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林^*

1992年9月30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中信国际经济论坛中外代表时有一个即席谈话，谈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重要问题。这次谈话的时间背景是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谈话面对的是国际经济界企业界高层人士，谈话风格一如江总书记在许多对外讲话场合那种轻松自如、坦诚风趣。虽然官方报道文字比较扼要，但谈话内容在国际上引起热烈反响和评论。我在会见活动中担任现场记录，完整地记下了全部谈话内容。今天重温这一谈话的背景和谈话内容中点滴细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更多了一些具体而深切的感受。

           十四大召开前的国际论坛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支持荣毅仁创办中信公司，将中信定位于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那时国门初开，由于长时间封闭，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中国人也不了解世界，非常需要这样一个“窗口”。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经常在中信的一些会议和会见活动中受邀发表谈话，对外阐述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收入《邓小平文选》中的多篇重要文章，就是小平同志在这样的场合中的谈话。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为了打破西方制裁时高访中断、商务往来停滞的僵局，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的荣毅仁，力邀国际上许多知名企业家、银行家来京参加中信举办的国际经济合作研讨会，使他们有机会亲自听到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声音。这些国际研讨交流会议便成为那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宣示的重要舞台。

1992年，正值苏东剧变后世界风云变幻之时，小平同志年初视察南方做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时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很大期待，也有不少疑虑和猜测。荣毅仁董事长提出，国庆节前在北京举办中信国际经济论坛，对外传递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希望增进与各国合作的重要信息。论坛的举办是在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在时间安排上也显示出特别的意义。

9月29日至30日，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举行，出席论坛的是来自美、英、法、德、澳、日、韩和新加坡等16个国家、地区的63位代表，既有著名企业家，也有前政要和学者，包括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美洲银行执委会主席克劳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理事长安德森、英国太古公司董事长施雅迪、日本前外相大来佐武郎、日中经济贸易中心会长木村一三、韩国现代集团会长郑世永、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诸多知名人士。代表们围绕世界和亚太经济合作发展展开热烈、坦诚的对话，对中国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改善投资环境提出建议，并以论坛为平台，同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直接而有效的交流。朱镕基副总理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李鹏总理会见了全体代表。

我和所有参与论坛会务工作的同事是在28日统一入住钓鱼台的。负责会务统筹的中信公司办公厅主任姚进荣同志，当天晚上召集简报组人员开会，对文字记录、简报编写等工作提出一些具体要求。秘书处的张原生、于志刚同志负责现场记录李鹏总理、朱镕基副总理的讲话，记录整理江泽民总书记讲话的任务交给了我。为这样高级别领导人的讲话做记录，我还是第一次。论坛进行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将相关活动内容，包括代表们发言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快速整理成简报，直接上报中央领导。我后来听了江总书记的谈话有一个明显感觉，我们上报的这些简报，领导同志都认真看过了。

论坛代表虽然来自多个国家，但基本可以用英语交流，考虑到日本代表有9人之多，便安排了英语、日语两位翻译，由公关处的唐苓、孙晓燕担任。唐苓出身外交部翻译室，是荣老用得最多的英语口译；孙晓燕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的女儿，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她们二位的翻译水准均属一流。

故友相逢，谦诚求教

为期一天半的中信国际经济论坛在30日中午结束，当天下午安排的却是这次论坛活动最重要的环节：江泽民总书记将与参加论坛的中外代表见面。通过会议期间的充分沟通、畅所欲言之后，代表们对于与总书记的会见都抱有很大的期望。

15点30分，江泽民总书记准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见大厅。看得出来，他和代表中的很多人非常熟悉，入场时相互热情地打着招呼。会见的座位摆成了一个大大的圆圈，江总书记左侧是荣毅仁董事长，右侧的位子上坐的是美洲银行执委会主席克劳森和美国国际保险集团董事长格林伯格。大家一一坐定，总书记笑着说：“今天看到会议代表名单，大多数都是老朋友。中国有一句俗话，‘人生何处不相逢’。在我们国庆节前夕，你们来参加这个论坛，我感到非常高兴。”几句开场白，使现场有些凝重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会见自始至终，江总书记以谦和、平等、坦率的态度与代表们交谈，也对一些问题虚心请教，令人印象深刻。他坦言，“我学的专业是电机，后来所干的工作已大大超出电机专业的范围，但我始终坚持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这一人生哲学和工作准则”。“我过去认为学工程技术比学经济难，现在我感到搞经济更难，经济问题变数太多。你们都是国际经济界的名流，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这方面的学问比我们这些学工程技术的大得多了。看了你们在论坛上的一些发言，觉得其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

江总书记说，“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诸位，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原来经济基础比较差，在发展过程中究竟以多大速度前进比较合适？”                                                                                               

美洲银行执委会主席克劳森也是世界银行第六任行长，多次访华并受到邓小平同志会见，前一天在论坛发言中对亚洲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与西欧进行了详细比较。此时他略作思考，侧过身来回答江总书记提出的问题，“我一直非常注意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你们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的确是惊人的。究竟保持什么样的发展速度合适呢？挪威有一句老话说，如果你能管好，就是合适的。如果能达到12%的速度当然不错，但我认为能达到9%，特别是在中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能达到9%，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所以我认为，如果能控制得好，能搞得好，就是适当的增长率。”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持续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有多年达到两位数，虽然中间也有下滑，在1991年仍保持在9.2%。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国内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呼声很高，但具体多少速度才合适，在学者中争论相当热烈。听了克劳森的观点，江总书记显然还想了解与中国发展阶段相近的亚洲国家的情况，又转过身来询问泰国中华总商会会长郑明如:“泰国的发展速度大概是多少？”郑明如答道：“泰国1988年到1991年发展比较快，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13.2%。”

看到总书记专注地微微颔首，克劳森接着补充说:“我看到媒体报道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强劲的，我认为这个势头不会中断。这次论坛对中国、对参加论坛的各国都很有益。通过开放，中国会越来越强大。我们美国也主张你们开放，希望你们能继续下去，我们愿意提供帮助。”

江总书记回应说：“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而且要学习和借鉴全世界所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经济管理办法以及各种进步的文化成果。有的不仅要学，还要花钱买，比如有些专利和技术诀窍就要按照国际惯例去买。我认为，中国和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大公司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同时我认为，经常举行这样的国际经济研讨会，对相互交流信息、提高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水平，都是很有帮助的。”

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发言

长期以来，国内无论是官方还是理论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市场经济只能与私有财产制度相联系，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机制，与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中国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对几十年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但这一突破经历了相当艰难而曲折的过程。

大约3个月前的1992年6月，江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有一个重要讲话，当时已在党内做了传达。他在讲话中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提出了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几种可选方案。在列举了对于“新经济体制”的不同表述后，他表示自己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江总书记当时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以征求意见的口气提出问题。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这个问题自然成为中信国际经济论坛代表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这次论坛会见中谈到改革的目标，江总书记的语调沉稳：“今年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发表以后，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这一谈话精神的指引下，更加致力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在经济改革方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脱离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更多地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番话在代表中引起热烈的反响。

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大报告中对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阐述，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标志。

“当然，市场经济的手段在中国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市场问题荣毅仁同志就很熟悉。”江总书记接着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活动中，计划经济手段发挥作用的范围很大，而市场经济手段发挥作用的范围却很小。记得我在上海念大学时，为了支持学习，晚上到夜校教书。从学校里出来，四川路上很热闹，酒酿、元宵、油豆腐、细粉汤，卖什么的都有，但这些在后来很长时间都没有了。现在在上海、北京等城市，夜市上的小吃很丰富，汉堡包、比萨饼也都有。”江总书记这番话很接地气，代表们在席间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十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江总书记兴致勃勃地讲起了改革开放的历历往事。“1980年，我担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负责联系广东、福建的四个经济特区的筹建工作，荣毅仁同志当时是我们的顾问。那时候深圳还只是一个很小的边陲小镇，一片荒芜；现在，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已经建设起来了。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我们现在除了这四个经济特区，还有海南经济特区和沿海若干个经济开发区，沿边和内地也都开放了。”

接着，江总书记又由特区谈到了他参加中外经济交流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在筹建经济特区时，我曾去过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还去过墨西哥的华雷斯和爱尔兰的香农等地。我去墨西哥时，他们的发展水平还不高，听说现在已经发达起来了。那时候我就认识了在座的连瀛洲老先生。”总书记向86岁高龄的新加坡华联银行主席连瀛洲礼貌地拱拱手，随之话锋一转，“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政策，没有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的改革，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大的成绩。”

走向新世纪的展望

这次中信国际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展望21世纪世界经济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和发展”。对于8年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进行展望，既需要前瞻的眼光，更需要历史的视角。江泽民总书记笑言:“你们这个讨论会研究的题目，我很感兴趣。”

江总书记对于历史和未来的思考，常带有一位工程师出身的领导人的突出特点。“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毕业的。从二战结束到现在不过40多年，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太大了。1945年我念过一本无线电工程的书，其中只讲到真空管，当时连晶体管也没有。1948年才有了晶体管，1958年有了集成电路，1970年有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后来又有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我当电子工业部部长时曾访问过美国的硅谷，在那里见到一位搞集成电路的教授，我问他最窄的线条宽度是多少，他回答是0.5微米。去年贝尔实验室一个主任告诉我，他们制造的线条最窄已达0.2微米。”他还列举了“银河1号”计算机每秒亿次运算速度，说明科技发展具有广阔无垠的空间。

谈话中，江总书记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他引用并解释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的话“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来表达自己对于事物发展的理解。“事物不可穷尽，学问永无止境。如果全世界都致力于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人类文明就会得到更大的提高。”

说到这里，江总书记很自然地将这一展望转到苏联解体后充满矛盾的国际政治现实中来。“很遗憾，虽然现在两霸对峙的局面没有了，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仍很不太平。我从电视里看到世界上一些地区正在发生的许多战火连天、亲人离别的镜头，便不禁想起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很早就听说江总书记熟悉多种语言，会见外宾时会直接用外语进行交流。这次会见中，我们对此有了近距离的感受。大概是看到现场有英语和日语两位翻译，他谈及一些科学技术问题时，不时使用英语和日语来表述。说到某个无线电专业的术语，又转用俄语术语，见两位翻译都译不出来，他便莞尔道出汉语原义并直接译为英语和日语，令全场代表大笑不止。不能不佩服江总书记超强的语言功底和表达能力，会见中不仅古文诗句随手拈来，间或还有非常地道的上海俚语，使整个谈话妙趣横生，气氛十分活跃。

第三产业值得关注

江泽民总书记在谈话中表达了对第三产业问题的关注。他关切地询问泰国代表，第三产业在泰国国家经济发展中所占比例。得知大约在60%多，他又提出了第三产业划分标准，他表示，第三产业的范围究竟怎么限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我为什么要提出第三产业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经常研究如何扩大我国企业经营的自主权，特别是如何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如何提高它们的经营效益问题。”江总书记是以设问的方式来强调当时企业改革中的一些关键节点，从产业切入到企业。“为什么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效益往往提高不了或提高不快呢？我看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人员太多，许多大中型国有企业基本上是3个人的饭5个人吃。那么，多余的人到哪里去？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难题。如果不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社会是很难稳定的。实际上，我们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承担了相当大的第三产业业务。”

由第三产业谈到乡镇企业，江总书记说，“中国乡镇企业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事物，是广大农民群众的一大创造发明。”

乡镇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步发展起来的，90年代开始进入超常发展的轨道。江总书记较早就看到了乡镇企业作为农村经济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重要作用给予了积极、热情的肯定和支持。他解释说，“乡镇企业非常适合我国农村的实际，适合我们的国情。即使一些乡镇企业暂时没活干了，工人还可以回去干农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有利于我国农村的稳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这个问题是中国一个特殊的重大问题。乡镇企业的发展同服务行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有紧密联系的。我很赞成和关注中国第三产业的迅速兴起。”

最后，江总书记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做了高度概括：“第三产业发展了，不仅本身可以创造很大的利润，而且可以为第一、第二产业服务，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可以为富余的劳动力提供很多的就业门路。”

一个小时的会见结束了，江泽民总书记的谈话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江总书记的谈话中，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最高决策层此时所思所想，也看到了中国下一步的政策走向和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些顾虑和误判。

江泽民同志在担任部门、地方领导和中央最高领导人期间，曾多次参加中信的重要会议和活动。与中信国际经济论坛代表的这次即席谈话，只是诸多相关讲话中的一篇。今天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和中信的企业史，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中的确立过程，这篇讲话给予我们很大启发。

（编辑  碣石）

文/姚争鸣^*

内容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平台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带来了复杂的法律关系与治理难题。传统的反垄断法律规范及执法的法律框架难以有效应对，行业监管路径的缺陷进一步制约了平台经济健康发展。这些现实难题与制度困境表明平台开放策略施展的必要性，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及行业监管等制度上为平台开放提供法律支持和正当性依据。本研究旨在探讨平台开放与平台治理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剖析现有法律体系框架和行业监管政策存在的局限性，分析平台开放的具体化构造规则在法律上的可行性与适用性，提出融合反垄断措施与行业监管措施的新型监管路径，践行软法治理与行业自治新模式，完善平台分级分类及公共基础设施属性的认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平台开放规则的法律体系构建问题。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法律框架与实践案例的综合研究，明确平台开放的具体化构造规则的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的法律体系建议。研究发现，平台开放不仅需要明确技术和商业层面的开放规则，还应在法律层面构建可操作性的开放构造机制，以确保平台治理的公平性、透明性与可持续性。

关键词：平台开放；新型监管路径；开放规则

一、平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难题和监管真空

欧盟微软互操作性争议案中，欧盟指控微软在操作系统中内置了自家的媒体播放器，限制了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谷歌广告服务器自我优待案中，谷歌在其广告系统中明显优待自家广告客户，向其提供更多曝光机会，从而排挤了竞争对手的广告服务；阿里“二选一”案中阿里巴巴要求商户在其平台上只能选择与阿里合作，不得在竞争对手平台上开展业务；微信与抖音外链封禁案中，微信禁止用户在平台上分享抖音链接，采取技术手段封禁抖音相关内容。上述案例皆是在互联网背景下，平台经济发展的自发行为，这种限制竞争的行为融合了平台经济的特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平台经济已经渗透至社会各个领域，改变了传统产业格局和市场生态。其本身所具备的规模经济效应、网络效应、多边市场结构等特性既带来了蓬勃的发展，也带来了垄断化与集中化的趋势。平台经济依托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网络效应，构建起超大规模的数字化市场，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吸引大量用户，优化运营成本并构建极高的市场进入壁垒；市场资源逐步向头部平台聚集，市场集中加剧。由于“赢家通吃”效应，市场演变为存量竞争，新进入者的市场空间被压缩，导致竞争格局固化，头部平台的市场控制力不断增强。平台跨行业的生态布局进一步增强自身的跨行业市场控制力，同时双边（多）市场结构加持下进一步集聚具有更高经济价值的市场领域，最终形成寡头垄断。平台经济的垄断化趋势将会带来极为严峻的社会损害，限制市场竞争、抑制市场创新、损害消费者福利等等。现行反垄断法律规范难以覆盖复杂的平台垄断行为。在数据隐私保护、算法控制等领域要进行有效规制更为艰难，尤其是在适用性上存在着相关市场界定困难、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滞后、事后监管工具效率低、消费者福利标准不明确、救济措施单一且威慑不足、数据与算法垄断规制缺失等问题。在反垄断执法层面，存在着执法效率低、案件处理周期长、执法机构的资源和专业性不足、过度依赖行政处罚、监管重叠等困难。平台经济迅速发展涉及多方面法律领域，仅依靠反垄断法进行规制，显然无法全面覆盖平台经济运行中的竞争与治理问题。我国曾一度借鉴欧盟《数字市场法》的“守门人”理论经验，对平台经济问题的处理主要依靠行业监管手段，但忽视了其本身与生俱来的监管碎片化、监管动态性缺失、过度干预市场活动的路径缺陷。行业监管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能自发保持适度的市场干预，会产生限制市场竞争、抑制创新活力的问题，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我们要对平台经济的垄断化趋势及反垄断、行业监管法律体系框架重新进行审视，探索新的路径来应对新挑战。需要构建一种新型的平台经济发展应对策略，为平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二、平台开放的理论创新

平台经济发展中过度的生态扩张以及双（多）边市场的结构加剧了平台经济的垄断化与集中化趋势，反垄断制度、反不正当竞争制度以及行业监管制度为平台开放提供了法律支持和正当性依据。平台开放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与法律规范和制度的正当性。

（一）平台开放的必要性

平台凭借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来推动自身的增长，构建双（多）边市场结构，不同参与者得以在平台上实现互动与交易，同时也借由网络效应反向增强平台的吸引力与市场控制力。平台通过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对用户行为进行精准预测，提供更加个性化且高效的服务。平台还积极建设业内业外生态系统，通过加强与其他平台和企业的合作构建多维度业务协同。

双（多）边市场结构是平台经济的运行机制核心。平台借助网络效应与规模经济特征实现快速扩张，同时利用数据驱动手段优化资源配置，并运用动态竞争策略和生态构建手段，维系自身的市场地位。大型平台凭借用户基础、网络效应，巩固其在市场控制， 使得“赢家通吃”的局面逐步稳固。随着此类平台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能与其竞争的进入者愈发减少，借助收购兼并、业务协同生态等扩张手段，平台迅速完成市场整合，使自身的系统重要性更加完备，进一步形成“太大而不能倒”态势。 传统反垄断法下的强制拆分手段可能带来较大的社会代价，如降低市场效率、减损消费者福利等。 正因如此，凸显了平台开放的必要性。平台开放不但可以打破平台对资源的垄断，而且通过促进不同市场主体间的互动，降低市场壁垒，推动创新与竞争。

1.平台经济的垄断化趋势。

如上述，平台得以依托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网络效应，构建起超大规模的数字化市场，平台通过边际成本递减效应，不断扩大市场份额。 而传统经济受制于实体经济中的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无法达到平台经济的规模，这也是科斯认为企业不能代替市场的主要原因。

（1）规模经济特性加速市场集中。在发展初期，平台通过大规模资本投入建立基础设施，吸引大量用户并借助数据驱动优化运营成本，单位用户的获取和维护成本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用户群体的扩大，平台的服务质量和资源整合能力不断提升，进一步强化了用户对平台的依赖，形成锁定效应，增加用户的转移成本。 新进入者将面临极高的进入壁垒，即便拥有先进技术或创新商业模式也难以突破既有平台所构建的市场壁垒。

通过规模扩张占据市场优势后，平台往往会采取低价策略、大规模补贴以及并购竞争对手等方式进一步强化市场集中趋势。 例如，电商行业大型平台利用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压低商品售价，向供应商施加议价压力， 中小型电商平台难以与之竞争。外卖、共享出行等行业亦存在类似现象，如美团、饿了么外卖平台的“二选一”竞争行为， 主导平台通过资本运作及市场竞争策略，实现市场份额的持续增长并形成高度集中的竞争格局。在规模经济效应的持续作用下，市场资源更多向头部平台聚集，进一步加剧市场集中，形成平台经济的垄断化趋势。

