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一位出生在南疆贫穷农村的维族青年吐尔孙·艾拜的文章《从中专到清华园,一个维吾尔博士的成长和心语》,还有他的一些事迹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

吐尔孙·艾拜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现为新疆和田村驻村干部。他在读博之后又返回农村最基层与农民共同生活,共同下地劳动。作为少数民族年轻同志的优秀代表,在与新疆“三股势力”斗争中勇敢地站在第一线。

为了树立榜样,弘扬正能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中信基金会”)近期在京召开了“一个维吾尔族博士的成长和心语”座谈会。会上,吐尔孙以朴实的语言将他的基层工作实践以及真实感受与大家分享,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博士生导师、在读博士生以及青年学者共同分享吐尔孙的成长经历和对青年学子们带来的启示。

 

“顶理论之天,立实践之地”

 

吐尔孙出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南疆农村,家境艰难,但他勤奋好学,从本科读到博士。攻读博士学位以来,他在思想上、学术上、政治上更上一层楼,愈发显出难能可贵的潜质。毕业后,他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吐尔孙在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李彬这样评价他:“吐尔孙无愧我们对博士的要求,顶天立地——顶理论之天,立实践之地。”

在李彬的印象中,吐尔孙表现出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学术潜力,对人、对事往往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他总是不急不躁,沉稳、豁达,对基层的问题很关心,对百姓的事情很上心,对国家发展和新疆未来总是充满信心,让我也颇受鼓舞。从他这里我更真切地体悟了范敬宜的名言,‘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李彬说。

有感于吐尔孙的求学历程,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李铁铮说,博士生是一支特殊的力量,我们要更加重视对博士生的培养方式,博士生的思想上更为成熟,专业的造诣也比较深,因此他们可能更接近于迅速地成长为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或者理论家。我们对博士生的培养,原来可能更加注重导师的培养,或者学校的培养,而忽视了社会的培养。”李铁铮指出,实际上,导师的培养固然重要,但在吐尔孙的成长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尤其是以中信基金会为代表的力量,在搭建平台,提供学习和社会实践机会和经费,创造提供信息的渠道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全社会都能够像中信基金会这样重视和指导博士生的成长,我们的博士生一定会成长得更快、更好、更能够适合中国发展的需要。李铁铮呼吁,我们的优秀博士生的事迹,应该更加有效地传播,让更多像吐尔孙这样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博士生来讲讲他们的故事。

中信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坦言,作为一个“偏师”,中信基金会非常注重培养年轻人、集聚年轻人,助推国家培养年轻人的事业;今后还将更好地发挥平台、窗口、渠道的作用,支持他们的研究。孔丹说:“年轻人有家国情怀,报国要有门,我们要为他们创造条件。”

 

“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

 

临近毕业的时候,吐尔孙的老师史宗恺曾对他说,“你是新疆培养出来的孩子,新疆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少数民族高材生,应该回去报答故乡的养育之恩。”老师的真诚嘱托,让吐尔孙更加坚定了回疆工作的信念。

2014年开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在全疆各级机关抽调干部开展“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的“访惠聚”活动。吐尔孙回新疆后立即投入“访惠聚”活动。他说:“现在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在家乡工作的每一天,我都感觉到很充实,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锻炼成长、体现价值。”

2017年,吐尔孙来到新疆和田县塔瓦库勒乡巴克墩村参加“访惠聚”工作。回忆起在巴克墩村驻村的情况,吐尔孙讲述了两个老农民的真实故事。

当地有一个70岁的农民说,当年的巴克墩村,村里都是土路,没有通电,用水非常困难。20年过去后,如今全村已经通电,全都是柏油路。他自己种了30亩地,生活过得很舒服。这位老者说,他出生在解放前,一路走到现在,经历过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最直接的感受便是他对现状非常满意。还有一个农民先后盖过三次房子。第一次是10年前盖的土坯房,第二次是2010年政府给他盖的抗震安居房,去年他又盖了富民安居房,政府给他补贴了28000元。这三次盖房恰好体现了我国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见证了10年间新疆的农村生活从贫困走向富裕的显著变化。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发展,我们的老百姓对党是充满感恩的。但如果我没有到基层去,就没有这么深刻的体会和体验。”吐尔孙感慨:“我亲眼目睹了家乡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族群众在党的关怀下安居乐业,融洽相处,幸福生活,我的成长也离不开党的培养和关心,我希望通过加入中国共产党承担更多的责任,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回到家乡工作和驻村期间,吐尔孙愈加坚定了这个信念,也更真切地体会到那句话的涵义——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20175月底,吐尔孙在网络上发表了文章《从中专到清华园,一个维吾尔族博士的成长和心语》。他在文章中写道:“在我的老家莎车县,小时候我走过的土路、逛过的巴扎、住过的土坯房、喝的涝坝水、点过的煤油灯,现在都变了样子。我工作的巴克墩村,笔直的柏油路、漂亮的抗震安居房、甘甜的自来水、水泥防渗渠、整齐的农田,还有幼儿园小朋友最喜欢的羊肉抓饭,看到这些,想起我小时候陪母亲买菜的场景,他们是幸福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群众做这些,是光荣和自豪的。”在吐尔孙看来,一个稳定的社会局面,一份可观的收入,一个温馨的家,以及孩子们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是所有老百姓的心声。这篇文章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在新疆各地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感动了很多人。

吐尔孙的文章写得非常生动、朴实。他从实际出发,贴近老百姓,并从与老百姓的实际接触中看到问题,发现问题,进而发出自己的声音。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韩毓海认为,吐尔孙的驻村工作经历很好地诠释了实践的含义。“实践什么?实践别人没有经历过的,这个时候不但考验你的知识,也考验你的意志。”他说,实践是出现在“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才形成了路”的时候,在基层面对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实践。

座谈会上,几位高校的教授还批评对比了当下学术圈远离基层、脱离实际的不良风气。学术界一些领域的学者基本上不关心基层,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研究范围就在微信圈里,每天互相聊那点儿东西;或者只关心在一些核心刊物上发几篇文章就行了。这样的不良风气应当尽快扭转。尤其是新闻学者更应该关心社会,关心基层。

 

揭开“三股势力”的真面目

 

参加“访惠聚”驻村工作期间,吐尔孙也切身感到,在群众生活不断改善的同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部分维吾尔族青年同胞被“三股势力”蛊惑、欺骗,甚至走上歧途。毫无疑问,青年是社会中最为活跃的群体,他们正处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新鲜事物的好奇心,涉世未深但又热情高涨,所以更容易成为“三股势力”蛊惑蒙骗的对象。吐尔孙亲眼见到,一些父母、妻儿为家属的罪行撕心裂肺、痛哭流泪,他们后悔为什么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亲人……

“我感到很震惊,可以说宗教极端思想对我们的青少年,对我们农村的影响很深。而我们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对社会的现实情况不理解、不了解。”吐尔孙说,我们要认清“三股势力”的罪恶本质和险恶用心,遏制宗教极端思想和分裂思想的蔓延,否则我们的家乡乃至整个社会的未来是不敢想象的。吐尔孙表示,只要我们擦亮眼睛,配合党和政府铲除“三股势力”的生存土壤和空间,让他们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些美好记忆中的场景就能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到基层去,了解老百姓的情况,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引导社会正确认识党和政府的政策,形成共识,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当下,全国各族人民正走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新疆的各族群众也不能落后。

韩毓海说,吐尔孙·艾拜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不忘初心,勇于担当”。什么叫初心?我们看早期的共产党人,他们都是有灵魂的人、有情怀的人。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基层唤起那么大的力量,不仅因为我们改善了基层人民的生活,更是因为我们认真倾听他们的苦难,能够触及灵魂。吐尔孙到基层工作,认真倾听村民的心声,所以才能写出朴实又实际的文字。”韩毓海表示,对待新疆和边疆问题,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宗教问题,从边疆的问题可以看到全国的问题,这涉及整个政治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宗旨和立场,也关系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能够感染人、触动人。

孔丹指出:“在‘三股势力’和恐怖主义面前,吐尔孙不但没有退让,而是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线,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所有同志学习。从吐尔孙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植根于实践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英雄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于实践的成长过程。”

 

讲好新疆故事

 

在吐尔孙的成长过程中,中信基金会也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为了资助家境贫困的优秀博士研究生,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2015年开始为一些博士生颁发奖学金。吐尔孙就是基金会博士生学术促进会会员。2015年,吐尔孙获得了中信基金会颁发的奖学金,并承担了重要的课题研究。

目前我们国家正在朝着“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砥砺前进。新疆的治理是国家统一最重要的方面之一,需要很多同志做实实在在的工作。治理新疆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还要有实际的行动,吐尔孙同志就直接工作在第一线,用驻村干部这种方式体现中央的要求。

“虽然吐尔孙是从国家一流的学府出来的,但是始终脚踏新疆这片土地,能够真正地、近距离地了解新疆人民的所思、所想。希望你永远不要放弃。”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党委书记王健华表示,我们需要一批能够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回到新疆的人才,这些人还要能够成为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量。新疆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国际背景,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新疆的问题,还要深刻了解国际的形势。同时,新疆的很多事情都受到国际上的广泛关注,我们不仅要把新疆建设好,还要正确地对外发声。我们国家非常需要这样的精英人才,既是专家、学者,又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宏大的眼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希光希望,吐尔孙能够成为新疆地区中央民族政策的代言人,能够把他的一些思想和对基层的认识反馈到决策部门,中国需要更多的像吐尔孙这样的人才,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新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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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实践中体悟生命的绚烂

_吐尔孙·艾拜*

 

和田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地方。从古至今,无数诗人用自己炽热的语言表达过对这片土地的向往,对她给予崇高的礼赞。

我出生在边陲小镇莎车县,距离和田不到500公里。但是,我对和田的认识主要来源于文学作品和周边的朋友,我从未到过这块热土。今年,我参加了新疆自治区团委组织的“访惠聚”工作,实现了多年以来的夙愿,来到了这片令我心驰神往的土地。出发时,乌鲁木齐的天空仍带着一丝寒意,飞机抵达和田上空时,映入眼帘的是黄色外壳紧裹的一片绿洲。

从机场前往驻村点已是晚上8点。汽车驰骋在广袤的大地上,穿越一座座村庄,无尽的路就像一条蟒蛇蜷缩在沙漠中间,把我们引向远方。我坐在窗边,望着一闪而过的灯光,思绪轻轻地展开翅膀,翱翔在想象的天空。

以前,驼队和马帮是和田与外界进行贸易来往,满足人民日常物质需求的主要渠道。商人们依靠骆驼和马匹穿梭在茫茫大漠戈壁,在东西方之间奔波,经历着难以想象的酸甜苦辣。2000多年来,他们的驼铃声始终流淌在丝绸之路上,合奏着一支雄壮又略带苍凉的交响曲,谱写着二十多个世纪的文明。

直到解放初期,驼队和马帮始终是南疆尤其是和田人外出的主要交通方式,而现代交通基本是空白。解放初期,新疆只有几条总长度不超过3000公里的简易公路,如今全疆的公路总里程已达14.7万公里,和田的公路总里程已达到18739.5公里,2014年喀什至和田的铁路全线通车。短短60多年间,新疆尤其是和田的交通运输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田与外界的距离不再那么遥远了。

