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西半球外交政策，通常被视为“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部分人认为这是美国霸权扩张的信号，但其本质为何是霸权收缩？为何美国在霸权收缩时期反而更显“霸道”？
“唐罗主义”：美国全球战略之变
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诸多外交政策，被视为美国重返“门罗主义”的信号。特朗普宣称让加拿大加入美国、改名墨西哥湾、关注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的战略价值等一系列事件，都表明他对西半球的关注远超前任政府。
如何从“门罗主义”的视角看待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
2025年6月，美国五角大楼宣布格陵兰岛的防务责任从美军欧洲司令部转移到美军北方司令部，认为“这一调整将增强联合部队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为西半球更坚实的防御提供支持，并深化与北极盟友及合作伙伴的关系”。此举意味着美军将格陵兰岛置于其西半球的防御体系之中，释放出强烈的“新门罗主义”信号。这是继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以及特朗普宣布重点关注加拿大、格陵兰岛与巴拿马运河之后，美国“新门罗主义”政治连续剧的最新剧集。
“门罗主义”源于19世纪美国发展为西半球区域霸权过程中对欧洲干涉美洲的拒斥，最初版本包含了美国式的“孤立主义”战略思想：自外于欧洲国家的战争，但并不“孤立”于美洲事务，这种“孤立主义”一直持续到二战时期，伴随着美国战略界达成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势力均衡的共识而结束。而美国对拉美的“特殊关注”则一直持续。冷战结束后，在现实中运作的“全球门罗主义”被包装成“自由国际秩序”，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主义干涉提供价值论证。随着美国的势力范围越出西半球，现今的“门罗主义”话语复兴，其背景和内涵与19世纪的“门罗主义”已经有重大区别，它所指向的不仅仅是美洲空间，而具有更深刻广泛的全球战略意涵。
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期间，蒂勒森、博尔顿等高官开始频繁谈论“门罗主义”“西半球”；2025年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门罗主义”话语进一步升级。他频繁谈论对加拿大、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的兴趣。《纽约邮报》将特朗普时期的“门罗主义”戏称为“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 = “Donald Trump” + “Monroe Doctrine”），这个合成词甚至得到了特朗普本人的官推认可，因而迅速走红。
外界对“唐罗主义”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批评方向：一面是批评“唐罗主义”代表霸权的进一步扩张，另一面则是担忧美国重返孤立主义而造成在亚太“战略撤退”。我认为，当美国处于全球单极霸权位置，将全球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时候，不需要显性的“门罗主义”话语；当“门罗主义”话语重新浮出水面，恰恰表明美国不计代价地将全球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开始区分“内”与“外”，西半球的重要性重新凸显。“唐罗主义”看似咄咄逼人，但其实质是从全球单极霸权的位置有限后撤。从1823年以来，“门罗主义”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从“半球门罗主义”向“全球门罗主义”过渡，特朗普代表着对这种扩张趋势的逆转。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确立单极霸权。它在发展中松弛了冷战时期对资本的约束，金融资本主义如同脱缰的野马，推动美式全球化的发展。美国的企业面临股东的利润要求，纷纷通过将制造业外包来降低成本，提升利润率。这造成美国制造业逐渐空心化。在政治层面，美国毫无节制的对外干涉和反恐战争大大消耗了美国的国力，并陷入多面竞争的困境。帝国“至大无外”的理念使得美国无法清楚界定其国家核心利益，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美国一直试图聚焦战略重心，但被各地的“火药桶”不断牵扯精力。