（2）“赢家通吃”效应固化垄断地位。平台经济具有典型的网络效应，即用户数量的增加会带来更强的市场吸引力，促进更多用户加入而形成正反馈循环。 形成“赢家通吃”并进一步巩固其市场主导地位，在互联网背景下这一效应的出现愈发频繁。供需双方都会优先选择已具备大量用户的平台，用户规模的积累、平台内部的规则设定、数据控制手段的强化是“赢家通吃”效应的主要表现。平台利用用户数据进行精准匹配，使用算法优化措施来提升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用户只能被动地更加依赖平台。平台企业采取诸如技术封锁、数据壁垒以及市场排他性条款等手段进一步降低用户的流动性，如采取会员体系、积分机制、独占合作协议等“强绑定”策略来提高用户的沉没成本，促使用户锁定效应的强化。 新进入者的市场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头部平台的市场控制力不断增强，加剧了平台经济的垄断趋势。

（3）平台生态扩张引发跨行业垄断传导。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还表现为跨行业的生态布局，使平台的市场控制力突破了行业界限，形成跨行业更大范围的市场支配力。平台在其业务领域建立竞争优势后，进一步利用生态体系扩张的方式向关联行业渗透，以实现跨行业垄断的传导效应。平台融合技术，协同手段和数据共享措施快速整合市场资源。

大型互联网平台发达的支付体系、用户庞大的社交网络、高速的搜索引擎等基础服务和基础设施之间的相互连接，实现了业务间的高效协同，并借助庞大的用户数据资源精准营销和预测用户行为，占据在新行业内的主导地位。例如在美团“二选一”案中，执法机构认为“当事人到店餐饮消费、生活服务、酒店旅游、出行等多个领域和餐饮外卖上下游进行生态化布局，为网络餐饮外卖平台带来更多交易机会”。 在此过程中，平台企业通常采用并购、投资、战略合作等方式扩展业务版图，将原本竞争激烈的市场纳入自身生态体系。例如某些头部电商平台在占据零售市场主导地位后，进一步延伸至物流、金融、广告等多个领域， 形成全方位市场支配力。平台企业还利用既有市场优势，以交叉补贴、流量倾斜等方式扶持自身生态内的企业，增强跨行业市场控制力。跨行业垄断的隐蔽性较强，传统的反垄断执法以及行业监管模式难以适应这一新兴竞争格局，由此，平台经济的垄断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带来新的挑战。

（4）双（多）边市场加剧结构失衡。平台经济的一个核心特征在于其实行双（多）边运营模式，平台能够同时连接多个市场主体并高度匹配不同主体的价值。这种双（多）边市场结构存在着权力失衡和利益倾斜等问题。在双边市场模式下，平台往往优先考虑具有更高经济价值的市场一侧，容易形成资源分配不对称的局面。如在互联网广告市场的头部平台倾向于优先服务广告商而非普通用户，广告商能获得更多的精准投放机会而用户面对隐私保护弱化、个性化推荐过度等问题。 例如外卖平台倾向于优化商家端的收益，而非提高骑手的劳动权益， 平台内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平台企业在多边市场环境下可以通过差异化定价、算法调控等方式对不同市场主体施加影响，强化自身对市场结构的控制。平台在网约车行业通过动态定价机制调节乘客支付价格和司机的收入水平，市场供需关系受平台算法主导，平台在其中扮演了价格操控者。 由于双（多）边市场结构的复杂性，传统市场规制手段难以使双（多）边市场平衡，权力进一步向平台集中，市场竞争格局逐步向垄断化方向演进。

（二）平台经济垄断化引发的社会损害

1.限制市场竞争。主导平台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资金优势和创新型技术，新的竞争者难以在市场站稳；当少数平台掌握了大部分市场份额时，新兴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就被极大地压缩。对市场的公平性与竞争性造成侵蚀，对行业的多样性与活力起到了消极的抑制作用。

2.损害消费者福利。随着平台市场趋于集中，在缺乏竞争压力的环境之中，平台可以提高价格，减少优惠，并借由隐性费用来增加消费者的成本。鉴于消费者形成了路径依赖，难以跳转至新的平台，限制了用户的自主选择权。 平台对消费者个人数据的过度收集与利用，加大了数据泄露的风险，对个人隐私以及企业数据安全构成威胁， 致使平台的市场控制与信息垄断行为愈发严峻。

3.抑制创新。由于垄断平台对创新话语权加以掌控，其他竞争者，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在技术研发、产品创新等方面面临着极为巨大的压力与困难。平台采取诸如“收购竞争对手”或“技术封锁”的策略，将潜在的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予以消弭。平台通过拒绝开放API接口或者对数据访问加以限制的方式将中小型平台潜在的创新扼杀于摇篮之中。平台自身进行技术革新，其创新的出发点往往更多地倾向于自我巩固，并非推动行业的整体进步。

（三）平台开放的正当性

1.反垄断制度的正当性支持。在平台经济快速发展这一背景下，反垄断制度对平台开放是持支持态度的，其对平台企业的市场行为起到规范作用。

在平台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之下，反垄断法的核心价值体现为如何去界定平台企业是否拥有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怎样去判断其是否对这种地位加以滥用。在平台开放的情境之中，平台企业要遵循不排除不限制竞争的基本原则，不可凭借数据控制或技术优势，制造市场壁垒或者排除竞争对手，影响平台生态的开放性和公平性。

平台开放中的法律适用，体现为对平台企业市场行为的动态监督与干预。反垄断执法不但要对平台企业的市场份额进行有效界定，而且要对平台在市场开放中的隐性壁垒予以识别，需要拥有足够的技术敏感性以及市场洞察力，以确保能够及时有效地对平台经济的新型竞争行为实施监管。

反垄断政策对于平台开放的正当性支持，体现在政策的引导作用与市场规范作用上。各国为适应平台经济的特殊性，在反垄断政策上逐步做出了调整，比如欧盟提出了“数字平台反垄断框架”以明确数据垄断及算法滥用的法律边界，这为平台开放过程中涉及数据共享、算法推荐等技术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导。各国的反垄断政策也逐步加强了对跨境平台的监管并加强国际合作，推动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合规性。 我国在2021年10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和《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提出，超大型平台必须落实公平竞争示范、平等治理、开放生态等义务。

2.反不正当竞争制度的正当性支持。从法律原理的角度来看，反不正当竞争法强调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反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明确要求平台企业在开放过程中规范自身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核心目的之一是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在平台开发的实际操作中为实现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提供可行的路径。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平台开放需要遵循公正、合理、不限制竞争原则，避免任何因不正当手段而形成市场壁垒的行为。明确要求平台不得采取妨碍市场竞争的行为，不得利用自身的市场地位以构建技术壁垒、控制数据等手段限制其他市场主体的参与；其在进行市场操作时不能剥夺竞争对手的基本资源或信息，以限制市场的自由进入与退出。平台必须遵循竞争规则，不能利用其优势地位排除竞争。平台开放要推动资源共享，要防止因技术手段而致使竞争行为受到限制的情况出现。依据第十二条的要求，平台开放应当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得以参与，不可通过封闭技术以及限制数据共享的方式造成市场信息不对称，影响竞争秩序的正常运行。平台开放的核心目标就是在保障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促进市场竞争的自由和充分。在平台开放的过程中，绝对不能凭借技术数据等方面的优势来操控市场，要推动资源的共享和技术的进步，同时防止平台企业凭借其市场地位的优势，运用不正当竞争手段，对市场的正常秩序造成破坏。

3.行业监管制度的正当性支持。

（1）“守门人”制度。

“守门人”制度可被划分为“传统守门人”和“新型守门人”两种模式。其中，传统守门人理论着重强调平台作为“守门人”，应当承担起阻止第三方违法行为的责任，例如网络平台所应履行的内容审核义务。传统守门人理论中，守门人充当市场上的限制性角色，即维护竞争秩序和市场规则的稳定性。但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的迅猛发展，传统理论显现出局限性，新型守门人理论应运而生。新型守门人不仅是那些能控制市场准入的企业，还是基于互联网、平台技术以及数据控制能力的新型平台型企业，其控制着互联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其他经营者进行互联网交易的渠道或者瓶颈。 平台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扮演的不仅是限制准入的角色，更多的是引导、组织和推动创新的核心。新理论强调平台信息中介和创新推动者的作用，平台在管理和控制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互需要，确保平台内部规则的公平性、透明度以及开放性。新型守门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创新和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以新型守门人理论为基础的平台之所以能够进行开放，因其可以切实地对市场自由与公平竞争的双重需求予以平衡。作为守门人的平台，其职责在于保证市场参与者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展开交易，防止平台出现垄断行为以及不正当竞争的重任；通过自身的规则与算法，有效地实现对市场的监管与组织，推动生态系统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守门人制度的正当性支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平台建立明晰的市场准入规则，确保市场中各方的公平竞争。平台型企业与传统市场中大型企业控制资源手段不同，其凭借开放接口、共享数据以及灵活的商业模式，使得小型企业、个体创业者等得以进入市场，能够与大企业在同一市场中展开竞争。这种开放性提升了市场的竞争力，有助于降低市场的准入壁垒，进而提高社会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

第二，作为守门人制度的执行者，平台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和规则体系来促进市场的公平性与透明度。通过算法和数据分析手段，有效地防止平台主导方利用技术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利用不公正的推荐算法来压制竞争对手或操控用户选择。

第三，新型守门人理论采取结构性监管手段解决“赢者通吃”问题。欧盟DMA第6条要求守门人允许第三方服务与其系统互操作，禁止限制用户跨平台切换。 这样就削弱了平台通过控制“入口”形成的垄断壁垒，支持中小经营者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我国《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超大型平台提出“开放生态”义务， 引导其向第三方开放接口，促进数据流通。

守门人制度通过重构市场竞争秩序来完善事前量化标准，简化反垄断认定门槛，规避事后监管的滞后性。数字平台兼具商业主体和准公共基础设施的双重属性，守门人制度通过公平竞争义务限制其滥用私权力。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要求守门人保障用户数据迁移，支持用户跨平台自由选择服务；欧盟要求数字钱包互操作性，防止支付领域垄断，实行互操作义务打破企业“数据孤岛”。

守门人制度的正当性支持还体现在市场规则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上。平台开放需要保证平台内外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守门人制度为平台开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特别是在如何平衡平台自由和市场公平之间的关系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确保平台开放既能够促进市场创新又能避免平台滥用“守门人”角色，依然是未来法律与政策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2）公共承运人理论

在19世纪的交通运输和通信领域之中，“公共承运人”应当为社会公众提供广泛的服务，需承担起公平公正的服务责任。铁路、航运和邮政等行业强调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要对特定消费者予以负责，还要将其服务对所有潜在消费者开放。公共承运人制度为平台开放提供了理论支持，平台作为现代信息社会的核心构成部分，往往掌握着庞大的数据资源、流量和信息传播渠道。尤其是互联网平台、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数字化平台，它们不仅是信息和资源的传递者，还是市场中各种主体互动的枢纽；如果平台承担起公共承运人角色，就应当对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提供公平透明和非歧视的服务，不应当随意偏向某一方或垄断市场资源。

公共承运人理论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平等对待原则。传统理论强调服务提供者必须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服务机会，不得随意拒绝或歧视某些消费者。平台若要遵循这一原则，就必须在服务提供过程中做到透明公开，公平对待不同的用户和服务提供者，在大平台经济中，平台的开放性和公共性显得尤为重要，大型平台所具备的公共属性使得用户依赖其进行基本社会经济活动。 平台开放相关数据和技术接口，确保不同市场主体都能公平地接入平台资源，从而有助于促进市场的多样化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市场中资源不均和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平台的开放性和公共性还着重强调平台提供服务的不可歧视性，面对小型企业或个人用户，需采取公正的服务策略，不可因平台自身的商业利益或市场地位而做出排他性行为或采取歧视性措施。 平台往往凭借海量用户的数据以及行为模式来实现盈利，从而致使平台容易偏向大用户或付费客户，忽视小型用户的利益。平台应凭借明确的服务条款以及公平的交易规则，构建起更为健康、公正的市场环境。需要注意的是，平台开放并不等同于完全舍弃市场控制，在遵循公共承运人义务的前提下，平台往往能够规避因市场主导地位被滥用而引发的不公平竞争情况。通过让更多参与者实现公平接入，平台在确保竞争时，对由于市场集中度过高而可能导致的垄断行为加以防范，这在防止大型平台凭借自身市场支配地位对竞争者实施不正当排挤、压制创新等行为方面，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平台将担负起维护公平竞争的职责，避免在平台开放的过程中形成新的不公平格局或者竞争壁垒。

以从平等对待到普遍服务义务、再到反垄断和不可歧视原则为基础，公共承运人制度为平台的开放给予了多维度的理论依据。公共承运人理论强调平台于市场中的公共责任，平台不但要服务自身的商业利益，更应为所有参与者给予公平开放的服务，从而助力平台构建起更为合理的市场规则，并且为平台的合法性与社会责任予以有力支撑。平台若能灵活运用公共承运人理论，便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达成自我规范，进而推动平台经济朝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编辑  季节）

文/陈贇^*

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有企业必须服务国家或地方的重大发展战略，聚焦国之大计，承担国家的战略发展布局和规范的任务，高水平实现经济属性、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 

履行国家战略使命评价制度是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举措

（一）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八大之前，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目标是保值增值，考核标准重点是利润、营收和资产等指标。在实际发展中，一些国企出现工作的中心是围绕业绩指标展开，什么行业热就投什么行业，哪里赚钱快就往哪里跑，存在党建弱化、虚化、边缘化，对科技创新重视不够以及安全生产防控不到位等情况。

从2020年开始，国务院国资委不断丰富考核指标体系，引导国企强化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2020年考核指标为“两利三率”：净利润、利润总额、资产负债率、营业收入利润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021年考核指标体系增加了全员劳动生产率，成为“两利四率”；2023年考核指标体系优化为“一利五率”：利润总额、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营业现金比率；2024年考核指标体系沿用“一利五率”的经营指标体系，但用“营业收现率”替换“营业现金比率”。2025年3月，国资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更加明确提出要深化精准考核，深入推进“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用好考核指挥棒，助力打通产业链堵点。

近10年，通过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考核体系的探索，国资国企新发展理念得到进一步确立，布局和结构进一步优化，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但这些考核导向和指标体系与国资国企要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要求相比，仍有距离。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考核体系，充实履行战略使命的指标，引导国有企业高质量地发展。

（二）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伟大的企业使命企业在发展中不断实现凝聚人心、激励士气的共同理想，为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赢得消费者信赖。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推动时代转型与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世界级企业是推动时代进步的企业，将自身生存发展目标与国家和全球发展的趋势与共同挑战相结合，如谷歌、微软、苹果、亚马逊等发达国家的世界级企业，我国各领域的许多国营企业也迈入世界500强前列，他们不但在销售额、市值、市场占有率等硬实力上显著超越同领域的其他竞争者，同时也在创新力、社会责任、影响力等软实力上拥有卓越表现。

当前，我国许多国有企业在使命担当、核心竞争能力作用的发挥上还不得力，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尚未明确企业的使命；在企业发展实践中，存在研发投入不足、人才激励不显、安全生产忽视等现象，与国企战略使命不符。这些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创新能力、产品质量和社会形象，削弱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强化履行战略使命评价，有利于国企对企业竞争能力的再认识，高度重视通过企业伟大使命凝聚人心和赢得市场，助力国企高质量发展。

（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有效方式。当前，国际秩序面临重塑，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和安全风险增多。大国间在多个领域争夺制高点和话语权的竞争正在加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各大国纷纷加大科研投入，美国联合西方盟国对我国实施战略围堵，力图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对我实施封锁，我国面临产业升级的迫切任务。

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任务艰巨繁重。我国在若干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对可能产生颠覆性影响的未来技术、未来产业布局还相对滞后。当前经济增长速度换挡，内需市场潜力尚未充分挖掘，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升。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

国有企业大多处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是实现国家战略意图、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的重要力量。通过建立履行战略使命评价机制，引导和激励企业聚焦“国之大者”、围绕国之所需，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以发展的确定性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国企履行战略使命分析及评价指标体系探索

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机制的基础，是要探讨国有企业需要服务哪些战略以及选取什么样的指标。黄群慧（2025）提出，建立战略使命评价模型，应从战略使命界定、战略使命规划、组织架构支持、要素资源保障等方面设置战略使命评价指标体系；国有企业必须坚定不移向“新”发力，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战略使命。綦好东（2022）提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有企业的功能使命是：解放和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力军，制度变革与创新的践行者，以人民为中心立场的坚定拥护者。李政（2023）提出，在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的核心使命和任务是通过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企力量、发挥国企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提供战略支撑。陈元志提出，国企战略使命包括服务国家宏观战略、保障经济安全、引领科技创新、承担产业控制责任、推动绿色发展、保障公共利益六个重要方向。这些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国企的战略使命，具有启发性。

本文基于宁波国企的角度，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宁波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等重要文件，探索国企战略使命涵盖范围及评价指标。

（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是国之利器。当前我国正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国企具有坚实的创新基础、丰富的创新资源和雄厚的创新实力，要有“勇挑重担、敢打头阵”的责任担当，努力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力军，瞄准先进与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着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掌握科技发展主动权和主导权，筑牢国家安全防线。评价指标可采用研发投入强度、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国家“三大奖”获奖情况等。

（二）制造强国战略。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虽然我国已建成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但在制造业部分行业仍存在“大而不强”问题，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明显，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国企要加快传统产业强基转型升级，大力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AI+”行动；培育发展工业母机产业集群，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培育“链长”“链主”，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评价指标可采用全员劳动生产率、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及占比、制造业关键业务智能化覆盖率等。

（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间差异大、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基本国情。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关乎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重要战略举措。国企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聚焦实现战略目标和提升引领带动能力，以市场化方式促进要素跨行政区域聚集，以专业优势推动公共服务均衡化，积极参与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打通区域一体化壁垒，加大投资积极推动区域重大战略落地；示范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发展等，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评价指标可采用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投资额，在京津冀协同、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点项目承揽金额等。

（四）“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代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共建“一带一路”经济带，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文化传统，有力维护世界和平，为全球经济提供增长新动能。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国企在资源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等领域有着较强实力，具有参与“一带一路”分工协作和协同发展的巨大潜力。国企要对标世界一流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中国产品、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话语权、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力、对国际规制和标准的塑造力。评价指标可采用“一带一路”投资额、“一带一路”营收占比等。

（五）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国企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参与农村公路、供水、供气、环保、电网、物流、信息、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参与大型商品粮、棉花、糖类、天然橡胶、优质奶源等生产基地的建设，提高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储运能力；推进乡村文旅康养和休闲农业，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评价指标可采用乡村振兴投入增长率、乡村振兴项目营业收入、乡村振兴项目带动就业人数等。

