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新旧秩序交替的时期，也正处于科技大爆发对现有社会体制带来颠覆性冲击的文明蜕变前夕。旧的观念规范与体制出现运作失灵和不胜负荷的疲乏与凋零迹象，新的思维、秩序与模式处于激荡、探索与酝酿阶段，尚未破茧而出。
全球经济与社会面临五大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与人类社会正面临五大不确定性。
第一，全球化的前景高度不确定。从2016年开始，西方社会反全球化运动与排外民粹主义风起云涌，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对自由贸易与经济开放的社会共识已经全面松动。过去30多年高速前进的全球化即将出现逆转。2019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暴露了全球产业供应链缺乏应对突发大型灾变的韧性，助长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声浪，更让全球经济瞬间跌入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急剧的衰退，让有些观察家担心，这场庚子年的大瘟疫将是压倒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二战后，西方主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之前景高度不确定。以联合国体制为核心的战后多边主义基础不断被侵蚀，特朗普主政下美国外交政策加速转向专断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美国向中国与欧盟发起贸易战，压榨弱小贸易伙伴，公然践踏世贸组织权威，并抛弃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不惜让美国过去带头构建的许多国际多边体制失灵或陷入瘫痪。拜登的外交团队虽然修正了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倾向，但依然刻意忽视联合国体制的职能，试图串联少数西方国家来片面制定所谓的“规则”并强加于人，对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早已多元化的现实视若无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对抗严重的经济衰退而纷纷采取“无限制”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带头滥发货币，导致资产泡沫继续膨胀，埋下了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重磅引患。
第三，中美关系的前景高度不确定。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鹰派人士逐步推升与中国及俄罗斯的战略对抗，已经在美国社会掀起一场全面对抗“中国威胁”的麦卡锡主义风潮。民粹政治人物不断鼓噪，摆出不惜对中国发动一场“新冷战”的决心。拜登上台后仍持续推进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战略围堵政策，升高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加速在太平洋地区的针对性军事部署，不断在涉台、涉疆、涉港、南海等问题上刻意挑衅，甚至为了掩盖美国政府抗疫不力而企图编织“武汉实验室病毒外泄”的谎言嫁祸中国。这让很多国际关系学者高度担忧，如果中美之间战略摩擦与对抗快速升级，双边关系将陷入传统国际政治霸权争斗的零和游戏之中，不但会严重冲击全球与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会将世界经济推向全面裂解的深渊。
第四，中国在建构后西方世界秩序中的角色与担当也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正以更大的力度要求改革全球治理机制，提出追求更民主、公平、包容与可持续的国际新经济秩序的目标。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化开辟新路径与注入新动力，并积极创建新的多边合作机制与搭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协调平台，以深化南南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这些正面发展激起了广大非西方国家对全球经济秩序重构的乐观预期；另一方面，也引来西方国家的疑虑、抗拒与抵制，毕竟西方国家早已将自己居于世界秩序的核心，并将掌控“普世价值标准”的话语权视为天经地义。西方国家的知识与政治精英尽管对自己体制优越性的信心已经动摇，也不再提倡“历史终结论”，但尚未有与非西方新兴国家平起平坐的心理准备，更谈不上迎接多元文明而愿意彼此尊重并相互借鉴。所以，西方政治精英将中国所展现的制度自信与全球治理改革倡议，视为对西方核心利益的挑战与威胁，并刻意把中国展现的新型软实力扭曲为“锐实力”。而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少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秩序早已养成严重心理依赖或利益依附需求的社会精英，盲目跟随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调门起舞。
第五，关于人类社会如何驾驭科技革命的巨大潜力充满不确定性。量子物理、人工智能、物联网、绿色能源与生命科学等科技前沿领域正处于革命性突破和大爆发的前夕，新科技将对现有的社会结构、物质供需关系以及工业化社会的生产与交换模式带来颠覆性的改变，涉及极为复杂的利益协调与分配、基本权利重新设定、社会分工模式变革，以及道德风险管控等制度创新议题。科技大爆发也带来了棘手的社会变革路径选择难题。