特朗普高唱“美国优先”，体现出重新聚焦战略重心的努力。而美国的“国”究竟在什么地方？奥巴马、拜登要维护的不仅是美国本土，更是一张覆盖全球的霸权网络，包括与所谓盟友的合作关系，对诸多国际组织的投资与控制，通过对外国媒体和NGO资助所建立起来的议程设置与定调的权力等等。但特朗普、卢比奥是以美国本土为核心算账，认为原先覆盖全球的霸权网络成本高昂，超出了美国财政的负担能力，而美国跨国资本在全球赚取的超额利润，不能被有效转变为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特朗普决定给全球霸权网络上的很多节点“断供”。从“至大无外”的全球帝国思维，回退到一种区分“内”与“外”的思维。
特朗普说的“主权”并非以美国的物理边境线来划分“内”与“外”，境外那些能够给美国本土带来可见利益的因素，他还是乐于将其视为美国的“内”。这是一种霸权式的主权概念，没有“主权平等”的意涵。19世纪的“门罗主义”有一个“西半球”的地理空间限制，美国严防欧洲列强干涉西半球，但也不愿意越出西半球，去干涉欧洲内部事务。今天，特朗普意识到美国在自身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强美国在西半球的区域霸权，特朗普从巩固周边入手解决国内问题，从硬实力建设的角度来说，巩固周边如果操作得当，能够使得美国进可攻、退可守。而与之相应的其他政策，包括要求欧盟中的北约盟国加强军事支出，多买美国武器，美国减少在俄乌冲突中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从乌克兰攫取资源，都是榨取盟友、节约自身资源的做法。
特朗普的战术和拜登政府不一样，拜登政府愿意花钱建“朋友圈”来围堵中国，特朗普也想围堵中国，但不想烧钱，所以采取了向各国施压的办法，比如威胁实施高关税，然后在谈判中向对方提出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要求。他认为美国已经无法不计代价维护原有的全球霸权网络，但在关税问题上，他又高估了美国自身的能量，认为其他国家会配合其对华战略，而这种靠单方施压的霸权主义，让美国一些所谓“盟友”非常不满。欧洲政界和舆论界有许多声音在呼吁欧洲的战略自主。日韩被美国威胁加征高额关税，对美国的不满也在上升。但在军事和情报体系上，北约盟国以及日韩与美国是深度绑定的，这种关系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实质性变化。但在经济和贸易上，经历2025年4月轰轰烈烈的关税战后，各国都会掂量向美国“一边倒”是否明智。
周边秩序：美洲的新空间政治
美国表现出从经略全球转向重点关注西半球的态势，那么，在西半球这个传统的“门罗主义”空间范围内，如今的美国希望塑造什么样的周边秩序？如前所述，“美国优先”是以地理上的美国本土为核心，一旦有了地理上的美国本土这个锚点，就会有一个亲疏远近的关系。在这样一个视野之中，西半球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因为它就是美国的周边，美国的安全、非法移民等问题，都需要从周边入手来解决。
特朗普提出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但他对墨西哥却没这个想法，反而是对从墨西哥那边过来的拉美移民严防死守。其实可以回溯到对“盎格鲁－撒克逊美洲”与“拉丁美洲”的经典区分。这个区分在19世纪就出现了。曾流亡法国的智利青年朗西斯科·毕尔巴鄂（Francisco Bilbao）于1856年提出“拉丁的美洲、撒克逊的美洲以及印第安的美洲”（la América latina, sajona e indígena）三分法，其实这个区分是想联合拉丁美洲与印第安的美洲一起反抗美国所领导的撒克逊的美洲。19世纪的法国一度深度介入美洲事务，于是将流行的“西属美洲”概念改造成“拉丁美洲”，以体现法国的存在。19世纪，美国接受了“拉丁美洲”这一名称，当时美国注视南方的视角往往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
在二战期间，美国国内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美洲与拉丁美洲的划分一度掀起讨论，典型的文本就是1942年荷兰裔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出版的《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在二战背景之下，斯皮克曼将拉丁美洲看作拖盎格鲁-撒克逊美洲后腿的存在，在受到旧大陆列强攻击的时候，美国不能指望获得拉丁美洲的支持。所以斯皮克曼说，美国最好是越出西半球，介入欧亚大陆事务，建立全球的势力均衡。在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里，可以看到对拉丁美洲的蔑视和提防。亨廷顿认为，美国的底色还是新教白人移民的国家，大批信天主教的拉丁美洲人涌入美国，会给美国造成严重的身份认同问题。特朗普在表达种族主义偏见时口无遮拦，比如曾将海地、萨尔瓦多等国称为“屎坑国家”（shithole countries）。他也会羞辱加拿大政客。
