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信集团发展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每一个中信人所释放出向上的能量，也能洞见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将中信办成真正的公司
中信的历史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可以说，中信的历史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创新的典型案例。改革开放缔造了中信，中信几任董事长在多个场合都曾表示，中信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一直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紧密相连。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什么样的路，中信就走过了什么路。
探索一条与过去不同的路
35年前，中国刚刚从“文革”浩劫中走出，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老一辈革命家凝聚共识，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请荣毅仁出山，为改革开放发挥作用。
1979年10月4日，以荣毅仁为代表的一批中信事业的开拓者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此后的岁月中，中信肩负国家对外开放窗口的重任，多次冲破体制障碍，走出了一条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成长与发展道路。
邓小平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问题。”他希望中信能以公司的运作方式走出一条新路，看看按照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行不行。小平同志给中信的任务是引进外资、引进管理、引进技术，被称为三个“引进”。但到底怎么做，谁也没有经验。
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起点，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种种理论羁绊。如何走出一条适合时代发展方向的国有企业发展之路，如何探索出一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路，当时谁都没有把握。阻力越大，冲破阻力的力量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在改革开放中，中信的窗口作用得以迅速放大，具有了推动制度变革的示范作用，它所承载的时代价值早已超越了发起者最初的设计。
改革开放之初，来自体制的缺陷和弊端让人们期待破题之策和破解之人；急需一个勇于开拓却又埋头实干的先行者开辟出新的战场，用当时的话说“得用资本主义的方式与资本主义打交道。”中信以一股全新的力量，撬动了体制变革，成为第一个按经济规律办公司的开拓者。
创业时的艰辛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国家百废待兴，国力有限，除了政策上的一点优势外，中信和其他国有企业相比，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何况当时中信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夹缝中求生存，被认为是国有企业中的“另类”。原董事长王军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回忆创业伊始，他感叹地说：“中信公司创办初期，国家实际拨给的资金只有200万元，公司该怎么办？中信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是中信曾经面对的重大考验。”
荣毅仁为中信公司选择的发展道路是公司化运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模式。那时市场经济被认为是异端，谁也不敢冒此大不韪，但又不甘不明确公司的经营规则；荣毅仁明确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体现了改革的魄力。按经济规律办事正式写入中信公司章程，当社会上还在为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争论时，中信已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试行。
对此，王军深有感触，他说：“许多年来，我在多个场合都反复强调，荣毅仁确立了中信走什么路的问题——这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将中信办成真正的公司。”借鉴和采用资本主义国家能为我们所用之处，大胆探索和试验，把国际上通行的一些方法在国内经济建设中逐步推行。
中信公司投资的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
