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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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四)

朱云汉 来源: 2022.02.16 13:08:27


 

自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之结果震惊世界以来,激进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政治风潮席卷了西方发达国家。特朗普上台后,更是动手拆解支撑全球化的基础架构。他把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推倒重来,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贸易战,让世贸组织陷入瘫痪状态。美国直接锁定中国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实行贸易与科技封锁,试图逼迫跨国企业把全球供应链移出中国;通过各种渠道胁迫自己的传统盟国,联手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试图打乱中国的产业升级步伐与经济增长势头。这一连串的政治举措,给全球产业供应链带来裂解风险。

全球化的脚步从2008年开始进入减速阶段,甚至出现局部倒退。例如,根据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发布的世界贸易监测数据,从2018年第四季度起就连续出现全球贸易额萎缩现象。从201812月到20192月,贸易规模的下行幅度达到1.8%。贸易额增长速度趋缓也十分明显,1990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规模占全球GDP的比重为39%,然后一路攀升到2007年的60%,但到2018年则缓跌至58%

另外,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外商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从2016年到2018年,全球FDI规模不断创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纪录,2018年又比2017年萎缩了将近1/5,规模只剩下1.2万亿美元。此外,一个衡量跨国供应链发展程度的常用指标,是各国进口中间产品(零部件)占全球GDP的比重,该比值自2008年以后,从占全球GDP19%下降到17%。跨境的银行信贷规模与全球GDP的比例,从2016年的60%大幅下跌到36%

如何正确评估逆全球化危机

我们如何判断全球化是否已经步入逆转的轨道?

首先要回答四方面问题:第一,全球化究竟是在演化之中还是在退化,哪一种趋势才是主导性的?第二,当前涌现的裂解全球化的力量和仍在推进全球经济融合的力量,谁更具有主导性?第三,全球范围内,抗拒与反对全球化和拥护与支持全球化的群体,哪一方更具优势?第四,支撑全球化的社会机制与制度安排基础是脆弱还是强韧的?是否有强大的束缚性因素或障碍?

贸易保护主义及措施并非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十几年来跨境贸易结构出现了四重深层变化。

第一重变化,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正在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从出口转为内需拉动,并持续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首先,制造产品更多地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中国GDP的构成中,货物和服务出口所占比例从200636%的峰值降到2017年的19.8%。与此同时,中国不断推进高端制造业发展,延深产业供应链,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减少对进口高附加值零部件、设备或软件的依赖。过去30年来,中国一直进口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做来料加工再出口,承担着“世界工厂”的功能,获得了零部件等半成品、设备等生产资料的制造技术,在获得竞争优势后,又发展成为新的出口产业。2000-2016年,半成品与生产资料在中国出口值中所占比例均提高10%以上,分别达到41.1%31.2%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到2018年,中国在出口产品中创造的附加值比率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国内的产业链垂直整合程度比日本还高。这些结构性变化反映在双边贸易统计上,必然会出现贸易额增长趋缓,原来需要进口的高附加值生产设备与零部件开始改为由国内供应,原来在中国国内组装的终端消费品,现在转移到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孟加拉国、墨西哥甚至非洲工厂,而中国厂商则成为这些海外组装生产所需的设备与零部件的供应来源。

从世界范围看,2007年以后,在发展中国家制造的产品已有越来越高的比例直接供应当地市场,越来越高比例的零部件改为在当地采购,由此,最近10年来世界贸易规模的增长速度低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

第二重变化,世界贸易流向的主轴出现结构性的变化,打破了战后70年的基本格局,同时也扭转了全球化的运行规律。二战后,世界贸易活动主要是围绕着富裕国家的需求展开的,基本上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加上以色列与日本。世界贸易活动的主体是富裕国家彼此间的出口,以及非富裕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主要是原材料、能源与初级加工品)。从战后到20世纪末,富裕国家彼此间的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一度曾达50%以上(90年代初),非富裕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多年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在25%以上,以富裕国家需求为导向的出口活动几乎占世界贸易的2/3。同期非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所占的比重长期以来都在10%-14%之间。

