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持“天下为公”“使人人有阅读之机会”的理想，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促进民众阅读作为国家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加以重视，把发展图书馆事业当作教育人民、提高干部群众思想觉悟和文化素养的大事来抓，将图书馆视为思想启蒙的阵地和文化传承的纽带，高度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
一
清朝末年，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打破了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和信息封锁，让许多中国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自此变法革新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巨变。
而信息茧房的破碎，民智的启迪，与那时一大批新式图书馆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末以前，中国三千年的藏书史基本上是“重藏轻用”。四大藏书体系中，官府藏书不对普通百姓开放；书院藏书一般只对在书院学习的读书人开放，所提供的书也是四书五经之类传统藏书；寺观藏书主要是佛教或道教典籍；私人藏书更是难对公众开放。加之社会上识字者少，所以中国古代的藏书楼在知识传播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直到清末情况才有所变化。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梁启超赴北美旅行，到华盛顿参观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大开眼界。他写道：“华盛顿之图书馆， 世界中第一美丽之图书馆也。藏书之富， 今不具论， 其衣墙、覆瓦之美术， 实合古今万国之菁英。”“数千年来世界上最著名之学者， 莫不有造像， 入之如对严师。其观书堂中， 常千数百人， 而悄然无声， 若在空谷。观书堂壁间以精石刻古今万国文字， 凡百余种。吾中国文亦有焉， 所书者为‘子夏曰， 日知其所亡， 月无忘其所能， 可谓好学也已矣’二十一字， 写颜体， 笔法遒劲， 尚不玷祖国荣誉。”在这篇游记中，他还讲述了访问波士顿市立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所见所闻，将美国图书馆事业做了全面介绍。
梁启超所以对美国图书馆如此感兴趣，是因为他看到了这种新式图书馆对于富民强国的重要性。早在1895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公车上书》中就提出开启民智的“教民之法”，建议“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梁启超发现，美国图书馆与中国古代绝大多数藏书楼不同，他们普遍采用开架借阅方式，使得图书馆成为广大民众的知识宝库和学术研究场所，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教育的发展。梁启超认为，西方这种新式藏书楼，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旧式藏书楼的封闭模式，是一种开放和“藏而大公”的新模式。于是积极向国人介绍推广。
当时国家正面临列强侵略的空前危机，许多“睁眼看世界”的国人都认识到，普遍设立图书馆是开启民智、富强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末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在他的名著《盛世危言》中详细描述了西方图书馆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认为可作为中国设立新式藏书楼（图书馆）的参考。郑观应详细罗列了各国图书馆的数量：“法兰西，书楼五百所，藏书凡四百五十九万八千册；俄罗斯，书楼一百四十五所，藏书凡九十五万三千册；德意志，书楼三百九十八所，藏书凡二百二十四万册；意大里，书楼共四百九十三所，藏书凡四百三十五万册；奥大利，书楼共五百七十七所，藏书凡五百四十七万六千册……罗马大书院除刻本外更有钞本三万五千册，细若蝇头，珍如鸿宝，洵数典之巨观，博学之津梁也。”他积极呼吁向西方学习、普遍设立新式藏书楼（图书馆）：“诚能仿而效之，人才之验，亦必接踵而兴矣。”建议中国各省也应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
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曾经发表《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一文，列举了图书馆八点功用：“一、图书馆使现在学校教育之青年学子，得补助其知识之利也。二、图书馆使青年志士，有不受学校教育者，得知识之利也。三、图书馆储藏宏富，学者欲查故事，得备参考之利也。四、图书馆有使阅览者随意研究事物之利也。五、图书馆有使阅览者于顷刻间得查数事物之利也。六、图书馆有使人皆得用贵重图书之利也。七、图书馆有使阅览图书者得速知地球各国近况之利也。八、图书馆有不知不觉便养成人才之利也。”这对于改变当时人们的藏书观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努力下，创设图书馆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形成思潮。维新人士视图书馆为启发民智、传播西学的场所与工具；守旧人士亦认为藏书楼为弘扬儒学、研读经史、典藏文献、传布经史教化之所在，因此对兴办图书馆的主张，新旧两方均能拥护认同，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流。
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请求“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堂”，并“设藏书楼”。同年，奉旨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孙家鼐上《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提出京师大学堂应“建藏书楼、博物馆”“仪器图书，亦必庋藏合度”。光绪皇帝上谕为筹办京师大学堂拨款“购图书、备仪器”。
1898年6月，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同年7月4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任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并通过了由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章程，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
