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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的风险挑战日趋严峻。为促进政府、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之间紧密沟通与合作，探索风险防范和权益保护的有效经验做法，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保护海外投资权益的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安全发展大局，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日联合举办“中央企业海外投资权益保护”研讨会。30多家央企和专家学者共同聚焦当前央企出海面对的主要风险、关键挑战和优先应对方向等问题，共商海外投资权益保护之策。
中央企业海外投资有效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中央企业作为海外投资的“国家队”与主力军，海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布局持续深化，战略支撑作用愈发突出。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指出，我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海外投资贸易规模持续攀升。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央企海外资产规模已超8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央企业全部资产总额的18%；在全球180余个国家和地区运营项目超8000个，业务覆盖能源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装备制造、金融服务等关键领域；2024年央企海外项目带动国内设备出口超3000亿元，创造间接就业岗位超50万个。
彭华岗（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指出，近几年央企将海外业务作为拓展发展空间，服务国家对外合作的重要载体，以系统性思维推进海外布局，从项目前期的风险评估到运营中的合规管控，再到权益受损后的应对维权，形成了全流程关注、全链条发力的走出去工作格局，彰显了央企作为国家对外投资主力军的责任与担当。
能源领域：中国石油海外油气权益产量连续五年突破1亿吨，“一带一路”沿线油气权益产量占海外权益总产量的80%以上。中国海油权益产量3400万吨，在“一带一路”的12个国家的18个油气项目，海外油气产量占比超30%，年均为国内供应2000万吨原油、150亿立方米天然气，占国内油气对外依存度的12%，有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国家电网在9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运营12个骨干能源网资产，成为“一带一路”能源互联互通标杆。中国电建集团在106个国家或地区承包工程项目1000余个，在建合同额1142亿美元，在13个国家投资26个项目，总投资约110亿美元。去年在世界上最干旱的智利阿塔卡马沙漠高原完成了480兆瓦的太阳能项目。
在关键矿产资源领域：中铝集团以资源获取、开发，工程技术服务为核心，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铝、铜、铅锌、铁矿资源收购、开发业务，形成了几内亚西芒杜铁矿、几内亚博法铝土矿、秘鲁全球最大铜矿之一特罗莫克铜矿、加拿大塞尔温铅锌矿四大矿山，海外资产2487亿元，拥有约18亿吨铝土矿资源。中国五矿2024年境外资产总额1666亿元，拥有境外矿山18座，铜产量42万吨，锌产量26万吨，铅产量5万吨，镍产量2.87万吨，钴产量0.55万吨，其中秘鲁班巴斯铜矿、澳大利亚的杜加尔河锌矿，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瑞木镍钴矿都是世界级的矿山，境外资源量占到央企境外资源量的一半以上。中国有色集团海外资产768亿元，主要分布在非洲、亚洲及欧洲地区，涵盖铜、锌、钴等有色金属资源的开发及冶炼业务，在赞比亚、刚果（金）运营6座铜矿山、9座铜冶炼厂，在非洲打造了一条以铜为主的采、选、冶炼全过程生产链条，在保障国家供应方面的重要性非常明显。
