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为什么要再延长土地承包期

 

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前进的,不能光凭美好的愿望行事。新时期也出现了贵州塘约村这样的先进典型,塘约“党建引领、深化改革,组织起来,共同致富”的基本经验具有普适性。

农业家庭小生产与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生产存在着很大差距,这表现出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不高、缺乏市场竞争力,不改变这种生产方式,我国农业就没有出路。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土地集体所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宪法所规定的,动摇了这一点就动摇了国体的根本。承包权是农民的利益所在,不维护承包权,就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经营权事关转包土地经营者的权益,直接关系到土地能不能有偿转让,土地能不能实现规模化、现代化耕作经营的大问题。正确处理这三者的关系,是当前农业工作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需要集中各级乡村干部、“三农”问题研究者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智慧来共同破题。

我以为处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关系的关键在于土地所有权,这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如今很多地方土地流转的趋势,已经由过去农民外出,把土地委托给亲朋好友来种,或者低价有偿转给村里种田大户,转变为流转到涉农公司、合作社来经营。村里土地承包,村民各家种几亩地,在哪里,村干部和村民都很清楚。政府直接对土地确权,意味着削弱了村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意味着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只是一句空话,反而对土地流转设置了障碍。比如,村里有一户不愿流转土地,村集体就可以采取调换农户土地的方式来解决,村民都认可土地是集体的,而村集体在不影响农户利益的基础上调换农户承包地往往是行得通的。而且村里当初分地时,绝大多数采取的是见地分地的方式,每家分六七块条条缕缕的地,种地很不方便,因此,村户之间往往自行采取调换土地的方式来解决,也许二亩赖地换一亩好地种。而现行的土地确权办法把承包地固定化了,土地流转过程中一旦出现钉子户,连法院都不能过问,事情就复杂了。土地确权应该让村集体搞,体现出村集体对土地所有权的管理权威。

其实,在全国各地己经创造出很多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模式,比如,村里成立农民专业种植合作社,农民自行把土地流转到合作社集体经营。有经济富裕的村集体,把村民承包地收回来,村集体采取雇工机械化经营,农户按地亩分粮。有的采取村集体反租倒包的方式把土地重新集中起来,向外整体有偿发包转让土地,农户按地亩领取承包地出租费,不一而足。

以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农村走美国农业道路是走不通的。如果按美国一个三四口人的农户种植2500亩地的标准,我国多数农民往哪儿去?历史告诉我们,土地过于集中,富者花天酒地、贫者无立足之地,必然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

可以预料今后20年,农村会有60%的耕地流转到公司、合作社、种田大户手中,以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规模种植,但还会有40%的耕地继续以家庭小农生产模式进行。如何将家庭小农生产融入到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中,生产出高质量有竞争性的农产品;如何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如何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前途明朗,任重道远。

 

土地承包制再延长要解决的问题

 

二轮土地承包再有11年到期,到期后如何再顺延承包,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

要正视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失地农民再承包土地的正当要求

在内蒙古一些贫困地区,由于十多年前当时农业税费过重,农民种地甚至倒贴钱,因而造成了有的农民撂荒了承包地进城打工走了,在二轮土地承包时,丧失了土地承包权。有的是二轮土地承包时,农户虽然分到了承包地,但为了逃税把地撂荒走了,行政村就把该户的承包地另外分给其他农户种植了。我所在的卓资县,多数乡镇没有及时发放二轮承包地证书。村民二轮承包地存在承包权不清问题,村民之间存在纠纷,一直上访不断。出于以上种种原因,我所在的乌兰察布市,约有35%的农户没有了承包地。如今,失地村民见土地“吃香”了,就要争取土地承包权。2017年正月期间,商都县发生了几千人到县政府请愿闹事的事件,现在地方政府只能以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统筹安排来安抚。二轮承包中失地的农民能不能在三轮土地承包时再承包到土地,这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必须正视。

要对农村违法违约用地进行清理

农村中广泛存在四种违法、违约用地现象:(1)违约用地—承包人在承包土地期间没有按照合同承担必须承担的义务,造成土地污染、荒废、农田设施毁坏、土地用途改变等。(2)违规占地—农户或非农户随意将大面积的农田圈为宅基地或个人建设用地。国家规定宅基地农户不得超过3分,城镇居民不得超过2分,实际占地明显超过国家规定。(3)违法卖地—为了一时的红利,承包人与村干部合伙出卖土地。(4)暴力征地—开发商联合执法部门以暴力的形式强迫农民转让土地。对以上四类问题,应该在三轮土地承包时一并解决。

土地三轮承包时如何体现公平的原则

    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基础上,农户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四十多年过后,农户人口变化很大,每户村民拥有的承包地有了很大的差别。三轮土地承包如果不做调整,显然有失公平。但要重分土地,又牵涉很多问题。有关部门的态度似不准备重分或者作大的调整。我建议:在三轮土地承包时,利用一些死亡绝户留下的土地,全家户口迁到大城市的农户应该退出的承包地,作为小调整土地可利用的资源。另外,通过考学、参军到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青年人,他们在村里还有承包地,显然是不合理的,这部分人的承包地应该由村里收回来,不必拘泥于减人不减地的条款。据我估计,如果把上述土地集体收回来,约占村里总耕地面积20%左右,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农村留守种地农民与已在城里定居的农民在村集体组织中应该有两种不同的权利。进城转产农民不能享受土地小调整承包土地的权利。一视同仁是对留守农民的不公,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

村集体要体现对土地管理的主导权

土地由家庭小农生产方式向规模化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我国农业才有发展前途,农产品才有竞争力,质量才有保证,这是上下的共识。但在包产到户土地体制下,如何将村民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谁来主导土地的流转?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谁给的转包费高,农民就转包给谁。但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村里一整块土地流转,只要有二三户农民死活不转让就转不成。在现实中,凡是流转土地比较成功的地方,都有当地乡村干部起到引荐、协调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村干部的帮助,大片流转土地就难以办成。村干部为什么能起这么大的作用呢?因为土地是集体的,村干部有调换村民承包地的余地。土地管理问题是属于村民自治条例规定的范围,应该由村民委员会民主决定土地的经营模式。三轮土地承包方式,由村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可以集体经营、以集体的名义对内对外招标转包、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形式经营,也可以继续承包到户。这样既落实了土地承包权三十年不变的原则,村民和集体又能有多种土地经营方式来选择,保护农民承包地所带来的利益,促进土地有序的流转。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了塘约村把确权后的土地再流转到集体经营的例子,各地已经建了成批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尽管其中有名不符实的情况,但也不乏成功的典型。山东等地,早就有村里把土地集中回来,集体雇工机械化耕作,村民按地亩分摊耕作费用,分产出粮食的经验。

各地都有集体反租倒包村民承包地的经验。三轮土地承包时,要吸收这种先进做法,不要死念分田到户一本经。第一轮土地承包,目的很单纯,就是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吃饱饭的问题。第三轮土地承包,情况大不一样了,已经有70%的农民不种地了,政府只是维护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底线,将土地作为维护农民的一种权益、福利而已,起一种社会保险的作用。在家庭包产到户的基础上如何实行农业现代化,还是应该踏着石头过河。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塘约集体经营好不好,要由塘约人的实践来回答。要看学塘约村能否大批涌现。社会主义是靠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要由实践来检验。

如何解决撂荒地的问题

中西部地区土地撂荒问题十分严重,约有20%的耕地撂荒,对此,各级政府束手无策,因为政府没有处罚撂荒地的法律依据。据说有关部门要制定土地撂荒三年要收回的条款。撂荒地谁来管,谁来收,收回来如何处理?责任单位必须明确才行。我认为,对撂荒地的管理权应当属于村民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应该监督,但不能越俎代庖行使土地所有的权限,不能将撂荒地收归国有。但要处罚村集体,也没多少道理,因为,法律没有授予村集体对村民撂荒地处罚的权力。因此,建议在实施三轮承包地的时候,国家应该出台细则,研究配套措施。授予村委会管理土地的明确权力职责。

                                              (编辑  王蕴)

 



* 智广俊,内蒙古卓资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内蒙自治区劳动模范。

 

 

在十九大报告主题下解读乡村振兴战略

 

有些人解读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时,侧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而对如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则往往避而不谈。我曾问山西一个县的党校领导,对发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优势,解决贫困农民“等着别人送小康”问题怎么看?他说,按照上级要求的土地确权的搞法,农民和干部都认为土地现在就是私有的,再延长30年就更是私有的了。农户可以把土地撂荒,谁想动他的地必须给钱,少了还不行,再想靠土地集体所有制做什么事情已经不可能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原则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很明确,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土地集体所有制不能改垮了,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总书记说“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对此我的理解是,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部分调整了土地,第三轮土地承包也可以像第二轮这样办。

解读乡村振兴战略时,要把它放在十九大报告的总体框架内,与报告的主题相吻合,而不是抓住自己感兴趣的只言片语任意发挥。十九大报告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也要归结到这个主题上来,不能偏离甚至背离这个主题做出随心所欲的解释。

习近平同志对“初心”的概括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更为重要的是指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前辈领导人创立的理论和制度。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那里找到根据,厘清源流。习近平同志十九大之后带领全体常委到一大会址瞻仰并重温入党誓词,从党的“一大”开始,理解党的全部历史、理论和制度,还要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乃至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包括西方好的东西也要吸收过来。习近平同志强调道路的重要性,就是要明白,我们党是从哪里来的,今天在哪个方位上,今后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要按邓小平的理论搞改革开放;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是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改。

    王岐山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里写道,正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挽狂澜于即倒,矫正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正确航向,归根结底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得实惠。解读十九大报告的任何内容,这一根本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要点及制度优势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有三个要点:第一,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是毛泽东领导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立的;第二,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这是邓小平领导农村改革创立的;第三,集体为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这个集体是我们共产党领导农民创立起来的,是为农民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就是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巩固和完善”的制度,源流在毛泽东和邓小平那里。这个制度集中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蕴含着巨大的制度优势。

    第一,确保耕者有其田,弱小农户永远不会失去土地,不会受到剥削。这是靠土地集体所有制保证的。习近平同志在博士论文中讲,当年毛泽东为了解决两极分化问题,才搞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了土地集体所有制。两极分化在农村首先就是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共产党“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是从孙中山那里接过来的,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也借鉴共产党这一点,不允许地主再收地租,日本人战后也是这样解决土地问题的。所以,是否确保耕者有其田,在讨论农村土地问题时特别重要,不能忽视。

    第二,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成两个主体,形成了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三者利益和谐统一。这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农民创立的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所有者跟经营者分离是基本的制度安排。解放前地主出租土地也是一种分离,土地归地主私有,地租也是归私人所有。我们在人民公社时搞土地集体所有制,改革开放后,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按照搞大包干时要“交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交给集体的那部分就是租金。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后,还有少数农村仍然自发地坚持了“交足集体”的制度,现在情况都很好。在那里所有者是集体,经营者是承包户,劳动者是承包户的成员,三者利益是和谐统一的。土地承包户向集体交承包费后能够得到大于承包费的利益,比如修水渠、修田间道路,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还可用于农户的集体福利等等。这就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是我们党领导中国农民创造出来的。

    第三,为党领导农村工作和乡村治理奠定了经济基础。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党在农村的领导要有基础。如果是土地私有制,小农户不断分化,那怎么领导?毛主席早就说过,只有搞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党的领导才能在农村坚持下来。否则如果一些农民失去了土地,生活没有来源,他向共产党要地种,你给不给?当年共产党在农村搞土地革命、搞土改是为了什么?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来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党的领导跟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一个是上层建筑,一个是经济基础,两者紧密相关。

    还有乡村治理问题。显然,党的领导不是像改革开放前那样,一切由党支部书记说了算。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在农村搞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乡村治理同党的领导一样,也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也要有经济基础。一说搞自治就有人提出靠“乡绅”。旧中国的乡绅多数是地主,那时的乡村治理其实就是地主说了算,这不可能解决乡村治理的所有问题,尤其解决不了土地问题。几十年的历史证明,在集体经济强大的农村可以做到,按能力有收入差别,但不会有地位上的差别,农民之间权利是平等的,这对于保障社会主义性质是很重要的。

归纳起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建立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党的领导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这是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资源要素高效配置的一种制度安排。以前我多次调研过广东省清远市叶屋村,带头人叶时通的本事不像江阴华西村吴仁宝那么大,但他们完善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之后,农户承包的土地由七零八碎的小块变成了连片的大块,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一年之后就由3000元钱提升到1万元,现在已经稳定在3万元钱左右,村民之间的关系也很和谐。所以,完善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一个资源配置效率非常高的制度安排。

 

 

在实践中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的经济思想既要追求公平,又要追求效率。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这一经济思想提供了现实的制度支撑。这是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几代共产党人共同创立的好制度。

    一些希望恢复土地私有制的官员和学者,认定毛泽东创立的土地制度效率低、只能吃大锅饭,官员们以权谋私,其实不是这样的。只要坚持上面所说的原则,特别是坚持党的领导,在乡村治理中做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那就不存在这些问题。恰恰是因为在农村片面主张分散,弱化党的领导,造成当今很多农村存在乱象。

土地私有条件下,土地所有者跟所有者之间、跟经营者之间有很多矛盾,以现代眼光看,资源配置效率是低的,因为地租抬高了农业的成本。农村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果让他们为不搞农业生产的农户支付地租,结果经营规模虽然大了,但地租也付不起,这实际上不利于发展现代农业。但不收地租土地怎么流转?这就要有共产党的领导,要做资本主义制度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有些权威专家解释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优势,只是片面强调“分”的优势,而对于“统”的优势根本不谈。2014年底,我把叶屋村的带头人叶时通请到中央党校,讨论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他们村能够做到农户土地连片经营,一是靠农户都认同土地归集体所有,还有就是收取一些承包费用于为农户服务。在2005年前,农民交承包费是给干部发工资、搞计划生育、办教育等,现在叶屋村收点承包费是带着村民给自己修水渠、修路、孝敬老人和奖励孩子上学,是为本集体的利益服务。这不叫增加农民负担,应该叫做投资。农户交一点承包费,人均收入就从3000元钱变成1万元钱,又变成3万元钱,这种“负担”哪个农民不愿意!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现实问题。为什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每亩付上千元的地租不叫负担,而集体向农户收取一点承包费用于为农户服务就叫增加农民负担?这个问题如何看?这是非常重大的理论和制度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在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中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完善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土地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搞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范例。凡是比较好的农村,都能够看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子。这样的农村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得好,实现得好,二是农民有经营自主权。华西村、刘庄、周家庄至今不搞分田到户,搞得也挺好。当年搞大包干的基本理由是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如今还是要回到当初那个初心。比如第三轮土地承包,只要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就很难坚持下去。因为30年来农村人口变化很大,新一代的占大多数,他们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土地承包的权利,这是毛主席帮助他们获得的权利。

乡村振兴战略应该聚焦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把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落实到农村的具体工作中,扎扎实实地形成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在农村,就是要围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展开,其主要途径,就是进行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党领导得好,体现在搞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

                                            (编辑  迟晨光)



* 徐祥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党的十九大不仅把“乡村振兴”列为战略问题,而且把它写入新修改的党章,可见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相信只要中国共产党真正重视,中国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村发展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对农村问题的重视,主要是把农业作为国家的一个基础产业来认识。十六大、十七大时,党提出“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思路。“带”与“促”的思路是基于城乡、工农关系失衡的判断。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三农问题”讲话,许多提法突破了这种既有思想,更多地把乡村作为相对独立于城市的文化单元和发展单元。依据这一逻辑,十九大顺理成章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开始重新塑造社会主义中国应有的城乡和工农关系。

 

“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来源

 

今天,我们应该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思想的框架下,思考“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问题。遗憾的是,一些农业领域领导和学者的思维基本上仍然局限于农村即是农业、农业唯有依靠资本的范畴。其实,这种认识偏离了国情逻辑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要求。

最近,我阅读了习近平的博士论文,看到他从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九大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许多思想的重要来源和具有的基本底色。在这篇博士论文中,习近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主张“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它的基本思想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是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的主体,他们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参与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 “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我国城乡差距很大,小农经济的历史文化传统积淀深厚,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不高,许多农民不懂和不适应市场经济,如果硬将农民推向市场,让农民去自生自灭,只能使许多农民呛水淹死。” “只有将农民充分组织起来,才能使农民尽快安全、顺利地进入国内外市场,并能够有效地降低进入市场的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因此,“引导、组织农民安全、顺利地进入市场,应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同时也是当前政府对农村市场经济建设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之一”。他的期待是:“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组织化水平很高、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

这篇论文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中国的农村市场化建设必须探索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从城市和农村共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路子”。中国有近九亿农村人口,如果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城市不可能容纳吸收这么多农村人口。习主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允许在农村市场化建设中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沦为城市贫民和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的发生。”

与此相关,习主席还提出农村要发展好农业,但不应该仅仅发展农业,还需要因地制宜地积极发展多种产业,走好“农村市场化”与“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共同发展的路子。他说,“农村工业化是现代工业在农村不断发展和就业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从农村内部推动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城市化则较多的是研究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的发展”。这一思路就是强调要支持有条件的农村发展多种产业,包括“种养加销”和“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激活农村各种财富的源泉,使农村成为一个发展产业的广阔天地,实现农村“在地工业化”,进而实现“在地城镇化”,从而创造城市、农村“共同吸纳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路子”所需的条件。

上述这些重要的思想,强调农民在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农民的组织化意义,强调党和政府组织、引导和支持农民的责任,强调农村发展多种产业,实现农村“在地工业化”和“在地城市化”,进而避免农村在市场化过程中衰败破落,农民涌进城市沦为城市贫民的消极前景,使农村成为农民可以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它最基本的底色。十九大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论述中,农民的主体地位、党的领导,以及以“产业兴旺”代替新农村建设时提出的“生产发展”,以“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代替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思维下形成的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提法等等,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的重要来源。

 

注重国情逻辑和社会主义价值追求

 

