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加工贸易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具有独特功能。现今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剧烈变化中，加工贸易面临的挑战增加，增长速度和占进出口比重双降。但新的发展条件和优势也在积累，加工贸易功能发生了变化，在扩大中间品贸易、增强中国在全球产供链中的韧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应继续重视发展加工贸易，推动加工贸易从数量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化，从传统的加工贸易向综合保税业务方向迈进，提升加工贸易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地位。
改革开放后，我国加工贸易快速发展，曾长期占据全国进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在推动我国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以及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赚取外汇、增加贸易顺差、推动形成贸易大国、促进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独特功能。
1998年，我国加工贸易在进出口中占比高达53.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我国货物贸易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工贸易占比呈现出增长速度和占进出口总额比重双双下降的态势，如今在全国贸易的占比已下降到不足20%。“十五五”时期，加工贸易发展的内外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收缩外移态势显现。到底该怎样看待加工贸易？加工贸易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需要厘清发展定位，寻求变革创新。
一、发展环境变化
在世界经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美西方谋求“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试图把我国排除在全球重要供应链之外，反制经济全球化的逆流阻碍全球化加速发展，安全概念泛化，安全逻辑替代经济效率逻辑，“友岸外包”“近岸外包”“本土外包”替代“离岸外包”，“印太战略”分化“亚太合作”，“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加速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重构，制造业、服务业不同程度地出现“本地化”或“本国化”倾向，我国嵌入全球产供链的重要载体加工贸易面临外部挑战增加。
国内劳工和土地等要素成本、环境成本攀升，加工贸易收益率下降。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离开创新发展的加工贸易生存空间将更加狭窄。强化内需主导，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工贸易的功能必将随之变化。
二、功能定位调整
我国国民经济持续成长仍然需要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将拥有新的功能，发展加工贸易也将具有新的条件和优势。
加工贸易高水平发展承载着保障我国融入国际生产分工和产供链体系、保持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实现高水平开放发展的功能，对稳定国际贸易尤其是中间品贸易、稳定国际投资、增强产供链韧性仍然具有重要作用。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推动下，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和服务蓬勃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分工加速演进，加工制造环节在新的发展模式中将与研发和营销一样重要，加工贸易具有新的生存发展空间。
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创新发展推动着社会资本有机形成和提高，相对过剩人口数量增加，就业压力增大，加工贸易仍需承担重要的就业功能；在平衡发展中，内地工业化尚未完成，加工贸易具有推动内地工业化进程，实现返乡劳工本地就业，增加收入，缩小地区差距的功能。
在强化内需主导、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加工贸易作为衔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联结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重要贸易方式，具有独特的功能。
加工贸易在发展中将受到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冲击，但新的发展优势也在积累显现。我国制造业规模庞大，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达30%左右，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配套能力强，物流体系完善，“一带一路”建设开通了许多新的贸易通道，物流成本明显下降，熟练劳动力资源丰沛，快速交货能力冠绝全球，为发展加工贸易、配套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和供应体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澄清几点模糊认识
在我国谋求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出现一些质疑否定加工贸易的观点，应予以澄清。
一是“国际产业转移说”。认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具有成本寻求型特点，总是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中国要素成本上升，劳动成本优势削弱，环境成本上升，与 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后的亚洲“四小龙”情形相似，逐步向外部转移，中国应顺势而为，淘汰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为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腾出资源和空间。
其实，国际产业转移的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我国存在东中西部发展梯度和较大的地区成本差异，劳动力规模庞大，国内腹地广阔，大市场优势明显，产业配套能力强，有条件、有必要，也有可能实现加工贸易在国内的区位转移，更长时期留住加工贸易，并提升加工贸易水平，服务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避免加工制造环节大量外移造成产业空心化。
二是 “微笑曲线说”。认为加工贸易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应是沿着微笑曲线由低端向两端延伸，淘汰或压缩加工贸易，腾出资源发展处于产业链两端的行业，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中实现价值链的攀升。
事实上，加工贸易只是一种贸易方式，其本身并不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也不等同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而“微笑曲线”研究的是企业策略问题，直接将这一厂商理论运用于国家宏观经济决策进行直接比较是失之偏颇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而言，区域发展水平不同、要素禀赋多层多样，应致力于最大化利用所有要素资源，而非单一经济结构。轻视加工贸易，甚至从行政上助推加工贸易外移，不仅使许多企业丧失转型升级的能力，而且会损害我国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三是贸易顺差原罪说。认为加工贸易天然产生贸易顺差，我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现已突破万亿美元，由此可能导致与更多逆差国的贸易争端上升，加剧对外贸易环境恶化，为此，应推动加工贸易向外转移。
其实，贸易顺差增大是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结果，依托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发展加工贸易，可以实现中外互利共赢，而全球化逆流才是挑起国际经贸争端的真正根源。促进贸易平衡应着力于扩大进口，而非人为排斥加工贸易。
四、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在我国谋求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应继续发展加工贸易，并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推动其从数量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化，从传统的加工贸易向综合的保税业务方向迈进，提升其在全球产供链的地位。
提升加工贸易发展水平。加大加工贸易企业研发和创新投入，提高技术水平和产业配套能力，创造承接高端加工贸易产品的条件。借助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之机，鼓励在具有优势的产品上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进行研发和生产合作，开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高附加值产品加工贸易，给予其高新技术企业同等所得税待遇，充分发挥其辐射带动和技术溢出作用。促进保税维修业务发展，推进内地经济中心加工贸易产业集群优化升级，支持拓展国内市场和内外贸一体化，加强财税金融支持，强化加工贸易的要素保障，优化加工贸易管理与服务，为加工贸易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引导支持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继续引导加工贸易区域布局，推动加工贸易向中西部、边境地区和东北地区等成本相对较低的区域转移，降低加工贸易区位转移成本，加大重点承接地、加工贸易承接转移示范地、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等载体建设力度，完善承接加工贸易转移配套政策措施，以加工贸易带动相关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鼓励沿海加工贸易园区在内地建立飞地。为利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加工贸易的经验，以及海外渠道、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人才等资源，突破内地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中的瓶颈，解决沿海加工贸易园区土地成本高、地理空间局限的难题，鼓励其与内地“结对子”，在内地设立加工贸易飞地。
扩建一批数字保税区。抓住数字化智能化快速发展、数据加工需求扩张的契机，在总结全国第一个数字保税区海南儋州数字保税区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选择靠近数据供给和需求市场、电力供应充足稳定且成本较低、人才资源充裕的地区，如成都、西安、上海、深圳、杭州、广州、北京、天津等地，设立一批数字保税加工区，扩大数字保税加工区的建设范围。完善跨境数据流动制度体系，保障数据自由便捷安全流动，加强用户数据隐私保护和数据产权保护，健全数字保税基础设施，建立数字保税区企业黑白名单制度，引入企业国际信用体系，鼓励境内外企业投资经营数据保税加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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