人类社会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可能被零和游戏思维主导的传统大国博弈不断激化而导致历史悲剧重演，因缺乏对文化多样性包容的文明冲突而陷入四分五裂。
对全球战略变化趋势的五个基本判断
尽管中美战略对抗形势可能日趋险恶，但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我对全球战略格局变化趋势与中国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五个基本判断。
第一，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开始式微，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世界开始崛起，世界经济重心快速向亚洲转移，新兴经济体开始参与国际社会规则与标准制定，人类历史回归多元文明并举的常态。处于全球秩序重组的历史分水岭，中国的角色极为关键。
第二，全球化的动力仍十分充足，已经在世界各地创造了众多的利益攸关者，还有更多的潜在利益攸关者期待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反全球化运动主要集中爆发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全球化的融合能量远大于裂解能量。
美国过去30多年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全球化的路径与规则需要调整，必须与包容性增长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有机的联结。经济高度对外开放需要相应的国际多边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才能维持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新冠病毒导致的严重经济与社会冲击，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机制以及各国社会风险管理体制均严重落后于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急需构建全球健康与公共卫生互助机制来有效应对大流行病的风险。过去长期由西方国家把持的全球治理机制已经僵固老化，需要新兴市场国家参与改革，才能纾解反全球化的社会压力，并有效应对当前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生态失衡、全球气候变暖、流行性疾病、人口爆炸、贫富悬殊等生存发展挑战。
第三，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有机会进行一场良性竞争，竞争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哪种体制可以在21世纪科技创新竞赛中领先，也在于哪一种模式可以更灵活地掌握科技创新带来的制度创新与社会变革机遇。
第四，美国背离多边主义，必然给全球治理带来新的难题，尤其不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与新冠病毒危机等全球议题的国际合作。不过，美国已不再能主导全球经济体系运作的游戏规则，这可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转型带来契机。
全球社会正迫切需要超越新自由主义的窠臼，建立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经济交换与合作模式，建立一个更能统筹兼顾地球上绝大多数经济体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全球贸易、货币与金融体制，一个更尊重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全球公共舆论场域，一个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社会和平共处规范。亚洲国家可以构建更紧密的经济共同体，退可以应付全球化裂解的风险，进可以审时度势积极把握参与全球秩序改造的历史机遇。
第五，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推进全球化路径与规则的修正，提供新型国际公共产品(公共资产)，引领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以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将得到广大非西方世界越来越积极的响应。美国政府所展现的激进单边主义及“超级流氓大国”行径，最终必将被国际社会多数国家唾弃，美国对中国发起经济围堵与科技封锁最终必然导致美国作茧自缚。中国担负新兴大国全球责任与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最高指导思想应该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是源于中国数千年文化传承与智慧之积累。这既是中华民族向往的地球上多元文明和睦共处、互助合作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华民族追求民族伟大复兴并再度屹立于先进文明之林的初衷。
反全球化政治浪潮全面来袭
“特朗普革命”震撼西方
特朗普刮起的政治旋风完全颠覆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治游戏规则。他冲撞了美国社会所有的主流价值标准，也搅乱了传统划分左右政治版图的坐标。
特朗普从根本上质疑美国过去70年来所构建的自由化国际秩序，他并不信奉这个秩序的两大主轴——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他反对根据民主、人权、多元这些价值标准来区分敌友与亲疏；他的广大支持者更深信，过去美国大力推进的经济自由化与开放贸易体系是导致美国产业空洞化以及劳工与中产阶级贫困化的元凶。
