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把“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纳入“十五五”规划建议，标志着我国科技创新范式开始从工程化、机械式的创新体系演变迈入生态化、有机式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央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一方面，要在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方面积极发挥作用，促进多主体协同、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另一方面，要把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单纯依靠资源和要素投入，转向积极营造企业自身的开放创新生态，即从较为倚重内部研发转向更加重视开放式创新，从依靠单项技术和产品竞争转向创新生态竞争，充分释放企业的创新驱动效能。
一、重构创新逻辑，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已不仅仅依靠几项专有技术和产品，更多体现为企业创新生态的竞争力，即一种开放的、与其他创新主体协同共生的、可持续创新的生态体系。比如，微软、谷歌和苹果等大型企业以计算机、手机操作系统为平台构建的不同生态体系，既带动了相关主体协同创新，相互支持和良性竞争，又促进了技术进步和行业发展。
当前，我国中央企业（以下简称央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进入深水区，单纯依靠人财物要素构建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核心竞争力的塑造同样需要依赖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构建。央企需以“链长”的担当，打破资源壁垒，从“单点突破”转向“生态共荣”推动创新，形成要素聚合、主体协同、价值循环的良性格局，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可持续动能。这一转变并非否定要素投入的基础作用，而是通过生态化运作让资源效能最大化，实现“1+1>2”的协同效应。
企业的创新生态系统是由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通过资金聚集、人才流动、知识转移、成果商业化等方式形成的复杂系统，包括内部创新生态和外部创新生态。对于大型央企来说，内部创新生态是企业内的各研究、开发机构与主营业务单位、企业管理部门之间，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通过职责定位和相互协作所形成的系统；外部创新生态系统则是企业在技术创新的资源筹集、研究开发、成果商业化的过程中，与大学、科研机构、供应商、客户、金融机构等相互协作，所形成的开放式创新系统。
长期以来，我国大型央企的技术创新与科研管理主要局限于本行业、本企业、本领域，目前依然存在部门条块分割、机构“大而全”“小而全”、创新资源分散、重复研发严重、协同效能偏低等问题，既制约了央企自身创新竞争力的提升，也影响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整合与发挥。央企引入创新生态理念较晚，各方面还不成熟，实践中还有不少困扰。作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央企是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工程、引领行业技术进步、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在推动产业尖端前沿技术突破、提高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必须顺应技术创新范式的变化，在完善创新链、健全创新体系的基础上，通过打造开放创新生态，提高创新效能，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发展，推动行业技术进步。
二、国内外优秀企业培育创新生态实践借鉴
从国内外优秀企业培育创新生态的成功实践来看，有一些具有共性、值得借鉴的做法和经验。
一是建立开放式创新模式，统筹内部与外部创新资源。通过与全球领先的大学、科研机构合作，获取和利用全球最优质的创新资源及最先进的技术，形成独特的技术优势和开放的创新生态。比如，AT&T制定有负责收集企业内部创意的创新管道（TTP）计划和负责收集外部公司创意的外部采集（FP）计划，借此整合内外部创新资源。
二是适时调整研发组织，搭建创新平台。为适应开放式创新，许多企业不断调整完善研发组织形式，搭建内外部创新创意平台，建立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集团内部创新机构。比如，韩国三星公司成立了“三星C-lab”，旨在支持三星内部员工发掘自己的技术创意，对于有价值的技术创意，在公司内部进行孵化。
三是开放创新资源，赋能各类创新主体。核心企业通过对部分专利、知识产权、软件源代码公开等方式，吸引更多优秀企业和个人参与到产业生态的技术创新中来，同时还以投资、合作、渠道、培训等方式支持合作伙伴、初创企业发展，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比如，华为设立了多个开源项目，向合作伙伴提供智慧办公、安全可信、资源管控、生态融合、通用服务等开放能力，开发者在此基础上推出各类应用，并为华为产品线作贡献。
四是广泛开展产学研合作，构建创新网络。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良性互动关系，使科研成果在企业中得到进一步开发应用，可以获得最新的突破性技术。比如，西门子在全球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寻求合作伙伴，包括6所与西门子自身业务最为匹配的世界顶尖大学作为战略性合作伙伴，50到60家全球著名大学作为重点科研合作对象，还有700多家大学在某一方面为公司提供技术和研发支持。