（六）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人口老龄化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多重性，倒逼科学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素质提升、就业结构和就业方式转型，同时促进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国企要积极参与建立健全老有所依的社会保障体系、老有所养的养老服务体系、老有所医的健康支撑体系、老有所乐的精神文化服务体系、老有所学的老年教育服务体系、老有所为的社会参与服务体系。评价指标可采用康养产业投资额、康养产业营收占比、客户满意度等。

（七）就业优先战略。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国家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以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实现劳动者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业安全等，为中国式现代化伟业提供有力支撑。国企要在吸纳就业方面发挥引领和支柱作用，制定并实施具体的稳岗扩就业计划；通过内部挖潜、外部引进等方式，优化人力资源配置；通过校企合作、工学交替等方式，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评价指标可采用每年新增就业人数。

（八）可持续发展战略。大量事实表明，高投入高污染的发展方式造成生态环境破坏，迟早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实践的重要标志。国企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作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表率，深入规范落实ESG标准，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推进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绿色化改造；推进能源革命，大力发展风电、光伏、氢能等清洁能源产业；加快能源资源梯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利用和污染物集中处置，等。评价指标可采用单位产值能耗、废弃物回收率、碳排放强度、ESG报告披露情况等。

（九）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定题、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决策，明确要求：到2025年，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基本建立，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到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国企要积极推进资源整合、方式创新和品牌建设，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以缩小“三大差距”为主攻方向、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统筹用好标准引领、数智赋能、绿色改造等手段，一体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实现山区海岛乡镇新型帮共体全覆盖，加快缩小“三大差距”。评价指标可采用党委、政府部署相关任务完成度。

      表1  国企履行战略使命评价指标体系

（十）宁波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宁波是中国首批十四个对外开放沿海城市之一、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是对历届市委提出的“以港兴市、以市促港”以及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国际港口名城等目标举措的赓续传承、深化拓展。宁波锚定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目标聚力攻坚，建设充分彰显硬核实力、极核功能、滨海形态、优良生态、文明典范、国际风范的大都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挑大梁作示范。国企要聚力科技创新大进步、产业能级大跃升、内外循环大畅通、数字变革大突破、城乡发展大融合等，着力服务打造全球智造创新之都、打造国际开放枢纽之都、打造东方滨海时尚之都、打造全国文明典范之都、打造城乡幸福共富之都、打造一流智慧善治之都。评价指标可采用党委、政府部署相关任务完成度。

综合以上分析，形成如表1所示的国企履行战略使命评价指标体系。 

推进国企战略使命评价要注重五个统筹

（一）统筹全面要求与突出重点的关系。国家、省、市战略涉及许多方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除了本文论述的重大战略外，还有人才强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数字中国战略、文化强国战略等。每个战略要求的内容比较广泛，从本质上讲，作为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重要力量的国企都应积极响应、贯彻落实。但是，在进行国企履行战略使命评价时，要使企业凝聚发展其所长，紧密结合国企功能定位和当前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等，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重点，不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引导国企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和安全支撑作用，更好地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全局。

（二）统筹相对稳定与动态调整的关系。战略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的特征，因此，探索建立的国有企业战略评价指标体系要保持相对稳定，充分体现其战略导向。但当今世界不确定性加剧，政治、经济、科技格局仍在深刻调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累积问题化解期、新兴动能培育期、经济转型阵痛期的叠加，国家、省、市层面会根据新情况新问题调整发展战略，出台重大政策措施。因此，对国企履行战略使命评价体系要进行动态调整，及时把各层面最新重大战略转化为国企的使命任务，保障党委、政府战略意图落地见效。

（三）统筹履行战略使命评价与“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的关系。当前，国企正在积极推进“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根据功能定位、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分类设置考核指标及权重，加大个性化考核指标的占比，推动“考准、考实、考严”要求落地扎根，着力培育具有“争先、创优、进位”意识的一流企业。推进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并不是要另起炉灶，增加企业考核负担，而是对国企考核评价统一设计、化繁为简、合并整合，把履行战略使命评价的指标融入“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体系中，完善评价指标，引导国企在履行的战略使命任务前提下更好地完成经营业绩指标，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统筹国企与国企整体履行战略使命评价的关系。我国对国企核定主责主业，进行分类管理。本文探索的国企履行战略使命评价体系是立足于国企整体情况，强调某个层级国企整体要增强核心功能，履行使命担当，积极服务国家、省、市重大战略，因此指标体系相对全面。但是，具体到国企个体时，应严格实行“一企一策”政策，根据功能定位、主责主业、发展规模等因素选取履行重大战略的测评内容和指标。

（五）建立评价指标与健全工作机制的关系。推进国企履行战略使命评价，不仅需要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还需要健全相应保障机制。建立融入企业业务机制，深度融入纳入战略规划、投资决策、战略执行、监督整改中，充分释放战略使命评价的规划支撑、执行督导、效果反馈等功能。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各部门在评价制度实施过程中要信息共享、资源互补和协同配合。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形成良性循环，推动企业不断提升战略使命履行能力。

（编辑 尚呜）

文_沙学康 程晗^*

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学理论认为，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的关键变量。近年来国外以提升收入、稳住就业为目标出台了大量提振居民消费的政策。其中范围最广、力度最大的就是新冠疫情期间各国出台的以失业救济、薪酬保护、针对特定人群转移支付和特定行业消费补贴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提振消费政策。尽管有大量学者对政府的提振消费政策效应开展了理论和实证分析，但聚焦新冠疫情期间的大规模提振消费政策开展跨国比较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旨在对疫情期间各国提振消费的主要政策工具进行梳理，探讨政策特点和政策推行过程中的教训。为我国优化完善提振居民消费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关于政府政策对消费影响的研究较为丰富，从观点来看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学者认为财政支出会抑制居民消费。例如Sutherland（1997）发现，政府财力不足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导致居民认为未来会发生增税和可支配收入减少，因此会增加储蓄、降低消费欲望，从而得出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消费具有替代效应的结论。卞志村、杨源源（2016）通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发现政府投资性和消费性支出会挤出居民消费。Dawood和Francois（2018）则采用协整面板模型，实证估计了24个非洲国家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间的替代关系，研究发现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之间存在跨期替代，这就导致扩张性财政政策会降低居民消费需求。

另一派学者认为财政支出会促进居民消费。例如温桂芳、马栓友、赵萍等（2003）认为，财政支出会促进社会需求扩张，其机理在于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提高了居民消费意愿。李晓嘉、蒋承等（2016）基于空间Durbin模型对我国省级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相邻省的经济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促进了本省的居民消费。Kim等（2021）评估了新冠疫情期间韩国出台的“韩国经济影响补助金（KEIP）”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发现KEIP计划显著刺激了居民消费，且该政策乘数约为0.5。Chetty等（2024）使用私营部门大数据测算了疫情期间美国多轮财政刺激计划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现金支付导致疫情初期居民消费支出急剧增加，但在疫情后期的作用则大幅下降。

疫情期间提振居民消费政策的国际比较

（一）国外提振居民消费的四类工具

1. 提供失业救济

国外通过放宽失业保险门槛、发放额外失业补助等方式稳住居民信心。例如美国面对疫情期间飙升至14.8%的失业率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将失业救济资格扩大至自雇人员、独立承包商、零工经济从业者等不具传统失业保险资格的群体；二是发放临时失业补助（Federal Pandemic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FPUC），联邦政府于2020年3-7月期间为失业人员提供额外的每周600美元失业补助。2020年12月后，失业补助降至每周300美元并持续发放至2021年9月。

2. 设立薪酬保护计划

该计划为企业提供招聘和就业补贴，从而保障就业、避免裁员。例如美国推出了以保障居民就业为核心目标的薪酬保护计划（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PPP），该计划通过为小企业提供无偿贷款使其得以继续支付员工工资，防止大规模裁员。澳大利亚则以向企业提供工资补贴的方式开展薪酬保护。2020年3月-2021年3月，澳大利亚推出了Job Keeper计划，该计划规定受疫情影响收入下降的企业每雇佣一名符合条件的员工，每两周可获得1500澳元的补贴。

3. 针对特定人群提供转移支付

国外试图通过发放针对特定人群的转移支付改善居民收入拉动消费。美国在疫情期间三次向低收入纳税人发放转移支付，总计超过8500亿美元。2020年3月，美国颁布了《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CARES）法案》，该法案规定向年收入不超过75000美元的纳税人提供一次性1200美元现金，另外给每名儿童额外提供500美元。此后的《冠状病毒应对和救济补充拨款法案》和《美国救助计划（ARPA）法案》进一步延续这一政策并加大了现金补贴力度。日本方面，通过2021年的第四轮经济刺激计划针对18岁以下儿童、低收入家庭等特定群体发放额外现金补贴。

4. 发放餐饮文旅行业的消费券

国外通过发放消费券刺激餐饮、零售和旅游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的本地消费。例如日本曾于新冠疫情期间推出全民性的“Go To”经济复苏计划，其中“Go To Travel”旅游补助对旅行产生的交通、住宿、购物等费用补贴50%。Go To Eat”餐饮补助给指定平台提供最高折扣25%的餐饮折扣。“Go To Event”文化与娱乐补贴提供电影、演出、体育赛事门票折扣。澳大利亚则于2020年末推出“Stay and Spend”计划，政府为消费者提供100澳元的电子消费券，并规定这些消费券必须在本地酒店、餐馆等场所消费。新加坡于2020年向所有新加坡公民发放了100新加坡元的电子消费券，用于刺激餐饮、零售和旅游等领域消费。

国外提振消费政策的特点与教训

（一）国外提振消费政策的特点

国外提振消费政策轮次较多、规模稳定、注重宣传。首先，国外提振消费政策轮次较多。例如，美国在2020年3月疫情初期快速出台第一轮救助计划，对居民就业、收入和消费提供支持。随后面对疫情的反复和经济的波动，美国又出台了第二轮、第三轮经济刺激计划。其次，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加大。每一轮政策提供的支持力度稳中有增、实施期限保持稳定、覆盖面逐渐扩大。例如从第一轮至第三轮刺激计划，美国向低收入居民提供的直接现金补贴额度从1200美元/人稳步提升至1400美元/人，提供失业救济金的期限从三个月逐步延长至六个月，覆盖范围也扩大至个体户和零工经济从业者。最后，注重政策的宣传。外国政府通过媒体宣传、深度沟通、政策指导等多种方式加强了居民对提振政策的积极预期。以日本为例，首相及政府高层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国民说明财政支持政策，强调补助金的发放方式、申请流程及预计效果。

国外提振消费往往聚焦重点人群。理论表明由于低收入家庭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因此同样规模的财政补贴对于低收入家庭的提振消费作用更为显著。疫情期间，国外出台的提振消费政策的一大特点是聚焦特定人群尤其是低收入人群，试图通过“以小博大”的方式用最低财政成本最大化提振消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美国《CARES》法案中的直接现金补贴和失业救济金政策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由于失业救济金能更大程度上地惠及低收入群体，因此其提振消费和产出的作用相对更大。

（二）国外提振居民消费政策的深刻教训

    提振消费政策效应持续时间较短。以失业救济、薪酬保护、转移支付、消费补贴等为代表的提振消费政策属于周期性政策，对于打通阻碍居民消费提升的结构性堵点作用有限，因此其政策效果持续性不足。从主要发达国家疫情前后居民消费数据来看，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疫情前居民消费同比增速保持在2.6%、1.1%、5.1%左右，疫情期间出台提振消费政策后居民消费增速短暂冲高至8%、6%、11%，但疫情结束后随着政策退坡，居民消费增速快速回落至疫情前水平。

向居民部门提供的转移支付大多被用于储蓄。疫情期间国外向居民提供的现金转移支付，后被证明更多转化为居民储蓄而非消费。例如美国每周家庭脉搏调查（HPS）数据显示，除了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资金大多被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第二轮、第三轮刺激计划期间，50%以上居民将救济资金用于偿还债务和储蓄。美联储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美国家庭累计超额储蓄超2万亿美元，但消费支出增速却从2021年四季度的3.3%降至2024年的2.8%。

依托财政工具的提振消费计划增加了债务不可持续的风险。新冠疫情期间西方国家出台的提振消费的财政政策资金来源主要是大规模发行政府债务。尽管提振消费政策拉动了经济增长，但从数据来看，经济增长并不能完全抵销债务增速。例如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疫后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仍然持续上升，债务不可持续风险一直在加大。

过度补贴是导致大规模顽固通胀的成因之一。大规模的过度的财政直接补贴直接增加了总需求，造成了疫情后期以来西方国家持续的高通胀。分析各国核心CPI数据发现，自2021年1月起，主要国家核心通货膨胀快速上升，持续了将近两年后，才于2023年后以相对缓慢的速率下降，迄今为止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美联储对各国财政政策拉动通胀的点数进行了测算，发现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分别导致美国、加拿大、英国、欧元区、新兴市场国家通胀总计抬升2.5、2.4、1.6、1.8、1.4个百分点。

有力有效提振我国居民消费的政策思考

回顾疫情期间国外出台的各类提振居民消费政策，尽管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长期看并没有解决居民消费的痛点难点问题，政策效应持续性不足且造成了较大的财政负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促进消费和投资更好结合，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提振消费已经是我国当前重要的政策发力点。参考国外提振消费的教训启示，本文探索提出了提振我国居民消费的政策思考。

以提升居民收入为支撑点。一是持续完善最低工资调整机制。鼓励地方研究设计与通货膨胀、居民信心等挂钩的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方案，定期开展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研讨会并形成具体调整思路。二是探索针对重点群体进行精准转移支付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组织相关部门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等开展针对低收入群体发放精准转移支付的可行性研究。探索根据家庭经济状况、人口结构、抚养负担等多因素设计差异化的有条件转移支付政策的可行性。三是落实完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支持计划。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定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清单，建立统一大数据平台组织企业进行申报。

以促进服务消费为着力点。一是大力推动文体旅游消费提质升级。鼓励地方结合自身特色打造“文化IP+旅游体验”新模式，支持景区结合自身条件有序推进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的场景化应用。二是大力推动入境消费的便利化。进一步扩大外卡受理范围，通过升级受理终端设备和赋能商户等方式，提升商户受理和服务境外游客的能力。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机场、商圈、景区部署AI多语言导览机器人，支持多种语言实时翻译，探索与境外知名社交平台联动推送个性化旅游攻略。三是大力推动银发消费潜力的释放。引导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企业在老年消费领域拓展应用，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智能购物平台、在线医疗问诊系统、虚拟旅游体验等数字化消费产品和服务，拓展老年消费的场景和渠道。

以活跃新型消费为增长点。一是远近结合挖掘新型消费潜力。充分把握新型消费领域的增长机会，通过大力度政策支持构建更加成熟的消费场景。短期内，加速推进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健康轻食、国潮国货、智能家居等相对成熟、更受年轻人欢迎领域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与应用推广。长期内，围绕虚拟现实、脑机接口、人工智能家居、高端医疗与体检、养老服务等方兴未艾的消费场景开展充分研究，针对可能的细分消费场景开展宣传并以探索相关消费补贴。二是城乡结合挖掘新型消费潜力。一方面结合城市更新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重点商贸街巷改造升级，持续优化城市新型消费场景。另一方面，加强县域商业街区改造，提升县域消费场所质量，为新型消费落地提供场景支持。

（编辑 宋斌斌）

文/闫 坤 张晓珉^*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债务率受经济、政治因素影响不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率受经济泡沫、社保体系等左右，呈现上升态势。对我国而言，经济增长是债务稳定的基础，需保持政策理性，在用好政府债务的同时，更要关注私人部门债务和私人经济活力，多维度保障债务可持续，以推动经济健康稳定前行。

美国政府债务率演变历史及特点

自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美国政府债务率因战后重建等因素下行，80年代起受经济形势及政治博弈影响上升。经济增长乏力时债务成为刺激手段，两党执政理念差异致财政决策短视，债务率在危机冲击与政策调整中不断变化。

（一）20世纪40年代后，美国政府债务率走势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45年至70年代末，美国政府债务率下行。二战结束后，美国进入战后重建时期，政府债务缩减成为债务率下降的关键因素。从历史数据看，美国在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及两次世界大战后，政府负债因战争需求与支出攀升，战后杜鲁门政府实施“补偿性财政政策”，大力削减军费及基建投资，使财政赤字显著降低。随后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以平衡预算为前提，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减税并持续削减国防开支、公职机构与人员，并减少国际援助，在八年执政期内的多个年份实现预算盈余。肯尼迪与约翰逊执政时期（1961-1968年），虽采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模式，扩大财政支出，如约翰逊推行 “向贫穷开战” 计划，大规模增加社会福利支出，但得益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力支撑（美国经济在此期间年均增长3.8%），实际家庭收入年均上涨2.1%。GDP的快速扩张有效吸纳了财政赤字增加带来的债务压力，使政府债务率维持下行态势。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了经济滞胀，福特与卡特政府（1974-1980年）虽采取系列政策调整，如福特改变税收结构、卡特实施减税与公共服务投入举措，但经济困境加剧了财政赤字。不过，此前经济积累的韧性与产业基础使政府债务率仍延续下行。

第二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债务率延续上升态势。里根政府（1981-1988年）奉行“里根经济学”，以大规模减税为核心策略，打破美国政府预算编制的传统，短期内财政收入骤降，政府债务率由此开启上升通道。老布什（1989-1992年）执政面对高赤字与债务压力，虽然他在竞选时承诺不加税，却因经济增长乏力、福利支出攀升而被迫加税，但未能扭转债务攀升态势；经济结构调整与财政收入矛盾凸显，债务负担持续加重，经济增长对债务依赖加深，政府债务率在经济波动与政策调整中持续上升。1992年克林顿政府因前任总统们遗留的高赤字压力，将削减赤字优先于公共投资计划实施；伴随国防开支削减、信息技术革命驱动经济繁荣。1998年，美国实现了预算平衡，政府债务率短暂下降。小布什当选后（2001年）推动大规模减税，致预算赤字远超里根时期，政府与民间借贷激增，催生房地产市场泡沫与金融风险。2009年奥巴马执政后，为应对金融危机，签署大规模经济刺激法案，财政支出与减税并举，稳定经济但大幅推高债务。金融机构救助与经济复苏计划消耗巨额财政资源，政府债务急剧攀升。随后特朗普执政延续减税、放松管制与福利限制政策，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债务率维持高位。新冠疫情冲击下，特朗普签署巨额援助计划，拜登执政后续推经济刺激方案，多轮救助使政府预算赤字与债务爆发式增长。

（二）近50年来美国政府债务率上升的原因

第一，政府债务成为助推经济增长的利器，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时，成为重要的对冲手段。在经济上行阶段（如20 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企业盈利丰厚、居民收入稳定增加，税收增长强劲，政府财政状况良好，债务依赖度降低，债务率平稳可控。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美国经济步入滞胀与产业转移的“黑铁时代”，传统制造业竞争力下滑，新兴产业培育迟缓，经济增长动力匮乏，失业攀升与财政收入缩水并存。在此背景下，政府为刺激经济、稳定就业与推动产业升级转型，不得不加大财政支出，公共投资激增、社会保障开支扩张以及税收减免频出，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迅速膨胀，债务率持续走高。在2008年金融危机与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危机冲击时刻，经济衰退加剧，企业破产潮涌、消费市场冰冻，政府更需海量举债以实施大规模经济救助与刺激计划（如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巨额财政补贴），直接致使政府债务率飙升至新高位。债务成为经济下行期稳定经济的关键依托，却也带来债务率持续攀升的困境。

