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初，《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仰与西方的未来》（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英文版正式出版。该书甫一上市，便引发全球政界、科技界和经济界瞩目。近期，中信出版集团推出了该书的中文版。这是近10年来让我最受触动、最为震撼的一本书。

以思想和价值为行动指南的CEO

《科技共和国》的作者是两个美国人，亚历山大·卡普和尼古拉斯·扎米斯卡。其中之一的卡普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后在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获得社会理论博士学位。他没有技术背景，极度重视健康，喜欢健身和冥想，是陈氏太极拳的忠实习练者，极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2003年，时年36岁的卡普与硅谷传奇创业者、科技思想家彼得·蒂尔联合创立了帕兰提尔科技公司。与硅谷的那些创业者刻意与政府保持距离的态度截然相反，他们对公司的定位是“用技术和数据回应国家安全与时代危机”。帕兰提尔公司专注于为美国国防、情报机构提供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支持，客户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五角大楼和北约等。帕兰提尔成立以来保持了高增长，在2020年上市后市值一度突破4000亿美元，跻身美国前20大最具价值公司行列。目前是美国国防与情报体系中至关重要的数据平台供应商之一，其技术广泛应用于反恐、战场态势感知、军事指挥等领域，被视为“硅谷的五角大楼”。

卡普不刻意追逐公司规模、增长和市场主导地位，而是坚持以思想和价值为行动指南，其核心观点包括：技术必须服从伦理与民主价值，而不是无条件追求效率；科技公司应该主动承担公共责任，而不是把国家和社会视为“客户之外的他者”；数据、AI 和算法不是用于商业套利，而是用于维护社会秩序与国家安全；真正重要的不是流量、资本回报或“指数级增长”，而是技术对文明未来的影响及其可能造成的风险。他不迷信自由市场，也不崇拜“颠覆一切”的创业神话，更不认为技术应该中立。他主张，科技发展必须与国家叙事、战略目标和道德责任相结合，否则将削弱社会结构与国家实力。他的思想融合了哲学反思与战略实践，体现出对技术、权力与国家关系的深刻洞察。

《科技共和国》的基调是批判，核心是重构

从《科技共和国》全书贯穿的核心思想中，可以深刻感受到美国精英阶层对科技变革与地缘竞争前景的焦虑和谋划。作者对美国政府、社会和科技界进行了激烈批评，开门见山地指出：“西方世界正迎来关键的‘清算时刻’”“硅谷已然迷失了方向”“美国的科技创新在过去二十年中逐渐‘空心化’”。

回首历史，美国曾以科技为立国之本、以工程文化为国家精神，但冷战胜利后的自满、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泛滥，以及文化解构主义的长期侵蚀，使国家与硅谷同时陷入“使命真空”：政府不再提出宏大公共目标，精英不再相信民族国家仍有正当性，最具才华的工程师被消费互联网的“金色牢笼”吸走，人工智能、无人机群、软件定义战争等决定下一世纪霸权的利器反而由对手国家举国推进。

这样的批评和反思在书中反复出现，其中对于硅谷把精力倾注于狭隘的消费产品领域的批评最为集中和激烈：硅谷本能地回避了那些真正关乎社会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转而投身于那些本质上微不足道却易于解决的日常生活小困扰，沉迷于娱乐、消费和流量，让智力资源从国家竞争和公共事务逃离，转而投向肤浅增长与即时满足，从网购到外卖皆是如此。这种行为在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如火如荼的今天，将使美国和西方处于完全的落后状态。硅谷已忘了“曼哈顿计划”，忘了20世纪因战争威胁、国防合同、国家科研预算和太空竞赛而诞生的初心。硅谷把“改变世界”的口号矮化成广告算法、照片分享和外卖应用；把技术中立论当作免罪符，拒绝回答“为何而造、为谁而用”，结果让整整一代天才在优化点击率的循环中耗尽创造力，而美军在阿富汗为一套能把散落情报拼成路线图、救士兵性命的软件竟要苦等十年。“一整代有能力开发下一代人工智能武器的软件工程师，已然背弃了民族国家概念，对地缘政治的混乱和道德复杂性毫无兴致。科技工作者本能地涌入视频分享应用、社交媒体平台、广告算法和在线购物网站等项目，毫无顾忌地追踪并利用我们在网络上的每个举动来变现盈利，不断侵扰我们的生活”。

围绕批判和建构，全书分为软件世纪、美国精神的空心化、工程思维和重建科技共和国4个部分。

第一部分“软件世纪”。作者首先认为核威慑时代正在走向终结，21世纪是软件的世纪，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威慑时代即将开启。预计未来所有决定性的战争都将由人工智能主导，呼吁美国必须将重心转向新一代人工智能武器的打造，因为这将决定21世纪乃至下个世纪的权力平衡。“美国当前面临的最核心挑战之一，是如何确保美国国防部能够从一个旨在打赢动能战争的机构，转型为能够设计、建造并部署人工智能武器系统的组织——这里所说的人工智能武器，主要指的是那些将主导未来战场的无人机群与机器人”。世界主要国家正陷入一场新型的军备竞赛，任何在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上的迟疑，哪怕只是被对手认为如此，也都将使美国付出沉重代价，美国及其盟友的命运取决于其国防与情报机构能否快速完成这场进化。但美国政府仍执着于战机、舰艇、坦克与导弹等传统军事基础设施的开发，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已不再是争取21世纪战争主导权的关键。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立即启动新的“曼哈顿计划”，以确保对最尖端军事人工智能技术的独占控制。“当务之急是立即展开行动，联合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合作伙伴，对国家安全投资的重心进行彻底的转移”。

第二部分“美国精神的空心化”。作者通过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文化退潮的根源剖析，对当前困境作出解释。他们认为，美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地缘政治对手中国的崛起，而是内部的精神与认同分裂等危机：为避免分歧而否认宏大叙事；为避免责任而追求极端自由；以多元为名割裂共同价值；以政治正确压制公共讨论；以即时满足替代集体使命。于是，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却丧失了对“为什么存在”的回答。作者痛斥美国人信念的沦丧，认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具才华的人群，大多已远离了那些复杂且充满争议，但又极度关乎集体福祉与国防安全的工作领域。美国未能成功构建一种清晰的集体认同或一套共同的价值体系，其后果便是美国使命的空心化，这个国家交给一群虽受过良好教育却缺乏方向感的精英掌舵。作者指出，美国的社会气氛已不再培养与鼓励极具勇气的智识担当，结果导致领导者日益优柔寡断，既不愿也无力承担重大风险。美国公共舆论场也变得极度苛刻，对公众人物无休止的审查已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那就是大大减少了有意于投身政界及相关领导的人员数量。

作者尖锐批判了“技术中立论者”。这一代科技创始人与程序员的本能是回避抉择、拒绝站队、不得罪任何人；这些将软件与人工智能视为人类救赎的精英当然也有信念，但归根到底，他们的信念只有自己及其创造的技术，对于国家整体使命以及存在意义等这个时代的重大议题，他们唯恐避之不及。整整一代最杰出的人才，无论自愿与否，都流向了金融等少数几个行业。作者还批判了美国大学对于西方文明史等课程的撤销，认为西方传统核心课程的真正价值在于推动乃至促成了将美国细碎且异质的文化经验熔铸成为一种国家认同的进程，“若脱离了欧洲历史的根基，美国历史不过是一只悬浮于半空的气球”，然而，拴着这只气球的绳线如今却被割断，美国就像“断了线的气球”。作者还以互联网泡沫时代eToys这家网络玩具公司的兴衰故事为例，进一步评判美国企业对消费者的片面关注，往往是以牺牲更广泛且更具意义的事业为代价。

作者强调，技术本身不是中立工具，每一种算法都内嵌着关于“何为良善生活”的价值判断；当美国精英继续用“包容一切”来掩饰精神空虚，对手就会用“举国科技动员＋文明叙事”夺走下一代能源、芯片与武器的制高点；硅谷必须走出消费互联网的玩具国，主动承担国家使命，而政府也必须以硅谷速度拆掉采购、人事、预算、合规的限制，把最优秀的大脑重新征召到公共领域。唯有如此，西方才能避免“赢得二战、赢得冷战却在软件世纪被不战而屈”的命运，让人工智能时代的“奥本海默时刻”成为美国复兴而非终结的转折点。

第三部分“工程思维”。作者对其创立的帕兰提尔公司以及诸多硅谷科技巨头独具的组织文化进行阐释。帕兰提尔的许多成功运作模式直接颠覆了美国企业的传统范式。作者回顾了帕兰提尔与美国陆军以及在阿富汗的特种部队开展合作，详细介绍了支撑他们团队为美军开发能够预测路边炸弹布设的软件的关键几个要素：保留创造性摩擦的空间、摒弃智识上的脆弱性、敢于抗拒盲目从众与因循守旧的压力，以及摒弃意识形态干扰、坚定追求实际成果。卡普以自身创办帕兰提尔、硬闯国防采购体系、把代码送进喀布尔前线的经历证明：只有重新把“工程思维”注入国家机器，把硅谷那种结果至上、快速迭代、敢于“烧船”的创业文化嫁接到政府与公共事业，美国才能赶在对手之前完成从原子时代到算法时代的跃迁，否则“西方最后且最好的制度”将在人工智能武器化的第一轮打击中就宣告终结。

第四部分“重建科技共和国”。卡普梳理了重塑集体努力与共同目标文化所需的条件，提出“科技共和国”这一概念，呼吁精神秩序重建，这也是他为当下的美国作出的诊断：科技应成为重新构建共同信仰、共同命运和国家方向的力量。科技共和国的重建，客观上需要重新确立国家文化与价值观，重塑集体认同与共同目标。作者指出，硅谷至今仍对涉足公共领域充满顾虑，导致美国多个领域出现“创新荒漠”，一些行业不仅排斥技术革新，而且顽固抵制新观念与新参与者。读到这里，我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美国舆论对中国人脸识别技术大加批判，而书中这部分提到了美国尝试将软件如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于执法部门的努力，但因技术所属的科技公司反对最终都铩羽而归，作者似乎支持人脸识别技术运用于社会治安领域。他们认为，真正复杂、有价值但也富有挑战的议题，并非在于滥用这些系统是否合理，而是它们在被合理使用的情况下，能否真正为遏制城市的暴力犯罪发挥作用。如今进入该领域的代价已变得极其高昂，而硅谷乃至整个科技行业所收到的信号，无论明暗，都明确不过地表明，那就是“勿要插手，避而远之”。“这种极度犬儒主义的态度，无疑暴露出美国的当权者已然彻底放弃了对暴力的治理之责”。

整体上看，贯穿《科技共和国》全书的核心论点是：软件行业应当重建与政府的关系，并将其资源与注意力重新转向构建科技与人工智能能力，以能够应对美国共同面临的各项最紧迫挑战。硅谷的工程精英们有责任积极投身于国家防务以及国家使命的塑造，即明确这个国家的本质、价值观以及该捍卫何种信念，进而致力于维护美国及欧洲等盟友对竞争对手所保有的持久但脆弱的地缘政治优势。

全书最具洞察力的部分是为读者提供了理解未来20年全球力量演变的思考工具。卡普认为，未来世界最核心的竞争不再是市场，而是制度、科技和国家意志的竞争：谁能够将创新转化为国家能力，谁能够将科技嵌入制度优势，谁能够让技术支撑文明叙事，谁就能主导未来世界秩序。全球竞争力量对抗的赛道已经从企业竞争转向国家科技体系竞争，从经济指标竞争转向技术文明竞争，从商业创新竞争转向制度智能竞争。人工智能不仅将重塑行业格局，更将改变国际秩序。

从《科技共和国》看美国政府一系列科技战略行动的思想脚本

今年1月20日，白宫完成权力交接，全球科技格局随之震动。特朗普重返华盛顿后，立即把人工智能提升至国家级科技战略的高度：推动政府算力储备建设，强化科技企业与公共部门合作，并加速关键技术在科研和基础科学领域的应用。前不久，美国正式启动“创世纪计划”，其雏形源于2023年拜登政府提出的《AI for Science 国家路线图》，经过数年政策论证与规划，最终落地为推动AI在科学研究、能源、材料、量子计算等领域的专项行动。当这项计划公布后，我立刻联想到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最终催生了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互联网世界。

更具雄心的是，特朗普团队提出的《AI行动计划》从算力、数据、人才、采购等多条路径出发，试图把大模型、量子计算、合成生物等前沿技术纳入国家级科研体系，并要求科技企业在限定时间内提交相关的创新方案。舆论称其为“冷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科技工程”，意在通过国家动员加速关键技术突破。与“曼哈顿计划”相比，这次计划的“计时器”设定在2029年，战略目标从核裂变转向了关键算法和技术领先优势。美国把人工智能作为塑造国家权力的核心工具，科技公司被重新纳入国家战略体系，创新的目的不是商业增长，而是国家的胜利，这使得中美科技竞争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科技共和国》系统阐述了美国应当如何通过重新整合科技与国家战略，重塑全球权力格局，确保在接下来的中美科技战和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保持绝对优势。作者的观点与美国当前科技战略高度契合，特别是在“创世纪计划”公布后，其理论框架与政策走向之间的呼应更加凸显。这项计划并非突然出现，而是亚历山大·卡普、彼得·蒂尔、埃隆·马斯克、大卫·萨克斯、马克·安德森等科技右翼精英多年推动的结果。他们不仅重构了硅谷，也深刻影响了美国政治。《科技共和国》描绘了他们想要塑造的未来蓝图，书中对科技与国家合作关系的分析，几乎就是美国政府今天一系列科技行动的思想脚本，不仅帮助我们理解美国未来科技政策的方向，也为解读当今美国政府重大举措提供关键参照。因此，这不仅是一本科技著作，也是一份思想宣言，一部科技右翼精英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探讨技术与权力关系的思想文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我们理解当前美国科技政策和科技企业的战略转向提供了重要视角。

《科技共和国》带来的震撼和启示

中华民族曾傲居人类文明前列，但近代以来遭受深重苦难，而今民族复兴可期，但风险阻力日甚。此书给了我们很多思考和启发，我们应该警惕什么？作者的主张与美国政府的动向必须引起高度警惕。这个世界本质上仍处于丛林法则，“落后就要挨打”在现实中仍有血淋淋的案例，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餐桌菜单论”言犹在耳。敌对势力阻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企图一刻也没有放松，甚至正在全方位集聚力量。远方的阴云正在堆积，前行的道路只会更加崎岖，中国必须加快做好全方位准备，特别要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建立更加强大的国防，做到“以战止战、以武止戈”，以更强的实力为民族复兴营造稳定环境，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人类和平做出更大贡献。

我们应该坚持什么？卡普极力呼吁和主张的，很多恰恰是中国正在坚持和推进的。比如，卡普呼吁美国科技界与政府重建合作关系，这在中国根本不是问题，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构建的强大制造业体系，是我们参与竞争的核心力量和底气所在，新型举国体制具有强大号召力和广泛动员力，而这正是美国缺乏或者衰弱的一面。卡普呼吁明确美国的价值观、捍卫美国信念，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和感召，战略清晰、举措硬实、步伐坚定，中华民族有共同的文化与价值观，这是我们巨大的特色和优势，也是必须始终坚持的。

我们应该改进什么？卡普对美国内部精神结构、价值认同和文化空心化的批判，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科技力量再强，如果缺乏公共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意识，也可能成为破坏而非建设的力量。他对硅谷的批评，特别是指责硅谷“把‘改变世界’的口号矮化成广告算法、照片分享和外卖应用”，套用到中国一些互联网大厂上一点都不违和。毋庸置疑，互联网大厂用科技创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也应该看到它们一些负面行为对社会的伤害：搜索引擎的竞价排名、压至极限的外卖算法、短剧视频的劣质内容、网络平台的流量霸权、盗版泛滥的网售纸书、达人带货的畸高抽成……大厂和平台赚得盆满钵满，但“一业兴而百业衰”。“科技向善”应该是互联网大厂普遍遵守的戒律，它们要像华为、大疆、宇树、福耀等企业那样，有公共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起码的道德边界；它们应该发挥资本优势和机制优势，更多吸引优秀人才，在人工智能、芯片研制、量子计算等未来领域为国家强盛做出更多贡献。

综上所述，《科技共和国》呈现了美国科技、政治与资本如何形成紧密的战略网络，揭示了技术与国家、创新与文明、企业与制度之间的深刻内在联系。它不仅是理解美国未来科技政策和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钥匙，更为中国读者提供判断、选择和行动的参考。对于中国科技企业、创业者和政策观察者而言，它提出了新的思考维度：如何在全球科技格局中找到自身位置、如何将创新嵌入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如何在制度与文化的交汇点上做出战略判断。在快速变化的时代，这种认知将帮助个人、企业乃至国家保持方向感、增强敏感性，从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科技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编辑  季节）

在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下，政府投资基金作为财政资金市场化配置的核心创新工具，正成为破解产业链“卡脖子”难题、培育创新型企业集群、激活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关键引擎。当前全球科技竞争呈现“白热化”态势，有关国家纷纷加强对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关键产业的掌控；我国部分产业链尚面临核心技术“卡脖子”与供应链安全双重风险，亟须破解关键技术瓶颈，持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链韧性。政府股权投资基金通过整合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以“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引导资金流向产业链关键环节与创新型企业，既能弥补市场对高风险、长周期创新项目的投资不足，又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产业链现代化与创新生态构建，形成“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的创新支撑。

一、政府股权投资基金培育创新型企业的显著成效

依托“国家级政策定方向、地方政策补细节、基金工具抓落地”的多层级政策体系，政府股权投资基金通过财政资金杠杆放大效应，引导社会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集聚，形成“种子期—成长期—成熟期”全周期培育链条，同时推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构建全方位创新生态，精准契合创新型企业发展特征。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政府股权投资基金总规模已突破6.8万亿元，其中财政出资1.43万亿元，累计撬动社会资本超3.2万亿元，资金杠杆倍数达1:4.7；基金覆盖创新型企业5.33万家，成功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8万家、独角兽企业192家，成为连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核心纽带。

（一）政策驱动资本集聚，投资“活水”精准滴灌。

在国家层面，2025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收益让利与风险容忍政策，国家级基金率先示范。2024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募资3440亿元投向“卡脖子”环节，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新增投资1200家中小企业，其中硬科技企业占比为75%。在地方层面，江苏“天使风险补偿”基金对早期失败项目按实际损失的50%补偿，2024年带动社会资本新增早期投资85亿元；深圳明确政府劣后级承担40%的单一项目损失，80%超额收益奖励管理团队，联动头部机构设立子基金38只；安徽实现“1元财政撬动5.8元社会资本”，支持蔚来、比亚迪新增投资500亿元，本地配套企业大幅增加。

（二）分阶段适配企业需求，培育成长阶梯清晰。

政府股权投资基金紧扣企业“初创期缺资金、成长期扩能难、成熟期缺生态”的成长痛点，通过差异化政策推动“0→1→N→全球化”式跃迁。在初创期，通过概念验证支持、天使税收优惠、信用贷等政策破解“死亡之谷”。2024年全国38只概念验证基金投入92亿元，支持526个高校成果转化，天使税收优惠覆盖1.2万名投资人，成都“蓉易贷”解决1200家企业共60亿元的融资缺口。赋能成长期扩能，壮大专精特新中坚。围绕“产能扩张+数字化+市场开拓”需求，采用“股权+补贴+采购”组合政策支持壮大专精特新企业。

助力成熟期全球竞争，打造产业链链主。针对“产业链整合+国际化+标准话语权”需求，实施海外并购支持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国际并购的指导意见》明确，“国家级政府股权投资基金对海外技术并购项目给予20%—30%风险补偿”。2024年新募集并购基金共计35只，募资规模为608.93亿元人民币^①。全国政府股权投资基金投入680亿元，支持3500家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首购首用政策带动创新产品采购金额达9200亿元。成熟期通过海外并购支持、国际标准奖励、跨境资金便利化等政策助力企业全球化。

（三）聚焦“卡脖子”领域，推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

70%以上的政府股权投资基金投向产业链关键环节。在半导体领域，EDA专项基金支持全芯智造实现技术突破，国内市场份额从3%提升至12%；在新能源领域，合肥注资蔚来、吸引比亚迪投资，推动本地新能源汽车产值从300亿元增至1800亿元；在生物医药领域，政府股权投资基金重点支持临床Ⅲ期创新药，百济神州泽布替尼获超10亿元投资，2024年全球销售额达35亿美元，海外占比超70%。

（四）整合要素资源，构建创新“生态圈”。

多地出台政策支持高校创新成果产业化，江苏推广科技金融新产品，河南设立联合基金共建创新平台。在人才集聚方面，通过股权激励税收优惠等政策，政府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企业向核心团队发放股权、满5年可免征个人所得税。在场景开放方面，合肥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景，北京将AI辅助诊断纳入公立医院采购，湖北重构政府股权投资基金体系，打造种子投资基金群，解决科创企业的“最先一公里”困境。

二、政府股权投资基金培育创新型企业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

尽管政府股权投资基金在破解创新型企业融资瓶颈、推动产业链关键环节技术突破、培育专精特新与独角兽企业集群等方面成效显著，但受资金配置结构性失衡、分阶段培育链条不完整、跨主体协同机制缺位、考核激励导向错位等因素制约，其在资源精准匹配、全周期赋能、生态协同支撑等方面仍存在诸多短板，难以完全覆盖创新型企业“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全生命周期需求，甚至在部分关键培育环节出现供给断层。

（一）资金配置与投向失衡，培育精准性不足。

一是区域失衡。长三角、珠三角政府股权投资基金规模占全国总规模的65%，财政出资高度集聚，而中西部省份新兴产业基金多低于50亿元，云南、内蒙古等省（区）难以依托特色资源培育企业。二是“跟风投资”现象突出。约60%的资金集中于光伏组件、动力电池中低端环节，而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投资占比不足5%。三是阶段错配严重。投向营收超10亿元成熟期企业的资金占比达62%，营收低于2000万元的初创期企业获投占比不足15%，概念验证基金仅32只，财政出资不足50亿元。

（二）分阶段培育链条不完整，全生命周期支持断层。

初创期工具单一，风险分担弱。仅18%的政府股权投资基金提供概念验证补贴、设备租赁等非股权支持工具，硬科技初创企业过度依赖股权融资，与“轻资产、重研发”的早期特征严重错配。股权稀释过度与投资容错机制缺失，导致大量项目陷入“融资无门”或“团队失能”的困境。

成长期重资金注入，轻增值服务。仅23%的政府股权投资基金设立产业导师库，提供技术攻关指导，65%的成长期企业反馈“获资后未获得任何增值服务”。部分专精特新企业因不掌握国际认证标准错失大额订单，数字化转型支持匮乏导致人均产值仅为行业龙头的50%。

成熟期重短期回报，轻国际化支持。我国政府股权投资基金海外投资占比不足3%，仅为以色列YOZMA基金的十分之一；并购基金覆盖率仅15%，全国范围内仅15%的政府股权投资基金设立专项并购工具，规模普遍低于3亿元，难以支撑大额技术收购项目。