我们在阅读中注意到,习近平的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引用毛泽东著作的部分主要来自《毛泽东选集》二至四卷。但习近平的这些观点非常吻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构想。毛泽东批评有些同志,尤其有些经济学家“左”得要命,把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强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习近平则全面论证了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的伟大意义。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应该走农民组织起来的路,搞“工农商学兵”,大力发展社队企业。习近平强调组织农民对于推进农村市场化建设的伟大意义,并进一步强调农村必须走“种养加销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化道路,这意味着农村的产业布局要搞好农业,但不应局限于农业,而应该是发展多种产业的广阔天地。毛泽东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中国应该借助社队企业的发展,在农村走“在地工业化”,进而实现“在地城市化”的道路,从而避免重蹈西方城市化发展的覆辙。习近平同样反对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提出要走好“农村市场化”和“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同步发展的路子。

这些内容的一致性,反映了两位领袖都深入思考国情,非常自觉地立足于国情,也执着于中国自己的农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要求。要把握战略性、全局性问题,特别要防止偏离国情和偏离“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底色。

                                             (编辑  王蕴)



*  徐俊忠,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讨论“三农问题”是再次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向如何在农村发展的大问题,这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

 

重走集体经济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今天的农村需要重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同时,还要看到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要让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有内生性、主体性,扶贫资金要有农村主体的承接是对的。但目前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普遍存在弱化、散化问题,少数地方甚至出现黑社会现象。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和主体性是无法落实的。塘约道路是通过基层党组织重建,带领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是,怎样使更广大的基层党组织与农村发展形成配合联动,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来破解。要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社会和经济组织的主体和能动力量,就要花大力气重整基层党建,就要把它作为党的重要任务去抓。“三农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党和政府部门之间如何统筹、协调推进,尚需新的破局。

    中国农村几千年来一直都是以村社为单位的土地所有制,土地买卖受到地方习俗的制约,具有社区保护性质。晚清以来,乡村的保护型经纪人向赢利型经纪人转化,伴随的是村社保护的瓦解,“土豪劣绅”横行,乡村从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策源地。新中国的土改,很多是直接把佃农耕种的“不在地主”的土地分给他们。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从公社核算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上与原来村社的界限吻合。这是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在人地高度紧张的客观条件下形成的土地所有制,排他性的土地村社保护所有制一直没有改变。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保护的还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小农经济的承包经营权。它强调社区所有,集体能够按照人口变化对土地承包权进行重新分配,依据的是土地社区所有权的概念。“耕者有其田”,就是离开村社的人的土地可以回收,让村社有能力的人耕种。村社集体能够自主决定土地规模经营的方式,以实现最大的使用效益。如果在这两个层面上还能够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话,集体所有制就不会被架空。承包经营权是农民的村社所有权的体现,只有农民才有承包权,城市人不能去农村承包地。只有建立在承包权固化基础上的经营权才可以放开,可以流转,但是它可能导致的问题是村集体不再拥有优先权,从而处于市场竞争的弱势地位,对外来资本投资土地容易失去控制能力,所有权进而有可能被虚置。

    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千年未有的土地制度的变局,其实质就是农村社区土地所有权还能不能坚持、是否需要坚持的问题。一旦社区土地所有权不能坚持下去,就会有新的大量的“不在地主”进入。今天有一种论调说解放后搞土改错了,因为农村根本就没有地主,农民都很穷,都是贫雇农。但这里面忽略了“在地地主”和“不在地主”的区别。当时在很多地区,大量的“不在地主”即城市工商资本控制了农村资本和农村的土地,这中间形成了大量的恶势力,他们一方面欺压农民,另一方面从国家套取权力,变成土豪劣绅。这是共产党进行土改的背景之一。

    今天讨论集体所有制的核心,是必须依靠集体土地所有制来形成乡村主体,村社既是政治主体,也是经济主体。否则,扶贫攻坚就很难完成。承包权保留的是土地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利,这其实就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农民设置的土地制度的红利。但是这种起点的“公平”并不必然保证结果的公平,需要警惕的正是起点公平的设置,在发展进程中可能再次为社会的两极分化提供了条件,走到自己的反面。

第二,集体经济如何能够在市场经济里面存活?这是关键。如果不能在市场经济里存活,集体经济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说集体经济只能是扶贫的形象工程。

由于小农经济的弱势市场地位,单干的农户基于土地的农业经济效益已经很低,所以农民宁愿去打工也不种地,形成大量的土地抛荒。这样起点公平的红利事实上就处于虚置状态,因为小农经济无法在市场经济中兑现土地红利。既然土地红利农民自己拿不到,就把能够实现土地红利的外来力量(大资本或外来的经营大户)引进来,形成新的市场经营主体,农民的承包地权益按照土地入股的股份进行分红,兑现红利。农民只是分红的对象而不再是农业生产和经营主体。但问题是,小农经济的失败恰恰是放弃或虚置集体所有制的后果。

 

以集体经济探索农村再组织化

 

农村需要一个再组织化的过程,分歧在于如何组织化。主流的观点是主张土地流转到龙头企业或者是让外地资本进来做规模农业,让它们承担农村经济再组织化的功能,也就是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因此,我们今天就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把承包权固化,在此基础上分化出经营权,通过经营权的市场化,兑现土地社区所有制的红利。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的确有一个公平的考虑在里面。但是,经营权的市场化能否解决中国农业面临的种种问题?一方面,鉴于农业的弱势市场地位以及粮食安全的公共品性质,中国的土地和人口的紧张关系,土地流转能否成为中国农业市场化发展的推手,形势并不乐观。因为土地承包权的固化并不有利于推广农业的大规模经营,反而增加了地租成本和农民谈判的成本。而一旦在市场竞争中失利,承包权所绑定的社会保障功能就没办法实现,农民不能获得由土地带来的社会保障权益。

    另一方面,土地流转打破了土地村社所有权的限制,为外来大资本去农村圈地开了方便之门。而土地经营权一旦出让,再拿回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农民事实上就变成失地农民,只能到城市里成为没有工作保障的流民,沦为失业大军。由此,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必然会被动摇,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能够承受的政治后果。

另一种选择是构建新型集体所有制,来解决一揽子问题。以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社集体所有制作为组织化的主要依托,以村社集体所有制作为实施规模经济的主体。把经营权稳定在村社内部,由村集体进行招标。这不是拒绝市场经济,而是以村集体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由村集体行使经营权进行市场招标。只有强化村社集体的谈判权,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把单个小农重新团结起来,以集体的方式进行市场化运作,并以此承接国家对合作社的支持资金,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农村市场经济之路。目前已经有大量成功的案例和实践,亟需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只有用集体经济的优势吸引农民自愿加入,重新探索农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用集体的力量抵御市场风险,避免农村社会的分化,进而避免城乡关系进一步恶化,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编辑  宋斌斌)



* 吕新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

 

美国每年出版的关于林肯的著作一茬接一茬。我曾经读到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必须领会林肯的深层含义,你们只了解林肯的字面意义,而不了解他的历史背景。”这句话听起来稀松平常,但通过十多年研究美国宪法,我觉得其中有微言大义。

要理解林肯,我们不能只看他是怎么说的,也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要回到他所处时代的深层历史背景。我2016年翻译了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教授写的一本极简版的《林肯传》,他是美国当代最有成就的内战史学家之一。这本《林肯传》全书只有不到4万字,我又从林肯历年的演讲中选出了我认为最能代表林肯政法思想的六篇,我称之为“林肯六篇”,翻译出来作为传记的附录。这样做所体现的就是把“字面意义”和“历史背景”相结合。不光是研究美国法,研究任何一种外国法都应该秉承这种路径。

 

把握林肯时代的历史背景

 

186134日,林肯就职美国总统。1865415日遇刺身亡,当时他的第二任期才开始一个多月,距离美国内战结束只有4天。这场“烈火般考验”的内战,在1861412日打响第一枪,一直到1865411日结束。林肯的总统任期绝大部分都是在内战中度过的,所以人们通常将林肯理解为“内战总统”。

以前我们解读林肯,通常关注的是他在内战中身为总统做了什么,但必须要看林肯前52年还没有当总统时的人生经验,才能了解1861年的林肯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林肯1809年出生在肯塔基州,人生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美国西部边疆渡过的。在这一点上,林肯和美国第一代国父很不一样,他不是出生在美国建国最初的13个州,也没有读过大学,甚至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基本上就是一个自学成才、喜欢读书的孩子。还有一种很“心灵鸡汤”式的讲法,说林肯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靠个人奋斗走向了人生巅峰。

但实际上,林肯从30多岁就已经是很成功的律师了,1840年代末还担任过国会众议院的议员,代表伊利诺斯州。所以他的人生绝不是屡败屡战“屌丝逆袭”的类型。《林肯选集》中有一篇演讲是任何版本都会收录的,就是1861211日林肯告别生活了接近30年的斯普林菲尔德,赶赴华盛顿就职时的演讲。这篇演讲篇幅很短,其中有一个句子,我每次读到都很感慨:

“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从青年进入了老年……我现在要走了,不知道哪一天能回来,或者是不是还能回来,我面临着的任务比华盛顿当年担负的还要艰巨。”

而第二天就是林肯52岁的生日。他在1860年总统选举中的竞争对手,都是有着非常深厚政治经验的政治家,比如纽约州的威廉·亨利·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论人生经验和政治资历在当时都远远高于林肯。读到这里,你会觉得林肯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人民已经决定了,要他来做这个总统。

可以说,林肯总统的“历史背景”,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美国早期宪法史。按照美国历史的分期,这一段历史时期被称为“内战前”。林肯就任总统后,南北双方爆发了内战,北方从军事上战胜了南方,林肯也因此维系了合众国的统一,废除了奴隶制,增修了建国宪法。而这一历史时期登场的政治人物都在千方百计求妥协,以避免发生内部战争。在如何解释1787年的建国宪法这个问题上,美国始终存在着两种政治路线和宪法学说的斗争。只是到了林肯奔赴首都华盛顿那一刻,这个斗争才从“文斗”最终激化到“武斗”。

 

贯穿林肯一生的宪法斗争

 

独立战争胜利后,北美大陆出现的是一个由13个主权邦结盟而成的邦联体制。在18世纪80年代,邦联体制完全无力解决很多迫切的政治问题。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邦联可能连个政府都算不上。各个邦仍保留着各自的主权,邦联就是一个北美大陆上的“联合国”。所以才有1787年在费城召开的宪法会议,制宪者在当年9月拿出了一部宪法草案,并在1788年得到9个邦的批准后生效。这次制宪可以说是一个旧邦新造的过程,原本北美大陆13个邦国组成了一个合众国。

回溯这次通过立宪而建国的过程,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有其不彻底的地方,不彻底是因为这个过程从源头上就存在着多种妥协,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之间的冲突,而这种源自建国时刻的分歧就造成了解释建国宪法的两条政治路线。

一种是国家主义,主张既然有了宪法,那么合众国的主权者就是“我们合众国的人民”,在联邦与州发生权限争议的时候,应当由代表全体的联邦最高法院担当起这部宪法最终的权威解释者。

另外一种就是所谓“州权主义”。从一开始,州权主义就同国家主义如影随形,而到了1830年之后,州权主义就主要和南方奴隶主的政治力量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南方的政治学说。州权主义者认为,各州并没有因为1787年宪法的批准生效,就失去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地位;而这部宪法也不过是各个邦之间的契约而已。各个州作为宪法契约的缔约方,保留着对宪法最终的解释权。

如果将这种州权主义的路线推演到极致,就可以说,既然每个州在解释联邦宪法时是权威的声音,就意味着州可以判断联邦政府的法律或决策是不是符合宪法,也就意味着州可以主张那些它们认定违宪的联邦立法在本州辖区内是无效的,甚至可以主张本州的民众或者民兵组织暴力抗法,把本州境内的联邦执法官员驱逐出去。州权主义一旦走到这一步,当然是一种极具颠覆性的宪法学说。在1830年前后的南卡罗来纳州废止联邦关税危机中,南卡州就和杰克逊总统发生了剑拔弩张的宪法斗争。

在构成林肯人生背景的“内战前”时期,上述的两条宪法路线,一方面是针锋相对的;但另一方面,它们基本上是在建国宪法框架内表达各自的政治诉求。两者是基于宪法搞抗争,而不是抛开宪法闹革命或独立。整个早期宪法史阶段,斗争双方即使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刻,也都能保持着最后那一点克制,这恐怕就是80多年“相爱又相杀”的历史延续。

一直到林肯当选美国总统时,美国南部诸州才觉得“退出”共同体的时刻已经到来。所以林肯在离开斯普菲尔德时会说,自己肩负着比华盛顿总统更艰巨的任务——那时候,美国南方诸州已经开始宣布退出联邦共同体,组建了南部邦联,如果说华盛顿以及那代人的任务是建国,那么林肯的任务就是护国。

80年来这两条政治路线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政治文化。每一方都不停主张自己才是建国宪法精神的真正传人,主张自己才真正抓住了制宪者原初的意志。在林肯的中青年时代,美国就存在着这么一种不断回到宪法文本来表达政治诉求和进行政治论证的文化。

《林肯传》中收入的“林肯六篇”,第一篇是林肯在1838年的一次演讲,还不到30岁,未及而立之年。余下五篇都是他担任总统之后的演讲。第二篇是186134日的第一次就职演说。

我之所以对林肯产生兴趣,最初就是因为我在美国法学院上课时读了林肯这篇1838年演讲的英文原版,放回到美国早期宪法史的脉络中读,我们不难产生一种感觉,认为林肯注定是要做美国总统的,他抓住了美国宪法政治在当时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这篇演讲题目是《我们的政治制度永世长存》,贯穿全篇的其实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在革命者已经离开人世间之后,作为美利坚政治民族的新一代人,应该怎么对待革命者留下的革命遗产——1787年确立的宪法。从逻辑上来说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不断革命,新一代人可以制定本代人自己的宪法。要知道当时费城会议所立下的这部宪法还谈不上什么因时间流逝所形成的尊严和权威。既然上一代人可以用1787年宪法取代1781年的《邦联条款》,那么新一代人可以依葫芦画瓢。另一种可能就是守护这部宪法,让这部写入革命者意志的建国宪法,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传承和守护。

我们看看30岁的林肯是怎么说的:

“……让每个美国人,每个自由的热爱者,每一个子孙后代的祝福者,都以革命的鲜血起誓,绝不丝毫违反国家的法律,也绝不容许他人违反法律。如同1776年的爱国者以行动表明对《独立宣言》的支持,每一个美国人也要用他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声誉起誓,捍卫宪法和法律——让每一个美国人记住,违反法律,就是践踏父辈的鲜血,就是撕裂他自己的人格以及子女的自由。让每一位美国母亲,对在她膝上牙牙学语的婴儿,灌输对法律的尊重——让法律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得到讲授——让法律写进识字课本、缀字课本和历本——让法律在布道坛上布讲,在议会厅内宣讲,在法庭和法院中得到执行。简言之,让法律成为这个民族的政治宗教;让男女老少、富人穷人、各种语言、肤色和阶层的人们在法律的祭坛上献身,永不停息。”

我们现在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让法律成为这个民族的政治宗教”。我们可以看到,当建国者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林肯是如何讲述法治的。对他来说,违反法律——当然也包括宪法,就是践踏父辈的鲜血,撕裂自己的人格以及子女的自由。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林肯把宪法视为一个跨越代际的对话过程,革命者深知他们有一天终会离开政治舞台,所以他们要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写进宪法,守护宪法也就是守护革命者在建国时的意志。

所以林肯讲“我们的政治制度永世长存”,第二代人要以守法者的姿态进入美国历史,要把由建国宪法建构的政治大厦传承下去。这是时代的命题,林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敏锐地抓住了这个主题。这就是林肯生活时代和历史背景中存在着的一种宪法文化。这种宪法文化在美国早期历史可以概括为“以斗争求团结”。

 

“以斗争求团结”的宪法文化

 

喜欢读美国政治的朋友都知道,麦迪逊在费城宪法会议上所留下的笔记,中文版是由尹宣先生翻译的《辩论》。这其实就是一种“以斗争求团结”的政治文化。无论是州权主义,还是国家主义,大家都会不断地返回建国宪法的文本,尝试通过某种原旨主义的解释方式,求得当下政治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林肯所处的历史时代,美国宪法文化以及宪制发展走上了这条非常独特的道路。

麦迪逊是在1817年离开首都华盛顿的,完成两届总统任期后返回家乡弗吉尼亚。他一直活到1836年,成为最后一位离世的制宪者。在这漫长的19年中,只要美国政治发生什么需要援引宪法来解释的重大政治争议,就会有人来向麦迪逊讨教应该怎么理解宪法。

在杰克逊总统执政期间,当时的国务卿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就多次致信咨询麦迪逊,向他请教有关“内陆基建”的合宪性问题。因为麦迪逊是这部宪法最主要的制定者,被称为“宪法之父”,而且他手里握有制宪会议期间最完整的记录笔记。而他又迟迟不肯公开自己的笔记,直到去世之后,他的妻子才把制宪会议的笔记卖给了国会。林肯生活的时代距离建国并不遥远,因此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可以理解和把握制宪者的原意。上至华盛顿的政治家,下到普通民众,他们都在这一时期养成了一种通过历史原意来理解宪法、通过解释宪法来解决政争的政治心理。将宪法规范设定为一种共同的纲领,援引它来解决当下的政治冲突。

这种宪法文化形成之后,有两个特点。一是这种文化具有笼罩性,不管任何人主张的政治立场或者宪法路线是什么,都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和方法进行自我论证和表达。林肯可以说是美国第三代政治家中国家主义的集大成者。在就任总统之前,他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律师办公室里起草第一份就职演说时,就参考了安德鲁•杰克逊、丹尼尔•韦伯斯特、亨利•克莱这些第二代政治家的国家主义文献。如果说林肯是“建国者之子”,那么林肯的政治对手南部邦联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相对来讲就是“国之贼”了,但他同样是利用这种方式论证退出之正当性的。因为在南部邦联的领导者看来,他们从这个已经腐朽的联邦共同体中退出,组建自己的南部邦联,自己才是1776年革命精神的真正传人。

二是“信则灵”,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解释。在我看来,这整套“以斗争求团结”的宪法文化之所以能够运作起来,就是要求每一代美国人要相信这部宪法是当下所有人共有的一部根本法,要相信大家可以理解建国制宪者的原意,通过确定制宪者的原意来解释宪法,解决政治冲突。

那么,宪法信仰由何而来呢?美国宪法的序言一开始就讲,是“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制定了这部法律,但生活在现代的美国人有哪个参与了1787年的制宪?能从血缘上追溯至1787年至1788年的美国人的,恐怕也只是极少数。所以说这种宪法信仰能够得到培养和延续,只能依靠一套关于“什么是我们人民”的历史叙事。要让美国人相信,存在着一个从建国到现在以及未来的、前后贯通、跨越代际的“我们人民”;让他们相信,自己和建国者生活在同一个政治文化的共同体内。否则,现在的美国人就无法理解建国,没法把建国者的原意从他们的历史语境翻译到我们的政治世界。这是美国宪法文化最关键的地方,面对着这部古老的宪法,首先要相信这部宪法。

 

美国宪法当前面临的危机

 

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宪法现在面临的最大麻烦。“信则灵”,反过来说,“不信”则整套运转机制就会瘫痪。信的话,一部宪法越是古老就越是宝贵的财富,因为历史会给一部宪法带来权威和尊严。但如果不信,一部古老的宪法反过来就是一种负资产。

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难道我们真的认为,一部起草于马车和油灯世界的宪法,能够解决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问题?当然不可能。比如2008年的持枪权判决,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大法官都以原旨主义的方法来解释第二修正案,但方法相同,得出的结论却是截然相反的。怎么解释历史,归根到底取决于谁人掌握当下。

那么,美国现在所遭遇的大麻烦就是,某些社会群体显然失去了(或者从来没有形成过)对建国宪法的信仰。他们不再认为这个宪法是属于自己的宪法,并且开始对宪法追根溯源,认为这部宪法不过是两百多年前白人有产者男性制定的一个文件而已,是一部有奴隶主参与起草并且最终也保护奴隶制的宪法。既然如此,现代的美国人为什么要遵守这部宪法,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政治认同建立在对这部宪法的信仰上?

