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月25日，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为2022年设定了经济增速目标，市场普遍预期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大概在5.5%左右。这对观察中国今年经济走势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经济学家余永定在1月2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的“全球经济形势与科技发展”研讨会上发言指出，从宏观政策的层面上看，2022年我国应该明显提高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同时执行更具扩张的货币政策以协调、配合。
——编者按
第一，对中国2021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有一个比较客观、准确的认识。2021年，中国GDP增长速度是8.1%，如何看待这一增速？我们可以将2021年8.1%的增速同疫情前201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一下。同比将涉及到基数问题，环比则不直接涉及基数问题。我们比较一下2019年和2021年各个季度的环比增速。2019年4个季度环比增长速度是1.6%、1.2%、1.3%、1.6%，相应的年化增长速度为6.6%、4.9%、5.3%和6.6%。而2021年4个季度的环比增长速度年化之后几乎都明显低于2019年（除第四季度）。不难推断，如果扣除基数效应，2021年的经济运行低于2019年的GDP增速6%。在假定不发生疫情、2020年正常增长的情况下，2021年的经济增速是低于“潜在经济增速”的。虽然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但从产能利用、物价和就业水平等方面来看，多年来中国经济是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之下运行的。
第二，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处于低通胀甚至通货收缩状态。从2012年3月PPI（生产价格指数）连续54个月都是负增长，直到2021年前两个季度，我国的CPI和PPI都是不高的，平均来说，CPI在过去10多年大概不超过2%。2021年下半年物价，特别是PPI上涨较快，但最新的数字显示，目前在CPI继续保持低水平，而PPI则已经开始回落。
没有通货膨胀，甚至出现通货收缩，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是可以进一步提高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没有发展，什么都谈不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增长才是硬道理”。当然增长不是一切，但没有增长就没有一切。
我们要重视增长的质量，但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脱离增长就谈不上高质量。在现实中，如果经济低迷，则结构改革、技术创新和共同富裕等工作的推进就都会变得十分困难。我们要努力实现高质量增长，但100万亿元GDP就是100万亿元GDP，从价值层面看，所有GDP是同质的，否则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同一时期的GDP将无法比较。在产品和项目的层面，确实存在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问题，这样的经济活动可能根本不创造价值。如果这些经济活动的产品被计入了GDP，就说明我们的市场、监管和统计出了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并不一定要以降低GDP增速为代价。
第三，经济学界在讨论是否应该争取获得较高的增速时，存在着一些方法论的错误。例如，有观点认为，中国面临很多结构性问题，较高的增速不现实。
什么是结构性问题？一些人习惯把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问题统称“结构性”问题，简直可以把“结构”当作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可以往里装。从一些学者的文章中可以看到，“结构性”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投资-消费-出口在GDP中的比重、民营企业和国企的地位、收入分配不均、资本市场欠发达，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区域经济不平衡、城市化滞后、服务业占比不高、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规模收益递减等等。可以说，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问题都在内，都被单子装进去，可以开得很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结构性因素肯定是要影响经济增长的，但无法解释特定年度和季度经济增速的变化。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四点评论。
第一点，所谓结构性因素一般来讲是慢变量，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以集腋成裘的方式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对于每年、每季度GDP增速，这些因素的影响是很小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在几十年中累积的影响可能很大。
第二点，结构性因素有多种多样，同时影响经济增长。每个因素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讲，在给定的时期内，单个结构性因素对GDP增长的影响是微小的。当然也有特例。如果把“外部冲击”归类于结构性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影响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最重要原因。
第三点，有些结构性因素是可以互相抵消的。比如人口老龄化，一般来讲，在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将导致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但其他因素，例如技术进步也在发挥作用，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很大程度可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但如果说这一因素导致经济增长潜力下降了1-2个百分点，则是缺乏根据的。
