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亟须推进高水平涉外经济研究，应重点关注关键产能、关键资源、关键设施、关键规则、关键主体、关键在人等核心要素，切实增强涉外经济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加精准有效地主动防范化解相关风险，切实维护国家发展利益。
一、进一步提升我国涉外经济研究的聚光度和整合度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要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发展始终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我国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变局和愈发激烈的大国博弈中掌握历史主动、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当前涉外领域最紧迫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而展开，集中体现为维护我国经济发展和安全问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格局、政治格局等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全球治理面临全球化进程受挫、大国竞争加剧等巨大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蓄意挑动大国利益冲突，大搞所谓“脱钩断链”，执意推动经济领域“战场化”，对全球性的产业链、技术链、供应链、基础设施和经贸规则等经济运行秩序产生强烈干扰和冲击，不仅加剧全球经济风险，更对我国经济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如何精准识别、及时预警、有效应对外部经济风险，成为事关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大局的重要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风险的外延较为宽泛，我们必须穿透短期波动，把握经济安全尤其是实体经济安全的底层逻辑和核心要素，形成以关键产能、关键资源、关键设施、关键规则、关键主体、关键在人为焦点的“关键六边形”研究架构，进一步提升我国涉外经济研究的聚光度和整合度。
图1 涉外经济研究的“关键六边形”框架
二、构成经济安全硬基础的三个关键
（一）关键产能：产业与技术的政治经济学
关键产能包括关键产业与关键技术两个维度。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围绕关键产业和关键技术的国际竞争加剧。产能优势是我国的巨大经济优势，事关国家战略主导权。如何维护好这一优势，保护产能体系持续稳定，保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护技术迭代新质高效，保护产能内外供需合理配置，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始终是维护经济安全、做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首先要以维护关键产能优势为牵引，密切关注信息电子、新材料、新能源、新化工、人工智能、工业智造、先进装备、军工制造、海洋船舶、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关键产业及相关关键技术的全球发展态势，持续追踪分析世界主要国家的关键产业链、技术链及投资链，为我国产业布局和技术规划提供必要参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关键产业和关键技术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把相关区域国家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相关法律制度以及代表性企业的经营模式、成败得失、变革趋势等研究明白，摸清其关键产业和关键技术的优劣长短，研判产业保护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风险，为我国在国际产业及技术竞争中取得先机提供信息支撑。
近年来我国对外产能转移和技术输出呈现加速势头，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其中的风险不容低估。产能转移和技术输出是一把“双刃剑”，到底转什么、转多少、转哪里、怎么转？要结合国内产业发展、内外经济循环、企业经营布局、不同国家禀赋、区域安全形势等因素通盘思考，开展有针对性的对策研究。
（二）关键资源：从“卡脖子”到“卡命脉”
关键资源主要指关键矿产与关键物资。“矿政治”是近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竞争的主线之一，随着西方资本垄断全球矿业的格局被逐渐打破，矿业已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关键突破口。目前的关键矿产之争是老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延续，本质上关系到新一轮产业及技术竞争。在研究中尤其要关注三个方面：其一，受国际经济“泛安全化”趋势影响，关键矿产的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些稀有金属。对于工业部门中的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各种非金属矿类，以及与之相关的勘探、规划、开采、加工、冶炼、化学制造、资源回收利用等业态，涉外经济研究需要将其纳入研究框架，形成关键矿产分析图谱。其二，不仅要分析西方资本矿业垄断的历史脉络和运作网络，也要分析相关区域国家的关键矿产现状及政策、全球矿产经济业态、大宗矿产交易模式、跨国资本定价机制及资源民族主义趋势，更要分析中国矿产企业“走出去”的经验教训、潜在风险与应变之策。其三，面对全球矿产资源控制权之争，要深入分析当前全球矿产资源治理体系的症结与挑战，积极谋划我国参与全球矿产资源治理、促成公平可持续的治理新格局的现实路径。