特朗普还有一个吞并格陵兰岛的主张。格陵兰岛既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美洲，也不属于拉丁美洲，而是一个极地边缘区，它的居民主体是因纽特人与北欧移民的混血后裔，黄种人特征比较明显，岛上居民人口不到六万。1951年，美国与丹麦签订防务协定，在格陵兰岛上建立了图勒空军基地（Thule Air Base），这是美国在北极圈内唯一的军事基地，也是美军全球战略部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前哨。美军对格陵兰岛的军事控制并不存在实质障碍。而特朗普试图更进一步，将格陵兰岛纳入美国版图，将格陵兰防务划归美军北方司令部，与归美军欧洲司令部管辖的丹麦本土相区分，这是一个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决策。如果美国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其总面积将达到惊人的2198.5万平方公里，远远超过俄罗斯（约1709.82万平方公里），成为全球面积最大的国家，而且还将拥有丰富矿产，控制重要的北极通道，跨越更广的气候带（从热带夏威夷到极地格陵兰），控制北美大陆，获得空前强大的地缘战略地位。如此巨大的战略利益，使得特朗普可以完全不在乎格陵兰岛居民的人种或文化。
当然，我们今天并不是生活在19世纪旧殖民主义时代，而是在联合国体系之下，对于领土的变更有诸多国际法约束。特朗普的任期有限，他的“地图开疆”，如果能够在国际谈判中起到施压作用，同时又能够让自己的支持者产生“赢感”，就已经实现了重要的价值，这本来就是特朗普“赢学”实践的一部分。
通过领土吞并来攫取利益，这在当今世界有很多牵制因素，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给拉美国家带来现实的政治与经济压力是多方面的。
第一，地缘政治层面。安全感的下降与“门罗主义”的思维惯性促使美国将域外国家与拉美日渐紧密的经济联系视作一种政治威胁。美国或将进一步强迫许多拉美国家“站队”，减少其与中国、俄罗斯的贸易、投资与技术合作，限制拉美国家在外交和发展上的空间。美国为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做出了努力，在美国压力之下，巴拿马退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最近又有美国智库针对中国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37个港口项目开展所谓“风险”评估，其代表的风向值得我们关注。
第二，地缘经济方面。美国不会放弃对拉美丰富的农业、矿产、石油资源，以及深度嵌入美国经济体系的拉美制造业产业链的控制，并将以各种手段加强拉美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依附性，如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希望利用《美墨加协定》中的六年审查条款，提前在2025年下半年启动重新协商，以不对等条款锁定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方向；利用关税、出口限制、金融制裁打压“不听话”的国家。特朗普政府在援助问题上，越来越强调拉美国家拿多少钱，就要给美国办多少事。
第三，在安全与移民领域。将美国自身的移民、毒品、犯罪问题归咎于拉美国家治理无能，推动南方边境的军事化，向墨西哥、中美洲国家施压要求加强边境管理，否则取消援助或征收惩罚性关税。迫使拉美国家处理大量被遣返人员，将治安与就业压力转移拉美。
第四，在身份认同与文化话语层面。不断将拉美移民污名化、妖魔化，将他们与毒品走私、黑帮、暴力犯罪等问题挂钩，强调“边境墙”的必要性，将其象征化为“对抗混乱与犯罪”的标志，将拉美视作不稳定的源泉和安全威胁。
第五，美国对区域内国家的控制、隔离与干预程度可能上升。特朗普甚至可能在拉美扮演“政治教皇”（特朗普确实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穿着教皇服饰的图片）的角色，判定谁是拉美的合法政府，加剧对拉美“左翼政权”或反美政权的制裁和打压，特别是对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的政策。最近，特朗普又干涉巴西内政，要求卢拉的左翼政府停止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调查。
第六，破坏拉美与加勒比地区的自主的区域一体化，操纵美洲国家组织（OAS）与利马集团（The Lima Group），扶植亲美的右翼政权，打压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南美国家联盟（UNASUR）等区域自主国际组织。
特朗普的周边政策已经初步迎来反弹。在2025年4月加拿大大选中，民众反对特朗普的情绪成为影响选举走向的重大因素。自由党凭借捍卫加拿大主权的立场，最终胜过了本来民调领先的保守党。特朗普依赖单边主义的强制手段来对拉美国家施加压力，在拉美区域引发更多的不满。