前不久,林肯纪念堂无端受到侵扰,这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是件不得了的事情。林肯在宪法史上的地位,原本是不可撼动的,但现在显然也遭受到了挑战。

这就是原本行之有效的立宪政治在遭遇文化内战之后发生的故事。原本,整个宪法信仰的系统都建立在这一套关于“我们人民”的历史叙事上。而对于这种历史叙事,万万不要以社会科学的方式追问“我们是谁”,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政治共同体大都经不起这种追问。我时常认为,现代社会要承认多元性这个基本前提,人和人之间是不同的:男人和女人,同性恋和异性恋,黑人和白人,非法移民和公民。人和人之间是不同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但一个政治共同体,还要在这样的基础上,确保政治秩序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林肯的时代和当下做一个对比。林肯的难题是什么?当两条宪法路线的斗争逐渐定型为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地域分裂后,南方就是在“用脚投票”,要退出宪法构成的共同体,分裂出来另组新共同体。而美国现在的多元社会已经裂变为一种复杂多样、混乱的文化政治局面。某些边缘团体即便丧失了对宪法的认同,但“用脚投票”的空间也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不认为美国真的会分裂。林肯通过内战中的血与火确立了美国政治最根本的规矩:在美国的立宪政治框架中,任何地方政治单位都没有单方面退出的权利,虽然没有写入宪法,却是不成文宪法中最具基石性的规范。

现今美国的文化内战提出了不一样的挑战。林肯当年的时代,美国地分南北,但都是白人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考察美国近年的人口构成,正如亨廷顿在《我们是谁?》这本书中所担忧的,整个美国出现拉美化或墨西哥化的趋势。研究宪法不能仅仅停留在如何尊重既有的多元性上,而放任身份自治。美国宪法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私人自治权(right to privacy),就是说一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权表达自己的存在方式,有权处分自己的身体。这种“私人自治”的权利听起来美妙,但推演到逻辑上的极端也会导致出现我们不愿见到的情况,尤其是对社会伦理关系的破坏。宪法学说应当更关注众人如何生活在一起的问题,以及如何建构起一个可持续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政治秩序的问题。

 

对美国宪法研究的反思

 

我简单说一下三个方面的个人反思。

第一,美国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观察一个民族是如何以宪法作为自己的根本构成和延续方式的。怎么理解美国?过去40年,这对中国知识界来说一直是个大问题。究竟如何理解美国,很多时候这和我们怎么理解自己是息息相关的。曾经一度,我们对美国有一种顶礼膜拜的态度,把美国作为学习的榜样。不过更年轻的一代看美国,则显得矫枉过正。其实,我们没必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无端的膜拜不行,无缘由的恨也不至于。

研究美国宪法,有一点必须承认,就是美利坚民族政治从创建到现在是成功的,而这个成功中间有个宪法故事。更特别的是,除了美国,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大国,可以观察到一批政治家是如何起草一部宪法的,如何通过起草宪法来创设政治框架,又如何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调试、改造以至延续至今。我们可以以一个人类学者的立场,像托克维尔一样去观察美国法律和政治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进程。

第二,我们应当保持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不要让美国成为中国当下政治意见分歧的源头。必须承认,我们有时候还不是特别理解美国,有一个例子能够反应出我们对理解美国的偏差。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刚出来的时候,好多朋友都在朋友圈“撒花”庆祝,将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理解为人类争取自由、平等道路上的一次里程碑。但是过了半年,在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时,朋友圈又全是蜡烛。而斯卡利亚在同性婚姻案中是持反对意见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为同性婚姻判决鼓与呼的中国人,在听到斯卡利亚去世的消息时,至少应觉得暗自庆幸。我们的反应,即便在这个问题上也能看出,是自我分裂却不自知的。

第三,放宽历史的视角,不要比西方记者跑得还快,不能听风就是雨,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现在的信息传播技术快得可怕,我刚开始研究美国宪法时,很多最基本的材料都很难找。现在材料极其丰富,看都看不完。斯卡利亚去世的三、五个小时内,我们在美国法学院留学的学生,就可以写出来比较深入的介绍斯卡利亚生平和法理的公号推文。但我觉得越是这样越要反思一个问题,研究美国宪法、美国政治,我们自己的研究议程在哪里?我们不需要在美国文化内战中选边站,也不要比美国一些法律博客跑得还快,要形成自己的理性判断。

                                           (编辑  杨利红)



* 田雷,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是作者基于“观察者网观天下讲坛(第12期)”所做演讲整理而成的讲稿,这里刊发的是演讲的后半部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新时代”这一论断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所取得的历史性变革成就,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矛盾运动的当代表现。从这一角度来看,“新时代”的具体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重要指示。因此,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研究尤其是特征问题研究,从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其关键命题,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观

 

从理论属性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作出了两方面的重大贡献:一是研究并揭示了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并进一步对资本主义及其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二是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即确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立场和本质属性。就理论本质而言,“为什么人”是所有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以人民为中心”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本质。

就继承性而言,“以人民为中心”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的继承;就发展性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2]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更直接地体现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上。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对此,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一是人民在满足了物质文化的基本需要之后,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是作为主体的人民对社会生活领域提出的主观诉求;二是社会生产能力在总体上摆脱落后状态之后,更加强调兼顾发展的公平性、均衡性和充分性,这是作为客体的社会生产发展对当前人民需要的客观反映。无论是主观诉求还是客观反映,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研判都更加有力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观内嵌于具有国家主体性的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发展理念、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等诸多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制结构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命题可以从两条线索切入研究:一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该命题表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等理论上;二是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则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理论上。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直接反映当代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具体制度和体制。基于此,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即基本经济制度成为首要需要回答的具体特征问题。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4]

 

第一,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实行公有制。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为了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其次,西方国家尊崇私有产权强调私有化,是一种“商人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物,[5] 从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来看,必须克服私有制导致的劳动与资本的异化。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我们既有建国初期搞“一大二公三纯”的历史教训,也有基于苏联模式的公有制实践的前车之鉴。更重要的是,“任何一种所有制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利益的激励机制”。[6] 现实中的公有制并不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扬弃基础上的所有制实践必须通过兼容非公有制经济的方式最大限度激活社会生产率。

第三,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针对我国所有制结构问题,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一政策取向涵盖了诸多现实命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新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具体而言,就是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构建完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强化国有经济的引领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配观

 

收入分配关系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生产决定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方式。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决定我国的分配制度,即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摸索逐渐成型的分配制度,涉及到“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等重要命题,其核心命题是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当前,在“强起来”的“新时代”背景下讨论分配问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必须意识到,中国40年来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收入分配问题往往被作为敏感问题而加以回避。理论上出现偏差,实际的收入分配问题也令人堪忧: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分层明显,行业间和区域间的分配不平衡也十分突出。因此,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配观,必须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

为什么存在居民生活持续改善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或者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另一部分人却并没有富起来?究其原因,随着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占比的下降,多种分配方式在市场经济中强化投入-产出激励机制的同时,造成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尤其在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情况下,基于效率原则的资本运动非但无助于改善贫富差距,甚至会造成结构性系统性危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正面临这一困境。如何切实解决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配观的核心命题。收入分配涉及到上层建筑,也涉及到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配观的价值指向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曾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 在“富起来”时代“做大蛋糕”之后,“强起来”时代需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分好蛋糕”的关键一步。针对上述的现实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从根本上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解决财产分布不均且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问题。[8]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强起来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强调公平正义,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观

 

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关于发展的内涵、本质和目标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我们称之为“发展观”,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实践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经济体制改革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问题。

总体来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并回答了发展动力(创新)、发展方式(协调和开放)、发展性质(绿色)和发展价值(共享)问题,其问题导向就是我国当前发展的结构和质量问题。新发展理念从理论上回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观,树立新发展理念,首先要解决为什么人、由谁享有这个根本问题。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把发展问题解决好,才能有效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才能从根本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真正以人民为中心

具体来看,新发展理念谋求创新型、平衡型、可持续、包容性、共享型的“新时代”。创新发展,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包含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知识创新在内的全面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发展推动生产技术、组织方式、产业结构、产品服务以及用户体验等全方位变革;协调发展,则更加注重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以及东中西地域性均衡发展,兼顾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和均衡性,通过结构型改革创新增长方式;绿色发展,一言以蔽之,就是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之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开放发展,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全球化,通过开放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推动跨文化合作交流,以开放型经济解决全球性难题;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路径选择上,新发展理念力求突破既有的范式和框架,以生产力为着力点,但不局限于自我中心式的粗放型发展,以经济发展为主导逻辑但兼顾均衡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新发展理念是一条创新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市场观

 

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尤其是在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行稳致远。在此基础上,解读中国奇迹、认识中国发展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命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一方面,在传统西方理论中,政府与市场之间是零和博弈如果按照萨伊定律的话,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市场自动调节生产,那么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爆发的危机尤其是生产过剩危机无疑将这一观点“证伪”;如果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即基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强调政府干预,那么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经济增长率构成的“滞涨危机”宣布了凯恩斯主义“失灵”。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更是强调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反对政府干预,必然导致经济金融化、虚拟化,对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危害。因此,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基于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新建构了政府与市场关系。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贯穿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个轴线: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历了从十五大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十九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嬗变。从规律性层面来看,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

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从系统的角度考虑“市场观”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竞争公平有序的市场机制,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则要求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推动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重构和调整,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球观

 

改革开放具有两个面向:一是对内改革,即从以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到“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二是对外开放,即不断提高对外开放范围和水平,在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竞争中获得发展利益。后者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球观。十九大报告描绘了一幅美好的世界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愿景及其背后的新型全球化主张凸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球担当。

首先,新型全球化超越过去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很久以来它一直展开着。然而,长期以来,全球化叙事存在一个“欧洲中心论”的理论预设,即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把欧洲视为世界历史的唯一创造者,从而假设欧洲及其分支(如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地位是必然且持久的。从本质来看,欧洲中心论是“一个神话、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理论或者一种主导叙事”。[10]

 

唯物史观和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表明,西方的兴起只是自1770年以来的一个历史阶段,全球化则是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新型全球化首先要破除这一逻辑陷阱。

其次,新型全球化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注重文明多样性,避免了国强必霸的西方全球化的历史逻辑。过去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是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心—外围”的依附状态为特征的,这种依附特征既表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经济上,然而,二战过去后的70多年里,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富国更富、穷国更穷,除了极少数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陷入更深层次的贫困和落后状态。究其原因,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至关重要,而不应照搬西方模式、一味接受西方方案。鉴于此,新型全球化要突破“中心—外围”依附理论,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尊重各国国情。

再者,新型全球化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当前,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经济危机等问题已成为人类共同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一步,新型全球化应重塑全球生产价值链,超越工具导向回归价值属性,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旗帜鲜明地反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强调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和持续性,着力解决贫困、失业和收入差距问题,推动全球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共处,实现世界各国发展繁荣。

                                           (编辑  迟晨光)



* 周文,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72日。

[3] 洪银兴:《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126日。

[4]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6页。

[5]杨春学:《私有财产权理论的核心命题:一种思想史式的注解和批判》,《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4期。

[6]杨春学:《论公有制理论的发展》,《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10期。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8] 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5页。

[9] 洪银兴:《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126日。

[10]马立博:《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第三版),夏继果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2页。

 

 

内容提要:所有制合理性的宏观层面是生产力标准,中观层面是社会公平标准,微观层面是人的发展标准,归根到底是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长期以来,人们不同程度上对单位、权力、关系存在一定依赖,或者对增长、消费、科技、资本存在一定依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的全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既坚持和发展了传统公有制,又最大限度使更多的个体成为自己生产资料和生产活动的主人,是一种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所有制形式。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  混合所有制  制度合理性  所有制变迁

 

混合所有制经济既是个老话题,也是个新话题。早在1920年,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提出了“混合经济”概念。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首次正式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将混合所有制经济视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学者认为,“这个论断应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突破。”[①]

 

截至2016年底,中央企业集团及下属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到68.9%,省级国资委所出资企业及各级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到47%[②]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点上,进一步提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可以说,混合所有制经济越来越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所有制变迁与人的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平衡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发展的重要手段,有助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而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③]

 

长期以来,在考察所有制改革成效过程中,人们一直围绕“公有制比例大一些,还是非公有制比例大一些”展开讨论。事实上,包括作为主体地位的公有制在内的任何所有制结构,归根到底都只是我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工具。恩格斯在《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中进一步解释,“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④]

 

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共产党人的一切所作所为,归根结底都应当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保障。我们考察包括所有制在内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应当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加以研析、判断所有制结构是否合理的根本标准。

资本主义代替了封建主义,使人们逐步摆脱了对人的依赖,那么相较封建主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就是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代替了资本主义,使人们逐步摆脱了对物的依赖,那么相较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是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因此,所有制是否合理、是否需要改进,是个动态的问题,与当时状态下人的全面发展状况密切相关。马克思曾经提出人发展的三种历史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⑤]

 

对于中国而言,逐步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第三阶段)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事情。但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受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人们不同程度上对单位、权力、关系存在一定依赖,或者对增长、消费、科技、资本的依赖存在一定依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公私合营

1954年政务院政务会议通过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把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界定为“由国家或者公私合营企业投资并由国家派干部,同资本家实行合营的工业企业”,要求社会主义成分在企业中居领导地位,当时的公私合营企业,是通过国营经济向私营工商业注入资金,把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成混合经济(那时把公私合营企业定性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纳入国家需要的轨道,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和经营,同时改变企业内部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最后用定息的形式赎买资本家的生产资料,使之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转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项工作开创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新形式。这一历史事实表明,国营经济控制的混合经济是可以成为引导资本主义经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途径的。当然,我们现在的情况同“三大改造”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所有制经济需要共同发展,消灭私有制是未来的事情。但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把它运用到新的条件下来。

 

传统公有制下对单位、权力、关系的依赖

1956-1978 年,基本上照搬苏联的模式,我国全面实行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种体制有利于实现较高程度的公平,但逐渐产生效率低下、刻板的官僚主义和革新能力低下等问题,同时也限制了个人自由选择的空间。具体表现在对单位、对权力、对关系的依赖上:

一是对单位的依赖。“一大二公”所有制下,单位在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中常常有着至关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单位就像一个大家长,它既提供一切,又控制一切。尽管在资源短缺的时代条件下,人们能够从单位获得诸如工作岗位、工资福利收入,以及个人发展机会等方面的制度性保障,但这种保障是以个人依赖和服从于单位为基础的。

二是对权力的依赖。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历来较为深厚, “一大二公”所有制下,因物质匮乏,几十年里,日用必需品几乎都需要凭票购买或者凭证限额供应,在工业生产中,重要生产资料几乎都实行计划指标。限额配给制是由政治权力执行的一种资源分配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价值一度超越了科学、知识、能力的价值。

 

市场转型条件下对增长、消费、科技、资本的依赖

改革开放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所有制形式也由传统公有制逐渐多元。一方面,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不断探索转轨、改革,力求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逐渐地,人们开始对经济增长、消费、科技、资本等因素产生了依赖。与单位、权力、关系等因素相比,增长、消费、科技、资本等因素有助于培育独立人格、自主能力,进而提高人格个性自由水平;但后者又使人受制于“经济必然性”,人格并没有获得真正完全的独立,容易陷入“对物的依赖”的巢臼。

一是对增长的依赖。由于我国长期处于落后地位,对生产力的快速提高有着迫切的追求,甚至认为只要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由落后而生发出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而对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偏向,前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早有警言,“不应当只从增加国民经济产品数量的观点上来评价经济建设的成就以及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潜力的利用程度”。[⑥]

 

另一方面, 过分强调经济增长必然导致对人的发展的忽视,因为人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经济增长,发展属于综合范畴,不仅包括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发展,体现为人的素质的提升和人的发展。

二是对消费的依赖。改革开放后,人们之间政治和人情关系的纽带逐渐减少,但突然的转换容易给人们带来失落感和孤独感。此时消费成了“新的权威”,填补了这种心理上的空白。“人们在……自己的汽车、高度保真的音响设备、错层式的住宅和厨房设备中发现了自己的灵魂。”[⑦]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广告的冲击,很多人把消费当作体现人生价值的根本尺度,甚至把消费更多的物质资料和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看作人生成功的标签和幸福的符号。我们既反对禁欲主义, 也反对享乐主义, 应当把消费同社会生产、 同人的需要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联系起来。一方面要提高多数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 这应当是促进人的个性形成和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应当反对脱离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和水平来空谈消费, 而始终以是否有利于促进人的个性形成和全面发展为价值尺度, 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合理的、健康的、文明的消费观念, 以指导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三是对科技的依赖。马克思曾深刻地描绘过科学技术的异化现象。他说:“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⑧]