（三）培育协同机制缺位，跨主体联动效能不足。

一是跨部门协同碎片化。财政部门强调“资金安全与收益”，设置“年度收益率不低于8%”的硬约束，科技部门侧重“技术突破”，跨部门协同机制仍需加强。二是跨区域协同薄弱。70%的地方政府股权投资基金设置“本地投资比例不低于60%”的刚性条款，区域壁垒导致产业链断裂，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中低端环节重复建设，同类产线重叠率超过40%。三是产学研协同形式化。仅18%的政府股权投资基金项目涉及高校合作，60%的校企合作停留在“项目签约”阶段，缺乏持续研发投入与资源整合机制。与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80%的产学研项目转化率相比，我国技术转化效率差距显著，知识产权归属争议、科研人员激励不足等问题进一步制约创新效能。

（四）考核激励机制错位，市场化运作受限。

一是考核周期短期化。国内70%的政府股权投资基金采用3年滚动考核机制，而硬科技企业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平均培育周期长达8年，半数以上国家级政府股权投资基金实行年度考核，以“年度收益率”等短期指标为核心。量子计算、氢能储能等领域需10年以上培育周期，但政府股权投资基金平均存续期仅7年，导致部分前沿技术项目在产业化前夕出现资金断供。二是容错机制模糊。全国仅12%的政府股权投资基金制定了可操作的尽职免责细则。三是让利激励不足。约60%的政府股权投资基金要求提取20%—30%的政府分成，高于市场化VC（风险投资）和PE（私募股权投资）项目的比例。仅25%的基金允许管理团队以1%—3%比例跟投，超额收益奖励普遍低于50%。

三、完善政府股权投资基金培育创新型企业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政府投资基金的战略作用，国务院《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产业投资类基金要在产业发展方面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围绕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重点投资产业链关键环节和延链补链强链项目，推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为基金在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精准布局提供了根本政策遵循。强化政府股权投资基金在梯度培育创新企业中的战略引领作用，需从“资金精准、全周期培育、生态协同、机制保障”四大维度构建政策体系，推动基金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能”转型。

（一）筑牢长期投资资本基础

1.提高财政出资权重，强化长期投资引领。通过“提高出资比例、设立专项基金、强化阶段倾斜”，财政资金在政府股权投资基金中承担长期投资“主力军”的角色，为创新型企业提供稳定的资本支撑。

2.拓展长期资本来源，壮大政府股权投资基金资金池。长期资本是支撑创新型企业“长周期、高风险”发展的核心要素，构建长期资本参与机制，需通过“收益让利、风险共担、退出保障”政策，吸引社保基金、保险资金、产业资本等长期资本深度参与政府股权投资基金，形成“财政引领、长期资本主导、市场资本跟投”的资本格局。

3.提高国家级基金财政出资比重，为社会资本提供长期稳定预期。建议在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领域，国家级政府股权投资基金财政出资占比提升至35%—40%（常规领域为25%—30%），且明确财政出资部分“不追求短期收益、不设置3年以内退出要求”。鼓励中央企业和产业龙头企业联合政府股权投资基金设立“产业链创新子基金”，实施“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

（二）聚焦“投早投硬”设立专项基金

硬科技的发展需要全局性的制度予以支持，需要投资机构（GP）的产业挖掘能力，需要出资人（LP）的资本耐心和长期信心，更需要国家专项股权基金的长期投资支撑。建议财政资金单独或牵头设立长期专项基金，填补早期投资空白，为创新型企业提供“第一笔长期资金”。一是组建国家概念验证专项基金，投资周期不低于5年，重点支持高校实验室成果向产业化原型转化。二是设立硬科技长期培育基金，为光刻胶、量子芯片等领域提供全链条资本支撑。三是参考上海60亿元硬科技长期培育基金模式，推动地方配套设立专项基金，形成国家级与地方级协同发力的长期投资体系。

（三）完善分阶段差异化培育政策

在“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不同阶段，创新型企业面临的资金需求、风险特征与发展痛点差异显著。当前财政支持存在“早期补贴不足、中期协同不够、后期赋能薄弱”的结构性问题。赛迪顾问《2024年创新型企业融资报告》显示，初创期企业财政资金覆盖率仅28%，成长期数字化改造资金缺口达42%，成熟期海外并购财政支持占比不足5%。为此，需建立“财政出资随生命周期动态调整、风险承担与阶段特征适配”的分阶段培育政策，通过“初创期兜底、成长期协同、成熟期赋能”的差异化策略，破解“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动力不足问题，确保财政资金精准滴灌创新关键环节，让财政资金“随企业成长而动态适配”。通过差异化配置，解决“早期无人投、中期缺资源、后期难突破”的痛点，最大化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为创新型企业提供全周期、精准化的资本支撑，最终助力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

一是初创期“扶上马”：通过“概念验证+税收杠杆+信用支持”组合工具，财政牵头筑牢创新“第一公里”。扩大概念验证补贴覆盖面，落实天使投资税收优惠，推广信用贷+担保模式，破解初创企业“无抵押融资难”问题。

二是成长期“送一程”：采用“股权跟投+投贷联动”模式，地方专项基金持股不超30%，投贷联动比例达2倍，覆盖企业70%的资金需求。

三是成熟期“推一把”：组建总规模不低于500亿元的国家创新型企业国际化并购基金，支持产业链整合与国际标准制定。优化跨境资金便利化政策，助力企业海外布局。

（四）优化资金配置，破解结构性矛盾

当前我国政府股权投资基金资金配置存在三大结构性矛盾，区域上“东强西弱”（长三角、珠三角基金规模占全国的65%），领域上“重熟轻新”（新能源中低端环节投资占比为60%），层级上“市虚省实”（地市级基金平均闲置率为25%）。为此，亟须通过“区域差异化补偿、前瞻领域攻坚、低端产能清退”组合政策，重塑资金配置逻辑，既要通过区域补偿让中西部“跟得上”，填补中西部资本短板，激活地市级基金效能，又要通过前瞻布局让未来产业“跑在前”，抢占未来产业赛道，还要通过清退低效产能让资源“用得好”，规避同质化浪费。要通过优化政府股权投资基金资金配置，让财政资金从“撒胡椒面”转向“精准滴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的资本底座。

一是区域差异化倾斜。建立“长三角－成渝”“珠三角－中部六省”等跨区域结对机制，东部投资基金对中西部地区给予部分资金支持，建立省级基金跟投地市项目机制。二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建议中央财政牵头设立国家未来产业基金，重点布局量子计算、脑机接口、合成生物学等领域。三是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定《新能源基金负面清单》，化解同质化产能过剩风险。

（五）强化跨主体协同机制

创新资本的高效配置需要打破部门壁垒、区域分割和产学研隔阂，强化跨主体协同的核心价值，将分散的政策资源转化为系统创新能力。针对“卡脖子”领域、未来产业、传统产业升级的不同培育需求，设计“高补贴+长周期”的战略领域投资政策，“精准补贴+市场化导向”的传统领域投资政策，最终形成“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跟进、创新要素集聚”的良性循环。一是推进跨部门协同治理。由财政部牵头组建国家级政府股权投资基金协同领导小组，整合科技部、工信部等有关部门的项目库资源，建立“统一编码、分类入库、动态更新”的全国政府股权投资基金项目库。二是促进跨区域协同投资。禁止政府股权投资基金设置本地投资下限，对违规地区按一定比例扣减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对东部基金投向中西部的项目给予奖励。三是深化产学研融合。财政出资一定比例设立产学研合作风险补偿基金。

（六）实施税收联动优惠政策

税收政策是引导资本流向、缓解创新型企业现金流压力的关键工具。当前我国政府股权投资基金与税收优惠的联动性不足，仅28%的政府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企业能完整享受研发加计扣除等政策。建议建立“政府股权投资基金+税收”联动优惠机制，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标、初创企业所得税减免、社会资本再投资抵扣的组合政策突破传统“财政直接补贴”的局限，通过税收杠杆放大资本效能，形成“投资有激励、运营有减负、再投有动力”的闭环。一是政府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的创新型企业，自获投年度起3年内，早期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现行175%提至200%以上，强化对早期研发的支持。二是对政府创业投资基金持股超30%的初创科技企业，实施“2免3减半”所得税优惠。三是社会资本从政府股权投资基金获得的收益，若再投资于创新型企业，可按再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形成“投资－收益－再投资”的良性循环。

（七）完善长期资本退出渠道

长期资本退出渠道不畅是制约创新资本循环的核心瓶颈。2024年我国政府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项目中，仅18%通过IPO、股权转让等方式实现退出，远低于国际成熟市场45%的平均水平。需通过“资本市场拓宽、S基金盘活、产业链回购”三维退出体系，破解“退出难”问题，从而使财政资金实现“滚动使用、持续赋能”，为硬科技领域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活水。一是拓宽资本市场退出路径，将符合条件的初创期硬科技企业优先纳入“科创板种子企业库”，简化上市审核流程；支持成长期专精特新企业在北交所上市，政府股权投资基金持股锁定期从1年缩短至6个月；鼓励成熟期企业境外上市。在硬科技密集区建立上市培育基地，提供一站式服务。二是出台《政府股权投资基金份额转让（S基金）操作指引》，允许政府股权投资基金份额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等平台挂牌转让，采用“现金流折现法+技术估值法”综合定价。三是推动“产业链回购”退出，对龙头企业回购政府股权投资基金持有的初创企业股权给予5%补贴，形成“投资—培育—回购—再投资”的闭环。

（八）改革考核激励与监管机制

政府股权投资基金考核激励与监管机制的滞后，已成为制约创新资本效能释放的关键短板，亟须构建“差异化考核、容错让利、穿透监管”三位一体的制度框架，推动政府股权投资基金从“行政化管理”向“市场化赋能”转型。一是构建差异化考核体系，对早期项目（成立3年内）重点考核专利数量、技术成熟度等指标；对成熟期项目（3年以上）重点考核配套企业数量、产值增幅等产业链带动效应指标。国家级未来产业基金实行“5年滚动考核”，匹配长周期培育需求。二是建立容错让利机制，制定《政府股权投资基金财政出资容错实施清单》，明确市场化决策程序完备、符合国家战略方向、无明显失职渎职的投资行为可免责。三是建立全流程穿透式监管体系，搭建全国监管平台与区块链“募投管退”平台，财政部门实时追踪资金流向，政府股权投资基金按季度上报资金使用明细。对财政出资占比超30%的政府股权投资基金，每年由第三方机构实施专项审计。

（编辑 宋斌斌）

  ^{世界一流企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一个国家拥有世界一流企业的数量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在全球的地位。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国家，当前众多国有企业已经走出国门，向世界输出中国产品与服务，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持续提升国际地位，但一些国企也面临市场规则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国际竞争力不足等问题。}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国家的重大战略方针。作为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国有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战略引领，结合企业自身战略定位、行业特点和资源禀赋，深化改革创新，加强合规风险管控，久久为功，持续发展。}

^{世界一流企业的评价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对世界一流企业所应具备的特质作出了回答，即“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这16个字的内涵极其丰富，为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指标体系指明了方向、确定了原则。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客观上需要构建一套与国际接轨且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体系，从而更加有效地开展世界一流企业评价，更好地服务和促进世界一流企业建设。}

^{近些年，中国企业联合会持续开展世界一流企业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已建成十多个行业世界一流企业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共5项，包括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二级指标共18项，其中，竞争力指标5项，包括效益效率、规模实力、产品服务、企业家精神、管理水平；创新力指标3项，包括创新布局、投入产出、创新保障；控制力指标3项，包括资源布局、国资带动、现代治理；影响力指标4项，包括功能发挥、国际影响、资本市场影响、品牌影响；抗风险能力指标3项，包括风险管控、持续发展、体系支撑。三级指标约50个，是直接用于评价的指标体系，既有共性指标如营业收入、利润总额、资产总额、净资产收益率、研发投入强度、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等，也有结合不同行业特点的个性化指标。}

^{按照上述标准，各个行业的世界一流企业，其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毛利率、净利率、利润现金含量、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效率等关键指标应处于全球行业领先水平，已获利息倍数、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等指标应优于行业平均水平，营业收入、利润总额、资产总额、净资产规模居于行业前列，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较强的行业影响力，有的甚至能够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和管理服务输出，包括一系列产品和服务价格指数发布等。而且，这些企业应具有持续的高强度研发投入，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不会被“卡脖子”，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链主型企业，具备较强的全球资源配置和整合能力。在公司治理结构、战略管理、创新发展、经营效率、合规风控等方面能够获得公司利益相关者的一致肯定，同时在绿色环保、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税收贡献、员工满意度方面获得社会各方的高度认可。}

^{世界一流企业指标体系是一个开放型的架构，时代在变，科技在进步、效率在提升、管理在优化，因此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标准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应该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断优化完善相关指标体系。}

^{什么要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一流企业是国际分工的主导者、技术标准的制定者和产业链的核心力量，是推动国际合作和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参与者、贡献者。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同样位居世界第二，其中大多数是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毫无疑问是国民经济支柱企业，国有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对内而言，有利于扩大就业、增加税收、减少污染物排放、促进安全生产，有助于推动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安全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对外而言，有利于我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规则制定、国际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党和政府将国有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举措，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对标世界一流，推动国有企业在治理结构、战略管理、研发创新、经营效率、合规风控等方面深化改革，实现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更好地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和竞争优势，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多措并举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国有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彰显制度优势的独特发展道路，本质上是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通过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发展，成为支撑国家战略、引领产业升级、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中坚力量。我国国有企业数量众多，涉及领域广，行业跨度大，不同企业需要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发展阶段、资源禀赋、行业地位，实事求是地提出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任务和工作举措。}

^{（一）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国家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最根本的是加强党的领导。国有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要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持续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确保党组织在重大决策中发挥把关定向作用。国有企业要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管理优势、创新优势、竞争优势，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众所周知，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既要有本土化深耕，又要有全球化视野，要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持续提升关键领域的影响力、控制力；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践行国家战略，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对外开放合作中主动作为，努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持续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维护国家产业安全。}

^{（二）加强战略引领，深化改革创新}

^{国有企业在世界一流企业建设过程中，必须加强战略谋划，坚持战略引领，提升战略管控能力。要科学分析内外部环境和自身优劣势，设定清晰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为了保障战略落地，要加强战略与预算对接，预算与考核对接，通过战略—预算—业绩考核层层落实责任。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长期主义战略定力，要结合自身业务，聚焦核心优势和关键核心技术持续攻关，深耕主业，挖深挖宽“护城河”，同时关注科技变革带来的新机遇，灵活应对市场与技术变革，积极布局未来赛道，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出资人要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市场化经营和创新容错机制，赋予企业经营者和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和创新转化收益，充分激发企业活力、提升企业竞争力。国有企业要主动构建开放式创新体系，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形成创新生态。}

（三）对标世界一流，提升管理效能

国有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要始终思考一个问题，即我们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只有知道差距在哪里，才能更好地采取针对性措施，有的放矢、取长补短，从而在战略管理、组织架构、运营效率、合规风控等方面全面改进提升。国有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绝不能盲目跟风，应根据自身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实事求是地提出目标任务，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积小成大、厚积薄发。国有企业经营活动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客户导向，深入了解客户需求，持续优化客户体验，提升客户满意度和粘性。国有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要积极推行ESG（环境、社会、治理）标准，通过精益管理持续优化内部流程，提升运营效率，实现增收节支、降本增效。当前信息技术飞速发展，AI应用如火如荼，国有企业要加快数字化转型，努力建设智慧型企业，以数据驱动决策、优化流程、创新模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四）加强队伍建设，凝聚发展合力

人才是驱动组织进步的第一资源，没有人才优势，就不可能有管理优势、创新优势、产业优势。一流企业建设需要一流的人才支持，一流人才“引育用”需要一流的薪酬激励机制。国有企业要加大市场化选人用人力度，建立效率效益优先的薪酬激励体系，提供有竞争力的职业发展机会，充分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国有企业要建设好组织能力提升工程，努力培养更多精通现代管理、专业能力突出的国有企业人才队伍。要加强员工培训，不断提升员工技能，积极打造学习型组织。企业家是驱动企业进步的灵魂人物，国有企业不缺领导人员，但缺少真正的企业家，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战略眼光、敢于创新、变革管理、勇毅执着的企业家。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员工认同感，努力营造尊重创新、鼓励担当、合作共赢的多元包容企业文化，以使命愿景驱动组织，形成文化凝聚力。

（五）强化风险防控，实现稳健发展

企业风险来自公司治理结构缺陷、战略方向错失、创新意识不强、绩效导向不科学、产品竞争力弱等诸多方面，对于企业而言，无论哪一种风险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国有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要建立健全风险管控体系，建立科学高效的治理机制、决策机制，持续提升决策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确保不发生重大决策性风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首次明确了国有企业加强合规管理的要求，国有企业合规管理工作已经提升到法律约束层面，足以证明合规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国有企业务必将合规理念、要求和标准嵌入公司经营管理活动全过程。走出国门的国有企业要严守所在地法律法规、国际规则（如数据安全、反垄断、商业贿赂、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尊重当地宗教文化习俗，构建和谐邻里关系。国有企业还要加强环境保护，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建设环境友好型企业，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六）加强品牌建设，提供中国方案

品牌价值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加快品牌建设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形成新优势的核心要素。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均出台了加强品牌建设的意见，充分肯定品牌的作用和重视品牌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建设需要强大的品牌加持，而企业作为品牌建设的主体，更要增强品牌意识，把高品质作为品牌发展基石，把优秀文化作为品牌底色，把社会责任作为品牌基因，把诚信作为品牌命脉，不断提高产品品质与服务质量，提升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走出去”的企业要注重利益相关方（股东、员工、社区、合作伙伴）的整体价值，加强协作，形成良好生态。要积极参与灾害救助、困难帮扶，展现中国企业负责任、可信赖的国际形象。要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技术、产品、服务“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国有企业需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战略引领企业发展汇聚前进动力，以全球视野整合资源提升配置能力，以创新驱动组织进步提升综合竞争力，以治理保障健康运行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价值创造赢得尊重实现历史性超越。

（编辑  宋斌斌）

今年是中信集团创始人荣毅仁老董事长诞辰110周年。40多年前，荣毅仁老董事长就预见到中国经济发展中，在弥补矿产资源短缺是关键，提出“中信要抓住国际市场的有利时机，到海外进行投资，以进口工业原材料作为海外业务的主营方向”的观点，特别要求“利用国外的资金开拓经营，以补国内短缺的资源”。由此中信成立了海外投资部，积极吸收人才，紧锣密鼓地筹划出海远行。

荣毅仁老董事长对中信公司海外投资提出了五点明确要求：一是着眼于为国内获取资源。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不足，尤其是某些基础材料将长期短缺。因此，必须开拓和利用国外资源，为国家建设服务。二是融资方式要巧妙。选好项目，再依赖中信在国际市场的良好信誉，尽量筹集到无追索贷款，不要总公司担保，更不用国家担保。三是所选项目要具备一定的经济规模，形成气候，不要把公司办成“夫妻老婆店”，也不要成为迎来送往的办事处和接待站。四是与国外一流的大公司合作，邀请国际一流的律师和会计师事务所。五是属地化经营，按当地法律法规并充分利用当地高级人才和管理经验去经营，而不是什么都自己管。

这五条原则拿到现在看，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有人曾质疑，中国需要什么资源产品去国际市场做贸易就行，为什么还要自己去投资？去海外投资矿山风险太大。从中信40年“走出去”的历程看，在海外投资矿山风险是不小，但是有些矿产并不是搞贸易就能买来的，即便能买，价格也不是中国这个买家能确定的。2026年2月，由美国主导具有排他性的关键矿产国际合作机制“资源地缘战略参与论坛”（Forum on Resource Geostrategic Engagement，简称FORGE），举办了首届54个国家及欧盟委员会代表出席的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凸显全球在矿产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

中信布局澳洲铝业四十载

40年前荣毅仁老董事长高瞻远瞩，中信很快就觅到了投资海外基本金属的机会。1986年，美国铝业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新建的波特兰铝厂遭遇困境，铝价低迷使得铝厂建设举步维艰，急需合作伙伴分担风险。中信得到消息后，利用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和金融运作能力，收购波特兰铝厂10%的股权，成为第一个在澳大利亚直接投资的中国大陆企业，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海外投资的企业。当年中信以在香港银行存入2000万美元保证金的方式，靠银团贷款以杠杆租赁进行融资。1997年中信又追加投资，持有波特兰铝厂22.5%的权益。时至今日，波特兰铝厂一直稳定运营，每年生产约33万吨电解铝，今年电解铝价格也快速上涨，已稳稳站上每吨3500美元，在中东局势紧张时，依然是全球稳定的电解铝供应源。

凭借和美国铝业多年的合作关系，中信集团在2012年再次等来了参与澳洲铝资产的投资机会。中信把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投资的科帕贝拉摩尔煤矿的部分权益及部分勘探权，以12.88亿澳元出售给美国最大的煤矿企业Peabody（博地能源），转身投资了澳大利亚氧化铝公司，这家公司在澳大利亚交易所的股票代码为：AWC。澳大利亚氧化铝公司彼时与美国铝业在西澳洲有一家合资公司，名为“美国铝业公司全球氧化铝及化学品合资公司”（简称AWAC），是全球最大的铝矾土矿和氧化铝生产企业，美铝占股60%，AWC占股40%。

2013年2月，中信在若干潜在投资者中胜出，以4.52亿澳元认购了2.66亿股 AWC公司新股，占比13.04%，成为AWC公司单一最大股东，并在此后三年继续在二级市场择机增持AWC的股票，持股比例达到19%。这样中信不仅在电解铝上与美国铝业有着密切合作，在铝上游资源也与美铝有了间接的合作。

直到2023年底，中信从AWC获得的分红已经达到5.47亿澳元，收回了全部投资的77%，这也让美国铝业有所顾虑，一直没有放弃并购AWC独享西澳铝上游资产的想法。随着当地环保组织对AWAC开采矿山影响周边居民饮水的抗议，西澳洲政府暂停了对AWAC部分高品位铝土矿的开采许可，美铝又关闭了一个运营多年的氧化铝厂，造成AWAC出现亏损，包括中信在内的AWC股东也没有获得分红，AWC股价开始下跌。美铝在此时提出了收购AWC的方案，被中信为首的股东方断然拒绝。2024年初，在美铝第三次抛出更优的收购方案后，当时已在二级市场增持成为AWC最大股东的Allan Gray基金被成功拉拢，中信作为当时AWC的第二大股东，不得不重新权衡是否同意此次交易。

中国已在2017年通过设定4500万电解铝产能“天花板”，倒逼行业内部进行结构性优化。而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建设能够确保电力供应低价稳定的新电解铝厂非常困难。由于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产量扩张，作为电解铝原材料的氧化铝产能长期来看供应趋于宽松。AWC只拥有在澳大利亚西澳洲的铝土矿和氧化铝资产，并不掌握电解铝产能。考虑到未来AI、5G和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对电解铝需求的增长，电解铝反而会成为相对稀缺的环节。基于综合考量，中信集团决定支持美铝第三次并购方案，从而获得参与美铝全球资产的投资机会。2024年7月，AWC股东会通过美铝换股收购交易，中信又成为美国铝业全球重要的参股股东。2025年底，随着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以及铜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提升，电解铝的价格也被推高，中信在合适时机减持美铝股权，收回了前期AWC全部投资，并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

