争日益激烈，我们要充分抓住机遇发展科学技术，提升产业竞争能力。受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影响，近些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必须警惕因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导致我国产业结构长期处于中低端的风险，警惕部分国家通过贸易摩擦、经济封锁、经济制裁等不正当竞争手段试图转嫁危机，遏制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警惕部分国家采取的极度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和货币安全造成冲击的风险。
精准施策：妥善解决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现实问题
新发展阶段既是一个经济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高质量迈进的时期，也是我国经济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需要在明晰方位、识别风险的前提下，靶向发力、精准施策，从根本上解决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现实问题。
（一）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维护国家经济发展安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新发展阶段，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多重压力，必须进一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解决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国国有经济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技术设备，凝聚着我国最先进的生产力，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追赶国际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安全具有关键作用。在具体实践中，既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推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布局优化、战略重组，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战略能力，又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各类资本优势互补，营造开放包容的市场秩序和竞争环境，守住不发生重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既能够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能够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新发展阶段，既要着力发展财税制度、产权制度和金融体系，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有效应对“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又要着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保障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三是科学精准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增强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前瞻性和针对性，科学精准制定发展与安全所需要的各类宏观政策，形成政策合力，提高宏观政策的针对性和稳定性，有效防范宏观经济大起大落。
（二）提升创新体系效能，保障国家经济转型安全
新发展阶段既是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期，也是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期，需要不断提升创新体系效能，着力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防范经济领域重大风险挑战。
一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有效应对经济竞争新挑战。首先，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科技创新的重大和迫切需求，解决重大技术难题，在新兴产业领域锻造领先世界的新科技，彻底改变经济发展受制于人的局面；其次，要加强前瞻部署，统筹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我国科技发展的态势及阶段性特点，着力攻克国内外科技创新前沿问题，赢得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战略主动权；最后，要激发创新潜能，健全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积聚体制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夯实创新人才基础，加快构建布局合理、分工接续、协同高效的创新体系，抢占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维护国家科技和经济领域安全。
二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首先，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保障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我国应把扩大有效需求同深化供给发展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提升消费水平、拓展投资空间、优化就业结构、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有效挖掘释放国内需求潜能，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其次，坚持以高质量供给引领，保持重点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应持续推进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提高供给质量和韧性，保障粮食、能源、重要资源等领域供给安全，既在纵向上实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畅通，又在横向上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实体与虚拟经济之间循环流转，有效应对国际经济竞争风险。最后，处理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推动世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既坚持内循环驱动发展战略，以超大规模的市场获得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竞争优势；又巩固扩大“一带一路”优势和影响，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重构，推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产业拉动、贸易协同的经济循环体系。
三是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应对金融债务危机风险。我们应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既加强跨境资金流动自由化制度创新，又不断完善外商投资准入限制和监管审查，构建事前风险研判，事中风险监测、事后风险评价机制，严禁资本的无序扩张，有效提升外资引进质量。
四是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保护，防范国家秘密技术外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才能有效保护我国自主研发的关键核心技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此，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立法，构建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和应对机制，完善网络安全监察体系，严格管理和审查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知识产权，积极参与制定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规则和全球反垄断相关法律法规，并以合法有效手段解决国际知识产权争端。
（三）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实现世界经济共同安全
新发展阶段，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坚持共同安全理念，积极扩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以世界经济普遍安全保障我国经济安全不受侵害。
一是共同维护国际经济环境，合作应对经济风险。我国作为开放包容、安全稳定国际经济环境的倡导者、践行者和推动者，必须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以中国经济增长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并推动各国以对话协商、寻求共识等方式开展经济合作，共同应对世界经济风险挑战。
二是共同构建经济伙伴关系，实现经济互利共赢。现阶段，金融危机、粮食短缺、能源紧张、产业链供应链不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普遍性经济安全问题，既不是一个国家单独面临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问题。这需要我们瞄准国际需求，积极构建共同合作的经济伙伴关系，采取包容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把控好政策外溢效应，推动形成共同安全发展模式。
三是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范国际经济秩序。我国应继续坚持“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履行大国责任，与世界一起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携手构建人类经济命运共同体，共同抵御全球经济风险挑战。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