21世纪以来,贸易流向的格局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连续超越日本、德国与美国,快速攀升为第一大贸易国;同时,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模都出现快速的增长。非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比重不断增长,而富裕国家之间的出口比重则一路下滑,两者已经旗鼓相当。

当前,以非富裕国家为导向的出口不会受中美贸易战干扰,反而可能受惠于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它们会接收部分从中国移出的生产线,而且中国政府与企业还会以更大的力度,来协助这些经济体开发潜在增长能量与消费需求。以非西方国家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出口,将逐渐成为世界贸易的新主轴。

第三重变化,最近几年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主要因素是自动化生产技术的突飞猛进,而保护主义的作用反而居其次。如果某类高价位产品的制造可以大量利用智能机器人替代人力,跨国企业就可能选择就近在美国或西欧建立生产基地。在新技术条件下,选择离岸生产的诱因降低了,选择缩短全球供应链以更贴近消费者,同时也可以规避贸易战的风险。

事实上,技术驱动的全球产业供应链布局调整是全球化演进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过去30多年的全球产业链就是因应集装箱运输、长途通信、电脑存储器与运算的成本急剧下降而生的。

不过,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趋势并不乐观。美国制造业空洞化已久,美国本土已缺乏完整的产业供应链。多数美国跨国企业最擅长的还是产品研发、品牌经营与全球运营管理,而这些生产活动仍占据价值链的主要部分。

第四重变化,是世界贸易活动中实体(thetangible)产品的交易价值比重会逐步下降,这是数字经济与产业智能化时代的必然趋势。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统计,过去10年服务贸易扩张的速度要比货物贸易高出60%,而且这个数值是被严重低估的,因为有很多种类型的服务贸易是通过网络交易,或非正式渠道交易,或个人境外消费的,很难有效追踪与统计。此外,目前有很多网络科技公司提供免费社交媒体或电子邮件账户服务,而这些服务其实都是有真实价值的。

裂解的风险空前严峻

最大的裂解风险来自美国鹰派的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这与全球化所需要的互通、互联、互惠、互补、互信、互助与互依思维格格不入。美国为了达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动用各种阴谋手段破坏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离间中国与其战略伙伴和经济合作伙伴的关系,不惜损害美国的长期国际信誉,以最粗暴的政治与法律手段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他们不惜使现有的多边贸易体系功能陷入瘫痪,拆解过去30多年跨国企业所搭建起来的全球产业供应链,剥离中国与美国两个社会在金融、科技、卫生、环保、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密切交流与合作,更不在乎美国的移动通信系统可能因此落后于最先进的5G科技潮流。

中国已完全融入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全面冷战会把逆全球化带入新的阶段,全球经济将划分为两个不兼容的经济集团。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技术和数据的贸易都将受到严格限制,数字领域也将变成“分裂网络”,西方和中国节点可能无法相互连接。

在因应美国的贸易战打击时,中国最佳的策略是广结善缘,而不是与美国正面进行政治拔河。中国将以更大的力度深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也会坚持对外开放,让全世界的生产者、企业家与投资人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巨大商机,中国人的智慧是有容乃大,中国也将继续欢迎美国企业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并提供更友善的经营环境。

融合的力量仍大于裂解的力量

如果我们的目光超越西方媒体所关注的新闻焦点,我们就会看清楚,持续推进全球化演进的融合力量明显大于裂解力量,但前者是默默进行,而后者是敲锣打鼓闹事,其表面声势往往超过融合力量。

过去30多年推进全球化的主要行动者是跨国企业与跨国金融机构。但在网络时代与数字经济时代,我们更需关注虚拟世界的非实体商品跨境交易、去中心化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联结,以及绕过传统金融机构与支付系统的跨境网络金融活动。