荣老嘱托引领中信海外深耕主业

中信在澳洲投资积攒下海外重要矿产资源资产，同时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勇于献身中国海外事业、熟悉国外经营规则、担当有为的国际化人才。现在回看荣毅仁老董事长对中信海外投资的嘱托可以发现，凡是听从的都做得很好，凡是忘记的都走了弯路。中信在澳大利亚除了矿产资源，也投资了农业、畜牧业、房地产，最成功的还是矿产资源，以及矗立在墨尔本市中心的中信大厦。回望40年的海外投资，还是要聚焦主业，积累形成自己的核心能力和“护城河”。

关于融资方面，中信银行和中信证券40年前都还没有成立，而今天中信在全球的知名度和品牌形象非常卓越，尤其在澳洲的40年，积攒了非常好的声誉和口碑。中信在综合金融服务方面已经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控股集团，在海外通过并购银行和证券公司掌握可以撬动全球市场的融资工具，集团内部也通过协同，形成“走出去”的合力。40年来，中信更加注重风险的管控，在大宗商品贸易和投资中谨慎选择融资工具，并通过金融衍生品对汇率等风险进行有效对冲，同时实施多层级、实时的动态监控。

中信在澳洲的投资一直秉持着与世界一流企业合作，或投资有影响力项目的原则。中信投资的波特兰铝厂是中国企业在澳第一个直接投资项目，是与铝行业的“百年老店”美国铝业合作；在西澳洲的中信澳矿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磁铁矿项目，年产铁矿石可达2200万吨，也是中国企业在澳最大的单体投资项目。

关于和一流律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合作，以及坚持属地化经营，中信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培养和储备了一批国际化人才。他们在矿业、法律、财务、税务等专业领域，不仅了解国内的要求，也熟悉澳洲的规则。中国企业出海，肯定要找当地的一流律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对于中信这样有多年海外经验的企业，已经能从多方渠道在当地找到最合适、最匹配、性价比最高的服务商。同时，通过海外投资增厚海外人才储备，他们既熟悉中信总部的要求，同时了解澳洲本地的规则，从而让总部的部署和要求得到很好地贯彻，并能够弥合两国之间在商业文化与公司治理理念方面的差异。

中信在澳深耕40年，印证了这样一个成功经验：中国企业“走出去”要聚焦自己的主业，并长期坚持，保持战略定力。通过出海，要培养自己的管理团队，建设既忠诚又懂海外的人才队伍。集团总部则要通过多种手段加强对海外合规风险的识别管控和海外守法经营的预警监督。

40年前，像中信、中国银行、五矿、中粮、国航这些第一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是中国出海的1.0版，主要任务是“走出去”；20年前，中国的国有和民营企业相继出海，到澳洲投资资源能源项目，是中国出海澳洲的2.0版，更多的目标是“买进来”；现在是多元化的3.0时代，在澳洲街头随处可见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澳洲商场也有排着长队的“泡泡玛特”和“蜜雪冰城”，还有分布在澳洲市郊的宁德时代的储能电池组与金风科技的风机。不久的将来，我们还能期待澳洲矿区里中国生产的无人矿卡、澳洲家庭里的服务机器人。中国在为全球的绿色化、智能化不断贡献力量，中信凭借其在澳40年砥砺前行的经验，也将继续支持中国企业未来更加波澜壮阔的“出海”。

（编辑 杨利红）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产业创新为载体，核心在于实现两者的深度协同、双向赋能。我国近年来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领域成效显著，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协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仍未破解。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索新质生产力引领下两者的协同逻辑、模式与机制，搭建高效协同的实践路径，既是破解创新堵点的现实需求，也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

新质生产力引领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内在关联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核心是通过科技创新突破技术瓶颈、重塑生产函数，通过产业创新承接技术成果、拓展应用场景。两者相互依存、辩证统一，不是“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跟随”的线性关系，而是需求牵引与技术驱动双向互动、要素融合与生态共生的多元协同，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发展内核，推动创新活动向多元主体、全链条协同演进。

首先，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从“学术导向”向“产业导向”转型。传统模式下，科技创新多以高校、科研院所为核心，侧重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易脱离产业需求，形成“创新孤岛”。新质生产力范式下，科技创新深度嵌入产业场景，围绕产业痛点开展系统性创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边界模糊，更注重产业落地的可行性与市场实效性。例如，制造业面临的效率、质量、安全痛点，推动高校、企业联合开展工业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开发适配复杂场景的智能化解决方案，既提升了生产效能，也通过场景反馈反哺算法优化，形成“研发—应用—反馈—迭代”的良性闭环。

其次，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创新从“被动应用”向“主动引领”转型。传统产业创新多以企业为单一主体，侧重现有技术的消化改造，缺乏前沿布局，易处于产业链低端。新质生产力引领下，产业创新成为主动挖掘需求、引导技术研发的“上游源头”，企业通过捕捉产业痛点、预判市场趋势，将需求转化为研发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我国企业立足续航、充电、成本等痛点，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等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与汽车产业融合，不仅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还催生车网协同、电池回收等新业态，实现技术与产业同频共振。

最后，新质生产力推动协同创新从“单打独斗”向“生态共生”转型。新质生产力的复杂性、跨界性，决定了单一主体难以完成技术突破与产业化落地。它打破创新主体壁垒，推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金融机构深度融合，形成以龙头企业为核心、高校院所提供技术支撑、中小企业参与场景创新、政金机构提供保障的创新生态，促进知识溢出、资源共享与风险共担，显著提升协同效率。这种生态化协同不仅降低了单一主体的创新风险，更实现了创新要素的最优配置，让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价值最大化。

新质生产力引领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协同模式

在新质生产力引领下，协同创新呈现多元化、场景化、生态化特征，不同产业、创新阶段的模式虽有差异，但核心逻辑均围绕“需求牵引、技术驱动、要素融合、生态共生”展开。结合我国实践，可归纳为三类典型协同模式。

需求牵引的逆向创新模式

该模式以产业现实需求为起点，打破传统的“技术推动”线性思维，通过“企业出题、高校答题、市场阅卷”的协同机制，将产业痛点转化为科研课题，推动高校院所定向攻关，实现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有效破解“科技—产业”两张皮问题，是我国制造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流协同模式。其核心包括三个层面：企业作为需求主体，精准挖掘生产经营、市场竞争中的痛点问题，明确技术研发的目标、场景与可行性要求；高校院所作为技术供给主体，聚焦企业需求整合科研资源，开展定向技术攻关，摒弃脱离产业实际的“纸上谈兵”，注重技术的实用性与产业化潜力；市场作为检验主体，通过实际应用检验技术成果的价值，根据市场反馈优化技术方案，推动技术成果快速迭代，形成“需求提出—定向攻关—市场应用—反馈优化”的完整闭环。

例如，在钢铁行业智能化转型中，面临高温、高风险、高粉尘场景下设备运维难、故障预警不及时、运维成本高的突出痛点，我国大型钢铁企业（如宝武集团）主动“出题”，明确提出基于工业互联网的远程监测与预测性维护技术需求，要求系统能够适配钢铁工业复杂工况，实现设备故障的精准预警与远程运维。企业联合清华大学、东北大学等顶尖高校、科研院所组建协同创新团队，聚焦工业数据采集、故障特征提取、智能算法优化等关键技术难点，开展联合攻关，最终开发出适配钢铁工业场景的远程监测与预测性维护系统。该系统落地应用后，通过部署工业传感器、边缘计算设备，实时采集设备运行数据，结合智能算法模型精准识别故障隐患，提前发出预警信号，大幅降低了运维人员的劳动强度与安全风险，运维成本降低30%以上、设备故障率下降40%。经市场检验后，该技术方案得到钢铁行业广泛认可，协同创新团队根据不同钢铁企业的个性化需求优化完善方案，推动技术成果在全国钢铁行业规模化应用，形成“产业需求—技术攻关—市场应用—迭代升级”的良性循环。

场景驱动的迭代创新模式

场景是新质生产力落地的关键载体，也是协同创新的“试验场”与“孵化器”。该模式以具体产业场景为核心，将科技创新成果嵌入真实的产业环境与市场需求中，让技术在实际应用中接受检验、积累数据、优化升级，同时通过场景创新挖掘新的技术需求，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迭代、同频共振，实现技术成熟度与产业适配性的同步提升。该模式具有场景多元化、迭代快速化、协同深度化的鲜明特征，主要适用于人工智能、智慧城市、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创新发展。

以智慧交通场景为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交通拥堵、交通事故频发、出行效率低下等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痛点。基于这一场景需求，多元创新主体协同搭建智慧交通场景创新平台：企业（如华为、百度）作为场景搭建的核心主体，部署车路协同设备、智能交通信号灯、视频监控设备等硬件设施，采集车辆行驶数据、道路通行数据、交通事件数据等海量数据，搭建智慧交通数据平台，为技术应用提供数据支撑；高校、科研院所（如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聚焦场景需求，开展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分析、车路协同技术等核心技术研发，开发交通信号智能配时、交通事故预警、智能导航等应用系统；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划定场景测试区域，提供政策支持与安全保障，推动智慧交通技术在场景中试点应用、逐步推广。

在试点应用过程中，通过场景数据反馈及时发现问题，快速优化算法模型、完善技术方案。经过多轮迭代优化，智慧交通系统的性能不断提升，可根据实时交通流量自动调整信号灯配时，出行效率提升20%以上；能够精准预警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发生率下降30%以上；智能导航系统能够实时推送最优出行路线，为群众出行提供便利。形成“场景搭建—技术应用—数据反馈—迭代升级—场景拓展”的良性循环。

平台赋能的生态创新模式

数字平台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设施，具有资源汇聚、要素整合、高效连接、协同赋能的核心优势，能够打破创新主体之间的时空壁垒、信息壁垒与资源壁垒，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提供高效的连接纽带与支撑载体。该模式以数字平台为核心，通过搭建共性技术平台、产业互联网平台、创新服务平台等各类协同创新平台，汇聚产学研用各方创新资源，整合技术、人才、数据、资本等创新要素，降低创新主体的协作成本，促进知识沉淀、技术复用与成果转化，构建“平台引领、多元协同、生态共生”的协同创新格局，是新兴产业、战略性产业实现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模式。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平台赋能生态创新模式的典型代表，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国家级、行业级平台，如海尔卡奥斯、三一树根互联、航天云网等，这些平台通过汇聚产学研用各方资源，构建了完善的协同创新生态，推动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以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例，该平台以“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为核心，搭建了涵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售后服务等全产业链的协同创新平台，汇聚了全球数万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整合了海量工业数据、工业知识、技术成果等创新要素。在科技创新层面，平台搭建了共性技术研发平台，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工业软件、工业算法、工业传感器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破了国外工业软件的垄断，推出了一大批适配我国制造业场景的工业软件与技术方案；同时，平台开放技术接口与数据资源，鼓励开发者开展应用创新，培育了一批专业化的技术服务企业，推动了技术成果的快速迭代与复用。在产业创新层面，平台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智能化转型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实现设备联网、数据采集、生产智能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从“大规模生产”向“个性化定制”转型；同时，平台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龙头企业通过平台开放技术资源、生产能力与市场渠道，带动中小企业参与协同研发、协同生产，提升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产业竞争力。这一案例清晰地展现了平台赋能生态创新模式的核心价值——通过平台整合创新要素、打通协同链路，实现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全链条融合，为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新质生产力引领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的机制构建

协同模式的落地，离不开完善的机制保障。新质生产力引领下，需构建多主体协同、多要素联动、多场景融合的机制体系，围绕“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要素高效配置、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动态反馈迭代优化”四个核心维度展开，相互支撑、形成合力，推动协同创新规范化、常态化、高效化，为协同模式的落地实施提供坚实保障。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打破主体壁垒，明确政府、企业、高校院所、金融机构的角色定位与责任分工，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治理体系，形成协同合力，确保协同创新有序开展。

创新提出“核心—协作—保障”三级治理架构：核心层由龙头企业与顶尖高校院所组成，实行“双负责人”制统筹技术方向与产业需求；协作层吸纳配套企业、专业金融机构，建立“三单对接”机制匹配资源。保障层由政府、行业协会构成，提供定制化政策与服务支持，强化治理精准性。

政府发挥引导保障作用，制定协同创新政策体系，统筹科技、产业、财税等政策工具，完善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平台，加强跨区域、跨部门协同，营造公平开放的创新环境，推行“沙盒监管”为创新试错预留空间。企业发挥核心主体作用。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整合产业链资源，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各类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与高校院所建立长效合作，推动成果转化。高校院所强化技术供给，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评价体系，推动人才双向流动，完善技术转移机制，提升成果转化效率。金融机构发挥资本纽带作用，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加大信贷、股权融资支持，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降低创新与融资风险。

要素高效配置机制

要素配置和协同的核心是完善数据、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打破流动壁垒，推动要素跨界流动、高效整合，释放要素活力，突出数据要素核心地位，推动各类要素协同发力。

构建“数据枢纽+多要素联动”配置模型：以数据要素为核心，创新“分级授权”使用机制，搭建区域性交易撮合平台；人才配置推行“柔性流动+创新积分”制度，技术与资本通过混合支持模式实现全周期绑定，提升要素协同效能。

健全数据要素配置机制，推进数据确权、定价、交易制度创新，培育数据市场，加强数据安全保护，推动“数据+算力+算法”融合，赋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优化人才要素配置，破除人才流动障碍，深化产教融合，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完善评价激励机制，打造全球竞争力人才高地。完善技术要素配置，建立市场化定价机制，加强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推动技术与资本、人才融合，加强国际技术合作。强化资本要素引导，优化资本投向，完善科技金融体系，规范资本运作，引导资本服务于协同创新与产业升级。

风险共担与利益分配机制

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联结机制。明确各主体风险承担比例与利益分配方式，化解利益矛盾，增强协同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激发协同活力。

创新“梯度分担+多元分配”双轨机制。按创新阶段实行风险梯度分担，基础研究阶段以政府与高校为主，产业化阶段以企业为主；利益分配构建“要素+贡献+风险”四维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量化贡献，保障分配公平。

构建多元化风险共担机制。通过创新联合体等组织，推动各主体按投入比例、贡献程度分担研发、市场等环节风险；建立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依托数字平台识别预警风险；借助科技保险、风险补偿基金等工具分散风险，完善创新容错机制，消除创新顾虑。完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基于技术贡献、资源投入、风险承担的多维度分配体系，探索固定报酬、股权分配、收益分成等多元模式，健全利益纠纷解决机制，推动创新成果普惠共享。

动态反馈与迭代优化机制

构建“技术—产业—市场”动态反馈闭环，建立常态化需求调研、技术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跟踪需求变化与技术趋势，优化协同方向与方案，确保协同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同频共振。

打造“双循环+成熟度评估”迭代体系：内部循环建立“周调度、月评估”机制，外部循环构建产业痛点、技术趋势、政策导向三位一体感知网络；引入16项核心指标的成熟度模型，为不同阶段协同提供精准优化路径。

建立常态化需求调研机制，由政、企、行业协会牵头，通过多种方式挖掘产业痛点，建立需求数据库，精准推送需求信息，引导创新资源集聚。完善全方位技术评估机制，组建专业评估团队，对技术成果的创新性、实用性、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跟踪应用效果，建立技术成熟度评估机制，合理安排产业化进度。构建精准化动态优化机制，依托数字平台与大数据算法，预测技术与产业趋势，及时调整协同方向、研发重点与资源配置，推动技术成果快速迭代，形成“需求调研—研发—评估—优化—应用”的良性循环。

新质生产力引领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的实践路径

机制体系为协同创新提供了制度框架，而要真正破解“科技—产业”两张皮、成果转化效率不高等现实问题，还需结合我国创新发展实际，围绕协同机制四大核心维度，聚焦关键领域、突出重点任务，采取针对性实践路径，推动协同创新落地见效，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打造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高地

聚焦新质生产力重点领域，整合产学研用资源，突破“卡脖子”技术，打造全链条技术供给体系。明确攻关重点，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商业航天、高端装备等前沿领域，梳理“卡脖子”技术清单，集中资源定向攻关，避免分散发力、重复研发。创新攻关机制，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军令状”等机制，打破部门、区域、单位壁垒，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攻关团队，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联合组建协同攻关团队，明确攻关目标、时限、责任分工与利益分配方式，充分调动各主体攻关积极性；建立协同攻关专项基金，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重点扶持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攻关；搭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等高能级平台，集聚全球顶尖人才与创新资源，为攻关提供支撑。推动成果产业化，建立成果转化机制，依托创新联合体推动技术规模化应用，形成“技术突破—产业应用—生态构建”的良性循环，助力产业升级与“双碳”目标实现。

培育融合型创新主体

强化创新主体培育，推动多元主体深度融合，提升协同效率。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资源，开展系统性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升级，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格局。

构建“1+N+X”融合型创新生态：以1家龙头企业为核心，N家配套主体为骨干，X家中小企业与服务机构为补充，建立创新资源共享池，推行“协同积分制”兑换权益，激发各类主体参与积极性。例如，某装备制造龙头企业联合上下游10余家企业、3所高校、2家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聚焦高端数控机床核心技术攻关，中小企业负责细分部件研发生产，高校提供基础理论支撑，科研院所负责关键技术突破，最终实现整机技术突破，带动整个装备制造产业链升级。

完善技术转移机制，破解“科技—产业”两张皮问题。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完善创新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对接、人才培训、融资支持等服务，鼓励中小企业接入协同平台、开展差异化创新，提升创新能力与竞争力。深化高校院所与企业融合，共建联合实验室、协同创新基地，建立人才双向流动机制，推动科研院所围绕企业需求开展研发，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支撑

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布局、提升服务能力，为协同创新提供坚实数字底座。聚焦5G、算力网络、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卫星互联网，构建“天地一体”的基础设施体系，重点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优化算力资源布局，推动算力协同调度与高效利用，降低创新主体算力成本；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推动平台在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重点行业深度应用，打造“平台+生态”的产业数字化转型模式。推动互联互通，打破设施壁垒，建立协同调度机制，推动跨区域、跨行业设施协同运行，促进数字设施与传统设施融合，拓展场景载体。提升服务能力，优化设施技术性能，推动设施向中西部、农村延伸，缩小区域数字鸿沟；完善运营服务体系，培育专业化运营企业，推动设施开放共享，降低中小企业接入成本，释放数字红利，为协同创新提供支撑。

优化政策与制度保障

健全政策体系，完善制度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激发协同活力。健全协同创新政策，统筹各类政策工具，完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人才扶持、金融支持政策，形成政策合力；优化税收优惠政策，扩大覆盖面，降低创新主体税负。创新“精准滴灌+柔性适配”保障体系：建立“政策—企业”精准匹配机制，推出协同创新专项政策包，实行“无感审批”；推行“观察期+备案制”监管，建立容错清单，为创新留足空间。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侵权惩处力度，提高侵权成本，建立快速维权机制，加强运营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知识产权资本化运作。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推行“沙盒监管”，为新兴产业创新试错预留空间；加强创新文化建设，弘扬勇于创新、宽容失败的精神，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氛围；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加强国际创新合作，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引进先进技术与人才，建立合作保障机制，防范合作风险。

新质生产力的崛起，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带来机遇与挑战。两者深度协同，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破解“科技—产业”两张皮、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引领下，两者形成互为支撑、生态共生的深层关联，呈现需求牵引、场景驱动、平台赋能的协同模式，需通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要素高效配置、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动态反馈迭代优化的机制体系，结合具体实践路径，推动协同创新落地。

（编辑  杨利红）

城投平台长期作为政府融资工具，其资产结构失衡、财政依赖度过高、隐性债务风险累积等深层次问题日益凸显，产业化、市场化转型已成为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国家监管政策持续收紧，城投平台转型的考核标准从“335指标”向“224指标”演进，监管逻辑从“适度宽松”向“严格规范”、从“规模导向”向“质量导向”深刻转变。

财务治理贯穿资产整合、结构优化与风险管控全过程，是破解监管指标约束、实现转型目标的核心抓手。然而，传统财务治理以核算记录为主，缺乏价值挖掘与系统性设计，难以适应市场化要求。本文从财务治理改革的视角系统梳理了城投平台转型面临的核心挑战，提出资产重分类、债务结构化、收益合规化的递进式改革的实践路径及制度保障。

城投公司转型的三重监管逻辑

2023年9月，《关于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35号）印发后，监管层逐步明确城投转型的“335”指标要求，即非经营性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不得超过30%、非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不得超过30%、财政补贴占净利润比重不得超过50%，标志着城投转型进入标准化考核新阶段。2025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3号——审核重点关注事项》（上证发〔2025〕45号）修订实施，“335”指标正式纳入城投发债审核强制披露要求，标志着其从政策指引走向监管实操。

近期作为交易所窗口指导下实际审核标准的“224”指标，进一步收紧监管约束，在城投平台发行产业债过程中被广泛采用并严格执行。新指标将上述三项核心指标分别压缩至20%、20%和40%，并新增有效净资产、总资产报酬率、经营性现金流等五方面刚性要求。从“335”到“224”的标准趋紧，不仅是比例数值的压缩，更意味着监管导向从“适度宽松”到“严格规范”、从“规模导向”到“质量导向”的深刻转变。其核心逻辑体现为三重递进式约束：

一是资产约束。转型考核标准通过限定非经营性资产占比，倒逼城投平台剥离公益性资产，聚焦具有盈利能力的主业资产，解决长期以来“资产虚胖”、经营性资产不足的问题，夯实市场化经营的物质基础。

二是收入约束。转型考核标准通过限定非经营性收入占比，推动城投平台收入结构从“政府付费为主”向“市场创收为主”转型，培育稳定的经营性现金流，增强自我“造血”能力。

三是利润约束。转型考核标准通过限定财政补贴占净利润的比重，切断政府对城投平台的隐性兜底，推动企业建立可持续的盈利模式，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

“224”标准体系新增了五方面刚性要求：有效净资产不低于30亿元、总资产报酬率大于1%、经营性现金流为正、利息覆盖倍数大于1倍，以及原则上需AAA级主体担保，构建了“主体资质+经营能力+风险防控”的全方位考核体系。这些新增指标进一步压缩了“报表式转型”的空间，要求城投平台在现金流真实性、资产运营效率、偿债能力等维度进行系统性能力建设。

财务治理面临三大核心挑战

监管标准的持续趋紧，客观上要求城投平台对财务治理模式进行系统性重构，从服务于政府融资的“被动式核算”转向服务于市场化经营的“主动式价值管理”。

现阶段，城投平台财务治理主要面临三大共性难题。

资产属性界定模糊，价值评估体系缺失。城投平台的资产普遍具有“公益性”与“经营性”双重特征，如景区经营权、城市停车场、污水处理设施等，既承担一定的公共服务职能，又具备市场化变现的能力。传统财务核算中，这类资产多按历史成本入账，且未明确区分公益性与经营性属性，导致非经营性资产占比虚高，资产价值被严重低估。同时，地方政府对公益性资产免费提供土地使用权、承担维护费用等隐性支持未纳入会计核算，进一步增加了资产界定的难度。若机械划分资产属性，可能导致经营性资产流失或非经营性资产“虚假剥离”，触发监管风险。

