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是实现内需循环与提升民生福祉的重要支点。随着宏观政策持续向扩大内需倾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议题。
美国居民消费长期居于全球需求链顶端，其支出结构对世界经济具有广泛影响。本文从中美居民消费比较出发，在剔除价格因素、区分商品与服务的基础上，深入审视我国消费的真实差距及其结构性特征，并据此探讨在“十五五”时期夯实内需基础的政策路径。
中美居民消费的真实差距
总量上，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 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在总量、人均和占 GDP 比重上均显著低于美国。2024 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为 54万亿元，是美国的 37.2%；我国人均最终消费支出为3.8 万元，是美国的 9.3%；我国居民总体、商品和服务的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分别为 39.9% 、21.5%和 18.4%，较美国分别相差-28.0、+0.1 和-28.1 个百分点。但考虑到这一差距并非全貌。两国居民消费结构和价格相差较大，我们将消费支出金额拆分成消费的“量”和消费的“价”进行分析。
商品消费方面。根据 Numbeo 网站信息，汇率调整后的美国商品价格普遍为我国商品价格的 1 ～3 倍，分类别测算后我国平均实物消费总量可能接近美国的 164%，人均实物消费可能接近美国的 41%（以 2024 年数据进行测算，下同）。 2025 年 7 月 18 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从实际购买力来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超过美国，是美国的 1.6 倍。具体到品类上，我国居民在空调、家用电脑和洗衣机等品类的人均保有量已达到国际最高标准，在热量和蛋白质等营养维度上摄入量达到国际标准，但来源中肉类和奶类等优质蛋白偏低。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商品消费已从普及阶段进入品质提升的阶段，单纯依靠数量扩张来驱动消费增长的路径边际收窄。因此，未来商品消费增长逻辑将从以量扩张转向以质提价。
服务消费方面。根据 Numbeo 网站信息，汇率调整后的美国服务价格普遍为我国2～6 倍，分类别测算后，我国平均服务消费总量或次数约接近美国 的83%，人均可能接近美国的 21%。而且居民在不同服务类型的平均消费量上的方差很大，例如在娱乐和文化等精神性消费领域，中国居民人均服务消费量仅为美国的10%。我们利用不同领域人均服务次数验证服务消费量的体感差距，例如我国的人均观影次数、旅游次数和住房面积基本处于美国的 40%～60%区间。我国在通信和教育等领域的人均消费量指标与美国相当。相比于商品消费，未来服务消费的提升空间可同时依赖于量的扩张和价的提升。
中美消费结构性差距形成的原因
第一，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政策取向更侧重实物投资和商品供给。 中美财政支出和债务使用方向不同，中国通过高资本性支出形成更多公共资本积累与资产形成，占比常年维持在 35%～40%；美国福利性支出占比常年在 60% ～70%，通过消费端拉动增长，但形成资产较少。叠加中国消费习惯、信用体系和社保负担等因素，居民在服务消费方面的支付意愿持续偏弱，当前我国尚未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人 口结构尚未进入以高龄化、家庭小型化为主导的服务消费需求扩张阶段，服务类消费的结构性驱动因素仍待进一步积累与释放。
第二，我国服务供给体系不完善，且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显著，制约了居民服务消费潜力的释放。例如农村地区在公共服务、物流网络和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农村消费基础设施薄弱，导致服务消费意愿难以转化为实际支出。同时，居民消费意愿出现“城乡倒挂”，2024 年农村居民消费倾向 已升至66.9%，并首次超过城镇居民的63.8%。在全国消费动力分布格局中，我们认为，农村地区不仅是当前消费短板，更可能是未来消费的潜力和增量。
第三，收入预期走弱与工作时间上升形成对服务消费的核心挤出机制。具体来说，就是形成中国目前突出的“收入预期走弱－消费空间受限－行业内卷”的微观困境。受经济增速放缓及资产价格调整的影响，居民对收入和财富前景的预期显著走弱，导致消费行为趋于保守。我们测算，房价每上涨 1%可拉动消费增长0.09%，股价上涨 1%可带动约0.02%的消费增长。因此，在收入预期下行时，居民倾向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弥补单位收入不足，在时间资源有限时，将对服务消费形成刚性挤出效应，而商品消费则可借助电商等方式缓解时间约束。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年以来，我国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长由 45 小时上升至接近 49 小时，已接近按劳动法规定的周工作时长上限。
“十五五”时期扩大内需的政策启示
第一，在 “十五五”时期，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服务消费，关键在于形成“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只有在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空间同步扩展的情况下，服务消费潜力才能持续释放。
所谓“投资于人”，核心在于通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改善生活节奏，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提升消费意愿。一方面，应围绕促进就业、提高劳动报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向，夯实居民消费的收入基础和预期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假期制度、合理引导休息休假安排，释放居民在时间维度上的消费空间，使服务消费不再受到工作时间和生活节奏的系统性挤出。
与“投资于人”相对应，“投资于物”更多体现在服务消费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和供给体系建设上。服务消费不同于商品消费，其实现将高度依赖公共服务设施、生活性服务设施以及数字化服务平台的完善程度。通过加大对文化、旅游、体育、养老、医疗、托育等领域基础设施的投入，提升服务供给的可及性、便利性和质量，有助于将居民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
更为重要的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存在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一方面，居民收入和时间条件的改善，会提升对高质量服务供给的需求，反过来提高服务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另一方面，服务基础设施的完善，又会扩大消费场景和消费半径，增强居民消费的获得感和意愿。通过二者的协同推进，有助于在“十五五”时期形成以内需为主导、以服务消费为重要支撑的良性循环。
传统商品消费仍是稳住内需基本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早期依赖普及和数量扩张的商品消费阶段，当前商品消费已逐步进入以更新换代和品质提升为主的阶段，其政策重点也应相应调整。
在这一背景下，“十五五”时期“国补”政策的定位不宜仅理解为短期刺激工具，而更应作为连接消费需求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通过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补”安排，在稳住商品消费基本盘的同时，要为引导中长期消费结构优化提供政策空间。
一方面，对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给予适度补贴，有助于平滑需求波动、稳定消费预期，但随着覆盖范围和渗透率提升，商品消费的边际撬动效应已有所减弱。我们测算，2025年前九个月，补贴品的消费撬动系数约为 1.5，较 2024 年约 2.1 的水平有所回落，反映出单纯依靠数量扩张拉动消费的空间正在收敛。值得一提的是，服务消费则具有更加即时性的特征，透支效应不明显，“国补”政策应探索适度向服务消费领域延伸。
另一方面，适度优化补贴投向，将支持重点更多引向节能、高效、智能等具备产业升级属性、单价较高的产品，有助于在稳需求的同时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促进相关产业加快技术迭代和产能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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