第二，美国两党政治博弈导致政府债务率出现攀升趋势。美国政府债务扩张深受政治因素干扰，两党制下执政理念分歧与竞选政治逻辑相互交织。民主党执政时倾向凯恩斯主义，注重社会福利体系构建与公共投资拓展。如奥巴马时期的医保改革与拜登时期的基建与产业投资计划，虽旨在改善民生与夯实经济长远发展根基，但短期内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加剧预算赤字与债务负担。共和党上台则多奉行新自由主义理念，以大规模减税、削减政府管制为要旨，里根、小布什、特朗普执政期减税政策贯穿始终、以期激活企业活力与私人投资，却导致财政收入锐减、赤字高企，债务规模失控扩张。四年一度的竞选周期，两党为赢取选民支持、巩固政治地位，常将短期利益置于首位，以扩张性财政承诺拉拢选民，忽视债务可持续性、将债务难题遗留给继任者，致使政府债务在政治博弈中陷入“棘轮效应”困境，不断攀升且难以逆转，政治短视与党派利益博弈持续扭曲财政决策理性，推动债务率持续上扬。

日本政府债务率的演变历史及特点

日本政府债务率自经济高速增长时缓慢上升，后因社保体系建设、经济泡沫等因素波动变化，债务率长期呈现上升态势。日本财政收入端国债依赖重、支出端社保负担大；危机应对举债多；私人部门去杠杆慢等因素共同促使债务率居高不下。

（一）日本政务债务率整体维持上升态势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增长快车道，政府债务率伴随经济发展呈缓慢上升态势，年均增长幅度低于1个百分点。在此期间，政府依据经济发展需求适度举债，将资金精准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事业、科技创新等核心领域。

步入70年代中期至1987年，伴随“福祉元年”进行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养老、医疗、福利保障网络全方位覆盖，以及掀起“日本列岛改造论”驱动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在此期间，财政支出、政府债务率年均增速跃升至近4个百分点。

1987年至1990年，日本股市楼市资产价格脱缰疯涨，经济过热虚火旺盛，GDP增速超常规飙升。同期，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热潮持续升温，政府债务规模水涨船高。但因GDP扩张速度在资产价格泡沫助推下更为迅猛，债务率意外呈现三年连续下降态势，累计降幅约12个百分点，经济数据表面繁荣。

90年代初，经济泡沫猝然破裂，日本经济瞬间坠入漫长寒冬。此后15年间，政府为挽救濒危经济频施财政猛药，债务率年均增长约 7.8%。亚洲金融危机、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9?11”事件连番外部冲击如雪上加霜，致使1998-1999年及2000-2002年债务率增速陡然跃升,债务依赖成为政府在经济困境中无奈且唯一的选择，政府债务规模似滚雪球般持续膨胀，财政不堪重负，债务率持续攀升。

后续发展历程中，日本政府债务率历经短暂调整、危机冲击下飙升、政策调整波动企稳等阶段。2006-2007年债务率短暂下滑，源于经济结构优化与财政政策调整，债务结构改善。2008-2011年受次贷危机和地震灾害冲击，救市与重建导致债务率年均提升了12.2%。2012-2019年在安倍经济学干预下，财政重建与消费税调整，将债务率的年均增速稳定在0.6%，但经济深层矛盾未解决，债务率脆弱波动。2020年受新冠疫情暴击，经济遭到重创，政府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导致债务率猛涨至259%，较2019年飙升约22.3个百分点。随后在260%高位震荡徘徊，债务高悬。

（二）日本政务债务率持续攀升、居高不下的原因

第一，从收入端看，日本财政收入结构长期失衡，国债依赖症积重难返。自20世纪60年代起，国债发行收入占比持续攀升，至2022 年高达34.3%，远超六成的预算税收占比。回溯历史可见，60年代后期国债依赖初现端倪，近三十载多超30%，国际金融危机与新冠疫情期间更是飙升，如2009年达48.5%。税收增长乏力源于经济增长长期低迷、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企业盈利能力下滑及税收政策僵化，致使财政收入根基不稳，国债发行成为填补缺口关键。由此陷入债务累积循环，加剧债务率攀升。

第二，从支出端看，社会保障支出成为财政支出首要负担，与日本社会老龄化进程紧密捆绑。自20世纪70年代因老龄化加速，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从1965 年的14.7%，一路攀升至2022年的33.7%，2022年社保支出规模为1990年的3.2倍，其中养老保险、医疗及护理保险体系完备化与人口结构老化双向驱动支出社保刚性增长，挤压其他公共支出空间。财政公共工程支出比重从1972年的22%锐减至2022年的5.6%，因经济成熟后基础设施建设的边际收益递减、社会低欲望致消费倾向下滑、公共投资乘数效应衰减，前期大规模基建投入未达预期经济带动效果。资源错配加剧财政收支矛盾，债务偿还长期占用超10%的财政资源（2022年达22.6%）。偿债与社保支出双重挤压，债务率被迫抬升。

第三，政府债务成为应对危机的重要工具，推动政府债务率上升。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触发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衰退，房地产与股市价格崩塌，资产骤减、负债刚性，导致企业与家庭行为逆转。企业削减设备投资追求负债最小化，家庭则抑制消费偿债，导致信贷需求萎靡，货币传导梗阻。据统计，2023年6月末，制造业贷款余额仅为1993年的82%，反映经济主体从逐利转向偿债、经济需求端塌陷。政府为稳经济被迫举债托底，债务率被动抬升。2007年后，全球金融危机与国内经济困境交织，日本实施多轮扩张政策以刺激经济，刺激规模屡创新高。2007-2012年财政支出跃升，而GDP年化增速仅-0.03%，导致债务率攀升失控。2012-2019年在“安倍经济学”指导下，财政虽平稳、债务率波动小，但经济增长低迷，GDP年化增速仅0.9%。2020年，疫情冲击导致财政支出猛增46.2万亿日元（增幅45.6%），债务率突破260%，GDP年化增速仅维持在-0.4%。财政政策在危机冲击下陷入债务扩张与经济停滞螺旋，债务率加速上扬。

第四，私人部门去杠杆周期过长，抑制经济复苏，导致政府债务率分母端增长有限。传统制造业受新兴经济体冲击、竞争力下滑、产业升级滞缓；僵尸企业依赖政策输血存活，挤占资源、降低经济效率；终生雇佣与年功序列制阻碍企业创新迭代、人力资本增值；老龄化削减消费、提升社保负担、削减劳动力供给，多因素共振下，私人部门活力匮乏、经济复苏迟缓，政府持续举债稳经济，债务率居高不下、攀升不止，近年来在260%高位震荡徘徊。

对中国的启示

我国正在推动经济增长以稳定债务，保持政策理性连贯，重视私人部门债务健康管理，从多维度保障债务可持续性，如优化产业结构、强化政策协调、加强债务管理与风险防控等，实现经济稳健发展。

第一，经济增长是债务稳定的核心支撑。20世纪40-70年代，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期，虽财政扩张但债务率稳中有降，日本经济腾飞时债务率缓慢上升。我国应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科技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经济增速与质量，增强GDP对债务稀释能力，确保债务增长与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增长适配，防止债务率因经济波动失控。如加强新兴产业培育，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使经济产出增长远超债务增量，稳固债务根基。

第二，政策理性与连贯性至关重要。美国两党制下财政决策受政治博弈干扰致债务攀升，日本财政政策在扩张与紧缩间摇摆加剧债务困境。我国政策制定应基于长远战略考量，要强化政策的系统化和跨周期设计与协调，避免短期波动引致债务风险积聚。要保持政策连贯性稳定性，依据经济周期精准施策，经济扩张期合理控制债务增速、优化债务结构，衰退期精准发力刺激经济同时防控债务风险，提升财政资金效益，强化预算约束与绩效管理，防止债务无序扩张。

第三，私人部门健康是债务良性循环关键。美国居民部门债务“亲周期性”影响宏观债务，日本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衰退”拖累经济与债务。我国应重视私人部门债务管理，经济上行期引导合理加杠杆推动消费投资，防范过度借贷；下行期强化金融监管、优化金融服务帮助企业居民修复资产负债表，如创新信贷产品、推进债务重组，提升私人部门偿债与再融资能力，增强经济内生稳定性，避免私人部门债务恶化冲击财政金融体系致政府债务被动上升，形成政府与私人部门债务协同健康格局。

第四，债务可持续性需多维度保障。美国凭借国力与美元地位维持债务可持续但隐患犹存，日本财政收支失衡、社保债务难题突出。我国应强化财政可持续理念，优化财政收支结构，拓宽财政收入源、提升税收征管效能、培育新财源，精准管控支出、提升资金效益；加强社保体系精算平衡、提升基金可持续性。完善国债市场建设，提升国债市场深度广度与流动性，合理确定国债发行规模、期限、利率结构，强化投资者信心；优化政府债务管理与风险预警防控体系，构建多维度债务可持续保障框架，在债务合理利用与风险防控间精准平衡，推动经济稳健前行。

（编辑 季节）

文/约翰·凯（英）^*

人们对商业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01年，金融家约翰·摩根筹建了美国钢铁公司，这在当时按各种标准来说都属于全球最大的企业。在此两年前，约翰·洛克菲勒将其业务活动整合至一家公司名下，即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从而控制了美国约90%的精炼石油产品。钢铁和石油为汽车工业的勃兴奠定了基础，进而促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商业的看法发生了深刻改变。

在名著《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1962)中，其作者、商业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讲述了现代管理型公司的兴起，其中包括通用汽车、杜邦（化工领域）、零售商西尔斯-罗巴克，以及新泽西标准石油等商业巨头。这些公司不仅在美国相关行业里独占鳌头，而且不断加快向海外扩张的步伐。其规模如此庞大，以至于营业额超过了许多国家的国民收入总额。伴随经济实力的壮大，这些商业帝国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其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的结合似乎可以确保其霸主地位常盛无虞。

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通用汽车公司按照《美国破产法》第11章规定的程序申请了破产保护，其汽车销量虽在美国位居榜首，但在全球市场上却被丰田和大众远远抛在身后。其他老牌的企业同样在劫难逃——杜邦经历了业务分拆，西尔斯-罗巴克已然几近名存实亡。它们之所以走向衰败，并非因为人们不再开车和购物，或者不再需要化工产品，而是因为其他企业后来居上，更有效地满足了市场需求。在钱德勒列举的例子中，唯有新泽西标准石油（现在的埃克森-美孚）仍然领先如初，尽管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已属大势所趋。

信息技术是驱动商业发展的新引擎

20世纪70年代，你可能会预见到，信息技术将是21世纪驱动商业发展的引擎。许多精明的投资者确实做到了：他们的远见和热情将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托举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然而，如若就此断言，那个时代风光无限的计算机公司肯定会一直保持新前沿赛道的领跑者地位，显然是过于乐观了。

21世纪，全球迎来了汹涌澎湃的互联网科技浪潮。在华尔街，人们采用此中新兴弄潮儿名字的首字母组合，称它们为“FAANG”，即脸书（Facebook，现为Meta）、苹果（Apple）、亚马逊（Amazon）、奈飞（Netflix）和谷歌（Google，现隶属Alphabet）。随后，金融界又把目光投向“七雄”，其中，英伟达取代了奈飞，特斯拉和微软是新加入的。微软在21世纪的头10年行动迟缓，将引领移动计算转型的角色让位给了苹果，不过最近几年，其市值又得到了强劲恢复。实际上，微软早在1975年由哈佛大学辍学生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共同创立，在前述现代新兴经济巨头中属于资格最老的一个。相比之下，这些企业中有4家是在21世纪才开始上市交易的，而且没有一家从事制造业（后面会解释苹果的情况）。其员工既不是来自贫困阶层的劳工，亦非阶级压迫的对象，许多人拥有名牌大学的学位（后面将谈到亚马逊），俨然代表着新兴生产力的创造者。

截至2023年，投资者坚信“七雄”代表着商业的未来，于是争先抢购这些公司的股票，正如他们曾经对待美国钢铁公司、通用汽车和IBM的股票那样。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些投资者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但经验表明，这7家公司可能和早期一些大企业一样，会随着时代的创新而走向没落。在我撰写本文时，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正在谈判收购已经斜阳西下的美国钢铁公司，这恰似为安德鲁·卡内基称雄的镀金时代补上最后一笔历史脚注。因此，任何企业都无法打破盛极必衰的周期律，区别只是有早有晚。

本文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商业虽经历了多次迭代、嬗变，但用来描述商业的语言却普遍安之若素。世界经济并不是由少数跨国公司控制的，甚至能够在本行业盘踞龙头地位的公司也寥寥无几。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从建造纺织厂、钢铁厂和铁路，到建造汽车装配线和石化工厂，都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这些“生产资料”均局限于特定的行业，例如，铁路仅能用来跑火车，火车司机也只能去经营铁路的公司谋职。

21世纪的领先公司不再依赖重型的设备投资，仅需筹集用于弥补初创时期亏损的适度资本即可轻装上阵。而且，此类公司的办公设施、商店、车辆和数据中心等有形资产大多可以用于从事自身主营业务之外的许多经营活动，而且是可以替代和分享的。它们不必掌握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完全可以凭借轻资产异军突起。

的确，房地产公司和车辆租赁人等握有大量有形资产所有权的公司，很难依靠这种所有权实现对商业的控制，资本家也不可能再依靠手中掌握的生产资料对劳工颐指气使。工人完全可以自由择业，而且多数会受到工会保护，他们无须关心谁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者谁是企业的股东，因为这对他们并不重要。在他们心目中，一个理想的企业应当管理规范，层级相对扁平，并允许员工参与组织决策。

在现代企业中，这是极其必要的。如今的老板不能再像安德鲁·卡内基和亨利·福特那样对下属发号施令，因为他们无法掌握全面的信息，更难维系员工的忠诚；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依赖广泛分布在整个组织系统中的集体能力。现代商业环境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必须注重发挥众多个体的能动性，将之凝聚成为集体知识和智慧，从而形成高效解决问题的能力。唯有如此，企业才能在组织革新中保持竞争优势。由此，企业中的关系不再是纯粹交易性的，需要群策群力，围绕一个共同认定的目标。所以，企业管理和运营活动必然要同时兼顾社会性与商业性两个维度。

集体知识是我们在书本和网络上学到的事实和理论，这些知识通过个体的经验以及他人的阐发得到增强。多数动物仅局限于自身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而人类则具有传承、传播和积累知识的独特能力。我们所能理解的科学和欣赏的艺术，是一代代科学家和艺术家薪火相传、接续创造的结晶，而且有教师和专家为我们悉心讲解这些文明成果。集体知识还包括通过社会交往和商业互动对自己和他人的认知，我们从中学会了应该何时赞美，何时批评，何时跟随，何时引领。集体知识有时被描述为“群体智慧”，但群体智慧在于知识的总和，而非知识的平均值。在社会分工精细化的时代，没有人能够做到全知全能，甚至连熟悉多个领域的通才都已经极为罕见了。

21世纪公司的竞争力是由人的智能决定的

在21世纪，公司的竞争力是由人的智能而非有形资产决定的。成功的公司善于构建独特的能力集合，这种能力体现为供应商或客户关系、技术创新、商业流程创新、品牌、声誉和用户网络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对于这样的公司，竞争对手至多能够模仿和跟随，但难以超越。这些公司之间的差异化意味着现代产业在结构上已经发生了质变，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密集的资本投入，竞争的焦点也远离了同质化产品的生产规模和低价优势。

因此，我们所说的“利润”不再是简单的资本回报，而是“经济租金”。在农业经济主导的时代，“经济租金”这个术语是指地主从土地中获取的收益，肥沃的土地和优越的地段自然能带来丰厚的回报。今天，经济租金用来描述某些人和机构因拥有卓越的商业才能而获得的收益。能言善辩的律师、杰出的外科医生、精明的股票交易员、体育和电影明星、音乐奇才泰勒·斯威夫特、硅谷的企业和房主、迷人的威尼斯，以及球迷遍布全球的曼彻斯特联队，他们获取的收益均可以归结为经济租金。

经济租金的概念同样适用于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公司，如果它们为客户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优于竞争对手，由此产生的超额收益就等同于经济租金。苹果和亚马逊就像泰勒·斯威夫特、曼彻斯特联队、硅谷和威尼斯一样，是凭借高超的竞争能力赚取经济租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通过创新差异化取得的垄断权。

但是，这种垄断并不属于反托拉斯法打击的对象，相反，我们应该欢迎这种差异化及其相关的“垄断”。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产品都是同质的，众多厂商的效率也相差无几。无论对于宏观经济还是对于个体企业而言，这种静态的均衡都不是一个理想的发展模式，因其抑制了企业的创新和进取精神。经济组织的核心任务在于追求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成功做到这一点，就等于发掘了创造经济租金的源泉。

现代商业的运作原理和模式

在现代经济学、商学和政治学表述中，人们通常将“经济租金”一词与“寻租”联系到一起，二者其实具有本质区别。个人和公司如果以不正当手段操控市场，或者通过强行销售毫无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谋求暴利，那就是典型的寻租行为。现代经济中确实存在这种弊病，因此我们需要制定法规，限制利用政治影响和权利来攫取优惠待遇、赢得项目合同，或建立垄断性市场壁垒，以确保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深入理解经济租金的性质和起源，将有助于我们找到应对寻租行为的方法。不过，本文的目的不是提出解决寻租问题的对策，而是通过分析和阐释以消除保守派和激进派两个极端的误区，真正揭示现代商业的运作原理和模式。至于分析商业和公共政策如何促进由创新差异化产生的经济租金，以及如何消除政治体制中的公权滥用，将是我下一阶段的任务。

若要洞悉企业的财务账目，并理解现代经济中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有必要首先理解经济租金的概念、起源和效果。但是，资本和资本主义的传统术语妨碍了这种理解。现实中，即使精明的投资者也要审查“占用资本收益率”（ROCE），尽管这种收益率与资本投入之间的关系，往往并不比它与用水量或召开会议次数之间的关系更密切。

经济租金不是什么异常现象，而是充满活力的经济所体现出的核心价值特征。当个体和企业得以充分发挥各自的才能来创造租金时，经济就会增长；当法律和制度激励各类市场主体奋发图强，通过公平竞争淘汰保守和落后时，社会就会进步。如果这就是资本主义，那么我就是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但是本文的内容与“资本”几乎没有关系，与资本家和工人为控制生产资料而进行的任何斗争完全无关。文中所描述的经济制度，严格来说是一种市场经济机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多元经济，而不是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多元经济是一种人们可以自由地尝试任何创新（尽管经常失败）而无须中央权威批准的经济。多元经济是一种制度性的规范，制度的规范确保消费者能够在一个竞争环境中表达他们的需求，而那些成功满足这些需求的商业行为能够得到保护和鼓励。