五是协同产业链企业用户，活跃客户创新。许多大型企业都非常注重与上下游企业、供应商、终端用户等开展协同创新，与用户合作创新成为许多跨国公司的重要选择。比如，日本丰田作为大型整车企业，利用其在产业链上的核心地位，从研发能力、生产设备、质量保证等方面严格挑选供应商，并与其保持长期稳定的创新合作关系。
六是建立风险投资机制，促进中小创新企业发展。大型企业通过建立技术孵化器、风险投资基金等方式，积极扶持外部有潜力的初创公司、中小公司发展。比如，壳牌、雪佛龙、BP等国际石油公司在20世纪末就成立了自己的科技风险投资公司，致力于推动新兴技术创新，或投资数字化转型、移动出行、低碳业务、电力业务等领域。
七是借助产业联盟与技术标准，引领产业创新发展。许多企业积极加入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或者自发组织的大型技术创新联盟，共同制定行业技术标准，围绕新的技术标准培育新的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比如，西班牙电信公司Telefonica加入旨在促进区块链技术采用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区块链生态系统发展的LACChain全球联盟，以便获得相关技术交流和培训机会，并将其解决方案纳入LACChain网络基础设施和技术工具中。
三、明确央企创新生态的功能定位
央企培育创新生态必须立足国家所需、产业所趋、企业所能的战略逻辑，明确核心定位。一是要成为原创技术策源地。聚焦国家战略必争领域与产业发展关键环节，加大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布局力度，突破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核心技术，填补国内技术空白。二是要成为产业链“链主”。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整合上下游创新资源，打通产业链断点、堵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三是要成为全球化创新枢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布局创新网络，提升对全球创新资源的配置能力和整合能力，推动创新成果在全球范围内转化应用。
构建自主可控、开放协同、敏捷高效、全球适配的创新生态系统，自主可控是底线，要实现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基础软件的自主研发与生产，摆脱对外技术依赖；开放协同是路径，要打破企业内部壁垒与行业边界，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吸引全球创新主体参与生态建设；敏捷高效是保障，要建立灵活的组织机制与创新流程，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与技术变革；全球适配是方向，要推动创新标准、产品服务与国际接轨，提升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首先，以场景开放为核心牵引，激活生态协同活力。场景是创新成果转化的“试验场”，更是链接多元主体的“粘合剂”。央企需主动开放主业核心场景，打破内部封闭循环，吸引中小企业、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参与协同攻关，推动协同创新。能源央企需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深远海风电、CCUS等前沿场景，及时发布供需对接清单与技术需求，打造以场景创新为核心的生态系统。比如，哈电集团依托白鹤滩水电站等重大工程场景，联合上下游企业攻克百万千瓦级水轮机组全产业链自主化难题，形成“重大工程—技术攻关—产业升级”的正向循环，将中国水电装备推向全球技术制高点。再比如，国家电网开放智能电网应用场景，带动上下游200万户企业协同创新，构建覆盖装备、材料、调控的完整创新链条。
其次，以平台搭建为支撑载体，夯实生态运作根基。央企需牵头构建多层次协同创新平台，打破产学研用壁垒，实现创新资源开放共享。一方面，依托国家级实验室、中试验证平台等打造核心技术策源地，以原始创新成果及其标准的话语权提升生态竞争力；另一方面，搭建数字化协同平台，推动创新要素跨区域、跨领域流动，将科研设施、仪器设备纳入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向各类创新主体开放共享，降低中小企业创新门槛。采取“自主攻关+产业链协同”模式，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可控核聚变、新型储能等“卡脖子”领域开展体系化攻关，加速基础研究向产业应用转化。
再者，以机制创新为保障纽带，激发生态内生动力。健全的机制是开放创新生态持续运转的关键。在协同机制上，要完善“一企一策”的知识产权分享、利益分配机制，明确产学研各方在创新链条中的权责收益，让创新成果惠及所有参与主体。在激励机制上，破除科研“行政化”壁垒，建立容错免责机制，区分探索性试错与管理性失误，同时将生态协同成效纳入考核体系，鼓励科研人员跨单位、跨领域协作。在人才机制上，构建“引育用留”生态化体系，大力培育战略科学家与高水平创新团队，通过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柔性引才，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校企合作培育实操型人才，形成多层次人才梯队支撑生态发展。
