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在1954年9月15日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致开幕词时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2年，毫无疑问，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中国学派”的真正鼻祖。1945年“七大”前后，毛泽东同志在各种文稿中相当充分地表达了他的“中国学派”思想色彩。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4年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明确要求。
我对“自主知识体系”没有特别深刻的思考，仅在此提出四个问题。
第一，在理论层面上，我国的政治思想体系来自三部分渊源，一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二是西方政治哲学，三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特别是儒法道三家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的根本动力，无产阶级通过赢得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加速实现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暨共产主义社会，让人类获得彻底的自由解放。西方的主流政治哲学也认为历史进步是由社会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博弈推动的，但是他们不承认历史的“目的论”，不赞同由少数人推动改造社会的“工程”，无论是所有制还是思想上的彻底革命。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思想里几乎没提到阶级和阶级斗争，强调的是民生，是官民矛盾，即拥有好官与坏官决定民众的生活状态。而今我们希望“通三统”，调和三种思想为我所用，而“民主与法治”成为我国治国理念的“新正统”。然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三者间有巨大的逻辑张力。不承认和解决三种理论间的张力，我们就很难在政策上避免忽左忽右，也很难建构出能与世界对话的、独立自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第二，在实践层面上，我们需要令人信服地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五百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同近千万党政领导干部，同一亿多党员，同十四亿百姓，彼此是什么关系？党和人民大众是如何在思想上统一起来的？这就要求解释我们的官员队伍中何以出现大量的贪污腐败现象，以至于为什么党中央一再强调从严治党、自我革命，要“刀刃向内”？
第三，在对未来的理想上，我们如何贯通党的“理想信念”与大众在市场上获得日常“美好生活”？“市场机制”与“有为政府”是什么关系？如何区分“有为”与“胡作非为”？现实中的贫富差距，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正在发生怎样的关系？而今大众中流行的各种思潮，甚至极端的思想，如何给以客观评价和疏解，等等。换言之，独立自主的思想体系是我们尚待“构建”的。
第四，谈“中国独立自主”，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如果说，中国是国土和国民及其政权的政治共同体，是相对他国而言的庞大领土和庞大人口的“大一统”，那么，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独立了，变为我们庞大政治共同体的生存问题，一切其他皆为政治共同体生存竞争的手段。如果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其“本质特征”，这个中国的历史还不足百年，这表明，独立自主的社科体系就是独特的历史观。如果中国是文化的，归根结底是独特文字的，中国则来自3600 年前建立的、创造了象形甲骨文的商朝。世界上第一个字母体系是腓尼基字母书写体系，是用埃及象形字偏旁创造的，那也创始于3600年前。腓尼基字母演化成希腊字母，希腊字母派生出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希腊和罗马的字母文字至今也在世界上被中学生和大学生学习，如同我们中国的孩子学习“文言文”。文化的世界是以彼此交流以至融合为动力的。随着独立的政治共同体越来越少，而今减少到不足两百个（1500年的欧洲有两千个），能生存至今的语言文化种类也越来越少。文化的中国是迅速变迁的中国，而今的“代沟”仅以十年计。
概言之，自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观。历史演化观不是历史本身，是主观构建的知识体系。由此，这里提出一个终极的疑问：谁是中国独立史观的消费者？对此，我没有答案。然而我相信，对人类社会历史演化的解释没有终结，有很大开创性思维的空间。我还相信，中国学界可以贡献独特的人类社会演化史观。
（编辑 苏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