 

的确,随着智能化、现代化设备走入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双手得到了解放,效率得到了提高,同时由于过分依赖科技,人们也不同程度地会出现本领缺失、本领恐慌,如离开了电脑就不会写字,习惯了以车代步。本来是人们在使用技术,却变为了技术对人的占据与控制,人们的自主性和能力在逐步丧失,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陌生感逐渐加剧。当然,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⑨]

 

四是对资本的依赖。凡勃伦曾说过“有财就有势,财富是权力的依据”[⑩]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社会对市场经济认识是片面的,不少人对市场经济理论仍是一知半解,把市场经济庸俗为赚钱经济和金钱拜物教。如近年来与互联网有关的很多创业行为,对资本的依赖已经异化为“烧钱”模式。如近年“滴滴”与“优步”的网约车大战、“摩拜”与“OFO”的共享单车大战、“支付宝”与“微信”的移动支付大战、“苏宁”与“京东”的电商大战等,其本质都是资本的大战。不仅造成人人谈钱、人人想钱、人人谋钱, 也不只是为了钱而伪劣假冒、坑蒙拐骗、铤而走险,真正可怕的还在于资本已经异化为衡量人价值的重要尺度。[11]

 

媒体中常见的娱乐明星与科学家的价值错位,就是以资本为尺度的表现。

所有制的合理性判断

公有制究竟是“通往至善之道”,还是“通往奴役之路”?私有制究竟是“万恶之源”,还是“天赋人权的乐园”?它们实质如何,存在的合理性又何在?这些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争论更是针锋相对。

 

所有制合理性的基本标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提出“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2]

多年来, 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问题众说纷纭。事实上,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就是要使每一个人都拥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直接结合起来,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是实现这种理想境界的基本方式。这体现着科学标准和价值标准的内在统一:科学标准就是生产力标准,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建立的公有制意味着创造了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价值标准就是能够逐步减少甚至消除异化,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我们认为,价值标准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公正公平标准(是否有利于社会公正和公平)和人的发展标准(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是否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公正公平标准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相对性的标准,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们这里讲的公正、公平是以现代社会文明为参照,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尺度,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为依据。人的发展标准,主要就是指所有制的有关安排应该尊重人的基本权利,为个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有利于人的自觉自由发展。因而,凡是有利于人的发展的所有制就是有价值的,凡是否定人的基本权利,压抑人的发展的所有制就不是有价值的。一种所有制社会价值的高低也就是依其对人的发展的有利程度而定。

综上,所有制合理性的宏观层面上是生产力标准,中观层面是社会公平标准,微观层面是人的发展标准。但生产力和社会公平的根本还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有关所有制理论的重新考察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私有制之所以应该被消灭,根本上在于它造成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这既是造成资本剥削工人剩余劳动的根源,也是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根源。因此,1875年,马克思在《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将原来“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提法改为了“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13]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既吸取了原始公有制的合理因素,又吸收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私有”方面的积极因素,还扬弃了前两种所有制的弊端,又形成一种既坚持公有又充分肯定个人权利的公有制。

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只记住了片面坚持公有制,却忘记了公有制应该实现的真正目的是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谓“片面坚持公有制”就是,名义上每一个劳动者都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实际上所有者对财产支配、使用、收益和转让的权利,大部分个体都未真正感受到,只是被动地接受劳动安排和收益分配。

“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目标,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价值指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作为劳动力是自由的,但人作为人却是不自由的。在混合所有制下,既坚持和发展了传统公有制,又最大限度使更多的个体成为自己生产资料和生产活动的主人。

 

混合所有制的价值尺度

在此,我们从所有制与社会价值结合的角度,对混合所有制的应有的价值尺度做出一些初步探讨。

一是充分实现每个劳动者的财产权利。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实质就是要克服和消除私有制社会中生产资料和财富占有极度不平等的状况。“共同富裕”的重要特征就是使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人都能实现对自己的生产资料和财富的占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现每个人对生产资料和财产的公正、合理占有的形式。混合所有制既不是搞“国退民进”,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也不是为了公有而公有。混合所有制把实现每个人的财产权利作为根本目标,坚持公有制,可以消除私有制条件下的剥削基础;而实施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克服少数人借“公有”之名垄断社会财富使用权的现象。这种公有制的有效运作,也必将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实现。

二是真正保障每个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同其终极所有者(全民)距离过远,容易造成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降低,以及少数决策者因缺乏约束而决策随意化、甚至产生腐败行为的现象。在混合所有制中,公有制的基础可以保障人们不会因生产资料的限制而失去自由,每一个劳动者又可以有效地行使对产权的自主权,并有条件利用对产权的自主权促进自己的发展。

三是切实促进每个劳动者的全面发展。如前所述,在传统公有制中,单位中的个人不能自主地去选择工作,在市场转型后,人又成为资本的奴隶,使人不能平等发展,消费主义消磨人的进取精神。混合所有制有利于确立知识本位、能力本位,有利于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利于实现科学分配,有利于推动劳资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此问题在下一部分会有详述。

综上,坚持公有制基础上的混合所有制,是一种效率与公平兼顾、科学标准与价值标准有效结合的现代所有制,必将在宏观上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观上推动社会的进步、微观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混合所有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4]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既有助于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又有助于摆脱对人的依赖;既有助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又有助于摆脱对物的依赖,最终极大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混合所有制有利于确立知识本位、能力本位

无论是对人的依赖,还是对物的依赖,都是人不健全、不完整的发展,最大的消极作用在于抑制了人的创造能力和个性的充分发挥。现代工厂流水线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人们掌握的技能日趋片面化。

而混合所有制可以促进相同所有制内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相互融合,彼此扬长避短,其本质是一种知识本位、能力本位的所有制。混合所有制为人们提供了未确定的机会、主体选择与平等竞争的舞台,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意味着一种压力和动力。人们要获得成功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每个人一生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潜力和努力程度。混合所有制不是要牺牲某种所有制的利益,而是要鞭策不努力者,牺牲那些不提高能力的企业和人的利益。这看似对一些人无情,但有利于整个社会来说的进步。

 

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对普遍矛盾, 也是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一对突出矛盾。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为主,公平程度很高,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易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问题相对缓解,然而公平问题表现突出, 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的全面发展。

从起点公平看,一些地方和行业由于单位、人情、权力等资源进入市场, 导致机会不均,破坏了竞争公平、发展公平,导致物质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配置的非能力因素影响加大,不利于挖掘和发挥人的潜能和实际能力, 不能满足不同层次人的发展的不同需要。

从结果公平来看,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配都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现象,腐败现象影响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还比较突出。混合所有制的出现,有利于适时地调整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和重点,拨正人的全面发展的坐标和航向。混合所有制在市场竞争与政府调控的共同作用下,可以通过促进竞争、控制诸如污染这类外部性问题,以及提供公共品等活动来提高经济效率,通过财政税收和预算支出等手段,有倾斜地像某些团体进行收入再分配,从而增进公平[15]

 

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实现科学分配

西方经济学者在强调人的发展之时,往往重视按资本要素分配价值。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既坚持丰富了劳动价值论,也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的分配模式中,人的才能、智慧、创造力、复杂劳动等占据主要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股份制和证券化基础上,允许民间资本、社会资金、职工个人以资本获取收益,可以增加人们的财产性收入。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重在建立内部制衡机制,民主和科学的决策必须建立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民资、外资等实现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对权力进行制衡和约束。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事实上,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将由传统的资本方掌握剩余索取权的雇佣关系向劳动者也拥有利润收益权的合作关系转变,进而形成劳资利益共同体。这类型的案例不仅在中国,在国外早已不鲜见,如美国的员工持股计划、德国的劳资共决机制、日本的终身雇佣机制等。

                                    (编辑  迟晨光)



* 李曦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产业经济学会会长;雷聪,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 洪银兴. 十八大以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几个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问题[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38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情况发布会[OL]http://www.scio.gov.cn2017928

[]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恩格斯. 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70页。

[] 马克思. 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04页。

[] 卡马耶夫.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40

[]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272

[]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页。

[] 爱因斯坦.科学与战争的关系//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6页。

[]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6427页。

[11] 赵修渝,刘淳. 论“金钱万能论”的本质[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63页。

[12] 中央编译局.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74页。

[13]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826

[1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5]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萨缪尔森谈效率、公平与混合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00

 

2017年岁末,发生在北京的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受到普遍关注,甚至在一些报告中被列为“一号舆情”。[1]

20171122日晚,北京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十余名幼儿家长向公安机关报警,称怀疑其子女在幼儿园受到侵害。当晚,有家长在社交媒体曝光此事,称其子女在幼儿园遭到扎针、喂药片、猥亵等,当即引发舆论热议。比同年118日发生在上海的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更加复杂,由此而起的谣言一度将矛头指向军方,并与后续的北京腾退违章建筑等事件形成“信息叠加”,风波持续日久。在军方发声辟谣,警方一再公布案情、厘清真相并行政拘留造谣者的情况下,本已渐趋下降的舆情反而呈现出新高,网上一片质疑之声。虽然事态在几天之后渐趋平静,但已严重冲击了十九大之后一片向好的社会氛围。

 

事件的舆情发展阶段

此次事件的舆情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事件爆出,“虐童”刺激公众神经

1122日晚,“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在社交媒体爆出,一些自称孩子家长的微博当即引起关注,被广泛转发。23日上午,新京报于11时发表《朝阳一红黄蓝幼儿园多名幼儿身上现针眼 警方介入调查》的报道,首次正式披露此事;随后,一些社会媒体和主流媒体随即发表报道和评论,媒体与社会公众的关注度迅速同步提高,扎针、喂药片、猥亵等虐童字眼刺激公众神经,相关与不相关的各类媒体紧跟“蹭热点”,将事件的外延扩大后滥发文章,迅速地造成舆情蔓延。

据统计,23日相关微信公众号文章超过500篇,总阅读数超过749万;24微信文章达到3000多篇,总阅读数超过1600万。“KidRun孩子快跑”“父母在线”“爸妈内参”等亲子教育类公众号,“摇滚客”“扒情局”等专业性微信公众号也纷纷发表评论,“金融街侦探”“凤凰财经”等金融类公众号更是迅速发表多篇深度文章,呼吁加强幼童教育监管、控诉红黄蓝虐童事件多次发生,“救救孩子”“起底红黄蓝”瞬间成为舆论热词。23日下午,“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公众号发表《虐童事件再现,“幼有所育”的底线不容击穿》(《人民日报》24日刊登)的评论,称“孩子们的身心伤害、事件引发的负面舆情,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几率,都不仅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更应该在源头上予以整改”,“十九大报告明确宣示: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许多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等待/但是孩子们不能等’……”,该文被各大网络媒体迅速转载。

23日下午,微博上出现某些相关内容的网贴被删除的情况,网民的激动情绪被进一步点燃,微信公众号“大李吃西瓜”发表《北京红黄蓝幼儿园发生虐童事件,谁来保护我们的孩子》一文称:“今天下午微博有阵子在删除内容,信息传播很模糊,有谣言非常不堪入目,一些疑似家长群的截图到处发。越是删,其实越是怀疑,堵着大家接收信息的渠道,那只会把大家往小道消息上推”,“很多事情都是无声无息就结束的,我已经习惯了。但我这次真的想知道,‘爷爷叔叔医生’,你们是谁?”删贴成为此事件舆情走向的一个转折点。当晚18时,演员章子怡发表微博称“听说有三种颜色上不了热搜”,暗指“红黄蓝事件”。此条微博获得139万转发,27万评论,220万点赞,反响远超章子怡官微。网络帖子被删的现象使得此事件舆情进一步发酵,引发网民对红黄蓝“背后势力”的猜测,大量谣言和阴谋论观点由此而起。

第二阶段:谣言四起,“老虎团”成为舆论焦点

涉事的红黄蓝幼儿园系民办幼儿园,其母公司红黄蓝教育机构(RYB Education)于2017927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中国首家独立上市的学前教育企业。201611月,《瞭望东方周刊》发表了《独家起底“红黄蓝”:加盟制背后的圈钱圈人真相》一文,[2] 谈及红黄蓝教育机构作为民办幼儿园,以品牌加盟的模式急速扩张,向家长收取与其教学质量不相符的高价入托费,存在与计生系统和妇幼医院合作获取新生儿家长信息等不法行为。但媒体的批评和社会舆论并未影响到该机构在境外上市。此次虐童事件发生前后,大量起底红黄蓝幼儿园存在虐童事件的文章已经屡见不鲜,爆出其多有前科。有媒体称,“尽管红黄蓝是首家登陆纽交所的学前教育企业,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师资水平普遍偏低、教师流动性较大,服务质量容易出现事故。”就这样一家教育机构屡遭媒体批评却能在海外顺利上市,此时又发生微博删帖现象,由此引发了网民对红黄蓝背景的想象。在这种心理背景下,“红黄蓝股东系某领导人儿子”“驻京部队老虎团军官猥亵幼儿”等谣言四处流传,逐渐成为舆情新的关注点。

23日早951分,一个半年以上不曾发文,注册地为“海外美国”的新浪微博用户@Reginababy_lsy在其发表的图片帖文中称,“园长和她老公勾结部队群体猥亵……”内容不堪入目。在此后的两天此帖被大量转发。1124日早8时,微博用户@郭竞雄_mc1发表漫画影射军人猥亵幼童,央视主持人王某某与网球运动员李某于当日转发该漫画,推波助澜。同日,当地驻军“老虎团”政委冯俊峰接受记者采访,公开说明真相。25日,北京警方公布红黄蓝幼儿园调查结果,称已刑事拘留涉事幼儿园教师刘某某,并称“‘老虎团’人员集体猥亵幼儿”系虚假信息,使用@Reginababy_lsy网名的造谣者刘某已被警方抓获,警方同时称“红黄蓝第一大股东系某领导人儿子”被证实纯属谣言,两名造谣者已被依法惩处。刘某也在26日凌晨200左右发出了道歉声明。但从那两天的舆情反应来看,网民对警方通报并不买账。当时,警方的调查结果通报主要针对谣言,没有正面回应虐童案的调查结果,也没有针对大家最关心的“猥亵”行为的真相做出正面回应,反而被网民认为是在回避,“虐童的抓了一个,造谣的抓了三个,欲盖弥彰”。

此次谣诼盛行的因素之一在于,“猥亵幼儿”等谣言有家长与孩子问答的视频打着“实锤”、“眼见为实”等口号在优酷等视频网站上屡屡传播。本来是很荒诞无稽的谣言,许多网民却相信家长与自己孩子谈“被猥亵”的对话视频不会有假,应了那句“有图有真相”的广告语,许多人选择相信这些视频,或者是半信半疑。因此尽管警方及时辟谣,说这些是无稽之谈,一些网民的质疑却越发坚决,舆情从对民办幼儿园的声讨转向对政府的不满和对“官商勾结”的猜测。

同时,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文章不断地在微博、微信中抛出,还有人将风马牛不相及的北京腾退违章建筑与此事相连,以《“底层”和“中产”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为题,讲“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落后就要挨打”,竭尽挑唆之能事。

几重的“信息叠加”造成网络舆情热度再度回升,在事发一周后出现了二次炒热的态势。

第三阶段:调查结果公布,政府部门公信力经受考验

1128日,朝阳区警方公布事件调查结果,称“教师刘某某因部分儿童不按时睡觉,采用缝衣针扎的方式进行‘管教’”,网传“群体猥亵幼童”、“喂食药片”、“‘爷爷医生、叔叔医生’……”系编造,而涉事班级监控的电脑硬盘因多次强制断电已经损坏。

主流媒体对调查结果进行了集中报道,报道量出现新高,网络舆情随即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一部分网民相信警方通报,将舆论矛头转向造谣者与网络舆情的不理性;另一部分舆论则质疑警方通报过于荒诞,理由是“多次强制断电”并不会导致硬盘损坏,父母编造孩子被猥亵的谣言太不可思议。

在此阶,“塔西佗陷阱”成为舆论热词。北京警方公布了红黄蓝事件的调查结果,但并未公布监控视频等有强说服力的证据,许多人在真假难辨的情况下选择了质疑,而且越发不相信警方的说明。一些评论文章认为,这是政府部门公信力危机的体现,这与以往遇到大型的社会性舆情事件往往被动应付,主动权假手他人无力解脱或自证清白,只能等待事件的自然冷却,久而久之失信于民的后遗症不无关系。

第四阶段:幼儿园办学资质收紧,红黄蓝竟成最大赢家?

