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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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

何吉贤 张翔 周展安 来源: 2022.02.16 13:25:59



 

20世纪中国”及其历史叙述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大陆众多重要小说家陆续投入相似类型的创作,就是通过一部长篇小说(或者系列长篇小说)叙述“20世纪中国”的长时段历史。他们感到从整体上把握和叙述“20世纪中国”的时机已经来临,故试图提供不同于正统历史叙述的新叙事,这些努力已经衍化成一种可以称之为“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

一大批重要小说涌现于这一潮流之中。《古船》(张炜,1987)、《白鹿原》(陈忠实,1993)和《穆斯林葬礼》(霍达,1988)是最初的标志性作品,较近的则有贾平凹的《秦腔》《古炉》《老生》《山本》,以及莫言问鼎诺贝尔奖时被重点提及的《丰乳肥臀》、《蛙》和《生死疲劳》均为此类创作。以茅盾文学奖为例,从第三届(1988)以来,28部获奖作品(不包括第三届获荣誉奖的两部)中近半作品是此类创作,例如,第三届(1991)的《穆斯林葬礼》;第四届(1994)的《白鹿原》;第五届(2000)的《长恨歌》(王安忆)、《尘埃落定》(阿来)、《茶人三部曲》(王旭烽);第六届(2005)的《无字》(张洁)、《历史的天空》(徐贵祥);第七届(2008)的《暗算》(麦家)、《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第八届(2011)的《你在高原》(张炜)、《蛙》、《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第九届(2015)的《江南三部曲》(格非)等等。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中国著名小说家多有此类创作,例如张炜、韩少功、莫言、贾平凹、王安忆、李锐、刘震云、阎连科、刘醒龙等,似乎“重述20世纪中国”已经成为这一代作家考验自己的文学能力、衡量自己的文学贡献乃至面对自己人生的一种“隐秘测量”。

由于卷入“重述20世纪中国”的重要作家较多,重要作品较多,影响范围较广,持续时间较长,“重述20世纪中国”堪称近30年来最为重要的文学现象或者文学潮流之一。不过,至今少见关于此潮流和现象的专门研究。

将“20世纪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是在20世纪走向终结的时候才出现的现象。与此相应,“重述20世纪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在90年代后蔚为潮流。

在人文社会学科过往研究中,“20世纪”这个词有不同的含义:一种常见用法是公元纪年的20世纪(1900-1999年)。而文学研究界常采用的涵义是钱理群、陈平原和黄子平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其中的“20世纪”后来经常向前延展到晚清。另一种用法则强调20世纪是革命世纪。例如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所称“短促的20世纪”:上限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下限设于苏东剧变,即革命世纪的“开端”和“终结”。杰奥瓦尼·阿瑞基在其《漫长的20世纪》则提出了“漫长”之论。汪晖认为,中国的20世纪是“短20世纪”,即从辛亥革命(1911)前后至1976年前后,70年代后期至1989年间的“80年代”,是中国的“短20世纪”的尾声。[1]

从近30年“重述20世纪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来看,核心问题是如何评价、理解和叙述20世纪中的“中国革命”,这是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创作者们共同关注的对象,也是社会意见分歧的焦点。与此相应,在这些“重述”的作品中,最为多见的是叙事节奏从革命开端到整个革命进程,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其中改革开放时期又往往被认为是“后革命”时期。

从整个社会思想来看,“重述20世纪中国浪潮兴起之时,李泽厚、刘再复等学者提出的“告别革命”的论题,成为20余年来中国思想界引发众多争论的核心议题,文学领域的“重述”潮流与这一重要思想变化之间,存在很强的互动。例如,贾平凹在最近出版的《老生》“后记”中非常清楚地指出,其核心问题仍然是“告别革命”。因而,大致可以说,“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革命世纪”的重述。

通过长篇小说重述“20世纪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反写,但我们这里所说的“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并不限于批评界一般所称的“新历史小说”。在文化、思想领域,在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尤其是在革命史阐释权的争夺日益激烈的今天,“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已经深刻地镶嵌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这个重述勾连着对不同历史价值的追索和确认。   

即使放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当代中国文学中这种对重述历史的热衷也是绝无仅有的,但当下中国的这波“重述20世纪中国”历史的潮流所针对的,主要不是小说叙事形式、语言、艺术风格的变革,而是历史观和历史价值的变化。当然,由于要在新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视野下重新建构历史,创作中会出现和强化某些文化、地域性的因素,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形式表达。但这些并不是可与“重述20世纪中国”这样一个潮流性的文学现象相配的重要文学形式的变化。我们可以说,这一文学上的重述潮流,是一个内在于当下文化和思想变动并作为当代思想文化变化重要表现的潮流,要对其作出评判和批评,需要超越于纯文学的视野。