除了关键矿产，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关键物资，即粮食、能源、淡水、医疗用品、建筑材料、大宗消耗品等基础性或战略性物资。在全球化的和平年代，这些物资流转供应通畅，但在地缘冲突风险上升、全球避险心理作用之下，这些物资的紧缺状况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如果说关键矿产会“卡脖子”，关键物资则随时可能“卡命脉”。要把这些物资在全球范围内和在相关国家中的生产、交易、流通、储备等机制梳理清楚，分析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规律，并为可能发生的资源配置缺口和恶性竞争局面做好策略准备。
（三）关键设施：五种类型及其风险性
近年来，欧洲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俄罗斯被SWIFT系统排除、红海航道危机、北极航道争端、马斯克“星链计划”、巴拿马运河权属之争等等，让全世界都意识到关键基础设施的巨大威力。从广义上看，全球关键基础设施至少有五类：
一是合作基础设施。即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合作机制，例如区域联盟、战略倡议、经济合作框架等。这是一种制度性或关系性的基础设施。二是交通基础设施。既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通道、海空航线以及海陆走廊，也包括作为关键枢纽的港口、铁路、运河、边境公路、口岸、集散中心等。三是信息基础设施。既包括国际传播体系、媒体平台、网络平台、人工智能大模型等软件，也包括卫星、通信基站、陆海光缆、互联网服务器、云计算中心、数据中心、算力设施等硬件。四是金融基础设施。既包括制度性的国际货币体系、货币金融组织、货币储备机制，也包括技术性的国际清算系统、跨境支付系统、金融交易市场、货币互换机制等，还包括新兴货币形态、非正式金融网络等。五是资源基础设施。例如重要的能源管网、发电设施、新能源设施、淡水系统、热力系统等。在五类关键基础设施中，合作基础设施发挥纽带作用，各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协调运行，都建立在共同合作意愿与合作机制的基础之上。
要在比较分析各类合作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探究后四类基础设施在全球及有关国家的建设、运营、布局、重组等情况，分析其背后的地缘政治经济逻辑，揭示潜在的漏点、堵点、风险点，为我国优化经贸运转通道、建设及对接海外基础设施、创造信息交互及金融运行的国际公共产品等提供前瞻性的意见建议。
三、构成经济安全软要素的三个关键
（一）关键规则：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
规则标准体系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制度保障。规则标准制定权是最高层次的国际权力。关键规则，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国际政治规则、经贸规则、法律规则以及国际惯例，例如管辖规则、主权豁免规则、跨境投资规则、经济管制规则、仲裁调解规则以及一系列国际性行业性标准等。我们既要梳理这些规则和标准的历史生成逻辑及实践现状，跟踪分析其在国际秩序变动期内的重塑、调整及衍生效应，辩证剖析其利弊得失并提出改进措施或革新方案；更要针对新兴领域、新生问题、新的需求，及时研发创制新规则、新标准、新机制，以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关键规则不仅局限于一般法律规则或国际法规则。世界经济的运行除了依赖这些正式规则，还依赖大量非正式的、地方性的或不成文的规则，二者分别对应着主流经济体系和非主流经济体系。事实上，世界经济长期存在两种交错运行的体系：一种是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被西方主导规则所支配的主流经济体系；另一种是美元霸权之外的，基于非正式、地方性或不成文的规则运行的非主流经济体系。随着美式制裁的升级和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寻求避险之道，非主流经济体系的功能将更加突出。更何况，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规则统一、法律完备且严格执行的世界，而是法治水平参差不齐、规则制度千差万别的多元国家。
有鉴于此，涉外经济研究既要重点梳理国际上以及相关国家的正式规则和法律制度，也要关注在国际经济体系和一些国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非正式规则，剖析其存在的背景、原因和作用机制，结合实际给出涉外问题解决方案——一种容纳多种有效规则的综合解决方案。如此才能发展更加自主、有效且不乏包容性的涉外法治体系，并且有利于推动国际规则标准体系的优化创新。