吊诡的是:虐童事件发生后,在海外上市的红黄蓝教育机构的股价经历了短暂的腰斩又大幅上涨,资本继续获利。1128日一篇微博在社交媒体中疯转:“红黄蓝股票,今天盘前大涨15%,我一点也不意外。……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没有拿掉红黄蓝的办学资质,就如红黄蓝CFO说的,作为一个孤立个别事件,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是发生了这种事之后,政府会收紧新的办学资质……这样幼儿园资质反而变得值钱,而红黄蓝手里有几百个资质,从商业上来说,这件事发生之后他们更值钱了。”

随后,网文《因为三原色,我的孩子没有学上了》等在网络流传,作者称其孩子所在幼儿园被勒令关门,“因为恶人作恶连好人也没有了饭碗”。有网民评论“完美诠释‘不许百姓点灯’”“很多事的结局都很意外”。至此,这个舆情事件在10天后逐步冷却,而网络舆论的矛头则完全地指向了政府部门。

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20171122日至123日,关于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的媒体报道共计5367篇(包括媒体转载),微博3858212条(不包含评论)。

 

                          舆情反思

同为虐童事件,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的关注热度和持续时间远远高于11月上旬发生在上海的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持续时间也超出一般舆情事件的发生规律,这不仅仅是由于红黄蓝事件中存在“性侵”“喂药”这样更为敏感的关键词,而且与首都北京政治中心的敏感度相关。由于北京的“中心”地位,红黄蓝事件的事态被迅速放大,相关的谣言和炒作在一日内就甚嚣尘上,而且持久不散。

对造谣者的执法力度应当到位

1130日,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已基本尘埃落定,一篇题为《这是一位参与红黄蓝事件调查民警发出的心声》的网文开始在微信号中流传,随后又被几个网站转载。他写道:“第一个,那位赵女士……这个事情要不是你那张嘴,局面何以发展到如此地步?”“第二个,那位被围着采访的男士……你回答得那么肯定,我就想让你再出来向媒体说明一下,你是怎么知道的?”“第三个,另一位采访时哭得稀里哗啦的女士,说老师有个长长的望远镜什么的,我就想问你一句,红黄蓝与你有几毛钱关系啊,你孩子是哪儿的啊,你在红黄蓝这事里瞎参()合什么啊,唯恐世界不乱啊?这篇网文也是“有图有真相”,“秒拍”中的人像清晰可见,只是加了马赛克而已。这些人在现场中的表现已经不是“打酱油的”和“吃瓜的群众”,再经线上传播,他们已经成为一些谣言的源头。

从不应讳言的劣根性讲,后两人如同鲁迅先生笔下阿Q被押送刑场时瞧热闹还要“叫好”的看客一样,反映出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小市民心态。但从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结果来看,难道他们就不该承担相应的行政与刑事责任吗?如果一次次地在事后处理从宽、淡化或不追究个人责任,那么就无法回避在以后遇到越来越严重的谣言攻势时,人们对不负责任地造谣生事已没有了道德束缚和法律敬畏之心而越加肆无忌惮。微博、微信、小视频等自媒体的普及,将那些以讹传讹的谣言不断地放大,蝴蝶效应、三人成虎将会成为常态,那样的舆情环境将是可怕的,需要从技术、法律、教育等多方面综合治理,特别是执法力度到位。

新闻媒体应当认真核查信息源

上述篇文章还写道:“个别媒体,作为新闻工作者,你们的话都是金枝玉叶,分量有多重你们比谁都清楚,所以你们做出来的片子是不是应该把整个素材来源的前因后果都弄明白了再做啊?如果您在编辑的时候掐了某些内容,那原始的东西可就变了味道了,咱编片子的时候可不能带着个人色彩吧?否则这误导舆论的后果谁来承担?”从这个事件出现的两次高潮来看,不缺位的主动报道、评论、参与是主流媒体的职责所在,无可厚非,但对于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准确性、真假参半的信息源,首要的任务是澄清真相,是落实“五个W”的新闻基本要素,而不应该是义愤填膺的高调表态。

客观地讲,“扎针”“喂药”是否真实一时难以辨别,而“爷爷医生、叔叔医生……”等性侵信息出现的时候,稍微冷静思考和从常理出发,难道就不值得怀疑,不知道应该慎重处置吗?学者方刚说:“转天上午,我接了六个采访邀请,均果断拒绝。”这是一次“愚众制造了‘幼儿园集体性侵’的荒诞剧”。那些“愚众”是否也包含一些新闻工作者在内呢?虽然始作俑者另有其人,而遗憾的是一些主流媒体客观上也在推波助澜。当自媒体在微博、微信中当道,信息源多样的“后真相”时代,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没有变,应该是追求真相的担当者,而不能陷入只有情绪没有真相的怪圈,被自媒体的信息牵着鼻子走。

社会类舆情的处理方式值得反思

社会类舆情多与民生问题有关,与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紧密相连。此次事件,以及后续的腾退违章建筑、天际线、河北供暖等哪一件不是社会类舆情呢?关系百姓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的一些不寻常事件最易引起社会公众的关切,引发舆论的个体事件也比较繁琐,查明事件真相需耗时耗力,事态发展极易被谣言和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和控制。而此类社会舆情长期积累,也会对政府部门的社会公信力造成损害,败坏社会的公序良俗。社会类舆情是最值得我们反思和总结的舆情类型。

                                     (编辑  杨利红)



[1] 2017年中国互联网舆情研究报告》,201814日,中国网,作者章嘎。

[2] 201711月事件发生后,《瞭望东方周刊》微信重发此文。

 

2017年《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指出,我国将机器人分为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三大类。在发展特种机器人产业的道路上,中国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很快。近年来,我国机器人行业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多地已经开启制造业“机器换人”模式,“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全国陆续出现近4500家机器人制造企业。

国内机器人企业一方面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后劲不足,缺少技术储备和研发思路。很多厂家如昙花一现般很快被淘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实现突破、又持续发展,成为很多企业面临的课题。

 

因责任而生,据实力成名

2016823日,第二届全国危化品救援技术竞赛在大庆油田举行。现场演习过程中,两万立方米原油储罐发生泄漏着火爆炸,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6台消防机器人组成战斗编队,代替消防员深入火海,在距离爆炸点不到5米的地方进行灭火作业,短短10余分钟大火即被扑灭。这是国内第一次实现无人化灭火,在大庆油田演练的成功使开诚智能“一战成名”,迅速引起国内外权威媒体的广泛关注,走进社会大众的视野。

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是中信集团下属中信重工的控股子公司,前身为唐山开诚电控设备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进入特种机器人研制领域的企业之一。2006年,公司就将目光投向特种机器人市场,率先进行矿用抢险探测机器人研发,2007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矿用井下机器人装置”。

说起研制特种机器人的缘由,开诚人都会说,这是董事长许开成的一个慈善义举。原来,一次唐山某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后,由于井下情况不明,救援队不敢贸然下井,黄金救援时间在等候中流逝了。那时,煤矿工人出身的许开成,刚刚在美国巴尔迪莫工业展上接触到机器人,由此萌发了研发矿用机器人的想法。“当时我只想做一台可以到危险环境下代替人、提高救援效率的机器人,免费提供给矿山用,没去想挣钱的事。”这是许开成最初的想法。

特种机器人的研制工程在唐山开诚启动了。机器人技术综合复杂,研制要有大量的人才、资金的投入。好在唐山开诚具有多年煤矿自动化装备制造经验,长年专注矿井设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矿用井下机器人很快就问世了。矿用井下抢险探测机器人可以自定位、采集识别及传输各种数据。矿井发生事故时,即使在矿山瓦斯爆炸后造成的高温、烟雾、有害气体和缺氧及可能发生二次灾害的环境下,这款机器人也能够爬坡、越障、涉水,进入事故现场采集影像,传输数据信息,为抢险救人提供重要依据。对于这项技术,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有关组织评审验收,给出了“填补国内空白,国际领先”的结论,继美国之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矿用抢险探测机器人的研制成功和应用,使开诚大受鼓舞。他们克服了相关技术难题,相继研发了水下机器人、钻孔探测机器人、管道机器人、巡检机器人等10余款矿用特种机器人。

2015812日,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恶性火灾爆炸事故,造成165人遇难,798人受伤;其中参与救援处置的公安现役消防人员24人、天津港消防人员75人、公安民警11人。看着这些伤亡数字,许开成又想起了唐山那次矿难,想起了研制矿用抢险探测机器人的初衷,如果有消防机器人代替消防员去近距离灭火,那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员伤亡了。他又萌生了研制消防机器人的念头。

创新动力因责任而生。2015年底,唐山开诚开始了消防机器人的研制。消防机器人对于开诚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没有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可参考,一切从零开始,研发的难度可想而知。一系列的论证、推翻、再论证,再创新。2016年初,开诚终于研制出中国第一台防爆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说过,当企业家拥有社会责任和担当胸怀,企业没有理由做不大。高科技的智能产品和雄厚的企业实力吸引了中信重工的注意。201512月,中信重工利用资本市场对唐山开诚进行重组并购,“中信重工开诚智能”应运而生,公司站在了更大的平台上,充分发挥中信集团、中信重工两大品牌效应,企业迅速发展壮大。从中信集团到中信重工,均发挥自身优势,在战略上引领,在资源上支持,在业务上协同,全力支持开诚智能特种机器人的业务发展,将机器人产业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6811日,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炯考察开诚智能时指出,开诚智能要在转型、升级、发展方面提前做好谋划。一是加大技术研发和创新,改进生产作业方式;二是要从行业角度加大应用研究,持续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三是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有效解决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售后服务问题;四是调整营销模式,争取特种机器人早日实现列装。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中信重工董事长俞章法分别组织召开机器人产业战略发展研讨会、特种机器人产业专题会、机器人产业布局预备会,经过反复策划论证,确立了“核心技术+核心制造+产业经营+资本运作”的总体发展思路,为做大做强开诚智能特种机器人产业作出了战略部署。

 

以科技为动力,以创新求发展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是一家以技术创新为生命的企业,历年来创造了多项国内第一。自2007年研制出国内第一台矿用抢险救援机器人,通过10年的技术积累和自主研发,研制出消防机器人系列产品,石化巡检机器人系列产品,矿山救援及巡检机器人系列产品,水下机器人系列产品,城市综合管廊巡检机器人等20余种特种机器人产品,多项核心技术拥有先发优势。

这两年,防爆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无论是在演练还是实战应用中表现都极为出色。当初在研制这款机器人时,由于缺乏国家和行业标准,没有可借鉴的前瞻性的技术文献资料,技术人员在摸索研发时,遇到了很多挫折。比如,第一台消防机器人样机的消防炮搭载的是当时行业其他设备惯用的40L/S 水炮,在进行样机实验时,流量、射程和喷水方式都达不到既定效果。技术人员反复思考后决定打破常规、大胆尝试,从工业的角度设计消防机器人的实用性和耐用性,经过反复论证、实验,决定在消防机器人上搭载80L/s 消防炮,最终实现了大流量、高射程、喷水泡沫自由切换的理想效果。此后,80L/s 消防炮成为国内消防机器人的主流配置。据不完全统计,仅防爆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这一款消防机器人就有10多项行业首创技术。

201784日,中国科学院唐山高新技术研究与转化中心 组织并主持了对中信重工开诚智能“防爆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的成果评价会议。会议邀请了中国工程院与国家科技部高技术研发中心等机构的8位权威专家组成评价委员会。专家一致认为,防爆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的创新性成果突出,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拥有200余人的研发团队,接近公司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在北京设立研发中心、院士工作站、国家级特种机器人实验中心,为产品创新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仅消防机器人系列,开诚智能就研制出了防爆消防排烟机器人、防爆消防高倍数泡沫灭火机器人、消防排烟灭火机器人等10余种产品,并且不断有新品问世。比如,面向石化领域的轮式巡检机器人,面向铁路巡检领域的铁路列检机器人,面向近海作业领域的船舶防卫机器人等,均为行业首创。

 

以实战见真章,独占市场鳌头

2015年底,开诚智能矿用巡检机器人率先在国内大型煤矿神华集团郭家湾矿成功投入使用。矿用巡检机器人凭借其工作可靠、性能稳定的特点,有效解决了皮带输送机等设备的巡检监控问题,并且具有移动图像采集、现场声音采集、烟雾监测、温度探测、双向语音对讲等功能,提高了生产效率,减轻了巡检工人的劳动强度,确保安全生产。

随后,陕煤集团神木柠条塔矿、冀中能源梧桐庄矿、山东枣庄矿业高庄矿等国内大型煤矿纷纷上马该设备,煤矿巡检领域的“机器人换人”战略进一步铺开。

2017年春节刚过,业内便传来国内首台轮式巡检机器人成功应用于中石化华南分公司斗门站的消息。这台被中石化看中的巡检机器人便是开诚智能研发的轮式巡检机器人,它由机器人本体、无线基站、磁性轨道、充电装置、上位机控制系统组成,机器人本体搭载智能双视云台(高清摄像头、红外热成像)及油气检测传感器,具有音视频分析及成品油泄漏检测、自主导航、精准定位、自动充电等功能,主要应用于Ⅱ类爆炸环境中,可代替巡检工进行设备及环境巡检,将人员从劳动强度大、单一重复的24小时劳动中解脱出来,最大限度地提升工作现场本质安全水平,使输油站朝着无人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契合了国家“科技强安”发展战略。

巡检类机器人的应用很快引起了一阵浪潮,而作为开诚智能明星产品的消防类机器人,则频频在国内各大消防演练活动中亮相:北京故宫消防实战演练、河北石家庄民兵预备役力量实战演练、南京大跨度大空间建筑火灾处置演练、河北白沟超大型商场(综合体)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河北沧州地下建筑灭火演练、广州超高层建筑消防应急演练……在这些演练中,消防机器人均表现出色,成绩亮眼。在演练中表现出色的开诚智能消防机器人在实战中同样表现出色。20171月,河南某大型物流仓储中心突发火灾,仓库内大量塑料制品燃烧,生成有毒有害气体,消防人员无法进入。当地消防队派出2台开诚智能研发生产的防爆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进入仓库内部,及时探明情况,快速实施灭火救援。

821日凌晨,江西九江某工业园区化工厂突发大火,且车间内燃烧物质为有毒、易燃易爆物品。事故发生后,九江市消防支队组织消防官兵和大量消防装备,并调集列装开诚智能的4台消防机器人,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现场侦察后,消防机器人对6个甲苯储罐装置和仓库内部进行不间断冷却灭火。历经6个小时的奋力救援,大火被彻底扑灭。在这一系列无声的战斗中,开诚智能消防机器人凭借着优越的性能和良好的表现,赢得了一场场胜利,成为消防官兵值得信赖的“好战友”,并多次参加重大火灾事故现场救援,为各地灭火救援工作保驾护航。尤其是在应对“人不能近、人不能及、人不能为”的有毒、易燃、易爆复杂情况时,代替消防救援人员进入现场实施无人灭火,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打造中国极具竞争力的智能装备领军企业

作为先进制造业的关键支撑设备,机器人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科技实力的重要标杆,也是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壮大高端制造业的有效抓手。目前,特种机器人产业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从中央到地方都对机器人产业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进行有效的引导和扶持。随着一系列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智能制造发展的政策酝酿出台,制造业、家政、医疗健康、娱乐教育、公共安全事件处理等方面对机器人的需求量将会不断增长,特种机器人产业已经迎来新的巨大的发展空间。

                                                                                                         (编辑  宋斌斌)

 

 

“一带一路”的核心和实质是构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更好的联通关系,实现互联互通,使得中国更深入地融入世界,更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能融入到中国的发展,真正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最重要的是更高层面的联通,高层面的联通能够构建经济增长、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新模式。这就是我们提倡的新的全球化,更加开放、多元、普惠、均衡、共赢。

 

“一带一路”开辟全球经济发展新模式

 

高层面的联通形成之后就会形成新的机制,资源和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与不同程度联通的国家或者区域之间充分流动,在市场引领下实现更加有效的配置,在全球范围实现交易成本的下降,从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也就是联动式增长。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更好的国际联通,不仅有助于保持我国的可持续增长。在国际范围也有助于构建经济增长新模式。

过去的国际合作带有很强的地缘政治色彩,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成立了自贸区,OECDG7G8各自形成圈子,欧盟形成一个圈子,东欧和自己相邻的国家形成一个圈子,非洲有东非经济共同体、西非经济共同体。而“一带一路”构建了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国际合作新模式。所有国家只要愿意加入“一带一路”,就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没有限制,不搞地缘政治,是全面开放的。20175月召开“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之后,习近平主席呼吁,全球所有国家只要愿意参加“一带一路”,就是“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

长期以来,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由发达国家主导,多数国家没有话语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致力于构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结构,让各个国家都能够参与,并具有发言权。以“一带一路”作为切入点,撬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比如金融领域,过去世界银行的钱只给少数国家用,如果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都想要获得世界银行的资金支持,操作难度大、程序复杂,并且有很多附加条件,因此大部分国家发展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倡议筹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特别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金砖五国”共同倡议设立的新开发银行,目标也是为了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湾区经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湾区经济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全方位的开放,全方位的全球联通。世界上没有一个大湾区不是在开放、与全球联通的背景下形成的。东京大湾区是最大的产业联通中心,纽约大湾区是全球金融资金联通中心,旧金山大湾区是科技联通中心,这是目前全球最开放、联通程度最高的三大湾区。今后只要大湾区能够出现和发展,就必须是全面的开放,全面的联通。

这给我们以启示,“一带一路”的实质是更高水平的开放,更高水平的联通,“一带一路”证明了这是最好的空间载体,能否把大湾区作为载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从京津冀大湾区到长三角大湾区,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大湾区,这四个湾区连起来就构成大湾区经济走廊,这个经济走廊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空间载体。

大湾区经济走廊形成之后,可以分几步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第一步,由这几大湾区构成经济走廊深度融合繁荣圈,融合香港地区的资金优势,新加坡的高端服务,澳门地区的特色服务,以及台湾地区的优势。第二步,推进对接东南亚和东盟,形成经济圈,实现全方位覆盖,这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国家安全。第三步,以东南亚国家为开端,延伸至欧洲、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形成更大的、由海上区划所形成的“一带一路”经济带。

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所担负的历史任务、所起的作用,比“陆上丝绸之路”毫不逊色。我们要发挥大湾区经济优势,提升区域增长极的辐射带动能力,更好地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第一,联动开放。涉及的所有区域有必要形成一个协调互动的开放方案或格局,这样才能形成合力,才能有利于构建起大湾区经济走廊。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我们要联动开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互相达成协议,允许比较落后的国家开放某些行业,而不是全部开放,要分阶段进行发展。

第二,提升区域协调能力。涉及“一国两制”的协调,不同体制和制度、不同国家的协调,大湾区内部协调,以及与“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协调。

第三,务实创新。根据市场需要和发展阶段的需要进行各方面创新,涉及金融创新、产业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等,要务实的创新,而非盲目创新。

                                           (编辑  季节)



* 胡必亮,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

 

一个城市的特色关键是它的文化,文化是第一要素。

 

文化建筑是城市名片

 

文化建筑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是人与资源聚集的产物,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形成的宝贵财富。城市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城市也是应用建筑的母体。城市与建筑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作用,所以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更是城市赖以延续和发展的根基。

一个城市的特色关键是它的文化,文化是第一要素。文化建筑也常常是城市一定历史阶段的缩影,是城市的名片和标志,更是城市重大事件记忆的载体。因此,文化建筑的风格和风味体现了一个城市的特征、素质、追求和发展。

 

建筑的“两观三性

 

“中国特色的城市如何形成”是我多年研究的课题。为了更好地彰显和传承本土文化的特性,也基于建筑的本体融合环境,一个城市的建筑常常与其他城市不同。建筑本身是技术和艺术、科学和精神的融合,所以没有绝对正确的建筑,有些建筑甚至是见仁见智的。

影响建筑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三性”,即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地域性包含了当地的环境、气候和情况,也包括了当地的文化;文化是一个建筑的最高层次,体现了当代的文化,历史的文化,中外的文化,具备文化性是体现文化自信的一个根本;时代性体现了建筑的发展。从哲学角度理解这三个要素,可以提升到空间是整体的,即整体观;时间是可持续发展的,即可持续发展观。

有特色的建筑,自然不会千人一面。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地域是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化是建筑的内涵和品位,时代则体现建筑的精神和发展。世界上没有抽象的建筑,只有地域性的建筑。一个合乎逻辑的设计构思过程,常常是以从最根本的地域中挖掘的有益基因作为设计依据,从文化层面加以深化提升,与现代科技结合,从空间的整体观和时间的可持续发展观加以把握,从而创作出“三性”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我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题为《和谐理念与建筑“三性”》的文章,“两观三性”的内涵和中央所倡导的理念和价值观是一致的。

 

如何应对新需求

我们建筑师要靠作品说话。以世博会中国馆为例,现在中国的很多建筑,无论是建设的规模,还是建设的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如何应对这样的需求?需要从理论、创新人才和创作团队三方面提出解决方案。

第一是理论,指的是中国特色的创作理论,包括“两观三性”等;第二需要创新人才,我很早就主张走设计与研究、创作与教育相结合的道路,所以1983年我从北京回到广州,在院校里将设计和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培养我们自己的博士和硕士。第三需要好的创作团队,当今中国这么快的发展速度,只有好的理论、好的人才,但没有很好的创作团队是不行的。

 

“两观三性”理论指导下的建筑案例

东方之冠: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2010年上海世博会令世界瞩目。自1851年英国伦敦举办第一届博览会以来,世博会已举办过40届,如同百年奥运,中国人的世博梦也有一个世纪之久。历届世博会都有佳作传世,比如英国伦敦的水晶宫、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留下怎样的建筑?