最后，以国际视野为拓展维度，提升生态全球竞争力。开放创新生态绝非局限于国内循环，需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竞争合作中增强核心能力。央企要主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以技术突破推动中国标准成为全球“通用语言”，掌握产业发展话语权；同时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引进全球优质创新资源，在氢能、储能等前沿领域共建联合实验室，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赋能。通过构建“国内协同、全球联动”的开放创新生态，央企既能集聚全球智慧突破技术瓶颈，又能带动国产能源装备、技术标准走向世界，将“中国方案”融入全球创新生态体系，为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战略支撑。
四、以创新生态释放创新效能
创新生态的核心价值就是通过系统整合与协同联动，最大化释放创新效能，为央企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核心支撑。
1.强化原创技术策源能力，筑牢生态建设根基。
原创技术是创新生态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央企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要聚焦关键领域布局研发方向，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与产业发展痛点，聚焦“卡脖子”技术与前沿赛道，如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领域，制定长期研发规划，避免短期化、功利化的研发倾向；要构建多层次研发平台体系，整合企业内部研发资源，建设国家级、世界级研发中心与重点实验室，布局“总部研究院+区域创新中心+海外研发飞地”的全球研发网络，实现24小时跨时区研发接力，提升研发效率；要建立稳定的研发投入机制，将研发强度提升至5%以上，其中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不低于15%。特别要建立“长周期+里程碑”的研发资金管理模式，对基础研究项目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容忍创新失败，鼓励科研人员大胆探索。
2.打造链主式融通创新体系，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融通创新是创新生态建设的核心路径，央企需以“链主”身份牵头构建创新联合体，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要推进产业链创新联合体，联合上下游中小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建联合实验室、中试基地与成果转化中心，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开展联合攻关，解决产业共性技术难题；要开放企业创新资源，向生态伙伴开放API接口、技术标准、试验平台与应用场景，推行“平台+插件”的创新模式，吸引中小企业参与生态创新。通过共享资源降低中小企业创新门槛，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形成“大企业引领、中小企业协同”的创新格局；要建立产业链“链长”负责制，开展产业链图谱绘制与断点、堵点排查，针对薄弱环节精准施策，补短板、锻长板、育新板，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
3.搭建数字化智能化底座，赋能创新生态高效运转。
数字化、智能化是提升创新生态运行效率的核心支撑。央企需以工业互联网为基础，搭建数字化创新平台，实现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协同联动。要建设工业互联网创新平台，整合需求对接、能力匹配、成果交易、知识产权运营等功能，实现一站式创新服务，推动创新成果快速转化；要运用数字技术赋能研发过程，包括利用数字孪生、VR/AR、云计算等技术，搭建跨地域协同研发实验室，实现研发数据实时共享、研发过程可视化模拟，缩短研发周期；要构建生态健康度监测系统，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创新生态健康度评价指标体系，实时监测生态伙伴的创新能力、合作活跃度、成果转化效率等关键指标，动态优化资源配置，及时化解生态风险。
4.优化敏捷高效的组织与机制，激发创新内生动力。
组织机制创新是创新生态建设的“催化剂”，央企需打破传统科层制组织架构的束缚，构建灵活敏捷的创新组织体系。要推行“创新联邦制”组织架构，建立“核心层－外围层”组织模式。其中，核心层负责制定创新战略、技术标准与资源配置方案，保持战略定力，而外围层则设立独立的创新单元、孵化器或创业公司，赋予其充分的人财物自主权，鼓励其开展前沿技术探索与商业模式创新；要建立多元化创新激励机制，可设立创新专项基金，对重大创新成果给予重奖，鼓励采用“里程碑+商业化分成”的激励模式，将创新团队的收益与成果转化效益挂钩。落实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允许核心团队享有不低于70%的成果转化收益，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要改革人才评价体系，建立“能力+贡献”双维度的人才评价标准，重点关注科研人员在核心技术突破、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实际贡献。实施“全球英才计划”，引进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与青年科技人才，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创新人才队伍。
5.构建全球化开放协同网络，整合全球创新资源。