特朗普要重新设定美国的国际角色，而且相信这样做就像把计算机关机后重新启动一样容易。在他眼里，所有美国过去扮演的国际领导角色、承担的国际条约义务、长期信守的政策承诺以及一手创建的多边合作体制，都可以推翻重来，一切都要重新评估是否符合当前美国经济利益与国内政治需要。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居然底线飘移、框架模糊，没有信念准则，而且还向世界摆明：从此美国要给得更少却拿得更多。他还把自己随时可以重新设定游戏规则的这种任性与霸道，当作吓唬对手、买空卖空的筹码来运用。
西方需要修复“镶嵌式自由主义”
美国政治学会前会长莱克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2017年，他在政治学会年会的主题演讲中，特别针对特朗普主张的“美国优先”政策如何损害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提出他的分析。他的重要结论之一是，美国要重振其国际领导地位，必须先从修补自由国际秩序的国内社会支持开始，而处方就是重建“镶嵌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又称“内嵌自由主义”）。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里根推行新自由主义革命之前，有将近40年时间，西方政治精英都牢牢记取20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危机反复出现的历史教训，并强烈感受到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对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威胁——必须设法维持社会内部阶级关系的和谐，对此不敢掉以轻心。所以当时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采用高累进所得税与资本利得税，并通过社会福利措施与财政转移支付来平衡市场经济的初次分配结果。政府对劳动市场进行干预，制定严格的劳动标准与受雇者权利，并保障工会的集体谈判与罢工权利。国家设置了各种市场监管机制，保护消费大众，节制托拉斯与不公平交易，并对公共事业普遍采取国营政策。
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的运行在西方国家受到层层节制，经济自由主义被镶嵌在保护弱势群体的层层框架里，所以被称为“镶嵌式自由主义”。
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行“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时，有与之相匹配的国际经济秩序安排。西方国家逐步建立了有助于国际经济合作与贸易增长的多边体制，布雷顿森林体系(俗称美元本位制)扬弃了缺乏弹性的黄金本位货币秩序，而实行以美元为本位的固定汇率制度，以美元与黄金维持固定兑换率为锚定。各国货币则对美元长期维持固定汇率，同时实施资本管制与外汇管制，严格控制汇率的波动，更不允许外汇的投机性交易。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框架下，美国带头逐步推动多边关税减让，实施有序的贸易自由化。当时，GATT框架下国际贸易规范允许各国保留足够的防卫措施与调节工具，以缓冲自由贸易与跨境投资对本国的冲击。在很长时期内，西方主要贸易大国有共识，必须将敏感的产业(例如农业)排除在贸易自由化目标之外。战后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仅仅是在货物贸易的范畴内推行自由化目标。所有国家都在实施某种程度的外汇管制，根本不允许热钱在各国资本市场自由流动。这些措施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限制并大幅削弱资本家操纵资本的自由移动，增强劳工阶级与资本家的谈判筹码，企业主不得不与劳工阶级及中产阶级达成妥协，从而奠定了战后西方社会福利国家体制的政治基础。
但是在过去30多年，从撒切尔与里根推行新自由主义革命开始，“小政府大市场”的神话成为主流经济思潮。各国政府都在解除管制、减少干预，以及全盘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在快速与国际接轨的名义下，把许多战后实行的保护与平衡措施进行逐一拆解。国有资本全面退场，并逐一取消各种税制的累进原则，也取消了对资本跨境移动的限制，让资本获得了在全球追逐最大回报的最大自由。劳工阶级不可避免地普遍失去与资本家谈判的筹码，政府的财政基础普遍恶化，社会福利体制不断被削弱，社会弱势群体被迫裸露在市场力量无情的支配下，直接承受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风险与金融波动，最终导致跨国资本的支配力量凌驾于国家与社会之上，金融资本的投机需求凌驾于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之上。具有全球垄断地位的超级巨型跨国企业可以绕过国家而直接制定新的经济游戏规则，“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逐渐花果凋零，只有少数北欧国家还勉强维持其基本骨架。
如今，莱克提倡修复“镶嵌式自由主义”，诚可谓知易行难，因为资本家早已没有祖国，并将自己享有的跨境自由移动、支配政策的权力、低税环境与避税机会，以及各种投资优惠条件，视为理所当然。西方国家除非经历更严峻的经济危机与更劲爆的社会冲突，才有可能重新启动“镶嵌式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
高边际税率曾经是历史主流