当时，在长期封闭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信在众多业务领域中，吸收和采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不能不说是历史的突破。我们必须看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这一论断今天已经为社会广泛接受，而中信恰是最早的实践者。
由于中信公司所选择的发展模式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创业的艰难是今天难以想象的。曾经有人预言，中信的模式必定会失败，但是中信人顶住了各方压力，在体制的围堵中执着地开拓前行，一点点打破原有的格局，不断建立新的市场规则，不仅在国家对外开放中起到先行作用，也为国内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让中信人深感自豪和欣慰的是，中信公司所开创的事业，今天已经为中国成千上万的企业所模仿推行，在国内普及，这是最大的奉献！
创新是中信的生命力
很多人汇入中信这个大舞台，是渴望投入到这样一个刚刚起步的崭新事业。他们谈到自己为何加入中信时都说，吸引他们加入中信的不是它的条件而是它的体制，它所干的事业是“与众不同”的。的确，中信从创业开始就不断在各个领域创造“市场第一”。
中信所涉足的领域没有一个是国家垄断性行业，从诞生就是在竞争性领域生长，它是如何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障碍和旧观念的束缚？王军说：“创新是中信的生命力所在。”
仪征模式
中信注定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荣毅仁的第一支螃蟹就是创造“仪征模式”。
1978年，江苏仪征化纤一期工程开工建设，这是当时我国乃至世界上特大型的化纤企业，但是当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后，因缺乏资金面临下马，荣毅仁决定采用在国际上发行债券来解决仪征项目的困境。新中国奋斗了几十年，固守着“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局面，虽然在国外发行债券已经成为融资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近乎是天方夜谭。在传统思维框框下，为什么要到国外发债？突破观念障碍和体制障碍，就要迈过无数难关。
1982年1月，中信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私募债券，这是新中国首次在国外发债，此举使得国际资本找到与中国发展对接的轨道。时隔不久，中国主要金融机构相继在国外发行了债券。
中信的融资方式不仅解决了建设资金，还解决了效率和机制问题。过去，国家与企业长期是“父子关系”，企业赖国家的账，这相当于儿子不还老子钱，早已经习以为常；现在借钱给“儿子”的是外国资本家，有严格的法律契约约束，儿子再也无法赖账了。投资模式的变化带来整体效益的变化，仅仅用3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仪征一期工程，这一投资模式后被称为“仪征模式”。既集借钱者、用钱者和效益享有者的利益与建设单位于一身，让建设单位自负盈亏，用借来的钱增值，再用增值的钱还债和进一步发展。破除了过去在项目建设中，给钱的是一个部门、用钱的是一个部门，收钱的又是另一个部门，大家都不负责任，国家资金投入很多产出却很少的弊病，在利用外资的同时，倒逼中国企业投资建设体制的改革。
从“巧克力大厦”到PPP模式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之初，上百家外商常驻机构落户北京，涉外饭店和公寓却屈指可数，市场需求显而易见。当时中国不存在商业房地产，中信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发展商业房地产业务的房地产部门，首度试水商业地产。中信没有用国家一分钱，自己投资、自己建设，冲破了房地产不能作为商品买卖的限制，建成首个涉外办公大楼——国际大厦，被为称“巧克力大厦”，后来也被称作“小联合国”。国际大厦进入市场，让北京乃至全国其他城市看到了房地产的力量。
经过几十年的创新整合，中信地产成为细分领域的排头兵。随着中信集团整体上市，中信房地产面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新的格局，从过去简单的土地红利带动增长向集约、有内涵、注重公共配套，夯实产业的方向转变。中信地产加大“转方式、调结构的力度，在新一轮的区域开发中，探索以PPP商业模式推动新型城镇化城市运营业务，形成具有中信特色的城镇化品牌和中信地产差异化发展优势。
首开中国咨询业务
中信成立不久就成立了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1981年在中国首推咨询业务。当时中国没有多少人能弄明白什么是咨询，更不了解做项目还要进行可行性研究，计划批准了还需要什么可行性咨询呢？面对封闭多年的中国，外商进入中国没有可靠的资源，没有法律保障，没有专业的中介服务，商业咨询业的短板极大制约了外资在中国的落地。
咨询公司编写的大型工具书《中国投资指南》，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地向海外介绍中国投资环境及有关政策法规的书籍。中信与英国朗曼公司合作，在全球同时发行中英文版本，后来又相继在海外出版日文本、繁体字版本，成为许多跨国公司高层案头必备的工具书。该书在英国推介时，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场讲话，可见其影响力。
当时，咨询公司开展的所有业务都成为市场首创，例如可行性研究、律师事务、会计师事务……随后，经济咨询业务在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租赁落地中国