在和田县塔瓦库勒乡巴克墩村这个陌生的地方,我开始了一年的驻村工作。

时光如梭,我来到巴克墩村已有9个多月,期间有无数次令人感动和感慨的时刻。这里的农民是可敬可亲的,这里的发展变化是让人欣慰的。巴克墩村是地处沙漠深处的一片小绿洲,四面环沙,条件艰苦。但是,这里的人民始终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在大漠腹地开辟出一片片绿地,细心耕耘,顽强生活。作为一个长期在内地和都市生活的人,我无法完全体会时刻面临着大漠的吞噬,与大自然争水争寸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体验,究竟是何种力量和信念使得他们如此坚强。

驻村是一种政治责任,也是一种生命体验和相互学习的过程。我们向农民学习如何与大自然相处,从自然获取生命的需要,并在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过程中体察群众的急忧难盼,寻找人生的快乐。通过我们的宣讲,农民们懂得了感党恩,了解了国家法律法规和现代生活方式。

记得有一个村民想到乌鲁木齐看病,但是之前从来没有去过乌鲁木齐,人生地不熟。工作队得知后,帮他联系了乌鲁木齐的医院并安排床位,工作队成员的家属全程陪同,给他送饭、挂号。回来后,他对村民说,工作队真是自己的贴心人,帮了他的大忙。因为孩子治病,村民外力·斯迪库拉的家庭陷入了经济困难。我们联系村里的工程队,把他安排到幼儿园建筑工地打工。两个月的打工领到了4000元的工资,这是他人生中第一笔工钱,减轻了他的经济压力。工作队成员还自掏腰包从乌鲁木齐购买营养品,为他的孩子补充营养。

农村是反恐维稳的最前线。在这里,一个个驻村干部的力量汇聚起来,传递着超越时间、地域和民族的温暖,为这片土地的发展聚集着正能量,我们用自己的努力让群众感到党和国家的恩情。驻村干部的价值在于干实事,我们做的怎么样,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干出实绩便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切实为党做好基层的群众工作。

还记得8月初的一天中午,我们的民兵和一个村民围着一台冰柜在欢呼,我们赶紧过去问他们在干什么?村民伊敏托合提·热杰普说,工作队工作很辛苦,他们看到村委会没有冰柜,喝不了凉水,就买了一个冰柜送过来。听了他的话,我们的心情久久未能平静下来,这是老百姓对工作队发自内心的认可。

每次入户走访,我们必带三样物品:一个本子、一支笔、一张工作卡。工作卡用来表明身份,笔和本是用来记录百姓故事和诉求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驻村干部代表着党和政府在群众心里的形象。有时候,他们希望我们帮他们解决生活生产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但有时候,他们未必有什么实际诉求。只要陪着他们拉家常,谈谈农务和家里琐事,扑下身子交心交朋友,他们都觉得很开心,很满足。

在农村,很多事情需要我们用心去领会,很多问题需要用耐心去化解。一支笔、一个本、一个微笑,拉近的是距离,产生的是真情,聚拢的是民心。每次入户走访和村民聊天,我们都能清晰地感觉到,这里的农民对党都心存感恩,渴望着稳定的社会环境,渴望着提高生活水平,渴望着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期待,就是我们的期待。

驻村是辛苦的,也是幸福的。对每一个驻村干部来说,离开家人、离开父母、在基层一线全身心地投入农村工作,尽自己最大的心力,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实属不易。

在热火朝天的基层实践中,我们是幸福的。在挥汗如雨的劳动过程中,我们享受着成长的快乐,体悟着生命的绚烂,点缀着亮丽的人生。



“三股势力”是指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

范敬宜,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他生前曾经说过:“我的一条经验是:‘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因为党的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实践中的战士。政策的得失利弊,群众最有发言权……”

 

“访惠聚”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万各级干部组成、为期三年,覆盖全疆8635个行政村、754个国有农牧场村组、931个重点社区,活动旨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加强基层组织,推进“去极端化”。实践证明,“访惠聚”活动是稳疆兴疆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推进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探索,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胆尝试和有效实践。

* 吐尔孙,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疆自治区团校培训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读博士。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全面理解这个重大历史性判断,至少需要知道中国身在何处,从何处而来,才能在复杂局面之中寻找向何处去。

 

从近代世界的三分天下看中国的特殊国情

 

首先,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国家,也可以叫做“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国家”。

我们这几年做了新兴七国比较研究,在和巴西比较的时候认识到,巴西是一个“殖民化的大陆国家”。巴西和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但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原住民占比的不同。中国几乎百分之百是原住民,巴西原住民人口只占大约5%,其他约30%是混血人口,超过60%的人口是外来的殖民者和他们的后裔。

同理,很多人今天研究美国,常问中国为什么不能像美国那样?对不起,美国的原住民人口只剩不到2%。要谈这件事情的时候,请先把自己作为原住民减少到剩下2%,再说中国能不能照搬美国。原住民人口占比多少的差异,应该是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主流精英百年来强调“师从西方”、但却欠考量的前提条件。

如果接受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大国的观点,那接着就要问:亚洲是什么?很明显,西方人早年推行殖民化时期,由于亚洲人口众多、文化成熟,加之被高山大海荒漠等地理条件阻隔,所以是没有被完全殖民化过的原住民大陆。

如果这么看世界,人们就会发现,北美、南美、澳洲都是被西方完成了殖民化的大陆。其共同特点都是原住民占比很低。

于是,这个世界由此至少可以有一个三分天下的基本框架。

——殖民地宗主国:欧洲;

——殖民化大陆:美洲、澳洲、以及大半个非洲;

——原住民大陆:亚洲。

三者的经验、以及立足于经验积累形成的制度和法律体系,是否可以相互照搬呢?

回眸20世纪,中国人有三次本质上大同小异的照搬:一是1919年新文化运动主流文人主张的全盘西化;二是20世纪50年代的学苏联;三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唯“美”是尊。

现在不同了,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坚持西方模式可以照搬。要我看,前提是先把原住民人口大规模减少(美洲)或者外移(欧洲),这才有照搬西方的可能。

照搬不成的主要障碍是中国人的大多数生活在传统农村。一般来讲,私人大农场是外来殖民者的产物。当我们讨论农业问题的时候,有些坚持西方教科书理论的人说,只要我们推进农地私有化,就会通过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自由市场交易,形成规模化农场经营,就可以参与国际竞争。

但有谁注意过,世界上大规模农业没有一个是通过市场形成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大农场,巴西、阿根廷也是。在这些殖民地大陆上的大农场为主的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原住民当农场主的,这些大农场都被外来殖民者占有。实际上,大农场是殖民化的派生物。只不过那些主流教科书没写这历史过程。

在亚洲找得到大农场吗?也能找得到,在菲律宾就有。为什么在那有?因为该国已经被殖民化了400年。菲律宾原住民在农场当“契约劳动者(bondary  laborer)”,相当于包身工,而农场主是外来殖民者。

中国不仅是一个原住民大国,而且是一个数千年文明国家历史没有中断的国家。其不中断的内容,主要是以小农村社制为载体才能维持下来的农业文明。只要把这些道理搞清楚了,就不至于文化虚无、历史虚无了。在这里,我们进一步提出“三分天下”,用三维空间看历史。

 

民国黄金增长遭遇全球危机而败亡

 

自清末以来,中国人耗费了一百多年追求产业资本的积累和发展现代工业,可谓一波四折。第一折是洋务运动,败在甲午战争。那么,第二折败于何处?19世纪20-30年代,是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增长时期,民国经济史上称之为“黄金十年”。这个黄金十年被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中断,就是早期加入全球化经济造成的输入型危机。民国的黄金增长体现的也是中国人百年现代化大目标,也要面对内外两大矛盾。对内是地主从原来的村内地主变成在外地主,也就是变成在城镇兼营工商业的地主,从而加重了对小农的剥夺。由于工商业地主的收益主要来源于非农业,于是就把原来的秋后算账(也叫“下打租”)改成“上打租”,就是租入土地者必须春前交租;而且由于工商业地主在城镇的经营几乎每天都需要现金,地主就得把实物租改成现金租。这样,工商业地主经营行为的改变,立刻带动金融资本进入农业。过去非货币化、非资本化的小农开始求助于高利贷,于是很多小农户被现代化经济击垮。于是社会上先出现了小农破产、乡村衰败,然后是痞子横行、土匪蠭起。这是民国黄金增长对内造成的代价。

对外经济方面,1929-1933年西方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遭遇生产过剩危机。这个大危机一爆发,重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当时还是白银币制,危机影响下海外白银价格抬升,于是国内白银外流,导致通货紧缩,严重打击了正在高增长的民国经济,造成经济衰退。

政府面对危机,被迫推行币制改革。当时政府请了一帮“海归”设计现代货币体制,放弃银本位制、改为纸币,意味着构建主权货币体系。这本身要求国家主权必须独立且足够强大,因此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紧接着1935年中国改行纸币的时候,日本加紧侵略华北,中国在改用纸币的第一年(1936年)尚且没有改变通货紧缩局面,但到第二年日军即全面进犯中国。此时的政府,必须把有限的贵金属和稀缺战略物资拿去给美国换来军火,而这时候美国人也在向日本供应军火(美国的供应占日本侵华军火用量的48%)。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从通货紧缩迅速转化成通货膨胀。随之是国土沦丧、国家危亡,使民国主权货币成为弱势货币,从1937年起遭遇通胀,一路通胀到1948年。

1948年,被西方批评的国民党政府,再次请海归们搞“顶层设计”,改革货币。其要点是,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承诺以固定汇率兑换黄金的条件,主动放弃国内难以支撑的主权货币,主要靠借来的美元作为货币的信用基础,追求进一步联系美元汇率的现代币制——金圆券制度。

早年的改革,1935年实行的法币制,初期通货紧缩时,货币票面值只有几十元;后来通货膨胀时期票面值变成几百万,再到改成金圆券时开始恶性贬值,其中的新疆票,票面值60亿元才折合金圆券1万元!可见民国晚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到了怎样一个极端的程度。

国民党在大陆的垮台,垮于什么?政治腐败、军事失败、民不聊生……可以列举很多原因。但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往往被忽视:工业化城市化形成的巨大成本无处转嫁。于是民国先自毁货币主权而亡于现代金融,接着恶化了现代财政。1948年之后,既没有现代金融,也没有现代财政,而国民党的士兵可是要拿到钱才去打仗的。当士兵拿到手里的军饷只是一捆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就助推了国民党军队的崩溃。

 

危机软着陆:土地改革与“去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取胜的主要依靠力量是什么?众所周知是靠农民为主力的革命。中国农民几千年都要求“耕者有其田”,而历朝历代哪一位开国之君,都实行均田免赋。均田之后,慢慢出现土地集中——豪强大户占田。于是中兴重臣就要搞改革,抑制豪强。如果中兴重臣被“清君侧”,豪强占田没有被抑制住,这个朝代必然败亡。反之如果改革得以推行,王朝中兴,则可再延续百八十年。一般情况下,搞一次均田免赋就大致构成200年朝代周期的制度基础。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实现了农民的制度要求——耕者有其田。但是要看到,人均分地也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去现代化”的含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均分地,在客观上使占比高达88%的农民人口,跟城市现代化体系的关系大大地弱化了!于是,共产党新政权在接手大城市的管理体系的时候,先要解决不到总人口12%的城里人的吃饭问题。不过,这么小比重的城市人口代表着现代化发展方向,新政府也需要构建现代财政,这仍然是很大的负担!