在物流航运领域：中远海运集团强化港口投资布局，构建海上战略支点，在境外设立企业1049家，在欧洲、地中海、中东、东南亚、南美洲、非洲18个国家或地区布局25个港口，其中“一带一路”沿线22个。标志性的港口有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秘鲁的钱凯港、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港等一些区域性的关键枢纽港。2024年开港的秘鲁钱凯港，已经成为中国与拉美之间贸易往来的关键节点，为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招商局集团在62个国家设立425家企业，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等项目使当地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平均提升40%，显著优化区域物流效率与国际贸易竞争力。中交集团在海外投资了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尼日利亚莱基港、牙买加南北高速公路、柬埔寨金港高速、肯尼亚内罗毕快速路、以色列阿隆塔沃燃气电站、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丹吉尔科技城等标志性项目。
在钢材领域：中国宝武在境外设立全资和控股子公司125家，分布在36个国家和地区，境外总资产达1065亿元。中信泰富境外业务已覆盖全球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涵盖特钢、消费品、能源、基建及地产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以特钢高端制造与大昌行消费品贸易为核心的出海格局。
在综合投资领域：国家电网在9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运营12个骨干能源网资产，菲律宾国家电网项目保障了当地70%的电力供应，巴西美丽山特高压项目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1600万吨。华润集团聚焦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医疗消费等重点领域出海拓业，境外资产规模约1600亿元，营业额近400亿元，境外员工超过2万人，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泰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瑞典等地，覆盖地产、零售及消费品、物流、能源、集成电路等业务领域。
央企海外投资业务发展，有效保障了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缓解了国内资源约束，已成为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
央企海外投资面临的核心风险和主要问题
近年来，伴随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度调整，央企海外投资权益面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保护主义抬头、合规监管趋严（反垄断、制裁、数据隐私等）、安全审查泛化（如欧美外资审查机制）、东道国政策不稳定等问题和挑战，海外投资风险呈现“传统风险持续、新型风险叠加”等特征。海外投资项目受损事件频发，暴露了在复杂国际环境下风险防控的短板。
（一）美西方加大对华遏制与制裁，全链条封堵风险上升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构建技术、市场、资金全链条封锁体系，持续升级对华制裁，截至2025年9月，3000多家中国企业及机构被纳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对14纳米以下芯片制造设备实施“护栏”限制，禁止第三方国家转让相关技术，直接导致某央企海外汽车电子工厂产能利用率从90%降至65%，产业链安全压力显著上升。某央企被美国列入国防部军事企业清单、财政部非SDN军工复合体清单、商务部出口管制实体清单。2020年该企业被列入军事企业清单后，12家欧美银行终止与其国际结算合作，圭亚那深海油田项目资金回笼周期从30天延长至90～180天，年增资金占用成本1.2亿美元（占海外净利润的5%）。
投资审查领域加大，安全审查泛化，对中资企业歧视性的政策和规定，增加了海外资产的经营难度。欧洲多国实施“泛安全化”限制，欧盟通过《外国补贴条例》《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抬高中资准入门槛。2022年，英国国家安全与投资法出台以来，英国政府已经对10余起中国企业投资做出禁止收购或附条件批准的决定。某央企出口欧盟钢铁产品面临每吨120-180欧元碳成本，年增成本约2.25亿欧元。某央企2021年参股的德国汉堡CTT码头，本来如按照35%的参股比例，至少能派一个董事进入董事会，参与日常运营。但德国政府以关键基础设施为由通过法案，强制该企业将汉堡港CTT码头股权从35%降至24.99%、放弃调度系统控制权与关键岗位任免权，仅作为一个财务投资人身份进入。
（二）资源民族主义持续加剧，政策频繁变动导致投资权益受损