市场经济的多元化也需要一种共识和规矩，即承认失败和追求变化。官僚机构很难有这种自我意识。对照IBM、通用汽车和美国钢铁公司经济上的没落与苏联经济上的失败，原因大致相同：高高在上的中央权威无法适应科学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变革。它们不仅反应迟钝，而且迟迟不愿承认失败。区别在于，IBM、通用汽车和美国钢铁公司的经济表现迄今为步入了下坡路，将领先地位让给了微软、苹果、丰田、特斯拉、纽柯（一家美国的钢铁公司）和安赛乐米塔尔（一家卢森堡的钢铁公司），而苏联的经济体制失败则彻底拖垮并导致整个政治体系的崩溃。

“资本主义”一词的产生，是为了描述一种由资产阶级精英设计和控制的经济体。现代商业的支持者和批评者经常将传统历史性的“资本主义”形象与当今市场或多元经济的现实混为一谈，后者的本质特征是它不受控制，或者至少不会长期受到任何人的控制。传统制度的话语体系和现实的错位还在进一步扩大。20世纪下半叶，商业开始从依靠雇用大批产业工人从事规模生产的工业结构，演变成一个由知识精英在合作环境中分享集体智慧的新结构，但是关于商业世界如何运作以及应该如何运作的问题，主流叙述却置若罔闻。经济关系仍然被纯粹定义为交易性的，依然认为商业的驱动力仍聚焦于目标和奖金，而将内在动力和职业道德抛诸脑后。商学院的教科书仍然强调商业的目的在于为背后的股东创造价值，而不是满足客户和社会的需求。

如此就出现了一个密切相关的悖论：资本对商业运营的支配地位每况愈下，金融部门的规模和从业者的报酬反而与日俱增。而且，金融部门扭曲的价值观正在向商界渗透——企业创始人和高管只因效忠于股东利益而得到丰厚的奖赏。由于商业道德的侵蚀和无可争辩的金融霸权，21世纪的公司不得不接受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拷问。如今，它们必须面对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公众虽然热衷于产品，却讨厌它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正如我将深入揭示的，当代管理者追求股东价值的执念最终不仅损害了股东价值，而且葬送了其前辈依靠智慧和诚信所创建的基业。

强调个人主义和股东价值的理念和方法源于美国，继而迅速向全球扩散。所有跨国经营的企业都要受到母国和东道国法律、规章、习惯和社会期望的约束，这些强制性的规范和社会习俗显然是因国而异的。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加拿大与日本之间，英国、德国和美国之间，而且存在于美国国内的特拉华州与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之间。然而，许多关于商业的论述未能认识到，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法律职责和预期行为取决于公司所在的总部基地和业务区域。本文对上述不同地区的制度差异特别关注，因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1世纪公司的未来。

我是一名英国经济学家，我的商业经验和知识大部分来源于英国。英国是现代金融、现代法律和现代体制的开拓者，并通过殖民运动将之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18和19世纪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在我儿时的家乡爱丁堡和我现在的伦敦办公室附近完成的。斯密和马克思的经济学为理解商业的本质和原理奠定了基础，而现代经济学对理解现代商业的贡献则难以望其项背。

不过，若要深入了解20世纪的商业，就必须认真研读美国一些学者的名作。除了前面提到的钱德勒的《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还可以阅读阿道夫·伯利和加德纳·米恩斯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从中审视美国商业从镀金时代的强盗大亨向20世纪由管理层控制的企业过渡。如果有人能称为更深刻的体现了这种转变，那就是艾尔弗雷德·斯隆。他曾长期担任通用汽车的最高领导，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当接近退休时，斯隆和他的财务总监唐纳森·布朗迫切希望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教训传给后辈。布朗于是聘请了一位逃离日趋纳粹化的欧洲、来到美国的众多维也纳知识分子之一，让他来讲述他们总结出的管理之道，他就是因此声名鹊起的彼得·德鲁克。商业经典著作《公司的概念》^[]的问世，为德鲁克一举赢得了首位管理“大师”的美称。斯隆和他的同事并不喜欢这本书，出版商也对这一本商业著作能否畅销持怀疑态度。他们错得多么离谱！70多年过去了，《公司的概念》仍然炙手可热。

如今，每家书店都设有商业书籍专区，其中的图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成功学，如《灵敏——令顾客满意并获取巨额利润的秘密》。这类图书的作者通常以咨询或发表“激励演讲”谋生，而且收入不菲。在机场书店里买一本这类图书，你可能不等飞机落地就把它丢在一边了。另一类严格来说属于政治经济学，如《剥削、毒害、监视——资本主义如何加剧不平等，戕害我们的福祉，摧毁地球》。这类图书刻意挑选一些已知的事实和观点来调动情感共鸣，以迎合那些固执己见的读者。

我的著作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我希望思想深邃的高管能够在本书中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但我无意给那些急于求成的年轻经理提供什么秘籍。我的目标读者是那些通常不会拿起商业书籍的人，那些阅读大众科学或历史的人，他们可能不熟悉某些商业主题，我欢迎他们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来揭示21世纪商业世界的变化，21世纪公司遇到的知识性和挑战性。对于那些商科的学生和有志于商业事业的年轻人，或仅仅想更深入了解商业的人，我希望他们能读我的新著，喜欢它，并经过深度思考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商业生涯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回报。

（编辑 季节）

文_杨国梁 赵腾宇^*

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对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政策——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10%的“最低基准关税”，对中国、欧盟、越南等与之贸易逆差较大的经济体加征额外关税。该政策的税率计算过程如同儿戏，名为“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实乃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逻辑的延续，试图通过关税杠杆，迫使国际资本回流美国、重塑全球产业链。

这一政策引发全球市场剧烈震荡，全球主要股指显著下挫，国际油价跌至低位，半导体、汽车等行业遭受冲击。欧盟、中国、加拿大等主要经济体迅速回应，将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东南亚部分国家因产业链转移成为美国“对等关税”政策的“重灾区”。全球贸易体系面临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动摇，继续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三重必然逻辑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不可持续。特朗普政府以“对等关税”为幌子，实质推行“经济民族主义”，试图通过制造贸易摩擦达成三重目标：转移国内矛盾，争取“铁锈地带”选民支持；遏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发展，维护技术霸权；特朗普在“美国最优”战略中，重构全球产业链，迫使美国海外投资制造业企业将生产环节回归美国。然而，这种“零和博弈”思维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稳定，无论是历史案例，还是相关研究机构的定量估算结果，都显示关税壁垒不仅无法解决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问题，而且将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是不可持续的。

二是中国产业链韧性已显著提升。特朗普政府妄图通过提高贸易壁垒、限制技术流动，遏制中国产业升级。但中国不断锻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韧性，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突围路径。一方面，中国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成为带动产业升级的“强力引擎”。例如，在半导体领域，寒武纪自主研发的AI芯片性能出色，广泛应用于自动驾驶、智能家居、智能医疗等领域。在新能源领域，宁德时代自主研发的各类电池技术成果斐然，有力推动了新能源技术在多行业落地应用，带动电池材料研发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为国家创新体系提供充足的“源头活水”，推动中国持续取得基础研究新突破。例如，在量子计算领域，“本源悟空”量子计算机上线运行，搭载72位自主超导量子芯片和首个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在脑机接口领域，完成全球首例介入式脑机接口传感器血管内取出试验，为未来的临床应用奠定基础。

三是中国已进入制度型开放新阶段。近年来，中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制度型开放新格局。首先，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牵引。目前全国已形成22个自贸试验区“雁阵”，在多个领域先行先试。例如，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北京、海南等四地开展增值电信业务对外开放试点等，为全国制度型开放提供宝贵经验。其次，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我国以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为契机，推动多领域规则相通相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实施三年，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了强劲动力。最后，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的排名不断提升。法治化建设成效显著，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保障各类经营主体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修订《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将限制措施减至29条，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持续破除准入壁垒。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把握好三对关系

一是把握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改革越深入，对开放水平的要求就越高；开放水平越高，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就越大。要以改革保障制度型开放。通过深层次改革破除制约深化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升级监管体系，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要以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继续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等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进一步推动服务业有序开放，加大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度。

二是把握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安全的本领”。对外开放不是无底线的妥协，要坚守安全底线。一方面，要提升监管能力。转变监管理念和管理方式，强化对金融、数据等敏感领域的动态监测和预警能力，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出口管制合规等制度，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另一方面，要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以高水平自主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积极参与新兴领域国际规则、技术标准的制定。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独特优势，先行开展压力测试，为全国其他地区积累经验。

三是把握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在国内，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内需潜力，打造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我国拥有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要进一步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在国际上，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加快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搭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以“硬联通”夯实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规则标准“软联通”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心联通”将发展成果转化为共建国家人民的获得感。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是过去一段时间内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蔓延的缩影。其出现，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从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以关税壁垒阻挡开放潮流的举动终将失败。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中国应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战略定力，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动摇，继续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编辑  宋斌斌）

文/李霄松  刘宝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秉持国际主义精神，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目前我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基本特点是以人道关怀为先导、基础设施为核心、优惠贷款为主要工具，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强化发展合作的综合体系。近年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成立、ESG标准的引入及多边融资机制的完善，标志着我国更加注重提升受援方的经济韧性和治理能力。然而，在跨文化沟通、跨部门协调以及透明度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仍然是我国当前亟待应对的挑战。

我国对外援助的动态演进不仅反映了国家发展战略与全球角色的调整，也为我国通过加强南南合作，创新引领全球治理拓宽了战略务实的主渠道。

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演变

二战之后，全球南方国家的独立成为时代发展趋势和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随着冷战时代的落幕，其重心转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来。与南南合作框架的演变密切契合，我国外援政策总体上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见表1），在理念、目标、政策和方法上与全球北方经济的传统捐助模式形成了鲜明反差。

表1 中国对外援助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77年）

初期阶段。我国对外援助围绕三个核心战略目标展开：（1）争取国际社会承认，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2）与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开展互助合作并提供支持；（3）秉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援助亚非国家。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开始向朝鲜、越南、蒙古等社会主义邻国提供军事与经济援助，帮助其实现政治与经济独立。从1956年起，我国将经济技术支持延展至其他亚非国家。1964年制定“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在发展中国家深入人心。1950至1978年，中国尽管自身经济实力有限且在发展中经历了种种曲折，但一直通过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技术援助等方式，先后向66个国家提供相应援助，其中非洲国家占45个；1971至1975年，我国援外总额达450亿元人民币，占年均财政支出的5.88%，1973年更高达6.9%（图1）。这一巨大投入在新中国成功恢复联合国席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毛主席高度评价说，中国是由“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的”，凸显援外在外交工作中的战略意义。

图1 中国对外援助支出（1950-2021年）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援助研究（1950-2010）》（张郁慧，2012年），附录（第219-220页）；2000-2021年数据源自财政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进入20世纪70年代，我国在国际援助领域逐步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更多强调经济合作，改革开放后开始接受来自日本及西方国家的技术援助。

在此阶段，中国对外援助以双边为主，自20世纪70年代起，逐步涉足多边合作。1973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并开始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及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UNCDF）等多边机构提供援助，首次捐赠包括40万美元和380万元人民币，其中UNDP获资最多（见图2）。中国向联合国发展机构的多边援助逐年增加，截至1993年，累计捐赠达4809.5万美元和3041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扶持贫穷国家的生产生活。至今，联合国系统仍是中国进行多边援助的重要平台，标志着中国援外机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图2  1973-1993年中国对联合国发展机构的多边援助（美元/万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4/1995年，第816-817页

  第二阶段（1978–1994年）

改革开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促使国家援外方针从政治和安全议题转向经济领域的互利合作，突出和平发展的主旋律。1983年，国务院提出对非洲经济合作“四项原则”——平等互利、注重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明确了援助应服务于中外双方的经济效益。在这一阶段，尽管受援国数量增加，中国援助总额和财政占比却显著下降（1980–1981年占财政支出仅0.6%），无偿援助逐步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成套设备、开发项目和进口信贷等更具经济回报的新的援外形式。

与此同时，我国开始广泛接纳多边援助。1979年，UNDP成为首个为中国提供多边援助的国际机构，初始援助金额为1500万美元，支持了27个项目，并在后十年持续成为中国最大的多边捐助方（见表2）。在此之后，中国接受世界银行（198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1年）和亚洲开发银行（1986年）等机构的援助与贷款，支持教育、技改和民生项目。直至2011年，中国仍是官方发展援助的净接受国。相应地，我国开始以多边协作为平台拓展自身对外援助的方式和资源。例如，1986年，由中方提供部分资金、物资与技术支持，与联合国机构合作，在37个国家实施111个技术援助项目。此阶段体现出中国对外援助正在向制度化、多元化与经济合作优先的方向发展，援助实践日益强调互利共赢、效率导向和信守国际规范。

表2 1979-1993年联合国机构对华技术援助（万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4/1995年，第814页

  第三阶段（1995–2017年）

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与国家全球化战略的深度融合，主要体现于1995年提出的“大经贸战略”和2000年确立的“走出去”战略，旨在通过将对外援助与扩大贸易和对外投资相结合，可以更有效地整合全球资源与市场。对外援助政策在此阶段呈现制度化与经济导向并重的特点，通过官方发展援助与南南合作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互利共赢。虽然援助总额持续增长，但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例却在逐步下降，从1980年前的平均3%降至1995年前的0.5%，再至2010年的不到0.2%，反映出中国GDP增长带动财政支出扩大及援助政策的结构性转型。

在非洲，中国重点投资能源与矿产资源、基础设施及市场拓展，推动商业和工业标准的制定。中国对援助方式的调整也回应了非洲国家1993年在东京举办的非洲发展会议上提出的贸易和投资诉求，进一步深化了双边政府合作与经济伙伴关系。

第四阶段（2018年至今）

2018年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国合署”）成立，我国援外体系从商务部主导转向由国务院直属机构统一协调，外交部在其中发挥更大主导作用。国合署的设立，旨在整合各部委、地方机构和驻外使馆资源，以更高层次参与全球发展治理。依据中央相关决定，对外援助被赋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落实全球发展战略的重要角色，实现从“经济外交”向“援助外交”的全面转型。这一阶段援外的目标不仅限于促进发展合作，更在于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全球影响力和“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援助成为推动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工具。

2019年以来，我国对外援助呈快速增长，年均规模达200亿元人民币，其中多边援助年均披露额为50亿元。主要因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世界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的资本缴纳达118亿元人民币。截至2020年，我国公共预算对多边援助支出达390亿元，涵盖捐赠与实缴资本。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已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平台。美国援助数据库AidData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得的援助总额远超其他国家，显示出其作为发展资金通道的集中效应。自2020年起，我国开始调整对外援助与贷款策略，深入推进项目的透明化与问责机制，更加注重贷款偿还能力、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包容性。这一阶段出现诸多创新机制，包括社会责任联盟、非政府组织推动的企业责任倡议及援助评估体系建设，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关于债务陷阱、环境破坏及透明度不足的质疑。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第二阶段，其内涵逐渐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运营、管理和影响评估。据AidData统计，截至2021年，中国对中低收入国家援建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有57%已纳入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风险管理机制，表明合规性和责任性有所增强。

中国对外援助的经验与特点

“外交战略、商业利益与社会效益”构成我国对外援助的三大目标。我国援外政策的重心在不同历史阶段经历了显著转变，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与运营方式。该转变受多重因素的推动，包括国家外交战略、商业利益诉求以及不断演化的国内发展需求与地缘政治优先议题。

南南合作与中国对外援助的特点

与西方发展援助模式不同，中国将其对外援助明确定义为“南南合作”，强调发展中国家间的平等合作与共同发展。南南合作涵盖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等领域，其传统核心在于发展经济援助与技术合作。作为南南合作的重要主体，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经验和人道主义目标，尽管其政治取向和商业利益存在差异。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国家主权高度敏感，中国除要求受援国承认一个中国政策外，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对援助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契合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然而，中国对外援助体系一直由政府间主导，受援国公众及私营部门参与有限；由于透明度和监督机制不足，受援方滥用援助资金和违约事件时有发生。

传统捐助国强调受援国的治理改革、人权保障和公民社会建设，而中国援外实践突出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互利并重视比较优势，以及促进贸易投资。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南南合作的转型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对外援助从政治导向逐渐转向发展导向，目标兼顾中国经济增长与对外人道主义关怀。在人权政策上，中国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优先性，强调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

凭借政策性银行提供的无息或低息贷款，中国企业在国际工程项目中竞争优势明显，广泛涉足道路、电力、住宅等大型项目。该援助模式借鉴日本将援助、投资与贸易相结合的经验，同时，在东道国政府担保和贷款安排上展现更高的灵活性。

作为全球最大制造国和出口国，中国需确保原材料稳定供应，以维持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使得自然资源丰富、资本稀缺和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中国援助的重点对象。近年来，流向非洲、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援助出现下降，部分原因在于新冠疫情冲击与中国援助重点正在从大型基建项目转向更具可持续性的合作模式。

新时代的对外援助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与经济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凸显了互利共赢与互联互通的目标。在数字与实体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国承诺提供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与进出口银行设立的35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以及丝路基金新增拨款800亿元人民币。新的合作重心包括推动电子商务、数字平台接入、贸易便利化与治理能力建设，强调“软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能力提升。

我国正将可持续发展、创新、反腐败和多边协作纳入“一带一路”倡议新阶段，以及援助项目的评估标准。具体举措包括贸易流程的便利化与标准化、外国官员培训、人员交流和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秘书处，意在构建更具韧性、可持续、互利共赢的全球南方发展伙伴关系。

对外援助融资方式的变化

截至2018年，累计援外金额达人民币6158.3亿元，主要采取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及优惠贷款三种类型（见表3）。1978年以前，中国援助聚焦地缘政治盟友，提供军事援助、成套项目、现金及物资支持等，以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为主。1978年后，凭借在基础建设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方面的经验，我国开始通过大量的优惠贷款，在全球南方国家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与生产设施（见表4）。这一模式不仅服务于中国产能出口与资源进口，也促进了受援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现了从“受援国受益”向“互利共赢”的战略转型。

表3 中国双边对外援助的融资方式

资料来源：国新办，《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2021）》；《对外援助各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1992年）》；《对外援助管理办法（2021年）》

表4 截至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资金明细（单位：十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2021年）》和《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年和2014年）》

我国对外援助的主要融资渠道是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商业贷款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发放的优惠贷款。后者实行“双优惠贷款机制”：（1）包含赠款性质的援助资金；（2）为中国企业提供面向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信贷。2000至2017年，我国用于发展目标的优惠进口信贷累计达1880.8亿美元。尽管交通类项目在对非援助中一度占据主导，但随着对其财务可持续性的担忧，此类融资近年来有所减少。2010至2012年间，进出口银行对经济基础设施的支持占其贷款总额的44.8%，社会基础设施占27.6%。2009年，这一比例上升至61%。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动后，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激增，并以提升区域互联互通为主要目标。