建筑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国馆必须兼具“中国特色、时代精神”,这也是整个建筑设计最根本的定位。任何一个建筑都有甲方,而世博会中国馆的甲方是十三亿中国人民。中国馆设计方案的竞赛全世界的华人都可以参加,近年来我们的标志性建筑几乎成为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决策部门认为,作为东道国场馆,应该由中国建筑师设计。在344个方案中,我们的方案被选中,并与清华大学和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一起合作完成。

中国馆建筑被视为中国推出的“第一件展品”。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很难用中国馆一个建筑去体现,每个人都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如全世界都认为斗拱很麻烦,同时这个建筑又要非常注重生态。中国馆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架空3米,悬挑49米,屋顶140米乘140米。中国馆经过几年设计,注重每一个细节,比如中国馆的红色,公众看到的红实际上是由四种红色组成的。最终这个建筑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获得了非常好的声誉,被称为“东方之冠,鼎盛中华”。相信每个走进中国馆的人,都会感到自豪。

中国馆的构图非常现代,它将传统印章的形象、风格通过现代通风洞来构架。同时屋顶花园平台吸收了圆明园“九州清晏”的概念,在2.7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共设计了九个岛,全面表现出中国山河的特色。众所周知的会动的清明上河图,现在已经被改成了中外艺术宫,秉承了生态的概念,吸引很多人参观。中国馆应能承载中国悠久灿烂的文明,同时张扬了时代精神。

令心灵震撼: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南京大屠杀是震惊世界的一个悲怆的历史事件,是中国人民心头上一道永恒的创伤。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国家级的工程,是国家每年举办公祭活动的地方。为什么纪念馆的形状像尖刀一样?因为地是尖刀形,所以利用这个地形做了一个断刀,也代表我们最终抗战的胜利,断刀建筑内部就是一个展览馆。走进这里自然会产生震撼的感觉,这是永远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同时,我们也希望将人们最终引到“走向和平”的主题。有人说,博物馆是一个城市的眼神。纪念馆准确地找到社会文化约定的内涵,以建筑语言表达出来。

通过建筑特有的语言可以形成“场所感”,通过空间组织、材料、肌理、色彩和光线形成的场所感,一把灰色的断刀折伏在平静的大地上。沿刀尖方向走去,越来越清晰地看见它灰色大理石纹路,像苍凉的历史干涸的泪痕。在刀尖处驻足,高大的“家破人亡”雕塑,唤起积累的民族记忆,内心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暗示:从这里,沉重的历史将被撕开,裸露它深处的伤。使参观的人群产生相应的感受。走路时发出的沙沙声,参观时带着严肃而沉重的表情,建筑已经把人的情感整合起来。再如纪念馆中冥思场景的设计,点灯后各种光线反射,向各处延伸的同时也引发了思考。走进和平公园,则是非常平静的氛围,有山、有水、有树,让人们感受到和平。

整体建筑像一组诗篇,有开头,有高潮,有结尾。

河北廊坊·大厂民族宫

大厂县是回民聚集区,是当地人民心灵栖息的家园,建筑要做的是将“伊斯兰文化”这种典型特征用现代手法表现出来。

2016年大厂民族宫被评为世界十大建筑,201710月获得美国建筑奖。这个建筑将伊斯兰文化与建筑结构结合得非常好,通过照片可以看到这个建筑非常纯净,非常神性,有殿堂感。建筑上方的圆顶被设计成屋顶花园,同时圆顶包含了一个配备大礼堂和舞台的剧院,设在整个大楼的中心。顶部是半露天的屋顶花园,空的地方阳光可以照进来。在雪花纷飞的时候,整个建筑场景非常有诗意。在夜晚,建筑是白色的,衬托在黑色的夜景中;在白天,天空是白的,建筑内部则是黑色的。由此可见,建筑有它自己的特色,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IP,这是中国的特色,文化的特色。

广东珠海·澳门大学横琴校区

澳门大学横琴校区被建设成为一所书院式的大学。校区建设立足于山海环境资源和生态自然条件。同时通过建筑设计,校区内学习与生活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这个校区的书院特点非常明显,我们平时谈起的很多书院其实都是假的,但这个书院是真的。每个书院里都是各个专业的学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良好途径。从建筑风格看,校区没有使用一般的玻璃幕墙,而是融合了岭南的特性和南欧的风情,充分考虑自然通风采光。

澳门大学横琴校区虽然盖起来才四年,但走进去会感觉到它是有些历史沉淀的大学。建筑和景观联系得非常自然,有国际化的感受。2016年习总书记参观过这一校区,2017年张德江委员长也参观过,凡是到过这个城市的领导几乎都去了这个校区,现在澳门大学横琴校区已经成为珠海的文化新标志。

                                         (编辑  季节)



* 何镜堂,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总建筑师,国家教育建筑专家委员会主任,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首次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写入会议公报。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积极探索、准确理解是新时代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谋全局:宏观效率最大化

/李玲*

 

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五年来,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这三个关键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特别是“谋全局”是发展理念、理论和方法的创新谋全局是从人类命运、国家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高度,全面、系统、综合、协调推动国家发展,造福全体人民。

谋全局才能解决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对应于1978年的改革,当时中国面对的问题是微观效率不高,所以通过“让权、分利、调动积极性”充分激发了微观主体的积极性。随后近40年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地域、行业和人群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国家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被忽略。由于缺乏全局性和系统性,碎片化的改革使得问题越改越多,按下一个葫芦起一串瓢,群众的获得感不强。在新一轮的改革中,需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全面谋划,全国一盘棋,一张图,一本账,整合各方资源,调动亿万人民的力量。

谋全局强调从整体上优化经济的运行。西方经济学理论,注重的是微观领域,强调的是微观效率,市场经济体制下更多着眼于生产者、消费者个体的效率,单个企业的效率。假设个人利益最大化能自动实现全社会利益最大化,宏观效率是微观效率的简单加总,这是西方经济学的致命弊端。在物理学里,粒子的碰撞,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从量变到质变,宏观世界和微观机理是有本质区别的。而西方经济学将一个个代表性的企业或一个个代表性的个人,加总起来作为总体,在市场经济中制度基础无法顾及,也无法解决从个人到社会整体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只能靠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破坏性地解决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不平衡。而中国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统配资源、把握全局和规划整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谋全局要求最大化国家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以宏观效率优先统筹微观效率。这也应该是解决世界各国治理困境的良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个人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无法调和的陷阱,在大变革时代,个体和利益集团的阻挠使得任何改革难以推动,政府无法再谋全局。而局部、单点的改革能解决的问题非常有限。例如特朗普最近的税改,仅仅靠税改根本无法解决美国实体经济发展动力的枯竭,美国需要进行全局性改革,重新建立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制度。

谋全局是中国制度的优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中,首先强调的就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谋全局,实现宏观效率最大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方向、谋全局、定政策、促改革,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从全局整体上破解发展难题,推动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政治制度优势,信息化、大数据和智能化支撑,先进的生产关系+崭新的智能化生产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为人类解决宏观效率最大化,造福全体人民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模式的四个经济特征

/刘纪鹏*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首次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写入会议公报。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积极探索、准确理解是新时代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看,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没有照搬照抄西方路线,而是大胆探索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并在习近平经济思想基础上形成中国学派。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是中国模式经济特征的核心内容,笔者认为具体应涵盖以下四个特征:

 

党对经济工作的坚强领导

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核心领导作用要始终贯穿各个层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的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在党的领导下,正确处理好我国社会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在建立比西方国家更有经济发展效率的基础上维护社会的和谐、公平和正义。具体说,解决不充分的问题要靠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提高效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建立持续稳定的产权保障制度,为满足对美好生活需要创造更多的财富。解决不平衡的问题,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公平的准则,实现存量和增量财富的“合理分配蛋糕”,避免两极分化,扩大中产阶级队伍,实现全民“奔小康”。

 

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

回顾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我国经济发展获得了世界公认的巨大成就,这些辉煌成就,恰恰是在告别计划经济旧体制,实行市场经济的新机制的基础上实现的。坚持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采用市场手段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也是未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实现中国崛起的前提和保证。

 

有为政府引导市场经济运行

处理市场经济中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关系,二者不可偏颇。我们既不能全面照搬照抄西方国家所谓无为政府的属性和职能,也不能回到计划体制政府计划手段配置资源的老路。在有为政府和无形之手之间探索一条发展市场经济,借鉴国际规范、尊重中国国情的新路,是探索中国模式的重要使命。

政府维护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缺一不可。我们建立有为政府的指导思想是,尊重中国国情,借鉴国际规范,批判吸取,为我所用。主动变革政府职能,探索政府可为、不可为的界限,通过科学有效的法律法规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市场运行环境,同时规划符合市场经济的产业政策,引导企业有序竞争。

 

国有资本为主包容其他资本形态的现代企业制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替代了单一“做大国有企业”的传统提法,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借鉴市场经济普遍遵循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法律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有资本为主的现实国情,与社会主义宏观运行机制相适应的微观运行载体革命性变革的伟大创造。把国有资本和现代公司制度统一于一体,既保证国家战略布局规划的统一意志,又吸收采纳市场经济中现代公司制度的一般规律和特征,必将有效解决传统国有企业体制与市场经济融合与发展的难题。

                                              (编辑  王蕴)



* 李玲,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 刘纪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

 

 

红军长征到了陕北。当时红军人数减少很多,没吃没喝的,残兵败旅,褴褛不堪,可这一时期毛泽东诗词的张力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首有代表性的诗词

 

1935年10月,毛泽东写了三首诗。其一《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尽开颜”三个字实际上就是说心情特好。第二首词是《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词中“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苍龙是指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长缨是什么呢?长缨就是正行进在高山深谷狭路的八千余人的红军队伍。不到一万人的军队就要“缚住苍龙”、取天下。第三首是《念奴娇• 昆仑》。先看上阕: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横空出世”它是写政事,说新中国将要崛起。如果你认为这样解释勉强的话,那你就读读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起来了。毛泽东对斯诺说日本必败,为什么?战线拉得太长了。他的这个思想后来写入了《论持久战》。日本国度比较狭小,经济力不足,其人力、军力、物力、财力均感匮乏,师出无名,日本统治者想利用战争解决这个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经不起长期战争。就是说日本为解决这个问题要发动战争,用战争解决困难,结果是战争将它所掠夺到的东西消耗掉,为打仗而失败,因胜利而失败,这就是日本的逻辑。日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噎死”的,个子小,抢的东西多,使劲吃,还不消化,最后用原子弹把它解决了。日本这个国家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辩证法,只有唯物论,最后走到形而上学。

从1931年到1944年,我们看一下日本当时军费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变化,就知道日本是怎么败的。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76%,全面发动对华战争后为14%,1941年,侵华战争时达到31%,但到了1942年的时候,日本除了中国外,又打了美国,军费占到34%,1943年占到46%,1944年达到了98.5%,砸锅卖铁全用在打仗上了。一个国家GDP的98.5%用于打仗就没希望了。有些年轻人说能打就好。其实能打而不打或者少打的国家战略是最好的。如果不是进行自卫,打架是赢不了东西的。走得远的路才叫路,走得近的路不叫路。很多同志不知道,事情之难在事后之事,不在办事本身。走远了回不来才可怕。有的年轻同志给领导写报告,将前景描绘得光辉灿烂,给领导架上去却回不来。为什么?消化不了。获得战果是好事,也不是好事,消化不了就是坏事。日本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在日本人势头正劲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看出它的败迹。毛泽东于1936年12月为次年国共两党祭黄帝陵活动作的《祭黄帝陵》一诗,诗开篇就说:“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这几句就是“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的同义表述。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这是毛泽东对未来的看法,他认为新中国将诞生,新中国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冲击。1962年,毛泽东曾经说过:“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1]毛泽东知道这个世界最大的变化就在十月革命,此后他对同志们说,我们要准备进行伟大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伟大是由于新时代到来,新制度要产生,旧制度将要被打得粉碎。这与“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的诗句是同义表述。

但是,善于破坏旧世界还不是《念奴娇·昆仑》这首词的精髓,善于建设新世界才是毛泽东强调的。毛泽东不仅看了新中国的前景,而且还提出了新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策略。词曰: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在日本一路飙进的时候,毛泽东就提醒未来中国绝不能走帝国扩张的路,中国未来可以在世界上三分天下,中国只需要世界“还我东国”。

毛泽东曾问,中国为什么五千年没有消失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他说,我认为中国能够长久存在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主张有节制哲学,不扩张。个子高的命短,为什么?营养撑不住目标。国家也是这样,扩张得太厉害,资源撑不住,一定要使战果和国家吸收能力之间保持合适的匹配关系。毛泽东明白,不能搞帝国扩张,帝国主义必败。基于这一点,毛泽东断定“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后来苏联倒台都是这个原因:十个指头抓鸡蛋,哪个都抓不住。毛泽东说我就守着东亚这一点地方。1935年,在这首词中表达的思想后来发展成“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962年美苏都向我们压来的时候,毛泽东仍然是这样,不两面树敌,尽可能转化矛盾,最后把两个矛盾转化成一个矛盾,我们赢得了战略机遇。

 

唯物辩证法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重要核心

 

辩证法是毛泽东战略思想最重要的方面。人可以饿死,也可以撑死。中国的“福”字说的就是这个思想。“福”的左边“示”字旁,就是祈拜的意思,为什么要拜一口田呢?一口田有两个含义,第一饿不死,第二能消化。很多同志只看到不能饿死,但你要知道撑死也是死。中国这个字告诉你能消化得好才是好处,所以幸福的人是有消化能力的人,而不是能吃的人。“幸福”在西方叫happy,是一种快感(a pleasure),还有fortune,意思是发财,都没有多少哲学含量。“幸福”在中国讲的是有节制,不要过度。这很典型地反映出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咱们常说“有福之人善退财”,“知足常乐”,后者虽有点消极,但意思都是这个含义。

毛泽东很早就用这个思想指导战争。1927年8月,中共中央要求中共湖南省委发动以长沙为基点的湖南暴动,8月底,毛泽东就暴动范围问题致信中央说:“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这还是“拉皮筋”的道理,皮筋拉长了就回不来了。路不是走远就是好,是能回来才好。走远了回不来,你就麻烦了。英国犯的是这个错误,美国犯的是这个错误,苏联犯的还是这个错误。

治国理政最核心的能力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把握。唯心辩证法基于概念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唯物辩证法基于资源有限性与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关系,谁都不可能无限控制资源。图1反映了美国和苏联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苏美国力变化及其苏联失败的原因。

图1中苏联和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化曲线,最终交差点在1976年至1978年之间。此后苏联增长率下降,美国反升。此前苏联都是高于美国,为什么1978年后苏联就不行了呢?我们现在有很多“公知”——“左”“右”都有,就是脱离实际,说苏联失败在斯大林模式。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1978年后斯大林模式才不行,1978年之前斯大林模式就可以?还是柳宗元《封建论》中的那句话,“秦亡不在制,而在政”。苏联“亡不在制”,制度没问题,在“政”,在治国理政能力上。戈尔巴乔夫与秦二世一样,问题出在能力上。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苏联的高效运行,不相信的话就看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中国的高铁能发展得那么快,最重要的是土地国有,否则高铁成本会很高,地皮钱就受不了。1959年底毛泽东就注意到这一点,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批注道:“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

印度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印度地皮是地主的,是“刘文彩”“胡汉三”的,过那些地要给钱。最近安倍去印度修高铁,在印度高铁投入的成本主要不是高铁本身,而是私有制。2000年,我在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系门前拍了一张照片;2017年12月,我的一个朋友在同一地点也照了相,两幅照片对比,二十年了几乎没变化。为什么?私有制。地主的收益是成本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是那几块砖,这是印度的问题所在。所以土地革命最重要,中国土改才有了公有制。20171121日,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下台,主要原因就是他坚持土改。印度缺少革命,革命可以使土地能实现国有化。私有制不能动,私有制就把印度拖垮了。安倍尽管去,有多少钱,都砸给地主了,还不见效。