一是主要资源国频繁以国家安全为由，调整政策，强化对矿产领域投资、并购、出口活动的管控和干预，破坏已签合同，变相侵害中资项目利益，阻碍了央企关键矿产投资的有序开展，加剧了关键矿产资源供应的不确定风险。某央企旗下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曾遭当地税务局以关联方问题为由，不合理征收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税款，虽经过长期法律诉讼维护了合法权益，但严重干扰了矿山正常运营。几内亚军政府于今年5月中旬宣布撤销50多家外资矿企采矿许可证以提高对国内支持的力度，以致中资凯博能源矿权被军政府直接收回，顺达矿业采矿权被暂停。尼日尔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冻结中资矿业企业涉及上亿美元银行账户，暂停矿产品出口许可，导致项目月减产5万吨矿石，直接损失超2000万美元。
二是税务政策随意调整，导致央企海外投资收益面临较大挑战。赞比亚于2019年提高铜矿特许权使用费，征收15%的出口税，某央企在赞比亚拥有16家出资企业，业务涵盖合作开发、勘探、采选、冶炼、施工、国际贸易以及矿权运作等多个环节和领域，一些项目受到了较大影响。刚果（金）于2018年要求本国公民持有矿企10%的干股，并将资源税率由净销售收入的2%提高至毛销售收入的3.5%，某央企在该国铜钴矿项目因此年增成本超3亿美元，额外招聘1200名当地员工并培训，年增人工成本5000万美元。某海外子公司近几年受到属地国税务调查，涉及转移定价、资源税税基质疑问题，且涉及金额较大，严重影响企业收益。
三是以环保为名变相追加项目内容。某央企的谦比希湿法冶炼公司，因一场暴雨引发5万立方米废浆泄漏，企业在6小时内封堵污染源，赞比亚环保部门监测未对当地生态造成长期影响。但当地居民在几个民间组织的“支持”下，向赞比亚高等法院提起诉讼，索赔800亿美元。某央企港口项目因巴西当地环保政策突变（要求6个月内额外投入1.2亿美元建设生态缓冲带）被迫停工，前期2.3亿美元土地购置与码头基建投入面临回收风险，200余名项目员工处于待岗状态。
（三）地缘冲突导致项目停滞，境外资产和人员安全风险严峻
一是非洲、中东地区安全事件频发。由于中资项目分布范围广，容易成为袭击的主要目标，同时绑架中资人员也容易引起国际舆论关注，便于索要高额赎金。去年5月以来，非洲东南部和中部几个国家社会动荡、武装活动猖獗，发生了多起针对中资企业人员的绑架勒索和暴力攻击事件，造成当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或停顿，人员伤亡，财产严重损失。
二是地缘冲突导致项目停摆。某央企因俄乌冲突，其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电站、煤矿、港口项目都不能正常运转，损失巨大。某央企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项目长期面临着复杂的公共安全挑战。某央企缅甸太平江水电站项目，装机24万千瓦，2010年投产，因缅甸政府军和克钦独立武装军事冲突，电站被迫停产，中方人员全部撤离，两年停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三是地缘政治危机引发的区域性武装冲突，威胁到海上关键通道的运行安全，严重影响中资港口的业务量。比如：2023年红海危机爆发后，大量集装箱船绕行好望角，对某央企投资红海的沿岸港口业务造成很大的冲击。
对外投资还面临国际经贸关系多变的干扰。2024年3月，印度以减少经济援助施压，迫使斯里兰卡牺牲中资利益，单方面终止某央企中标的“混合可再生能源系统”项目，转而交由印度企业U-Solar承接。
（四）对市场风险估计不足，合同缺陷导致损失巨大
2023年，受国际镍价暴跌影响，某央企参股的印尼德龙镍业由盈转亏，导致母公司确认投资亏损32亿元-38亿元。该项目因过度依赖期货市场对冲，未建立现货市场风险隔离机制，在价格剧烈波动时损失惨重。某央企非洲120公里公路项目（投资4.5亿美元），前期尽调时对雨季时长出现误判（实际6个月，报告4个月），设备未配防水装置，2024年雨季营地被淹（水深1.5米），3台挖掘机、2台压路机损毁，维修费用800万元，工期延6个月，额外增加成本1000万元，超预算15%。
（五）现有保护手段单一，防控体系与协同不足
一是风险预判与应对能力薄弱，缺乏对重大项目的动态监测和风险预判。部分央企缺乏对国别风险自主监测能力，依赖第三方报告导致预警滞后。某央企东南亚1.2吉瓦光伏项目2025年2月投产的第二天，所在国即发生政权更迭，新政府暂停外资新能源项目审批，3.5亿美元投入（组件2.1亿、基建1.4亿）面临风险，截至9月仍未并网，月均承担利息、维护、薪酬成本200万美元。
二是保护手段单一。央企海外投资项目保险投保率不足30%（国际跨国公司超70%）。某央企俄罗斯煤矿项目2021年启动投保，因内部四级审批（项目－财务-风控-管理层）耗时11个月，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时未完成投保，损失需自行承担。
三是政企协同不足。权益保护偏重依赖外交协调，市场化工具运用不足。央企海外项目国际商事仲裁条款约定率仅45%，某中资电力企业在南亚投资的400兆瓦火电项目，当地政府2023年起拖欠电费1.8亿美元，依赖使领馆沟通2年未解决。政企信息共享不畅，某央企非洲矿业项目面临社区抗议时，未及时反馈国内，错过双边磋商时机，停产1个月损失500万美元。