中信是第一个在中国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第一个成立中外合资租赁公司的。中信成立伊始，荣毅仁就注意到国外迅速兴起的融资租赁这一商业模式，并设法进入中国。融资租赁是集融资和融物、贸易和技术更新于一体的产业，在全球发展为仅次于银行融资的金融业五大支柱产业之一。1981年4月，中信与日本合资成立中国东方租赁公司，并与物资部发起成立中国租赁公司，得以将这一全新模式引入中国。1987年，中信实业银行租赁部在国内第一次以租赁形式为中国民航引进大型飞机，成为唯一进入我国民航飞机租赁市场的金融机构。整个80年代，在外汇资金极其短缺和多数企业没有进出口经营权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争相进入租赁市场，推动这一朝阳产业在中国孕育成长。
海外投资先行者
中国是海外投资的后发者，而中信是海外投资的先行者。
海外战略是中信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支撑力，凭借其在海外30年积蓄的宝贵经验，中信公司“走出去”的先发优势无人能及。
中信公司投资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信就成为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领军者。1984年，中信率先走出国门，在境外利用外资。这本来是符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打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指导思想的，但是报批项目被某主管部门打回来，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是资本流入，而不是资本流出，到海外投资根本是南辕北辙。”有些人从意识形态上扣帽子：“列宁说过，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行为。”本来从发展经济学上来讲，这是最基本的开放阶段性的道理，当一个国家真正发展起来，形成进入全球市场的初步能力时，开放将从第一阶段的“引进来”转入第二阶段，“走出去”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中国也必然要从开放初期阶段的产品贸易、购买资源转入资本和企业走出去，形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整合生产要素的能力。目前中国企业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世界各个角落，“中国海外军团”也成为全球投资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当年中信出海显然是犯了“天条”。由于存在观念的障碍，中信每走一步，都要受到来自其他部门的“管”：政策管制、计划的管制……，这些阻力都没有挡住中信出海的步伐。
为了解决国内日益高涨的木材需求，1984年，中信在美国投资了第一家海外企业——中信美国西林公司；1985年12月，中信澳大利亚公司以项目融资方式收购了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其中采用的杠杆租赁模式成为许多中国公司学习的典范，也成为MBA课堂上必讲的案例。随后，中信到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越来越多。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外承包工程成为中信大规模“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数个来自西亚和非洲的“总统一号”工程给中信走向全球市场带来数张名片，建立起投资、资本运作、实业带动工程承包相结合的商业模式，对传统工程承包的方式进行了创新。
率先“走出去”的战略给中信带来了深层价值。中信不仅为国家引进了资金和资源，同时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进行磨砺，不断创新投资模式。中信集团副总经理张极井是中信最早的海外征战者。他说：“海外投资经营的‘试错’就是宝贵的学习过程，培养了一批人。”这都为今天中国大批企业走出国门进行了积累。
企业首家创办银行
中信是第一家开办银行的企业，也是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的企业。
为了最大限度地引进外资，上世纪80年代，中信先后在日本、德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发行了不同币种的债券。然而对中信来说，拿美元相对容易，得人民币却更难。为了一些国内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中信公司不得不用外汇购买人民币，这也让中信的汇率风险日益加大。尤其是日元升值，加大了中信偿债的负担。如何利用市场手段找到新的发展动能，办银行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出来。1987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信实业银行，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企业办的全国性商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成立后创造了中国现代金融史上的诸多第一。