过去10年,外资流入非洲的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两位数左右,在较差的2018年仍维持12%的增长。此外,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含中国)FDI也在持续增长,许多新兴经济体也纷纷加入FDI来源国行列,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07年的规模不到500亿美元,到2015年就已接近1500亿美元,而且首度超过FDI的流入规模。在流向非洲的FDI之中,除了美国、英国、法国与荷兰这些传统来源地之外,中国、南非、新加坡与印度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来源地。

跨境电子商务是重要的全球经济新的融合机制之一。这个新兴的商品交易渠道,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个体户、微型企业与农民合作组织,可以通过网络交易平台直接通向终端消费者,为全球中小企业及年轻人进入世界不同市场降低贸易壁垒,提供更为公平的渠道。中国是全球电子商务发展得最快的国家,也是电子支付系统最先进、使用最频繁、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中国还将这个网络时代的先进经济模式推向全球,协助发展中国家建立电子商务平台。

网络与数字科技是加速全球经济与社会融合的最重要机制。如今数字与通信科技让远距离通信、视频与巨量信息传递接近免费。目前全球互联网使用者的覆盖率已达50%,全球有36亿人可以享受网络世界带来的各种机会,从沟通传播、协调、社会动员、出售劳务、金融交易、教育学习,到网络犯罪。

网络通信与数字科技让极其复杂的全球产业供应链可以跨越国境藩篱而无缝衔接,几乎可以达到分秒不差甚至毫厘无误的境界。网络联结让无数的个体户与微型企业可以直接参与全球市场,让个体生产者、设计者、消费者、借贷者可以弹性地进行协作与资源整合,在区块链技术与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的蓬勃发展下,也有越来越多的跨境金融交易与资本移动,可以绕过传统的金融机构、跨境支付系统与国家监管的换汇机制。网络科技也让全球科学社群融合成一个实时交流、分享与紧密分工合作的知识社群,巨型科技项目的跨国分工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基础科学研究的典型模式。

创造更多的利益攸关者

全球化不断在世界各地创造更多的受益群体,全球化的潜在利益攸关者将持续增长,最好的例证就是非洲大陆。

非洲是当前世界FDI流入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过去最贫穷的“黑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2018年引进了320亿美元外资,增长率高达13%20183月正式签署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greementAfCFTA),在55个非盟会员国中已经得54(厄立特里亚除外)的签署。

拉动非洲经济增长的最大助力,来自中国提供的出口市场、开发援助、长期融资技术合作、直接投资,以及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从2000年到2017年,中国与非洲双边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0%,投资的增长速度同样惊人。

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参与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印度、美国与德国的总和。到2025年,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将达到4400亿美元,并从制造业和资源领域,延伸到服务业和物流业等领域。这些企业在制造业领域的生产总值占非洲制造业总生产量的12%左右。

中国推动的许多大型基础设施都是覆盖整个区域的。最突出的就是由中国电信带领通信设备厂商启动的“中非共建非洲信息高速公路”项目。该项工程将铺设“八横八纵”宽带骨干光纤网络,覆盖整个非洲大陆。骨干网络长度达15万公里,穿越48个国家、82座城市,投资金额150亿美元,预计2023年完成。这个计划将带领几亿非洲人一步跨入宽带网络时代,并带动沿线国家规划宽带发展计划与网络经济。

中国物美价廉的科技产品,让非洲广大的低收入群体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消费能力跨越。例如,在非洲大陆广受欢迎的中国智能手机与移动通信设备,让数亿非洲消费者立刻跨越了数字鸿沟,甚至让千万落后农村可以与世界同步分享最新的信息与知识。