同时,因为共产党给农民平均分地,被土地改革激发起热情的广大农民,不仅推着小车支援解放军打仗,而且还要向国家缴纳折实征收的农产品实物税,这恰好就是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建立财政金融的物资基础。因此,我们在1950年遭遇延续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难以遏制的高通胀危机时,主要靠农村土改和传统的农业经济,缓解了城市经济危机。

当时国家金融和财政体系的重建非常困难。以重建主权货币体系为例。当时新中国的银行存什么?老百姓叫做“存三白”,白米、白面、白布。但并不是老百姓抱着“三白”去银行,而是银行给出一个价值指数,老百姓去存的时候能计算出买多少白米、白面、白布,到取的时候还能买等值的这些东西。当年,货币、公债和军公教人员的工资都以小米计算,官方文件叫“三折实”。这套折实体系依托于什么呢?主要是广大农民增加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的积极性。

当时西方国家舆论都不认为中国共产党能解决通胀危机。土地改革不但解决了这个危机,农村还长期支持了新中国的工业建设。接着,1980年邓小平搞大包干,又一次按人平均分地到户,称作家庭联产承包。1949年是占总人口88%的农民分地到户,而1980年是85%的农民人口分田种地。只要实现了分田到户,农民就说“有吃有喝不找你”。1980年大包干使得政府只需集中解决15%的城市人口的矛盾。至于大包干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那是后话。

 

输入型危机、高失业率及其在乡土中国的软着陆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后,导致中国遭遇外需大幅度下降、外向型企业大量倒闭、以出口产品为主的民营企业工人大规模失业的危机局面。我曾在很多国际交流场合问西方人:如果你们有上千万人失业会怎么样?西方人往往很直接地说,那我们这个国家就没了。

西方都说“China collapse”,即中国崩溃,说了无数次。诚然,遭遇输入型危机的这个阶段就应该崩溃。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中也曾有大量工人待岗或下岗,包括文革时期上山下乡未消化的大量回城待业知识青年。改革和历史遗留问题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巨大,是西方“中国崩溃论”的又一大说法,实属于典型的危机硬着陆。中国的很多事情,被学者们解释得相对复杂了些。如果简单归结,就是农村长期承载了城市资本危机的代价。如果政策得当,则农村是危机软着陆的重要载体。

中国本来是原住民人口密集的国家。西方人曾经来想搞殖民化,但没有可能把散居在乡土社会的原住民大规模消灭。近年来,中国近3亿打工者这种人口大规模流动情况,在世界上任何殖民化大陆都不可能发生。问问美国多少人失业?如果超过百万级规模,社会就受不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沿海大批企业倒闭,政府主要是靠国债投资于新农村建设缓解了这个问题。尽管推高了政府负债,但    这不失为中国应对输入型危机的宝贵经验。但是,几乎没有西方媒体认真地把中国应对大危机并且成功化解危机的经验告知给世界。

从现象上看中国的应对政策:以前出口退税13%,意味着中国政府拿财政补贴给海外消费者1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外贸订单大幅减少。彩电、冰箱、洗衣机、汽车全积压在库里。此刻,中央政府把13%的出口退税转化,改为鼓励农民买这些商品,提升内需,凡是农村户口,立刻享受13%的价格折扣,而且告诉农民说,这优惠政策只延续到2010年年底!于是,农民一买,全国百户彩电拥有率达104台!这样,靠着农民的庞大购买力和价格优惠的刺激,化解了外需下降、出口不畅的输入型危机。

然而,这还是部分有效的政策,只是把对外国消费者的出口补贴转给了中国农民。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把外需转化为农村为主的内需政策出台之前,国家战略性大前提是什么?须知买彩电得有网络,否则全是雪花;买洗衣机得有自来水,买家电首先得有电,没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没有家电下乡!20059月政治局会议提出新农村建设,2006年开始大规模增加对农村的投资。到2009年危机爆发的时候,三年已经过去,国家已经向农村投了几万亿元,用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到2015年,国家累计向农村投了十几万亿元。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大规模投资,既化解了城市的生产过剩,又实现了城乡再平衡。同时也是国家向农村的反哺。

但是,向农村基本建设投资,基本是没有回报率可言的,相当于改变了“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私人资本干不干?不可能干。只有政府按照国家战略意图去投资。这样就有客观上形成的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

华尔街金融海啸以来,美国大量增加流动性救市。中国也如此这般。不同的是救市流向,中国把增加的流动性大部分送到基本建设当中去了。

金融资本过剩大危机横扫全球,“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但只要还有投资空间的国家就赢了,没空间的就输了。所以,林毅夫去当世界银行副行长之前告诉大家说,中国还有20年高增长,因为我们的内陆空间广大!而且,他当了几年世界银行副行长回来又说,中国还有20年高增长,为什么呢?还是因为我们的内陆空间足够壮大!

 

“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要靠三大差别的再平衡战略来缓解

 

相对于新时期的主要矛盾而言,结合国家的生态文明战略提倡乡村振兴,内涵丰富,大有可为。据此看,农村治理如果试图将国家行政权力直接下伸到老百姓炕头的办法是不明智的,除非让农村恢复村社自治。恢复村社自治的前提条件是实现均田免赋。我们1949年均了田,但直到2006年才完成免赋,二者间隔了47年。现在,国家是要通过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立法,把均田免赋这套政策历史性地继承下来,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稳步推进综合性的农村组织化建设。

客观地看,日本、韩国包括我国台湾,到现在依然也是小农经济。放眼东亚社会,尽管城市化率都已经90%以上了,都已经现代化了,但是都改不出小农经济,因为那是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中国进入工业文明不到100年。这100年,中国的现代化经过了多次波折,其实都折在不可能向外转嫁成本的内生型工业发展上。如果没有办法学西方向外转嫁工业化成本,就要有一套制度安排,如何使内向型成本转嫁不至于引起对抗冲突。我们要好好归纳分析中国人危机软着陆的制度经验。东亚的日韩、我国台湾和越南,近代都做了同一件事,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平均分配土地。于是,下层社会以小有产者为主体,成为国家稳定的基础,形成了稳态社会,再之后都进入了工业化。整个东亚社会至今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稳态结构。比较其它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搞得了东亚的土改模式。

农业属于多重风险的领域,但农民抗御风险能力低下,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小农户就得卖地,卖掉地就得去城市,在城市大量贫民聚集,形成贫民窟。贫民窟就是黑社会控制。愿意做比较研究的人,应该研究拉美化。近20年来,中国很多人强调加快城市化,有道理。但你最好去拉美国家看看。那里大都是城市化率高达70-80%以上的,比我们现在要达到的目标高得多。但哪个国家能实现有效治理?都不可能。今天都知道巴西、委内瑞拉出现了这个那个颠覆性变化,难道仅仅是石油价格下跌吗?不,是因为他们都超前城市化了——意味着雇佣一个贫民窟的劳动力,必须支付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全部成本,得能够养家糊口。

在我们这儿已经是两代打工群体了。为什么第一代农民打工者给点钱就来了?是因为他在农业上获取现金能力低、必须支付的现金开支却在增加;而他们外出打工只得微博的收入,但他们家里已经分了地,这是农村小有产者的家庭劳动力外出工作零风险的制度基础。靠巨大劳动剩余的贡献,中国工业化才成功的!

大家都说刘易斯拐点,我给自己助手布置的课题叫“刘易斯拐点偏移”,因为城市工业只使用17-30岁的农村劳动力。所以,中国的真问题就是“掐草尖”,产业资本只把农村年轻劳动力作为草尖掐走,留下的中老年草根们承担了草尖劳动力的转移成本。

这些事情说清楚了,就知道中国为什么和南亚、拉美不一样。我们如果要把劳动密集型产业搬到非洲、拉美去,能搬吗?搬不了!拉美非洲劳动力的表面价格低,实际成本高得多。因为劳动力消费的食品和一般生活用品大部分要靠进口满足,任何外资企业雇佣属于正规就业的劳动力都会遭遇复杂困境。殖民化大陆没有中国乡村这种草根基础。中国现在只是统计上城市化达到56%2014年),户籍城市化要低得多。

中国处理危机的经验,无外乎就是政府面对生产过剩,采取了对内进行大规模战略性投资的 “中国模式”。国家直接操作对内战略性投资,相当于中国这种无限责任政府履行无限责任的做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制造三大差别之后能够再实现三大差别的再平衡。中国已经做到了两个,近年来正在做第三个。

 

(一)区域差别/沿海内陆差别的再平衡

1997-1998年发生第一次生产过剩之际,党中央和国务院研究出台了一系列区域差别再平衡政策。

市场化的经济改革20年,西部落后了,东北落后了,中部也落后了。国家应对危机要上基本建设投资,于是连续搞了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三大战略规划。这三个大规模投资战略贯彻下去之后,中国实现了区域发展的基本平衡。这件事情,只有中国这种承担全民责任的无限责任政府干得成功。

简言之,中国已经通过对上一轮生产过剩危机爆发时采取的投资拉动战略,实现了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再平衡。这表明中国已经积累了化解“不平衡、不充分”这种新时期主要矛盾的经验。

(二)城乡差别再平衡

百年来人们追求的农业现代化怎么实现?是趋向于美国式的、澳洲式的?还是东亚的日韩模式?然而,如果纵观中国5000年农业,我们用这么少的资源养活这么多人,西方人到中国来说,只有你们中国的农业是最可持续的。如果按照新时期的生态文明战略看,什么是农业现代化?生态化的可持续农业,乃是最高层次的现代化农业。不可持续的农业,再现代化也是有害无益。

中国政府2005年推动新农村建设,向农村基本建设和社会文化等领域大规模投资。政府十几年来连续维持三农投入在财政支出中占比最高之后,中国人实现的第二大再平衡就是城乡差别再平衡。

现在农民的孩子上学全免费还给午餐,农民医疗保障采取了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即新农合。目前,一些地方已经试点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使农村居民也能平等享受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待遇。农村中各项由财政开支的福利保障,现在相对而言并不比城市差。当年我们所强调的农民的国民待遇,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有些人说我这个地方没有实现,那是地方上是否认真落实的问题。若从国家大政方针来说,城乡差别再平衡已接近于实现。

(三)贫富差别再平衡

这个再平衡是最难的。

三大差别再平衡,如果中国真的全面实现,足以证明我们这个政府在占有全民所有制国家资本及其收益的基础上,仍然是为全民承担无限责任的政府,西方能实现三大差别再平衡吗?遭遇危机爆发失业,到底怎么办,没有生计的社会群体就上街了,一般发展中国家连医保和社保都建立不起来,那还比较什么?这样看,就可以拿中国经验去充实经验自信,再进而形成制度自信,理论自信。

 

                                           (编辑  苏歌)



* 原文是温铁军2017530日晚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11期)做的演讲。载于稻田报告(网站)时被摘要。作者再度修改时做了段落和文字的调整。温铁军科研团队由中国人民大学、西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学者在大陆调查研究中自愿组成。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税收制度改革,是一轮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税收制度改革。这种不同主要是经济发展的背景不同,它带来了这轮税收制度改革的理念、思想、战略等方面的不同。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由来

 

“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词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逐渐形成的。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原有的经济发展动能已经不大适应,20082010年实行的扩张性经济政策的负效应开始显现。2013中国处于 “增长速度的换档期、发展动能的转换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三期叠加,新常态下,以此来概括经济发展当中所出现的新问题,而且是一种长期性的变化。