第四点，结构性因素对短期宏观经济变量影响，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因果链条。必须找到因果链条的各个环节，才能确认某个结构性因素对某个年度的GDP增速的具体影响。不仅如此，因果链条不是单一、直线的，诸多因果链条还会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直接影响年度、季度经济增速的因素，主要是短期宏观经济变量：消费、投资、政府开支、进出口等。当经济增长主要受供给约束时，要分析决定当期供给的供给方因素。如果想证明某特定结构性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速只能是6%，那就需要把因果环节逐个列举出来。比如人口老龄化（用某种量化指标度量的老龄化程度）影响了A，A又影响了B，B又影响了C……最后作用到消费、投资、净出口。如果没有对各个环节的情况进行分析，是不能直接跳跃到中国经济增速只能是6%这样的结论的。
中国2010年第一季度增速是12.2%，从那时开始，经济增速就一路下降，几乎每个季度都是下降的。如果从12%降到10%可以用结构性原因解释，但从10%降到9%，再降到8%……现在几乎向着5%的方向下降。是否可以用同一个因素（如老龄化）或同一组因素（如老龄化、环境恶化和规模效益递减）来解释这一现象？以抽象的原因直接推导具体结果，逻辑上是错误的。总之，结构性因素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但不能用来解释年度和季度经济增速的差别。
宏观经济关注的是短期问题，考虑的时间长度是年度、季度甚至月度。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是要假定“结构性”因素给定的。做短期分析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消费、投资、净出口等具体因素。例如，消费增速减少了，为什么减少了？同什么因素有关?这样倒推回去，可能会涉及一系列长期、结构性因素。找出这些因素，有助于判定消费变化的趋势和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影响消费的可能性。
第四，如何刺激消费的问题。2020年年初，很多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发放政府补贴提振居民消费。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这肯定是一种可以考虑的思路。但如果消费者的收入下降、对经济增长前景悲观，即便发了钱，居民可能也不会用，而是会把钱存起来。2020年，武汉解封之后，我们曾经预期消费可能出现“报复性增长”，但这个预期并没有实现。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消费受现实收入以及收入预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能够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速、使居民的收入增加、并使居民有稳定的收入增长预期，实现消费增长应该比较困难。当然，对于因疫情冲击而导致生活困难的低收入阶层必须提供救助。但这不是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而是和谐社会建设问题。
第五，如何确定经济增长目标。最近中央提出“稳增长”非常及时。在目前的语境下，“稳增长”应该是遏制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跌。但中国应该争取实现多高的增长速度呢？学界普遍认为，我们应该首先算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再根据这种计算结果来决定GDP增长目标。我在过去很长时间也持有这种主张。但问题是，“潜在经济增速”是很难准确计算的。中国更是如此：模型过于依赖严格的假设，很多基本统计材料阙如。统计局还在“挤水分”、调整统计数字。其实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多年后再回头调整经济增速数字的例子并不鲜见。
我们在几十年的经济学研究中，曾经碰到过不少著名经济学家，他们因准确预测了某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或增长趋势而名闻天下。但实际上他们这辈子可能就预测对了一次。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要计算的，这种计算结果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在确定经济增长目标时，不能以这种计算为依据。
我特别赞成“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哲学：大方向清楚，但搞不清楚政策的具体的结果会是什么，不妨先试试看。这种开放式思维方式是很成功的。事实是：有些决策者不懂经济学，但他们做经济管理工作比懂经济学的人做得好。你说中国过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维持了40年10%左右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体量在世界排名18，GDP总量不足日本的1/4，甚至低于荷兰那样的“蕞尔小国”。2010年我国GDP总量赶上日本，现在是日本的3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成功了就是好的。
我是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社会科学院的，进去的第一天就听同事讲中国“货币超发”、要发生通货膨胀、要发生经济危机。大量“超发”的货币是“笼中之虎”，放出来不得了等等。我等“笼中老虎”出来等了40多年，头发都等白了。如果当时的决策者像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希望的那样小心翼翼，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经济了。经济学不是一种确定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是艺术。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幸好当初政府没听经济学家的一些中规中矩的意见。如果听了，中国经济恐怕没有其后近40年的平均10%的增速了。
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发布了不少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报告。现在你再去读那些报告就会发现，这些报告的预测，大多同中国后来的实际发展相差甚远，有的可能还是“南辕北辙”。撰写报告的世行专家都是当时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因为世界太复杂、中国太复杂、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太大。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经济发展规律了解得非常少，必须抱着非常谦卑、随时准备纠正错误的态度来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