苏联有社会主义,GDP增长速度一直很高,撒切尔也说,他们干不过苏联,得找代理人,最后找到戈尔巴乔夫。这是撒切尔在休斯敦的讲话,她说戈尔巴乔夫虚荣心强,爱跟“公知”打交道,容易被利用。最后她断言,苏联现在法律上还在,但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讲话时戈尔巴乔夫还在任上,撒切尔就断定苏联要倒台。1991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苏联垮了,国旗随后也落下来了。1978年中美建交,苏联有了两个敌人。日本也犯这个错误,主动跟美国打,把美国打到中国这一边。苏联把中国逼到美国这儿,尽管美国的GDP没高到哪儿去,苏联却直线下降。原因是什么?谁也不能跟两个国家打,“身体”再好也不行,1+(-2)=-1,就是这个孩子都明白的道理,文凭太高了就忘了。网上常有“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说说可以,不能真这样。毛主席历来不打远仗。远出打仗要有资源持续递进,铺战线如同拉皮筋,皮筋长了就撑不住。皮筋拉得越长,回来的力量就要比出去的更大,那时候就崩溃了。日本人就犯了这个错误,所以日本人的失败是肯定的。毛泽东为什么知道呢?他懂辩证法。

 同志们想想,1935年底,当时只率有八千多人马的毛泽东,竟填写出张力如此磅礴、战略平衡把握如此之好的词,这不是“政治诗”又是什么?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批注说:“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毛泽东说的“反对帝国主义”,不仅只说当时的日本,也是在告诫中国将来也不能搞帝国主义。

1936年初,红军准备东征,毛泽东填写《沁园春·雪》,这首词真厉害,把蒋介石的老脸都扫没了。为什么呢?“欲与天公试比高”,八千人,饭还没吃饱,就要跟天公试比高。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大家如果在飞机上向下看甘肃大地,眼前的高原地貌仿佛是一群群雄奔的大象,如果是雪天,那就有“原驰蜡象”的印象。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在“言志”部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主席的这首词,让蒋介石很难堪。因为蒋介石标榜封建道德,其部下多以“兄”相称,办公室的训词多是忠、孝、节、义。可这些在毛泽东诗词中却成了“略输文采”和“稍逊风骚”,就是能征善战的成吉思汗也成了“只识弯弓射大雕”,最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指向就不言而喻了。194510月,这首词在重庆发表的时候,可以想象蒋介石气急败坏成什么样子。蒋介石一天到晚让部下“忍”,毛泽东对自己的干部讲革命理想;蒋介石满口“仁义礼智信”,可在毛泽东这里讲“为人民服务”。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强调“改造我们的学习”,强调“实事求是”“杜绝空谈”,其二者境界高下,判若泥云。蒋介石还找人试填词,试图压过毛泽东,结果也是图劳。

毛泽东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写这首词的呢?我到延安去看了,19362月,毛泽东就是在一张小桌子上写的《沁园春·雪》,我们可以想象当年毛泽东的写作条件。想想都惭愧,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学者由于没有课题费而不认真研究问题。为钱是永远写不出好东西的。我们要想远一些,不能叫我们未来的孩子光知道19世纪有哪些学者,20世纪有哪些学者,21世纪有谁呢?这得靠我们苦干!知识分子要有脊梁,要担当这个时代,这是应该要做的。我们不能光赞美古人,那今人怎么办?今人不能做得比古人更好,但至少也不能太差;不能光批判而不建设、光赞美而不传承。这些仅靠课题费解决不了问题。当然课题费是必要的,可以组织人,但真的不能作为人创作的动力。毛泽东写《论持久战》也没到哈佛去查资料,什么都没有,没必要。毛泽东在延安能写出《论持久战》,我们的研究一定要扎根自己的本土,写中国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学派”的特点。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服务,中国人不想欺负别人,但绝不能叫一百年前丧权辱国的事再发生。

我们说强国,绝不是逞霸。强不在霸,强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在台湾的主权目前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还没有收回,这都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人只是想跟西方人平等,要“环球同此凉热”,没有想要更多的东西。我们要有这种精神。

 

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张力

 

纵观毛泽东诗词的创作历程,我们会注意到,每逢中国革命进入低潮,毛泽东诗词创作中的战略张力反倒进入高潮。这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重要特点。1927年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诗词创作数量较多,且充满昂扬的乐观必胜的精神。湘江战役惨败至长征完成,此间毛泽东诗词进入高峰期,其间数量不多,但以《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为代表的作品,其战略张力更是空前,五千年诗家更是无出其右。1937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此间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从1935年的高峰有所回落。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张力再跃新高。

事情,事情,我们是通过一件件难事认识到毛泽东并对毛泽东产生深厚的感情的;事理,事理,我们也是通过一件件历史难题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在困难的时候,诗词是毛泽东表达他所思所想的重要形式。

1945年中国面临的是什么形势?是前门驱虎,后门入狼。欧洲在二战后已初分成了两个欧洲:一个东欧,一个西欧。罗斯福用从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的方式,将东欧让与苏联红军来解放,这等于把东欧让给斯大林了。斯大林一占领东欧,整个欧洲的影响力就只能局限于西欧,这样欧洲就被一分为二。为什么这样?美国要统治欧洲,大欧洲不好控制。西方人叫人服从的方法是肢解和分裂你,而不是帮助你。致残你,你才能听话,他们就是这个逻辑。今天的默克尔明白这个问题,绝不跟美国人、英国人合作。在乌克兰问题上,她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去找普京。默克尔走的是俾斯麦抓住俄罗斯、对付英国的路线。证明俾斯麦路线伟大的是威廉二世,威廉二世的扩张导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

1895年,在祝贺威廉二世的生日时,大家问俾斯麦德国未来半个世纪怎么样,他说“更加伟大”。下来后,他却跟别人说那时德国可能会分裂。1945年,德国果然分裂了。为什么?威廉二世一反俾斯麦长期拉住俄国、坚持守成的路线,搞扩张,皮筋拉长了;希特勒又重复威廉二世的老路,导致1945年的战败和国家分裂。经过这两次分裂,默克尔认识到俾斯麦的意义,所以她始终拉着普京。20152月,默克尔拉着奥朗德去莫斯科而不是华盛顿或伦敦,找普京讨论乌克兰问题。她这样做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国、俄国三家混战,让英美利用的覆辙。只要法德团结并拉住俄国,欧洲就没大事;而法德团结,就必须有俄国的合作。法德找到普京,欧洲就不会重演世界大战。现在,谁最希望打世界大战?美国、英国。大陆一打,他们海洋国家才好操纵。所以每次法国、德国与俄国好起来的时候,北约就演习,干什么?挑拨大陆矛盾。以前北约演习时,法国和德国还向俄国喊些狠话,现在不喊了。

二战期间,争夺乌克兰是造成希特勒和斯大林决裂的原因,希特勒打苏联就是要乌克兰。乌克兰的意义为什么重要?抓住乌克兰就抓住了东欧。如果乌克兰在俄国手里,整个东欧就得听俄国的;乌克兰如果在西欧手里,这些国家就得听西欧的。默克尔知道不能再犯希特勒因为乌克兰与俄国关系恶化的错误。这次主动找普京,东乌克兰归普京,西乌克兰归欧洲。她知道德国再能打也超不过希特勒,希特勒打不回来的,你能打回来?当时有人说普京拿了克里米亚,会丢了乌克兰。你看看地缘政治,乌克兰是什么样的地形?乌克兰连接的是欧洲平原,大平原意味着谁的陆军强,谁在平原上就占优势。平原就是陆军的天下,陆军在平原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合成战斗力。在山地不行,所有大部队进了山里都没希望,但平原没问题。斯大林说如果不开辟第二战场,俄罗斯就打到法国去了,因为是平原。知道这点,你就知道默克尔为什么不跟普京争了。当时我们有很多“公知学者”说,普京得了克里米亚,就得失去乌克兰。毛泽东说政权就是军队;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而这些“公知”说有了普世价值就有了天下,脑子真不够用。默克尔不跟普京打,但还要得到乌克兰,怎么办?找普京,不再重复二战中法国、德国自家先打起来的错误,拉上奥朗德去找普京,把乌克兰一分为二了。随后到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在明斯克会议上,把乌克兰总统叫过来并通知他莫斯科会议的结果。据说,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是“富二代”,可钱在枪杆子面前没有意义。从新闻照片中可以看出,在事关乌克兰前途的明斯克会议上,奥朗德、默克尔谈笑风生,完全不顾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感受,普京看都不看波罗申科,叫他过来就是直接接受结果。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命运只有在自己手里才是自己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大国绝对不能相信那些所谓“普世”的东西。

西方分裂后,苏联和美国调头布局亚洲。蒋经国问斯大林,中国抗战都胜利了,为什么苏联还要蒙古独立?斯大林说蒙古若不能独立,你们就可以北上直接截断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斯大林还说:如果中国统一,它的进步比谁都快。拿到蒙古,至少西伯利亚铁路那儿有一个缓冲区。就这样,斯大林生生把蒙古拿走了,我们当时弱呀,没办法。接着,斯大林又试图引诱中国共产党沿长江跟国民党分界。这是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与美国商定的,苏美势力范围就是以长城划线。长江北边归苏联,南面归美国。

令苏美想不到的是毛泽东拿下东北后就挥师长江。1949年1月,斯大林连发四份电报试图阻止。读斯大林电报的时候一定得会读,斯大林这么说,想过江吗?好,过!我们坚决支持你,即使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后一句话其实就是说不能过。但是你要会读,你不会读就读不出来。又说,最近有情报显示,美国又从朝鲜半岛撤出军事力量,估计是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你们要提高警惕,但若真打起来,苏联会全力支持你。这后一句话是虚的,实际上是让你放弃过江。毛泽东看明白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写了气壮山河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935年到1945年,十年间形势发生多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已十分壮大。但中国又存在南北分裂的可能。“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不能有妇人之仁。毛泽东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什么意思呢?老天爷如果有感情的话,老天爷就成了老太婆了。正是因为老天爷六亲不认,所以老天爷才永葆青春。

事情,事情,事成情至。毛泽东挥师过江,成了。后来斯大林见毛泽东时说,胜利者是不被谴责的。当时我们过了长江,才有今天的一切,才有高铁。如果我们不过江,“台独”分子现在会更嚣张,新疆也可能就分裂了,为什么?中国就被拦腰斩断了。北边买苏联的军火,南边买美国的军火,两边就打吧。如果那样,八国联军都能进来,我们中国人就什么尊严都没有了。

毛泽东当时对雷洁琼说:“划江而治”说得好听,其实都是大国为了它们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要看得远一点,中国如果分裂,再统一起来,牺牲会更大。我们共产党要为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毛泽东有历史担当,为民族利益要不惜代价地干。商鞅个人不是也失败了吗?但他的改革使历史前进了。当时在没胜利之前谁知道过江的结果。毛泽东是韶山孩子,全家许多人都为革命牺牲了,他也不惜把自己交给了革命,最后胜利了。

刚建国,美国又来了。美国是谁?美国有原子弹,一下子就到朝鲜了。麦克阿瑟一路北上。毛泽东刚拿下东北,美国气势汹汹,没把中国放在眼里。当时杜鲁门找麦克阿瑟说仗能打吗?麦克阿瑟说打,没问题。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就可以搬兵回国;东方人他懒得打。杜鲁门相信他,麦克阿瑟这个人是战术性人才,有点像拉姆斯菲尔德,此类人大多不靠谱。凡是猛的都不行,“其进锐者其退速”,这是孟子的话:向前冲得猛的人撤得也快。麦克阿瑟就是要“范儿”。毛泽东说你不能过三八线,他就过了,过了就遭到毛泽东一顿打。打得对不对呢?现在看是对的。

大家看地形!真正对中国近代稳定产生影响最大的地形是东北。为什么?东北连着两大平原,一个是华北平原,一个是东北平原。这两个平原的特点是富裕和平展。土地平展可以释放陆军的合成作战力,作战力合成才起作用,东北这儿基本没障碍,可以聚集巨大的势能。李自成不知道这个情况,带了5万人就到了山海关,努尔哈赤一冲下去,就把李自成赶到湖北。为什么要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明代以来,巅覆国家的力量都来自东北大平原。与龙卷风多生成于平展陆地的原理相似,东北大平原也是明以后中国政治风暴最近策源地。富裕可以使人丁旺盛,十年下来就能形成庞大的军力。如再有强大的装备工业,兵源加装备,支撑作战的基本要素就完备了。如果这个地区为我们所控制,那我们就更强大;如果在入侵者手里,那敌人就更疯狂。研究抗日战争不能光研究我们赢了,更要研究为什么打了14年。原因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毛泽东明白东北地缘政治之于新中国的意义,他说我们绝不能学李自成。我们很多同志仅把毛泽东的这句话理解为不搞腐败,这不完全,毛泽东说不学李自成主要是说东北亚的地缘政治问题。

 

毛泽东诗词中的斗争精神

 

1644年李自成刚进北京,满清人就从山海关打过来。 与李自成遇到的问题相似,毛泽东1949年10月刚入北京,1950年6月美国就来了。有人说我们出兵朝鲜,耽误了解放台湾。事实是19506月,美国先封锁台湾海峡,我们10月才出兵。毛泽东说如果不阻止美国,美国从朝鲜、台湾、南海三刀齐下,我们就被动了。所以毛泽东决定出兵,李自成出了5万人到山海关,毛泽东在斯大林、金日成的邀请下,第一拨就出兵30万,压住了美国的攻势,并最终将美国压在三八线。有了抗美援朝,才有了今天我们东北的安全。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所传达出的战略含意。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在这首词中,毛泽东为什么要提“魏武挥鞭”这件事?那是因为他与曹操面对同样的问题。曹操北征解决了东北乌桓后心情舒畅,“东临碣石有遗篇”,曹操写了《观沧海》。在中国历史上,谁解决东北问题,谁的心情都好。为什么?东北的地缘政治太重要了。197012月,毛泽东推荐李德生看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他说,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我们在座的同志将来如果有去东北当领导的,也得先读一读《读史方舆纪要》这本书,要知道你的地理方位,其地缘政治意义如何。毛泽东填写《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是在1954年夏,此时抗美援朝刚刚取得胜利。毛泽明白,从此东北可保持较为长久的安全,东北安全又保障了新中国的长久安全;不然,这个地方就是让人最揪心的地方。因此,毛泽东说“换了人间”,这样的战略考虑应该说与“往事越千年”的曹操是心通的。明乎此,也就可以理解四年前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的下阕“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所包含的战略意义。于阗属现在新疆的南疆喀什地区,南疆是新疆稳定的最关键地方,古来疆乱多出在那儿。1950年国庆节上,当毛泽东看到乐队里有一个人来自于阗,便知道新疆稳定了。写《浪淘沙·北戴河》之后的第二年即195510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看到这些,毛泽东“诗人兴会更无前”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事情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53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就一下子跟我们翻脸。原因是我们没有同意苏联的提议,苏联想与中国合作搞两个工程:一个是联合舰队,一个是长波电台。赫鲁晓夫未必是坏心,但他满脑子是西方市场经济那套,要与中国搞股份制,他出钱,要做大股东。毛泽东说不能干,控制权应当在中国方面。现在很多同志不理解毛主席的想法,那是不经事不知难,我们与俄国人在这方面有过教训。当年为了抗日,李鸿章于1896年去俄国,并答应与俄国人共修一条从俄国直抵旅顺的铁路。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复杂,谁知铁路一修,中俄矛盾就来了:要修路,就得进技术人员;技术人员来了,家属就要来;家属要来了,警察就要来了;警察一来,军队就要来。结果,俄国军队一来就不走了。毛泽东这一生是跟着这条铁路成长的,铁路也是在毛泽东手里收回的。看到这条铁路经历的风风雨雨,毛泽东想,今后中国帮人再不能这么帮人不成反成仇。帝国主义的方式,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方式最后要帮出仇人的。怎么办?毛泽东最后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坦赞铁路模式。

毛泽东拒绝赫鲁晓夫是为了中苏长久友谊,再用李鸿章的“中东铁路”模式,中苏又得玩完。赫鲁晓夫不理解,说不行。被拒绝后,他于1959年转身去找艾森豪威尔,要与美国联手统治世界。赫鲁晓夫去跟艾森豪威尔握手,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并及时调整国家战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和“三线建设”问题。

为什么毛泽东要提接班人问题?那是看赫鲁晓夫不靠谱:刚跟艾森豪威尔握手,赫鲁晓夫又到古巴去刺激美国,搞古巴导弹危机。毛泽东看这个人真是“二百五”,苏联迟早要被玩完。在他百年后,中国可不能出这样的接班人。1961年底,毛泽东写下《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告诫党内同志:“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前一句是说,如果是认识问题,那这还是可以教育的;但这样的人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教育并使之泛滥的话,那国家就有灭顶之灾。今天看来,毛泽东的预言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今天的美国也得到应验。大家注意,今天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很像苏联那几个不靠谱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修柏林墙、搞古巴导弹危机,特朗普这边修墨西哥墙、搞萨德导弹危机;戈尔巴乔夫不要华约,特朗普不要TPP、不要巴黎气候协定,对北约越来越冷淡,而且长得还像叶利钦,都是亡国之兆。

1962年,面对美苏南北夹击的形势,毛泽东心情次进入低谷。同样,毛泽东的斗争精神和战略思想也一如既往地再次在他的诗词中得到张扬。19621226日,毛泽东在自己生日这天作《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泽东越是在孤独的时候斗志越是昂扬:“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虎豹”指的是美国,“熊罴”指的是苏联。毛泽东就是不信邪,因为他知道,历史规律不在对手那里。帝国主义要称霸,称霸必然要透支自己并自我毁灭。天要冷了,这是规律,美国和苏联在争霸中已被耗得筋疲力竭。梅花即人民当然高兴,“梅花欢喜漫天雪”,苍蝇是过不了冬的。

