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2025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对外许可交易总规模已突破 1200 亿美元，这不仅刷新了历史纪录，更标志着中国医药创新已迈入全球化的新阶段。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处于战略转折期
对外许可交易（license-out）是生物医药领域特有的商业化与融资融合模式，区别于传统融资渠道，其核心是创新药企将自有主导的部分或全部权益授权给海外企业，以此获取融资预付款及销售分成。当前，对外许可交易对中国创新药企业现金流的贡献已超越传统风险投资。
从对外许可交易总额屡创新高、交易数量/首付款规模/平均交易规模的大幅提升、销售分成率的发展分析比较，表明中国生物医药都站在一个极为重要的爆发点和战略转折点，体现中国创新药在临床数据、技术平台、市场潜力等方面的综合实力的提升，也说明国际制药巨头对中国创新药价值的认可。
首先，对外许可交易正在重塑产业发展格局。创新药企通过对外许可交易将产品管线出售给跨国制药公司，本质上是一种知识产权出口行为，为中国创新药企带来了多重战略机遇，且正在重塑产业发展格局：
1.实现高附加值创汇。相比原料药等低附加值出口，创新药授权单笔交易可达数十亿美元，单位经济效益显著更高。2025年的多笔百亿美元级交易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推动技术定价权提升。很多中国创新药已从“跟跑”转向“并跑”，在ADC（抗体偶联药物，用于抗癌）、细胞治疗等领域甚至出现“领跑”的局面，全球认可度的提高推动了交易溢价。技术领先地位使得中国药企在交易谈判中拥有更多话语权 。
3.形成良性发展循环。对外许可交易不再是企业商业化的终点，而是被定位为融资工具与能力建设平台。通过与海外药企合作，企业不仅能提升产品的市场价值与行业影响力，获得的资金还能反哺后续研发。
4.加速国际化能力建设。通过与跨国药企的深度合作，中国药企能够学习他们的研发管理经验、临床试验标准、商业化运作模式等，为未来的自主国际化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对外许可交易模式所面临的挑战。
1.风险与收益结构性失衡。受资本约束和议价弱势影响，企业被迫接受“低首付比例（通常占交易额<15%）+低分成率+高不确定性里程碑付款”条件（虽然部分优质项目可实现较高的首付比例），里程碑付款实现的不确定性较高。以恒瑞医药与 GSK的125亿美元交易为例，首付款仅5亿美元，其余为里程碑付款，只有当项目顺利完成全部开发、注册和销售环节后，才能获得全部收益。
2.核心权益丢失风险。国内一些药企对授权药品关键决策权和开发控制权的让渡，导致“前端研发在中国、后端变现在欧美”的价值链分裂模式出现。长期依赖价值主导权让渡的模式，使中国药企始终停留在单点技术输出阶段，难以积累后端能力，进而使整个创新生态陷入“只输出候选分子、不沉淀体系能力”的结构性困境。这种状态如长期延续，国内创新药产业可能面临“断档”风险，新一代药物研发将后继乏力。
3.技术外溢与“退货”风险。在授权过程中，中方企业被迫深度共享大量未公开的创新要素，存在核心技术外输风险。据统计，2020年已完成的62起对外许可交易中，目前有25起已明确终止合作，“退货率”达40%。对于依赖 BD （商务拓展）收入的生物科技企业而言，现金流断裂可能导致企业陷入困境。
此外，里程碑款项的实际达成率也是一个问题。据统计，2023年我国创新药里程碑达成率仅为22%，并且阶段越往后，达成率越低。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国产创新药最后只能拿到首付款。当对外许可交易长期遵循“高总金额、低首付”的叙事逻辑，首付款往往只占到总交易额的 2%～5% 左右。这提醒我们，对外许可交易并非一帆风顺，需要更加理性和专业的运作。也就是说，中国药企需要优化对外许可交易的交易结构，实现从“交易对价博弈”向“合作价值共创”的机制升级：
1.提升首付比例和前期保障。增加无条件、可即期确认的付款比例，有助于覆盖原研方在IND（研究性新药）前/临床早期的沉没成本。
2.探索创新合作模式。面对传统 对外许可交易 模式的挑战，NewCo 模式正成为中国创新药企的新选择。NewCo需要成立一家新公司，由买卖双方共同运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2024年中国创新药企通过NewCo 模式达成的交易金额已突破 600亿元，较上年增长54%。这种模式的好处显而易见：既拿到了实际首付款，又通过股权锁定了后期收益。从全球趋势看，跨境生命科学合作正在向更复杂的结构演变，例如在美国或欧洲成立NewCo，从中国创新企业引进资产，这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话语权和控制权。