财务结构失衡，降负债与保评级矛盾突出。多数城投平台存在资产负债率过高、债务结构不合理、财务费用负担沉重等问题。在转型过程中，企业需同时满足“严控债务规模”与“维持AA级及以上信用评级”双重目标。单纯压缩负债可能导致净资产规模不足，影响融资能力；而通过政府注资提升净资产，又可能被认定为新增隐性债务。此外，短期债务占比过高导致的流动性风险，也对财务结构优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通过财务手段实现负债率的合理下降，同时保障信用评级稳定，是城投平台转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合规性风险凸显，会计处理与政策衔接不畅。城投平台转型过程中的资产划转、股权合并、政府补助等行为涉及多项会计准则与监管政策，会计处理不当易引发合规风险。例如，国有资产无偿划转未履行评估、备案程序，可能被认定为国有资产流失；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会虚增净利润，导致财政补贴依赖度指标失真；非经常性损益与经常性损益划分不清，会影响对企业真实盈利能力的判断。这些问题不仅会阻碍转型考核标准的达标进程，而且可能引发监管处罚，影响企业的市场化融资。

 财务治理改革赋能城投转型的基本路径

财务治理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核心在于以持续趋紧的转型考核标准为刚性约束，通过资产属性精准划分、财务结构主动优化、收益质量合规提升的协同推进，构建支撑市场化经营的现代财务治理能力体系。

（一）资产重分类：从模糊归集到精准划分

资产治理是财务治理改革的逻辑起点。面对城投平台转型考核标准对非经营性资产的刚性约束，核心任务是建立一套科学、可操作的资产分类评估体系，厘清每一笔资产的真实属性与潜在价值，为后续的剥离、确权及市场化运营提供精准依据。

在实践中，可构建“功能—收益—政策”三维评估框架。功能维度着眼于资产是否承担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如市政道路、开放式公园等属于典型的纯公益性资产；收益维度侧重于评估资产的市场化变现能力与独立产生现金流的水平；政策维度则依据政府批复文件及产权证明，明确资产的归属性质与用途管制。根据综合评估结果，将存量资产划分为纯公益性、准经营性及纯经营性三类，并针对性地实施剥离托管、特许经营权授予或市场化资本运作等差异化处置策略。

资产分类治理改革需要财务部门职能前移，深度介入资产划转前的尽职调查环节，运用专业判断对拟注入资产的属性进行甄别，有效规避因性质误判导致的后续合规风险与估值偏差。

（二）债务结构化：从被动举债到主动治理

债务治理改革的核心在于突破传统的规模管控思维，转向“结构优化”与“价值创造”双轮驱动。在监管层严控债务增量与资本市场维护信用评级的多重约束下，需统筹设计“减债—换债—增资”组合策略，以实现降杠杆与稳发展的动态平衡。

减债方面，应通过剥离非核心、低效甚至无效资产，同步实现对应负债的出表，推动资产负债表的实质性“瘦身”。关键在于精准界定剥离边界，严格遵循主业相关性原则，将不符合战略发展方向的业务板块连同其关联负债一并置出。

换债方面，应积极把握政策窗口期，利用地方政府专项债、中期票据等低成本、长周期融资工具置换存量高息短期债务，从依赖政府信用背书转向依托项目自身经营性现金流。同时，通过优化债务期限结构，确保利息覆盖倍数大于1倍，增强债务偿付能力。

增资方面，应通过争取合规财政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以及资产重估增值等方式有效扩充净资产规模。需要特别防范合规风险，政府注资行为必须严格区分“资本性投入”与“新增隐性债务”，必须以合法的财政预算文件作为支撑依据，严禁通过各类渠道变相触碰隐性债务红线。

债务结构化改革需要推动财务部门职能定位从单纯的“资金管理者”跃升为统筹全局的“资本配置者”，通过高水平的资产负债管理为企业创造持续价值。

（三）收益合规化：从账面平衡到真实“造血”

收益治理改革的关键在于切断利润对政府信用及非经常性损益的会计依赖，使损益表能够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的市场化经营成果。其核心抓手在于政府补助的合规化核算与收入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对政府补助进行精细化分类管理，应严格区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实践中，需建立全流程的政府补助台账管理制度，逐笔登记资金来源、拨付依据、使用去向及会计处理方式，确保每一笔补贴的核算均有据可查、合规透明，从源头杜绝利用会计手段虚增利润或粉饰财政依赖度指标的行为。

在收入端，需要系统剥离非经营性收入成分，大力培育具备稳定现金流创造能力的市场化业务板块。这要求财务部门全面融入业务前端：一是深度参与企业战略规划，量化评估不同业务组合的市场化收入贡献度；二是前置介入重大投资决策，从财务可行性角度对新增项目的全周期现金流进行审慎论证；三是主导设计科学合理的内部转移定价机制，清晰界定各业务单元的收入归属与经营绩效；四是强化现金流预算管理与动态监控，建立项目层面的现金流量预测模型，确保现金流量满足考核要求。

财务治理改革的制度保障

财务治理改革的成效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城投平台应从管控体系、监测体系、内控体系、考核机制等方面构建长效运行机制，确保转型考核标准的持续达标。

（一）构建“双线管控”标准体系

建立“政策底线+经营底线”的双线管控体系。政策底线聚焦监管合规，要求在三条红线上建立刚性约束：一是政府补助红线，严格限制经营性补贴占比，建立补助资金的合规审查流程，所有政府补助必须有明确的预算文件和拨付依据；二是隐性债务红线，严禁通过BT、带资承包、明股实债、政府购买服务变相融资等方式新增隐性债务，对每一笔融资进行债务性质穿透识别，建立融资项目全生命周期台账；三是资产交易红线，国有资产划转、处置、对外投资严格履行评估、备案、审批程序，确保定价公允、程序合规，严防国有资产流失。经营底线聚焦经营可持续，要求在投资项目内部收益率、经营性净现金流、利息覆盖倍数等指标上建立市场化标准。

（二）建立“达标指标”动态监测体系

设立专门的指标监测小组，评估月度计算、季度分析与年度考核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搭建业财一体化财务信息共享平台，打通资产管理系统、项目管理系统、合同管理系统与财务核算系统的数据壁垒，实现资产变动、收入确认、补贴到账等数据的实时同步，确保指标计算的数据来源真实、准确、完整。建立预警机制，当各项指标触发预警时，由监测小组出具预警报告并提出整改建议。同时，定期编制转型考核标准达标分析报告，不仅反映指标完成情况，更要深入分析指标波动的业务来源，为企业管理层调整战略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

（三）强化全流程内控管理

构建“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监督”的全流程内控体系，将财务合规要求嵌入转型的每一个关键环节。在事前预防环节，针对资产划转、债务重组、政府补助、对外投资等高风险业务，制定标准化审批流程，明确各环节的责任主体和合规要求，未通过合规审查的项目一律不得立项。在事中控制环节，建立资金集中管理体系，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统一调度资金，严控资金体外循环，防范资金挪用风险。同时，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关键业务节点进行自动管控，当出现违规操作时系统自动拦截并预警。在事后监督环节，建立常态化的内部审计机制，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转型考核标准达标专项审计和财务合规审计，重点核查资产分类准确性、政府补助核算合规性、债务管理规范性等内容。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人，形成内控闭环。

（四）完善薪酬绩效与财务指标的挂钩机制

将转型考核标准作为核心考核指标纳入企业全员绩效考核体系，与员工薪酬、职务晋升、评优评先直接挂钩。明确经理层及核心业务部门负责人薪酬与转型考核标准达标情况挂钩的权重，同时设置净资产收益率、市场化收入增速等经营指标，形成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建立转型容错纠错机制，对在市场化转型探索中因政策调整、市场变化等非主观因素导致的失误，且未谋取私利、未造成重大损失的，不予追究相关人员责任，鼓励干部员工大胆探索创新。

财务治理改革是城投平台在考核标准持续趋紧的政策环境下突破约束、实现市场化转型的关键举措。通过资产重分类、债务结构化、收益合规化的递进式改革，配合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城投平台将摆脱“政府融资工具”的传统定位，构建起以市场化经营为核心的财务治理模式，从而实现从“输血依赖”到“自我造血”的根本性转变，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完善城市功能配套中发挥更加可持续的作用。

（编辑  宋斌斌）

当前，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借助法律手段实施制裁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愈发凸显。美国凭借其国内法的域外适用机制，频繁对各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已成为其维护霸权的重要工具。据统计，2025年全年，被美国纳入各类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相关“黑名单”的中国实体与个人累计达2675家，较2024年度新增475家，增幅高达约22%。 面对外部压力，中国从2019年开始系统构建反制裁法律体系，逐步实现了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建构”的转变。

2025年4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2025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列入年度立法安排，安排初次审议。2025年5月14日公布的正式立法工作计划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安排。 作为我国金融领域第一部管总的基础性法律，《金融法（草案）》第八十五条明确规定了金融领域反制裁与阻断制度的三大核心内容：反制措施授权、金融安全保护，以及阻断制度确立。这一条款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反制裁法律体系向金融领域深度延伸，为金融机构应对外部制裁风险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近年来，合规环境剧烈变化。一方面，美国对华制裁持续升级，制裁手段从传统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延伸到金融制裁领域，合规风险呈现多元化、复杂化趋势；另一方面，中国反制裁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实施后的首例诉讼案已获成功调解，为中国企业维护自身权益开辟了新路径。在此背景下，深入理解中国反制裁政策的演进逻辑与战略效应，对于金融机构制定合规策略、平衡风险与业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反制裁政策的实践演进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布局

中国对外制裁政策的演进，可追溯至2019年。当年12月，针对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中国外交部宣布对5家美国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并暂停美军舰机访港。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公开、正式的方式宣布对外制裁措施，是中国制裁政策从“隐性存在”向“显性表达”转变的起点。

2020年9月，商务部发布《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 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界定“不可靠实体”的认定标准与处置措施，填补了针对外部不当干预的国内法空白。2021年1月，《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 出台，为中国企业和个人应对外国“长臂管辖”提供了法律武器。202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的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是中国首部以法律形式确立反制裁核心框架的专门立法，将被动应对转化为主动维权。

2023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 颁布，从国家对外关系基本法高度，将制裁纳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法治轨道。2024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 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出口管制制度进入精细化、体系化新阶段。2025年3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 正式施行，进一步完善了反制裁执法机制。至此，中国已形成从单行规定到综合立法的多层次反制裁规则体系。

制度框架的体系化建构

当前，中国反制裁法律体系呈现“三位一体”的结构特征：

第一，反制裁专门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作为核心法律，确立了“反制清单”“对等措施”等核心制度。该法第十二条规定，中国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若因外国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而遭受侵害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2024年，南京海事法院受理的某海洋工程公司诉瑞士设备公司案，正是依据该条款提起，最终促成双方和解，中国企业获得约8400余万元建造款，成为《反外国制裁法》实施后的首例成功实践。该案审理中，法院通过诉前扣押船舶等保全措施，迫使外国公司支付近亿元反担保金，最终在39天内促成和解，充分展现了中国反制裁法律体系的可执行性。

第二，阻断立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旨在阻断外国法律和措施的不当域外适用，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和第三国企业之间的正常经济贸易活动。该办法建立了报告制度、禁令制度和损害赔偿制度，为中国企业拒绝执行外国歧视性法律提供了法律依据。《金融法（草案）》第八十五条进一步将阻断制度延伸至金融领域，明确规定“外国法律与措施的域外适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当禁止或者限制我国公民、组织与该国之外的国家或者地区及其公民、组织开展正常金融活动的，我国有权依法采取措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

第三，出口管制与不可靠实体清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构建了完整的出口管制制度，包括管制清单、临时管制、出口许可、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管理等。《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则针对“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或“违反正常市场交易原则，对中国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采取歧视性措施”的外国实体，规定了警告、罚款、限制投资、禁止进出口等处置措施。

执法实践的常态化与精细化

随着立法落地，相关部门逐步形成常态化监测预警、清单动态调整与跨部门协同执行的工作流程。自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立法启动以来，中国逐步构建对外反制机制。2019年至2024年间，中国共实施46起正式制裁案例，制裁频率从2019年的1起上升至2024年的15起。美国是主要制裁目标，占比约72%，其余涉及欧盟、加拿大、英国、立陶宛等国家和地区。

进入2025年，中国反制裁执法进入常态化和精细化的阶段。商务部将57家外国实体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将82家外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这一数字远超往年，显示中国使用清单这一制裁工具更加常态化和制度化。2025年10月9日，商务部发布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第10号公告， 将反无人机技术公司、TechInsights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等14家外国实体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成为2025年规模最大的一次清单调整。

从制裁触发因素看，涉台军售和外国制裁仍是主要触发原因。2025年1月，商务部将洛克希德•马丁导弹与火控公司等10家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2025年4月，又将斯凯迪奥公司等11家、护盾人工智能公司等6家美国企业列入清单。制裁措施以禁止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禁止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为主，部分案例还包括禁止高级管理人员入境、取消工作许可等措施。

中国反制裁政策的内在逻辑

中国反制裁政策的首要逻辑是“核心利益捍卫”。中国反制裁的核心关切，始终围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尤其聚焦于‌台湾问题、涉疆、涉港、涉藏等核心利益‌。任何挑战这些“红线”的行为，都将触发中国的反制措施。这种“红线思维”体现了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也向国际社会清晰传递了不可逾越的政治边界。

2024年12月，针对美国新一轮对台军售，中国外交部宣布对7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同期，针对加拿大制裁中国官员，中国宣布对20名加拿大个人和2家实体实施反制。2025年1月，针对美国再次宣布对台军售，商务部迅速将10家美国军工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这些案例表明，中国反制裁政策已形成“快速反应、对等反制”的成熟模式。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所言：“对于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中方都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予以反制。”

中国反制裁政策的第二个逻辑是“战略威慑”与“成本控制”的平衡。尽管中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反制裁法律体系，但在实际执行中仍保持克制，优先采用精准化的制裁措施，避免全面经济制裁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成本和地缘政治风险。

这种“精准打击”策略具有多重优势：一是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和能力；二是将经济影响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避免对全球供应链造成过度冲击；三是保留政策弹性，为外交谈判留有余地。中国反制裁政策体现了“在坚定维护核心利益与避免过度对抗之间寻求平衡”的审慎态度。

2025年中美经贸高层会谈期间，中国展现了这种平衡艺术的灵活性。为落实会谈共识，商务部于2025年5月14日宣布暂停4月4日和9日将17家美国实体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相关措施90天。2025年8月12日，继续暂停4月4日公告相关措施90天，同时停止4月9日公告相关措施。这种“可进可退”的政策操作，既展现了反制能力，又为外交谈判保留了空间。

中国反制裁政策的第三个逻辑是“涉外法治”建设的战略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2023年11月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

反制裁法律体系的构建，是中国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法律手段将反制裁政策制度化、规范化，既提升了政策的可预期性和执行力，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塑造国际规则提供了制度支撑。《2024年中国涉外法治发展报告》 指出，中国法域外适用机制在反外国制裁、贸易救济、国家安全等领域更加成熟，“涉外法治之矛”正在逐步锻造完成。

2025年，《金融法（草案）》标志着中国反制裁法律体系向金融领域延伸取得重要进展。其中，草案第八十五条明确规定了金融领域反制裁与阻断制度的三大核心内容：

第一，反制措施授权。“任何国家或者地区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金融领域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我国有权依法采取相应反制措施。”这一条款确立了金融领域反制裁的法律依据，使中国有权针对外国金融制裁采取对等反制。

第二，金融安全保护。“任何国家或者地区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危害我国金融安全的，我国有权对该国家或者地区采取制裁措施。”这一条款将金融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为中国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了法律武器。

第三，阻断制度确立。如上述“外国法律与措施的域外适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当禁止或者限制我国公民、组织与该国之外的国家或者地区及其公民、组织开展正常金融活动的，我国有权依法采取措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这一条款为金融机构拒绝执行外国歧视性法律提供了明确授权。

草案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在金融领域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不得在金融活动中实施、协助、支持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这一规定将合规义务从国家层面延伸至组织和个人层面，为金融机构建立内部合规制度提供了法律基础。同时，草案第八十六条还规定了违反上述义务的法律责任，包括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暂停或禁止从事相关业务等处罚措施。

中国反制裁政策的战略效应

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保护效应

中国反制裁政策强化了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保护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实施后，由南京海事法院受理的首例诉讼案的成功调解，标志着中国司法体系已开始有效运用反制裁法律工具维护企业权益。这一案例具有多重示范意义：一是证明了中国反制裁法律体系的可执行性；二是为中国企业应对外国制裁提供了可复制的法律路径；三是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中国依法维护企业权益的坚定决心。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所指出的，该案“显著提升了反制裁诉讼的可预期性，也为类似案件诉讼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

对金融机构合规管理的深远影响

中国反制裁政策的实施，对金融机构合规管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金融机构面临“双重合规”困境：既要遵守美国等国家的制裁规定以避免制裁风险，又要遵守中国反制裁法律以避免国内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中国反制裁法律体系的完善，也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更清晰的合规指引和更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具体而言，金融机构合规管理面临以下挑战与应对要求。

第一，名单筛查系统的整合与升级。金融机构需要同时监控中国不可靠实体清单、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以及美国OFAC的SDN清单、 实体清单、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等多个制裁名单。截至2025年12月，被美国纳入各类“清单”的中国实体累计达2675家，2025年新增约235家被列入SDN清单。同时，2025年中国商务部将57家外国实体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82家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这种“双向清单扩张”要求金融机构建立统一的制裁名单管理系统，实现多源数据的实时整合与自动筛查。2025年以来，商务部多次调整不可靠实体清单措施（如暂停或停止部分措施），要求金融机构具备快速响应清单变化的能力，及时调整管控手段。

第二，跨境交易合规风险的识别与管控。鉴于美国次级制裁政策的域外效力，金融机构应对涉及受制裁地区或高风险业务的交易加强尽职调查。例如，2025年数据显示，中国主体因“涉俄”因素被列入SDN清单的数量明显下降（全年新增71家，较2024年减少约59%），但因“涉伊”因素被列入SDN清单的数量显著上升（全年154家，占当年新增SDN列名主体总数的约53%）。这一变化反映了美国制裁重点的转移，要求金融机构及时调整风险评估模型。

实务操作中，金融机构应当建立高风险国家/地区交易的强化审查机制；识别“红旗指标”，如使用非典型支付方式、通过第三国中转、与空壳公司交易、交易对手与受制裁实体存在关联等；对涉及两用物项的出口交易进行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核查；建立可疑交易的内部报告与阻断机制。

第三，数据跨境传输的法律冲突应对。美国等国家的长臂管辖要求金融机构提供客户信息和交易数据，而中国《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数据出境设置了严格限制。金融机构应当建立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明确哪些数据可以出境、哪些数据禁止出境；对外国执法机构的数据请求进行法律审查，必要时向监管部门报告；在跨境业务合同中明确数据保护的管辖法律与争议解决机制；建立数据出境的安全评估与审批流程。

第四，合规组织架构与资源配置。面对日益复杂的合规环境，金融机构需要建立更加专业化的合规组织架构。制裁合规部门应配备具有法律、国际贸易、金融复合背景的专业人员；建立合规部门直接向董事会或风险管理委员会汇报的机制；将合规指标纳入业务部门的绩效考核体系；定期开展合规培训与情景演练。

资源投入方面，金融机构应当加大合规科技投入，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提升筛查效率和准确性；建立与业务规模相匹配的合规人员队伍；预留合规风险准备金；购买合规相关的专业责任保险。

对国际规则博弈的战略支撑

中国反制裁政策的实施，在国际规则博弈中发挥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首先，通过建立完善的反制裁法律体系，中国在国际法层面形成了与美国“长臂管辖”相抗衡的制度能力，打破了美国单边制裁的“法律垄断”地位。

其次，中国通过出口管制等反制措施，在关键矿产、稀土等战略资源领域形成了有效的反制能力。2024年12月，中国宣布禁止两用物项对美国军事用户或军事用途出口，原则上不予许可镓、锗、锑、超硬材料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这些措施直击美国军工产业链的“痛点”，展现了中国“以战止战”的战略威慑能力。

对企业合规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

中国反制裁政策的实施，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企业合规文化建设的进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合规环境，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重视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将合规管理纳入企业战略决策和日常运营。

从实践来看，企业合规管理呈现以下趋势：一是合规部门地位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设立独立的合规管理部门，直接向董事会或高级管理层汇报；二是合规投入持续增加，企业在合规人员、系统、培训等方面的投入显著增长；三是合规与业务融合加深，合规审查前置到业务决策环节，实现“事前防范”而非“事后补救”。

金融机构合规应对策略

构建“双循环”合规管理体系

面对“双重合规”困境，金融机构应构建“双循环”合规管理体系。这里所谓“双循环”，是指将国际合规要求与国内合规要求有机整合，形成相互支撑、协调统一的合规管理框架。具体而言，金融机构应做到以下三点：（1）建立统一的制裁名单管理系统，整合中国不可靠实体清单、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美国SDN清单、欧盟制裁清单等多源数据，实现一站式筛查；（2）制定差异化的合规政策，根据业务类型、客户风险等级、交易地域等因素，设置差异化的合规审查标准；（3）建立合规冲突应对机制，当国际合规要求与国内法律发生冲突时，及时报告监管部门并寻求指导。

强化客户尽职调查与交易监控

客户尽职调查（KYC）和交易监控是制裁合规的基础环节。金融机构应依据《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等规定，建立完善的客户身份识别、受益所有人识别、风险等级分类制度。对涉及某些敏感地区的高风险业务，金融机构应采取强化尽职调查措施，包括：深入了解客户业务模式和交易背景，识别可能的制裁规避行为；对交易涉及的物项、国家、相对方进行出口管制合规筛查；关注“红旗指标”，如使用非典型支付方式、通过第三国中转、与空壳公司交易等。

提升合规科技应用水平

金融机构应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提升名单筛查、交易监控、风险评估的智能化水平。合规科技的应用，是提升制裁合规效率的重要手段。具体应用场景包括：一是智能名单筛查，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模糊匹配、多语言筛查，降低漏报和误报率；二是异常交易监测，运用机器学习算法识别可疑交易模式，提高风险预警的准确性；三是合规流程自动化，将合规审查嵌入业务流程。

加强合规培训与文化建设

合规管理的核心因素是人。金融机构应建立分层分类的合规培训体系，确保各级员工了解制裁合规要求，识别“红旗指标”，知晓报告路径。培训内容应包括：制裁法律法规解读，包括中国反外国制裁法、美国OFAC制裁规定、欧盟制裁制度等；典型案例分析，通过真实案例讲解合规风险和应对措施；实操技能培训，如名单筛查工具使用、可疑交易识别技巧等。同时，金融机构应培育“合规创造价值”的文化理念，将合规意识融入企业价值观和员工行为准则。