“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的多元构成

在上述潮流中,那些意在颠覆或者解构的书写方式,那种把过去的革命历史小说整个地嘲弄了的书写,以及所谓新历史主义的书写,并不是更需要重视的。严格地说,这些都是对以往的革命史观在形式上的颠倒,并没有刻意建立自己的史观,在眼花缭乱的20世纪重述中仍是同时代的主流史观,只是大多数作家有意无意地遵循了自己同时代的主流叙事逻辑。这股潮流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蔚为大观,这一起源本身就提示了主流历史叙事的深刻影响。

在“告别革命”成为80年代以降的基本诉求的大潮中,嘲弄和解构革命历史小说有多少新意吗?更值得重视的是王安忆、韩少功等作家,在整体上,他们尊重以往的革命史观,并试图沉入20世纪中国的内部,去总结20世纪中国革命的经验,检讨以往史观的局限性。对这一潮流中的作品需要做一定的分类,有所侧重地加以研究。

从整体上看,近30年来,中国作家对“20世纪中国”的重述是多元的,我倾向于区分为三类。数量最多的一类是作为解构者或颠覆者出现的,它们与作家们在成长时期熟知的革命历史小说等叙事之间或多或少存在一种文化对峙。例如,《古船》《白鹿原》《生死疲劳》《老生》等等。另一类则比较强调文化调和,试图呈现不同方面、不同时代的综合。例如,霍达的《穆斯林葬礼》凸显了文化追求、经济利益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与综合,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融汇。还有一类比较强调发掘20世纪历程中那些有活力、有价值的要素。

“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是与世界范围内的“冷战”终结、“历史终结论”流行一时密切相关。一些评论家在评论阎连科的《四书》时,将它与帕斯捷尔纳克等前苏东作家的作品比较,原因就在于都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重述20世纪中国”的核心其实是要反思和“检讨”20世纪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在当前的思想光谱下,重述会遇到两大问题:怎样理解20世纪进程中的连续和断裂的问题;怎样表述文化在20世纪中的展开形式及作用问题。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它是两千多年的文明史中非常独特的时期,断裂的程度是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所不具备的。“20世纪中国不是能在一般的历史演进中推演出来的产物,恰恰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反历史的。创造新世界、跟过去决裂的强烈愿望最后产生出一种政治的动力和合力,推动革命事件的持续发生,但离开对革命性的理解,很难叙述“20世纪中国的历史。

无论基于启蒙视野、革命视野还是现代化视野,我们都不会否认“20世纪中国”是一个现代文化创制和普及的过程,它是塑造现代民族国家,型构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前提。伴随这个过程的是传统士绅阶层的解体,而一波接一波的社会和政治革命更是打破了固有的社会阶级分野,创造了一个社会相对平等的现代化前提。在这个现代文化的创制过程中,在当今“后革命”时代,伴随着大多数人有能力享受文化成果的同时,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的过程和现代化的前提,在文化作品的历史叙述中却往往被忽视。当人们叙述“20世纪中国”文化的时候,描述的重点是那些“民国范”的现代精英或传统乡绅精英,而底层民众及其形象却日益被粗鄙化、流氓化。这一倾向在叙述20世纪上半叶战争时期的作品中尤其明显。实际上,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人民战争和土地革命,包含着对流氓、黑帮的改造,新人的再造与社会的再造,是革命运动非常核心的议程。

除了重新激活“革命世纪”的意义,我们也要直面“革命世纪”内部包含的难题。

绝大部分“革命历史小说”在推崇和肯定革命之必要性与合理性的同时,并没有对革命面临的难题有充分的认识,特别突出的是那种对“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的赞美与铺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劳苦群众是那些被剥夺殆尽的人们,他们自身首先需要锻造成为“主体”,而离开革命的实践,是不可能自动成为“主体”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一方面是社会和政治的革新,一方面是主体的锻造。因此,“人民”是处在一个永远在创造的过程中。

社会主义革命必然面对数不清的难题。但是,建国以后的很多革命历史小说对这些难题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多数作家是站在“革命已经胜利了”这一认识上来写作的。因此,不可避免在作品中传递出一种“胜利者意识”,不能正视现实本身。如上述,80年代以降的“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体现了一种历史终结的意识,但其实过去的革命历史小说也有一种历史终结的意识,这是内容完全不同的终结,但都包含了对现实难题的无视。我们研究“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首先要分析这股潮流对于“中国革命”的描述,但同时也应该分析他们对于当代的现实问题是否具有阐释的能力。说到底,“革命”不是在头脑中就可以告别的。

 