进入国际商用卫星市场
中信是中国第一家进入国际商用卫星市场的公司。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用卫星需求大涨，国内的通信卫星资源匮乏。由于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控制，卫星进口没有可能。中信冲破了长期封闭垄断的中国通信市场，成立了亚洲卫星公司。作为我国为国外发射的第一颗卫星，亚洲一号卫星对我国卫星发射服务打入国际市场有着重要意义。
继亚洲卫星公司诞生后不久，中国国内陆续成立了不同资本背景的卫星公司，使电子通信产业得以迅速发展。亚洲卫星组建8年后进入全球资本市场的心脏，1996年6月18日，亚洲卫星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和纽约证交所同时挂牌上市。
中信独特的DNA
中信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公司，并且也是当时中资企业中唯一的蓝筹股公司；
中信是第一家企业办出版社、企业办国家期刊杂志；
中信成立了国内第一家金融性控股公司……。
35年以来，中信在相对封闭的社会条件下起步，开创了无数市场第一，走了一条艰难探索的道路，始终如一地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成为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先行实践者和领军企业。
是什么使得中信有了今天？中信的魂究竟是什么？王军曾不无感慨地说：“是市场化的道路，是创新精神！”
改革是根本，开放是使命，创新是动力。改革、发展、创新，中信的三位一体构筑了中信独特的DNA。
中信整体上市后，有媒体将中信此举说成是“中信变轨”，这恰是对中信改革发展的误读。中信的每一步都不会是、不能是、不愿成为“变轨”，中信的发展是一以贯之的创新精神、改革动力和开放视角完整的统一。
中信的道路不是单一的特定创新，不是盲目的改革，不是没有方向的开放。在中信的发展道路上，在开放中改革、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寻求市场机遇、发掘市场潜力、创新市场模式。改革、开放、创新是密切联系、彼此依托的整体。
邓小平同志为中信公司成立五周年题词
回顾中信35年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从中找出一条主线，这就是邓小平为中信题词所说的“勇于创新，多做贡献。”开拓创新赋予了中信一种敢于改变和推动历史的勇气，一种对于中国走向强盛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中信不断探索建立新的具有竞争力的业务组合和组织架构，业务发展的布局更加清晰，为中信整体上市奠定了坚定的基础，最终在中信人的共同努力下实践了上市的梦想。
梦成于今，路行已久。
香港是海外发展的桥头堡
1979年中信公司刚刚成立，就将目光投向香港，同步成立了中信香港公司。当时，香港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对于内地改革开放和中信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中信走过初期创业，就开始调整战略，在香港规划发展新的版图。
力挽狂澜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银行危机中，因为经营管理不善的香港嘉华银行在挤兑风潮中摇摇欲坠。
嘉华银行向中银集团和汇丰银行求援。1985年6月，中银与汇丰达成一致，联手支持嘉华银行，帮助嘉华银行暂时渡过了难关。但是到1985年12月，受新加坡新马财团财务丑闻拖累，嘉华银行再度陷入困境。1986年3月，中信公司对嘉华银行进行重组，成为我国第一家企业在海外收购上市的商业银行。
此次收购对中信来说是商业模式的又一杰作。1992年中国内地才恢复股市，而中信通过海外兼并收购方式拥有了香港上市金融机构。
20世纪90年代，中信嘉华银行年年盈利增幅都在30％以上，1992年更是高达42％，中信入主嘉华银行，不但对收购双方有利，更是对香港金融界和整个商界都大有裨益。“嘉华模式”后来成为政府处理问题“银行”的样板。
香港回归前夕出现了一个新词：“九七大限”。无论褒贬，这反映出香港各界对前途的担忧。一些企业迁移到其他国家，但是也有一些香港的重要企业选择与中资背景的企业合作。香港电讯是香港主要通信经营公司之一，属于环球通信机构英国大东电报局集团的成员公司。香港电讯的股东急于出手20％股份给具有实力的中资公司。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中信香港集团认为此时股价下跌，正是参股的大好时机。但中信收购意向报到国务院有关部委时，有些专家却对这一收购行为“上纲上线”，居然认为中信是帮助英国人在“九七”前撤出。中信领导认为：“英资要跑，谁也挡不住；中资不进来，美资、法资、德资就要进来。在香港回归以前中资企业应该尽可能地进入香港有关国计民生的领域，介入香港经济，尤其是公共事业。”这种高屋建瓴的见识，体现出中信作为大型国企的使命感，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他指出：“在收回香港的过程中，中国的国有公司加入香港基础设施领域，应该受到鼓励。”这也为国有企业进入香港起到一个带头作用。随后，中信香港没有动用国家一分钱，超额完成收购的全部融资安排。中信的进入，给香港很多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随后，中信香港持续持有国泰航空、香港电讯、港龙航空、香港东区海底隧道、澳门电讯等股权和权益。
