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的冲突是结构性矛盾
中美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结构性矛盾导致的,我在此引用一些数据和案例加以说明。中国这30年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少有的。30年前德国、日本人均GDP是中国的80倍,韩国是30倍,香港将近40倍。马来西亚当时是中国的10倍,泰国是中国的7倍,菲律宾和缅甸是中国的3倍,印度也比中国略高一点。
今天形势已经完全逆转了。德国从当年的80倍变成了4倍,日本、韩国大约都是3倍,其他国家都已被中国超越。印度今天人均GDP只有0.26万美元,是中国的五分之一。中美对比也发生较大变化,1981年我国GDP是美国的6%,1991年是6.2%, 2001年达到12.7%,2021年达到74%。这种对比实在太强烈了,毫无疑问,这将带来中美双方结构性的一些冲突和矛盾。
科技方面同样如此。我曾长期在科技部工作,也长期研究科技战略和政策,可以说是这几十年中国科技变迁的亲历者、见证者。2003年,国家启动中长期科技规划论证和编制,当时我们在高科技领域没有几个拿得出手的东西,连跟踪都非常吃力。现在呢,可以说已经发生了格局性改变。比如,我国航天领域的载人航天、空间站、登月都已变成现实。当年卫星定位导航是“卡脖子”工程,今天北斗已经实现了超越,我们不再受制于人。
大飞机是我20年前在科技部期间曾经深入研究的一个领域。我国20世纪80年代启动了运10,后来无疾而终。我介入大飞机战略研究的时候,大多数部门都认为做不了,做出来也无法商用。今天我们的C919已经飞上了天空,而且已经批量投入商用。
新能源汽车也是如此。20年前论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曾有新能源汽车的方案,曾经被否定了。通过十年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今天打了一个翻身仗,奇瑞、吉利、比亚迪等后来居上,为中国汽车正名,让中国汽车大批量走出国门。
5G更是如此。当年我们做3G都勉为其难,所以当时中国发布 3G移动通信标准时是世界上唯一使用三个标准的国家,相当于为一个电信服务付出三倍的成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我们的通信技术有较大差距,不敢肯定TD到底能不能正常商用,只能选择妥协。今天,中国5G已经全球领先,这也是华为被美西方围剿的根本原因。
还有载人深潜器。全球现在拥有能够到达海底万米深渊,而且能够正常开展工作的深潜器的国家,只有中国。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深潜器,而是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表明我们在控制、材料、通讯、照明、动力和系统集成等诸多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深海这个只有极少数国家才能到达的极地,中国人也来了。
基因测序仪过去百分之百依赖于美国,不仅完全受制于人,而且意味着我们的生物数据随时可以被别人拿走。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超越,华大智造自主研制的测序仪,在性能、成本和安全性方面都已领先于世界。前年华大智造与世界最领先的美国illumina公司在美国打了一场知识产权官司,法院判定对方是恶意侵权,赔偿3.34亿美元,这是到目前为止,中美知识产权纠纷中最大的对华赔偿额,也表明我们已经开始从技术学习者走到了技术引领者。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特高压输变电、煤制油、煤制氢、盾构机、核磁、三代核电、核聚变、高温气冷堆、核磁共振、量子通信、基因工程等等。中国科技井喷式的突破,完全打破了西方长期以来居高临下的“躺赢”。这些变化基本上都是在这20年内发生的,毫无疑问,给中美关系乃至中国与整个西方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变数。
中国与美西方关系的新变数
国际关系的背后是利益,今天中美、中西关系的逆转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美国强迫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通过市场准入、关税和汇率等政策压制日本,给日本造成了30年的发展停滞。1995年,日本GDP是德国的两倍,是中国的8倍,是英国的4倍,是韩国的10倍,占到了美国GDP的73%。日本在半导体领域完全超越美国,这是令人震惊的奇迹!30年后一切都发生了反转,现在中国GDP是日本的4.5倍,美国是日本的6倍,德国已经超越日本了。20世纪90年代曾经在中国称雄的日本家电企业索尼、松下、东芝、夏普、三洋,都已成为明日黄花。美国强加的一个广场协议加上一个半导体协议,基本上把日本打趴下了。
高科技领域之争并不是意识形态问题,本质上是利益之争。美国对发达国家日本尚且如此,更何况中国呢?新加坡前驻美大使陈庆珠说,美国对高科技产业的态度,就是“是我们的”,特别强调这是他们的领地,是不可以自动让渡的。2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与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有一个对话,那时中国还只能做服装鞋帽和加工贸易,就是所谓“7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而当时一件衬衫赚一块钱,这样的交易模式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周教授问:假设有一天当中国也决定制造大飞机的时候,美国人会怎么看?一生高扬自由主义旗帜的萨缪尔森当即不假思索地说,那将是美国永远的痛。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是《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最近他有一段话:“如果中国一直专注于制造和销售低端产品,到底实行什么样的主义,社会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甚至素食主义也好,我们根本不感兴趣,也不会去关心。我们只关心能否购买中国的低端产品而已”。这是他的原话,他的全球化其实只是希望中国作为西方的“奶牛”而已。
让他们感到失望和震惊的是,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变化太多太大了。2002年《人民日报》有一则关于十六大报告的报道,提出到2050年中国经济有望达到世界第二的愿景。而仅仅10年后,中国超越了日本,现在已经是日本的4.5倍。从1990年到2023年,中国GDP增长38倍,印度增长5倍多,其他国家增速都低于4倍,意大利、日本是负增长。全球热议的百年未有之变局,主要就是指中国崛起。
美国对中国科技的打压不断加剧