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全国大学堂的藏书机构统称为“图书馆”，这是我国官方文书中第一次使用“图书馆”这个名称。
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批准学部拟定的《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京师图书馆开始筹建，这就是现在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1910年，清廷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这是中国官方颁布的第一个图书馆法规。
民国元年（1912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改称为北京大学图书部。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上承传统官学藏书，下启新式大学图书馆，既是晚清最后一个官学藏书楼，也是近代教育兴起后，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个大学图书馆。
1917年 11 月，北京大学图书部（1930年12月改称图书馆）聘请了一位新的主任——李大钊，他后来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二
很多人都知道李大钊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知道他曾经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李大钊是中国现代大学图书馆的奠基者、出色的大学图书馆领导者。
在《ALA百科》中李大钊词条中，将李大钊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因为他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基地，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图书馆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引领民众树立了开创性典范。
李大钊所学专业不是图书馆学，但受聘担任北大图书部主任之后，他以图书馆实际工作者和管理者的身份，通过学习研究相关专业知识，不断革新北大图书馆的管理服务，以及讲授图书馆教育，对图书馆学理论及专业人才的培养进行了较早的探索。他十分注意吸取国内外图书馆管理的先进理念及有关图书馆学教育的情况。1921年12月，他在《晨报》上发表《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一文，介绍了美国17所图书馆学校的沿革、学制、课程等方面的情况，又结合国内当时的状况，及时地提出培养和训练图书馆专业人员的问题。李大钊希望国人能够吸取借鉴国外图书馆员训练方面的先进经验，为在中国开展独立的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创造条件，他认为“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
李大钊在任北大图书部主任期间，全面系统地整顿和改革图书馆管理制度，对北大图书馆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李大钊用两年多时间，参照国外管理经验，拟订了《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该条例体现了很高的管理水平，是我国现代图书馆史上的重要文献。在李大钊的努力下，北大图书馆的馆藏结构、管理与服务方式都有了很大变化，成为当时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的、有重要影响的一所现代大学图书馆。他还积极推动了中国图书馆界的第一个协会组织——北京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并当选为中文书记，与职业图书馆学家们一起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转型发展，也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制度建设树立了成功的样板。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非常注意发挥图书馆在研究和传播先进文化中的优势。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图书馆内设“亢慕义斋”（即Communism），藏有中英文的马列主要著作60余种。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图书馆成为当时中国第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当时许多进步青年都把北大图书馆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课堂，来这里听李大钊介绍新的思想，在他的指导下，共同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图书馆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播阵地，这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的划时代转变。
纵观《ALA百科》词条全文，并没有直接回答李大钊何以被视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在涉及李大钊开展图书馆活动的篇幅里，重点阐述的是他充分发挥图书馆文献收集和空间交流的功能的实践活动，以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也许在词条编辑者看来，李大钊留给中国图书馆界最重要的遗产是其充分发挥了图书馆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对民众的教育引领作用。而这，正是现代图书馆最重要的作用之一。
李大钊认为，现代大学图书馆要服务好教师的研究教学，为学生学习提供好辅助性书刊参考，首先要成为“研究室”，因为只有深入进行学术研究，才能发挥出各种书刊的最大效用，这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全体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素质和知识结构。如果职员每天仅仅办理借书还书手续，那么这个图书馆就不是研究室，仅是借书所。他首次在图书馆中聘用文化层次较高的“助教式”工作人员，“一层可以消除师生间的隔阂，一层可以鼓励研究的兴趣”。
正因为如此，一位叫毛泽东的湖南青年来到了李大钊身边。
三