为国家、为民族的复兴和改革、发展开放搭桥铺路，一直是中信人的信念。
获得发展资本
中信香港的并购资金主要来自借贷，在相当程度上透支的是政府的信用，债务负担过于沉重，且回旋余地极小。如果能够拥有一家上市公司，就可把中信香港旗下的资产注入其中，这样就能把中信香港依靠借贷所购资产的债务转移到上市公司。此时，中信香港急需一个连接资本市场的新平台。若想在短期内上市，只有一条路:买壳上市。这就是说，通过购买一家上市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取得上市的地位，然后注入自己有关业务及资产，实现间接上市的目的。
此时，泰富发展映入眼帘。1989年8月，中信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专门负责收购泰富发展。泰富发展成立于1985年，是一家小型地产公司，1986年，通过收购新鸿基旗下新景丰上市。经过一系列运营，中信香港成为中信泰富第一大股东， 获得了对泰富发展的“壳”的控制，中信香港将旗下的优质资产，包括港龙航空股权、国泰航空股权及澳门电讯股权、香港电讯股权等分别注入中信泰富，使得后者跳跃性地实现资产扩张，实力迅速壮大。这一过程其实是一种双向流动：中信香港将资产及业务注入中信泰富，中信泰富则不断从证券市场筹集资金来收购这些资产和业务，以此来实现集团公司的资产变现，从而使中信香港获得了继续发展所需的雄厚资本。
在全面收购恒昌完成后，中信泰富业务迅猛发展，1990年净资产为7亿港元，到了1996年12月，中信泰富市值达到了957.8亿港元，居香港市值最大上市公司第十位。
以创新谋变求强
1993年8月，中信在美国发行扬基债券，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市场发行的第一笔债券，也是自1911年湖广铁路债券在美国发行以来，美国投资者认购的第一笔中国公募债券，对此国内外给予高度评价。但此时，中信也渐渐步入还债高峰期，每年连本带利所要偿还的金额平均在5亿元左右，必须尽快“输血”。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中信公司18年来的运营轨道，依靠发外债起步并发展的中信，到了90年代中后期处在高额外债偿债的压力下，好不容易挣来的钱全部用于偿还外债。戴着镣铐跳舞，中信怎能展翅高飞？
中信的债务融资曾经创造了中国第一，但随着时代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外债融资遭遇偿还问题，“借新债还旧债”的路子越来越窄，这成为发展的重要瓶颈。中信的调整是，把工作重点由债务融资转向股权融资，改善资本结构，降低负债率。
突破分业经营籓篱
1997年，中信的金融业已经具备了银行、证券、基金、保险、信托、期货等金融板块，中国还没有哪家公司有着中信如此门类齐全的金融业务。但根据中国法律，金融混业经营被严格禁止。同年，中信联手央行对全球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深入的研究，参考国际金融业发展的方向，设计自身的金融业体制。
1997年，王军提出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设想。
2002年12月5日，中信控股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中信集团本部不再是一个金融机构。集团下成立了中信控股，由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过渡到“法人分业、集团融合”。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
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中信控股公司的成立和运作，成为一个最好的实验室:打破绝对分业模式，积极探索混业方向。中信控股交叉产品的设计紧锣密鼓，但前提是严守分业经营的原则。
2004年1月，中信控股的第一项金融交叉产品——中信金融通在上海推出，这款旗帜性的产品让客户们真正体会到了与其他金融机构不同的服务。作为一名探路者，中信控股的设计和实践，成为中国金融业前行的宝贵经历。
随后，中信提出了在香港建立中信国际金融控股公司的方案。其基点就是以中信嘉华银行为平台，整合中信在海外的金融业务，打造中信海外金融舰队。王军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设想， 5年后在香港得以实现。
在中国资本项目还未开放的时日，中信国金就拥有了一个成就自己的特殊机会:让那些在中国内地、香港及中国台湾从事投资和经营活动的企业成为中信国金的重要客户，并利用中信国金的金融控股平台以及与内地中信金融企业的协同效应，为这些客户提供一站式金融业务。
有了中信国金，在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战略中，中信集团凭借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已经先人一步了。不断求新，不断求变，中信一直在尝试各种模式。
虽然中信集团几乎拿到了全部的金融业牌照，当时真正能为集团贡献价值的部分还仅限于中信实业银行和中信证券。
不久，证券业务快速成长起来。中信证券一开始仅有2亿元资本金，但是按规定资本金达到10亿元才能做全国的业务，2002年底，中信证券顺利上市，充实了资本，改善了公司治理结构。中信证券迅速成为中信集团投资银行业务的龙头，并快速成长为中国证券业当之无愧的第一。