3.强化权益保护机制。在合同设计中明确保留原研方对特定适应症拓展、联合用药路径或区域权益的开发权，设定回收条款与最低开发义务。随着交易经验的积累，中国创新药企在条款设计上变得更加专业和精细，包括里程碑跳过保护机制的采用率显著提升、差异化里程碑设计等 。
从更深层次看，对外交易许可其实是基于现实条件的选择。处于早期研发的生物科技企业选择在管线早期（即尚未进入后期临床或商业化阶段）就授权出海，以“割青苗”方式出让高潜力资产，主要源于两大现实痛点：
1.现金流持续承压。新药研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生物科技企业在研发前期需持续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化合物筛选、临床试验、合规申报等环节，收入端往往还是空白。企业通过早期授权交易获得预付款及里程碑付款，以形成“研发投入－价值变现－再投入研发”的资金周转闭环，避免资金链断裂。
2.全球化能力不足。全球化布局与商业化落地需要强大的资源支撑，包括海外合规团队、成熟的销售渠道、本地化的市场运营能力及充足的资金储备。多数生物科技企业规模有限、资源集中于研发环节，仅凭自身力量难以在短时间内搭建起覆盖全球的商业化体系，难以实现海外市场的盈利正循环。因此，借助跨国药企的成熟生态实现“轻量化”出海，加速创新成果的国际化转化，是基于自身资源约束与行业规律的理性选择。
香港的优势正在转化为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基于生物科技企业的核心需求，香港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产业生态与资源禀赋，可在助力企业解决上述两大短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下面围绕这两个维度，讨论香港可扮演的核心角色。
香港可成为内地企业“出海”和融资的首选平台。
由于受土地、人力等成本居高不下的约束，若期望香港全面承担生物医药体系的全链条支持与孵化职能，是难以行得通的。香港须找准自身定位，立足比较优势，实现“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目标。要加快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加强创科整体竞争力，香港可有效发挥连通内地和世界科技交流的桥梁作用；作为内外循环的交汇点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可成为内地企业“出海”和融资的首选平台。
“十四五”规划赋予香港“国际创科中心”的定位，这是基于香港独特优势的精准考量。香港的核心所长集中在：（1）以金融为核心的完善现代服务体系，涵盖风险投资、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专业咨询等全链条配套，能为生物医药产业提供高效的金融支撑；（2）高度的国际化水平，拥有与全球接轨的规则体系、人才网络和交流渠道，可无缝链接全球生物医药资源。这两方面优势正契合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升级的需求，更是中国生物科技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最迫切需要的核心支撑 。
如何使香港的优势真正转化为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实效？
1.监管体系的持续优化。这是关键突破口，也是香港当前重点推进的工作方向。
香港生物医药审批体系不断迭代升级：此前推出“1+”机制，用以治疗严重或罕见疾病的新药注册申请。自2024年11月该机制扩展至所有新药，吸引更多世界各地的新药来港注册。目前已成功完成十余个新药的审批落地。
香港将于2026年底成立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CMPR），将分阶段推行第一层审批新药注册机制，至2030年全面推行。该中心的成立将全方位提升现行制度，成为药械监管方面的国际权威监管机构。这些举措将带来显著优势：企业在香港开展临床试验、申报药品审批，审批结果具备更高的国际认可度，可以比美国FDA更高效的流程和更高的性价比完成注册。
对生物医药企业而言，药品注册是出海征程的第一步和最关键的环节。打通这一环节，让注册审批更具国际公信力，才能为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后续拓展全球市场、开展国际合作筑牢根基。
2.资本市场的全方位赋能。这是香港支撑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助力企业出海的优势所在。
