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依据、挑战和对策

 

2021年8月7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部分研究人员，围绕“学习七一讲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题，就“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讨。中信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同志主持研讨会，20多位从事党史党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参加座谈。

“以人民为中心”是“七一讲话”的主线，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灵魂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百年党史上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献。讲话通过回顾百年党史，突出了“人民”这个主题词，是对党的理论基础的重要升华。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佟德志等认为：人民史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史观的主线。党的历史就是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共患难的历史。将“以人民为中心”具体化，就是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九大报告，“人民”出现的频次持续增长。在实践中表现为领袖、干部、党员三个层次。党的领袖以人民为中心，做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以选票为中心。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是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骨干。广大党员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是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

“以人民为中心”具有充分的历史、理论和现实依据

与会同志认为，“以人民为中心”具有充分的历史、理论和现实依据。“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人民政治”是我们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要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必须超越现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从理论上做出阐释。“以人民为中心”是增强中华政治共同体内聚力的根本，有利于构建“政治同心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以人民为中心”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我们党对“人民性”及群众路线的认识过程。《马克思主义辞典》认为，人民是指在历史上一定时期内起进步作用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总和，其中包括正在进行革命和革新的剥削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我们党对人民的认识，是随着党的事业发展不同阶段而不断丰富的。毛泽东同志1921年指出，群众包括“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大革命之后，又认为左翼小资产阶级也是群众的一部分。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知识分子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建国之后，又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党逐步形成了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认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提出教育鼓动群众、反映群众生活和心声、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等重要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坚持群众路线，实行三湾改编、三大民主、土地改革，是党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重要秘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国跳出“贫困陷阱”、启动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坚持走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赢得了人民高度拥护。

“以人民为中心”是对政治理论的重大创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认为，“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理念，还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在经济上，有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公有资产，不实行私有制；政治上有为人民服务的政权，而不是财阀政治；社会上有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态，而不是推行“市民社会”；文化上保障劳动者尊严，而不倡导“金钱至上”的价值观。

“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党和人民互为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人民作为主体时，党作为客体。人民要实现自身的利益，必须通过党的领导来实现。另一方面，党作为主体时，人民作为客体，要顾大局、识大体、跟党走，两者互为主客，使体制顺利运行。中国共产党是整个人民的圆心，又以党中央为核心，党中央又以总书记为核心。同时，党又必须以人民为圆心，一切围绕人民利益，这样才能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人民性并不排斥阶级性。党不代表任何特权集团、利益集团，这是对苏联共产党打着“全民党”旗号实际上蜕变为特殊利益集团教训的总结。

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原所长黄平认为，“人民”是一个总体性概念，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一方面承认个人努力，承认阶层利益，另一方面强调“民”是一个整体，是中华共同体。“人民”作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核心词汇，能够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过程和目标的概念，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原有的阶级分析概念。“人民”是比无产阶级更大、更包容的概念，包括了各阶层的大联合、大统一，画出最大同心圆、取得最大共识。通过这个概念，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了。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徐俊忠认为，要进一步确立、阐释和弘扬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政治”概念。人民政治是政治文明新形态，不同于西方以社会精英集团之间围绕着执持公共权力而进行竞争博弈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政党政治。它坚持以人民为主体，以追求人民内部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协同合力为基本取向，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努力寻找人民参与管理的“全过程民主”的实现方式，并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它是人民的政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而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只属于既有钱又有教育的人群或阶级，参与政治竞争需要庞大的金钱支撑。这种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充其量也就是周期性地在不同精英集团中选择公共权力的执持者而已，被一些学者称为“选主政治”。

人民政治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特质和特征表现在：

第一，人民政治是寻求人民协同合力的政治。最突出特点就是不断在非同质性存在的人民中寻找共同利益，凝聚政治共识，形成共同的政治目标，结成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统一战线。习近平同志在建党百年的讲话中强调的“大团结大联合”、“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进一步高举这一旗帜。