从2007年起，中信实施了再造信托工程，短短三四年中，中信信托急速发力，从行业第25位跃升至行业龙头。中信信托公司董事长蒲坚总结了中信信托的服务模式，简练地写下了中信信托的经营理念：服务境界＝无边界服务＋无障碍运行。无边界是一个贯通边界的动态过程，清除障碍，满足需求，创造价值;对外无边界，对内无障碍，实现无边界需要创新，实现无障碍需要协同;服务和运行的关键在于态度和艺术，服务和运行以客户满意为最高宗旨。
2009年3月，习近平同志视察中信重工
2002年底，中信实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5.85％，不良贷款270亿元，这成为中信的最大难题，这离巴塞尔协议的要求（2005年前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相距甚远。
时任总经理孔丹分析：“中信实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它的问题是历史遗留的窟窿，唯一的方法是拿钱注入，增加资本金。”钱从哪里来？向国家、央行伸手吗？中信决定走最艰难的一条路——自费改革。用八个字表述这条路就是“先注资，再股改上市”。为达到自费改革目标，中信集团要求各部门勒紧裤腰带向银行输血，消化不良资产。经过整整5年艰苦奋斗，直到2007年中信银行在沪港两地成功上市。
面对国内银行业的激烈竞争，中信没有向国家伸手，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承担了巨大的财务成本，共向中信银行注资272.5亿元，累计核销不良资产248.7亿元，使中信银行净资产大幅提高，资本充足率提前达到监管要求。在此基础上，中信顺利完成了银行的重组、改制、上市工作，开创了中国国有企业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商业银行改制上市的成功范例。
实业兴邦
在国家提出振兴装备制造业和世界制造业产业转移的重大战略机遇降临的时刻，中信重型机械公司的改革被提上议程。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洛阳矿山机器厂，是我国“一五”期间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之一。进入90年代，这家企业和很多国有企业一样，濒临破产。作为政治任务，中信接下了这个辉煌不再的包袱。1996年该企业亏损近9亿元，长期拖欠职工工资。
2004年，新任总经理任沁新提出“云层理论”。他说：“海拔高度超过云层，在人们的眼中不过几座山峰而已，你只要紧盯这几座山峰，就会永远位居全球市场竞争的第一方阵。云层之下，极易被激烈的竞争所淹没。因此，要保持云层之上的优势必须不断地进取和创新。”
伟大的事业需要有伟大的精神。焦裕禄同志曾在这里战斗、生活了9年。习近平同志说：“焦裕禄精神孕育形成在洛矿，弘扬光大在兰考。”中信对焦裕禄精神的追寻一直不曾停止，中信重机事业在艰难转型时期，总是用激情和意志战胜一个一个困难，这种艰苦创业、奋发有为的精神，正是焦裕禄精神的生动践行。焦裕禄的精神由杨奎烈续写，他用生命诠释了新时代焦裕禄精神的内涵。
凭借顽强拼搏，中信重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06年公司收入突破50亿元，企业跨上一个新的发展平台。此后，公司开始实施“新重机工程”，构建一个包括重铸铁业工部、重型锻造业工部、重型热处理工部的全新制造工艺体系在内的系统性工程。经过持续大规模、高起点的技术改造，中信重机形成了整套现代化、高水平的工艺加工制造体系，成套能力和工程承包能力。这样一个制造体系和生产制造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极为稀缺的资源，这使得中信重机在大型设备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
中信重机一举成为世界一流的高附加值的大型铸锻件生产基地。习近平主席在考察中说：“这里代表了世界先进制造业的水平”。
同样走在产业最前沿的还有中信戴卡轮毂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品牌知名度最高、技术最先进的世界级轮毂制造基地。
中信戴卡的研发中心有着很强的自主研发、同步研发能力，在海外设有欧洲研发中心、北美研究中心和日本研发中心，是中国第一家能与国外主机厂进行同步开发的轮毂企业。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使得中信戴卡有着稳固的地位，掌控国内几乎所有高挡车的市场份额。
面对中信实业板块中的若干优势企业，可以总结出多种商业模式，但所有这些成功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找到了自己的利基，并成功实施了利基战略。中信这些成功企业通过“归核化”的战略成为细分市场上的领先者，并构筑各种进入壁垒，逐渐建立起持久的竞争优势。
海外战略
30多年来，海外战略是中信做大做强的重要支撑力。
2008年6月，中信集团召开海外工作会议。会上，时任董事长孔丹把新时期下中信“稳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提高到“中信集团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和实现集团愿景的必经之路”的重要高度。
对外承包工程是中信“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1995年中信承接了德黑兰地铁项目，伊朗人把此工程称为“总统一号工程”。这条被称为“丝绸之路”的工程意义非凡，因为这是中东第一条地铁，也是中国公司第一次按照国际惯例实施海外工程。德黑兰地铁项目已成为中信公司在中东的一张名片。