中国企业也让数字电视走进非洲最偏远落后的农村。收看世界各地电视节目曾是非洲少数精英的特权,每月要付70美元起步的卫星电视费用,而且还只有少数几个频道可选。2002年,北京四达时代公司在非洲推出了世界上价格最便宜的电视套餐,一个月最低4美元,而且有上百个频道,用户已经逼近1000.2015年,中国领导人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启动“万村通”工程,这个项目为撒哈拉以南25个非洲国家1万多个村落安装、接通卫星电视信号。

建设基础更厚实的全球化模式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全球化方案。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携手合作,建设基础更厚实的全球化模式。

新亚欧大陆桥的代表性标志就是中欧班列的开通。自20113月从重庆到德国杜伊斯堡的渝新欧班列正式开行以来,8年间,中欧班列运输网络已经覆盖中国56个城市,在欧洲联结15个国家的49个城市,还有通往越南、巴基斯坦、伊朗的支线,运输路线将近70条,每年都有增开的路线。从中国城市经由陆路与海运把集装箱运到欧洲内陆城市的时间,从33-45天缩短为13-21天。中亚国家与俄罗斯沿线的铁轨改造以后,更可以缩短为7-15天。目前中欧班列的运输成本已经降到只有空运的1/5,许多班次较密集的路线已经不需要政府补贴。原来从欧洲返程的集装箱缺乏足够货源,经过中国企业积极开发进口货源,以及改善沿途冷链仓储运输设备以后,不仅大批的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装修建材、电子产品和木材等可以从欧洲国家运回,各种原来依靠空运的保鲜食材也开始源源不断运往中国。现在一些中国的超市或饭店可以买到从欧洲与中亚进口的各类食品和日用品,包括肉类、红酒、巧克力、矿泉水、谷类、蜂蜜、咖啡、茶叶及乳制品等。

建立高度依存和高度融合的全球经济体系

客观分析,当前支撑全球化的基础架构是整体强韧、部分脆弱。

当前的全球社会是由各国家政府之间、企业和政府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协议,各种法律安排和规范交织、叠加在一起,才能让我们完成看似简单的跨国穿越。就是这些严密的多边体制,以及与其对接的国内治理体制和法律安排,建立了高度依存和高度融合的全球经济体系。

今日的全球社会,不仅仅是经济高度一体化,所有涉及人类社会生存的重大议题,都有相对应的全球治理规则。它们有些是政府间签署的,有些是民间专业组织自行推动的。这些治理规则及相应构建的治理机制承载很多制度,履行很多规范,为国家、企业、非营利机构、个人,以及所有跨国行动者之间进行的交往、交易和移动提供可依赖的秩序。跨国企业才可能在全球范围有序运营。

但全球化的结构也有其脆弱的一面。例如,“9·11”事件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刻下令境内所有飞机停航、机场关闭,所有正飞向美国的国际航班折返,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的边境关闭,所有正驶向美国港口的船舶一律在外海停泊,华尔街股市无限期休市,等于是让全球经济体系大范围停摆。美国政府背负着巨大压力,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跨境货物、人员、信息与资金的常态流动。

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运作仍需仰赖国家公权力的配合。而这些机制都需要政府间的协议与互惠合作。此外,也需要通过政府间多边体制与政策协调机制,确保国际公共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最关键的国家行动者仍是那些极少数对全球经济有系统性影响力的政府,世界经济与全球社会仍在这些极少数国家行动者设定的基本框架内运行。因此,支撑全球化运作的基础结构仍可能受到极少数关键国家行动者的干预阻断甚至破坏,而导致全球经济活动出现震荡、无法正常运行,或被迫进行重新配置。

在特殊情况下,美国的庞大国家机器的确有能力让全球经济体系关键环节的运作出现大范围的短暂瘫痪。还没有其他国家拥有与美国等量齐观的这种制造系统性干扰、震荡、阻断与破坏的能力。欧盟下辖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与第二大储备货币,中国下辖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最大制造业平台与最多数量科技专利,它们虽有部分能力,但无法与美国相比。