2013至2018年，优惠贷款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48.52%，成为主要融资工具。尽管外界对优惠贷款的“发展诚意”及债务可持续性存在争议，但根据已有研究，中国优惠贷款一般条款包括2%–3%利率、5年宽限期、15–20年偿还期（含5–7年经谈判延期）及赠款成分不低于25%。相较于世界银行对最贫困国家提供的1.54%利率、10年宽限期和40年期限的援助贷款，中国的融资条件仍属温和，并兼顾发展目标与商业利益。

自1995年起，我国推行债务减免和“债转援”政策，主要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无息或不良贷款。2013至2018年期间，我国共豁免了98笔到期无息贷款，金额达41.84亿元人民币。然而，因优惠贷款融合了发展与商业目的，中国与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在援助定义与衡量标准上存在分歧。中国将商业外溢效应嵌入其援助战略中，为维护贷款回报率，其参与DAC主导的多边债务减免机制的动机较弱，而倾向于以个案谈判方式处理债务问题。

与传统捐助方不同，中国援助多以项目为核心，由大型国有企业执行，社会与私营部门作用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治理结构单一、透明度不足的问题。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如欧盟）倾向于将援助与私营部门能力相结合，并积极吸纳公民社会与地方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以加强透明度与问责制，辅以基于绩效的管理机制、持续监测与独立评估。

基础设施项目新举措

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援助一直是我国对外援助的核心。2013至2018年，中国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423个成套项目，涵盖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为应对传统BOT和EPC+F模式在项目设计、运营与可持续性方面的不足，自2015年起，我国推广“投资、建设和运营一体化模式”（IICO），更加强调企业由承包商转变为责任投资者，推动技术转移与本地化能力建设。该模式通过企业自有资本进行股权投资，减少对贷款的依赖，缓解东道国债务压力，并强化与当地政府及利益相关方的协作。以内罗毕高速公路为例，IICO不仅改善了ESG风险管理，还促进了项目本地化和长期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化解“债务陷阱”和“白象工程”等问题。

重视能力建设

截至2018年，我国已通过对外援助建设3028个成套项目，涵盖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其中，2009年2025个，2010–2012年580个，2013–2018年423个。自1982年起，因援建项目采用中国标准与设备，运营维护要求高，我国开始加强对受援国的技术支持与管理合作，以应对地方政府能力不足、项目移交后难以持续的问题。中国派遣专家团队现场协助管理，强化本地能力建设。坦赞铁路、卢旺达水泥厂、多哥糖厂与瓜达尔港等案例表明，双边技术合作对援助项目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能力建设的另一核心是人力资源开发，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邀请朝鲜、越南、古巴等国人员来华接受农业、水电等领域培训。1981年后，中方与UNDP合作，扩展多边技术培训。1998年前，培训侧重技术技能，之后则拓展至治理、管理及高等教育领域，包括为发展中国家官员提供管理培训和全额奖学金留学机会。截至2018年，累计培训发展中国家学员约50万人（2009年12万，2010–2012年约4.9万，2013–2018年超过20万）。尽管数量庞大，由于缺乏系统评估机制和长期跟踪，部分短期项目沦为形式主义，管理培训流于参观性质，学位项目奖学金优厚而学术标准宽松，培训成效亟待优化。

可持续性意识不断增强

近年来，为规范对外援助项目质量，相关监管机构及行业协会正加快建立援助评估体系，强化项目治理与能力建设。国合署于2022年发布《对外援助项目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手册与指南》，构建三级标准框架，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可交付成果、本地化程度和长期效应进行系统评估，反映出中国对外援助监督机制从强调规模向制度化治理的演进。

同时，联合国驻华发展机构与行业协会日益关注中国企业的海外行为，积极推动负责任商业实践。越来越多中国跨国公司响应号召，主动披露可持续发展与人权政策。例如，天齐锂业与隆基绿能作为关键矿产与清洁能源领域的代表性企业，近期分别更新并发布相关政策。这些举措尽管尚处起步阶段，却在中国企业长期忽视的领域中迈出了制度化的关键一步，标志着中国企业海外治理行为的重要转变。

从双边到多边

21世纪以来，我国显著加强了对国际发展合作多边机制的参与，包括积极参与多边对话与合作，开展包括与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及粮农组织（FAO）在内的三方合作项目。然而，中国在与西方传统捐助方（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合作时保持审慎态度，现有合作主要限于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试点项目。尽管与西方双边机构或企业的合作有所增加，但由于技术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合作仍处于低位。目前，中国正尝试推动其工业与技术标准与国际接轨，但多方协调的复杂性导致进程缓慢。

我国在多边融资方面的实践也取得显著进展。在与多边机构的合作并积累经验的基础上，2015年，我国主导设立了三大多边融资平台：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亚投行通过规范治理结构推动透明度和可持续发展，截至2024年初，已吸纳109个成员国，批准254个项目，累计提供融资达507亿美元，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第二大多边开发银行。金砖银行截至2022年底批准了96个项目，总融资额达328亿美元，主要投向交通基础设施与抗疫援助。南南合作基金则更多用于支持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的中国援外项目。

相比之下，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在治理与透明度方面优于其他政策性银行，这令全球发展领域寄望于其成功经验能推动中国援助体系的持续改革。

治理机制挑战

自2018年国合署成立以来，被寄予整合中国对外援助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与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合规的厚望。然而，其运作模式仍面临诸多挑战。机构能力不足成为主要瓶颈，表现在跨部门协作缺失、信息不畅、预算执行效率低下、中央与地方项目协调存在困难，以及缺乏系统性的对外援助立法。此外，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目标分歧严重：决策层强调战略外交，金融机构关注贷款偿还率，承包企业追求利润获取，缺乏协同机制，严重制约了援助效率与效果。

结论

我国对外援助具有高度动态性，其目标、规划与治理模式始终随着国内发展战略、国际格局变化以及受援国需求不断演进。从初期以政治团结和国际承认为主，到改革开放后强调经济互利，再到当前强调软实力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我国逐步构建起以“南南合作”为基础、融合双边与多边机制、兼顾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援助体系。这一体系体现了制度适应性和政策灵活性，既服务于国家战略转型，也回应全球发展议程，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能力建设、环境治理与数字基础设施合作的新趋势。国合署的设立、ESG风险管理机制的引入、多边金融平台的拓展，标志着我国对外援助正由项目模式转向“命运共同体”引领下的长期伙伴关系。

未来，我国对外援助应推动制度化改革，通过加强立法基础、拓展社会参与、提高透明度、健全问责机制来提升治理质量。

（编辑 季节）

文/张燕生^*

美国为什么要实施对等关税？对等关税有何影响？中国应如何应对？对此谈点个人意见。

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陷入困境

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一波三折，陷入困境，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实际上还是老问题，即特里芬困境。美国发表了“米兰报告”、“美国优先的贸易新政”、“对等贸易和关税”等文件。

1944年二战即将胜利之际，在美国召开了一个会议，后来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的核心问题是讨论国际社会如何经营和平，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如何经营好发展，真正帮助摆脱旧殖民体系的新兴国家获得经济发展；如何经营好国际货币体系，完善全球治理架构。

当时，国际社会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换来和平发展，使世界各国可以坐在一起讨论未来全球治理，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基本共识。当时在这次会议上有两套方案，一个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英国方案，还有一个是美国财政部怀特提出的美国方案。这两套方案都设计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他们的分歧是，美国方案的宗旨是维护美国的货币霸权、金融霸权、科技霸权和军事霸权，因此设计了美元与黄金挂钩、世界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汇兑货币体系。这个方案的缺陷是无法回避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两难选择，即特里芬困境。英国推出了凯恩斯方案，他的方案不是从维护英国霸权角度出发的，但因为当时英国霸权已经被打垮了，所以凯恩斯方案需要得到国际社会认同，必须从国际共同利益角度出发设计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才有可能被接受。国际社会最终选择了美国方案。

现在，特朗普要颠覆1945年构建的全球治理体系。1945年美国之所以能有大包大揽全球治理的国际责任的底气，是美国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高达56%。今天特朗普之所以要卸包袱，是因为美国GDP占全球比重仅为1945年的一半，它不再能够继续承担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治理责任。从这个角度分析，特朗普的关税战很大程度上是将1945年承担的部分国际责任，如安全、货币、金融和贸易等各方面的国际责任推卸掉。

特朗普想要使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如何才能再次伟大？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较量。在20世纪初期，威尔逊任总统，为了制衡当时的英国和法国霸权，他倡导成立了国际联盟。然而，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议案被国会所否决。此后的三任美国总统都是奉行孤立主义，而非国际主义的宗旨，美国能避过两次世界大战，除地理位置等原因外，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特朗普想把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完全推卸，让美国综合国力养精蓄锐，再次伟大。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全球经济政治失衡越来越严重，而美国这个老大不愿负责任，世界又没有全球政府主导，全球治理、世界秩序和国际经济格局将失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何种战略将直接关系到中华复兴。

面对当前国际形势，人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能否建立一个不是美国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美国的新冷战思维使其逐步退出多边合作机制，它也极力推卸责任，留下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缺口对主权国家来说是一个陷阱，谁接手，谁就会陷进去。它既能拖垮美国，也能拖垮任何一个国家。管理80亿人口，今后是100亿。从这个角度来看，要反思贸易战背后的深层次矛盾。

为什么现在要谈论凯恩斯方案？凯恩斯方案有一个最好的地方，即国际货币不能是主权货币，管理国际货币的机构不能是主权货币当局。如果是主权货币，那么你是为了本国利益管理货币还是为了世界利益管理货币就会成为矛盾。人民币国际化如果仅仅考虑替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作为主权货币，也将面临同样的困境。因此，未来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管理一定是超主权的。现在，没有世界组织去承担公共产品供给的治理，美国又推卸责任，要避免无序和无规则发展，就要重构全球治理、世界秩序和国际经济格局，就要思考推进构建没有美国的非霸权的多边合作体系和机制，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特朗普对等关税的影响

贸易战是工具，其目的是以美国为主导，重塑世界秩序。如欧洲、日本和韩国都要接受美国的安全保护，还必须付费。如果贸易伙伴国想要得到贸易投资机会，就要扩大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口，减少对美贸易逆差。过去美元汇率由金融和资本项目决定，推动美元升值，将制造业转移出去，使其制造业空心化，受益的是华尔街和大科技公司，受损的是美国人民。特朗普主张要回到基于商品和服务贸易的经常账户决定机制，让美元贬值以提升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特朗普认为，美元贬值了，世界各国都需要承担各自责任。美国拥有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你们为何搭便车不付钱？开放的逻辑、市场的逻辑、金融的逻辑要让位于美国再次伟大的逻辑。

全球化悖论。逆全球化是2008年以来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所共同推动的。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有能力逆全球化的往往曾是全球化的旗手。1870年至1913年，从推动自由贸易转向保护贸易的是英国。原因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时期，发生了当时的后发国家美国和德国的崛起，当时的霸权国家英国和法国的衰落。1820年，美国经济规模有多大？按照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数据，1820年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8，比1853年黑船事件前的日本还要小。日本在1820年占世界的比重为2.99%。当时英国之所以要逆全球化，是因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和技术竞争中，英国已无法与美国和德国竞争。

美国此时推动逆全球化的原因之一，是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吃亏、中国等贸易伙伴搭便车占便宜。如1990年至2021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上升了71%，日本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下降了31%，德国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下降了11%。为什么美国从1990年推动了IT革命和超级全球化，最后全球化红利却被中国人拿走了？美国认为一定是全球化失控和中国不公平竞争所致。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美方有报告说，这场危机的根源是全球经济发展失衡，而中国要承担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的主要责任。从1990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持续增加，同时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也持续上升，谁应当承担全球失衡的主要责任？事实上，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主要源于IT泡沫和金融楼市泡沫，以此带动全球非理性繁荣。

全球国际贸易体系存在三个重要缺陷：一是缺少全球贸易失衡和再平衡调节机制；二是缺少全球贸易损益补偿机制；三是缺少贸易失衡引发大国冲突的协调机制。作为保护贸易的一种形式，对等关税实质是美国试图放弃自由贸易转向保护贸易来回应上述三个问题。事实上，美国并不在乎贸易逆差，在乎的是美国经济和产业的空心化。

从2008年开始，奥巴马推动再工业化战略，拜登接手继续推动再工业化战略。现在特朗普以对等关税为工具，试图迫使主要贸易伙伴扩大对美商品和服务进口，扩大对美投资，扩大美资回流美国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和产业空心化问题。特朗普崇拜的前任之一是里根，而里根使美国再次伟大所用政策是减税。因此，特朗普要用加征关税所获收入来补贴国内减税。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美国就有可能实现再工业化战略。有人说，在小国建厂没地，在美国建厂没工，在中国建厂不合规，怎么办？美国劳动力成本是我们的8倍，他们要用自动化和智能化来解决普通劳工短缺问题，这可能做到吗？

特朗普的政策导致了世界贸易秩序的混乱和全球供应链网络的混乱。从民主党人提出新华盛顿共识，清算1980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到共和党人提出米兰报告《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清算1990年以来的超级全球化，其核心是刀刃向内，试图用这些方式解决美国国内矛盾和问题。从2010年以来，全球新产业政策大幅上升，保护主义措施大幅上升，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举措大幅上升。人们不禁要问，未来国际环境是否会出现比1914年至1945年和1973年至1991年更坏的场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中国能够做什么？那就是保持战略定力、历史耐心、底线思维，做好自己的事情。

“天塌不下来”。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教授近来评估对等关税影响时提出了这个重要判断。他认为，中国采取了有效的对冲刺激政策，对等关税的不利影响是可以控制的。我认为，对等关税对全球国际贸易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外贸大国所受到的影响也是全面深入的。不仅仅体现在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上，而且体现在技术和产业脱钩上。中国面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巨大冲击和严峻挑战，同样要刀刃向内，借外部冲击助推我国经济贸易转型升级，这是应对中美贸易战的最优策略。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十五年历程中，讨论最多的是开放对中国经济贸易增长的利弊影响。中国发展的事实证明，中国通过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融入世界、推动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开放条件下提升了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中国怎么办

首先，中国如何赢得在与美国技术能力中的竞争，这将是考验中国战略定力、历史耐心、底线思维的最重要的竞技场。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和原始创新等方面与美国相比还有差距，但在应用研究、产业化、工程化等方面的综合能力非常强。我们应扬长避短，我们不是先去与美国比他最强的方面，而是和美国比中国最强的方面，逐步缩小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等领域的差距，加快推动创新制度、创新环境和创新生态改革，逐步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全方位国际合作并举，中国就有信心和能力赢得这场技术能力竞争。

从历史上看，美国科技发展把握住几次重大机遇。第一个机遇，把握19世纪中后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机会，在1894年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强国；第二个机遇，把握1894年到1945年世界百年变局，赢得了全球霸权地位；第三次机遇，冷战时期赢得了美苏技术能力竞争。今天面对中美技术能力竞争，美国智库建议成立若干国家工业研发机构，国家工业开发银行将研发税收抵免提高三倍，为新机械资本设备制定为期7年、25%投资税收抵免等。他们建议学习中国台湾工研院和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的经验。由此可见，中美技术能力竞争将是一场全新的马拉松比赛，不仅比的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智慧，而且比的是超长技术周期的耐力和韧性。

其次，扩大内需战略是事关战略全局的大战略。这不仅是宏观经济学所讲的总量供求平衡概念，更是涉及战略全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大战略，即把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格局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坚实基础上。值得汲取的是日本在1985年至整个90年代扩大内需战略的经验教训。1987年发表的日本前川报告，建议其经济增长率确定为4%，内需增长率为4.5%，出口增长率为负值，但日本从外循环主导转向内循环主导的转型失败了。

再次，要把中国式现代化这篇大文章做好。一是全球视野，人口、经济和开放规模巨大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然涉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作为大国应该从全球视野，而不仅仅是自身发展角度考虑如何应对对等关税的策略选择；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必然涉及从先富带后富到共同富裕的公平与效率兼容的制度改革设计；三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这就必然涉及中国下一步的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方向和重点；四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协调，这就必然涉及新形势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世界百年变局和中美竞争条件下，坚持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需要更大的战略定力。有外国学者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每一条理念都是好的，但是他们更关心如何落地。因此，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第四，要高度关注贸易战对就业和中低收入人群的冲击和损害。国际贸易不仅扩大市场机制在全球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增进全球经济福利并取得显著的贸易利益，还会帮助中低收入人群获得参与全球化和工业革命的机会，带来增收和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发展的综合利益。2008年以来，国际贸易的积极作用在下降。2008年之前的20年，全球贸易增长率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1.5-2倍，2008年以来已下降为1倍左右。贸易战将可能进一步逆转这个趋势。未来10年预计这个倍数会继续下降。美国发起对等关税的一个显著影响是进一步破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全球贸易的联系和供应链网络，最直接冲击的是数千万与国际贸易直接和间接相关的就业和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应对策略是加快从外向型经济模式转向构建新发展格局，逐步增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同时减少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另一个应对策略是推动中国经济和周边经济之间的一体化程度，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还有一个应对策略是进一步推动国内经济松绑、放开、搞活，践行就业优先战略，改善各类所有制经济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

美国对等关税是否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这里有关税，也有非关税壁垒，还包括其他价格手段、数量限制手段、港口费和合规成本等政策工具。如果中国输美商品受阻，这些商品就可能会转向欧洲、日韩、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市场，由此可能产生关税壁垒从美国转移到其他市场的连带负面影响。这意味着，上述市场若不像美国那样对中国商品竖起高关税壁垒，就需要我国外交、商务、贸促会等部门尽快与它们沟通做工作，双方能否达成一致，即我不对你倾销，你不对我实施保护性措施的协议。另外，一方面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治理国内竞争性内卷；另一方面，国内要构建对外投资贸易和生产的协调机制，推动有饭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包容的合作机制。

此外，如果输美产品出口受阻，最终将转向内销。有效的方法是将高品质输美产品进入中国下沉市场，让中低收入人群可以消费这些高品质产品，来促进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升级，而不要冲击国内现有供应链。这对各级政府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总而言之，应对美国的对等关税冲击和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将坏事变成好事，将冲击和挑战转为倒逼改革的决心和行动。中国在面对外部冲击和挑战面前变得越来越强大。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超过50%，如果中美脱钩或落入对抗陷阱，世界是不可能太平的。为了世界的未来，中美要管控分歧和对抗，最终走向合作。为了世界的未来，我们要寻求建立没有霸权的多边合作体系。

（编辑  尚鸣）

文/赵刚^*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具有关键节点的，现在看来关税战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特朗普正在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特别是二战以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金融秩序、贸易秩序，全世界正陷入多领域失序的不确定风险中。对于中国来讲，这正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要重视美国制造业回归趋势

美国最近抓住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它要求制造业回归，并非回归传统的制造业模式及生产方式，实际上是建立在人工智能基础上，跟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有根本的不同。尽管现在国际上有各种舆论认为由于美国的劳动力问题，很难让制造业重返美国，这是传统理念。现在智能化自动化工厂正在全世界各地兴起，美国依靠它的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化制造这样的优势，很有可能快速建立起现代的制造业和未来的高端制造业，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和关注，围绕着制造业开展的各类制造服务业也会在根本上进行颠覆。