2005年，中信与巴西电力集团签订了坎迪奥塔二期工程承包协议，这是中国公司在巴西签的最大火电厂项目；同年，中信又与委内瑞拉住房部签署2万套社会住房项目的工程总承包合同，这是中国在委内瑞拉正在施工的最大工程承包项目。
2005年10月， 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向全球招标，这是一个世纪工程。中信的竞争对手来自全球64个顶级工程公司组成的7个投标联合体，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承包商。虽然高手如林，中信并未退却，精心准备，前后不到三个月时间，仅参与招标的法文标书就达760公斤，最终中信中标成功。
建设中的阿尔及利亚高速公路项目
在这个“技术集成”能力极高的项目实施中，中信帮助中国近百家勘察、设计、施工、物流企业和设备供应商进人阿尔及利亚市场，带动中国近6亿美元的机械设备出口和上万人的劳务输出，同时也为阿尔及利亚提供近10万人的就业机会，打破了中国走出去企业单一作战的格局。时任总经理常振明总结：“这就是中信的管理模式，我们自己队伍不大，但能找到最好的合作伙伴。这是创新，也是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
中信将此工程作为“政治工程”来完成。“经济工程”与“政治工程”有何差异？常振明在战前总动员时说:“东西高速公路是政治工程，是总统工程，是中阿两国的友谊工程。因此，工期第一、质量第二、成本第三，确保工期是我们的最大目标，最后才是我们挣不挣钱的问题……，我们的措施就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变被动为主动，帮助政府解决问题。”讲政治就是要勇于担责任，在这种原则下，工期就是最大的目标，虽然及时全面竣工中有道不尽的苦涩和汗水。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称赞：“这不仅是你们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张名片，更是你们在整个非洲的名片。”
这张名片把中信人又带入了更多的国家。
2007年，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总承包商将参与安哥拉的重建和开发。安哥拉社会住房项目成为我国国外承包工程的又一里程碑。在安哥拉这个最大住房项目中，中信建设集团摒弃传统工程模式，帮助安哥拉规划了一个覆盖建筑产业链和社区配套本地化运营计划。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为中信深耕安哥拉市场创造了条件，目前形成了包括住房、农业、矿业、旅游等在内的多个业务板块。
中国新一阶段的“走出去”势必将集中我国各个领域的优势资源，共赴海外开辟更高层的业务。中信建设以“中信联合舰队”的模式整合资源、集中优势，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超大型工程交付能力，实现与国际领先承包商相抗衡的竞争优势，促进中国企业有序地走出去。同时配合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输出部分过剩产能，引进更多国外资源，形成以工程为核心的资源全球优化配置。中信建设在安哥拉项目中将中国在家电、建材领域的产能有效转移到国外，同时为我国引进矿产、粮食等资源提供有利条件，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为国家获取战略资源和缓解建筑工程相关产业产能过剩承担了作为国有企业的责任。
经过多年的实践，2014年中信建设依托中信集团的综合优势，创新性地提出了“以投资、融资和为业主前期服务为先导取得工程总承包，以工程总承包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差异化经营战略，打造了“中信联合舰队”的商业模式，探索并形成了工程、金融、资源、实业“四位一体”的业务架构。
不辱使命
金融、实业，国内、国外，中信集团各个行业都在不断整合、创新，正在从“若干领域领先，综合优势明显”转变成“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大型企业集团，并在更多领域同时发力。
在中信35年的跋涉中，“创新”是贯穿全部发展历史的精神和从来不变的发展方式。几代中信人不辱使命，贡献了自己的精神和汗水。今天的中信已经家大业大，扬帆出海整体上市。但是中信人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创业和创新精神。
这，就是中信的生命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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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上市大事记
·2008年，中信集团将“若干领域领先，综合优势明显”的企业发展战略的表述调了一个个儿，改为:“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
·2014年3月26日，中信泰富正式对外公告，与控股股东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将以现金及配售新股(代价股份)形式收购中信股份100%股权。新中信成功引入了境内外共27家投资者，总认购金额达532.7亿港元。