从一级市场看，香港近年来加速构建精准赋能创科产业的资本生态。特区政府已推出初始规模达620 亿港元的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HKIC），作为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投资平台，持续聚焦生物医药、硬科技等核心领域。创科局的100 亿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已落地，更聚焦“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核心目标是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流向具有潜质的成长期创科企业。两大资金体系互为补充，构建起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一级市场资本供给体系。通过香港、粤港澳大湾区及国家级大基金的协同联动，进一步优化资金流动效率，为生物医药企业从早期研发到成长期扩张提供全周期资金支撑。
政策性引导基金之外，亟须构建层次丰富的基金集群，精准匹配不同发展周期、不同赛道企业的资金需求：（1）分别为处于研发初期、成长期、成熟期的企业（团队）提供相应资金支持（天使投资、创投基金、产业基金、并购基金等），支持其不同阶段业务推进的资金需求；（2）覆盖创新药研发、医疗器械、数字医疗、精准医疗等垂直赛道，对接产业发展痛点，激活整个产业生态的创新活力。
一级市场的资金赋能为企业成长筑牢根基，香港二级市场的蓬勃活力，包括完善的监管环境、多元的投资者结构、与国际接轨的制度体系，为企业提供了高效的退出渠道、持续的融资平台。2025年香港资本市场以2721亿港元的新股融资额重登全球IPO榜首，较2024年增幅高达210%，彰显了其资本市场的强大韧性。
作为亚洲第一、全球第二的生物科技融资中心，香港资本市场的竞争力更源于其前瞻性制度创新。2018年联交所推出的18A 上市制度，允许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赴港上市，为处于研发投入期的生物科技 企业打开了资本市场的大门。
香港资本市场不仅吸引内地生物医药企业集聚，更成为东南亚、欧美生物科技企业的融资优选地，进一步丰富了香港生物医药资本生态的全球化底色。
3.国际总部的落脚点。除了服务中小创新企业与海外企业，香港更成为中国头部药企布局国际化的核心枢纽。成熟大企业无需在香港布局产能，只需将其作为国际业务的财资中心，即可依托香港实现现金流的安全自由运转——相较于其他区域，香港的资本安全性更具保障；相较于内地，其资本流动更具灵活性。生物医药两大龙头企业极具代表性：
恒瑞医药2025年在港完成IPO，募资金额达114亿港元。恒瑞上市后提出将香港作为其国际总部，依托香港的资本与渠道优势，加速全球业务拓展。
迈瑞医疗作为“医疗器械一哥”，于2025年11月向港交所递表，赴港上市是其推进国际化战略的关键一步。该公司董事长李西廷表示，在港股上市的目标，一是为吸引全球高端人才的股权激励计划创造便利，二是提升在全球医疗器械行业的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
4.人才优势和科技基础。香港作为全球顶尖研发高地与国际化人才聚集地的深厚积淀，是支撑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底气。香港拥有5 所QS 世界排名前100 的顶尖高校；在生物医药领域，香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医学院实力享誉全球。港大李嘉诚医学院研发的“双重免疫”肝癌药、光敏混合型免疫疗法等成果已获国际许可使用，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在鼻咽癌预警、手术机器人研发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香港拥有生物医药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高端科研平台，与内地高校、中国科学院共建联合实验室，聚焦肥胖、糖尿病、感染性疾病等重大领域开展前沿研究，形成“基础研究—应用转化—临床验证”的完整链条。
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与科技的交汇点，汇聚了全球顶尖的科研人才。通过“高才通”等引才计划，2025 年上半年已有 7 名生物科技领域高端人才落户香港，或通过多边合作深度参与香港癌症研究项目；同时紧密衔接内地产业与人才资源，与上海等城市联合培养生物医学领域博士后，推动“香港研发+内地制造”的协同创新模式落地。
未来香港将充分释放这一优势潜力，以北部都会区生命健康科技发展带、河套园区为载体，打造全球性生物医药人才交流枢纽；既借鉴西方在科研管理、临床试验规范、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成熟经验，又衔接内地庞大的临床数据资源、产业配套能力与市场需求，让香港成为东西方医药创新理念、技术成果、人才团队碰撞融合的核心区域，全球人才的“引力场”，为创新药研发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