既然环境、形势变了,我们管理、发展经济的思路也得变。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然后进一步概括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可见,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一个紧密衔接、一脉相承的逻辑体系,它引申出的问题与以往大不相同。首先,“新常态”对应的是“旧常态”;其二,要区别新发展理念和旧的发展理念之间有何不同;其三,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以往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政策有所不同。我们应时刻牢记这点,并不只是换了一个称谓或一个概念。

 

新常态下税制改革的突出变化

 

税制改革上升到国家治理高度

我们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样的背景下,讨论税制改革的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201311月发布),那里有一款专门写了财税改革,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了税收制度改革。第二份文件是2014610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基础上拿出的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性办法。两份文件具有一个区别于以往的基础性的变化:三中全会文件关于财税改革部分的第一句话“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它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国家开始重视财政”这一点。以往人们把财税仅仅看作经济问题,但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显然已经超越了经济范畴。因为国家治理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党建、内政、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这是由经济范畴转化为国家治理范畴。比如讨论税制改革,给税制改革定方向、定目标时,过去主要是适应总体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改革的节奏。1994年的税制改革成功的基本标志就是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现在讨论财政税收问题,就不能仅仅着眼于配合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而且也要和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进程相匹配,和生态文明建设相匹配,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拓展了税制的功能范围,提升了税制的定位。即从经济体制层次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层次看税收制度改革,会看到和以往不一样的东西,而且这种变化是符合规律的、非主观层面的调整。

 

新常态下税收功能的变化

现在的税收教科书讲税收的职能一般有几个方面:第一,筹集收入或叫做资源配置;第二,调节分配;第三,监督经济活动。十八届三中全会给财政税收定义了四个方面的功能:第一,优化资源配置,将私人、企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资金筹集到政府,加以重新配置。这里所说的优化资源配置不仅限于经济资源,也包括国家的资源,国有资产等等。第二,维护市场体制,一个统一的市场是和统一、规范的税收制度连在一起的。第三,促进社会公平。以往最多让税收参与居民收入分配,即收入流量层面的分配,而涉及到社会公平问题则既包括流量又包括存量,财产环节也要进入税收分配领域。第四,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过去对税收的要求是充当经济发展的“自动稳定器”,用逆周期调节的操作手段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但现在税收的功能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要跃升到国家治理这一层次,保证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这些变化,是把税收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府职能,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非常重要的基本关系来看待的。

其一,重要的政府职能。筹集收入是政府的职能,但如果说其他各种政府职能都是在某一具体层面的话,税收则是牵动并全面反映所有各种政府职能;或者说离开了它,所有政府职能就不存在了。因为政府履行职能需要钱,钱只能从税收得来。税收为政府职能的履行奠定基础、创造条件,通过税的征收和财政资金的拨付,去透视、反映、督促政府职能的运行。

其二,重要的制度安排。不仅仅经济体制,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的所有制度在内,税收制度是最基本的。在国家的正常运行过程当中,税收制度能把所有的制度安排全部加以监督,税收能够牵动所有经济主体,而不仅仅是纳税人。我们只要生活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覆盖中,时时处处都将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有关,而政府公共服务的背后是税收。

其三,重要的基本关系。社会中有很多的关系链条,党政关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所有的关系链条中,税收链条具有“牛鼻子”效应,因为只有税收能够让你有“割肉”的感觉,只有税收能够在市场和政府之间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只有税收能够把所有中国人凝聚在一个线索上,进而推进国家经济事业和其他各方面事业的发展。这就是税收的特质,和其他的范畴、要素都有所不同。

概括起来就是,我们要从经济层面跃升到国家治理层面来给税收重新布局,这是和以往税收制度改革的根本区别。

税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工程,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它是作为先行机制和突破口来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之后所通过的第一个改革的主体方案就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主体。我们说税收是政府重要的基本职能、制度安排、基本关系,因为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改革的一个交汇点,必须把它作为重点工程加以推进。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今天,我们是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义上要求税收制度改革,它必须体现现代的税收文明,按照现代税收文明的要求,布局税收制度的改革。

 

新的税制改革与以往不同

第一,调整是“优化税收结构”。这次改革不是基于总量目标进行的改革,不是要增收,也不是要减税,而在总量不变的条件下进行内部结构的调整,不同的税种有增有减。每个税种的背后体现的是税负的分担结构,比如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是企业和个人作为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这次调整是税种结构和纳税人的调整,或者税收来源的调整。

第二,税制结构调整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税收制度改革上“公平正义”是有切实的含义和实在内容的。我们当前的税收由18种税组成,一种是一般流转税,包括增值税和原来的营业税,这是对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开征的流转性税务,约占税收总额的55%。还有一种是特殊流转税,它不是所有的商品都征收,而是挑选部分商品。我们对高消费、高污染、高耗能的“三高”行业在增值税后再加征一道消费税。特殊流转税约占税收总额的9%。最后是其他流转税,比如城建税、关税等等,约占税收总额的6%。这三类流转税总计约占税收总额的70%,也就是说,政府每征100元税,70元来自流通环节。

再按税源分类,会发现90%税收来自于企业,这和前面的税制结构是相通的——前面我们说流转税加起来是70%,再加上企业所得税,恰好是90%。这就是我们和国际通行税制结构存在的差异。我们的流转税占税收的70%,来自企业的税源占90%,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一般流转税、特殊流转税、其他流转分别占税收的27.2% 14.4%2.5%,总计45%左右。OECD国家在45%的基础上加上企业所得税11%,是55%左右。

相比之下,我们的税制结构存在三大弊端:

我们是价格通道税,税收都隐含在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中。税收进入价格,这是世界通例,但我们进入价格中的流转税含量太高。同样一块手表,在境外买是5000元,再加40%多的流转税,这是境外购买的价格;在境内同样5000元,我们却要把所征的税的70%打进价格,这就是人们一到境外就买商品的原因,表面上看境外的商品价格便宜,于是很多人讲境外的税负水平低,但比较中国的宏观税负又不比境外的税负水平高。用更专业的说法是,我们税收制度结构当中流转税的含量较高。当在特定的商品价格中融入的税收含量高的时候,产品价格相对于其他国家同类商品的价格就不具有竞争优势。市场价格是由供求双方决定的均衡价格,如果这个价格能够充分地反映供求双方的对比,那么它就是灵敏的市场;但如果这个价格当中更多的不是反映供求双方的力量对比,而是税收的要素,是税收制度方面的安排,这个价格显然就不是引导资源配置最灵敏的信号。

我国税收90%是企业缴纳的,企业税负是否过重?去年一段时间,关于我国企业税负重的话题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但是我国的企业税负真的很重吗?凭数字能得出这样比较肯定的结论。但是有人由此把企业税负重引申为我国的整体税负都很重,这就不对了。我们拿任何一个年度的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和其他国家税负水平做比较,会发现我国绝不是税负高水平国家。即便用最宽泛的口径计算,我国的宏观税负在2016年也只不过33.06%,同期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是39.2%。比如北欧国家,它们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健全,社会保障的水平高于中国,但羊毛出在羊身上,社会保障的服务质量高,背后一定是较高的政府支出,但如果没有税收作为依托,何来政府支出?何来社会保障?所以,北欧国家的税负水平肯定比我国高。

为什么我国的企业税负被人们认为更高呢?宏观税负是企业税负和个人税负的加总。我们把OECD国家的宏观税负做一个分解就会发现,其中50%左右是企业税负,剩下50%是居民税负或者是个人税负,而我国的宏观税负中企业税负是90%,个人税负和自然税负仅占10%。因而,立足于现行税制结构,我国的企业税负约等于宏观税负。千斤重担如果两个人分担,每人只500斤;但是千斤重担的900斤加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就是不均衡。所以我国税负结构的问题就体现为,后面吃重的是企业,前面负担很轻的是个人。

税负的不均衡还有碍公平正义。在税负计算和统计的问题上,企业只是一个具有统计意义的“空壳”,向企业收多少税,最终都要落在个人身上。企业交纳任何税,或者采取加量的办法向前转嫁给消费者,或者向后减少股东分红、转嫁给股东。因此,税收负担的分配是否公平,要看落在企业之后最终由谁来承担。最重要的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税收90%都落在企业身上,这90%税最终落在谁的身上,是富人身上还是穷人身上?是不是落在我们希望调节的那些纳税人身上了呢?任何数学模型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就很难评论,这种税收制度运行下来的分配结果是不是公平的、正义的。

第三,重点解决个人所得税问题。当税收90%落在企业的时候,剩下10%的个税中,4%来自于个体工商户,6%来自于我们认定的纯粹的个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税收和居民个人之间关系不大,税收的征纳环节和个人基本没有直接联系,我们不是直接跟税务局打交道的纳税人。所以,当政府想用税收去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时候没有抓手。

举个例子。如果有人想学美国巴菲特,主动向政府申请对自己收重税,我们把他领到税务局,税务局却没有办法开发票:如果开增值税发票,增值额无法计算;如果开企业所得税发票,就需要按照企业的利润去征税;如果开个人所得税发票,要按个人上报的年工资,而有的富人甚至年工资才上报1元。怎么收税?连一张税票也开不了,最后只能让他走捐赠途径。我们对这类事情没有抓手。要通过税收手段去调节居民收入分配,这只是一般性的说法。还必须接着问一句:用什么样的税种去调节收入分配?当下我国还没有这样的税种。

我到台湾考察时了解台湾的直接税就是对个人征收的,税额占个人全部税收五成以上,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这样做呢?这要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税制变迁说起。

 

我国以企业为税基的税制的由来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我们国家的政府收入是通过非税的手段取得的。名义上是国有企业利润上缴,但那个时候国营企业的利润来自哪里?两个基本制度保证了国营企业的高利润:一个是农业的统购统销制度。农民打下粮食、收获农作物,只能卖给国营粮站或供销社,执行的收购价格是国家统一从低制定的。低价统购的农副产品再低价卖给城市居民,城市居民的生活费用水平被压低,国营企业就有条件实行低工资制。与此同时,有些农副产品直接作为工业品的原材料,企业的原材料的成本也降低了。第二个是城市职工从1956年起实行“八级工资制”,工资水平由国家统一制定,多年不涨工资,由此维系了一个全国低工资制的格局,工业的劳务投入成本维持在低水平。对于国营企业而言,原材料投入和劳务投入都是低成本。与此同时,工业品的销售价格由国家统一从高定价,这就是工农业产品比价的“剪刀差”。在高售价与低成本之间,国营企业就实现了高利润。企业利润交给财政进入国库;企业大项开支再由财政支出拨付给你。由此形成了财政的高收入。

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启了税制改革,但从来没有把普通个人当作征税对象,1980年出台第一部个人所得法(起征点800元)针对的是外国人。1984年出台的个人收入调节税(起征点400元)针对的是中国的高收入者,因为那个时候出现了万元户的概念。1994年税制改革,把两种个人所得税的税种合二为一,也是针对高收入者,没有想过由高收入者延伸到普通人。

可以看出,我们整个的税制结构和其他国家的税制结构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我们现在需要从个人纳税培育开始,逐步地去提升直接税的比重,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来的要求。

 

调结构中的增减变化

我国现有的税制体系中包括18种税,营改增后还剩17种。这次税收制度改革主要是结构性调整而不是总量增减。结构调整首先把增值税、消费税、环保税、资源税、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这6个税种纳入到改革对象中。通过这6个税种的调整,优化整个税制结构。

我们把它们按税制性质分作间接税和直接税。目前我国税制结构中流转性质的税收、也就是间接税占70%,而直接对个人、对企业征收的税(直接税)占30%。税制结构调整的思路,是让间接税比重下降、直接税比重上升。