（六）国际化人才欠缺，本土化运营适配不足
一是涉外法律人才和跨文化人才缺口大。某央企海外子公司合规负责人因不熟悉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数据跨境传输违规被罚200万欧元。二是本土化适配不足。某央企2021年收购欧洲某建筑企业后，沿用“集中式”管理，引发3次罢工，生产停滞40天，市场份额下降5个百分点。某央企非洲水电站项目未解决村庄饮水问题，引发抗议致工期延长3个月。某央企2023年收购欧洲某高端制造企业，因未与工会达成薪酬协议，遭1个月罢工，核心产品停产，客户流失率8%，损失3000万欧元。三是未建立有效社区沟通机制，低估文化差异对项目的影响。某央企秘鲁LasBamba铜矿因未兑现社区安置承诺，引发当地居民持续封锁道路，导致铜矿停产。该项目涉及2万原住民搬迁，但补偿方案未充分尊重文化习俗，最终触发“不可抗力”条款，损失巨大。
（七）舆论打压围猎引发的风险事件增多
一是舆论围猎的风险持续加大。美西方主导着国际舆情，针对“一带一路”项目，境外智库、非政府组织、媒体通过系统性虚假信息夸大宣传，将商业项目扭曲为政治安全和环保威胁。以某央企港口业务为例，2025年7月，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发表题为《无安全港——关于中国在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港口项目的风险评估》，营造中国37个港口项目风险泛化氛围。
二是对中资矿业企业污名化。今年初，某央企收购了英美资源集团巴西的镍业务，但荷兰的矿企、美国钢铁协会以卖给中资企业会加剧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脆弱性为由，请求欧盟和美国阻止项目交割。美西方一些媒体大力炒作港口航运物流等领域的中企威胁论，大篇幅对央企投资项目进行污名化报道，引发恐慌，阻挠了项目的正常投资和运营。
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权益保护体系的建议
当前我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海外投资与贸易规模已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全球对外投资格局中的关键力量。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海外投资贸易总额突破10万亿美元，其中2024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922亿美元，同比增长8.4%，在全球占比11.9%，连续13年稳居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三，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约15%的对外投资增量。这一数据不仅体现了我国经济外向型发展的强劲活力，更凸显我国在全球资本流动中的重要话语权。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央企国际化业务的快速增长，央企海外经营面临政治、法律、合规等多重风险，亟须建立完善海外投资权益保护体系。
（一）加快完善法律体系，依法保护央企海外投资权益
借鉴美国《对外援助法》（支撑OPIC机制）、欧盟《建立欧洲投资法院体系条例》，制定《对外投资权益保护法》，填补在投资保护、境外安保、危机干预等领域的法律空白，明确境外资产保全措施，对我海外企业遭遇征收或国有化问题，建立“快速评估－补偿协商-司法救济”的全链条保障机制，细化投资争端解决流程。在现有法律基础上，明确反制裁适用场景与措施，界定“次级制裁”认定标准；针对美国等国通过第三方实体施压我国企业的行为，明确法律应对路径，设立“反制裁合规豁免”机制；允许企业在遵守我国法律前提下，通过合规协商，规避不必要的制裁风险；建立反制裁报复措施清单，对实施不合理制裁的国家或实体，在贸易、投资等领域采取对等限制措施。
（二）加强对海外重大投资项目的动态监测和风险预判
增强情报和预警体系建设，强化风险预判与预警。一是整合使领馆领事预警、商务部国别报告、央企项目风险数据，搭建国家级“海外投资风险大数据平台”，加强海外投资安全风险的跟踪、评估和发布，为企业提供精准及时的预警。二是建立风险动态监测机制。建议依托国家层面正在构建的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和海外综合服务站，实时跟踪重点国别的政策变化、安全局势与舆情动态，为企业提供精准的风险评估与应对预案。三是建立中央企业风险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全域联动的境外信息系统，实现风险情报、案例和经验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建和共享。四是建立案例库平台。整合央企海外投资权益保护案例，分类梳理应对政府违约、征收、歧视性待遇的成功经验与教训，定期向企业推送；建立东道国投资环境动态数据库，实时更新法律政策、风险预警、维权渠道等信息，为企业决策提供支持。