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见到全球社会紧密的经济依存关系所依赖的基础结构受到干扰,全球化已经让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程度达到经济连体婴的程度。逆全球化的代价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其损失难以估计和承担。

美国政府的力量也有极限

虽然美国对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转拥有强大的干扰、阻断与破坏能力,但美国也是当前全球化体系下最大的受益者。2017年美国消费了全球17%的能源,总体商品与服务消费规模达到13万亿美元,比整个欧洲还多出38%。美国还靠发行国债与印发美元来长期透支消费,同时还可借助它拥有的跨国商务与金融基础设施、技术规范与市场规则主导地位,攫取巨大的商机与特权。

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即使美国政治精英把维护美国霸权地位视为最优先的国家战略目标,也会尽量保障美国在全球多边体制与产业价值链的优势地位,而不是像特朗普那样采取激进单边主义措施。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一度对全球化的基础结构带来巨大威胁,但很难贯彻到底,也不易持久。华为事件让我们见识到美国国家机器的蛮横与粗暴本性,它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罗织罪名构陷无辜,也显示出在国际体系日趋多极化与超级全球化时代,强大的美国政府也有其能力之极限。特朗普政府用尽了“洪荒之力”来封杀华为,上演了一幕旷世丑剧——一个超级大国居然需要动员整个国家机器来对付一个5G通信设备厂商。但无法把华为一枪毙命。

过去,里根政府封杀日本日立公司的半导体部门,奥巴马政府利用《反海外腐败法》击垮法国阿尔斯通(Alstom)集团,都是手到擒来。而今日华为有中国政府与中国市场作为靠山。尤其在中国政府于20216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后,中国政府有了法律武器,可以对有关国家的实体与个人实施相应反制措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此外,华为的先进技术实力、多重预备方案的后手准备,以及在全球通信产业供应链中的长线战略布局,也的确超出特朗普团队的想象。华为的芯片供货商英特尔、高通、赛灵思均私下游说新政府的商务部,希望针对华为禁令网开一面,他们担心未来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会受到挤压,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

全球化带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所有国家都被紧密的跨国产业价值链、粮食与能源供给链、全球信息网络、科技合作机制、跨国融资平台与交叉股权结构捆绑在一起,共同创造并共享由此产生的巨大经济红利。另一方面,所有深度融入这一过程的国家,都暴露于其他国家可能把相互依存关系作为武器使用的风险之下,融入程度越高则风险越大。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就是建立在一层层相互保障、相互承诺与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

美国既是过去30多年全球化的塑造者,也是当前全球化面临风险的主要来源。美国作为后冷战时期唯一超级强国,其权力基础正在不断流失;,随着全球制造业活动重心不断向亚洲转移,美国的决策者把相互依存关系当作进行“无硝烟战争”武器使用的冲动就会上升,这必然会折损其他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货币、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的信赖,多数国家试着寻求约束美国任意性的制度安排,或设法绕过美国主导体系而开辟替代性安排。

美国政府对所谓敌对国家进行无硝烟战争的撒手锏之中,威力最大的就是金融封锁与因特网封锁。不过,即便在美国与苏联对峙关系最紧张的时候,这些撒手锏都仅仅在小范围内使用,只是针对特定的苏联政治人物、银行或企业。对俄罗斯进行的经济制裁,原拟将俄金融机构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之外,切断其与所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正常业务往来,这将给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与国际收支带来严重后果。不过,在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大力劝阻下,美国与欧盟最后没有实施。

SWIFT相当于国际金融体系的神经中枢。美国对SWIFT拥有多重的实质掌控机制。如果美国政府欲将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排除在SWIFT之外,那后果是什么呢?