因此,美国对中国科技的打压毫不奇怪,而且只会不断加剧。以华大基因为例,从2018年开始遭受“301调查”,进入美国制裁名单,其4家下属机构被美国列入负面清单,可以说打压力度一轮超过一轮。他们运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禁止向中国传输人类数据,目标直指华大。他们的《生物安全法案》直接点名的四家公司中,有三家是华大的(华大基因、华大智造和华大CG)。美国有一家CSET的国家智库,最近专门出台了一个报告《中国,生物技术和华大基因——中国混合经济如何扭曲竞争》,长达111页的报告对华大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其中特别强调“华大基因已经成长为一个国际竞争对手,在生物技术领域承担着与华为在电信领域相同的角色”,这是他们打压华大的全部理由。
目前美国对华大基因的打压是用举国之力,我将此概括为“四全”:第一是全政府,包括商务部,国防部、国务院;第二是全社会,不仅仅是企业竞争对手,连NGO、大学和科学共同体也都跟进;第三是全方位,不仅仅是贸易,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学术交流、人员往来都受到限制;第四是全西方,不仅仅限于美国,许多西方盟友也行动起来了。过去长期与华大密切合作的一些欧洲国家,比如德国、丹麦、瑞典、英国等,也都纷纷与华大科技脱钩。甚至中东一些长期合作伙伴也明确表示,美国正在向他们施压,要求切断与华大的合作。
2023年德国政府制定了一个专门针对华大的内部政策,即华大的设备再好不许买;华大的服务再好不许用;用华大的设备测出来的数据废掉,换上美国的设备重做;跟华大合作完成的论文不许发表;华大主导的技术联盟不许参加。由此可见,美国不仅硬实力很强,软实力也非常强大,可以调动全球的力量来对付中国的一家企业。
中美之争的关键是科技战
面对日益复杂和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我们如何应对?我认为关键是做好自己。中美之争的关键是科技战,上甘岭战役就是科技战。很多人谈到金融战、贸易战,但是最较劲的夺命之战是科技战,决定双方最终命运的也一定是科技战。在美国的打压下,中国能不能向死而生,也一定是在科技战上。科技战不是遭遇战,而是持久战,我们并非束手待毙,而是面临许多历史性机遇。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研发投入全球第二,如果按平价购买力计算是全球第一。全时研发人员为全球第一,PCT专利为全球第一。全球投入研发最多的50家企业中,中国占了12家。我们不能自以为是,也决不应当妄自菲薄,而是要全力做好战略布局。
第一,科技发展正面临着深刻的变革。今天很多人谈到了人工智能,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同样的,生命科学领域也在酝酿着重大变革,由此带来的影响丝毫不比AI更小。尤其是AI和BT的结合,也许能够超过我们今天所有人的想象。变革就是机遇,变革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有所作为。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把科技战作为核心之战,全力做好科技发展的战略布局。
第二,引导资本、人才等资源加速流入民企。中国科技创新的希望在民营企业。目前民企新技术发明占到70%,企业研发投入的绝大部分也来自民企。华为每年投入研发1600亿元,华大基因年投入也高达27亿元。这种长期稳定地专注于一个方向和巨量投入强度,而且是高度开放和市场导向的研发模式,决定了企业已经走到科研前台,形成了经院式科研无法达到的技术创新能力。如何让民企在中美科技战中担当起应有的角色,甚至是主力角色,需要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抓紧研究部署。
第三,新型举国体制的最大变量是市场化。我们经常谈到我国的体制优势,谈到我们发展历程中举国体制起到的作用,其实美国也存在举国体制,而且其效率并不在我们之下。仅仅一个阿波罗登月计划就有11万人、3000多家机构参与,长达14年,这难道不是举国体制吗?今天马斯克能够一飞冲天,其背后依托的不仅是单纯的市场力量,而是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高度融合。SpaceX的核心技术平台基本上都在NASA,第一笔研发经费是NASA给的,第一个60多亿美元订单也来自NASA,这是NASA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订单。当马斯克处于巨额亏损的时候,美国的创业资本仍然蜂拥而至,不断推高其市值。正是这种全社会汇聚起来的技术、资本、人才和市场力量,成就了一个传奇的马斯克。新型举国体制不应该是不惜代价、不讲成本,新型举国体制应与市场力量融合,其最大的变量就在于市场化。市场化程度越高,举国体制就越有生命力。
第四,调整创新体系建设中的政府角色。我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对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深有体会。过去我们在传统体制下确实做了太多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情,而在营造创新生态方面又往往使的是反劲,以致再多的投入可能都是事倍功半。比如评价机制,论文导向、数量导向是谁引导的?学术行政化、学阀化日益突出,背后力量是谁?科研力量分散重复、恶性竞争,与政府科技资源配置有没有关系?面对日益严峻的科技战,我们迫切需要深化体制改革,科学确立政府在市场体制中的作用和定位,在创新体系建设中吸引和推动市场力量参与,促进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高度融合。
第五,对重点领军型科技型企业提供特别救济。现在有1300多家企业被美国列入负面清单,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的高科技领军企业。在美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下,只要列入负面清单,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将选择后退和脱钩,这是真正的举国之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形成对相关企业的有效救济机制,许多被打压的企业处于孤家寡人之境。当企业正在冲锋陷阵的时候,如何得到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配合,这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编辑 季节)
* 梅永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改司原司长。本文是作者在 11 月 12 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的“美国大选后形势及新政府对华政策”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