（三）优化应急响应机制，构建全周期风险防控体系
央企海外经营面临政治、法律、合规等多重风险，单靠企业自身难以应对复杂的海外环境；特别是一些突发事件，需要国家层面构建全方位的服务支撑体系，建立跨部门海外利益保障协调机制，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技术等各种手段，保护央企海外投资权益。建议：第一，在中央层面设立高级别的海外利益保护协调机构，统一指挥和协调重大事项。第二，打造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将现有的“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升级为贯穿企业出海全流程、全链条的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形成综合服务大平台和专业服务分平台有机结合的“1+N”服务体系。第三，优化完善应急协调与危机处置机制。现有权益保护机制（如外交保护、双边投资协定、国际仲裁等）在实际运用中存在局限性，亟须加强顶层设计，明确不同级别突发事件的报告流程和响应主体，确保在危机处理中，中央企业、驻外使领馆、专业机构高效联动，指令畅通、行动一致。
通过政企协同、央企联动、机制创新与国际合作，构建“预防－应对－保障”全链条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筑牢央企海外权益保护安全屏障。一是构建常态化协同机制，明确政府海外安全预警平台与企业内部安保体系的对接流程，实现预警信息实时共享；定期开展联合应急演练，针对恐怖袭击、政局动荡等风险制定协同处置方案，保障人员与资产安全。二是聚焦央企海外投资集中区域，在重点国别和地区建立海外综合服务站，提供政策咨询、落地协助、市场对接等服务；联动当地政府与商协会，帮助企业解决经营中的实际问题。鼓励央企在特定区域共享法务、安保、公关等专业资源，降低个体成本。三是设立调解中心，缩短维权周期。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争端调解中心，衔接国际仲裁机构，推动争端优先通过调解解决，缩短维权时间；打通跨境司法文书送达、证据调取快速通道，破解境外诉讼“程序烦琐、效率低下”难题，为央企权益保护提供高效支撑。四是协同应对投资贸易争议，强化权益维护。建立“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的争议应对协同机制，用好调解、仲裁等多元化争端解决工具；支持行业协会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证据收集等服务。提升应对境外纠纷与贸易摩擦的能力。
（五）健全央企合规与风险管控体系，提升合规经营水平
在全球化背景下，合规经营是央企在海外立足的“生命线”，也是抵御风险、保护权益的核心保障。一是强化央企合规体系建设，明确合规是海外经营的“不可逾越红线”，严格遵守东道国法律、国际通行规则（如反贿赂、反垄断、数据安全、ESG等），以及我国关于对外投资、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的各项规定，坚决杜绝违规恶性竞争、“带病经营”等行为，避免因合规漏洞成为国际制裁或当地处罚的对象。二是推动央企建立“海外投资权益保护责任制”，构建覆盖投资经营全周期的风控体系，构建以法律审核为核心的全流程风险防控机制，动态应对各类合规挑战。将海外投资权益保护成效、合规经营情况纳入央企海外项目考核指标体系，在项目谈判阶段，审核合作协议的合规条款；在合同签订阶段，排查法律风险点；在项目落地阶段，制定本地化合规方案，从源头规避先天合规缺陷。三是聚焦关键领域，强化专项合规管理，针对高频风险点制定专项合规策略，实现“精准防控、靶向治理”。
（六）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国际话语权
立足央企海外投资实践，对标国际成熟模式，在关键领域推动与规则接轨机制创新，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对冲美西方规则主导权。借助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合作框架，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海外投资保护机制”，为央企在新兴市场投资提供专属制度保障，针对国际社会对央企的认知偏差，创新国际传播方式，塑造央企正面形象。通过多元化内容输出提升国际认可度。引导央企在海外经营中主动采用国际先进标准（如ISO体系、绿色建筑标准），以“合规+高标准”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优势，实现从“产品出海”到“规则标准出海”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