第六，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应该建立在经验-试错的基础之上。如果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失控、金融脆弱性严重恶化，就需要降低经济增速目标。反之如果通货膨胀没有失控，金融脆弱性没有那么严重，就应该采取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争取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速。2019年，我提出保6%的主张，我认为6%是具有象征性的。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开始基本上是逐季下降，2019年已经跌到6%，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事实上，当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相当低；虽然杠杆率比较高，但金融体系基本上还是健康的。中国依然有比较大的政策空间。在没有进行尝试之前就认定必须让经济增速降下来，是很值得商榷的。经济增速长期下滑会产生所谓“磁滞效应”(hysteresis effect)：经济增速下滑时间过长，就会出现再想快也快不起来的情况（工人长期失业难以重新就业、团队解散后难以重新组织）。听任经济增速下滑、听任投资增速下滑，经济增长潜力就必然下降。
总之，只要不存在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只要没有暴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明显风险，我们就应该把经济增速定的尽可能高一些。
目前，市场对中国通货膨胀失控的担心已经明显减弱，但对于金融风险的担心还是比较强烈的。我以为，长期以来，外界对中国暴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估计得过于严重了。2008年以来，每年有很多人预测中国要发生金融危机。2012年我到纽交所交流，当时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要崩溃、温州的地下金融要把中国的整个金融拖垮，还有“影子银行”等等问题。我们则向纽交所的人解释：这些问题都存在，但根本不可能使中国出现大的金融危机。例如，温州的地下金融的规模跟中国整个经济相比，实际上九牛一毛。我们应该关注它，不能无视它，但它不会造成你们所认为的那样的危机。
第七，增速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上升，我们正在下降，增速的差距正在缩小。印度的增速已经连续两年超过中国。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从美国一些学者，特别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学者最近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很高兴看到中国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降。中国有潜力，也有能力遏制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降，能够使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之上。
第八，建议决策部门还是应该为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确定目标。当然，这个目标是引导性的，不是指令性的，但必须有个目标。没有增长目标就难以制定具体政策。实际上，每个政府部门、各级政府都有隐含的目标，只不过没有明说。而没有统一和明确的增长目标，各个政府部门和各级政府就难以协调行动。在确定目标之后，我们用试错的方法尝试去达成目标。如果目标确实无法实现，我们再退回来也不晚。
第九，中国完全可以为2022年设定5.5%的增长目标。应该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和经验计算出，为了实现5.5%的增长目标，中国消费、投资、出口所需要实现的增速。宏观经济变量中的大部分是内生的，只能根据一定假设，预测它们的增长速度。但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是可以由政府控制的。因而，可以根据不同的有关消费、投资（扣除基础设施投资）、出口增速的假设，计算出为了实现5.5%的经济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应该保持的增速。当然，计算过程不是能够一次完成的，可能需要多次迭代。无论如何，最终是可以计算出一组最可能实现的、自洽的为实现GDP5.5%增速，基础设施投资需要实现的增速。2021年中国基础设施增速仅为0.4%，而在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之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一般保持在20%左右，在“四万亿”时期，2009年6月，基础设施投资累积同比增速高达50.7%。退出“四万亿”之后，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一路下跌，2012年2月进入负增长区间。2013年一度回升到20%以上之后，即又开始持续下跌。2021年全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0.4%，远低于新冠疫情前3.8%的年增速，甚至不及2020年0.9%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应该是逆周期的，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2021年基础设施投资顺周期下行，又如何不拖累GDP增速呢？这显然不能由所谓“结构性”因素来解释。
在经济持续下行、预期不振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只能主要依赖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提高创造“挤入”效应，带动制造业投资，
并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已经超前，没有更多项目可建了？并非如此。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宽广的概念，不但包括“铁公基”等老基建，而且还包含“新基建”，并且包括一系列软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即便是传统基建项目，我们依然存在巨大的补短板任务。2021年夏天，郑州一场大雨死亡失踪380人已经充分说明问题。
基建投资没有收益的说法也是片面的。在努力提高投资效益的同时，必须看到，基于基础设施的功能与性质，基础设施投资的成败是不应完全或主要以商业回报来衡量的。