第二，人民政治是高度重视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政治。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第三，人民政治是追求人民自己参与的全过程民主的政治。马克思曾经指出“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让“人人起来负责”的政治信仰。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同志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要探索人民自己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管理问题。他明确提出反对“一长制”的管理体制，以防止官员专权独断。“人民自己参与管理”思想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发源于西方政治的“权能分立”原则的合理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把它全面展开为包括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丰富内涵，并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这不仅是对于人民政治的一种更加明晰的概括，也是对于人民政治内涵的重要拓展。

第四，人民政治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在实践中要实现人民政治以上特点，一切都维系在能否形成一支忠诚于人民事业并为人民所拥护的先锋队上。在中国，能够担当起这一使命的，唯有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正确理解新中国的人民政治，要破除套用西方政治概念解读中国政治的迷思和误区，深入阐释人民政治的丰富内涵、伟大实践及其时代意义，为世界提供中国政治制度实践的新探索与新样本。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认为，全过程民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民主制度。以人民为中心是全过程民主的底色和归依，中国之治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条重要经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立足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确立了一套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全过程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区别于西方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民主的显著特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政府在民众中享有超高信任度，而这是其他国家政府或政党难以企及并羡慕不已的。人民民主不是仅仅行使间歇性投票权的狭义和狭隘的民主，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旨在保障和实现人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广泛权利的人民民主；全过程民主意味着民主的所有要素、所有环节一个都不能少；全链条、全过程的民主程序，为凝聚最大政治共识和全社会智慧提供了制度保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破除对西式“民主”的迷信，冲破西式政治叙事和逻辑框架的束缚，正当其时。丰富人民民主形式、创新人民民主实践，总结中国民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经验，提炼中国的民主观和政治价值理念，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当其用。

突出“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现实需要

潘维认为，政治共同体生存发展的竞争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两次世界大战证明，工人阶级也“有祖国”，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可以竞争与合作，毛主席在1973年提出“三个世界一条线”的抗苏战略，就是出自这种考虑。近现代中国教育、卫生、工业、科技、国防事业的现代化，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从政治共同体间生存发展竞争的视角，才能理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百年大党的至高使命。“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新纲领，也是崭新的政治理论，是中华政治共同体内聚力的根本。就规模（国民人口和国土面积之综合）而言，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政治共同体。规模巨大却依然拥有无与伦比的内聚力，根本原因是延续了同心圆形态的政治结构。党以人民育小养老的美好生活为中心，人民就以党为中华同心圆的圆心。国之命运取决于党的质量。中华同心圆政治结构是世界政治文明特殊的先进形式。规模和内聚力之外，生产力是国家生存发展的最大要素。中华政治共同体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创造”先进的无形产品。塑造“自古英雄出少年”和“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大环境，塑造“创新型中国”是我国生存发展的重大难点。中国人在技术上领先全世界，中华民族就能“强起来”，同心圆政治结构就会被全世界尊敬。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认为，“以人民为中心”是把握和凝聚民心的需要。1978年，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航程，正确认识民心，把握人民群众对实现现代化的期盼。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首先从否定前任、否定历史入手，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根本的错误是没有理解苏联的历史，没有理解苏联人民究竟要什么。

黄平认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和平做贡献的党。现有国际关系正在失序、失灵、失范和失控，西方利用所谓“规则基础上的秩序”打压我们。人类需要走出西方主导的世界规则，我们党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最终要为人类谋大同。这就要在国内政治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处理好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辩证关系，而不是消极地仅仅把人民当成被服务的客体对象。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彻到各项工作中

以人民为中心，要处理好三个辩证关系

黄平认为，以人民为中心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代表人民、为了人民，是党永葆先进性的政治基础。

二是人民的长远利益与国家的根本利益的统一。“人民”是一个复合概念，不是单个人的加总，而是一个总体概念，所以就存在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总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矛盾。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拥护、参与和做主，江山是不牢的。如果没有一个繁荣昌盛、安全统一的江山，人民也是不安的。

三是人民当家作主与党的领导的统一。内政着力妥善解决好住房、医疗、教育等人民最为关心的问题，为走向共同富裕提供社会政治基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走出丛林法则和零和游戏奠定世界政治基础。

