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合天津峰会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传递出全球治理新思维与新理念。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全球治理，四大倡议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导航学”，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法论”，是扭转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文明赤字和治理赤字的“规则学”，凸显了大国情怀和国家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从整个世界的利益出发提出问题、办事情，坚持正义，秉持公道，先义后理，提高了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积极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形成了多要素驱动与加速度向公正化、公平化、平衡化发展的局面。美国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指出：“在当今这个‘零国集团’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准备和能够制定全球规则”，“但中国是唯一拥有足够规模和政治凝聚力，能够在美国变得不可靠的情况下为对冲战略提供支撑的行为体”。
日本按下军国主义复辟“快捷键”
2025年恰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以及联合国成立80周年。80年前，二战凯歌高奏，国际秩序定鼎，中苏美英四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历史性文件，塑造了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等国际文件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及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可以说，《联合国宪章》是成员国必须遵守的总章程或者全球治理的总规矩。它对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国际政治待遇、军力的性质规模、占领地归属赔款等强制性立规矩做安排，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规定得明明白白。因此，战后的国际秩序成为全球治理的中流砥柱，对日本军国主义构成了严格的约束，守护了80年的总体和平。
然而，80年后或更早，日本再次出现类似二战前夜军部势力跋扈，把国家推向军国主义深渊的局面。日本自毁和平主义国家品格，战后恪守的“专守防卫”的日本不复存在，“穷兵黩武”的日本蠢蠢欲动。
日本曾在1967年和2022年分别为吉田茂和安倍晋三这两位前首相举行了国葬。两场国葬折射出战后日本的两条发展路线之变线或转轨。吉田茂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以对美结盟的外交依附策略以及轻武装、小军备的军事策略的路线。“吉田茂路线”引领日本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
2012年12月至2020年，安倍二次执政期间，安倍政权在安全、外交、防卫、教育、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全面突破战后的体制束缚，构建起作为政治大国标配的“四梁八柱”，推动日本国家航向全面右转。2025年10月21日，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政治媾和，联合执政，更是按下了军国主义复辟的“快进键”。如果将这五届政权的强军黩武路线放在始于2012年的日本国家航向“右满舵”背景下作定性分析看：安倍政权起了突破宪法束缚、另起炉灶的“踹门”作用；菅义伟、岸田、石破茂这三届政府是以安倍路线为圭臬，对深化强军黩武路线起了“夯实”的作用；高市政权全面加快复活军国主义，起到了“冲刺”作用。自民党已经计划从2027年1月起，要新增设“防卫特别所得税”，将现有的所得税上调1%，可见日本扩军步伐之大。
10年前的2015年9月，我曾经针对安倍政权强行出笼《新安保法案》发文评论，“‘永不再战’的日本或不复存在”。从这十年五届日本政府强军黩武的步伐看，应该说“永不再战”的日本不是“或”不存在，而是“已”不存在；军国主义复活不是“会”而是“必”；长着政府动物和军事怪物的双头“灰犀牛”正朝中国快速奔来。在日本政界，由于公民党对于决策的“温和制衡”机制不再存在，自民党和维新会联盟得以“大干快上”。
回头看1990年，日本以海湾战争爆发为契机，实现了把军旗打向海外的目标。初尝甜头的自卫队为了拓展海外行动空间而不断地生事、肇事、搞事、挑事，所谓的周边有事、半岛有事、海湾有事、台湾有事即日美同盟有事等不一而足。正所谓愈加之“事”何患无辞。俄乌军事冲突更是被日本视之为找事、搞事的良机，拼命鼓吹“今日之乌克兰或是明天之东亚”，日本应视之为“自己的事”。不得不说，20世纪90年代迄今的自民党政权，生乱“生事”或者“搞事”的诡计层出不穷。此类言行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包藏祸心；插手南海，搅局东海，祸乱台海，兴风黄海，四海联动，困龙浅滩的遏华战略可窥一斑。右翼和鹰派“生事”“挑事”之目的就是要借高市还军国主义之魂。
为了配合“搞事”，日本对《联合国宪章》为防止法西斯势力复辟而创设的“集体自卫权”概念断章取义，为己所用。对《联合国宪章》为德意日轴心国量身打造的“敌国条款”（其中任何一国，若有发动侵略者的任何步骤，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可无需安理会授权，直接对其采取军事行动）装聋装哑、置若罔闻，从而致使这条特殊的法律机制成为无牙老虎。更有甚者，日本还以“戴罪”之身竞选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从安倍二次执政至今，日本更是破坏军火禁销的规矩，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运用指针，允许向他国出口及美国授权在日生产的导弹等军火。由此可见，日本从未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日本也从未认认真真地洗心革面。
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与完善
战败国日本之所以能在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下漂白包装、蒙混过关，其主要原因就是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导致全球治理赤字累累。其原因在以下几点：一是联合国权威被强权政治架空，联合国创立的初心使命屡屡遭到蔑视以及践踏。二是国际规则基石被一块块抽走，破窗效应明显，有些制度规则形同虚设，牛栏关猫。三是美西方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大搞零和游戏、阵营划分，包揽国际事务，搞例外主义，退群成瘾，毁约多发，行“双标”“耍流氓”“带节奏”，以法治之名侵害他国的正当权益，甚至不惜以邻为壑，祸水东引，放虎归山。四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国家持俯视、藐视及斜视立场；将家规帮规强加于他国；推行贸易高关税、技术高围墙、防务高投资及美债高持有。
究其根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地履行”，“《联合国宪章》仍然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这场对日外交斗争启示我们，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与完善。这场外交斗争即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实战检验，现在对“集体自卫权”正本清源、对“敌国条款”走深走实恰逢其时。
（编辑 杨利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