在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资源的全球流动与配置是提升创新生态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央企需实施“全球本地化”战略，构建全球化创新协同网络。要布局海外离岸创新中心，重点在欧美、日韩等科技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设立离岸创新中心或研发基地，整合当地顶尖人才、技术与产业资源。通过“本土化研发、全球化应用”的模式，推动创新成果与当地市场需求深度适配；要适时开展跨国并购与联合研发，围绕核心技术短板，开展精准的跨国并购，获取关键技术、专利与人才团队。加强与全球顶尖高校、科研机构开展联合研发，共同攻克前沿技术难题，提升技术创新的起点与高度；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自主创新技术转化为国际标准，提升在全球技术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比如，在新能源领域，推动光伏、风电等技术标准的国际化，为我国新能源产业出海奠定基础。
6.完善全周期成果转化体系，打通创新价值实现链条。
成果转化是创新生态建设的“最后一公里”，也是衡量创新生态成效的关键指标。央企需构建“研发－中试－产业化－市场化”的全周期成果转化闭环。要建设专业化成果转化机构。设立独立的成果转化中心，配备技术经纪人、知识产权专员、市场分析师等专业人才，负责创新成果的评估、孵化、推广与产业化。加强中试基地建设，解决实验室成果向产业化转化的“死亡之谷”问题；要建立多元化成果转化模式，针对不同类型的创新成果，采取差异化的转化路径；要完善知识产权运营机制，加强知识产权布局，构建覆盖全球的专利网络，提升专利质量与核心专利占比。建立知识产权交易平台，推动专利的许可、转让与作价入股，实现知识产权的价值最大化。
五、推动创新生态制度化机制化
推进创新生态制度化机制化，是将创新活动从零散探索转向系统治理、从政策驱动转向制度保障的关键变革，核心在于通过规则体系化、流程规范化、保障长效化，破解创新要素流动障碍，激发各类主体活力，为央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一是要建立有利于创新人才在不同创新主体间流动的制度环境。加强人才政策的协调性，强化人才培养的适配性供给和前瞻性布局，加快培养企业急需紧缺人才和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建立紧缺人才清单，促进高端人才向创新型企业和产业聚集；分类构建国家重大攻关任务、基础前沿研究、应用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类人才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及时增设新兴产业人才评价专门通道。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赋予企业职称评审、技能等级评定、人才举荐、经费管理等更多自主权；建立企业与大学院所互认的人才评价机制，促进科技人员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流动，由此带动不同创新主体的合作。畅通产业高端人才到高校任职“旋转门”机制，鼓励产学研人才有序流动。
二是要加强科技中介服务，繁荣技术交易市场。加快建设和完善科技中介机构体系，形成以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为龙头、以各类中介服务机构为支撑、以区域性和行业性专业技术市场为基础的服务网络体系；从高校、科研院所、留学回国创业人员群体中，积极吸引懂经营、会管理的科技专业人才加入科技中介机构。建立技术经纪人职称评定制度和绩效评价体系，打通技术经纪人的职业晋升通道；多措并举，营造有利于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环境。可由政府牵头建立科技中介服务行业协会，进一步完善行业规范和标准，促使协会成为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与政府、高校院所、企业沟通的重要渠道。
三是持续完善央企创新考核体系。创新生态系统评价应是长期性、连续性评价，而不应是一次性评价。充分考虑不同产业科技创新的周期性和不确定性，避免“一刀切”。完善现有创新考核指标设计，优化科技创新投入结构，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平衡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比例，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原始创新能力建设；强化央企在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中的主导作用，推动央企通过研发合作、平台共建、成果共享等方式参与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基础研究平台的建设，提高基础研究的共性和开放性，与高校院所等创新主体形成有效协同，实现基础研究成果快速转化。
四是要加强舆论引导和机制创新，营造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建立科学公平的利益共享机制和风险共担机制，建立健全科技伦理与科研诚信制度体系。增强创新生态中各主体之间的信任，营造安全稳定的融通创新氛围，进而通过发挥创新主体各自优势，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形成强大合力，推动创新体系整体效率和能力持续提升。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用好主流宣传工具，深化对创新生态的认识和舆论影响，着重营造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社会氛围，率先在央企中形成培育创新生态的热潮。促进公众参与科技创新，让公众对待科技创新和科技工作具有浓厚的兴趣、正确的认识和端正的态度，使科技工作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职业。
（编辑 尚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