以人民为中心，要敢于打破既得利益的阻力

北京大学教授李玲认为，福建省三明医改的经验表明，以人民为中心必须敢于打破既得利益的阻力。2012年以来，三明市启动医药、医保、医疗“三医联动”改革，9年来减少药品耗材支出124.10亿元，2020年全市人均医疗费用1678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全市人均预期寿命80.02岁，高于全国、全省人均预期寿命。2021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三明市沙县总医院考察调研时指出：“我很关注你们的改革。这是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觉悟担当。”三明医改成功，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实行综合配套改革、敢于打破既得利益。面对医疗卫生过度市场化、商业化的局面，党委、政府坚定政治决心，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人民提供。建立政府办医管医的体制机制，对“三医”进行集中统一领导。实行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改革方法，实行“三医”联动，彻底改变医疗、医保、医药“九龙治水”的管理体制，建立公益性的公立医院新体制，堵住药品耗材价格虚高回扣的漏洞，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医务人员的阳光工资，统一管理药品耗材的价格和采购。特别是三明医改破除了医药流通环节的利益格局，一度产生很大争议。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就必须敢于触动少部分人的利益，党和政府要支持这样的改革。

从全国看，“十三五”期间，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仍然突出，“十三五”期间，个人卫生支出增加了4919元，增加了41%。几乎等于GDP的增加（46%），人民获得感不明显。以人民为中心，就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们在人民健康这个领域完全可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进行竞争，在三明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从出生到死亡的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高水平健康保障，既是社会主义软实力的体现，也是一切发展的根本目的。

以人民为中心，要坚决反对“中梗阻”，反对部门的本位主义

张树华认为，在党中央和人民之间是有鸿沟的，这个鸿沟就是“中梗阻”，本位主义是党和人民的大敌，是我们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的最大阻碍。本位主义就是“肠梗阻”，是阻隔在党中央、总书记和人民之间的一堵墙。本位主义表现为部门利益至上，甚至同利益集团、特殊阶层、境内外的资本势力勾勾搭搭。建议进一步打通党中央和民意之间的上情下达、反馈的渠道，扳倒“部门大山”。

以人民为中心，要把群众路线作为工作方法，形成稳定制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认为，以人民为中心是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群众路线不仅是一种作风，也是我们党最重要的工作方法。我们党做一切工作，不是把群众作为和党对立的主体，更不是自上而下的统治关系，党和人民是一体的，党的决策要从群众中来，再通过动员和教育群众，形成和群众一致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赞成我们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说法，我理解就是不能够单纯地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地“执政”，站在群众上面、群众对面做工作，而是要像革命时期一样，自下而上地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说服群众。近年来涌现的三明医改、烟台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等改革典型，都是走群众路线的典型。三明医改中，重视听取普通医务人员的意见和诉求，将他们与少数涉及利益的医生区别开，成为改革的动力。烟台市创造性实施“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是靠下指标、一刀切地推动，而是市委组织部花半年多时间动员市县乡村各级干部，到群众家里做工作，确保群众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加入合作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目前，不少党员干部还不善于做群众工作，不少工作还没有充分地走群众路线。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利益分化，使得一部分领导在立场上更加亲近资本等强势利益群体。城乡基层组织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导致联系群众缺乏平台和纽带。一些干部过度依赖报告、督查，自己不愿意到群众中直接做群众工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工作方法上的官僚主义。应对这些挑战，要把群众路线作为工作方法，建立长效制度。

一是在思想上重视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基本工作方法。通过党的群众路线再教育、典型示范、理论宣讲等方式，让走群众路线成为一个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二是改进会议和调查研究，把顶层设计和群众路线、调查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召开多级干部会议、干部群众大会、全体党员大会等，避免层层传达、叠床架屋。鼓励上级机关“越级”联系群众，而不必经过层层部门安排。改进调查研究和智库咨询机制，鼓励领导干部、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

