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对新质生产力的认知存在缺憾，科学驱动的创新才是新质生产力的源头。
现阶段关于新质生产力认知的缺憾
怎样认识新质生产力
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国家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面对新阶段的新问题，需要探寻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是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通过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来培育新质生产力。但在这两类创新的前端，是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若无这一创新过程，即很难有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这样的创新成果，进而即难以有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此外，对新质生产力的认识要有层次性。国家层面、地区层面与企业层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有所不同；不同区域要因地制宜。现在学界所谈的多是指要注重培育国家层面的新质生产力。2006年国家就提出科技领域要致力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2023年国家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强调加快培育新动能，开辟新赛道，加快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使经济发展的效率更高、质量更好。
当前认知的缺憾
现在谈到培育新质生产力，多数人更重“中”重“尾”，但轻“源头”。“中”是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尾”是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源头”是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现在是大科学及复杂技术创新时代，仅仅对现有技术进行“边际性改进”，或者是“组合集成”，都很难形成原始创新或颠覆性创新。典型性的案例是，若无华为设在俄罗斯的数学研究所的一位年轻人的研究工作，就不可能有前若干年华为造出的基站即能同时传递2G、3G信号；若无与土耳其一位科学家的合作，可能也很难有后来华为5G技术的研制成功。
屠呦呦研制了治疗疟疾的青蒿素系列药品，但搞清青蒿素的分子结构（这属于基础研究），是她的团队所做的重要工作，这才有了后来的人工合成青蒿素。中南大学黄伯云院士研制成功在国际上领先的“飞机刹车装置”，每每达不到预期效果时，他们即开展相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所以，我们说，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或称活动，才可能产生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这样的“中间成果”，进而才能培育出新质生产力。现阶段，我国的超高压智能电网技术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为研制这一技术，国家电网集团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立联合科学基金，资助了高校、院所一大批与电力传输相关的科学研究课题，其中不少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课题成果在超高压智能电网技术研制中得到了应用。进一步扩大视野，从全球产业发展历史考察，世界上第二、三次产业革命中，新兴技术的出现、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都源于科学驱动的创新活动。现在我们强调培育新质生产力，更应该高度重视科学驱动的创新。
科学驱动的创新生成新质生产力的底层逻辑
科学驱动的创新发展过程及活动如何形成新质生产力？其中有三层次逻辑：
最表层：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主要体现为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的新兴技术的涌现，随后这些新兴技术被用于改造既有企业或建立全新企业，最终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及新产业体系的形成。末端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体系形成新质生产力。
中间层：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
即基础科学实现新发现，应用科学进行新探索（探索新的科学发现可能的应用方向、应用领域、应用方式及方法），通过概念验证与工程试验，研制领域为根技术与行业共性技术，研制行业主导产品，进而开发适用于特定场景的商业级产品。
最底层：有利于科学驱动的创新的体制机制
围绕科学研究，应将自由探索的科学研究与有组织的科学研究相结合；要重视培育容错、容败、容失误的创新文化；需要在创新链条上各环节恰当配置创新资源；要构建“满意均衡”的体制机制环境。
现阶段我们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在大的思路上，应坚决改变以往“在发达国家研制的‘领域根技术或行业共性技术’基础上创新”的方法论，摒弃传统奔跑在早期发达国家缔造的产业技术轨道上的方式，同时有效活跃科学驱动的创新。这才可能使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步伐走得更稳更快些。
亟待关注并搞清的四个管理实践问题
以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出发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深化研究并解决好以下问题：
有效促使企业真正做好创新主体
自 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我国企业即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创新主体。现在的问题是，不少企业还没有做好做强创新主体。不少企业的产品创新仍停留在模仿整合阶段，在利用性创新和探索性创新之间更倾向于前者。究其成因，主观上是企业盈利水平低，缺乏研发再投入能力和意愿，技术能力积累不足。客观上是全社会的大部分研发力量仍然分布在企业之外；政策上，对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新产品研制的激励不足；市场中，国内还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国际市场商品出口环境不佳；学界未能为企业提供更为有效的创新管理工具和方法。现阶段培育新质生产力，企业应充分重视沿“科学驱动的创新链”推进具体创新活动，国家范围内四级六类研发机构应致力于做好接力研发。特别是，应明确研发机构的基本职能是研发，“产品”是新技术成果或产品原型，不能有点有竞争力的技术成果，就想着自己办一家企业，转化技术、直接生产销售产品，因为这无助于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实质性优化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
培育及发展新质生产力，还需要解决好“人们乐于创新、敢于创新、创新者能够得到高于平均收益率的收益的体制机制”问题，即有效构建“满意均衡”的体制机制环境。“满意均衡”的体制机制环境至少有三个特征：一是相关制度的决定者和承受者都难以通过“寻租”而获得额外的好处，二是容错、容败、公平竞争、创新者的收益率高于社会平均收益率，三是创新者无须为做事而过多“扯皮”。在“满意均衡”的体制机制环境下，整个社会的创新才会活跃起来。地方政府需要注意到，如果当地的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没有调整到“满意均衡”程度，当地真正要创新的企业和创业者，就可能“逃逸”原本所在的地域。大型企业同样需要注意这个问题。2015年国有企业改革“1+N”文件实施以来，不少大型国企很多三级以下的企业，至今还没有探索出“合法合理”的模式，这对进一步优化企业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十分不利。
放开手脚发挥民营企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主力军作用
发挥民营企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要求。民营企业对我国经济总量、经济运行、进出口、就业、创新都有巨大贡献。特别是，民营中的行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不少是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的策源地。民营企业有诸多创新优势：民营企业对市场变化、新兴科技、国际趋势等较为敏感；创新的决策链条短、决策效率高；技术获取灵活多源；体制机制灵活，易聘杰出专家；民营的法律身份有助于规避某些国际制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中，特别是在“十二·五”以来发展战新产业的进程中，诸多创新驱动发展的典型实践发生在民营企业。在当前经济发展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剧增、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发展战略新兴及未来产业筑墙围堵的复杂背景下，我们更应重视发挥民营企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主力军作用。
聚焦发挥中央企业在产业基础构建、大国重器研制创新上的作用
中央企业同样应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但这一“主力军”作用的发挥，更多地宜聚焦在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欠缺的领域，即产业基础构建和大国重器研制两类创新领域。在现代大科学和复杂技术时代，产业基础构建和大国重器研制，同样需要采取科学驱动的创新范式。前文提到的国家电网集团的超高压智能电网的构建，即产业基础构建创新离不开科学驱动的创新的典例。某军工央企预警机的研制，其间技术开发与应用基础研究的互动，反映科学研究进展是技术研制的思路源泉，也离不开科学驱动。特别是在全球新兴科技领域，现阶段发达国家仍在多数领域保持领先态势，且发达国家又与我们玩“科技脱钩”。在此背景下，有效发挥中央企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主力军作用，其着力点应相对聚焦于“干大事”。同时鉴于我国的研发力量呈四级六类结构，中央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努力，在创新链的前端，应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科学院及双一流高校的合作。
（编辑 尚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