首先,美国金融机构与中国大型银行之间有盘根错节的交易关系,这些涉及天文数字且层层叠加的金融交易合约,一旦出现大范围的违约,必然会引爆连环违约,将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灭顶之灾。

中国是美国国债境外第二大持有者,可以说中国是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最重要支柱之一。如果美国要排除中国使用美元支付与结算体系,与中国进行全面金融脱钩,等于拆毁自己的金融基础。果真走到这个地步,中国将会尽力建立人民币货币圈,要求主要贸易伙伴及自己的进出口商改用人民币报价与结算,并全力推进以人民币结算的债券、石油期货、黄金与大宗商品交易等金融交易平台,大幅增加与美国以外国家央行的换汇规模,以便利双边贸易以本币结算。中国人民银行也必然同步改采以国债(就是以未来财政收入为担保)搭配一定比例黄金,作为货币发行准备。中国在2015年已经启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CIPS)。而CIPS的功能之一本来就是作为SWIFT的备用系统,完全可以处理其他币种的跨境支付。

长期来看,像SWIFT这种在电报时代成长的机制,未来最大的竞争者将是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国际支付系统。中国政府未来可以考虑支持一个以赋予人民币合理权重的去中心化网络支付体系,作为节制SWIFT独霸的平行机制。

美国对特定国家实施因特网封锁这个选项,在2016年以后已经很难启动。在各国政府代表长期交涉下,美国政府勉强同意放弃对因特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的排他性单方管辖权,换取以巴西与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放弃将ICANN纳入联合国体制的主张。ICANN与美国商务部签订了去除一切控制和监督的最终协议,理论上,美国政府已经无权直接下令ICANN撤销某个国家的特定网站域名(也就是让这些域名所指向的网站从因特网的世界中消失)。在特殊情况下,美国政府还是可以片面主张ICANN仍必须接受美国司法管辖,并通过对根域名服务器的管理权来封锁特定的域名网站。所以,当美国商务部把中国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时,很多人担心美国的长臂司法管辖也可能延伸到网际网络领域。因而像ICANN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最关键的全球基础设施管理机构,应该纳入联合国体系,享有超主权机构的法律地位。

当中国开始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网际网络使用者时,中国境内也开始增设根域名服务器镜像,美国过去独享的网络治理单方管辖时代已经结束,美国想单方面对其他国家进行全面网络封锁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

2015年到2018年由中国牵头的“雪人计划”实验,就展现了在IPv6技术规范下全球新增25个根域名服务器的可行性,这是通往网际网络治理模式全面去中心化的重要一步。“雪人计划”也成功帮助中国掌握了DNS根域名服务器的运行和管理技术,为下一阶段在中国快速铺设以IPv6为基础协议的因特网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

美国想要扼杀中国倍感吃力,它已认识到,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已经难以撼动,靠挥舞贸易战大棒就让中国屈从是不现实的,想用经济脱钩的筹码逼迫中国改变自己的体制更是异想天开。美国高科技产业领袖对于中美科技产业脱钩的趋势,是忐忑不安的,因为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可能危及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长期竞争优势,也会动摇美国高科技龙头在诸多高科技系统平台上的独占地位,这是一把双刃剑。

从这个角度看,中美间爆发全面冷战的经济代价,是绝大多数美国选民与企业都不愿意承受的,因为他们可能永久失去中国市场;一旦中国全力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供应链体系,许多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高科技企业必然要蒙受巨额损失。

中国的作用十分关键

整体而言,全球化仍在演进,而不是退化。全球化仍具备充沛的前进动力,我们不要忽视广大沉默的利益攸关者,更不要低估非西方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广大潜在受益者对全球化的拥护,逆全球化的成本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了。

反全球化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是少数,而且主要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超出这个范围以外,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能量。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虽然局部浮现出一些裂解或逆全球化的力量,但是再联结或深化融合的力量也在同时涌现,其远大于裂解的力量,而中国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携手合作,共商、共建与共享基础更厚实的全球化模式。中国还会持续开放市场,搭建新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深化与大多数国家(但可能不包括美国)和地区的经济伙伴关系,引领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的修正,把包容性增长目标放在更优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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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顾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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