间接税或流转性质的税收下降,主要通过营改增分三步实施:第一步试点阶段,2014年通过“2+7”方式对9个行业减税2100亿元左右。第二步是20165月实施的全面推行营改增,减税5100亿元左右。第三步是20177月份推行的税率减并,预计减税9000-10000亿元。为了税负水平稳定,减掉的近万亿元税收要补上,主要的方案是调整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

现在的个人所得税分11个类别征收,每个类别区别对待。工资所得税实行超累进税制,劳务所得税实行比例税制,等等。改革后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把个人的全部所得放在一起统一征收,税基变大了,按照累进税率的特点,适用税率会向上调档,最高税率是45%。这样上缴个人所得税会增加。所以,个人所得税的综合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增税的改革。

房地产税。房地产税绝不仅仅指企业法人所交的房地产税,居民个人也要缴纳房地产税,对于广大的中国居民而言,我们现在的房地产税税负是零。不论今后房地产税采取什么样的税收制度,也不论它的扣除和豁免是采取怎样标准,只要开征房地产税,就是加法。

遗产赠与税。目前它还没有纳入到改革的方案,我们早就研究过遗产和增值税增收问题。前几年人们对遗产赠与税的问题上不了解,认为中国的富人还年轻,没到代际交换的时候,讨论开征遗产赠与税为时过早。另外,许多国家都废止遗产税了。但在今天,这两种情形发生了变化。首先中国的富人已经开始代际交换,富二代已逐渐接班;其次,又有一些国家开始开征遗产税了。

所以,通过间接税的减和直接税的增,我们的税制结构在调整、在走向均衡,更多地体现了公平正义的属性。

 

对过去三到四年税制改革的评估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发布后,税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和改革的内容已经明确。具体的方案是2014630日制定的。改革的进展状况怎么样了?

第一是“跛脚式”的推进。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晃晃悠悠。税改不仅仅是自身的问题,它对国家经济整体都有影响,也蕴含着金融风险。迄今为止,整个税制改革涉及6个税种,已正式启动了3个。营改增全面启动,资源税改革顺利推进,消费税的增税范围有所拓展。此外,环保税有望在不远的将来启动。而个人所得税综合制、房地产税的开征还杳无音讯。与税改相配套的征管体制改革,也在2015年开始启动。需要明确的是,这一轮税收制度改革的看点、难点、重点,不是已经有着落的4个税种,而是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比如营改增,改革的方向和规划其实早在1994年就制定了,当时本想把货物和服务合并在一起统一增收增值税,只是考虑到当时的征管条件不具备,于是搞了一个缓冲,让一部分服务业暂行营业税,没有一步到增值税。

第二,我们的税务体制对流转税制度的运行是熟悉的,擅长和流转税、和企业打交道,但它对直接征收个人所得税不熟悉,对存量征收的房地产税不熟悉,这是我们目前的软肋之所在。本轮税制改革真正启动后,为什么直接税制的改革如此艰难呢?存在下述问题:

认识盲区。举例来说,2016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当年5月要全面推行营改增,除了税务局之外,没有引起其他部门或者群体特别关注。但假如讨论的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哪怕只下调100元,例如由3500元降为3400元,估计在社会上争议很大。每年两会涉及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提案,社会关注点总是集中在起征点问题上,而更重要的税费问题、税基问题、征收方式问题则没人涉及。我们只看到直接税,看不到间接税;只看到直接税的增,看不到间接税的减,甚至看不到税收的根本属性是要满足政府支出需要。不懂得“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何来增加直接税的改革动力和推力?

理念误区。这主要是指政府的官员,包括专门负责财政税收业务的主管部门。他们对现行的税收制度很赞赏——即使经济下行,税收收入还能保证稳定可靠。这是因为流转性的税收,只是考虑到增值额的大小、营业额的大小,而不涉及经济关系的调节。另外,间接税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征收的税,在税制改革的时候不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1994年,与中国税收改革同时进行的有英国和日本的消费税改革,这两个国家的消费税改革,都是以政府内阁更迭为代价推进的。我们国家1993年部署税改,199411日正式推行。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中国税收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何来推进增加直接税改革的动力?但是换一个角度,现行的税收制度能充分体现公平正义吗?只有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去理解和评价,我们才有税制改革的推力和动力。

税制的惯性。在现行税收制度下,人们在税价关系上看到了价格而看不到税收,看不到商场里商品标价里包含多少税。而在国外,价税是分离的,买东西时候要先问价,还要问税。税和价分不清,所以实行营改增对价格影响的时候,人们最初是看不到的,因为减少了交税,但是价格可能没有直接发生变化。

征管格局。目前税务机关征管税能力已经很高了,每年税收提升的速度非常快。尽管如此,它的特征还是可以用“间接+截流”四个字来概括。税务机关只能收间接税,而不适应收直接税。通常找一个纳税人收税,明知它纳税后最终要把负担转嫁出去,但税务机关不会触及背后的这些个人。个人所得税表面上向个人征收,但税务机关一般的做法是找一个业务扣缴人,业务扣缴人再找具体人扣款。这就是“间接”。所谓“截流”就是,现在8个税种的税源基本上都是现金流,形不成流量就征不到税,税收不能深入到存量环节。所以,这样一种格局很难去征收直接税,税务机关没有征收直接税的积极性和基础条件。

第三,当前经济增速下行,不利于直接税改革。但税制改革不能停。因为税制改革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间接税要减,另一方面直接税要增。现在直接税增不了,迄今为止仅仅营改增一项,今年年末税收就将减少9000-10000亿元。而政府支出规模又不能削减,只好增列赤字,靠增发的国债来减税降费,而财政赤字背后是财政、金融风险。所以,财政金融风险的背后是直接税改革裹足不前所造成的。

                                              (编辑  张三友)

 



* 高培勇,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根据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32期演讲整理。

 

 

 

多年来,不少金融从业者和金融服务使用者,甚或少数监管者对金融发展现状及现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已习以为常,缺乏对金融本原的文化自觉。因此,为了更有效地落实中央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定位,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当今金融现象背后的金融文化影响,加快构建社会主义的金融文化。

 

金融文化现状

 

金融脱离本原的创新实质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中的借贷双方、买卖双方和投融资双方提供信用交易中介服务的代理。把资金持有者手里的闲置资金转移到资金需要者手里,这种转移配置的资金融通中介的专业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避免资金持有者的风险喜好和资金需求者的风险状况出现错配,即风险错配;避免资金持有者与资金需求者对资金供求时间预期的错配,即流动性错配。金融中介的职责就是根据资金供求双方的风险喜好与状况,以及对流动性的不同预期合理匹配资金,满足双方需求。

二是金融中介代理服务应该能够为资金供求双方提供便捷、高效、中介成本更低的代理服务。即能够为资金持有者带来较高回报,降低融资者的资金成本。这正是金融中介在经济体系中担当的角色和存在的价值,也是金融的本原。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金融逐步异化,金融中介由产业服务的代理人变为金融交易的参与者,自我服务的委托人,金融似乎有了独立生命,经济也不再是金融的基础,让人误以为现代经济都是围绕金融运作的。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之后,以美国金融为样板的我国金融界一些专业人士,非但不吸取美国金融危机教训,继续沿着华尔街的足迹亦步亦趋地大搞创新,金融衍生品不断推出;杠杆交易以融资融券之名登场;高频交易等放任发展;银行、证券、保险等违规跨行混业经验,种类繁杂、层级复杂的理财产品空前繁荣。金融大鳄绑架小投资者的杠杆猎购四处出击,整个金融市场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场金融业自我服务的饕餮盛宴,参与者大多都赚得盆盈钵满。金融暴利让一些上市公司、实体企业和其他行业巨头眼热,纷纷投资参加金融交易,脱实向虚跨业发展成为热点。

与此同时,金融的繁荣与创新却增加了许多金融产品运作环节,提高了实体企业等金融服务使用者的资金成本,使实业发展失去融资依托,并因此劣化了我国经济结构。近年来,金融业利润和实体企业利润此长彼消,金融业缴纳的所得税总规模跟整个工业部门所得税贡献相当,2016年则更上一层楼,金融业所得税8802亿元,工业企业所得税7329亿元,金融业比工业企业高出20%。金融的放任发展,其赚大钱、赚快钱的示范效应,加重了中国经济的脱实向虚趋向。

通过存款-贷款-存款的多重复杂演化创造出来的资金,在多重金融产品的作用下不断地创造出更为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加大了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杠杆化,造成了更大的市场泡沫,给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人们对于金融自我服务、经济脱实向虚和金融安全等问题有所认识,一些专业人士也对金融市场发展和防控金融风险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但总体看,对于打着“服务实体经济”旗帜夹私货的现象、以及金融自我服务回潮的问题防控力度不够。对于这些基于外部样板观念影响、内部利益冲突的问题,我们必须深刻反省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根源,拨乱反正,构建新型社会主义金融文化。唯此,金融才可能回归本源,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上走得更坚定,走得更远。

 

流行金融文化特征

一是各个市场主体中很多金融从业者、金融服务使用者包括部分监管者,对金融脱离本源的现状不假思考,感觉理所当然,一切仿照美国样板去做。

二是有些人崇尚自由放任的市场,将无限衍生视为技术创新,认为金融复杂化是市场进步的需要,是发达程度的表现,而不考虑资源配置的方向,配置给谁?

三是金融领域中的大众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重视,普通投资者在利益驱动下也不去质疑规则与潜规则和自身利益的关系,自身权益受中介溢价侵蚀却浑然不知。

四是在零和游戏的金融交易中,一些金融机构凭借业务特权及专业、信息、资金等优势,恃强凌弱,丧失职业道德底线,自我服务,陶醉于利润和高薪奖金之中。

五是在炒作交易致富发财的氛围之中,一切向钱看,市场各方漠视和容忍金融市场的操控行为,放任被巧妙包装的研究报告和媒体股评误导,熟视无睹。

六是金融市场专业机构和市场炒家青睐市场波动专业人士创新衍生工具多方套利,加剧了市场波动,形成了金融衍生品是进行对冲风险、也是平抑市场波幅的共识

因此,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当今流行金融文化的根源。

 

流行金融文化根源

1)新自由主义误导。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市场推崇市场万能机制,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放任金融机构追逐利润最大化,鼓励个人利益至上,全然不顾公众利益、经济全局问题。

2)大众利益与金融中介利益冲突。大众利益本应是金融市场的价值目标,唯有大众利益得到保障,金融市场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才可能长治久安。遗憾的是,大众在金融市场中是弱势群体,处于强势地位的金融中介在资本的控制下凌驾于客户利益之上。当出现利益冲突时,投资者被迫接受较低回报、融资者不得不付出较高成本,已成为市场常态。不同的利益动机和不同的行为,就构成了金融文化,现今的金融文化已成为金融中介的利益动机主导的文化。

3)西方金融利益集团强大的政治影响力。金融中介的私利更加强势,具备在市场中的影响力、专业地位、广泛的人脉、游说能力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当他们推行的金融产品对客户的影响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出现争议时,或者他们投机套利的交易行为或自营业务受限时,他们总能过关斩将。

4)金融服务受众缺乏对金融现象和市场潜规则的辨识能力,缺乏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一盘散沙的个体投资者,无法形成一种抗衡甚至是平衡市场不良文化的力量。