积极参与行业协作与政策沟通

制裁合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行业协作和政策支持。金融机构应积极参与行业协会、监管机构的合规交流活动，分享最佳实践，反映实际问题，推动政策完善。同时，《金融法（草案）》明确要求金融机构“不得擅自执行”外国歧视性要求，并“应当及时向国务院有关金融管理部门报告”，为金融机构应对外部压力提供了法律后盾。金融机构应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及时报告外国执法机构的不当要求，寻求监管指导和法律保护。

结  语

从2019年至今的演进历程，中国反制裁政策是中国涉外法治建设的一个缩影，中国正加快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反制的战略转型，博弈方式日趋法治化、体系化。《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以及2025年金融法被列入立法计划，最后到《金融法（草案）》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已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反制裁法律体系。

展望未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持续深化，制裁与反制裁的博弈将长期存在。中国反制裁政策也将继续演进，从“防御性反制”向“攻防兼备”转变，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塑造”升级。 从金融机构合规管理视角来看，中国反制裁政策的实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在于“双重合规”困境的加剧、合规成本的上升、业务拓展的限制；机遇在于国内法律保障的强化、合规管理体系的完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金融机构应主动适应、积极应对，密切关注政策动态，持续提升合规能力，将合规管理从“成本中心”转化为“价值中心”，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编辑  杨利红）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实现现代化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愿景。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格局，其现代化进程与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构成了相互促进、彼此互补的共生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强调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实现现代化，要求“抓住全球南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合作机遇”。“两个现代化”并进根植于经济结构的高度互补、发展阶段的梯次衔接和改变国际秩序的共同愿景，具有深刻的现实基础与战略逻辑。

中央企业集战略使命、规模实力、全球网络和国际投资于一身，可成为抓住全球南方现代化进程合作机遇的抓手，特别是相关国企在电网电力领域具备全球领先的体系化优势，应发挥“排头兵”作用，促进“两个现代化”相互成就，塑造国际投资的有利国际环境。

一、电力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瓶颈制约

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电力紧缺，严重制约其工业化进程和民生改善。

一是电力短缺导致一些国家陷入资源制约、贫困陷阱。以非洲为例，尽管多数非洲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电力短缺，导致经济结构单一、主要依赖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电力短缺叠加稳定性差，难以保障教育、医疗、供水等公共服务，间接加剧城乡差距和贫困循环。

二是电力基础设施存在短板，部分地区覆盖不足、效率低下。根据世界银行2025年发布的《能源进展报告》，全球仍有6.66亿人无法获得基本电力供应服务，其中超过80%的人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可以说电力紧缺主要是在全球南方国家。如非洲东部和南部国家2023 年电力普及率仅50.67%，意味着仍有近5亿人口（按区域总人口约10亿估算）无法获得稳定电力供应，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87%）。

三是电力领域差异化发展特征突出，部分地区普及率偏低且城乡鸿沟显著，部分已达较高覆盖率但面临设施老化，需升级改造以适配新能源并网与高质量供电需求。如非洲东部与南部地区的城市电力普及率达79.93%，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农村普及率仅35.24%，部分偏远地区甚至低于10%。再如南非的多数燃煤电站已运行超过40年，故障频发，供电能力大幅下降；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电网设施普遍老化（平均服役年限25年以上），输电损耗率达12%—15%，远超国际先进水平（6%—8%），迫切需要升级改造。

四是人均能源消费与电力消耗普遍较低，增长空间巨大，同时受经济发展驱动，需求增速相对较快。如非洲东部及南部地区2000-2023 年电力普及率增长率达154.39%，其中农村地区增长306.34%。

五是电力投资需求旺盛。从电力缺口规模估算，非洲东部和南部地区未来10年电力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超过2000亿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47%的人口无电可用，农村地区31.3%的接入率意味着至少需要新增数亿千瓦的发电装机和数十万公里的输电线路，2023年私人参与能源投资达20.99亿美元，显示出国际资本关注该地区能源市场；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2020—2030年，中东、北非及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地区电力基础设施升级投资需求超过3000亿美元；拉美及加勒比国家电力投资缺口明显。

六是全球南方的工业化进程需要大量电力，工业电气化趋势进一步增大了电力需求。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都需要大量电力供应，中国工业化也是电力先行和电力高速增长。而全球生产生活的电气化趋势进一步扩大了电力需求，电力消耗增长速度高于能源消耗的趋势日益加速。IEA预测，发展中国家未来25年电力需求年均增长率将达到3.2%。为支撑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发电装机容量预计在2030年前突破100亿千瓦，并在2035年前实现翻番。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之路，必然在全球碳中和与绿色转型的背景下以更高电气化占比推进。二、我国电网电力国企优势明显

第一，我国电网电力国企具备全产业链体系化能力优势，可以满足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电力相关需求。

一是我国电网电力国企自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建立了全产业链能力体系。从传统煤电到风光水发电、核电，到特高压跨区域远距离送电及抽水蓄能等储能环节，从过去的传统电力系统到近年来的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以及2025年中国用电量首超10万亿千瓦时，背后是电网电力国企对全球最大工业体系和14亿人生活用电的有力支撑。

二是中国及国企掌握的绿色技术可以为全球南方国家增加一条绿色工业化的路径选择。传统化石能源集中分布在少数国家，而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分布范围十分广泛。过去十几年，中国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推动风电、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技术迭代，促进全球绿色技术成本大幅下降，不仅自己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而且成为全球新能源产品和服务的主要供应商，为可再生能源在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利用创造了条件。中国的绿色技术、新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可以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平衡利用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为工业化提供更多元化、更可持续的能源供应。

第二，我国电网电力国企实力全球领先，正在带动中国相关企业、设备、技术、标准“走出去”

我国电网电力类央企在全球市场已具备较强的竞争实力。2025年《财富》世界500强排名中，我国电网电力央企就有10家，包括国家电网（第3位）、南方电网（第84位）、国家能源集团（第92位）、中国电建（第100位）、中国能建（第228位）、华能集团（第256位）、国家电投（第265位）等，涵盖电网、电力建设、发电等环节。其中国网、南网公司的资产规模、资金、技术、管理水平均处于世界行业先进水平，形成了涵盖规划、设计、建设、设备供应、运营、管理等环节的完整价值链，具备强大核心竞争力和综合优势。近期欧美发达国家抢购我国变压器产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电力电气设备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我国电网电力国企逐步“走出去”，在海外参与了不少项目，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带动中国相关企业、设备和技术等“走出去”。如国家电网公司在全球45个国家开展了国际业务，建设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工程；南方电网公司在全球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并发挥电网居于电力体系核心的带动优势，“十四五”时期累计带动中国技术、资金、装备、服务“走出去”超70亿美元。

第三，我国电网电力国企拓展全球南方市场既必要亦可行。

一方面，国内电网骨干结构已基本成型，跨区域输电和主干网架趋于完善，市场逐步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与效率提升”，电网建设能力、工程组织能力和技术标准体系正在拓展外部现实需求。

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在较长时期内仍将面临持续而庞大的电网建设与升级需求，为具备成体系规划、建设和运营能力的外部供给方提供了广阔空间。与我国在电力供给侧形成的体系化优势相对应，双方在发展阶段和能力结构上的互补性进一步凸显。

对电网电力国企而言，将成熟的规划设计能力、施工组织经验和标准化技术体系应用于海外，特别是电力基础设施仍显不足的全球南方国家，具备较强的现实可行性和比较优势。

三、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是部分国家政治政策风险较大，难以把握。一些全球南方国家政局不稳、政策连续性差，多方力量博弈激烈，将对项目带来较大政策变更风险，甚至可能面临较大经济损失，2011年缅甸新政府上台后，以民生和生态为由单方面搁置项目，目前仍未启动。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将电力基础设施视为敏感领域，我国国企获取相关机会存在更严格审查和限制：如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将输配电行业视为敏感行业，未开放投资；中亚很多国家均未开放输配领域投资；非洲国家基本未开放输配投资；海湾国家经济基础较好，但输配电投资尚未放开。大部分拉美国家（巴西除外）将国企视为“同一经济集团”，并纳入反垄断重点审查范围，大幅增加我国国企获取相关项目难度。

二是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尚未发挥好我国国企“走出去”的体系化优势。缺乏系统顶层设计；在部分国家和地区，还存在相关企业相互抢项目、信息不透明难共享、缺乏协调等问题。

三是电网电力国企“走出去”面临的一些监管约束过强。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央企主责主业及《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项目负面清单（2017年版）》（国资发规划〔2017〕14号）要求，境外控股公司如按照中央企业等同管控，需遵循公司主责主业开展管控运营，境外控股公司开展非主业投资均需履行“特别监管类”审批流程。但实践中境外实体公司开展业务，单体投资金额一般不大，往往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开展多元化业务，如在中东市场，电力业务与海水淡化业务一般会同步开展。原因在于开展多元化业务可以分散风险、复用资源，提升企业的发展韧性。中央企业在完成境外实体公司的控股收并购后，如按照主业管控，会限制境外控股公司的多元化发展；如通过相关多元化发展，还可以更好支持国内其他行业上下游企业“走出去”。

四是海外资产监管难与海外利益保护难并存。一方面，近年来我国海外国有资产快速增长，仅中央企业已累计在180多个国家布局了1万多个项目和机构，境外资产总额接近8万亿元，“量大、面广、点多、距离远”导致出现监管“鞭长莫及”问题，近年来出现一些涉及海外项目的贪腐问题。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项目遭遇越来越多的合法权益被侵害事件，中美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加大了相关风险。“十五五”规划已明确要求“加强海外利益保护”。

五是国企自身的国际化能力有待提高。部分国企国际化发展仍以项目驱动型模式为主，国际业务管理体制机制相对滞后，与国际一流企业相比，业务拓展的深度、广度和速度均存在明显差距；防范化解境外风险能力仍需加强；在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绿色金融、标准化输出等“软实力输出”方面，与世界知名电力企业相比还存在明显不足。

四、相关建议

我国电网电力国企在抓住全球南方现代化合作机遇中具备当好“排头兵”的基础和条件，可支持其围绕全球南方国家工业化和绿色转型发展机遇，优选重点区域，聚焦大电网建设运营、直流输电、抽水蓄能等投资规模大、辐射范围广、带动能力强、技术水平高的项目，牵引我国电力科技研发、装备制造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带动更多“中国智造”走向海外市场，促进“两个现代化”相互成就，助力我国更好地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

一是开展“国企海外拓展协调与国际化能力提升”行动。一方面，加强国企海外业务统筹指导和竞争协调，健全重大国际项目协同机制。在“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强化对国企海外业务的顶层统筹和分类指导，建立健全国企重大国际项目的协调联动机制，推动信息共享、资源协同和“抱团出海”。以提升整体价值创造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导向，适应性优化国企境外主责主业和分工界面，合理引导差异化布局，形成协同高效的国际化发展合力，更好服务和支撑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另一方面，对相关国企的国际化拓展给予指导，提升国际化能力，开展相关人才培训、经验交流等工作。

二是优化“走出去”企业主责主业核定相关监管政策。明确电网企业开展境外混合型项目投资的主业认定标准，将主业部分投资额占比超过50%的认定为主业项目。允许中央企业在年度非主业投资规模8%上限内自主开展境外非主业项目投资，不再“一事一议”履行特别监管类审核程序。此外，建议相关部委考虑国资央企境外控股公司相关多元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调整《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项目负面清单（2017年版）》，避免境外控股公司因主业限制陷入业务过于单一的困境。

三是改善战略性项目的相关考核与支持。建议在“十五五”期间，统筹考虑国际形势变化和不同业务类型特点，提升国际业务考核和监管的弹性与包容性，探索实施差异化、分类化、周期化考核，动态优化业绩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更好引导国企稳健有序推进国际化布局。重点是将国内公益性业务分类核算、分类考核相关改革试点成果，加以适应性调整优化后，推广应用至全球南方国家相关项目。在分类核算的基础上，对国企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但经济性较差的投资项目，给予优惠贷款、财政补贴、降低投资回报率、降低经营考核要求、延长考核期等政策支持，从而强化项目的战略功能意义。另可考虑灵活应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资金来源，成立“支持全球南方现代化电力发展基金”，重点支持具有战略意义但短期商业回报不高的清洁能源和电网互联项目。

四是加强国企海外资产监管、利益保护与支持体系建设。充分利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紧盯资金流向和采购、招标等关键环节，加强异常处置和审计等监督手段，逐步建立完善对国企海外资产的穿透式监管系统，“管得住才能放得活”。逐渐形成“事前有预警、事中有支持、事后有救济”的体系化海外利益保护与支持体系：在事前环节，需要商务部与国资委可以牵头整合全球能源政策、地缘政治、市场价格波动等数据，建立国别风险数据库和预警系统；在事中环节，国资委联合相关部委构建海外项目支持机制，积极协调危机处置工作，协调完善金融支持体系，对境外抽蓄、直流输电等绿色项目提供专项信贷额度及利率优惠，简化信保审批流程，需要探索人民币跨境结算创新试点，降低汇率风险等等；在事后环节，需要加大政府间沟通协调，并与相关机构一起健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企业遇到重大政治风险时能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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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习惯用“效率提升”“生产力革命”“工具进化”来描述人工智能的到来，但这些说法，显然不足以解释当下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层变化。真正的断裂，并不在于 AI 能做什么，而在于它改变了影响扩散与成本约束之间的关系结构。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概括 AI 的文明机制，那么或许可以这样描述：AI 的影响呈指数型扩展，而其单位成本却呈对数型收缩；世界正是在这两条曲线的叠加中被重塑。

这一判断，并非修辞，而是一种人类文明跃升的动力学描述。

成本塌缩：预测成为廉价能力

AI 的第一性突破，并不是“智能”，而是预测成本的系统性下降。无论是语言理解、图像识别、行为推荐还是风险评估，其本质都是要对不确定性进行压缩。传统预测是一种昂贵的能力建设，需要专业训练、经验积累、组织协同；而在 AI 介入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能力被模型化、工具化，并迅速走向标准化。

这种预测成本下降并不是线性的。它更接近一条对数型或 S 型曲线：在早期，模型、算力和数据的标准化带来成本的陡降；而在中后期，受制于能耗、物理极限和数据质量，边际改进趋于递减。这意味着，AI 并不会无限降低成本，但它已经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步——将“预测”从稀缺能力转换为基础功能。

一旦预测变得廉价，世界的运行逻辑就会发生根本改变。风险评估、路径选择、决策支持、内容生成，这些原本需要依赖经验与组织规模的能力，开始向个体和小型组织下沉。

影响扩展：从工具到乘数

如果说成本下降解释了“为什么人人都能用 AI”，那么指数型影响扩展解释的则是：为什么 AI 一旦被使用，其后果会远超预期。

AI 的影响并不来自单次使用，而来自可复制性、可嵌入性与自反馈机制的叠加。一段模型、一套算法、一种流程，一旦被证明有效，便可以被无限复制、嵌入无数决策链条中；而这些应用本身，又会反过来生成数据、改进模型、强化系统能力。

于是，AI 的影响呈现出典型的指数特征：早期几乎不可见，中期迅速放大，后期则进入制度难以消化的“加速区”。这种扩展不是技术性能的指数增长，而是社会影响范围、决策替代比例、组织效率差距的指数放大。

换言之，AI 并不需要变得“更聪明”，它需要的是被不断使用。

双曲线叠加：加速鸿沟的出现

真正决定文明走向的，不是成本下降或影响扩展中的任何一条曲线，而是二者同时发生。

当一种通用技术的单位成本以对数规律下降，而其影响却以指数规律扩展时，就会出现一种结构性结果：世界被推入一个持续扩大的“加速鸿沟”。在这个鸿沟中，个体、组织与制度之间的反应速度开始严重失衡。

个体可以借助 AI 获得前所未有的能力放大；弱小组织可以迅速挑战大型机构；新进入者可以在极短时间内撼动既有秩序规范下的人们。而现实当中与之对应的，是法律、监管、伦理、教育等制度系统，其演化速度仍然是线性的、程序化的、审慎的。

这并非制度失职，而是动力学不匹配的必然结果。

从效率问题到合法性危机

传统社会假设：能力增长是渐进的，制度尽管滞后，但基本可以跟进；而 AI 打破了这一前提假设。它让能力跃升变得突然，却并未同步生成新的责任与约束机制。正是在这一结构下，AI 的问题开始从“效率”转向“合法性”。当影响扩散速度远远快于制度响应速度时，社会便会出现一系列熟悉却难以解决的现象：信任结构崩塌、机会平等叙事失效、财富与权力快速上浮、责任边界模糊。于是，人们开始在结果层面争论公平，在技术层面争论风险，却忽视了真正的问题，我们仍在用线性思维，管理指数化影响。

文明层面的含义：一场动力学重构

因此，AI 并不是一次单纯的技术革命，而是一场文明动力学的重构。它重新定义了影响、成本、时间与责任之间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AI 时代的核心挑战，不在于“如何使用 AI”，而在于如何在指数扩展与对数收缩之间，重建可承受的制度弹性与调整节奏。

如果说工业文明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分配稀缺资源，那么 AI 文明的核心问题，将是如何管理过度放大的预知能力。

AI 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它是否接近“智能”，而在于它已经改变了世界运行的速度结构。当影响以指数规律扩散，而成本则以对数规律收敛时，文明必然进入一个高度不稳定的重组阶段。理解这一点，或许比任何具体的技术细节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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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国加工贸易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具有独特功能。现今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剧烈变化中，加工贸易面临的挑战增加，增长速度和占进出口比重双降。但新的发展条件和优势也在积累，加工贸易功能发生了变化，在扩大中间品贸易、增强中国在全球产供链中的韧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应继续重视发展加工贸易，推动加工贸易从数量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化，从传统的加工贸易向综合保税业务方向迈进，提升加工贸易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地位。

改革开放后，我国加工贸易快速发展，曾长期占据全国进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在推动我国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以及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赚取外汇、增加贸易顺差、推动形成贸易大国、促进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独特功能。

1998年，我国加工贸易在进出口中占比高达53.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我国货物贸易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工贸易占比呈现出增长速度和占进出口总额比重双双下降的态势，如今在全国贸易的占比已下降到不足20%。“十五五”时期，加工贸易发展的内外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收缩外移态势显现。到底该怎样看待加工贸易？加工贸易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需要厘清发展定位，寻求变革创新。

一、发展环境变化

在世界经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美西方谋求“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试图把我国排除在全球重要供应链之外，反制经济全球化的逆流阻碍全球化加速发展，安全概念泛化，安全逻辑替代经济效率逻辑，“友岸外包”“近岸外包”“本土外包”替代“离岸外包”，“印太战略”分化“亚太合作”，“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加速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重构，制造业、服务业不同程度地出现“本地化”或“本国化”倾向，我国嵌入全球产供链的重要载体加工贸易面临外部挑战增加。

国内劳工和土地等要素成本、环境成本攀升，加工贸易收益率下降。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离开创新发展的加工贸易生存空间将更加狭窄。强化内需主导，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工贸易的功能必将随之变化。

二、功能定位调整

我国国民经济持续成长仍然需要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将拥有新的功能，发展加工贸易也将具有新的条件和优势。

加工贸易高水平发展承载着保障我国融入国际生产分工和产供链体系、保持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实现高水平开放发展的功能，对稳定国际贸易尤其是中间品贸易、稳定国际投资、增强产供链韧性仍然具有重要作用。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推动下，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和服务蓬勃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分工加速演进，加工制造环节在新的发展模式中将与研发和营销一样重要，加工贸易具有新的生存发展空间。

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创新发展推动着社会资本有机形成和提高，相对过剩人口数量增加，就业压力增大，加工贸易仍需承担重要的就业功能；在平衡发展中，内地工业化尚未完成，加工贸易具有推动内地工业化进程，实现返乡劳工本地就业，增加收入，缩小地区差距的功能。

在强化内需主导、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加工贸易作为衔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联结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重要贸易方式，具有独特的功能。

加工贸易在发展中将受到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冲击，但新的发展优势也在积累显现。我国制造业规模庞大，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达30%左右，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配套能力强，物流体系完善，“一带一路”建设开通了许多新的贸易通道，物流成本明显下降，熟练劳动力资源丰沛，快速交货能力冠绝全球，为发展加工贸易、配套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和供应体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1. 澄清几点模糊认识

   在我国谋求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出现一些质疑否定加工贸易的观点，应予以澄清。

   一是“国际产业转移说”。认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具有成本寻求型特点，总是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中国要素成本上升，劳动成本优势削弱，环境成本上升，与 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后的亚洲“四小龙”情形相似，逐步向外部转移，中国应顺势而为，淘汰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为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腾出资源和空间。

   其实，国际产业转移的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我国存在东中西部发展梯度和较大的地区成本差异，劳动力规模庞大，国内腹地广阔，大市场优势明显，产业配套能力强，有条件、有必要，也有可能实现加工贸易在国内的区位转移，更长时期留住加工贸易，并提升加工贸易水平，服务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避免加工制造环节大量外移造成产业空心化。

   二是 “微笑曲线说”。认为加工贸易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应是沿着微笑曲线由低端向两端延伸，淘汰或压缩加工贸易，腾出资源发展处于产业链两端的行业，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中实现价值链的攀升。

   事实上，加工贸易只是一种贸易方式，其本身并不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也不等同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而“微笑曲线”研究的是企业策略问题，直接将这一厂商理论运用于国家宏观经济决策进行直接比较是失之偏颇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而言，区域发展水平不同、要素禀赋多层多样，应致力于最大化利用所有要素资源，而非单一经济结构。轻视加工贸易，甚至从行政上助推加工贸易外移，不仅使许多企业丧失转型升级的能力，而且会损害我国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三是贸易顺差原罪说。认为加工贸易天然产生贸易顺差，我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现已突破万亿美元，由此可能导致与更多逆差国的贸易争端上升，加剧对外贸易环境恶化，为此，应推动加工贸易向外转移。

   其实，贸易顺差增大是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结果，依托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发展加工贸易，可以实现中外互利共赢，而全球化逆流才是挑起国际经贸争端的真正根源。促进贸易平衡应着力于扩大进口，而非人为排斥加工贸易。

   四、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在我国谋求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应继续发展加工贸易，并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推动其从数量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化，从传统的加工贸易向综合的保税业务方向迈进，提升其在全球产供链的地位。

   提升加工贸易发展水平。加大加工贸易企业研发和创新投入，提高技术水平和产业配套能力，创造承接高端加工贸易产品的条件。借助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之机，鼓励在具有优势的产品上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进行研发和生产合作，开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高附加值产品加工贸易，给予其高新技术企业同等所得税待遇，充分发挥其辐射带动和技术溢出作用。促进保税维修业务发展，推进内地经济中心加工贸易产业集群优化升级，支持拓展国内市场和内外贸一体化，加强财税金融支持，强化加工贸易的要素保障，优化加工贸易管理与服务，为加工贸易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引导支持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继续引导加工贸易区域布局，推动加工贸易向中西部、边境地区和东北地区等成本相对较低的区域转移，降低加工贸易区位转移成本，加大重点承接地、加工贸易承接转移示范地、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等载体建设力度，完善承接加工贸易转移配套政策措施，以加工贸易带动相关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鼓励沿海加工贸易园区在内地建立飞地。为利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加工贸易的经验，以及海外渠道、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人才等资源，突破内地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中的瓶颈，解决沿海加工贸易园区土地成本高、地理空间局限的难题，鼓励其与内地“结对子”，在内地设立加工贸易飞地。