人工智能作为美国现在最关注最重要的命题，同时作为对中国打压最强烈的一个领域，很可能在这一轮的新科技革命当中，美国希望再次占据领先地位，我们应真正知己知彼，全面深入判断问题，不能人云亦云，单纯地认为制造业发展是劳动力问题。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个问题，可能会贻误发展时机，犯下重大的战略错误。

贸易战背后是科技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经贸体系、世界秩序的大变革已经来临了，我们和美国的博弈，贸易战也好，关税战也好，实际上背后都是科技战。而美国之所以对中国有巨大的贸易逆差，是因为美国对我国一直进行出口管制。美国一直不允许对我们放开中高端的、我们需要的技术和高端设备出口。我们现在在一些领域确实还需要人家的高科技，需要人家的高端产品。我们减少一些低端的商品进口之后，他反而放开贸易平衡了。在贸易结构中，服务贸易是美国的强项，服务贸易方面美国处于巨大的顺差，其中知识产权比例更大，我们现在每年知识产权的逆差350多亿美元，其中美国占了1/3数额。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4次重大机遇把中美科技差距缩小。第一次是中美建交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里根政府时期也进行大规模的开放，可以说那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程度、最大范围对中国的科技开放。当然，我们在那个阶段引进了美国的一些军工技术和民用的技术，我们也抓紧建立了自己的一些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科技管理体系。第二次是苏联解体，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大量引进了前苏联、中亚一些国家的技术，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机遇。第三次就是21世纪初，我国加入WTO之后，同美国克林顿政府进行较广泛合作，被人们誉为黄金10年。这时我国通过改革开放也建立良好的基础，我们抓住融入全球化的机遇，全方位地学习、引进先进技术。第四次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们抓住了这次机遇，加快在全球深化投资贸易格局的步伐，我们的企业大规模地“走出去”并“引进来”。

在抓住重大的机遇中，我们实现了科技的飞跃。现在我国的科技发展已经具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两点不足。在美国发起的关税战中，我们将通过努力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把握科技发展方向，加强系统集成的能力

第一，我们把握科技发展方向的能力相对薄弱。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大模型也好，都是别的国家先搞出来了，我们才一拥而上。这表明我们把握方向的能力，或者说系统集成的能力还比较薄弱。我们已经具备各类技术，有了多层次的科技人才，怎么把这些人才、这些技术融合起来，这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

第二，底层技术、基座技术、根基技术、颠覆性的技术、突破性的技术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加强的弱项。美国企图以关税战限制我们发展，反而让我们更加坚定，集中精力搞科研创新，科研企业和部门需要踏踏实实地搞技术，不要再陷入低价竞争、不要再搞偷工减料倾销产品、打价格战那一套低质量发展模式。只要产品好价格就会高。价格高才能有资金投入进行研发，国内也可以提高消费水平。因此，我们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提高产品的质量，就要加大自主研发力度，踏踏实实搞科研技术，就像当年我们搞“两弹一星”，那时候为什么能搞好？钱学森领导的我国科研机构天天加班加点，自己琢磨试错，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一万次；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屠呦呦的青蒿素，这些都是在那个年代我们研究出来的。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逼迫我们能沉下心来钻研技术，加强底层的基础研究能力，这反而对我们是一个机遇。

加大四个方面工作

第一，要加大对外开放引进人才力度。我们要为特别海外人才开通绿色通道，利用现在美国削减科研经费的契机，我们要快速引进国外的科技人才。现在我们的规定比较死板、人才绿卡发放太少。按照我们现有的规定，比如60岁以上、70岁以上就不给发了，而这个年纪的人才中有大量专家学者都是水平很高的，吸引他们可以立即发挥重大作用。因此，我们需按实际情况放宽尺度，可以大幅度地开放人才绿卡、开放居住权。

第二，我们要开放市场和应用场景。我们现在的市场和应用场景大部分没有吸纳民营企业进入，民营企业应被平等对待。例如投标，建楼修路，民企也可以做到效率高、投入低。除了向民企开放之外，我们还要向外企开放。外企在中国注册，在法律上就应把它视作中国的企业；外国人只要在中国工作生活，就应把他作为中国人看待，鼓励他们雇中国人、买中国货。

第三，广泛开展科技外交。我们要同“全球南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以及欧洲各国、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建立密切的联系。同时，和这些国家共同成立国际组织、建立国际论坛、制定国际规则。

第四，要大力投资于人才培养。我们要重视和构建各级各类人才培养机制。首先，要推动各类人才的就业，政府和市场要结合起来，通过各种方式解决。最近几年，我们也在利用全球创新中心、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把世界500强公司亚太区的首席科学家和一些技术人员引到中国来，在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政府尽快投入风险投资。我们应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功能，大力推动高校扩招，增加教职岗位、学生数量，着力培养更多人才。其次，发挥政府和企业的优势，大力扩大科研院所研发岗位数量，企业大力建设研发中心。我们从中能够大量地吸纳科技人才，增加我们的技术储备、人才储备。

（编辑  季节）

文/迟福林^*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颁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近期印发《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意见》，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工作作出系统部署。作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海南自贸港建设已经进入全面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5月5日，海南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加紧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有关工作。适应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需求，充分利用海南地缘优势，以更高水平打造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重要开放门户，是中央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目标，是国家的重大战略，是海南的历史责任。

核心政策：以打造国家重要开放门户为战略目标

实现打造国家重要开放门户这一战略目标，核心政策是什么？

第一，从打造“重要开放门户”的战略高度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核心政策。“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体系的核心。要在“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的基础上，实现资金、人员、货物、信息的自由流通。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先行区，担负着先行先试的重大任务。自由贸易试验区要为全国高水平开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例如《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意见》提出“以贸易、投资、资金流动、交通运输、人员往来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为重点的政策体系更加完善”。而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最高水平开放形态”，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具有独特作用，其核心政策是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
    第二，从“零关税”到建立“境内关外”单独关税区。“境内关外”单独关税区，是指其货物进出的监管、关税及其他税费的征免，均按当地政府颁布的海关法规执行。境外货物进入这些地区，通常不视为进口，无需缴纳进口关税和其他进口环节税费，只有当货物从这些地区进入关内时，才按照进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办理报关手续，并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从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探索来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7年10月，中央十几个部委领导会集海口，研究在海南建省试办全国最大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提出把海南推向国际市场，在海南岛的周围设关，把海南从全国统一的关税区体制中划出来，建立“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第二关税区。
    第二阶段，1988年8月底，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提出，海南特区更“特”的标志是实现人员、资金、物资进出的“三个自由”，实现这“三个自由”的根本出路在于设立第二关税区。
    第三阶段，从1989年底到1991年底，海南提出了海南经济特区发展的三种方案。第三种方案即建立特别关税区。
    第四阶段，从邓小平1992年初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至1993年初，海南从上至下形成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的研究和讨论热潮。1993年8月8日，海南省委、省政府再次向中央呈送《关于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的请示》（琼发〔1992〕21号）。
    将海南自由贸易港定位为“境内关外”单独关税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建立海南“境内关外”单独关税区，将向世界展示中国开放的决心和改革的勇气，既能保证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又能提高针对性，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海南将拥有经济事项的自主权，提高效率，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可以大大增强国内外投资者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预期。
    建立“境内关外”单独关税区的行动建议如下：一是建议将海南单独关税区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二是分步推进：第一步，实施高水平的“零关税”政策，使“零关税”商品覆盖范围达到99%以上，实现除限制与禁止目录外的商品进出自由便利；第二步，明确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与我国相对独立的关税体制、税收体制、金融体制等；第三步，明确海南单独关税区地位，明确海南拥有经贸方面的自主权。三是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之路。　

重大任务：如何成为单边开放的新前沿

海南作为国家重要开放门户，如何成为单边开放的新前沿？以自主开放、单边开放的务实举措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突破，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对贸易战的“关键一招”，既有重大的战略性，也有相当大的迫切性。作为国家重要开放门户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要努力成为我国单边开放的新前沿。
    第一，海南自由贸易港有条件成为我国单边开放的新前沿。以货物领域的单边开放打造东盟商品进入中国大市场的“大通道”。在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基础上，支持国内企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及东盟相关地区建立采购中心、加工中心、保税仓储中心等。率先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实行RCEP原产地完全累积规则。适时将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免税的比例由30%下调至20%，由此增强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中的节点作用。
    以投资领域的单边开放打造内地企业投资东盟、中东等新兴市场的“大平台”。建议改变对外直接投资由相关部门联合审批的做法，实行备案制。创新实施EF账户，放宽EF账户准入门槛，进一步提升企业对外投资资金进出便利度。
    以服务贸易领域的单边开放拓展区域自由贸易空间。率先取消对日韩、东盟等服务业投资限制，率先全面实施《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以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为重点深化研发和技术交流合作等。
    第二，尽快宣布实施一批单边开放措施。扩大实施免签政策范围。在59个国家入境免签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免签范围。同时，建议将免签入境最长停留时间由30天延长至90天以上。加快教育领域的单边开放。进一步扩大教育市场开放，形成境外高校独立办学的配套体系，并赋予其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支持和允许境外高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范围内自主选择办校地址。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制定实施技术移民政策。
    在洋浦设立“扩大进口中转仓储中心”，并开展人民币结算业务。例如，对以人民币结算的货物，给予关税减免或通关便利化优惠。
    第三，以蓝色经济的单边开放推动实现“合作引领治理”新格局。建设以油气资源储藏、加工、交易为主题的洋浦自由工业港区。打造面向东盟的海产品进口、中转基地。全面放开面向东盟的海洋旅游。

特殊角色：海南自由贸易港反制美国单边霸凌的作用

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我国反制单边霸凌中的作用何在？作为当今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要成为国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总部基地，要成为国内国际市场的联结点，要成为我国制度型开放新高地。封关运作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有条件在我国反制美国霸凌行为、坚定推进在高水平开放中扮演特殊角色。
    第一，打造“两个总部基地”。一个“总部基地”是国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以东盟为主）投资合作的“总部基地”。另一个“总部基地”是境外企业（以东盟为主）面向中国大市场的“总部基地”。
    海南有条件成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总部基地”。一是逐步成为企业对外投资的新平台。2024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对外直接投资额全国排名第七；2023年，8.5%的内地企业对东盟的投资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实现。二是“总部基地”建设需要加大力度。2023年底，海南自由贸易港有各类总部企业100家左右，与上海的1000家、香港的1500家、新加坡的4200家相比，有较大差距。
    支持企业建设“总部基地”的相关政策。一是实行企业对外投资备案制，取消相关部门的某些审批。二是适应对外投资主要涉及批发零售、信息传输、中间品制造等领域，取消对外投资所得免征所得税政策仅限于“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前置条件。三是赋予在海南自贸港注册为总部的企业，自动具有EF账户，便利企业资金进出与贸易投资结算，监管机构重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四是适应企业降低成本、规避风险需求，建立面向中东等地区的离岸仓等。
    第二，加快推进服务贸易开放进程。

一是服务贸易已成为链接国内国际市场的重点、焦点。服务型消费市场的联结点。充分利用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服务于扩大内需的战略需求，在医疗健康、免税购物、文化娱乐、教育培训等服务型消费市场的内外联结中发挥重要作用。特色产业的联结点。重点围绕热带农业、数字经济、蓝色经济、绿色经济等产业发展，打造以东盟为重点的产业联结点。人员往来联结点。放开国际合作交流的相关限制，打造国内与国际人文交流特区。
    二是“三大消费回流”是重大任务。做大“留学海南”市场。截至2024年末，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师生规模5000余人，不到我国出国留学人数的1%。到2030年，若有10%的海外求学在海南实现、人均花费为20万元，则将带来160亿元左右的消费规模。建设全球最大免税消费市场。2024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渗透率为17.3%，低于韩国济州岛2019年水平（47%）。初步估算，若到2030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渗透率达到40%、人均离岛免税购物达到1万元，免税店销售额将达到2400亿元人民币，有望成为世界上规模第一的免税市场。做大中高端医疗市场。2022年，我国海外就医规模约为120万人次，同比增长15%。若按此增速测算，2030年我国海外就医规模将突破250万人次。若到2030年，有50%的海外就医在海南实现（约120万人次）、人均医疗花费30万元，则将带来3600亿元左右的消费规模。
    三是推动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制定实施10项左右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争取到2030年，将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缩减至10项左右，将基本达到CPTPP中服务贸易最高开放水平（新西兰、澳大利亚）。扩大数据跨境流动“负面清单”。在现有“深海、航天、种业、旅游、免税商品零售”五大行业基础上，尽快向服务业全行业拓展。探索适应服务贸易发展的金融政策创新。
    第三，加快打造制度型开放的新高地。
    一是加快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的行动目标。按照2030年全面对标的目标要求形成时间表与路线图，增强内外企业预期。对标香港、新加坡形成高度开放的市场准入规则体系，逐步实现负面清单外市场准入“无审批”。
    二是实现制度型开放的创新突破。允许外资企业在商事领域自主选择法律适用。在劳工等敏感领域开展实质性探索。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截至2023年底，各国签订的357份区域性自贸协定中，有关劳工条款的自贸协定占31.7%，其中，南南国家之间签订此类协定的比例已达到1/4左右。
    三是以制度型开放促进制度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以行政体制改革打造专业高效的政务环境。以监管体制改革为重点打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以立法与司法体制改革形成加快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的法治环境。

（编辑 季节）

文/赵忠秀^*

当前，基于美国最新关税措施的实施，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愈演愈烈，关税战和贸易战不断升级，严重损害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经贸秩序，对全球贸易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造成了严重扰动，导致国际经贸秩序碎片化加剧。

在此背景下，全球贸易增长动能明显不足，贸易不确定性大幅上升。全球经济面临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包括贸易流动扭曲、供应链梗阻、全球产业链碎片化等重大挑战。加征关税将加剧贸易紧张局势，同时，关税冲击压缩了贸易额，严重削弱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的信心，推高了市场波动率，对全球经济发展前景造成不利影响。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发展，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应对关税冲击的经验和能力，可以有效将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肩负着维护全球贸易稳定以及承担起稳定全球经济的重大责任，完全能够以更加主动的战略姿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分裂与贸易体系受损的风险。

关税博弈冲击：扰乱全球经贸格局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以关税为主要手段，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布局，削弱了全球及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更对多边经贸秩序造成冲击。

第一，关税战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扰乱了全球商品流动，加剧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扭曲，严重损害了要素配置效率。高额关税和政策不确定性使得原有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重构风险，跨国企业纷纷重新评估供应链布点，或将生产线“友岸外包”或“近岸外包”，使全球价值链呈现短链化和区域化倾向，关键零部件及原料供应可能出现延迟或短缺，导致全球价值链整合出现倒退。未来，如果中美贸易脱钩进一步加深，同时伴随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提升，在新关税结构下，全球贸易流动和供应链将重新调整，中国相关企业产业重心将转向其他市场与合作伙伴。贸易摩擦令部分制造业企业不得不调整海外投资和工厂选址，促使企业调整供应链管理策略，加速向多元化方向迁移。贸易与关税壁垒从根本上削弱了全球经济的高效配置和分工优势，推高了国际贸易成本，降低了跨国投资的积极性，企业投资和消费者支出均受到压制。

第二，关税战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冲击，破坏金融稳定，削弱经济增长动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明确指出，全球关税战导致贸易活动萎缩，全球GDP增速预期被大幅下调，关税对峙让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显著承压。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使得关税壁垒频繁升高，各国进口成本增加，最终转嫁至消费者和生产企业，加剧全球通胀压力，进一步制约实体经济扩张。此外，频繁变化的经贸政策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本身也削弱了企业投资者信心。这些扰动共同导致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和金融市场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今年第二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指出，主要经济体应加强参与国际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推动国际合作，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

第三，关税战和单边主义倾向正在破坏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二战后运行近80年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根基也正在遭遇严重破坏，全球化进程倒退。多边贸易体制的受损直接反映在全球化一体化水平的回落上，全球产业合作与技术交流出现倒退风险，成员间的互信与约束机制被削弱，世界贸易正从“基于规则”的秩序转向更为随意的、以政治考量为主导的“谈判与交易”模式。美国此类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强迫贸易伙伴在关税谈判中“脱钩断链”、试图打破全球经济相互依存格局的行为，无疑为其比较优势产业陡增成本，终将反噬自己。

扎根国内工作：系统应对经济扰动

在当前外部冲击加剧、国际经贸斗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国应对贸易战和关税博弈冲击，要多策并举扎实做好经济工作。稳定国内经济基本盘，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内生增长动力，夯实产业链韧性，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一，深化内需战略基点，筑牢经济韧性屏障。面对外需动荡，中国必须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稳定经济的长期战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过去5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超过80%，经济呈现向好态势，社会信心持续提振，显示出中国经济较强的韧性和扩大内需战略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为进一步巩固经济基本盘，中国将继续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发挥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的作用，通过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清除消费领域的限制措施，推出专项贷款支持服务消费与养老消费，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通过创设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扩大消费和稳定外贸，为全球贸易需求提供重要支撑，帮助其他国家在外需放缓时找到新的出口市场与投资合作空间。

第二，深化高水平开放，融入全球市场。坚定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回应保护主义带来的挑战。进一步完善外贸外资政策，稳定外贸基本盘，积极拓展新兴市场和自由贸易伙伴网络。未来，中国将继续放宽市场准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对外资开放的力度，促进新能源、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外资合作，推动全球产业链向高质量方向联通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三，强化创新驱动发展，优化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尽管中国正面临短期挑战，但中国采取的战略将加速其向创新驱动、区域整合和市场多元化转型，创新驱动成为中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要持续用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实施“人工智能+”行动。通过改革创新不断提高产业链的自主性和韧性，大力推进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以创新势能转化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将关税压力转化为科技自强和产业重构能力，推进中国从贸易依存转向自主创新驱动的长期结构性变革进程，抵御外部不确定性对产业发展的冲击。

第四，多措并举帮扶企业，进一步稳固国际市场。对于受关税影响较大的企业，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提高失业保险基金稳岗返还比例能降低企业及经营成本，并能有效增强企业经营信心和预期，提升其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通过切实政策加快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加快推动企业“走出去”，加强海外投资服务体系建设，帮助企业更有效地拓展国际市场。　

践行多边主义：全球协作稳定经济

关税战和贸易战不仅冲击了全球贸易稳定性，也威胁着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中国积极维护和捍卫国际经贸规则和多边经贸体制，团结各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共同推动全球经济稳定与增长。

第一，坚定维护全球贸易规则，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单边霸凌行径。中国坚持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原则，反对以牺牲任一方利益为代价的“选边站”交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倡导各国着眼于共同利益，用合作扩大共同市场。各国应积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以打破关税壁垒、打击贸易保护主义，切实维护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