打造国际化生物医药交流合作平台
除政策监管、资本与人才外，打造一个汇聚全球资源的国际化生物医药交流合作平台，更是推动中国创新药产业升级、掌握行业话语权的关键因素。我们可从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标杆会议——摩根大通医疗健康大会（MHC，JP Morgan Healthcare Conference）的影响力获得启示。
MHC 每年1 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为全球生物医药行业的风向标与交易枢纽。全球顶尖跨国药企、生物科技公司、风险投资机构等人士悉数到场，会议前后集中出现大量BD交易，甚至有二级市场投资人到场搜集信号，提前布局。美国生物医药研发核心枢纽在波士顿，但顶级行业会议落地旧金山湾区，原因在于湾区拥有全球最活跃的资本生态，广泛链接研发、资本、产业等资源，为BD交易提供最优土壤。
MHC 采用严格的邀请制，准入门槛极高，中国众多优质企业很难入场，无法参与到全球顶层竞争与资源分配中。为此，中国迫切需要打造一个自己的、可汇聚全球资源的生物医药交流合作平台。香港凭借其背靠内地、链接全球的区位优势和成熟的金融市场、完善的生物医药产业配套，无疑是打造中国版生物医药国际平台的不二之选。
我们主动邀请全球顶尖药企、投资机构、科研力量齐聚中国，聚焦 BD 交易开展深度对接——不仅可破解当前中国生物科技企业与跨国药企对外许可交易合作中的分散化困境与信息壁垒，精准对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更能让中国企业从“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引领”，真正融入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生态。目前，大量欧洲生物医药企业迫切希望与中国市场开展合作，中国企业通过这一平台可高效对接欧洲优质资源，借助License-in（引进许可）、产业并购等模式，吸收先进技术与运营经验；同时进一步拓宽中国创新药的出海路径，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赋能。
香港生物科技协会每年9月在香港举办的香港国际生物科技论坛暨展览（BIOHK），正是要打造一个服务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出海、链接全球产业资源的国际化交流合作平台。BIOHK致力于构建一个开放兼容的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共同体，共享共赢。现BIOHK 每年吸引超1万名参与者，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药企、投资机构、科研院校、行业协会等，初步形成了“全球资源集聚、产业信息互通、合作机会对接”的平台雏形。我们希望撬动更强的全球资源参与其中，进一步提升平台的资源调度能力与产业影响力，让BIOHK真正成为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核心交流枢纽之一。
因此，香港的角色已不再局限于资本的“超级连接器”，而是实现从融资枢纽向战略高地转型。随着 CMPR 审评路线图的明晰、18A 制度红利的持续释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网络的深度融合，香港正系统性地从“融资枢纽”向兼具资本活力与创新动能的“战略高地”加速转型，从“超级连接器”到“创新加速器”。香港正在生物医药领域构建“融资”与“创新”双轮驱动的新模式：通过制度松绑与市场优化，持续巩固其全球融资中心的地位；借助 CMPR建设、大湾区协同与科技园集群，逐步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生态。对于手握核心管线的生物科技 而言，香港的价值已超越单一的上市目的地。它正成为一个兼具资本效率、监管前瞻性与区域协同效应的战略枢纽。
中国创新力量正加速突破边界，从生物医药领域延伸至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赛道，让世界重新审视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的研发能力与创新潜力。当前，我们正处于中国创新全球化的关键临界点，生物医药是中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此背景下，依托香港的独特优势，推动生物医药产业以香港为枢纽，高效链接全球市场、资本与技术资源，为国内创新成果出海搭建桥梁，是大有可为的。
（编辑 碣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