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因为毛泽东自幼酷爱读书，他是图书馆的常客，并与图书馆终生结缘。他不仅自己热爱读书，而且致力于要使“人人有阅读之机会”。他不仅当过图书管理员，而且还曾经亲自创办图书馆并大力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能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代伟人，离不开在图书馆的阅读和思考。东山高等小学的藏书楼、湖南省立图书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都对青年毛泽东的成长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在这里的藏书楼，来自闭塞山村的毛泽东第一次看到康梁变法论文，深感振聋发聩，启发他从全新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社会、思考人生发展。
湖南省立图书馆是中国第一家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在这里，19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看见了世界”。他在这里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读了古希腊的诗歌、传奇、神话以及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著作。而他“最大的收获”是第一次“看见了世界地图”！在这里，他才得知“原来中国只占全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立图书馆使毛泽东首次接触到现代科学体系与民主思想，重塑了自己的天下观，真正成为一个胸怀全球的人，完成了从传统书生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蜕变，为后续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认知基础。
湖南第一师范图书馆让毛泽东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功底，全面了解到古今中外的大事。在这里，从《二十四史》到《资治通鉴》，从先秦诸子、宋明理学、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他都涉猎学习，国学造诣日益精进。他还通过比较研读《二十四史》与西方哲学著作，构建起贯通古今中外的思维视野。毛泽东还充分利用阅报室了解和研究国内外大事。他认为报纸是一种百科全书， 是活的历史。就是在这个时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深深地吸引了他。《新青年》提倡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劳工神圣、妇女解放以及科学、民主的主张，把毛泽东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思想境界。
如果说在第一师范及其图书馆的学习，使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开始形成”并“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那么，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经历则成为毛泽东革命的起点，是他一生中关键的一步。在这里，毛泽东真正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在李大钊安排下，毛泽东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后，他一方面直接接触并快速了解新文化、新思想，另一方面，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积极利用北大图书馆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其中对毛泽东影响最深的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了解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信仰便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他能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图书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青年时期在图书馆学习工作的经历，不仅培养出毛泽东每日读书的好习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形成其将阅读与救国救民相结合的思维特质，为其后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准备。
正因为切实感受到图书馆对于自己成长进步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识到图书馆对于开启民智、传播文化的重要性，毛泽东参加革命以后一直非常重视图书馆工作，曾先后参与和领导创立了文化书社、湖南自修大学图书室、湖南青年图书馆等多种形式的图书馆（图书室），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正是因为李大钊、毛泽东等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很早就认识到图书馆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中国共产党始终积极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四
创办图书馆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文化知识的阵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重要手段之一。
1932年，在江西瑞金，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供干部群众、红军官兵和社会团体学习查阅资料，旨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提高军民文化素质，是苏区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
1933年9月15日，毛泽东签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第17号——关于教育工作》，郑重说明：“对于发展工农剧社、俱乐部、图书馆、阅书室等等社会教育工作，应给予充分的注意与组织，这更是目前教育方针与中心的任务。”考虑到苏区绝大多数落后乡村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指示县、区、乡建立健全俱乐部、书报社、阅报社等各种公共文化团体，开展以列宁室、红角为代表的乡村图书馆运动。这一时期，有过半数乡村办起了图书馆，俱乐部、列宁室已达到每村一个的程度，图书馆在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和识字运动中迅速蔓延开来，形成了以中央图书馆为龙头，以部队、农村、机关单位组建的俱乐部、列宁室、图书馆等为龙身的图书馆体系，极大地提高了基层群众的文化水平，在开启民智、教育群众方面取得积极效果。