   扩建一批数字保税区。抓住数字化智能化快速发展、数据加工需求扩张的契机，在总结全国第一个数字保税区海南儋州数字保税区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选择靠近数据供给和需求市场、电力供应充足稳定且成本较低、人才资源充裕的地区，如成都、西安、上海、深圳、杭州、广州、北京、天津等地，设立一批数字保税加工区，扩大数字保税加工区的建设范围。完善跨境数据流动制度体系，保障数据自由便捷安全流动，加强用户数据隐私保护和数据产权保护，健全数字保税基础设施，建立数字保税区企业黑白名单制度，引入企业国际信用体系，鼓励境内外企业投资经营数据保税加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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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已进入技术密集型新阶段，投资重心转向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储能、通信设备、数字基础设施、装备制造等高端领域，“产品与资本出海”正加速迈向“技术、产能和产业链协同出海”。与此同时，部分东道国借助国家安全审查、本地化比例、标准认证、公共采购等政策工具，形成事实上的技术获取与能力复制压力，中企面临日益严峻的“技术勒索风险”和“技术转让陷阱”。然而，部分中企对上述风险的防范意识、预防及处置能力仍显薄弱。本文系统分析了“技术转让陷阱”问题，以期在政府、商协会和企业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提升我国技术安全识别与应对能力，切实维护海外利益。

一、总体趋势

（一）部分东道国对技术获取诉求显著上升

近年来，国际商务环境恶化正在加速演进。东道国围绕产业升级、本地制造、就业带动、供应链重构和国家安全等目标，对外资技术、人才、工艺、数据和产业链组织能力的吸纳诉求明显增强。与传统公开预设的“强制技术转让”不同，当前是通过本地化比例、投资激励、标准认证、公共采购、联合研发、数据披露、安全审查等制度工具，形成事实上的技术获取和能力复制。

（二）“技术转让陷阱”呈现制度化、隐性化、链条化特征

综合近年来国际投资规则变化和重点项目案例可以看出，中企海外投资中的技术风险呈现三方面新特征：（1）制度化。技术获取诉求日益通过本地含量、投资准入、国家安全审查、补贴调查、标准认证和采购规则等体现制度安排；（2）隐性化。直接要求签署“技术转让协议”越来越少，而更多以合作建厂、联合研发、技术服务、人才培训和供应链协同等名义推进；（3）链条化。目标不再局限于单项专利或单笔许可，而是逐步指向产品线复制能力、工艺控制能力、工程师体系和本地配套网络。印尼新能源汽车本地含量门槛、越南《技术转让法》框架下的合作建厂和技术服务、摩洛哥围绕电池产业链的集群招商、欧盟讨论对中国投资附加技术和工艺诀窍（know-how）条件等，均体现出这种趋势。

（三）技术安全和海外利益保护之间联动性增强

当前技术问题不再只是单个企业的合同管理事项，而是越来越容易与投资争端、知识产权纠纷、反补贴调查、公共采购排斥和国家安全审查相互叠加，进而升级为产业安全问题乃至双边经贸摩擦。欧盟2025年外资审查年度信息显示，合作机制下对第三国投资引发的安全和公共秩序风险关注增强。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设立99个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6个产业平台、11个海外平台，2025年全年提供指导咨询4800余次、挽回损失27.5亿元。技术安全和海外利益保护之间的联动性正在增强。

二、两个技术陷阱特征

（一）“技术转让陷阱”概念界定

1.与正常商业技术许可、技术合作相区分。正常商业技术许可、技术合作，是技术权利人通过许可、合资、联合研发、技术服务等市场化渠道，通过协商、对价明确、边界清晰、知识产权归属和保密安排可合同化控制的前提下自愿进行的可控交易。根据WIPO关于技术许可和技术转让协议的说明，许可协议的核心是基于合同明确使用范围、地域、用途、期限、收益分配和知识产权安排。

“技术转让陷阱”（或“被迫的技术转让”）并非单纯基于市场谈判形成，而是东道国政府、监管机构或合作方借助市场准入、审批审查、投资激励、认证采购、合资门槛等外部杠杆，对企业形成要求、施压或变相逼迫，使其在非完全自愿、非纯市场化或边界不清的条件下交付核心技术、工艺诀窍、源代码、关键参数、测试数据或配套能力。其本质是在合约订立之后增设条件，迫使持有人让渡专属技术，以换取准入、批准、补贴或持续经营的机会。（两者主要区别详见附录一）2.与一般东道国合规要求相区分。并非所有本地化、合作、审查、培训或认证安排都会构成“技术转让陷阱”。在国际投资中，东道国基于就业带动、产业升级、供应链培育、公共安全和项目可持续运行等提出一定本地化或合规要求并不罕见。

OECD关于投资与国家安全的研究廓清了合规要求与技术陷阱的界限：若监管要求实质上变成获取外资技术能力的工具，其性质就已超出了一般合规范畴。区分的关键在于：其一，相关要求是否服务于明确、正当的公共监管目标；其二，是否必要且相称，并采用了实现监管目的所需的最小限制性措施；其三，是否作为市场准入的先决条件；其四，信息范围是否限于最小必要披露；其五，是否附带充分的保密、用途限制或程序救济。

（二）隐性“技术转让陷阱”的特征

1.投资周期全覆盖。“技术转让陷阱”往往不是在一个环节一次性完成，而是沿着投资周期逐步推进。进入阶段主要体现为将投资激励与准入条件绑定；落地阶段集中表现为合资合作、本地采购、本地团队配置和技术服务安排；扩产阶段更容易出现本地化比例、研发义务和培训义务升级；经营阶段则更多体现为标准认证、接口开放、公共采购和数据披露；争议阶段则可能通过安全审查、税务、环保、劳工或反补贴调查等工具提出新的信息和能力要求。印尼在新能源汽车政策中把税收激励与40%本地含量的准入门槛挂钩，欧盟在电动车补贴调查中索取大量供应链与经营信息，均体现了技术风险沿投资生命周期逐步深化的特征。

2.主体多元。从行为主体看，东道国政府是制度工具的提供者，合作方是技术承接和本地复制的关键载体，企业既是风险承受者也是内控责任主体，产业链则是能力外溢和替代形成的实际承载体。摩洛哥围绕电池产业链同步吸引中国企业布局正极、负极、铜箔、电芯等环节，目标是构建本地化产业集群，而不是单个项目；越南则在《技术转让法》框架下，通过合作建厂和技术服务强化本地承接。这说明若只把问题理解为企业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单一博弈，而忽视合作方和产业链的承接机制，就很难准确识别风险。

三、中企海外投资所面临的“技术转让陷阱”主要风险类型

中企在海外投资中面临制度性和横向传导机制风险。制度性风险分别是：激励附条件型、持续性本地化比例型、合资合作与技术服务扩张型、审查调查驱动的信息穿透型、规则与资助准入型；传导机制风险是人才培养与本地团队复制型。它更适合作为前述多类安排向技术外溢和工艺复制转化的横向传导机制。

（一）激励附条件型

东道国以税收减免、整车或设备进口便利、土地支持、财政补贴、融资安排等激励措施吸引外资企业落地，再通过项目建设、投产、扩产、牌照续期、补贴兑现、采购资格等环节，将更高水平的本地制造、本地采购、本地配套、本地能力建设要求与激励持续享有相挂钩。其核心从“优惠政策”等招商引资手段逐步演变为推动技术、工艺和供应链能力在地沉淀的政策工具。

与合理、合法本地化要求的界限：东道国通过税收、土地、融资等政策吸引外资，并不当然构成不当要求。需要警惕的是，在企业已经形成厂房、设备、认证、渠道和供应链等沉没成本后，政策执行和资格兑现逐步与更深层次的制造能力、本地配套导入、工程支持和技术接触范围挂钩，从而使企业在“继续享受优惠”与“扩大能力让渡”之间被动权衡。印尼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环境是这一类型较为典型的案例。近年来，印尼一方面通过税收便利和进口政策吸引包括比亚迪、广汽埃安等企业加快投资布局，另一方面又将优惠政策与后续建厂承诺、本地含量要求和本地电池产业发展目标相衔接。2024年广汽埃安开始布局印尼产业链，2025年6月正式投产，2025年比亚迪推进约10亿美元整车工厂建设。东道国的制度安排表明，通过激励安排引导企业由单纯产品输入逐步转向制造能力、配套体系和关键环节的本地化沉淀。对中资企业而言，这类风险的实质在于，一旦企业对当地市场形成较强依赖，激励政策就可能成为推动能力进一步在地化的持续杠杆。

泰国新能源汽车激励政策下的中资项目亦体现出类似特征。泰国通过进口优惠、税收减让和补贴安排吸引车企先行进入，同时要求企业在后续阶段以本地生产对冲前期进口，并逐步提升在地制造能力。长城汽车的公开调整较具代表性：一是推动“欧拉好猫”品牌电动车由进口销售转向泰国本地生产；二是筹划在泰国建设电池包组装产能，以满足对本地化生产的要求；三是明确提高包括电池包在内的本地零部件采购比例；四是同步导入电子、电驱动力总成、座椅等配套子公司，增强本地配套能力。东道国激励政策和本地生产要求，正在持续牵引企业将更多供应链组织和制造环节在地化，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不断加深企业对本地配套、工艺协同和生产组织能力本地沉淀的现实压力。

（二）持续性本地化比例型

东道国通过本地化要求、本地采购比例、本地研发要求、本地雇佣比例等持续性产业政策工具，把“在地生产”逐步推向“在地掌握制造能力”。这类要求从一开始就作为公开门槛存在，并通过税收减免、采购资格、公共融资、市场准入便利等长期发挥作用。

从国际规则看，本地化政策是很多发展中经济体惯用的产业发展工具，但其使用并非没有边界。对于高技术制造业而言，企业对关键工艺、测试流程、质量控制节点、设备参数和研发接口若缺乏明确隔离措施，本地含量和本地采购要求就可能从简单的零部件本地采购，逐步演变为关键制造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本地复制。这一类型的主要风险不在“比例要求”本身，而在于比例要求持续提高后，企业是否被迫开放更多高附加值制造环节和工艺协同能力。

印尼电动车政策下的上汽通用五菱案例较具代表性。路透社2023年报道，印尼将电动车增值税由11%降至1%，前提是车辆须达到至少40%的本地含量，五菱Air EV属于受益车型。该案例清楚地表明，企业在公开、持续、制度化下，本地化比例框架被引导向更深层的本地生产组织和供应链布局。

比亚迪巴西项目则体现了拉美地区类似的趋势。路透社2026年报道，比亚迪计划在巴西巴伊亚工厂于2027年初实现50%本地零部件采购，以符合监管要求。巴西政府已将本地内容与公共融资、采购工具结合，推动本国电动交通和零部件产业发展。不能简单认定这已构成“被迫技术转让”，但结构性本地化要求正在把中资项目推向更深层次的本地供应链和能力沉淀。

此外，电子信息领域亦存在与持续性本地化比例型相近、但实现方式有所不同的政策牵引。电子信息领域是通过提高整机和关键部件进口关税、实施分阶段制造计划、鼓励配套供应商本地设厂等方式，逐步抬高进口组装成本，推动企业由终端装配向零部件制造和关键工序本地化延伸。以小米在印度推动零部件供应商本地化为例，印度通过手机分阶段制造计划和关键部件进口关税调整，持续引导整机企业及其配套商在当地建立SMT贴片、模组和核心零部件产能。小米不仅在印度布局多座手机工厂，还推动全球供应商赴印设厂，并在当地推进SMT贴装等更高附加值工序。这表明，虽然电子信息领域与汽车产业在政策形式上存在差异，但二者都是通过持续性本地化政策安排，促使企业将更多制造环节、配套能力和部分工艺组织能力在地沉淀。

（三）合资合作与技术服务扩张型

该类型的风险不在于合资合作、联合研发或技术服务本身，而在于企业以合资建厂、共同开发、售后支持、运维服务、系统集成等方式进入当地市场后，技术支持义务不断外延，进而使背景知识产权、工艺诀窍、系统接口、质量控制方法和工程经验被持续吸收。其本质是，应由合同清晰界定边界的商业合作，在东道国政策导向、合作方市场地位或项目依赖关系作用下，逐渐演变为能力层面的让渡。

应当在合同中明确技术合作技术范围、使用场景、地域边界、期限安排、收益分配、保密责任和知识产权归属。若合作保持自愿性强、对价清晰、边界明确、监督可控，则更接近正常商业合作。

华为与越南Viettel的5G合作已不止于一般设备供货或网络部署，而是涉及较为明确的技术转移安排。这表明，在通信等高敏感行业，“供货—共建—联合部署—技术转移”之间的边界可能非常接近。其核心风险不在于企业是否开展合作，而在于哪些网络配置能力、运维知识、系统接口和工程经验会在合作中被转移，且一旦转移后往往难以逆转。

相比之下，奇瑞与越南Geleximco合作建设电动车工厂，更适合作为“高风险场景案例”而非已明确构成陷阱的成熟案例。路透社2024年报道，双方投资8亿美元建设年产20万辆汽车工厂。2017年越南《技术转让法》明确将“从外国向越南转让技术”纳入法律框架，合资建厂更容易被附加本地技术承接功能，其制度环境和合作结构增加了技术支持范围扩张和能力外溢的风险。

（四）审查调查驱动的信息穿透型

该类型是近年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安全化趋势下尤需关注的新风险。其主要表现为东道国以国家安全、关键基础设施、数据安全、外资补贴、反补贴、反规避、市场公平等名义，对企业施加高强度信息披露、现场检查、附条件批准或持续合规要求。需要警惕的是相关程序是否超出必要性和相称性边界，进而演变为对企业技术能力、供应链结构和经营机密的穿透式获取。

合理的审查应当具有明确的公共目标、触发程序清晰、索取范围限于最小必要，并配套保密措施和程序救济安排。若在实践中，审批或调查持续要求企业交付超出必要范围的参数、流程、供应链组织信息、成本构成、原材料来源、接口逻辑甚至现场技术资料，并将审批、税率、经营资格与此类信息披露挂钩，其性质明显超出一般监管。

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调查是公开证据最充分的案例。路透社2024年报道，中国商务部表示欧委会在调查中要求中国车企提交有关电池原材料采购、零部件制造、定价和销售渠道等“前所未有”的详细信息，后续调查结果直接影响到比亚迪、吉利、上汽等企业所面对的附加税率。该案例清楚地表明，在“反补贴/合规调查”框架下，监管工具本身可能演变为对企业核心经营和供应链信息的穿透式获取。另一值得高度关注的案例是，欧盟在2025年公开讨论对中资投资附加技术和工艺诀窍条件，表明部分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安全政策正在从“是否允许进入”转向“在何种条件下允许进入”。

（五）规则与资助准入型

该类型的突出特点在于，东道国并不直接要求企业转让技术，而是通过标准认证、产品测试、接口适配、样机验证、绿色标准、公共采购资格、补贴申请条件、产业基金支持要求等“中性规则”，要求企业披露关键参数、适配方案、部分流程信息甚至在地化制造安排。其作用方式更为隐蔽，常常以“规则型获取”替代显性的技术索取。尤其是在通信设备、车联网、工业软件、电池和数字产品等领域，接口方案、样机测试、工艺适配和系统兼容数据本身就具有较高知识含量和商业价值。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类型目前在政策趋势上日益明显，但在企业层面能够被公开、稳定、直接证实的成熟案例相对有限，更宜将其界定为前瞻性高风险类型。例如，欧盟围绕电池产业资助规则的政策动向是典型体现。欧盟计划要求中国企业若要获取欧洲电池相关补贴，就需在欧洲建厂并分享技术工艺。对于正在欧洲布局的中国电池企业，这类安排已明显超出一般财政资助条件。

合理的标准、认证和资助规则，应围绕产品安全、环保、性能、交付能力和合规性展开，避免超出实现监管目标所必需的范围。若企业为了获得补贴、采购资格、公共资金支持或认证许可，被迫提交超出必要范围的关键工艺、算法逻辑、接口细节、样本数据或完整在地制造方案，并因此使本地竞争者或合作主体获得模仿和承接条件，则更接近“规则与资助准入型”风险。

（六）“人才培养、本地团队复制”型

这一类型更适合作为横向传导机制理解。其通常附着于投资激励、本地化比例、合资合作、审查合规或规则准入等制度安排之上，通过工程师培训、师徒制安排、共岗实践、管理移植、试生产陪跑、运维协作等方式，把制度性要求进一步转化为工艺诀窍、质量控制能力和组织协同经验的在地复制。在高技术制造和复杂系统集成领域，最有价值的竞争优势往往并不完全体现为正式文件或专利文本，而体现在现场调试、工程经验、异常处理、流程节奏和岗位协作等隐性知识之中，因此“人—岗—流程”的传递常常是技术外溢最直接，也最难逆转的通道。

合理的人才本地化通常聚焦一般性岗位技能、运维能力、健康安全规范和项目日常运行所需能力，且与就业和项目可持续性直接相关。需要防范的是，培训义务从一般操作层面进一步延伸到核心工艺调试、关键质量节点、设备控制参数、算法逻辑和完整生产诀窍的系统性移交，使本地团队最终具备复制关键流程、替代原有核心技术团队的能力。

路透社2025年报道，CATL将培训多达4000名工人以运营西班牙大型电池工厂，项目初期有大量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参与。如果企业不能及时对培训边界、关键工序访问权限作出细分控制，人才本地化就可能成为最直接的工艺诀窍复制通道。

四、“技术转让陷阱”对中企海外投资的主要影响

（一）削弱企业核心竞争优势

对技术密集型中企而言，真正最有价值的往往不是专利文本本身，而是工艺诀窍、参数设置、良率控制、设备调试经验和组织协同能力。一旦这些要素在海外项目中被持续披露和吸收，企业在区域市场中的领先优势就会被显著压缩。欧盟反补贴调查对原材料采购、零部件制造、定价和销售渠道的高度穿透，已说明现代产业竞争中最敏感的资产恰恰是“工艺细节+工程经验+组织能力”的复合体系。技术优势一旦外溢，其后果不是一次性损失，是持续性利润侵蚀。

（二）增加项目不确定性和沉没成本

企业在完成厂房、设备、认证、团队和渠道布局后，议价能力通常下降，扩产审批、续牌、补贴兑现和采购准入就容易成为新一轮施压节点。印尼把激励与本地含量挂钩、苹果在印尼因本地化不足而一度被禁止销售iPhone 16的案例，均表明东道国可以在企业完成前期投入后，继续通过政策条件影响市场准入和项目收益。这意味着中企所承受的并非单纯的“进入风险”，而是长期的“投后追加条件风险”。

（三）推动东道国形成对中企的替代能力

从更长周期看，“技术转让陷阱”的严重后果并非单项技术被模仿，而是东道国在项目带动下逐步形成完整的本地制造、配套、研发和工程能力。智利国家锂战略明确强调发展高附加值链条和技术开发，巴西新工业政策强调公共采购和本地内容激励，摩洛哥则通过吸引电池材料、电芯和整车链条项目构建本地集群。对中企而言，这意味着原本用于拓展市场的海外投资，可能反过来加快形成区域性替代格局。

（四）加重国家海外利益保护压力

当企业技术问题与知识产权纠纷、投资争端、贸易救济和舆论争议高度叠加时，单个项目极易演化为双边经贸关系中的敏感议题。当前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的调查、审查和投资条件讨论，反映出技术安全问题具有明显的外溢性和政治性。与此同时，UNCTAD和OECD都指出，地缘政治、产业政策和国家安全考量正在深刻重塑国际投资环境。这意味着技术保护问题已不再只是企业自身治理事项，而是国家海外利益保护和产业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附录一：“正常商业技术许可、技术合作”与“技术转让陷阱”的主要区别

（编辑  季节）

当新质生产力的浪潮席卷而来，当要素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产权市场正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作为要素配置的核心枢纽，产权市场不仅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用“三圈三层”描绘拆解产权市场运行的底层逻辑，既立足中国改革的宏观视野，又紧扣产权市场的实践需求，为读懂“十五五”时期产权市场的使命与方向提供了重要指引。

“十五五”时期产权市场发展的宏观背景

产权市场迎来三大发展契机：数智化技术革命重构交易模式；要素市场化改革与制度型开放赋予产权市场要素配置与国际化新使命；多元包容理念要求产权市场兼顾不同所有制，推动社会共生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当前，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中显现出“三大特征”，为产权市场发展指明了时代方位。

第一个特征：以数智化为核心特征的新技术革命。

新技术革命是以数智化为核心特征。从与数字化产权交易平台关联的角度出发，可从两方面深化其认知。

一方面，从宏观视野看，这场新技术革命覆盖四大关键领域。在信息科技领域，以芯片、算力、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迎来突破关口，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逐步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在生命科学领域，基因组学、合成生物学、脑科学等方向成果显著，基因编辑技术为疾病治疗带来新可能；新能源领域则聚焦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储能、动力电池、智慧电网等赛道；而以“互联网+”“智能+”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和量子信息，更是展现出势不可挡的发展态势。

另一方面，这场新技术革命催生的新质生产力，正从四个层次影响经济体系：一是对生产力本身结构的影响，在数字技术推动下，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都将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二是影响生产方式与交易方式，产业形态迭代升级，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形态不断涌现，数字化交易平台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载体；三是作用于生产关系，所有制、资源配置与分配关系都在悄然调整，数据要素的权属界定与分配机制成为新课题；四是对上层建筑的规则、规制与管理提出新要求，数据安全、算法治理等领域的制度建设亟待完善。这些变化为产权交易带来诸多新课题，当前的e交易平台便是数字化浪潮的产物。截至目前，e交易平台已吸引5400家交易服务机构与主体入驻，交易额突破8600亿元，构建了全国性、生态化的交易网络，从十六字概括其特点——“数字技术、创新平台、超限领军、模式领先”。当然，平台模式的健康发展仍需持续探索，比如如何平衡平台的规模效应与反垄断要求，如何保障数据安全与用户隐私等。

第二个特征：人类经济活动市场化、国际化。

在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背景下有两点趋势：一是“改革重要素”；二是“开放重制度”。在“改革要素”层面，历经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商品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已达97.5%，但要素市场化进程相对滞后，数据要素、产权界定尚未完全破题，数据的收集、使用、收益分配等环节缺乏明确规则；企业家这一重要要素的市场机制仍未建立，在市场层面尚未形成成熟的企业家选拔、评价与流动机制。基于2009年出版的《广义产权论》，“广义产权”具有三大要义：一是“广领域”，包括天、地、人等各类资源；二是“多权能”，是一套完整的权利体系，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三是“四联动”，即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产权保护四个制度联动。由此可见，要素市场本质上就是产权市场，产权市场肩负着开创性的使命，不仅要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还要完善要素的产权制度。