基础设施投资的可控性来源于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想学习而不得的优势，放弃这种优势是自废武功。不仅如此，由于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房地产调控会导致相关投资增速下降，进而拖累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有必要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对冲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第十，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中国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是全世界大国中最高的国家，中国房价的增速是全球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房地产的主要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虽然2003年把房地产行业定为支柱产业是错误的，但难以判断房地产是否有全局性的严重泡沫。我们的金融管理部门长期处于两难地位。一旦发现房价增长过快，就会出台房价调控政策、相应退出原来的宽松政策；而当房价增速受到抑制导致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降、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增速，于是房价调控政策被搁置，货币政策转向宽松，房价报复性反弹。到目前为止，我们经历了数个这样的房地产周期，我们货币政策的松紧，很大程度受制于维持房价稳定的政策意图。抑制房价上涨似乎变成了货币管理部门的主要政策目标，而稳物价、促增长的宏观经济目标则退居从属地位。
“房子不是用来炒的”。一线城市房价确实过高、上升过快，不利于民生和经济长期发展。但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是调节增长（就业）和通胀。抑制房价应主要应通过房产登记全国联网和税收等非货币政策手段解决。
房屋建设中存在严重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存在大量空置的高端住宅；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年轻人难以解决住房问题，房贷压力沉重。应该增加廉租房供给，健全房屋租赁市场，逐步消化三四线城市存量住房。
本轮房地产调控确实存在时机选择、“一刀切”等问题，应该调整。但要接受经验教训，避免突然改变政策方向，造成市场的震荡。
第十一，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必须解决融资问题。2008-2009年投入四万亿元的重要经验教训是：应该主要通过政府发行国债、而不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从银行贷款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目前我国一方面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另一方面存在发行国债的较大空间。发行国债可能是中国解决目前经济困难的不二法门。发行国债导致利息率上升等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同时，扩大国债发行量对于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发行国债的具体方式（如地方债应该如何发，是否把专项债改为一般公共债等问题）则可以进一步研究。
2021年中国财政政策偏紧，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恢复。从宏观政策的层面上看，2022年，建议政府提高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政府无需过于拘泥于财政赤字率不应该超过3%的教条。3%的设定并无任何坚实的理论根据。经验证明，在许多情况下，降低赤字率的最有效方式是提高经济增速。而提高经济增速，在短期内就可能不得不增加财政赤字。1996-1997年日本紧缩财政的失败经验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的财政扩张的成功经验都说明了这点。
第十二，2022年应该执行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经济过热时期，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在经济下行期间，由于“流动性陷阱”之类问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会受到极大制约。一方面，企业的沉重利息负担使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难以承受。中央银行不仅应该而且可以通过降息等方式缓解企业和居民财务困难，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预期不佳，即便银行增加信贷、降低利息率，企业和居民的贷款需求可能也不会有很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必须同扩张性财政政策紧密配合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如果大幅度增发国债，国债利息率必然上升，进而导致金融体制中各类利息率不同程度的上行。这时，降息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就可以降低国债发行成本，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国债市场需求不旺，中央银行完全可进场（二级市场）购买国债，活跃国债市场、降低国债成本。在这方面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
第十三，由于通胀形势的恶化，美国在2022年将开始退出已经执行12年的极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将对中国的国际收支造成不利影响，人民币贬值压力会有所上升，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是，由于美联储政策调整将是渐进的，相信2022年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急剧变化。中国只要允许人民币汇率保持足够弹性、对资本的跨境流通保持必要的监管，外部环境的变化应该不会对中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很大影响。
第十四，关于2022年的经济增速。市场似乎普遍认为应该是5.5%，对此我比较认同。一方面，我们毕竟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经济增速低于2019年是正常的。另一方面，我们有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余地。但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是要有条件的。一是项目储备足不足，因为事先没有预做准备，可能找不着项目。二是地方政府是否做好了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准备，否则难以承担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任务。总结2008年“四万亿”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操之过急。毋庸赘言，宏观经济政策的成败，不仅在于设计，而且在于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度环境、政治生态。
对于202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
（编辑 苏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