延安时期，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将图书馆作为向民众开展社会教育，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动员、团结、鼓舞民众，培养抗战干部的重要阵地。通过颁布一系列文件，加强对图书馆工作的领导，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图书馆的发展。包括公共图书馆、机关图书馆、干部院校图书馆和工厂、农村、军队、中小学校、医院图书室等窑洞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1938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印发《社会教育纲要》，将图书馆列入社会教育的范围。在“怎样办社会教育”一章中重点论述了“怎样办民众图书馆”，包括六大项：
（1）中心事业：①充分搜集并购置各种有关救亡、军事的书报。②举办定期讲演，时事报告。③提倡救亡读书竞赛。④提倡正当的娱乐。
（2）每县、区、乡、村，都要有图书馆或红角的设立。如因经费困难，不能聘请专人负责，可同当地小学合办或设在小学的旁边，由学生负责照管。
（3）图书：根据经济能力而决定购置，购置的图书要注意到：意识正确，字句通俗，附有插图，能引起民众阅读的兴趣。每个图书馆应有报纸1份。书报的来源：①向各出版机关征求赠送；②向私人捐募；③与小学及机关图书馆轮流流通。
（4）阅览：①找寻适当的房子，人口集中点要宽大，光线充足，出入方便。②壁上悬挂地图、国难统计、战事常识挂图……③放置桌凳。④定出借阅书报的规章。
（5）活动：①如有专人负责，应设民众代笔问字处，同民众读信、写信、记账……②如有专人负责，图书馆应成当地的社会教育中心，设立识字班等。③经常由负责人召集民众报告时事。④请人讲演。⑤剪贴报纸、揭示时事。⑥出版墙报。⑦说书。⑧在民众生产之暇举行娱乐。如拉弦、唱歌、唱戏、下棋。
（6）组织：读书会，读报会，座谈会，歌咏队，新文字班。
《社会教育纲要》对民众图书馆的设置、工作内容、经营管理、购书原则与文献收集方法、阅览室工作、借阅规则、读者工作与活动形式等都提出具体指导意见，这是边区政府关于图书馆工作最早、最系统的一个指导性文献，对边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了支持图书馆的发展，毛泽东亲笔为延安的中山图书馆题写馆名，还曾向许多图书馆捐赠自己的藏书。延安中共中央图书馆成立之初因图书来源困难，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赠书助建，其中毛泽东就捐赠了个人藏书数百册。1948年7月，党中央决定恢复建立高级党校，命名为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毛泽东又带头向学校捐赠图书，现在中央党校图书馆馆藏毛泽东藏书，许多就是在这一时期入藏的。
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党创建的图书馆，为广大干部和普通群众接受马列主义和文化教育提供了重要场所，为党中央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资源保障，为我党培养军事、政治、经济、文学等多方面人才提供了重要帮助，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五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图书馆事业也不例外，经过多年战乱，全国范围内的图书馆一片凋零，公共图书馆仅存55所。新政府接管了这55所公共图书馆，将其纳入国家发展图书馆的计划规划当中，并废除和改革了一些不合理的规则制度（如入馆收费制度等）。
为了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颁布相关政策法规，促使图书馆事业步入稳定前进的轨道。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文学艺术要为人民大众，特别是要为工农兵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指明了新中国图书馆工作的方针。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全民阅读，大力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955年7月2日，文化部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公共图书馆是以书刊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教育的文化事业机构，是党和政府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的有力助手。应广泛地开展图书流通……其服务对象应该是广大的基层人民（少年、儿童也包括在内），对于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不应有所偏废。但各公共图书馆可以根据各馆所在地区的社会情况，分别确定其服务重点。”
1956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科学进军中的图书馆工作》的社论。这一年，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列入当年制定的全国学科12年远景规划中。文化部等部门召开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各类图书馆的发展方针及基本任务。此后，我国图书馆事业开始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工会图书馆、农村图书馆、部队图书馆等各种类型的图书馆蓬勃发展。1957年，公共图书馆由1949年的55所增加到400所。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导下，工会图书馆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44所发展到3.5万所，农村图书馆室发展到18万多个，为国家发展和人民文化素质提高提供了重要的服务支撑。
从北大图书馆到农家书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图书馆作为百姓的学校、知识的入口，作为开展教育、传播文化的重要阵地。为了使“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全民阅读”已经连续13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也已于2026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如今，“读书是最基本的文化建设”已成为全民共识，全民阅读正加速由价值倡导走向制度建设，成为中国文化公共治理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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