5)我国金融市场一些相关人士把美国市场视作天经地义的先进样板,不明就里、不辨菽麦,甚至对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金融工具也照搬照抄,引入中国当作创新,自觉不自觉地欢迎甚至政策鼓励以利润为导向的金融创新,不断引入不知服务何人、风险极大的金融衍生品和杠杆交易,而不进行金融本原价值判断。为此,我们不仅需要加强监管,更为重要的是应坚决摈除西方新自由主义金融文化,构建我们社会主义的新型金融文化。

 

社会主义金融文化构建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金融文化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我国的金融文化毫无疑义理应属于社会主义文化范畴。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在中国金融文化建设上,在中国金融制度建设上,我们必须高瞻远瞩,保持高度清醒,必须要有高度的制度自觉,不能忘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学习借鉴西方的同时,要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线。在金融领域里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构建我们新时代社会主义的金融文化,用社会主义的金融文化引领我们社会主义的金融市场建设。

制度自觉、文化自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前提,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根本保障。

我有幸参与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早期创建,也经历过早期的对西方特别是美国资本市场的学习和模仿。应该说早期的这种学习和模仿是必要的、有教益的,这是一个必要的学习和发展阶段。但是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建立27年后的今天,我们好像还无法摆脱简单模仿的思维定势。各方面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技术层面的样板模仿学习上了,很少有人考虑金融战略方向,很少有人关注金融文化,更很少有人考虑根据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观,我们的国情、面临的任务和经济社会的需求构建社会主义金融文化这个大课题。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们的价值观表现、精神追求、生产生活状态和行为方式。文化有着鲜明的民族区域特性和制度特点,继承于历史传统,又具有时代特征。

金融文化是金融制度提供者(决策者和监管者)、金融从业者和金融服务使用者的价值观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由此导致的资源配置方式与状态。说到底,金融文化是对金融与经济本原依存关系的认识与实践。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本,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共同利益为至上目标;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为本,以少数人的资本私利为神圣目标。

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不同,对金融的属性理解就不同。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之下,以金融交易为其安身立命之本。在零和游戏的金融交易中大搞投机套利,掠食中小投资者,损害实体经济,不断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社会主义金融显然不应以本原异化的美国资本主义金融为样板,应当坚持服务大众利益,要为借贷双方、买卖双方和投融资双方提供信用中介服务。优化融资结构,适度保持银行信贷主体地位,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限制非信贷股票债券融资,缩短资金链条,降低融资成本。与此同时,特别重要的是要正确处理一、二级市场关系,在为一级市场融资提供流动性服务的前提下,限制金融交易,反对金融交易复杂化和杠杆化。

西方金融界也有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金融乱象的病根是金融文化异化了,呼吁重建金融文化。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在自由主义哲学之下,再加上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

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金融异化问题,唯有在社会主义中国可以解决。我们应该有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底气,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原则不允许利益集团凌驾于社会利益即人民大众利益之上,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我们战胜不义和纠正错误,这就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也唯有我们才能构建出符合人类社会经济生态规律的健康金融文化。

社会主义的金融文化要理直气壮地以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社会主义文化观念为前提,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导向。要旗帜鲜明地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为实体经济融资服务,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并着重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反对金融交易模式,限制金融交易、限制投机套利。对待金融交易产品要质疑服务谁?谁参与?谁获利?金融机构要树立不欺骗客户、不向客户推销自己不愿沾手持有的风险资产这一道德底线,等等。

树立社会主义的金融文化,要靠教育、引导、弘扬,要培养从业者的文化自觉。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用制度落实文化,要用可为­——不可为的界线引导规范文化。说到底,金融文化还是要落实到指导金融制度建设上,唯此,才能对优化资源配置发挥积极影响。

 

用社会主义金融文化重塑市场

 

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金融服务业开放也已是既定政策。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一方面会对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业务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对我国金融服务业、金融服务对象、金融秩序和金融监管形成很大的挑战。在此情况下,如何使外来金融服务中介纳入中国金融发展轨道,抑弊兴利,为我所用,特别是与此同时有效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一是防范不良金融文化对我们的扰乱;二是警惕外来金融机构以金融创新为名在金融交易中投机套利,分流实体经济资金供给,引发金融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金融文化并掌握话语权,用社会主义金融文化理念引导金融制度建设,用制度引导规范金融服务业务方向,是保证我国金融改革开放成功最重要的基础。

 

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原则,界定金融服务业务范围

    要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不能漠视、默认金融市场现状中严重的不良倾向。要破除“金融市场复杂化是市场发达程度的标志,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趋势,市场愈益复杂的结构化、杠杆化是有效资源配置、对冲风险的必需”等金融迷信。更要警惕的是,在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大气候下,打着服务实体经济的旗帜,行自我服务之实,妨害实体经济发展的现象。

在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管举的是什么旗帜,都要分析其产品属性、业务方式、参与主体,谁人得利,与实体经济有什么助益关系?利益传导机制、传导方法、传导路径如何?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上,一定要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制度红线,不能有灰色地带。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这一论断把金融宗旨和金融风险防范的辩证关系讲透了。因此,我们在金融风险防范问题上应该彻底转变观念。不能依赖被动监管,放弃产业融资服务宗旨,大搞衍生品“创新”,必定会产生金融风险。不要指望靠监管防范风险。监管作用是有限的,在贪欲面前,无论监管大坝有多高多大,也会被贪婪的洪流冲垮。

 

坚持产业服务模式,反对金融交易模式

中国金融近年来杠杆化、泡沫化、自娱化,违规混业流行,结构复杂,秩序混乱,透明度混沌等金融乱象的病根是金融交易模式。金融中介醉心于金融交易投机套利,或诱导客户参与各种金融交易,使社会金融资源配置扭曲、恶化。因此,要使中国金融拨乱反正,重回产业服务正道,就必须对症下药,拿金融交易模式开刀!虽然金融交易是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承担了为融资提供流动性支持和价格发现的功能,但是这种功能在金融活动中处于从属地位,是对金融产业服务的间接支持。当金融交易本末倒置,成为金融的主要业务模式时,整个金融业就异化了。严格地讲,金融交易是零和游戏,虽然金融交易创造货币,但它不创造价值。金融交易成了金融机构自我服务、投机套利的滚滚财源。金融交易市场已经变成一个自成体系、自我循环的金融飞地。不仅造成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而且对整个经济、社会乃至国家安全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彻底解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问题,并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唯一的战略选择就是: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严格限制金融交易。

 

转变观念,把握重点,重视一级市场建设

资本市场是通过直接融资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重要场所,如何加强资本市场建设?资本市场建设的重点在哪里?这个看似常识的问题却长期陷入误区。毛泽东同志说: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确定资本市场工作重点时,我们首先应该找到资本市场的主要矛盾。虽然一、二级市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长期以来,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都把对资本市场的注意力集中在二级市场上,给予二级市场太多的关注。因为二级市场关系到太多人的眼前的、现实的利益。实际这是一个误区,资本市场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不在二级市场。

资本市场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筹集资金,而这项任务是通过发行市场即一级市场实现的。因此,无论从资本市场设立的宗旨目标,还是从实现途径来看,一级市场都是资本市场的主战场。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资本市场的发展重点就找到了。

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相继开始交易以来,已经经历了将近30年的发展,但直至今日仍无法满足各方期望。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对一级市场融资能力的培育上,没有把一级市场作为工作轴心,反倒是一切工作都围绕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服从二级市场。这些年来,我们的股市没有成为经济的晴雨表,倒是二级市场的行情成了有关各方人士心情的晴雨表。上上下下天天关注股指行情。关心的结果是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关系本末倒置,一级市场的发行规模、发行节奏要看二级市场脸色。一级市场的发行计划要根据二级市场的交投是否活跃,股指是高还是低来制定。最不可思议的是资本市场建立以来,曾九次为了二级市场而长时间停止新股发行。空窗期短也数月半年,最长一次高达一年又三个月,不惜以牺牲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维护二级市场。二级市场过于低迷会严重影响一级市场集资能力,市场会自动做出调节的。发行与否是一个集资者和投资者博弈权衡的商业行为,市场接受不了,集资者自然会知难而退,无需监管者操心。但是一个正常持续和可靠的一级市场,对资本市场集资能力和投资者的信心却十分重要,对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贡献能力更自不待言。对二级市场的认识误区还反映在为所谓的流动性提供杠杆交易工具,为对冲风险提供衍生品,结果适得其反,加大了市场波动,增大了市场系统性风险,伤害了投资者,反过来又损害了一级市场的融资功能。2015年的股市震荡,不能不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深刻教训。

让人欣慰的是,证监会一年多来已经加大了对一级市场的倾斜和融资能力培养,新股发行持续加快。

因此,我们应该坚决把一级市场融资功能培育作为资本市场的重中之重,一切工作都要围绕一级市场,服务一级市场,服从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要正确定位,规范二级市场建设

    金融二级市场是市场各方利益聚焦,参与者人数最多的地方,也是参与者被利益驱使,很难清醒、自觉,极易迷茫难以自拔的地方。因此,在二级市场尤其需要社会主义金融文化为其指点迷津,为二级市场正确定位,规范二级市场建设。

1)二级市场定位。二级市场的服务对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二级市场是为一级市场的投资者提供配置资源、转移风险的流动性支持和融资价格发现的。没有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就没有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二级市场也是为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提供透明、便捷、安全和低成本交易支持的。二级市场保护正当交易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交易原则,为投资者提供交易便利,但二级市场不鼓励维持正常流动性和正常配置资源交易之外的杠杆交易,限制投机套利交易,不提供杠杆工具、套利交易工具的制度支持。

2)二级市场规范。规范二级市场建设,必须围绕社会主义的金融价值观下的市场定位来进行,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为:就是要加强市场透明度建设,维护市场秩序,坚决打击虚假信息、非公平交易、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违法犯罪行为。

有所不为:一是正确看待股指。

以平常心看待股市潮起潮落,不以股指高低作为衡量股市优劣的标准。除非股票异动,股市震荡波动,监管者不必每天关注行情(市场监察岗另当别论),还是把注意力放在市场融资能力培育,市场规律规则研究,市场秩序维护,投资者保护和金融风险防控上为要。

二是正确认识流动性。流动性是市场融资能力的保障,适当的流动性是一个健康有效市场的基本条件。市场正常的原生态的流动性来自于市场交易标的物的整体价值水准,交易标的的盈利增长前景,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喜好差别,不同投资者资源配置的时空差别。正是这种价值和差别,以及投机者的参与润滑,在正常的宏观周期经济环境下构成了一个良性的原生态流动性。但是真理和谬误仅一步之遥。以流动性为名介入资本市场的融资融券,打破了原有的流动性均衡。在熊市环境下,因投资者的集体悲观预期趋同,无人使用融资杠杆,于流动性无补;在一般市道环境下,市场流动性并无问题,融资杠杆的使用者往往都是投机者,投机加大了股市波动,加大了个股的非理性分化和市场投机氛围;当市场预期趋于集体乐观的时候,融资杠杆就厉害了。它会造成流动性泛滥,迅速加大市场泡沫,迅速冲顶透支牛市。而当市场预期逆转之时,2015年的股市悲剧将会重演,使用融资杠杆的投资者可能被平仓而血本无归,融出资金的证券商可能集体平仓出逃而出现踩踏灾难。这时候,平日无人问津的融券可能就被派上用处,与股指期货跨市做空一道加速股市下跌。总之,建议重新考虑融资融券问题。

第一,融资融券是一个投机工具,不符合社会主义金融文化,这是一个价值观误会;第二,融资融券与正常的流动性无补,其双刃剑助涨助跌,损害投资者,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即使我们加强节制监管、尽可能防控其风险,仍将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第三,如今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减杠杆,但我们担负直接融资重任,而以为宏观经济减杠杆为己任的资本市场的交易活动却在加杠杆。这样一来,不仅挤占了支持实体经济的数以万亿的宝贵资金,也与国家战略逻辑不符。

三是理性认识高频交易等技术工具。

高频交易风靡美国等西方国家,近年在我国资本市场开始渐渐流行,2015年我国股市大幅波动中就有人利用高频交易赚得盆盈钵满。

对于高频交易之类的程序化交易现象,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警惕,不要想当然被所谓的技术进步迷惑。在判断其是否应该允许引入之前,首先应该了解它被什么人拥有?为什么人利益服务?