三是加强城乡基层组织建设，改进基层工作。各级各类部门都要直接做群众工作，而不是只有社区书记、街道书记才直接到群众家里去。

四是在走群众路线的过程中，选拔、培养、识别干部。建立领导干部定期参加基层工作和生产劳动的制度。

以人民为中心，要继续完善全过程民主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认为，以人民为中心，要继续完善全过程民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极限大考，标志着中国与美国及西方集团进入总体性竞争阶段，民主、自由与人权重新成为西方纠集队伍、统一思想、鲜明旗号的斗争武器。我们要避免两个倾向，一是不敢旗帜鲜明讲中国民主制度的优势，把民主话语权拱手让给西方；二是把对手的失败想当然地视为自身的成功，不能将中国式民主推向更深阶段和更高水平。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如何更好凝聚共识，画好同心圆，就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发扬民主疏通情绪、表达利益、有效参与、监督权力、凝聚共识、促进团结的功能，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就是其必然内涵。同时作为负责任大国，我国还要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共同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真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以人民为中心，在农村就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发挥群众首创精神

上海社科院国际战略中心主任周建明认为，在乡村振兴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第一，坚持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分”的改革，与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把群众组织起来，加强“统”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从农村破题，‘大包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当时中央文件提出要建立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践的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但‘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①面对全国甚至国际市场，一家一户的农民仅靠经验和勤劳已不能保障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农民普遍反映现在种地有“五怕”：一是不知道应该种什么；二是没有获取政策和市场信息的平台；三是没有农业生产的前期投资；四是不懂现代的农业技术；五是东西种出来了也不知道市场在哪里。这“五怕”反映了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已不能适应农业规模化、市场化的要求，即使延长家庭承包制，也不等于让农民吃上定心丸。有一种看法强调农户通过专业合作社，实现生产的适度规模化和现代化。②农民合作社作为经济组织，并不承担扶贫帮弱的功能，并不能解决“统”的问题。如果丢掉了“组织起来”的历史经验，丢掉了集体经济的制度优势，只突出“分”的改革，就无法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体制机制，无法确保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路上不让一户农民掉队，无法确保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总目标。这是在乡村振兴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首先遇到的问题。

第二，富民、为民与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关系。在乡村振兴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比较多地强调了富民和为民的问题，对于是否还要教育农民的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长期坚持家庭承包制，就意味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将长期作为我国农业农村的一种重要生产方式，它与按照五位一体总体部署的乡村振兴战略，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和对耕地的有效利用、防止面源污染之间，是存在矛盾的。以人民为中心，在乡村振兴中不仅要强调富民和为民，也需要重视不断地对农民进行教育，提倡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

第三，长期坚持家庭承包制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关系。人民主要是以“集体”（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农户这两种主体存在的。乡村振兴中的很多目标必须要靠“集体”才能办好。如果淡化或抛弃“集体”的概念来理解人民，实际上只剩下以小农为本位的农民，这就很难达到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也不利于农村基层政权的巩固，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就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因此，要把农村集体经济强不强与农民口袋鼓不鼓同等看待，都作为衡量的重要标准，予以高度重视。

以人民为中心，要加强党领导下的基层治理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王海侠介绍了研究党建引领北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情况。近几年，新疆社会稳定的程度超乎想象，群众说“社会主义在新疆”。这得益于国家对新疆的巨大投入，党政干部也付出了巨大艰辛的努力。同时，也得益于建立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基层治理结构，积极探索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多元协同治理，最终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其主要特点：一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占领阵地的关键，我们不去占领就会有其他人占领，不跟党走就可能跟极端思想走。二是在治理目标上，着眼于人民的生活需求。三是新疆在治理结构上做了一些有益探索，实施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让这三级能够联动。四是构建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元治理模式：政治领域突出党建引领，如党员和“团结关爱户”（受过极端思想影响、有过轻微违法问题的群众）结对子，做到帮扶解困救助到位、解决就业到位、解决家务事到位、环境整洁到位、思想教育心理疏导到位、法律宣传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到位。经济领域突出壮大集体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社会领域突出网格化管理，推进群众的自我治理。文化领域突出固守意识形态领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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