（二）关键主体：从四种行为体到大国全球网络
在世界多极化、区域集团化、大国竞争的趋势下，世界出现了广阔的“新中间地带”。长期以来，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大国政治，但在国际秩序变化期内，一些中小国家或国际行为主体成为全球局势转换或区域局部秩序重塑的关键参与者，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关键影响。除了大国，涉外经济研究要关注和研究“四类主体、一种网络”：
第一类是战略支点型国家，或者称之为枢纽型国家。主要指一些地区强国或关键小国，有的长期重要，有的随着条件变化而凸显重要性。第二类是重要国际组织。第三类是重要跨国企业。第四类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特殊集团，一种是跨国非政府组织、跨国宗教团体等，另一种是如胡塞武装等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对于第一类主体的研究，重在分析其内政体制、经济结构、社会力量构成、历史文化特点及对外政策取向。对于后三类主体的研究，尤其要关注其组织形态、运作机制、分布网络、发展趋势及政治经济影响力。
在研究四类主体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可以更加清晰地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摸清新的网络型主体——主要大国或国际权势集团在全球的战略布局、力量构成、资源网络及利益要害。把这些情况摸清楚，对于客观评估全球经济风险分布情况、研判相关风险趋势及传导机制、寻找风险的对冲方法和不对称竞争策略、优化对外经济布局等具有重要意义。
（三）关键在人：人口、人才、人群与人心
经济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人这个能动主体上。今日世界之所以发生剧变，也是因为人的能动性在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四个关键问题值得长期关注：
一是人口问题。基于全球视野和中国国情开展比较研究，关注相关历史、社会、经济规律，提出应对之策。
二是人才问题。无论是参与全球治理，还是经济走出去、引进来，我国不仅需要新一代兼具中国胸怀、国际视野及区域国别知识储备的全球治理人才、企业家、科研工作者及各类专业人士，还需要一支高素质、梯队化、传帮带的产业专业人员队伍。要研究如何培养好、使用好、保护好这些生力军，从教育培养、选人用人、人才保障、劳动保护等方面思考体制机制创新之道，为中国的全球化新时代做好人才储备。
三是人群问题。过去三十多年，西方的“文明冲突论”之所以盛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文明外衣下的全球不平等和族群利益矛盾不断以新的形式爆发。对族群问题的关注，不仅要有国内视角，更要打开国际比较视野，对主要国家的文化脉络和民族特质、西方种族主义与族群政治、全球民族主义运动、国际移民问题、跨境民族问题等开展深入研究。这些问题虽然与经济问题不直接关联，却对经济安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是人心问题。随着全球进入一个人心涣散、心智迷惘的“精神空窗期”，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思想之争愈演愈烈，不同话语体系的转换正在进行之中。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围绕定义权、叙事权、解释权的竞争，对人心向背具有重要影响。针对国际上的各种杂音，当代中国立足于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丰富实践，以“天下一家和合共生”为哲学起点，直面不平等的全球等级结构和冲突不断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阔视野下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为世界之困提供了体系性的中国之策。在此基础上，涉外经济研究要融通中国观和世界观，进一步丰富发展中国的世界话语，并与国际社会开展建设性对话，为建立中国自主涉外经济知识体系、重塑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权、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与包容共生而贡献力量。
四、“关键六边形”的逻辑关系与系统思维
上述关键问题构成一个“关键六边形”，它始终以问题为导向，是一个有机的、动态的、开放的研究框架。
六个关键问题并非相互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整体上构成一个系统性的研究网络。其中，人是研究的基础，既是关键主体的底层能动因素，也是关键规则的核心制动因素，三者共同塑造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及秩序。而这一体系及秩序不仅体现为人、制度、行为体的相互关系，也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之上。而关键资源、关键产能、关键设施决定了关键主体、关键规则、关键在人的能动空间，后三者又通过相互作用不断推动前三者的调整、重塑和巩固。这一切从人的本身出发，最后又回归到人本身，由此形成一个循环。我们有必要灵活运用这一系统框架加强涉外经济研究，为新时代中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