高频交易的使用者一般都是财力雄厚、技术实力强的专业公司,为了提高交易速度,他们往往把服务器安装在交易所主机附近,或者铺设光缆专线、租用通信卫星。由此不难了解:这种纯逐利交易和支持一级市场融资毫无关系,获利者是市场专业炒家;二是普通中小投资者无力和他们竞争,不符合资本市场的公平交易原则,这种交易方式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金融文化的价值取向。同时,高频交易具有很大的技术风险隐患。201056日,美国标普500指数闪电崩盘,20分钟下跌了6.2%,账面损失8,620亿美元。事发当天,所有的人都深感震惊却不知祸起萧墙,直到很久才知道是高频交易惹的祸。

因此,我们应该在我国金融市场禁止高频交易。

 

警惕金融衍生品的巨大破坏力

2008年由金融衍生品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界却自信满满“不信邪”,依然无视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巨大风险,义无反顾地憧憬着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繁荣。近年来相继推出一系列股指期货、国债期货、期权甚至场外期权交易。这些东西均被视为金融创新以及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也被认为是完善市场结构,管理风险的最好方式。

香港前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先生对金融衍生品一直持否定意见。他最近撰文指出:过度聚焦于利润和花红的金融文化,催生了金融机构赢得零和博弈的欲望,投入大量精力去建立被格林斯潘美名为尖端金融的运作手段。创造复杂的财务安排和商业模式,迟早会令金融机构面临前所未见,无从量化并因此无法管理的风险,在不知不觉间甚至会酿成系统性危机。他还说:监管机构似乎有一种集体倾向,会向以利润为主导的创新意念伸出欢迎之手。例如,监管机构接纳创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及产品,却没有质疑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对实体经济的功用。久经沙场、在国际金融界广受赞誉的任志刚先生的真知灼见应该引起我们深思。

衍生工具既非社会主义金融文化逻辑,与服务实体经济毫无关系,还挤占实体经济资源,洗劫中小投资者,不断地制造和利用市场波动投机套利,不断地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金融危机。这些以衍生品工具投机套利为生的金融机构,往往把自己也搭了进去,除人人皆知的雷曼兄弟的惨痛教训需要牢记之外,拥有两位因金融衍生品定价模型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华尔街套利之父、前美联储副主席、美国前副财长等一大批金融天才的美国长期资本公司,及其梦幻团队连续两次覆灭,这些惨痛的市场实践告诉我们,金融衍生工具对冲不了风险,只会制造风险。

可能还有人会有幻想,虽然衍生品有风险,但只要加强监管,层层设限,利用技术手段抑弊扬利就可安全无虞。

笔者认为:首先,衍生品在中国资本市场出现是一个战略方向的错误,它不符合社会主义金融文化,是与服务实体经济对立的,不存在尺度把控的问题,也不必浪费监管资源。

其次,衍生品就像毒品,你不能指望瘾君子克制。有人说,美国衍生品交易爆发危机的原因是场外交易,我们要搞的衍生品是场内(交易所)交易。姑且不论衍生品的场内交易有无风险,曾几何时,国内的场外期权交易在“创新”的旗帜下做得风生水起,场外商品期货期权等竟也打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旗帜。目前开展场外期权交易的机构众多,期权标的广泛,交易对手复杂,但无规则,仅靠自律。而近期场外期权市场规模陡增,市场透明度更成问题,高杠杆风险、跨市影响风险、借道隐蔽违规风险、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风险都在积累。然而方向错了,不能再指望监管,优秀尽责的监管者也会防不胜防。

衍生品就像一个魔咒,你只要打开盒子,它就会不断衍生裂变,愈益复杂,直至无以量化无从管理,爆发系统性风险。近年来我国因衍生品交易的发展,市场复杂性、风险性大增,国内金融界颇具影响力的有关人士提出要推出信用违约互换(CDS)管理风险的动议。正如任志刚所言,只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或借口,他们便会冒险。最常见的便是以恶名昭彰的信用违约掉期(CDS)去管理信贷风险及市场风险的改变。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用一种风险工具去对冲另外一种风险,只会把这个市场搞得更加复杂,引发更大的风险。2008年美国最担心的就是62万亿美元的CDS风险总爆发。不能指望让金融衍生品避险,还是不相为谋为上。

 

保护散户利益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重申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金融理所当然要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信仰人民,社会主义金融文化就是要保护普罗大众的利益。

中国的资本市场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散户为主的市场,并因此而被广为诟病。虽经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机构投资者培育,但这一状况未见明显改善。纵观美国机构投资者成为市场主体前后美国资本市场的变化,我们发现机构入主上市公司之后,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行为模式等都随着股东的变化而变得短期化了。市场更不理性了,成为弱肉强食的丛林。事实是机构并不比散户更加理性和高尚。中国资本市场散户为主的状况大概也是中国特色。我们应该正视散户为主的现象在我国资本市场将长期存在,保护散户将是我们长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重要任务之一。

金融交易是零和游戏,永远是少数参与者得益,和其他参与者的损失相匹配。而散户是零和游戏中的弱势群体,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损失者,保护散户理应是监管者的责任。

保护散户除需要开展投资者教育、投资产品适当性管理、打击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之外,最重要的是应该用制度筑起防治非公平交易的篱笆,使大众投资者的利益保护较为有效。

首先,金融中介机构应该恪守客户代理人天职。尽其所能为客户竭诚服务,并收取与服务相匹配的报酬。由于金融中介机构享有优于客户的资讯、时机、通道等业务特权,对同一交易标的容易发生偷步抢跑,极易产生内幕交易或准内幕交易等问题,应该禁止金融中介机构从事自营交易。

其次,金融开放要注意保护散户。2015年股市震荡之后,有人认为中国股市的主要症结是散户问题,应该引进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对冲中国的散户,这哪里是对冲呀!分明是要来割韭菜。因此,金融开放首先应该规范我们的金融制度,不为金融自我服务留下漏洞,不为投机套利提供割韭菜剪羊毛的制度便利。

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明确了资本市场在新时代的历史重任,也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金融文化提供了历史机遇。用社会主义价值观重塑社会主义金融,让金融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编辑  迟晨光  季节)

 



* 张云东,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原局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腐败问题是全球性问题,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腐败的滋生蔓延既有制度不完善的原因,也有监督不到位的原因,当然还有经济上的诱惑。几百年来金融体系演进表明,全球金融发展既是一部大胆创新的历史,又是一部充满波动的历史,充斥着大量腐败问题和大案要案,令人触目惊心!金融体系作为现代市场体系中资源配置最集中和最重要的场所,其各个金融子市场具有高度关联性,金融杠杆的运用和金融机构倒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金融风险的爆发往往会危及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至今仍未结束。尤其要警惕带来新的风险和灾难。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4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40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7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再次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金融兴,经济兴;金融稳,经济稳。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要求,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展金融反腐。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惩恶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成效卓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金融反腐是反腐败系统工程的重要一环。金融腐败对于金融体系稳健运行有着巨大危害,而金融反腐对保障金融体系安全运行,有效执行国家发展战略和平稳渡过经济转型意义重大。近几十年来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呈现关系复杂化、业务混合化、利益多样化特点,这使金融腐败更具隐蔽性、欺骗性和危害性,也给行业监管与反腐败工作带来较大难度。

 

腐败的定义及其一般性规律

“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在现代社会,“腐败”概念成为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主要指利用公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腐败作为一种“预估之罪”,是在权衡利弊之后的理性行为,是反复掂量风险与回报之后的犯罪。政府公职人员及行贿个体作为理性个人,在决策时会衡量成本与收益高低,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对理性个人而言,实施腐败行为的必要条件是腐败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通病,反腐败是一场关于人性、权力和道德的无硝烟战争,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免于腐败困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只要谁敢搞腐败,就必须付出代价。”但什么是腐败,腐败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具体到金融行业,腐败的形式和机理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有学者对腐败的基本规律进行了大量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特征。

1腐败具有垄断性特征。从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垄断性强、公权力过大容易产生腐败。垄断和公权力使得寻租变得格外便捷且收益巨大,导致收益与成本的天平向收益一方倾斜,进而大大增加腐败发生的概率。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当权力与人的欲望相结合,欲望的膨胀与权力的增长成正比;权力越大,欲望所受限制越少,即权力为掌权者提供了不断扩张欲望的空间。

在公权力较大和严格的审批制度下,腐败现象尤为普遍。由于审批权过大、过于集中,审批公章几乎成为一些政府官员手中的摇钱树,“拿钱好办事,没钱等着办”,审批权沦为待价而沽的“商品”。不少震惊全国的“大贪”“巨贪”就是因为滥用行政审批权而落马。研究表明,公共部门规模越大、管辖范围越广,发生腐败的概率就越大。由审批权滋生腐败较为典型的是国土领域。一方面,地方政府是土地供应的源头,诸如棚屋拆迁、农地征用和工业园区开发等,往往由政府说了算,政府是整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仲裁者;另一方面,近十几年地方政府财政大量依赖卖地收入。目前,房地产及相关领域已经成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而这种“权力密集”和“资本密集”的“双密集”地带最容易滋生腐败,权力与资本结成腐败利益同盟,使少数人攫取了巨额财产,严重侵害了公众利益。

行业垄断则是带有权力垄断背景的利益垄断,本质上是行政权力垄断造成的。以银行业为例,20世纪80年代,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垄断了企业所需资金供给,可以直接分配信贷,一些腐败活动也随之产生。胡鞍钢、过勇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行政垄断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成为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远远超过了政府官员贪污受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从而成为中国当前最严重的腐败形式。”[1]

2、腐败具有隐蔽性特征。在监督机制缺位、透明度低、隐蔽性高的行业和领域,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较低,由此也降低了违纪违法者对应当承担的成本的预期,从而有更大的动机进行腐败活动。