在“开放重制度”层面，无论是外资引进还是中企出海，都需重视规则、规制、管理与标准等制度层面的衔接，因而中国产权市场的国际化发展也应提上日程，比如如何推动跨境产权交易的规则对接，如何为中企出海提供产权服务支持等。

第三个特征：人本主义和多元包容。

产权市场创新离不开“人本”，在经济领域要把握好四点包容：一是在所有制关系上要“包容国有和民营”。2025年，本人在福建省泉州市调研时了解到，泉州民营经济贡献了当地70%的税收、80%的GDP、90%的创新成果、90%的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充分彰显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

二是要同时兼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的引导作用。对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要把握时序性、主客观性与测度性，核心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比如提供公共服务、产业政策、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等。

三是在社会领域的包容就是寻求“社会共生”。既要防止已脱贫人口规模性返贫，完善防止返贫监测与帮扶机制，也要稳定企业家预期，营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重点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扭转中产萎缩苗头，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等方式，增强中产阶层的稳定性。

四是在生态领域要包容天、地、人，倡导构建“天地人生命共同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绿色发展。比如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生态保护者获得合理收益。e交易平台在实践中体现了这一理念，通过构建交易与金融服务闭环，推出“产权贷”“中标贷”等产品，为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同时包容鼓励国企与民企共同参与，形成多元共生的交易体系。

产权市场发展的“三圈三层”基本框架

从经济改革视角剖析，产权市场可概括为“三圈三层”框架。“三圈”即经济体制改革“整体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题圈”、完整市场体系“核心圈”；“三层”指全国统一大市场顶层设计、中介层要素流动机制、根基层产权保护等基础制度。

运用“圈层分析法”，从经济改革视角由大到小剖析，可将产权市场的基本框架概括为“三圈三层”。

第一，从经济改革的“三圈”格局看产权市场的关键性地位。

中国改革的整体布局，最宏大的框架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五环式改革”。不过今天我们聚焦产权市场的基本框架，会将视角放到经济改革领域，沿着从宏观到微观的脉络逐层剖析。

第一圈“整体圈”——经济体制改革（以下简称“经改圈”）。发展中国的产权市场，必须立足经济改革的宏观视野，不能局限于交易平台本身的运营。这个“经改圈”由六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构成，其中最核心、最具引领性的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贯穿整个经济改革的主线，也是产权市场存在与发展的制度基础。围绕这一主线，还需要同步完善五大支撑体系，即适配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为产权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方向；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推动产权交易模式、技术应用的持续迭代；现代化的宏观治理体系，为产权市场营造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打破城乡要素流动壁垒，拓展产权市场的服务范围；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推动中国产权市场与国际规则对接，服务跨境产权交易需求。

第二圈“主题圈”——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这一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运转呈现出清晰的三层结构：上端是负责长远规划、宏观调控、市场监管与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下端是各类企业等微观市场主体；连接上下两端的，则是广阔的市场空间。而贯穿整个体制运转的核心轴心，正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站在“十五五”的时间节点讨论产权市场发展，更需要高度重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七大要素市场化配置。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任务远未完成。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始终围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轴心，不断完善和健全完整的市场体系，这也是产权市场发展的根本遵循。

第三圈“核心圈”——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组成部分，可形象地比作一座“大厦”，由三大要件支撑：（一）市场主体是根基，包括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市场主体的活力是市场体系高效运转的基础，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二）要素市场是“钢筋”，涵盖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七大要素，其中产权市场属于非标资本市场，是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素市场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三）供求、价格、竞争三大机制是“水泥”，将要素与主体凝聚为有机整体，供求机制反映市场的供需关系，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指挥棒”，竞争机制是市场活力的源泉，三大机制协同作用，推动资源向效率更高的领域流动。

以上三圈，第一圈“经改圈”是“整体圈”；第二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主题圈”，第三圈“市场体系圈”是“核心圈”。下面对“核心圈”市场体系，进一步作“三层”分析。

第二，把握市场体系的“三层”运作要点。

围绕产权市场，就“市场体系圈”，分三层把握运作要点。

第一层，站在高层视角，需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重点推进规则与监管统一、设施高标准联通，打破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强化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规范地方招商引资制度，避免恶性竞争；建立统一的招标投标与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健全国家标准体系，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环境。

第二层，站在中介层视角，要推动交易对象畅通流动。具体包括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包括标准资本市场与非标资本市场；推进技术与数据市场一体化，打破数据壁垒；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减少政府对价格的不当干预；健全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让要素贡献与报酬相匹配；推进水、能源、交通等领域价格改革，理顺价格机制。

第三层，站在根基视角，需筑牢市场基础制度。主要把握以下六点：一是产权保护，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包括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二是市场准入，包括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三是公平竞争，各种所有制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四是信息披露，要公开透明，并构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五是信用监管，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六是完善退出，健全企业破产机制，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推进企业注销配套改革，完善企业退出制度。

产权市场未来发展方向：“前进三步法”与五点新情况

“前进三步法”为产权市场发展指明了清晰路径，通过实现全要素覆盖、纳入公共资源交易、融入科创与金融服务，可有效激活要素潜能，为产权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第一，“前进三步法”拓展思路。20世纪80年代，我国产权市场理论就起步发展。1987年我提出《建立企业产权市场和经营权市场的构想》，2023年又进一步提出“全要素、多资源”的新构想，涵盖七大生产要素与各类可交易资源，拓展产权市场的边界。未来产权市场可遵循“前进三步法”的拓展思路。

前进一：实现全要素覆盖。当前管理要素市场（企业家市场）仍处于缺失状态，虽然民营企业超5800万家，但尚未形成成熟的企业家市场，需要探索建立企业家的评价、选拔与流动机制；数据要素交易也需进一步完善，江西萍乡安源区在数据交易中实现“数据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的探索，通过数据确权、定价、交易，让数据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值得借鉴。

前进二：将招投标与公共资源交易纳入产权市场。部分地区已实现“全要素加部分公共资源”的全覆盖，这也契合中央文件关于建立统一招标投标与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的要求，公共资源交易包括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将其纳入产权市场，可实现资源的集中交易与高效配置。

前进三：在全要素加部分公共资源的基础上，融入科创与金融要素。2026年是科创实质性启动之年，具身智能（指具有身体形态的智能体，能够与物理环境进行交互）等领域将迎来突破，在智能制造、服务机器人等领域具有广阔应用前景，产权市场可探索为科创成果提供交易服务，促进科创成果的转化；同时可探索引入非连续性、非标准化的金融服务，比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股权质押融资等，丰富产权市场的金融服务内涵。

第二，要素市场五点新情况。从要素市场的发展趋势来看，呈现出五大新特征：在人本要素领域，劳动力市场需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距问题。截至2025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89%，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7.7%，二者相差20.19个百分点，意味着有2.8亿人虽在城镇生活，但未享受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在物本要素领域，需盘活农村“三块地”资源，包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村宅基地和农地。推进资本市场尤其是非标资本市场的发展，非标资本市场包括产权市场、区域性股权市场等，可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在数据要素领域，企业数字资产入表与公共数据市场化配置试点正在推进，从2025年1月1日起，企业数字资产已经正式入表，作为无形资产核算。公共数据方面，国家数据局发布的《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试点方案》，旨在推进公共数据的市场化配置，挖掘公共数据的价值。

在自然资源领域，全民所有自然资源委托代理制度将逐步完善，今年6月底前将完成全国自然资源产权清查，摸清自然资源的底数，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在生态保护领域，多元投入机制与正负激励措施将落地，“污染者付费”等机制与产权交易密切相关，比如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通过市场机制推动企业减少碳排放，同时对生态保护者给予奖励，激发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编辑  季节）

价格是反映经济运行问题最直接、最灵敏的指标。2026年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积极态势，特别是价格指标开始企稳回升，PPI当月同比摆脱连续41个月的负增长，转负为正。延续价格企稳回升的势头，此阶段需要将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协同发力，短期还是要维持需求扩张态势，中长期则要直面宏观经济结构性“温差”，构建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夯实内需扩张的内生根基。

输入型变量是当前价格回升的主要推动因素

一季度宏观经济回暖，价格走势出现边际改善。从核心宏观数据来看，一季度GDP实际增速达5%，固定资产投资实现由负转正，出口保持强劲增长，增速达14.7%，但消费修复慢于投资与出口，且3月同比增速较年初进一步下滑；从价格信号来看，PPI在经历了长达41个月的负增长后终于回正，3月PPI同比增长为0.5%，但1-3月同比仍为-0.6%；3月CPI同比增长1%，1-3月同比0.9%，GDP平减指数（-0.06%）逼近转正的临界点。与此同时，过去长期拖累宏观预期的核心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呈现出下行趋势减缓、局部企稳的迹象。总体来看，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积极态势，后续仍需多方发力将短期改善巩固为切实的增长根基。

输入型成本冲击成为价格企稳的核心原因之一。宏观经济学在政策研判时需区分“需求拉动型”与“成本推动型”通胀。一般认为，若价格反弹纯粹由输入型成本推动，其对宏观经济的良性拉动效用往往受限。然而，在当前国内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价格反弹需要一个启动力量，此次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国际油价上涨，或许构成了关键的外部触发条件。国际原油价格大幅走高，通过成品油定价机制直接推升国内燃料价格，并沿化工、化肥产业链传导，带动化纤、塑料等工业品成本抬升，农产品价格上涨。正是这种输入型变量带来的连锁效应，为国内整体价格指标的改善提供了初始动能。

除供给端冲击外，宏观政策发力带来的需求拉动效应是支撑价格企稳的基础，但消费内生动能依然偏弱。一方面，“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大基础设施与产业项目提前启动，使得投资端在年初迅速发力，带动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8.9%，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4.1%，延续复苏态势。另一方面，一季度整体出口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增长势头。在本轮AI产业的投资热潮下，集成电路、机电等高科技产品成为出口增长的主要拉动项。投资与出口两大因素构成了需求端拉动价格上行的核心力量。然而，作为总需求压舱石的国内消费修复依然乏力。受以旧换新等政策效应逐渐消退、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年初以来，社零同比延续下滑态势，消费修复滞后，将有可能成为后续阻碍价格回升的主要因素。

面对价格企稳态势，宏观调控需保持战略定力，将推动价格回归合宜区间作为当前政策的核心锚点。日本在陷入深度资产负债表调整期后，历经30年的漫长周期才使通胀回归2%，尽管日本过去也经历过几次石油危机，但在这个过程中都没有实现价格反弹。为了避免重蹈长期低通胀、预期固化的通缩困局，我们应当珍惜当前出现的物价企稳“窗口期”。今年两会李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促进物价温和回升、锚定2%左右的通胀目标，这不仅关乎企业利润空间的修复，更是扭转微观主体悲观预期的关键。宏观政策需乘势而上，长短期协同发力推动价格指标实现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实质性反弹。

短期聚焦总需求扩张，在投资、出口、消费及房地产领域协同发力

为了巩固并扩大一季度价格反弹的积极局面，短期的宏观政策需在承接外部输入型价格效应的同时，坚决维持总需求扩张的强劲态势。

（一）扭转固定资产投资低迷的宏观困局，持续强化投资对总需求的拉动作用

投资依然是稳定国内总需求的重要支撑。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极为罕见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转负局面，特别是民间投资长期在零增长附近徘徊，反映出微观主体信心与投资意愿的疲弱。考虑到2025年的基数相对较低，今年投资端的合理发力与有序回升，将为全年经济和价格走势创造较好的反弹空间。当前，尽管部分地方政府的重大项目已启动，但全社会的投资意愿仍未全面激活。无论是激发民间资本活力，还是加快政府主导项目的资金拨付与落地，进一步将投资规划转化为实质性的实物增量，对于持续拉动PPI回升、巩固价格企稳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二）巩固出口增长势头，规避非经济变量对外需的扰动

当前国内需求修复尚需时日，外需对稳定总需求、巩固价格企稳态势意义重大。尽管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复杂多变，全球供应链面临扰动，我们仍具备维持出口韧性的现实基础。一方面，我国通过持续推进单边开放、扩大免签政策范围以及深化与东盟、欧洲等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合作机制，已在制度层面为拓展外部市场空间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支撑；另一方面，我国长期积累形成的完整产业链配套能力与规模化制造的成本效率优势，在全球范围内仍具有较强的不可替代性，短期内难以被其他经济体完全承接或复制。上述因素共同构成了我国巩固出口份额的阶段性有利条件，应通过积极的稳外贸政策主动加以利用，防止订单外流与份额被动收缩。当前，中国出口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已升至15%左右，短期内，政策重心应着力于维持甚至适度提升这一份额水平，以外部需求的相对稳定为国内结构性改革与内需培育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从长期看，大国经济最终需依靠国内需求，但绝不能低估外需的战略意义。中国并未面临迫在眉睫的本土安全威胁，相较于因地缘冲突而被迫将安全置于经济之上的国家，我们更有条件将国家经济利益作为核心考量，避免因国际局势的短期波动而轻易动摇经济发展大局。考虑到出口对就业吸纳、居民收入改善以及民生福祉保障的关键作用，我国应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战略定力，以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国际经济环境为重要目标，为巩固和提升出口竞争优势提供坚实、连贯的政策支撑。

（三）资产价格企稳与财富预期重塑，是短期内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意愿的重要途径

目前来看，一些传统的消费补贴手段边际效用正逐步递减，需要找寻新的窗口。“以旧换新”短期内确实对消费有明显促进作用，但也会一定程度透支未来消费，伴随政策效应边际递减，今后继续扩大“以旧换新”补贴已难以撬动同等规模的增量消费。当前消费低迷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居高不下，反映出居民对收入稳定性、养老医疗及资产缩水存在普遍担忧状况。因此，宏观政策亟须在政府信用的助力下，发掘新的干预窗口。其中，资产价格的企稳与财富预期的重塑，是近期提振消费意愿的重中之重。

通过“控供给、扩需求”稳定房地产价格，改善居民财富效应。在中国居民的资产配置结构中，房产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在一个房地产价格长期处于下行通道的宏观环境中，居民的财富缩水将从根本上制约消费意愿。因此，稳房价本质上就是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稳定宏观经济的消费底盘。为破解房价下行难题，政策端必须坚定采取“控供给、扩需求”的调控逻辑。在供给端，必须严格控制新增供给，从源头上扭转供过于求的局面。政府及社会相关的公共用房需求，应优先通过盘活现有存量来解决，而非新增开工，后者只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中央政策应从全局出发，进一步出台更明确的调控方向和更刚性的纪律约束，防止地方政府基于局部利益继续推动新开工或新供地；在需求端，则应全面解除对房地产交易与投资领域的行政性限制，让房地产彻底回归普通商品属性，推动价格实现理性回归。

中长期聚焦机制建设，构建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长远来看，中国经济亟须在更深层次的分配机制上进行结构性改革，以破解供需循环梗阻、激活内需内生动力，夯实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根基。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不同步是当前宏观经济结构分化显著的根本原因，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特殊性正在加剧这一现象。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冰火两重天”格局，一方面高技术产业扩张迅速，出口表现亮点频频；另一方面，处于经济末端的大量中小企业及传统行业仍面临较大困难。这一现象本质是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与广大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存在结构性不同步，带来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正进一步加剧二者分化。以美国为例，高科技巨头的崛起主导了经济增长，但也导致了财富向少数资本与顶尖人才极度集中。当前，中国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也显现出类似迹象，高技术产业的繁荣使得早期资本与少数从业者获得了超额收益，但这种增长红利并未广泛惠及普通劳动者群体。这可能导致资本与劳动力、高科技劳动者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利益背离，最终制约有效需求的持续扩张。因此，我们需要从长期制度设计上解决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问题，让更多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其一，稳岗位是稳收入的前提，尤其要保障中低收入劳动者的就业岗位。要保障全社会宏观劳动报酬的稳定上升，首要前提是稳住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尤其是农民工、新毕业大学生等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基本盘。当前，微观层面的劳动保障制度与司法实践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客观上推高了企业的合规成本与潜在的纠纷风险，导致部分企业产生“不敢雇人”的防御性心态。这需要认真审视劳动就业制度与劳动法的平衡点，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避免对企业正常用工形成过度约束。

其二，深化财税与分配体制的结构性改革，针对不同收入阶层实施差异化政策。针对高收入阶层，应加强税收调节，严格执行税法，清理各地此前针对高管和企业主的各类优惠政策，确保高收入者承担与其收入相匹配的税负。针对低收入者，则需要研究更加精准的政策工具，通过适当降低企业雇佣新劳动力的制度性成本、稳定岗位补贴等方式，鼓励企业扩大用工。唯有通过一揽子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结构性制度安排，彻底打通国民财富向中低收入阶层传导的微观路径，中国经济方能真正跨越有效需求不足的陷阱，迈向更高水平的均衡。

（编辑 尚鸣）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不断演进，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呈现创新生态网络化、产业形态融合化、空间边界虚拟化、生产制造数字化绿色化、行业治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面向“十五五”时期，立足我国集群发展基础与阶段性特征，需精准把握演进规律，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深化治理变革，推动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竞争力提升，为加快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支撑。

创新生态网络化

创新是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动力源泉，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化演进，链主企业、中小企业、高校院所、创新平台、金融、政府等各类主体形成“雨林式”共生结构，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的优渥土壤，引领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创新范式发生深刻改变。一是“基础研究－工程化－产业化”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成型。上海市张江生物医药集群拥有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光源科学中心、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等国家级原始创新平台，成立了上海临床创新转化研究院、上海创新中药转化联盟及平台、合成生物学相关平台，推动产品创新与转化，同时与瑞金、曙光、公卫中心等医疗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加速实现创新成果的临床转化与应用，完善“产学研医”生态链布局。二是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不断提速。深圳市先进电池材料集群促进企业、高校等共建深圳先进电池材料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材料与器件检测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深圳市高性能材料产业集群战略咨询支撑机构等平台，促进创新资源共享和技术交流，促进先进电池材料的产学研合作。三是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耦合发展。武汉光电子集群成立先进功能材料、新型显示、光纤光缆、半导体激光装备等4家产业创新联合实验室，部分联合实验室积极发挥主导作用，整合创新人才、投资基金等资源，加速推动产业链优化提升。半导体激光装备实验室设立“半导体激光技术人才专项基金”，加强创新人才支持。光纤光缆实验室参与设立湖北省长飞天使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聚焦光通信等领域开展投资。

产业形态融合化

当前，全球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基础技术不断突破，推动全球产业呈现垂直整合、跨界融合的发展趋势，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产业边界、业态边界发生重构，从单一产业集聚加快向交叉共生、融合发展跨越。一是产业链垂直整合持续提速。包头稀土新材料及应用集群形成了以稀土产业为主，涵盖矿产勘探、矿山开采、冶炼分离、金属冶炼、新材料制备、终端应用制造等环节的稀土产业链，建立了完整的产业体系，并不断向长链条、宽领域、高技术方向拓展。二是跨学科、跨领域业态不断涌现。北京海淀人工智能集群打破传统“链条式”产业发展模式，构建涵盖基础层、技术层、模型层、应用层的完整系统生态，基础层涵盖AI芯片、云算力服务、开发框架、AI基础软件、数据服务等基础软硬件；技术层涵盖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生物特征识别、AI安全等技术领域；模型层拥有基座大模型、垂类大模型两大开发方向；应用层形成了智能教育、智能医疗、智能金融、智能交通、智能制造等系列产品和解决方案。三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步伐加快。环杭州湾现代纺织服装集群不仅从事纺织服装的生产制造，而且举办时装周、设计大赛等活动，通过产品发布、时尚走秀、品牌展示等多样化形式，持续助力创意设计与时尚产业发展，同时，打造了绍兴中国轻纺城、海宁中国皮革城、濮院羊毛衫市场、钱清中国轻纺原料城、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等国际知名专业市场，构建“产业集群+跨境电商”体系，推动集群向物流、销售等环节延伸。

空间边界虚拟化

过去，先进制造业集群依托地理空间的集聚，推动降本增效和知识溢出，实现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全球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先进制造业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空间边界日趋模糊。一是传统的“园区式集群”空间格局重构。在我国遴选的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中，有37个属多地联合申报，其中，京津冀生命健康集群和榆鄂宁现代煤化工集群等跨省联合申报集群有10个，浙东工业母机集群和成德绵自凉航空航天集群等同省跨地市联合申报集群27个，多地共建集群已经成为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成为地方推动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二是生产制造的集中分布态势发生转变。浙东工业母机集群由台州、杭州、宁波、嘉兴四市联合建设，台州在数控车床、车铣复合、磨床等数控机床，工量刃具、数控系统和塑料模具领域具备规模和技术优势，杭州在增材制造、智能机床等精密加工装备具备优势，宁波在大型锻压、铸造、冲压等成形装备、模具制造等等材装备以及中高端切削机床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嘉兴在高精密数控机床领域形成突出优势，四地通过产业资源共享、链群共融、信息共通，共同构建完善的工业母机集群生态。三是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自由流动。广佛惠超高清视频和智能家电集群深化广州、佛山、惠州三地的要素流通和深化合作，广州生产性服务业、金融业、科教人才资源与佛山、惠州庞大的制造业相辅相成，众多广州企业在佛山设立生产基地，美的等佛山龙头企业利用广州在人才、科技、金融等方面优势，在广州打造灯塔工厂，实现“广州研发/服务+佛山制造”联动。

生产制造数字化绿色化

近年来，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发展与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的大趋势交织叠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绿色技术等深度嵌入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生产制造全流程，实现生产效率、资源效率与碳绩效的同步提升。一方面，集群“点、线、面”数字化协同转型步伐加快。在“点”上，长春汽车集群先后建成一汽解放敏捷高效的高端中重卡智能工厂、一汽红旗繁荣智能工厂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一汽-大众大型乘用车智能制造、一汽解放J7高端重卡未来工厂等省级未来工厂，吉林玲珑轮胎等省级智能工厂，吉林东光友成汽车模具及汽车零部件产品等数字化车间。在“线”上，成德高端能源装备集群推动“链式”数字化转型，链主企业东方电气集团裂变组建东方数科专业化转型服务商，通过开发数字化协同采购、协同制造等应用，推动上下游企业数字化协作和精准对接，提升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性，形成了“以点带链、由链及群”数字化转型的模式。在“面”上，青岛智能家电集群建设了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生态园，园区建设统一园区数字化平台，打破信息数据孤岛，提供跨平台、多业态、可持续迭代优化的一流竞争力的信息化解决方案，着力塑造行业首个5G、AIoT融合应用的“全产业链+全场景+全生态”国家级工业互联网示范园区。另一方面，集群绿色化发展不断推进。宁波绿色石化集群以镇海炼化为核心，引入利安德巴赛尔、诺力昂化学品、LG甬兴、英力士等外资企业，构建“四延、三提、一深化”的循环经济网络体系，即持续延伸园区碳二、碳三、碳四/碳五、芳烃四条主导产业链，以能效水平、资源利用水平、污染治理水平提升为导向，进一步深化绿色园区建设，构建更高水平的循环经济网络体系。