20世纪中国”的自我表达、重述与再重述

   中国的“短20世纪”伴随着战争与革命、侵略与反侵略、创新与复辟、追求平等及其反复,也充满着动荡、暴力、阴谋和苦难。近30年“重述20世纪中国”的作品,对“20世纪中国”激荡而复杂的历史已有丰富的展现,提供了多重的角度和面向。我们的讨论围绕以下相关问题进行:“20世纪中国”与乡村叙述,“20世纪中国”与文学叙述中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危机,乌托邦与“20世纪中国”,新秩序的建立与新社会图景的缺失,“真实”与历史叙述,等等。这些问题既包含在20世纪历史的自我思考和表述中,也体现在“重述”潮流的文学文本中。

把握这些“20世纪中国”的不同脉络,是将我们的讨论历史化的基础。“重述”潮流有一个潜在的对话对象,那就是在历史展开过程中的自我表述。在具体展开“重述”潮流的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把握20世纪进程中那些“自我表述”的关键要素。

可以说,革命本身即叙事。今天中国社会意识已经出现多元的状况,“重述”潮流只是多元叙述的一部分。

需要关注文学创作中新的“再重述”潮流兴起的可能性。随着近年来社会分化的累积、社会思想辩论的扩展,青年一代的社会意识状况已经与50后、60后一代的思想状况颇不一样,这种差异会在文艺创作中表现出来。在更多元的历史视界中总结前30年的“重述”潮流,对于一个更为丰富、更有自觉意识的“再重述”时期的到来,是有意义的。

 中国的“20世纪之所以仍对当代有意义,不仅是因为在它的历史中包含的动荡、暴力和苦难,而且是因为它对于所有这一切的挑战。在动荡的潮流中,有主流和支流之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才是主流。这个主流也构成判断中国当下思想状况的基本坐标。文学上“重述”潮流的意义也需要在这个坐标上来加以判定。

20世纪开端的“断裂”意志及其消失

与以往历史断裂的自觉意识,构成了整个现代史的起点,是“20世纪”在史观上一个根本的表达方式。对于即将迈入20世纪的变革者而言,断裂首先表现为将过去的历史做整体性的把握并与之一刀两断。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宣称汉代刘歆“篡乱伪经”之后两千年都是“奉伪经为圣法”,将两千年历史的正当性一笔抹杀,他在《孔子改制考》中则连六经本身的真实性也加以动摇。谭嗣同提出“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章太炎用“国故”来指代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而试图“论衡”之。康有为将孔子的历史基础完全抽掉的“尊孔”行为,与章太炎的“诋孔”一道,成为之后新文化运动反孔反传统的先声。

众所周知,“断裂”更是新文化运动的明确意识。《新青年》《新潮》等杂志的名字,《新的,旧的》《青春》等文章,都在体现着这一特点。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中宣布1915年之前的历史应全以“古代史”目之。而从20年代后期开始,以“新”命名自身的新文化运动也需要以辩证的“断裂”态度来对待了。毛泽东在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话中,在肯定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的首先觉悟之后,也清楚告诫,如果知识分子不能走和工农民众结合的道路,“将一事无成”。虽然,不仅旧事物,而且新事物也需要在变动的历史形势中否定和扬弃自身,这个逻辑贯通了整个20世纪。

“断裂”意识凸显的是新的主体的创造能力,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所谓断裂,是在“与工农民众结合”这个具体的道路中展开的。说到底,“断裂”意识所要斩断的不是中国历史的全体,而是梁启超所说的“君史”和“二十四姓之家谱”。只有通过这种“断裂”意识,原来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的底层民众才能活转过来,他们的生产、斗争、创造、发明才能昭告于世。没有断裂,就没有延续,就没有现实,这是断裂和延续的辩证法。

“重述”潮流对20世纪开端的叙述,大体上并没有呈现“断裂”的气息,更多的是王朝兴替的成败氛围,和原有社会逻辑的延续。例如,《白鹿原》所讲述的最初变动发生在朱先生调停清廷巡抚方升的二十万人马对“反正”的张总督的进攻,这是一次王朝更替过程中的普通劝说,每一方并没有表达自己对于“革命”的态度。《古船》(张炜)对于20世纪开端的倒述,呈现的也是历史的延续性,“古堡”与老隋家的“下老洋”,承续的是近代已有的粉丝工业生产与海洋贸易。

李锐的《旧址》(1993)对“革命”的叙述开始于1927年,对1910年则是作为延续的历史一笔带过。在此后的作品《银城故事》,李锐写同盟会银城起义指挥刘振武的失败,与以往王朝的民乱故事并无太大区别,主要关注的是家庭兴衰和个人生死,但中间缺乏对于革命意识的叙述,这种写法以让革命消失的方式表达了对革命的态度。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开端部分写民国初年“村长的谋杀”,基本内涵也是“改朝换代”之际的个人恩怨和仇杀。