里根上台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就一路调降，从70%降到50%，克林顿时期又降到40%。企业所得税也是一路调降，从50%降到35%，特朗普上台后，又大幅降到21%。经过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大多数发达国家现行的最高边际税率所得税收都已经远低于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财政基础。国家已经没有能力维持社会晋升体系的公平，没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教育与基础科研投资，没有能力更新陈旧的基础设施，没有能力协助经济弱势群体维持起码的消费能力。
如今，资本可以快速自由移动，跨国企业与富豪阶层更可以把利润、所得或利得，通过会计手法在边际税率最低的国家进行申报，或把大量现金与财富隐藏在“避税天堂”，所有国家都被迫竞相减税。只要美国及主要发达国家继续维持很低的边际税率，就会让那些想要维持高边际税率的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因为它们很难阻止资本外逃，因此，北欧国家也不得不将最高边际税率调降到50%左右。
残酷无情的事实是，只要跨国企业与全球富豪阶层可以继续支配美国的主流经济思想，以及维持过去30多年所实施的对资本高度友善的财税政策，他们就可以迫使许多欧洲国家放弃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也会让中国在追求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遇到不少险阻。美国女议员科特兹想要推行税制改革，就等于在全球资本主义大本营的太岁头上动土。
所得分配恶化改写百年记录
“镶嵌式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不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最成功的年代，也是历史记忆所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得分配最为平均的年代，而且两者相辅相成。因出版《21世纪资本论》而一夕成名的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数据。皮凯蒂所领导的巴黎经济学院研究团队根据联邦政府的税务档案以及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构建了美国家庭所得与财富分配数据库，有些数据可以回溯一百多年，统计数值序列几乎横跨一百年，从一战结束后一直到2010年。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桑德斯几乎可以阻断希拉里通往总统之路，特朗普可以半路杀出截断希拉里的总统美梦。
皮凯蒂的研究呈现三个重要历史性事实：
第一，在经济大萧条前夕，出现了急剧的所得的分配两极化，10%的最高所得家庭占了将近一半的总收入。这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基础，因为中产阶级和劳工失去了消费能力，就会导致总体需求不足，而富豪阶层累积大量财富就会推升资产价格，最后因股市泡沫破裂而爆发金融危机。
第二，这一趋势在战后得以彻底扭转。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许多国家改为采用激进的所得再分配政策，二战期间，又实施全面经济管制，还有很多资本在战争中被摧毁，因此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得以重新洗牌；二战后，各国都实行“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10%的最高所得者分配到接近1/3的总所得，而其余90%的人可以占到总收入的65%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而且这种分配比例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也正好是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稳定的所得分配比例代表着劳工与中产阶级可以等比例地分享经济成长果实。
第三，自从里根开启了新自由主义之后，各种保障劳工与中产阶级的经济政策与体制逐步被削弱，于是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开始重演。10%的最高所得家庭占有的分配收入不断上升，而其余的90%则不断下降，到2010年，前者占总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所得分配悬殊的程度甚至超过“咆哮的二十年代” (Roaring Twenties)。
“咆哮的二十年代”是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经济大萧条爆发前夕西方国家持续经济繁荣的时期，这10年在欧洲被称为“疯狂年月”。这是金融财富快速膨胀的时代，也是美国经济规模明显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经济龙头并迈向顶峰的年代；这是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再度盛行的年代，也是美国社会贫富两极化走向极端的时代。在这个时期，美国出现史无前例的金融泡沫，这个时代也因华尔街股市一夕崩盘而刹那画上句号。
如果把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1929年的华尔街股市崩盘进行比对会发现，两者有高度雷同之处。在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之后，美国经济急速萎缩，美国国会通过了空前强烈的贸易保护措施，其结果是迅速点燃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大战，世界贸易规模急速萎缩，经济大萧条向全球蔓延，在经济全面崩溃与社会秩序濒临解体之际，意大利、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希腊等国的法西斯政权趁势而起。