美式“赢学”：“帝王总统”的修辞与现实
特朗普不仅屡屡胁迫其他国家，在美国国内也以“超级总统”的姿态发号施令。其实，19世纪的美国“门罗主义”就是以国内政治为基础的，它包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自豪感，即美国是一个共和国，它所要维护的西半球，也是一个以共和制国家为主的空间。然而，特朗普的“唐罗主义”在这一点上很不传统，他对于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区分很不敏感。
“唐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高度灵活，并不让自己受制于传统“门罗主义”包含的那些政治敏感意识。特朗普试图通过扩大行政权来实现自己的改革计划，对内不断试探立法权与司法权的边界，但由此也引发了激烈反弹。民主党政客纷纷抨击特朗普一些自比国王的姿态，伊利诺伊州民主党籍州长普里茨克在X平台上批评说：“美国没有国王，我也不会向国王屈膝。”2025年6月14日，当特朗普在其生日当天举行阅兵典礼的时候，美国多个城市爆发了“无王抗议”（No Kings Protests），阅兵日也被抗议者命名为“无王日”（No Kings Day）。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日抗议事件之一。MAGA派的媒体和代表人物绝大多数避免对特朗普自称“国王”的事实发表评论，因为确实很难正面辩护。
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之下，即便是铁杆MAGA派也慎于公开宣扬“特朗普是国王”。如果美国自己都没有什么政治原则，如何有资格将域外国家排除出美洲空间？相比之下，最近的爱泼斯坦档案问题，反而引发了MAGA派内部的分裂，使得许多人与特朗普的分歧进一步浮出水面。但对特朗普的“唐罗主义”外交政策，我们看到的主要还是支持的立场。MAGA派在外交上有孤立主义倾向，但这是基于区域霸权意识的“美式孤立主义”。美国在西半球自己定规矩，自己说了算，不必和域外国家商量，被看作是“美国优先”“反全球主义”立场的体现，可以给MAGA派带来胜利感。这对特朗普和MAGA派都很重要。特朗普在内政和外交中一直在展示胜利主义叙事，宣称每项政策的结果都是自己和美国“赢了”。
对外，特朗普实施高度个人化的外交风格，不遵守各种多边主义框架，同时超越传统的双边外交模式。他将自己在商业中的“交易技艺”（the art of deal）输入外交，经常表现出不可预测或夸张的强硬立场，对其他国家极限施压。在看似咄咄逼人的外观之下，美国霸权的战线不是在扩张，而是在有限收缩。他在第一任期内推动委内瑞拉政权更迭，但最终并未出动地面部队。而在中东，他对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进行的空袭规模有限。特朗普并不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美国原有的全球单极霸权体系。他要计算成本，将资源投入到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上。
因为不愿意不惜代价维持美国的全球单极霸权体系，特朗普的行为模式像是对19世纪均势政治的某种回归：在遇到自己所承认的大国时，他的言行往往体现出尊重对方区域性“势力范围”的倾向。比如说，在处理乌克兰问题的时候，他实际上采纳了北约东扩导致俄乌冲突的叙事。他承认乌克兰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内，同时坚持认为加拿大、格陵兰、墨西哥和巴拿马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
然而，与19世纪不同的是，21世纪的西方国家有着更发达的媒体和选举政治。19世纪的政客可以通过秘密外交来完成利益交换，而在21世纪，人人皆可上网发声，西方政客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镜头下，对未来的选举产生影响。而这使得21世纪选举政治下的政客们更加“输不起”。政客们将外交变成针对国内选民的表演，看似是与外国人打交道，但处处都琢磨给国内民众留下什么印象。因此，特朗普不能承认自己是在进行某种战略收缩，而必须塑造赢了又赢、不断前进的形象。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他的“赢学”发挥了关键作用。
特朗普已经将白宫的官方网站变成大型“赢学”建设示范基地。“赢”（Win）原本是商业热词，却成为特朗普执政团队的关键词，体现了特朗普作为一个房地产商人和娱乐明星对白宫成功的商业文化输入。特朗普反对“烧钱赢”，希望“省钱赢”，他的“赢学”体现出若干鲜明的特征：