这些“重述”小说从一个方面显示“革命”叙述出现的重要转型,即从关注“革命”和“再造”,转而关注家族的兴衰荣辱和个人的生死成败。20世纪开端时期的经典作品如《阿Q正传》,注重从内在脉络叙述革命的契机、问题和挑战,这些叙述建立在肯定和认同革命价值的基础之上。而“重述”潮流叙述转型的核心是价值观的转变,这也是“20世纪”终结的一个清晰标志。随着价值观的转变,“革命”叙述的基本模式不可避免地从内在叙述转向外在叙述,“革命”不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于是“断裂”意识已经在“重述”作品中消失了。

“革命世纪”的自我表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统一战线破裂,国民党走到了工农的对立面,共产党脱下了知识分子的长衫,日益工农化、本土化。这一事件之后,革命文学崛起,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大讨论展开,毛泽东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这一时期的革命文学可以看作寻找社会变革主体的文学表达。其中茅盾的经典之作《子夜》不仅是对30年代中国“现实”的“科学”刻画,而且是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形象化确认。“20世纪中国”的自我表述,有着重塑20世纪中国的内涵,这是文学当代性的鲜明体现。

这一寻找历史主体的过程,到抗战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根据地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在广泛基层民众动员基础上的人民战争的开展,农民和普通青年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新文化得到了真正全面的普及,地方文艺形式也开始融入了新文艺中。

   无论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定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还是1949年的新中国建立,中国当代文学在其肇始之时,即包含了两层内在诉求:一是对20世纪革命及其经验的总结;一是对未来社会的新结构和“新人”的设计和想象。这两个方面是相互渗透的。毛泽东在讲话中敦促来自上海“亭子间”的文人们与“新的群众”相结合,写根据地,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这样才会有“全国意义”,甚至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从文学史的脉络观察,近30多年来的“重述”潮流有一个潜在的对象:革命历史小说。1954年,冯雪峰在评论《保卫延安》时,提出了“英雄史诗”的问题。他认为《保卫延安》蕴含了“史诗”的基本元素和可能性,“史诗性”有三条标准:把握历史本质的抽象思考能力;具体描写英雄人物的感性表达功底;传达一种启人向上的精神氛围。“史诗性”的表达,是1949年后所称的“人民文学”的核心。所以,在对“革命历史”的叙述中,如何表现作为“集体主体”的人民的成长,表现在历史的过程中“新人”的成长,也就成了新的文学的重要主题。

   在历史叙述的意义上,可以将广义上的“革命历史小说”称作革命政权建立后,以确立合法性和进行自我教育为目的的关于中国革命历史的自我表述。这个进程到“文革”结束后便大致终止,与我们所说的“短20世纪”的终结基本同步。

历史总结的自觉意识

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重述20世纪的诸多长篇小说,乐于渲染包括暴力和饥饿等在内的各种肉体性的苦难。从文学自身的脉络来看,这正是对于之前纯化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反拨。用暴力和苦难来解读革命,不仅是这些小说所习惯采用的手法,也是当代思想文化的一个底色。从这个角度说,“伤痕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其思路却一直保留到今天。

前面提到的“重述”例子,大多是所谓50后作家,当然他们也呈现出了复杂的面貌。60后作家也进入了这一潮流中,如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李洱等。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潮流及其观念近年来也扩展到70后的作家中。例如乔叶的《认罪书》带有一种浓厚的赎罪意识。她有一个说法,“细细数来,我身边那么多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和‘文革’有关系,……既然这么多和我有关系的人都和‘文革’有着枝枝蔓蔓丝丝连连的关系,我怎么能认为自己和‘文革’没有一点儿关系呢?”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叙述,新一代作家似乎天生带有某种历史的“负罪感”,无法突破历史的厚壳。但需要追问的是:是什么构成了障碍?障碍是否内在于作家的认识和知识结构?70后作家大概还没有学会上一代作家的思想方法,他们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这一代人在历史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承担着何种历史责任。

50后的作家群体似乎有一种面对和叙述现当代中国史的责任感,而且不因为文学被边缘化而改变。一个关键原因是,他们了解或者经历过改革初期总结历史的政治辩论过程。执政党这种阶段性地总结自身历史的政治自觉,来自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政治机制,即自觉地通过有关路线方针政策的党内讨论寻找未来道路与方向,对经验得失做出阶段性的总结,并建立自身的历史叙述。

30年来的“重述”潮流,包含了建立现当代历史叙述的政治意识和努力,相当部分“重述”作品同时延展到改革开放时代或者新世纪。

(编辑  季节)



¨ 本文为中信基金会资助课题“当代小说创作中的‘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项目编号:QA150507)的阶段性成果。

* 何吉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翔,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周展安,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1] 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三联书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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