如今，世界经济尚未完全摆脱2008—2009年世界经济大衰退的阴霾，排外民粹政治运动在西方国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民主体制的合法性遭遇严重挑战；特朗普上台后开始拆解全球经济合作体制，把WTO贸易规则踩在脚下，不惜挑起贸易大战，让人不由得担心20世纪30年代世界动荡的历史是否会重演。
新自由主义革命与超级全球化
“镶嵌式自由主义”：战后秩序重建的基石
在战后头35年，“镶嵌式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体制，是因为有特殊的历史条件。
首先，在西方国家经历经济大萧条并吸取惨痛教训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被西方国家政治精英彻底抛弃。而主张政府积极利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与从需求侧选择性干预价格形成机制的凯恩斯经济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成为西方国家普遍奉行的主流宏观经济思想。
其次，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政治环境，都迫使资本家与劳工和中产阶级进行妥协。漫长的经济萧条和战争损毁，资本家所拥有的投资、定价和雇佣等自主权都被经济管制、物价控制、资源征用和实物配给等战争动员体制替代。在战后复原与重建过程中，资本家必须适应国家经济管制权力，所以，“镶嵌式自由主义”继承了这些既存的历史条件。
同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还面临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资本家必须与劳动阶级达成政治妥协。资本家被迫接受“管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市场监管、反托拉斯主义、劳动基准立法、金融国有化、高级距的累进税制，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等机制，抑制了资本主义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与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倾向，修正了资本拥有者与出售劳动者在市场中进行不对等交换所必然导致的财富与所得分配两极化倾向，并通过严格的资本管制与金融压抑大幅削弱资本家最重要的结构性权力，因为资本无法自由跨境移动追求最大利润回报，反而维持了阶级间权利关系的长期平衡与稳定。
更重要的是，“镶嵌式自由主义”为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稳固的社会支持基础和国家主导的补偿与扶助机制，让开放经济体系下的潜在利益受损者得到适当的救助与保护；同时，教育、培训、医疗保障、完善的基础设施与普及的公共服务，让更多的市场参与者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与发掘新的市场机会。“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让有利于西方经济快速重建与振兴的开放贸易体系得以确立。
实际负起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两位灵魂人物，一位是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凯恩斯，一位是代表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助理怀特。他们都认识到要深刻记取经济大萧条的历史教训。
第一，必须扬弃加诸各国桎梏的金本位货币体系，这套国际收支强制性平衡机制(美其名曰“市场自动调节”)，必然导致经济周期更大幅度震荡，而且剥夺各国政府的逆周期经济调控能力。
第二，要有效引导各国放弃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货币竞相贬值的重商主义手段，构建全新多边合作体制，重建国际货币体系与维持各国汇率的稳定，并以金融互助机制来协助成员国渡过国际收支失衡的难关；同时，推进更有效率的贸易自由化的多边谈判与协议，让各国同步减让关税与开放市场，并设置专门国际机构，负责督导各国履行贸易自由化承诺与调解贸易争端。
第三，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固定汇率制度，可以为各国战后经济重建提供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有助于各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控，而其先决条件是必须对资本跨国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
第四，西方国家已经无法维持帝国体系下与各殖民地的经济关系，必须通过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来重设西方国家与广大前殖民地国家的垂直分工和经济交换关系，而“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在把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福利国家体制）的积极妥协、需求侧的国家干预角色、金融监管与资本管制，以及自由贸易体制四者结合为有机的整体，为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