·2014年8月25日，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宣布,在获得所有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后，已完成对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平台中信股份（改名为“中国中信有限公司”）100%股权的收购。
·2014年8月27日中信泰富更名为“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CITIC LIMITED)”。
·2014年9月1日起公司以此名称开始股票交易。
中信的改革、开放与创新大事记
·1979年，在邓小平直接倡导和支持下，由荣毅仁出面创办中信公司。
·1979年，中信成立时设立房地产部，是中国第一家发展商业房地产业务的企业。
·1980年2月，成立中国第一家开展国际经济咨询业务的子公司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
·1980年11月，成立中国第一家开展租赁业务的子公司中国东方租赁公司。
·1982年，中信公司在日本发行企业债券，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海外发行债券的企业。募集来的资金投入江苏省仪征化纤。
·1985年12月，与美铝签约投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是第一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
·1986年，组建中信嘉华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的企业，同年，中信泰富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是中国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股公司。
·1986年，中信房地产公司成立，是中国首批具有一级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
·1987年4月，经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信实业银行正式成立。
·1990年4月，亚洲卫星公司发射亚洲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成为亚洲地区第一家涉足国际商用卫星通信和商用卫星运营的公司。
·1993年7月，中信实业银行代理中信公司在美国成功发行2.5亿美元扬基债券，这是自1911年以来，中国企业首次进入美国市场发行的公募债。
·1993年，洛阳矿山机器厂并入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更名为中信重型机械公司。
·1994年，中信实业银行代理中信集团向日本金融机构发行0.5亿美元和50亿日元商业票据，这是中国企业首次以自己的信誉在国外发行商业票据；是国内银行业首家开展速汇即付业务的银行；是国内唯一承销国外债券的金融机构。
· 1996年，中信实业银行作为牵头行和代理行筹组2.69亿美元伊朗地铁项目，是当时国内融资规模最大、参加银行数量最多的出口信贷业务，开创了国内银行以银团方式提供出口信贷的先河。
·2000年，由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和英国保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份。
·2002年12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中信证券向社会公开发行4亿股普通A股股票，2003年1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
·2006年11月，中信银行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2006年12月，中信银行整体改制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4月，中信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同步上市。
·2009年5月，中信银行收购中信国金70.32%股权，中信银行在香港联交所、上交所发出公告，宣布以135.63亿港元现金收购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70.32%的权益，每股对价为港币3.35元，市净率为1.43倍。此次收购对中信银行的长远发展有重要意义。
·2011年7月，中信银行先后完成A+H配股融资工作。本次A股配股认配率达到99.01%，H股总体认购股数达到此次配股总数的300%以上，均居同业前列，最终共募得资金人民币257.86亿元，成为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迄今为止最大的再融资项目，以及2011年以来香港市场最大的再融资项目。
·2011年9月－10月中信证券首次完成H股发行。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中信证券总资产2714亿元，净资产877亿元，净资本348亿元，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证券公司。2013年，中信证券各项主营业务排名继续位居中国证券行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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