重塑“利益”认知，降低预期，锚定失落感。特朗普重估“美国资产”的价值——降低心理预期，精准对接那些自感在全球化中受损群体的不满。特朗普以“主权”的名义，重新界定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将许多原来处于美国全球霸权网络之内的势力与利益，视为美国的“外部”。基于此，那些美国耗费数十年建立的国际组织与机制，若无法产出可感知的即时收益，便被视为财政负担与战略负资产（即“输”）；反之，即便只是从传统盟友处榨取微末利益，也被标榜为美国的“赢”。
抛弃“共赢”，公开追求“独赢”。由于其对于美国核心利益界定范围的收缩，特朗普的胜利主义叙事是公开宣称“美国优先”，这里的“美国”，就不再是美国的全球霸权网络，而是有着明确的地理空间、公民资格条件乃至种族特征的限制。关注“独赢”而放弃“共赢”，使得特朗普在行动之时可以无视各种既定的国际规则，无视美国盟友的需求，在运用“强制”手段的时候更没有心理负担。
议题游移，但始终寻求主导公共舆论议程。特朗普的支持群体相互之间存在很多矛盾。特朗普的“赢学”并不寻求调和各方立场，而是希望始终主导公共舆论的议程，避免让自身的失败或政策代价成为舆论焦点。为此，他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政治算法：极力放大任何微小的阶段性成果，哪怕是象征性的胜利，通过夸张的叙事包装成重大突破；同时系统性地回避其激进政策带来的现实成本——无论是贸易战导致的民生负担，还是其反复无常的决策风格所制造的市场不确定性。这种选择性呈现的策略，本质上是通过制造“永远胜利”的幻象，来维持其政治基本盘的凝聚力和支持。
特朗普希望这种降本增效式的“省钱赢”，节省他认为不重要的开支，运用加征关税来迫使其他国家消除与美国的贸易逆差，迫使海外资本回流美国建立工厂，从而重新夯实美国霸权的物质基础。但他同时对全球多数国家发动关税战的做法，本质上是一场政治赌博：第一是赌其他经济体不可能戒断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会在被拒绝市场准入的条件下做出让步；第二是赌美国消费者对于物价上涨的忍耐力，但众所周知，美国消费者在这方面并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录，因此赌的还是其他国家投降的速度；第三是赌美国本土吸引和支撑制造业复归的能力，如劳工和技术人员的供给、供应链的配套性、政策的连续性等等。
在前两个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初步结果：中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已经大大降低了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性，同时也通过科技创新解决了不少技术“卡脖子”问题，因此有能力对特朗普说“不”；事实证明，美国消费者对于中国商品的依赖很深，对华加征关税将引发美国市场恐慌，迫使特朗普政府最终在关税问题上对中国作出让步。在制造业回流方面，特朗普遇到了最为棘手的挑战。也许美国政府能够提供廉价的土地、能源和短期免税政策，但是投资者将发现他们经常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们在美国本土找不到足够的工程师，以及保留了技工文化、乐意在流水线上作业的产业工人，找不到相互配套的上下游产业，美国的港口、铁路、电网等基础设施老化，而近年来，美国政府在政策上的反复无常更是令许多投资人望而生畏。对于MAGA的支持者来说，只有迈出制造业回流的第一步，才有后续的逐渐完善。问题是如果特朗普无法赢得这场赌博，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落败，其在美国的分权制衡体系中推动改革的能力将大大下降。
迄今为止，特朗普所发动的关税战已经遭遇阶段性的挫折，中国据理力争，取得初步成效，使得许多国家看到美国霸权的“薄弱环节”，从而思考如何在未来减少对美国霸权的依赖。在北大西洋联盟之外，更多国家在能源、供应链、货币等问题上，已经在考虑如何分散过度依赖美国所带来的风险。国际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新调查显示，全球公众对美国的好感度显著下降。在被问及“哪个国家对本国威胁最大”时，大多数欧洲和拉美国家的受访者更多提到美国而不是中国。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美国则被认为是“头号威胁”。
特朗普的“赢学”将是一个绝妙的政治修辞学标本，向我们演示美国的霸权是如何不断缩小预期受众的范围，从“共赢”走向“独赢”，从“顺赢”走向“强行赢”。甚至可以说，他的“唐罗主义”话语本身，也构成他的“赢学”的一部分，为范围极其狭窄的预期受众创造“赢感”。可以预期，在一个更为多极化的全球秩序中，我们将能够看到更为五彩斑斓的“赢学”叙事：区域霸权力量运用为自己量身定制的“赢学”建立自身区域支配的正当性，而弱者也需要自己的胜利主义叙事。迄今为止，特朗普已在“赢学”的历史上打下自己的烙印，而他尚有充裕时间让这些印记愈发深透、更具持久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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