行业治理多元化

随着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不断发展，市场和政府在行业治理中的关系不断协调，由政府机构、链主企业、第三方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的行业治理格局持续完善，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治理变革、组织变革持续深化。一是政府机构发挥“链长”作用。洛阳现代农机装备集群按照“一个集群、一个实施方案、一张产业链图谱、一个工作专班、一个行业协会（产业联盟）、一套支持政策”工作要求，制定《洛阳市农机装备产业集群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农机装备产业发展支持政策，成立洛阳市农机装备产业工作推进专班发挥统筹作用，构建常态化调度制度，建立工作台账，定期研判调度解决问题，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二是“链主”企业整合行业资源。沈阳航空集群分别在浑南区、沈北新区以“头部企业+配套园区”的全新发展模式，依托市级平台公司沈阳航空产业集团，与中国航发黎明公司联合开发沈阳航空动力产业园，与航空工业沈飞公司联合开发沈飞航空配套产业园，围绕沈飞民机建设沈阳航空产业园、围绕中国航发燃气轮机开发沈阳燃气轮机配套产业园，大幅提升配套水平。三是第三方组织加强公共服务。无锡物联网创新促进中心建立“集群组织+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网络化协作体系，自主开发建设物联网集群综合服务平台、“智改数转网联”公共服务平台以及芯工坊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线上服务集群企业渠道。又如，长沙市工程机械行业协会积极制定零部件、二手设备、操作手等系列标准，编制了高空作业车、摊铺机、平整机操作手以及《出口工程机械二手设备评估通则》等团体标准；组织集群企业参与美国、印度、智利等9个海外工程机械重要展会，成立湖南省工程机械二手设备出口行业联盟，开展标准落地、平台推广、核心零部件维修再制造、行业发展规范及出口业务改革创新等。

“十五五”时期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路径

“十五五”时期，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要顺应集群发展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坚持“创新－生产制造－需求市场”一体布局，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集群尽快迈向世界先进水平。

（一）夯实创新根基，打通“研究－中试－产业化”链条

创新是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和发展的动力源泉，先进制造业集群应不断健全研究－中试－产业化通道，完善创新生态，以高质量创新生态支撑集群产业发展。一是加强集群关键共性技术和前瞻性技术攻关。系统梳理并定期更新集群发展的共性技术供给清单、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清单，强化“链主”企业的生态主导作用，由其牵头组建创新目标明确、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创新联合体，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全面推行“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面向全球张榜，吸引顶尖科研力量开展跨学科、跨行业的协同攻关。二是建设符合集群行业特征的创新公共服务平台。鼓励在国家级集群布局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在省级集群建设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推动创新中心成为集群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工程化的重要载体。围绕集群核心产业，建立从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到规模化生产的全链条转化通道，系统性强化检验检测、标准研制、认证认可、知识产权、工业数据等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能力。三是建立多元化研发投入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创新导向的政府采购、专项补贴等为核心的普惠性政策体系。设立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创新发展引导基金，形成覆盖集群前沿技术、共性技术和早期初创企业的全链条资本支持体系。

（二）推动跨界融合，催生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

依托产业链完整、创新要素集聚、主体协同高效的优势，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产业跨界渗透、技术交叉融合、场景开放牵引、生态协同培育，加快催生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一是推动技术跨界融合。围绕集群产业基础，加强制造技术与数字技术、材料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等交叉应用，推动关键技术集成创新，形成智能装备、新型材料、生命健康、绿色低碳等一批高成长性新兴产业，培育技术融合型未来产业增长点。二是强化产业链跨界延伸。以集群链主企业和核心配套为牵引，推动制造业向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总集成总承包、个性化定制等现代服务业延伸，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耦合，拓展“制造+服务”“产品+方案”等融合型新赛道，提升产业附加值与整体竞争力。三是以应用场景开放牵引新赛道落地。依托集群丰富的生产场景、城市应用场景和民生服务场景，开放智能制造、智慧物流、绿色低碳、智慧农业、低空经济、新型储能等应用场景，以场景需求带动技术验证、产品迭代和模式创新，吸引创新型企业、创业团队和资本集聚，加速孵化一批面向未来的细分赛道与先导产业。

（三）构建全球网络，打造圈层式产业分工格局

随着集群空间边界的日趋模糊，传统的集群布局模式发生重构，未来要引导集群逐步探索形成核心层－中间层－外围层的圈层式产业布局。一是做大做强核心层。依托集群的龙头骨干企业、核心科研院所、重要公共服务平台、领军人才团队等，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发展的核心圈层，以产业链为载体，以创新链、服务链为依托，系统整合产业链各环节资源，推进上下游企业在技术标准、生产进度、质量管控等方面实现精准协同，推动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围绕产业链紧密配置，形成集群持续壮大、持续生长的“母工厂”和关键力量。二是优化利用中间层。建立跨区域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协同发展机制，推动集群利用全国范围内的创新资源、产业资源、要素资源。基于产业链上下游关联性，推动开展集群间深入的跨区域协作配合，实现集群综合竞争力的共同提升。三是拓展延伸外围层。鼓励集群企业扩大传统优势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和“专精特新”产品出口，打响集群区域性品牌。拓展集群与各国驻华使领馆、知名咨询公司、创投机构、商会协会、大型银行等合作渠道，加强与跨国公司总部的沟通联系，加快集聚高端资源要素。

（四）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全域智能全域零碳集群

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是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重点方向，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绿色技术等深度嵌入集群，培育一批全域智能全域零碳标杆。一是提升集群智能化水平。搭建集群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为集群企业提供智能化改造诊断、方案设计、技术支持、人才培训等服务，降低企业智能化改造门槛。支持集群企业积极打造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器、智能控制系统等智能装备与技术。二是完善集群数字化基础设施布局。统筹集群内工业互联网平台、5G工厂等建设与应用，推动集群企业生产设备联网、数据上云，实现生产要素的数字化管控与高效配置，推动集群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实现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信息共享、协同调度与精准对接，提升供应链响应速度与韧性。三是构建集群绿色制造体系。支持集群企业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积极开发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工厂，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绿色化升级，培育壮大绿色制造企业梯队。搭建集群绿色低碳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绿色技术研发、节能诊断、碳足迹核算、绿色认证等服务。

（五）深化治理变革，构建多元共治集群机制

现代化治理能力是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重要保障，要顺应集群多元化治理发展趋势，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高效结合，打造高效协同、有序运转的集群治理机制。一是加强集群分类施策。对于光伏等我国处于“领跑”位置、在全球有一定竞争优势的集群，加快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拉长长板，塑造全球一流的产业竞争力。对于工业母机等我国处于“跟跑”位置的集群，支持集群上下游企业、用户企业、高校院所等结对组成创新联合体，加快技术攻关和应用迭代进程。对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集群，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以高质量供给拓宽产业应用领域，以开放的应用场景倒逼供给升级，加快前沿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是引导集群发展促进组织能力提升。推动集群发展促进组织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制度，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构建“政产学研用金”协同的组织架构，提升集群现代化治理水平。发挥集群发展促进组织在行业引导、支撑决策方面的作用，编制集群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行动计划，明确集群发展目标、空间布局、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三是提高集群治理智能化水平。鼓励集群搭建供应链数字化监测与预警平台，实时追踪重点产业上下游企业产能、物流、库存等核心数据，嵌入风险识别算法，对产业链断链、价格异常等风险提前预警，保障供应链稳定。

（编辑 尚鸣）

秉持“天下为公”“使人人有阅读之机会”的理想，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促进民众阅读作为国家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加以重视，把发展图书馆事业当作教育人民、提高干部群众思想觉悟和文化素养的大事来抓，将图书馆视为思想启蒙的阵地和文化传承的纽带，高度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

一

清朝末年，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打破了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和信息封锁，让许多中国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自此变法革新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巨变。

而信息茧房的破碎，民智的启迪，与那时一大批新式图书馆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末以前，中国三千年的藏书史基本上是“重藏轻用”。四大藏书体系中，官府藏书不对普通百姓开放；书院藏书一般只对在书院学习的读书人开放，所提供的书也是四书五经之类传统藏书；寺观藏书主要是佛教或道教典籍；私人藏书更是难对公众开放。加之社会上识字者少，所以中国古代的藏书楼在知识传播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直到清末情况才有所变化。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梁启超赴北美旅行，到华盛顿参观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大开眼界。他写道：“华盛顿之图书馆， 世界中第一美丽之图书馆也。藏书之富， 今不具论， 其衣墙、覆瓦之美术， 实合古今万国之菁英。”“数千年来世界上最著名之学者， 莫不有造像， 入之如对严师。其观书堂中， 常千数百人， 而悄然无声， 若在空谷。观书堂壁间以精石刻古今万国文字， 凡百余种。吾中国文亦有焉， 所书者为‘子夏曰， 日知其所亡， 月无忘其所能， 可谓好学也已矣’二十一字， 写颜体， 笔法遒劲， 尚不玷祖国荣誉。”在这篇游记中，他还讲述了访问波士顿市立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所见所闻，将美国图书馆事业做了全面介绍。

    梁启超所以对美国图书馆如此感兴趣，是因为他看到了这种新式图书馆对于富民强国的重要性。早在1895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公车上书》中就提出开启民智的“教民之法”，建议“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梁启超发现，美国图书馆与中国古代绝大多数藏书楼不同，他们普遍采用开架借阅方式，使得图书馆成为广大民众的知识宝库和学术研究场所，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教育的发展。梁启超认为，西方这种新式藏书楼，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旧式藏书楼的封闭模式，是一种开放和“藏而大公”的新模式。于是积极向国人介绍推广。      

当时国家正面临列强侵略的空前危机，许多“睁眼看世界”的国人都认识到，普遍设立图书馆是开启民智、富强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末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在他的名著《盛世危言》中详细描述了西方图书馆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认为可作为中国设立新式藏书楼（图书馆）的参考。郑观应详细罗列了各国图书馆的数量：“法兰西，书楼五百所，藏书凡四百五十九万八千册；俄罗斯，书楼一百四十五所，藏书凡九十五万三千册；德意志，书楼三百九十八所，藏书凡二百二十四万册；意大里，书楼共四百九十三所，藏书凡四百三十五万册；奥大利，书楼共五百七十七所，藏书凡五百四十七万六千册……罗马大书院除刻本外更有钞本三万五千册，细若蝇头，珍如鸿宝，洵数典之巨观，博学之津梁也。”他积极呼吁向西方学习、普遍设立新式藏书楼（图书馆）：“诚能仿而效之，人才之验，亦必接踵而兴矣。”建议中国各省也应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

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曾经发表《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一文，列举了图书馆八点功用：“一、图书馆使现在学校教育之青年学子，得补助其知识之利也。二、图书馆使青年志士，有不受学校教育者，得知识之利也。三、图书馆储藏宏富，学者欲查故事，得备参考之利也。四、图书馆有使阅览者随意研究事物之利也。五、图书馆有使阅览者于顷刻间得查数事物之利也。六、图书馆有使人皆得用贵重图书之利也。七、图书馆有使阅览图书者得速知地球各国近况之利也。八、图书馆有不知不觉便养成人才之利也。”这对于改变当时人们的藏书观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努力下，创设图书馆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形成思潮。维新人士视图书馆为启发民智、传播西学的场所与工具；守旧人士亦认为藏书楼为弘扬儒学、研读经史、典藏文献、传布经史教化之所在，因此对兴办图书馆的主张，新旧两方均能拥护认同，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流。

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请求“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堂”，并“设藏书楼”。同年，奉旨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孙家鼐上《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提出京师大学堂应“建藏书楼、博物馆”“仪器图书，亦必庋藏合度”。光绪皇帝上谕为筹办京师大学堂拨款“购图书、备仪器”。

1898年6月，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同年7月4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任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并通过了由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章程，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

    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全国大学堂的藏书机构统称为“图书馆”，这是我国官方文书中第一次使用“图书馆”这个名称。

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批准学部拟定的《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京师图书馆开始筹建，这就是现在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1910年，清廷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这是中国官方颁布的第一个图书馆法规。

 民国元年（1912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改称为北京大学图书部。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上承传统官学藏书，下启新式大学图书馆，既是晚清最后一个官学藏书楼，也是近代教育兴起后，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个大学图书馆。

   1917年 11 月，北京大学图书部（1930年12月改称图书馆）聘请了一位新的主任——李大钊，他后来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二

　　  很多人都知道李大钊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知道他曾经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李大钊是中国现代大学图书馆的奠基者、出色的大学图书馆领导者。

在《ALA百科》中李大钊词条中，将李大钊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因为他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基地，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图书馆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引领民众树立了开创性典范。

李大钊所学专业不是图书馆学，但受聘担任北大图书部主任之后，他以图书馆实际工作者和管理者的身份，通过学习研究相关专业知识，不断革新北大图书馆的管理服务，以及讲授图书馆教育，对图书馆学理论及专业人才的培养进行了较早的探索。他十分注意吸取国内外图书馆管理的先进理念及有关图书馆学教育的情况。1921年12月，他在《晨报》上发表《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一文，介绍了美国17所图书馆学校的沿革、学制、课程等方面的情况，又结合国内当时的状况，及时地提出培养和训练图书馆专业人员的问题。李大钊希望国人能够吸取借鉴国外图书馆员训练方面的先进经验，为在中国开展独立的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创造条件，他认为“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
　　李大钊在任北大图书部主任期间，全面系统地整顿和改革图书馆管理制度，对北大图书馆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李大钊用两年多时间，参照国外管理经验，拟订了《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该条例体现了很高的管理水平，是我国现代图书馆史上的重要文献。在李大钊的努力下，北大图书馆的馆藏结构、管理与服务方式都有了很大变化，成为当时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的、有重要影响的一所现代大学图书馆。他还积极推动了中国图书馆界的第一个协会组织——北京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并当选为中文书记，与职业图书馆学家们一起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转型发展，也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制度建设树立了成功的样板。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非常注意发挥图书馆在研究和传播先进文化中的优势。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图书馆内设“亢慕义斋”（即Communism），藏有中英文的马列主要著作60余种。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图书馆成为当时中国第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当时许多进步青年都把北大图书馆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课堂，来这里听李大钊介绍新的思想，在他的指导下，共同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图书馆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播阵地，这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的划时代转变。　　

纵观《ALA百科》词条全文，并没有直接回答李大钊何以被视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在涉及李大钊开展图书馆活动的篇幅里，重点阐述的是他充分发挥图书馆文献收集和空间交流的功能的实践活动，以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也许在词条编辑者看来，李大钊留给中国图书馆界最重要的遗产是其充分发挥了图书馆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对民众的教育引领作用。而这，正是现代图书馆最重要的作用之一。

李大钊认为，现代大学图书馆要服务好教师的研究教学，为学生学习提供好辅助性书刊参考，首先要成为“研究室”，因为只有深入进行学术研究，才能发挥出各种书刊的最大效用，这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全体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素质和知识结构。如果职员每天仅仅办理借书还书手续，那么这个图书馆就不是研究室，仅是借书所。他首次在图书馆中聘用文化层次较高的“助教式”工作人员，“一层可以消除师生间的隔阂，一层可以鼓励研究的兴趣”。

正因为如此，一位叫毛泽东的湖南青年来到了李大钊身边。

三

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因为毛泽东自幼酷爱读书，他是图书馆的常客，并与图书馆终生结缘。他不仅自己热爱读书，而且致力于要使“人人有阅读之机会”。他不仅当过图书管理员，而且还曾经亲自创办图书馆并大力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能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代伟人，离不开在图书馆的阅读和思考。东山高等小学的藏书楼、湖南省立图书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都对青年毛泽东的成长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在这里的藏书楼，来自闭塞山村的毛泽东第一次看到康梁变法论文，深感振聋发聩，启发他从全新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社会、思考人生发展。

湖南省立图书馆是中国第一家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在这里，19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看见了世界”。他在这里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读了古希腊的诗歌、传奇、神话以及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著作。而他“最大的收获”是第一次“看见了世界地图”！在这里，他才得知“原来中国只占全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立图书馆使毛泽东首次接触到现代科学体系与民主思想，重塑了自己的天下观，真正成为一个胸怀全球的人，完成了从传统书生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蜕变，为后续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认知基础。

湖南第一师范图书馆让毛泽东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功底，全面了解到古今中外的大事。在这里，从《二十四史》到《资治通鉴》，从先秦诸子、宋明理学、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他都涉猎学习，国学造诣日益精进。他还通过比较研读《二十四史》与西方哲学著作，构建起贯通古今中外的思维视野。毛泽东还充分利用阅报室了解和研究国内外大事。他认为报纸是一种百科全书， 是活的历史。就是在这个时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深深地吸引了他。《新青年》提倡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劳工神圣、妇女解放以及科学、民主的主张，把毛泽东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思想境界。

如果说在第一师范及其图书馆的学习，使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开始形成”并“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那么，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经历则成为毛泽东革命的起点，是他一生中关键的一步。在这里，毛泽东真正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在李大钊安排下，毛泽东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后，他一方面直接接触并快速了解新文化、新思想，另一方面，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积极利用北大图书馆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其中对毛泽东影响最深的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了解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信仰便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他能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图书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青年时期在图书馆学习工作的经历，不仅培养出毛泽东每日读书的好习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形成其将阅读与救国救民相结合的思维特质，为其后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准备。

正因为切实感受到图书馆对于自己成长进步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识到图书馆对于开启民智、传播文化的重要性，毛泽东参加革命以后一直非常重视图书馆工作，曾先后参与和领导创立了文化书社、湖南自修大学图书室、湖南青年图书馆等多种形式的图书馆（图书室），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正是因为李大钊、毛泽东等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很早就认识到图书馆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中国共产党始终积极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四

创办图书馆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文化知识的阵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重要手段之一。

1932年，在江西瑞金，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供干部群众、红军官兵和社会团体学习查阅资料，旨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提高军民文化素质，是苏区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

1933年9月15日，毛泽东签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第17号——关于教育工作》，郑重说明：“对于发展工农剧社、俱乐部、图书馆、阅书室等等社会教育工作，应给予充分的注意与组织，这更是目前教育方针与中心的任务。”考虑到苏区绝大多数落后乡村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指示县、区、乡建立健全俱乐部、书报社、阅报社等各种公共文化团体，开展以列宁室、红角为代表的乡村图书馆运动。这一时期，有过半数乡村办起了图书馆，俱乐部、列宁室已达到每村一个的程度，图书馆在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和识字运动中迅速蔓延开来，形成了以中央图书馆为龙头，以部队、农村、机关单位组建的俱乐部、列宁室、图书馆等为龙身的图书馆体系，极大地提高了基层群众的文化水平，在开启民智、教育群众方面取得积极效果。

延安时期，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将图书馆作为向民众开展社会教育，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动员、团结、鼓舞民众，培养抗战干部的重要阵地。通过颁布一系列文件，加强对图书馆工作的领导，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图书馆的发展。包括公共图书馆、机关图书馆、干部院校图书馆和工厂、农村、军队、中小学校、医院图书室等窑洞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1938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印发《社会教育纲要》，将图书馆列入社会教育的范围。在“怎样办社会教育”一章中重点论述了“怎样办民众图书馆”，包括六大项：

（1）中心事业：①充分搜集并购置各种有关救亡、军事的书报。②举办定期讲演，时事报告。③提倡救亡读书竞赛。④提倡正当的娱乐。

（2）每县、区、乡、村，都要有图书馆或红角的设立。如因经费困难，不能聘请专人负责，可同当地小学合办或设在小学的旁边，由学生负责照管。

（3）图书：根据经济能力而决定购置，购置的图书要注意到：意识正确，字句通俗，附有插图，能引起民众阅读的兴趣。每个图书馆应有报纸1份。书报的来源：①向各出版机关征求赠送；②向私人捐募；③与小学及机关图书馆轮流流通。

（4）阅览：①找寻适当的房子，人口集中点要宽大，光线充足，出入方便。②壁上悬挂地图、国难统计、战事常识挂图……③放置桌凳。④定出借阅书报的规章。

（5）活动：①如有专人负责，应设民众代笔问字处，同民众读信、写信、记账……②如有专人负责，图书馆应成当地的社会教育中心，设立识字班等。③经常由负责人召集民众报告时事。④请人讲演。⑤剪贴报纸、揭示时事。⑥出版墙报。⑦说书。⑧在民众生产之暇举行娱乐。如拉弦、唱歌、唱戏、下棋。

（6）组织：读书会，读报会，座谈会，歌咏队，新文字班。

《社会教育纲要》对民众图书馆的设置、工作内容、经营管理、购书原则与文献收集方法、阅览室工作、借阅规则、读者工作与活动形式等都提出具体指导意见，这是边区政府关于图书馆工作最早、最系统的一个指导性文献，对边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了支持图书馆的发展，毛泽东亲笔为延安的中山图书馆题写馆名，还曾向许多图书馆捐赠自己的藏书。延安中共中央图书馆成立之初因图书来源困难，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赠书助建，其中毛泽东就捐赠了个人藏书数百册。1948年7月，党中央决定恢复建立高级党校，命名为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毛泽东又带头向学校捐赠图书，现在中央党校图书馆馆藏毛泽东藏书，许多就是在这一时期入藏的。

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党创建的图书馆，为广大干部和普通群众接受马列主义和文化教育提供了重要场所，为党中央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资源保障，为我党培养军事、政治、经济、文学等多方面人才提供了重要帮助，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五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图书馆事业也不例外，经过多年战乱，全国范围内的图书馆一片凋零，公共图书馆仅存55所。新政府接管了这55所公共图书馆，将其纳入国家发展图书馆的计划规划当中，并废除和改革了一些不合理的规则制度（如入馆收费制度等）。

为了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颁布相关政策法规，促使图书馆事业步入稳定前进的轨道。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文学艺术要为人民大众，特别是要为工农兵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指明了新中国图书馆工作的方针。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全民阅读，大力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955年7月2日，文化部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公共图书馆是以书刊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教育的文化事业机构，是党和政府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的有力助手。应广泛地开展图书流通……其服务对象应该是广大的基层人民（少年、儿童也包括在内），对于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不应有所偏废。但各公共图书馆可以根据各馆所在地区的社会情况，分别确定其服务重点。”

1956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科学进军中的图书馆工作》的社论。这一年，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列入当年制定的全国学科12年远景规划中。文化部等部门召开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各类图书馆的发展方针及基本任务。此后，我国图书馆事业开始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工会图书馆、农村图书馆、部队图书馆等各种类型的图书馆蓬勃发展。1957年，公共图书馆由1949年的55所增加到400所。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导下，工会图书馆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44所发展到3.5万所，农村图书馆室发展到18万多个，为国家发展和人民文化素质提高提供了重要的服务支撑。

从北大图书馆到农家书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图书馆作为百姓的学校、知识的入口，作为开展教育、传播文化的重要阵地。为了使“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全民阅读”已经连续13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也已于2026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如今，“读书是最基本的文化建设”已成为全民共识，全民阅读正加速由价值倡导走向制度建设，成为中国文化公共治理的重要一环。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