毛泽东在战略上蔑视敌人,但在战术上从不轻视敌人。苏美联手后,毛泽东从对敌“以攻为守”的策略改为“以守为攻”的策略。20世纪60年代起,毛泽东提议修“三线”。1962年、1964年,毛泽东两次抄录清人严遂成作咏李克用和李存勖的诗《三垂冈》,并以此传达出毛泽东的战略考虑: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很多同志没读出来毛泽东抄这首诗的用意。毛泽东当时处于美苏合击的艰难时期,在敌强我弱的时期,毛泽东一般都采取保存实力、等待敌人在进攻中消耗并透支了资源之后,再寻机分化并消灭敌人的策略。抗日战争时,他用这个策略赢得共产党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独立自主的地位,解放战争中也用这个策略让美苏用以分裂中国的《雅尔塔协定》成为废纸一张。“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这两句比喻新中国已崛起于东方,但赫鲁晓夫和美国那边仍是跋扈飞扬,他们联手对付中国;毛泽东“只手难扶唐社稷”,世界革命目前是搞不了了,但“连城犹拥晋山河”,即拥城自保的能力还是有了。“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事业需要一代一代推进,即使百年过了,历史规律还是会反复为后人经历。

在美苏苦争“唐社稷”的当口,中国“连城犹拥晋山河”,即搞“三线”,实行战略收缩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美国撑不住了,尼克松来到中国寻求支持。尼克松来时态度就老实多了。毛泽东在最弱的时候却又在局部上发起攻势,在珍宝岛敲打了一下苏联。这是给尼克松来中国做铺垫。国际关系与谈恋爱一样,要与别人谈恋爱,那离婚证、房产证、博士学位证得三证齐全。在国际关系中,“房产证”是国家主权,“博士学位证”是要有一定的能力和智慧。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后两项不缺。珍宝岛打炮就给尼克松递话说我与苏联“离婚”了。这样,尼克松就来了,他见毛泽东时表现得很规矩,这是有文化的表现,不像现在安倍那副高气扬的嘴脸,那是没文化。尼克松来了以后,中美谈得很好。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防止“妖为鬼必成灾”而作了人才布局。毛泽东的人才布局的意义是深远的。从20世纪50年代迄今,中国度过并战胜了两次危机,第一次危机是美国压过来了,美国压过来时我们与苏联联合,同时又不失独立自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东欧的国家,完全倒向苏联,听苏联的话,结果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行了。我们走独立自主道路。独立自主怎么来的?我们党是穷苦家出身,关键时刻没有依附幻想,独立自主。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由于不听苏联的,后来苏联又压我们,压得狠时我们又与美国联手。当时与美国资本主义作“布列斯特条约”式的妥协,为了生存,我们别无选择。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从资本主义把绳买过来,打成套再套在资本主义的脖子上。列宁说的话被尼克松在书里引用了。我们搞改革开放不学资本主义是不行的,但学了资本主义的目的不是跟它走,而是利用、改造和战胜它。革命不能听克里姆林宫的,改革也不能听白宫的,得听中南海党中央的,走自己的路。

苏联垮台后,中国强大了起来。美国又开始逼压我们。他们这些年战略上最大的失误就是把自己的朋友逼成敌人,这样的敌人获利再多也是失败。这时,美国又犯了苏联的错误,在蛮横中把中国又逼向俄国。20166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于当天生效和实施的《中俄联合声明》。此前两天即623日,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如果说英国脱欧之于欧洲统一的意义不亚于苏联解体,而《中俄联合声明》的意义不亚于1972年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如果将这两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事件迭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出,世界政治正在发生有利于中国的结构性的变化。在这轮大国博弈中,中国又赢得了胜利。1972我们跟尼克松握手,不仅使中国摆脱了先是来自美国、后是苏联的战略压力,而且还使中国迎来了近40年的战略机遇期。在这期间,中国获得极大的发展。2016年中俄战略合作又使中国摆脱了美国的战略压力,并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至少30年的战略机遇期。

20世纪90年代欧亚大陆苏联坍塌,我们成功避险并获得巨大发展。21世纪头十年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开始崩碎:从西欧到中东再到东亚,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国家纷纷向大陆的核心地带即俄国和中国靠拢。与此同时,美国这艘“泰坦尼克”豪华“游轮”下沉加速。2001年,美国出兵阿富汗,我有同学从美国来电话说他在美国得到了绿卡,我回答说你可上了“泰坦尼克号”了。现在中国人不要再往美国狂奔了,要冷静了。为什么今天美国校园枪击事件这么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军火在海外卖不出去了。历史上美国海外只要打仗,美国国内枪击事件就比较少。美国资本家考虑的是怎么把枪卖出去,而不考虑枪打的是美国国民还是他国人民。枪击发生在校园,才能刺激美国国民的购枪需求。校园机枪扫一扫,家长就着急备枪。美国孩子问候的是你家是几代枪,我们中国孩子问的是几代手机,你说谁幸福?我们不是资本当政,而是人民当政,有共产党领导。不然,我们就不能有独立自主的战略和策略。

比较同期苏联和美国,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在险象环生的世界政治中,也不会有一个高速发展的中国

现在我们又迎来了新时代。我们一路走来,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下一步要强起来。强什么呢?强权力:国内是人民权力,国外是国家主权。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是在兑现共产党人在改革之初曾为人民做出的承诺。台湾回归祖国将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基本完成了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编辑  季节)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根据张文木教授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所做的第34期演讲整理而成。

 

[1]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130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017年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提升,劳动市场持续改善,全球物价水平温和上升,大宗商品价格有所上涨,国际贸易增速提高。全球经济出现强劲复苏态势,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2017年将达到3.6%,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局面得到扭转(见图1)。

1  世界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8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8%,世界银行的预测为3.7%,经合组织预测为3.6%。我们研究预计,2018年世界经济按PPP计算的增长率约为3.5%。我们的预测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预测。较低的预测主要反映了我们对下文所述六大因素及英国脱欧进程和地缘政治冲突等问题的担忧。概括地讲,2018年全球经济将延续当前的复苏势头,但也面临诸多挑战。

世界经济回暖的基础是否稳固

 

对于这一轮世界经济回暖,一般认为是一种周期性复苏。当一个经济体偏离其长期发展趋势一段时间后,总是要回归其原本趋势的。这是市场经济自动调整所产生的周期性波动结果。但是这一轮周期的长度远远高于平均值,不能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周期性复苏。

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跟受到随机冲击之后的复苏是不一样的。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后的平均复苏周期为8.3年,其中发达经济体约为7.3年,新兴经济体约为10年。布兰查德和萨默斯的研究还表明,这一次美国金融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相比,虽然衰退程度没有那么大,但是人均实际GDP恢复到危机之前的1.1倍水平时,都需要花费12年的时间。这些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之后会有一个较长的萧条时期,且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和大萧条一样,萧条期会更长。

展望2018年全球经济形势,需要重点关注六个问题:世界经济回暖的基础是否稳固,国际贸易增速提升是否可持续,美国财政货币政策对世界经济有何外溢效应,逆全球化趋势会如何发展,全球债务水平持续积累会有何后果,资产泡沫会不会破裂。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金融危机后相对较长的复苏周期呢?与冲击传导模式所引起的经济波动相比,金融危机的冲击方式和传导渠道都是不一样的。首先,金融危机不是一种随机冲击导致的,因为危机之前有一个很长的可观测的泡沫积累过程;金融危机的冲击,既不是单纯的需求冲击,也不是单纯的供给冲击,而是既包含需求冲击,也包含供给冲击。其次,金融危机通过以下三条传导渠道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第一,金融中介资产价值受损,信贷扩张能力下降,从而削减信贷并导致经济收缩。第二,金融中介对风险的看法发生变化,更加偏向于追逐安全资产,减少对风险资产的贷款,或要求更高的风险回报,从而也会造成经济收缩。第三,居民和企业在衰退过程中受到损失,债务负担过重,从而降低了其消费和投资支出。只有这三个渠道修复完毕后,才能真正看到强劲、可持续的复苏。

目前,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取得明显进步,但发达经济体长期低利率的环境没有根本改变,欧元区和日本还处于负利率环境,说明发达经济体金融中介偏好安全资产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另外,居民和企业的资产价值回升较快,但其负债水平还没有明显下降。因此,上述三个传导渠道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修复,但修复是不完全的。可见,世界经济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复苏,但还没有恢复到强劲、可持续的增长轨道上。

 

国际贸易增速提升是否可持续

 

考察国际贸易增长势头是否会回到可持续的高速增长轨道,首先需要理解导致2012-2016年期间国际贸易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原因(见图2)。

2  世界出口额月度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WTO

总结起来,国际贸易低增长的原因主要有六个:一是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引起出口需求下降。二是商品价格下降,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导致出口额的增长低于实际货物出口量的增长。三是金融支持力度减弱,危机后金融机构需要修复资产负债表,减少了对国际贸易的信贷投放。四是贸易自由化的红利逐渐消失,主要是因为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区域贸易谈判虽然方兴未艾,但没有实际生效的重要协定。五是世界经济增长由更多的依赖制造业转向更多的依赖服务业,经济增长带来的制成品贸易比过去更少。六是全球价值链扩张速度放缓,中间产品反复过境产生的国际贸易减少。

上述六大导致国际贸易低迷的因素是否已经得到改变呢?目前,世界经济低迷状况有所好转,需求已经有所回升,商品价格也有一些回升。但是如果排除价格因素,货物实际出口量的增长没有那么高。2017年前两个季度,世界货物实际出口量同比增长分别为4.4%3.5%,比上年同期上升幅度分别仅为3.81.0个百分点。金融支持方面,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有所修复。贸易自由化方面,世界贸易组织达成了《贸易便利化协定》,但是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以及美国与中国的双边投资条约(BIT)谈判基本陷入停滞,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加剧。服务业为主的增长趋势也没有改变。印度、越南和东欧地区虽然开始加入全球生产网络,但是还没有引起全球价值链格局大的变动。所以,国际贸易活跃的基础并不是特别稳固。预计未来全球货物出口额的增长率会在5%-10%之间,实际货物出口量的增长率会在5%左右。

 

美国财政货币政策会有何外溢效果

 

美国财政货币政策未来将由两大因素主导,一是特朗普的财税方案,二是美联储的加息和缩表节奏。这两方面的政策均会对世界经济产生较大影响。

特朗普的财税方案有三个核心要素,分别是减税、降低政府开支以及增加国防和基建投资。减税主要是为了增强美国经济活力;降低政府开支主要是为了平衡预算,弥补减税可能带来的财政赤字;增加国防和基建投资是主要为了安全和“使美国更伟大”。这个方案试图在增强美国经济活力的同时实现预算平衡,并降低政府债务水平。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实施了与特朗普类似的政策,其结果显示,上述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有一定效果,但是很难实现预算平衡和控制政府债务增长。

里根在1981年就任美国总统时,宣称要降低政府规模,建最小政府,要为降低债务水平而战。奉行供给学派理论的里根,大幅度削减税收,减少政府开支,并通过星球大战计划加大国防支出,希望以此提振美国经济。里根在任八年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从32.5%上升到了50.5%,上升幅度高达18个百分点。经历了9·11恐怖袭击,并相继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小布什,在任期间也仅仅使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上升了12.2个百分点。可见,里根政策带来的后果是: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远远低于预期,对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扩大作用远远高于预期。

可见,特朗普财税改革方案的实施,政策后果很可能是:小幅的GDP增长率提升,大幅度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增长。美国GDP增长率提升,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正面的外溢效果。但是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增长会给世界经济带来负面的外溢效果。其中政府债务的增长,会对利率产生上行压力,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美国和美元升值,并可能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经济动荡。

美联储加息和缩表节奏是另一个会对世界经济产生较大外溢效果的因素。美联储已经在2015年和2016年各加息一次,2017年上半年加息两次,并已经宣称要启动缩表计划。所谓缩表,就是美联储减少其持有的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美联储在金融危机期间为了给市场提供流动性和维持金融稳定,购买了大量金融机构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危机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大幅度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并用量宽政策降低长期利率,量宽政策实际上就是美联储不断购买中长期政府债务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截至201710月底,美联储持有的美国中长期国债相对于20089月初增加了约2.0万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增加了约1.8万亿美元,导致美联储资产总额高达4.5万亿美元,是20089月初的4.9倍。

美联储减持中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缩表行为,将对中长期利率造成上行压力,加上美联储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和特朗普财税政策对中长期利率的上行压力,美国未来的利率水平很可能快速大幅度提高,这一方面会抑制美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会引导资本流入美国和美元升值,造成其它货币贬值尤其是新兴市场货币不稳定。当然,这种影响的程度取决于美联储加息和缩表的节奏。

 

逆全球化会如何发展

 

逆全球化的内在原因是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和内部不平等。

特朗普正是以降低贸易逆差为由来推行其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贸易不平衡主要是因为国内的储蓄投资不平衡,以及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缺乏国际收支的自动调整机制。特朗普对外推行减少贸易逆差的政策,对内推行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的政策。这两个政策是互相矛盾的。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会扩大美国的财政赤字,进而会进一步增加美国的贸易逆差,而不是减少其逆差。特朗普为了实现其降低贸易逆差的目标,很可能在财税政策调整以后,在国际贸易政策上采取更加强硬、力度更大的保护主义措施,并带来更大的全球化逆潮。

发达经济体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也是发达经济体要求调整全球化政策的内在动因。事实上,发达经济体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提高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会导致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越来越大,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带来收入不平等。这是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指出来的。二是技术进步有利于发达经济体的中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长,而不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三是全球化。全球化之所以会带来不平等,是因为对全球化受损者的补偿机制运行不畅。这种补偿机制主要有两个:一是受损要素自动流向获益部门,二是直接对受损要素进行利益转移。这两个机制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中均没有很好地运转起来。

采取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措施来降低不平等,而不针对财富集中和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平等采取措施,不针对补偿机制运行不畅带来的不平等采取措施,发达经济体就不能真正遏制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遗憾的是,那些能有效降低不平等程度的国内措施往往涉及到国内重大利益调整,很难真正付诸实施。而那些作用甚微的逆全球化措施,则往往成为发达经济体当政者捞取政治资本的筹码。这种状况对于全球化的未来和世界经济的未来都是危险的。

 

全球债务水平持续积累会有何后果

 

各经济体债务水平和杠杆率上升表现在不同的部门,其中发达经济体主要是政府债务水平偏高,新兴经济体主要是居民和企业债务水平在不断上升。

主要发达经济体虽然为政府债务设立一些人为的财政规则,如美国设债务上限,欧盟设赤字和债务超标的惩罚机制,但都没有阻止其债务水平的膨胀。政府债务的膨胀史,实际上是约束政府债务的机制一层一层被打破的历史和政府支出一项一项增加的历史。这些约束机制包括预算平衡机制、债务与偿债税源直接挂钩机制以及外部平衡机制。政府支出引起的债务融资包括战争融资、财政流动性融资、宏观稳定融资和福利融资等。今天的世界,已经严重缺乏约束各国财政赤字和债务增长的有效机制,而债务融资的理由却越来越多。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还会继续膨胀下去。

在政府债务得不到约束的情况下,唯一能够有效降低债务负担的途径,就是高速经济增长加上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然而,过高的债务反而会妨碍增速提高。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加快增长,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继续膨胀的结果,要么是债务货币化和高通胀,要么是违约。这两种情况都会带来经济衰退。

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和居民债务水平上升,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风险点(见图34)。

3  非金融企业债务余额与GDP之比

资料来源:BIS

 

4  居民债务余额与GDP之比

资料来源:BIS

 

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居民债务与GDP之比在2017年一季度末已经达到了103.6%,超过发达经济体16.2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过高的非金融企业债务水平是其股权融资市场发展不充分所致,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回升是依靠信贷支撑。新兴经济体未来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去杠杆会降低其经济活力。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非金融企业债务与GDP之比在2017年一季度迅速上升至37.1%,虽然还远远比不上发达经济体73.8%的水平,但比2016年一季度提高了2.8个百分点,比2015年一季度提高了6.8个百分点。一般来说,在一个经济体中,企业部门是资金净需求方,政府的资金供需大体平衡,且在大部分时间段内也是资金净需求方,居民是经济体中的净供给方。如果居民也大量借入债务,那么谁才是该经济体中的资金净供给方呢?只能是外国。也就是说,居民债务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后果是资金净流入,也即经常账户逆差。这种由于内部过度消费造成的储蓄投资不平衡以及相伴随着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对于新兴经济体是非常危险的。国内储蓄不足会降低其资本积累速度并损害长期增长潜力。国际收支逆差容易引发货币危机,且会造成外债不断累积,并容易引发外债危机。

 

资产泡沫是否会破裂

 

发达经济体的低利率和宽松货币环境催生了资产价格不断高涨。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月度收盘价在200710月达到金融危机以前的最高值,当时的三大指数分别为1549点、13930点和2859点。危机后三大指数大幅下挫,此后逐渐上升,并于2013年前后超过危机以前的最高值,至201710月,三大指数的月度收盘价分别已达2575点、23377点和6728点,分别是危机前最高值的1.66倍、1.68倍和2.35倍。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走势也与股票市场类似。美国20个大中城市的标准普尔/CS房价指数与20067月达到危机以前的最高点,即207点(20001月房价为100)。20067月后房价逐渐下跌,并引发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2012年年初,美国房价重新开始上涨,至20178月,20个大中城市的标准普尔/CS房价指数已达203点,即美国房价已经非常接近次贷危机以前的最高水平。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也存在类似的资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现象。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在经历价格快速上涨过程,尤其是2017年与美元贬值相伴随的新兴市场资本流入增加,导致新兴市场资产价格大幅上涨。

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和量宽政策将继续催生资产泡沫。美联储加息和缩表政策则有刺破资产泡沫的风险。加息对资产价格的抑制作用往往有滞后效应,一般需要连续多次累计较大幅度的加息才会突然导致资产价格崩溃。一旦美国资产泡沫破裂,刚刚有所复苏的世界经济,可能再一次陷入低迷之中。即使美国的加息和缩表暂时没有导致其资产泡沫破裂,但有可能引起美国利率尤其是中长期利率飙升,并引起资本流入和其他市场的资本流出,可能刺破其他市场的资产价格泡沫。可见,当前世界各国的资产泡沫已经成为威胁世界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资产价格上涨持续时间越长,泡沫破裂造成的危害将越大。

                                                (编辑  苏歌)



* 姚枝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