第二，积极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展。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至关重要，通过宏观政策“组合拳”来共同应对风险，确保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在宏观政策上保持灵活性，采取实质行动推动国际合作。例如，发达经济体宜适度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保护全球流动性充足；新兴经济体应对冲外部冲击、稳定汇率及资本流动，积极推动建立更加完善和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

第三，大力推动多边合作，抵制贸易摩擦带来的分裂效应。中国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和多边贸易谈判，推动全球商品、技术、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积极推动南南合作与区域伙伴关系建设，与各方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自贸区扩大开放，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深化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合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能力建设，以化解发展中国家在关税战贸易战中的债务和流动性困境。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加强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合作，为沿线国家带来基础设施和产业升级项目，夯实跨境供应链和贸易网络的韧性，稳定国际经济秩序。

第四，在货币金融领域将持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构建多元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了提高抵御全球金融风险的能力，中国持续推动人民币更多地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结算。稳步推进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与多个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提供稳定的国际金融渠道支持，重塑全球货币体系格局。人民币国际化将有助于维护多边清算与融资渠道稳定，有助于降低国际贸易和投资风险，为全球经济稳定提供强有力的货币基础。

当前，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不确定性，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重大挑战。稳定全球经济、推动增长的关键在于坚持开放包容和多边合作。中国仍将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继续扮演稳定器和贡献者的角色，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为全球发展提供更多机遇与动力，实现自身发展与世界繁荣的良性互动。各国应共同维护全球贸易规则，推动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切实推动多边合作抵御冲击。随着各方共同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全球经济能够克服贸易摩擦的冲击，保持稳定增长，并继续朝着高质量开放和融合的方向前行。 

（编辑 季节）

文_邹平座 李光军^*

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冲击下，就业形态正经历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达到42.8%，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6.45%。根据最新数据预测，2024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有望达到57万亿元人民币，较2023年增长3.1万亿元，占GDP的比重预计将进一步增长至44.6%。数字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导致传统行业就业需求下降，劳动者面临失业或需重新进行职业定位。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变革催生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区块链工程师、价值管理工程师等130余种新兴职业，并改变了价值创造模式。

数字化就业是指依托数字技术、互联网平台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形成的一种新型就业形态。数据和算法的变革显示了其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推动了生产力提升和数字经济平台的发展。就业模式转变和新形态的出现则提高了效率，创造了社会价值。数字化就业为解决“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新策略。

深层变革：数字就业重构经济逻辑

价值创造范式转型  

传统经济价值源于生产要素与劳动时间的线性组合；数字时代则表现为数据和技术的指数增长。

数据和技术的深度结合，将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数据将在技术创新、政策支持和行业拓展中扮演关键角色：

• 技术创新：数据将与AI、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结合，提升数据利用效率。

• 政策支持：政府将完善数据基础制度，促进数据市场化，确保合规流通和价值实现。

• 行业拓展：数据应用将扩展至科研、智慧城市等领域，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

例如：广州市一家服装企业成功接入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其设计师的创意数据经由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处理，迅速转化为海量设计方案。此举极大地缩短了3D数字样衣的开发时间，从原本漫长的7天骤减至仅仅2小时，并且，每位设计师的年度价值创造也实现了惊人的40倍增长。这一现象充分验证了“数字就业乘数效应”的存在：即劳动者的知识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实现高效复制与跨领域融合。

就业市场结构重塑

数字化就业主要体现在就业形态多元化、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结构优化、就业服务数字化转型、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以及区域就业机会差异等方面。就业形态包括众包、零工经济和远程办公等灵活就业模式，打破了传统就业的时空限制，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自主选择。高技能岗位需求增加，如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工程师、首席数据官等，同时劳动者需提升数字素养和专业技能以适应数字化就业。

数字化技术推动就业服务转型，线上招聘平台和智能化就业匹配服务提高了就业服务效率和质量。数字化转型导致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结构调整，高技能岗位增加，而低端服务岗位被智能设备替代。数字化就业结构变化影响收入分配，高技能劳动力议价能力提升，劳动报酬快速增长，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区域间就业机会差异，发达地区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欠发达地区可能面临就业机会不足。

综上所述，数字化就业推动了就业市场结构重塑，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和机遇。

以下案例展示了数字技术对就业市场和就业模式重塑的显著影响：

案例一：支付宝的全链路数字化就业解决方案

支付宝的全链路数字化就业方案，包括招聘、使用、薪酬、培训、保障等环节，利用实名认证、人岗匹配和区块链合同等技术，为求职者和企业建立高效桥梁。该方案已与15个省市的83家地方就业平台合作，年服务用户超过9800万人。

案例二：腾讯课堂在线职业教育平台

作为在线职业教育平台，腾讯课堂通过数字化手段提供便捷的终身学习服务，助力劳动者提升技能以适应技术的快速变化。这种模式不仅增强了劳动力对新技术的适应性，还提升了人力资本质量，为高质量就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案例三：河南省许昌市的假发产业带

在这里，大约3000名农村女性通过参与跨境电商培训，转型成为“数字买手”，其人均月收入已达到当地白领的水平。这一案例充分证实了就业结构的数字化变革将产生积极影响。

生产关系智能化升级

AI、物联网、大数据等智能化技术促使生产智能化，智能化升级又通过数字技术优化传统生产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数字经济促使生产关系网络化、平台化，但面临数据所有权界定复杂和技术更新快等诸多挑战。

案例一：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的“价值码”系统，劳动贡献变得可计量、可交易、可积累，从而为社会经济活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例如，某“价值码”双链驱动战略成功地形成了一个Web3.0价值链生态系统，这一生态系统通过创新的技术融合架构，为参与者提供了全新的价值交换平台，构建了一个四层的价值互联网架构：

物理层：借助物联网（IoT）技术，实时捕获劳动过程中的各类数据，以保障数据的精确度和即时性。

账本层：采用联盟链技术，确保价值的确权和记录准确无误，从而维护价值流转的透明度和安全性。

协议层：凭借跨链技术，智能合约得以自动履行，从而确保了交易的高效执行和高度可靠性。

应用层：构建了一个模块化的去中心化应用程序（DApp）生态系统，为用户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服务。

在通证经济设计方面，系统发行了三种功能型通证：

    时间通证（T-Coin）：这种通证锚定了标准化的劳动时间，使得劳动价值可以被量化和交易。

    价值通证（V-Coin）：它反映了个人价值的成长和贡献，激励用户不断提升自我。

    生态通证（E-Coin）：这种通证用于整个系统的治理，确保了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此外，系统还设置了动态铸造方程，确保了通证发行与价值增长同步，有效促进了灵活就业的实现。

案例二：在深圳，一位程序员在开源平台上的代码贡献被自动赋予了产权，每次调用均能产生智能合约的收益分成，三年累计获得的数字资产收益超过一百万元。这种“数字产权革命”充分挖掘了人力资本的潜力，使劳动者真正成为“数据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现实挑战：高质量发展必经之考

技能错配的转型阵痛 

“技能错配的转型阵痛”是指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劳动力的技能结构与市场需求之间出现不匹配的现象，这种不匹配导致了转型过程中的诸多挑战和困难。

有关资料显示，2023年，高等教育毕业生中仅35%的专业与数字经济岗位匹配。同时，制造业机器人操作员岗位空缺达450万，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教育与产业变革不协调。一方面，技能错配限制个人职业发展，技能过剩者难以找到工作，技能短缺者面临失业，加剧社会不平等，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另一方面，企业因技能错配在技术升级和创新上遇到挑战，难以招聘合适人才，影响生产力和创新能力。此外，技能错配还会限制国家竞争力，阻碍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增值。

数字鸿沟扩大的风险

全球数字鸿沟扩大的风险包括经济差距加剧、社会不平等加深、就业机会不均等、数字安全风险增加、教育和知识获取的不平等，以及阻碍全球发展等。

在我国，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区域间的发展不均衡性或将进一步加剧，进而引发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数字时代新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新二元经济结构可能引发就业市场的分化：数字经济创造了大量新兴职业和就业机会，如数据分析师、数据交易员等，同时也导致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岗位的减少。这种分化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

权益保障制度发展滞后

某平台的经济调研结果表明，43.6%的网约车司机及外卖配送员未能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福利，此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

随着算法优化的不断深化，灵活就业者将面临所谓的“隐形加班”问题，其平均工作时长显著增加。例如，调研显示，灵活就业人员平均周工作时长达到47.4小时，而广州的灵活就业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长甚至达到62小时。这种加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加班，而是由于算法高效调度导致工作量隐性增加，迫使他们在既定工作时间之外继续工作。这一现象揭示了一个问题，即现行的传统劳动法体系似乎难以适应新兴的“去雇主化”就业形态，工作关系变得更加灵活和非正式，从而对劳动者权益保护提出了新挑战。

破局之道：构建数字就业生态系统

核心建设：打造全民数字技能基础 

第一，实施“数字扫盲2.0计划”，将AI、区块链等课程列入义务教育内容。

该计划强调提升高级数字素养，包括数据安全和数字内容创作等关键领域。欧盟的DSI 2.0和DigComp 2.0旨在提高全民数字技能。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着重提升数字素养，促进技术与教学融合。学者建议为老年人开展数字化扫盲，确保各年龄段民众享受数字技术红利。

第二，建立“数字技能银行”，推行终身学习积分制，劳动者可凭技能认证跨行业流转。

建立数字技能银行需明确目标、构建框架、收集与验证数据，并持续优化。其核心目标是提升数字技能水平，支持政策、教育改革和职业发展。欧盟“数字技能指标2.0”（DSI2.0）旨在实现2030年80%的人口具备基本数字技能的目标，将数字技能分为五个维度：信息与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作、安全和问题解决。数字技能银行是提升全民数字素养、有效缩小数字鸿沟的关键性工具。

第三，打造100个国家级数字人才孵化基地，重点培养工业互联网、元宇宙等紧缺人才。

    构建国家级数字人才孵化基地，需要政策、产业、教育、技术及国际合作等多方面努力。针对关键领域如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打造数字产业链，促进企业协同进步。研发数字职业标准，设计培训课程，采用工学结合模式，培养创新与实用技能兼具的人才。

第四，建立数字职业技能等级认证体系，通过竞赛、培训等激励技能提升。例如，北大为企业高管或数据治理人员开设数据进修班；中国建材协会启动首席数据官培训等。

体制革新：打造智慧治理架构 

一是立法确立“数字劳动三权”，涵盖数据所有权、算法知情权和价值分配权。

二是建立“数字社保账户”，旨在将他们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其社会保障权益不受就业平台变动的影响。

三是建议成立算法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算法设计与应用，预防就业歧视和数据剥削，保护隐私权，确保算法公正透明。

生态培养：构建价值创新平台

建设国家级数字就业服务平台，涵盖顶层设计、技术架构、服务内容、政策支持等。明确平台目标，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企业用工模式，界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全国一体化数据资源库，实现数据高效存储、管理、共享。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提供精准就业匹配、职业培训推荐、政策解读服务。加强数据隐私保护，确保个人信息安全，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

积极推广“产业大脑+未来工厂”的创新模式，推动200个产业集群实现数字化转型，以提升整个产业的智能化水平和竞争力。

为推动知识产权高效流通与价值最大化，建议尽快构建一个先进的数字产权交易平台。该平台旨在对各类知识成果与创意设计进行证券化处理，以促进其流通与交易。通过此机制，创新者与创作者得以将其智慧成果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资产，进而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促进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

战略规划：占据世界数字就业的高峰

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建设数字技能培训中心，推广中国标准与经验，加速沿线国家的数字化转型与技能升级。

鉴于全球人才流动趋势的明显变化，特别是外国科研人员大量涌入中国，以及中国和美国在人才规模指数上的领先地位，建议成立一个国际人才联盟，旨在构建一个全球数字人才流动的“绿色通道”，以促进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

建议设立一项数字就业发展基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助力其数字化转型进程。例如，根据《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国家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援助，助力中小企业在数字化发展中乘风破浪。

未来景象：以人类为中心的数码文明

在数字技术飞速进步的今天，江苏省的农民工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跨越国界远程操作和维护德国的工厂运营，仿佛亲临现场一样进行日常的管理和保养。云南省的咖啡种植者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了咖啡豆从种植到在纽约交易所交易的全程可追溯性，确保了产品的真正透明度。这些事例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就业时代，“每个人都能创造价值，每个地方都能成为展示才华的平台”，每个人都有可能通过数字技术来展现自己的能力，实现个人价值。

数字经济变革的终极目标，并非以机器替代人类，而是实现技术对人类的赋能；并非引发“数字失业”的恐慌，而是开辟“数字乐业”的前景。通过构建一个包容性、共享性、可持续性的数字就业生态系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每一位劳动者的数据轨迹均转化为价值的象征，每一次键盘的敲击均积累成为国家强盛的动力，每一朵数字浪花均汇聚成民族复兴的洪流。正如古语所言，“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数字时代为每个人提供了无限宽广的舞台。

（编辑  宋斌斌）

文/陶宏展^*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与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历史性交汇，内外贸联动发展已成为统筹国内外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举措。

我国经济面临消费升级加速与高端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失衡，构建以内外贸有效联动为抓手的供需适配机制，以高标准需求倒逼国内产业结构高端化，以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弥补国内供给短板，通过双向互动激发市场活力，可以释放内需潜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核心驱动力。

内外贸联动的供需动态平衡（二级标题）

创新转化机制驱动供给质量跃升。内外贸联动通过资源要素的双向高效配置，重构供给体系。一是加速优质要素的跨境循环。依托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枢纽地位，内外贸联动可以对国际优质要素实现精准导入，提升关键领域的全球供给稳定性，强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端的创新势能，通过技术要素的协同进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推动产业能级梯次跃迁。通过内外贸数据互联打通全球订单与制造体系，提高市场响应效率，实现柔性生产、敏捷制造，以“市场倒逼+技术赋能”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挥国内超大市场与国际需求共振效应，精准识别供需缺口，可催生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集群式突破，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推动供给体系实现质的跨越。

质量传导机制重塑国内消费生态。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工程通过标准传导与市场延伸协同效应，共同推动消费生态由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范式转换。一是打破产品质量分级体系。外贸企业将出口技术标准、质量认证和服务体系全面引入内销领域，倒逼国内产业链重构质量基准，通过标准体系的全域贯通，促进内外贸渠道深度融合，打破内外销产品质量“双标”的现状。二是促进服务消费质量跃升。高标准导入可以突破有形商品边界，向服务领域延伸形成立体化升级架构，推动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服务标准与国际认证体系对接，反向重构民生服务链条，创造新型服务消费场景，实现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的质量协同跃升，推动消费升级从单一产品维度向全生活场景覆盖的系统性转变。

市场牵引机制推动供需双向调节。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协同效应，内外贸联动可以突破单一市场边界，实现市场空间从单维向多维扩张。一是市场价格信号传导的跨域响应。当特定市场出现供需波动时，内外贸企业可依托双向市场数据实时捕捉边际价格变化，灵活调整市场策略，通过产能弹性配置实现供给端的敏捷调整，从根本上缓解异常市场波动引发的供需时空错配问题。二是跨市场的风险分散网络。双市场并行架构天然形成风险缓释体系，配合多元化市场策略工具组合，在空间维度上可以有效分散区域性供给冲击，在时间维度上可以熨平需求波动曲线，形成动态平衡的供需调节机制，在拓展国际市场增量空间的同时，保持经营的稳定性，强化企业全球布局的韧性。

以内外贸有效联动优化供需结构的关键着力点（二级标题）

构建内外贸联动的市场韧性体系。以系统性思维打通供给侧需求侧链接堵点。一是推进内外贸标准衔接。建立覆盖产品认证、质量检测、技术行业规范的全流程标准互认机制，推动国内产业标准与国际主流认证体系对接，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牵头制定跨国供应链技术规范，通过标准输出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升级，重构市场联通基础。二是强化产业数智化赋能。通过“智改数转”将传统制造业转向服务型制造业，以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智能工厂集群，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可视化管控，提升产业集聚协同效率，系统动态匹配跨境供需。三是实施企业国际化分层培育。引导龙头企业构建全球化研发网络，在海外设立联合创新中心吸纳国际先进技术。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深耕细分领域，以差异化产品抢占价值链高端环节。完善中小微企业供应链韧性培育机制，通过嵌入式协作提升企业双向发展能力。

实施更加积极主动地扩大进口战略。以积极主动扩大进口来激活消费潜能和驱动产业升级。一是优化高质量商品供给体系。深化自贸试验区进口便利化改革，建立消费品动态清单管理机制，重点扩大智能家居、健康医疗、绿色低碳等领域的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与消费升级需求实现精准对接，以高品质供给激活消费潜能。二是强化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围绕高端制造业发展需求，优先扩大航空精密部件、临床试验设备、新材料等战略中间品进口规模。搭建进口设备技术共享平台，推动进口高端设备在研发设计、工艺改进等环节的协同应用，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跃升。三是构建多元化进口网络。深化区域经贸合作机制，通过自贸协定拓展新兴市场进口渠道，形成多元互补的进口来源布局。建立重点商品进口储备调节机制，通过政府与企业协同增强关键物资供应链弹性，实现稳链保供与风险防范有机统一，提升供应链安全水平。

打造畅通高效的现代化流通体系。以网络化布局构建供需精准对接的基础性支撑。一是打造立体化国际物流枢纽体系。聚焦全球贸易主通道关键节点布局物流基地，构建空铁公水多式联运集成系统，完善专业设施配套，强化港口、机场与内陆港联动衔接，助力企业高质量出海。二是创新跨境贸易流通范式。深化跨境电商与海外仓协同发展，建立“口岸仓+海外仓+退货中心仓”三级智能仓储体系，实现跨境库存动态调配与逆向物流无缝衔接。推广保税物流与社区零售融合模式，实现跨境电商、社区实体店、物流到家的优势互补与叠加创新，缩短进口商品流通环节。三是打通区域与城乡流通堵点。以国家物流枢纽为核心构建跨区域干线通道，重点强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物流网络协同。深化城乡双向流通网络建设，通过县域物流中心衔接城市仓与村级服务点，以物流网络下沉打通工业品下乡与农产品出海渠道。

完善内外贸联动的平台创新体系。以平台集成优势为支撑加速推进供需循环网络的迭代重构。一是强化制度型开放平台能级。深化综合保税区与自贸试验区制度集成创新，创新内外贸融合发展模式，推动保税研发、跨境维修等新型业态规模化发展。推广上海自贸区、海南自贸港的“全球营运商计划”等制度创新举措，完善内外贸一体化服务体系。二是打造全链条数字展会平台生态。推动进博会、广交会等平台向数字化生态升级，构建展贸融一体化服务系统。开发智能供需匹配引擎，通过商品数字护照破解认证标准差异，实现内外贸精准对接。三是建设智能跨境专业服务平台网络。推广苏州、东莞等地全域数字化服务网络的做法，推进供应链调度数据中台建设，实现外贸数据反向赋能，引导制造企业建立需求响应的模块化产线体系。建设跨境服务资源集成平台，聚合关务、法律等专业服务商，形成覆盖市场准入、合规运营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