一般说来,腐败分子进行腐败活动,总是力求“神不知鬼不觉”。早期的腐败活动主要表现为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即贪污,腐败活动的主体有不少是直接掌管财务的人员,他们通常采取收入不入账、伪造账单、涂改账单等手段,在账目上做文章,窃取公共财产。但贪污很难在账面上做到天衣无缝,总会留下蛛丝马迹,容易取证,安全系数不是很高。随着惩治腐败力度加大,一些狡猾的腐败分子越来越趋向于采取更为安全隐蔽的方式捞取不义之财,使腐败行为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腐败活动的主体也往往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他们总是想方设法隐瞒腐败行为以逃避法律制裁。《钱商》一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别相信显而易见的东西。”[2]实际是说,显而易见的东西往往是假象。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典型案例可以看出,腐败行为隐蔽性和欺骗性很大。有的腐败分子边腐败边升官,手段隐蔽,一般难以从正面侦破,很多案件是由于其他原因的涉案或者是由知情者的举报才被发现。同时,腐败分子打着各种旗号,以种种借口中饱私囊。有学者从腐败活动、腐败主体和腐败所得三个方面揭示了腐败的隐蔽性:从腐败活动的隐蔽性来说,主要表现为受贿、集体腐败、收取“红包”、暗箱操作等方式:从腐败主体的隐蔽性来说,主要表现为腐败分子对腐败所得采取藏于家中,分散转移、洗钱等各种隐蔽措施。特别是一些腐败分子的以权谋私活动,现货交易少了,期货交易多了,不再攫取当期利益,而是等到多年以后甚至退休以后,再连本带利收取好处。还有的腐败分子通过不法手段攫取“第一桶金”后,以此为资本,在权力合法或不过分违法“关照”下,通过办公司、境外投资、回国投资等形式,使之不断增值,把不法收入变成合法收入。

3、腐败具有地域特性。通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体系较为完善,市场运行规则较为清晰,腐败发生的概率和收益都相对较低,而腐败行为的成本相对较高。法治健全程度与腐败发生概率直接相关。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和法制环境,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备,社会法制意识较强,对贪腐行为容忍度低,监督力度也较大,有利于防止腐败滋生和蔓延。

4、腐败具有阶段性特征。我国社会转型期腐败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腐败萌生发展期、腐败泛滥高峰期、腐败分子开始受审高峰期和腐败得到根本遏制阶段。21世纪中期,我国将进入根本遏制腐败的阶段。从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展进程看,当一个国家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和快速增长的变革阶段,往往是该国腐败高发期。联合国对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情况研究发现,虽然各国各地区大小或制度有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从传统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过渡的最迅速时期,也是各种社会问题包括腐败大量产生的时期。

 

腐败现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腐败的表现是对权力的滥用。腐败既是权力的伴生物,也是一种经济现象。尽管其表现形式多样,难以准确衡量,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现代经济学工具进行分析,并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或不同所有制之间进行横向比较,以还原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从经济学角度看,产生腐败的主观原因是公职人员的经济理性,客观原因是腐败被发现的概率和被惩处的力度较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私人利润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一些利己分子往往利用经济制度漏洞,借助市场分割、信息不对称、资源垄断、公共物品等导致市场失灵因素,攫取自身利益,扭曲资源配置,甚至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

对于腐败的具体成因,国内外学者从主观和客观方面对腐败的成因进行了概括:主观因素可概括为获取不正当利益,例如钱财、职务晋升、办事便利等;客观因素可概括为缺乏有效的制度及制度执行乏力、腐败成本低等。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腐败问题出现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交合处,如果政策和管理体制的扭曲为腐败提供了活动范围,而且约束体制软弱无力,腐败行为就会泛滥。

对于腐败产生的条件,有学者研究认为,每个公职人员在实施腐败行为之时,都会或明显或隐含地把他从公职上正当的既得收益与腐败受贿所可能得到的预期收益相比较。当从事腐败活动的效用超过从事其他活动所能带来的效用时,他就会从事腐败活动。换句话说,某些官员进行腐败,并不是因为基本动机与他人有何不同;某些国家之所以腐败泛滥,也不是因为它的国民喜好此道,而是由于在既定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下,腐败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以致腐败成了一种合乎经济理性的行为。[3]

广义的腐败行为需要三个必要条件:第一,腐败群体掌握某种稀缺资源,由此可以追求市场实现;第二,掌握稀缺资源的群体必须具有某种垄断性,可以用侵占消费者剩余以实现供给者剩余的最大化;第三,文化上的接受性,即公众对于腐败交易的认同程度。[4]

 

金融腐败的定义和表现形式

 

金融腐败有着其他行业腐败行为所不具备的特殊性。金融行业的跨期交易性使金融腐败租金支付更具隐蔽性。金融行业的“三高”特征决定了金融腐败行为发生的冒险性。金融行业的资源配置功能决定了金融腐败问题影响的外溢性。

 

金融业的行业特征

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有两个维度:一是降低腐败预期收益,即减少腐败租金和寻租机会;二是提高腐败预期成本,即加大查处和惩治力度。

1、地位的重要性。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几乎所有的实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都依赖于金融市场,而且特别依赖于信用程度。一方面,金融能够起到配置资源的作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相对于实体经济,金融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实体经济对金融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没有金融,实体企业不能发展;没有实体企业,金融就是泡沫。美国诗人罗伯特•佛罗斯特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是:“银行是一个在晴天借给你雨伞,但却要求在雨天收回去的地方。”经济学家林毅夫说:“现代经济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发达的货币信用经济,或者说金融经济,其运行表现为价值流、资金流导向实物流,货币资金运动导向实体经济。”

2、经营的特许性。金融行业具有风险外溢性。因此,政府往往会对金融业实行牌照准入或特许经营,对其资质提出一定要求。这就使金融行业客观上具备了一定的垄断性。

3、领域的专业性。金融行业不仅有诸多细分行业,每个细分行业也有独特的业务模式与众多金融产品,且金融市场瞬息万变,从全球宏观经济,到微观企业经营情况,到市场情绪气氛,都会令其产生波动。金融领域无论金融业务还是从业人员都有很强的专业性要求。

一是金融体系是一个复杂性系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通常来说,以规模巨大、耦合度高、透明度低、动态而且开放为一般性特征的复杂系统,同时具有两个最本质的特征,即组分之间相互作用的非线性以及系统的自适应性和自组织性。前者使系统呈现貌似随机的不稳定状态,后者则使系统内部结构会产生一定的有序性与稳定性。现代金融业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从过去较为简单的形式,逐步发展成规模庞大、错综复杂的动态变化系统。动态变化的金融市场是一个开放型系统,不仅其内部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层次多,且受人类决策行为这一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影响。

二是金融体系的演变进一步提高了其专业化和复杂性。金融体系从市场结构、参与主体,到金融产品都在不断丰富和演变。

三是金融从业人员的专业性。金融从业人员通常需要经过专业培训才能胜任,有些金融业职位必须持有CPA证。

4、市场的创新性。金融创新是以信息与科技为基础,以创新活动为手段,金融创新有效率性、时滞性、非均衡性、高风险性、虚拟性五个基本特征。创新对金融业发展影响广泛而深刻。没有金融创新,金融可持续发展就难以落到实处。当前,金融市场上各类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层出不穷。在融资领域,体现为将分散的小额资金聚集起来,有偿提供给资金需求方使用。网贷、众筹等金融业态快速发展,呈现出关系复杂化、业务混合化、利益多样化特点。

 

金融腐败的定义

与其他领域的腐败相比,金融腐败有其特殊性,如果基于一般腐败概念规定金融腐败的定义,难以全面准确反映金融腐败特点。世界银行认为,金融腐败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公共部门的官员接受或索取贿赂;二是私人部门积极行贿,以规避公共政策和程序,从而获取竞争优势和利润;三是公权力的滥用可能没有明显的贿赂体现,而是由赞助或裙带关系、盗取国家资产或转移国家财政收入而产生的腐败。这个定义涵盖了世界银行所碰到的绝大部分腐败问题,为学术界广泛采纳。金融腐败的内涵极为广泛,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监管当局相关方面的非规范行为。

腐败的根源在于对权力的滥用,权力过度干预经济是腐败之源。“寻租的本质在于‘权力揽买卖’”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商品差价寻租,到近年来的要素寻租,包括土地批租和公司上市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等,均存在权力腐败的踪迹。金融腐败的根源在于对货币资金这一稀缺资源垄断性配置权的滥用。由于资金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金融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直接。金融机构通过寻租制造稀缺,提高融资成本,从而扭曲资源价格,导致资源错误配置,由此造成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低下。金融腐败本质上是由于金融资源的垄断性所带来的权力寻租行为及其现象。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金融资源一直是市场稀缺资源,这使得金融领域相对于其他领域发生腐败的可能性增大。从金融监管体制机制角度审视,还应从其中所包含的道德风险来定义金融腐败。

由于金融行业的独特性,金融腐败有其不容忽视的特点。一是金融行业的跨期交易特点决定了金融腐败租金支付的隐蔽性。跨期交易是金融活动的基本特点,而跨期交易方式使得金融腐败行为具有不同于其他腐败行为的复杂特点,具体表现为腐败租金的支付与非规范金融交易时间上的不一致性。一方面,金融腐败交易呈现长期性,如干股受贿、期权腐败等腐败形式,往往时间跨度较长;另一方面,金融腐败行为更加隐蔽,延长了腐败证据链条,加大了腐败行为因果关系判定难度,进而也加强了反腐败工作难度。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金融业信息化程度提高,犯罪分子借助计算机网络跨国境划转资金,使犯罪行为越来越难以察觉;而有的犯罪分子在达到犯罪目的或罪行即将败露时携款外逃,躲避法律制裁。在这一背景下,腐败往往时间跨度较长;腐败现象“高智能化”“国际化”特征愈来愈明显。

二是金融行业的“三高”特征决定了金融腐败行为的冒险性。“三高”特征即金融资产价格的高波动性、金融资产的高流动性、金融体系的高信息不对称性,这些特性使其容易成为产生腐败活动的温床。第一,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幅度较大。金融腐败行为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通过滥用监管权、泄露内幕信息等方式在资产价格波动中谋取利益,从而加大了金融行业发生腐败的风险。第二,由于金融市场工具丰富多样、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基金等机构推出越来越多的金融创新产品,使得金融资产流动性不断提升,为腐败行为及其非法所得提供了快速、隐蔽的变现渠道,使腐败获利得以迅速转移、洗白。第三,金融体系所特有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导致局外人很难准确理解金融业务与工具属性,产品风险与收益不对称,投资信息披露不健全和不透明,外部监督者和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严重信息不对称。

三是金融行业的资源配置功能决定了金融腐败影响的外溢性。金融行业具有调节和调度社会资源配置职能,直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和发展。一方面,如果金融监管人员利用监管权进行寻租、偏离监管目标,就会导致金融政策和监管措施失灵,破坏市场交易规则,扰乱市场秩序,引发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后果。另一方面,掌握金融资金配置权的从业人员如出现腐败问题,很可能错误引导金融资源的流向,导致金融机构的经营陷入困境甚至倒闭。在更严重的情况下,还可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乃至经济危机,使宏观经济运行出现偏差。

借鉴有关理论文献,结合我国反腐和司法实践,我们将金融腐败界定为: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行为主体在现行不完善的金融体制机制下的道德风险行为,即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行为主体以掌握某种垄断权(行政权或资源配置权)为基础,不按行政规则或交易规则办事,以损害公共利益或其他主体正当利益为代价,以实现自我利益或关联主体利益为目的的。

 

金融腐败的表现形式

金融反腐要重点盯住金融腐败的三种形式:一是把公共权力当作私有资本;二是把公共资本变成权贵资本;三是把中国资本变成外国资本。从我国已经发生的金融腐败案件看,金融腐败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滥用权力、利用职务便利、泄露敏感信息等谋取私利,以及参与洗钱等金融犯罪活动。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1、利用审批权力谋取腐败租金。从本质上说,腐败与相对稀缺资源的垄断权密不可分。垄断容易产生特权,特权必然难以受到约束,从而成为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胡鞍钢指出:“行政垄断已是目前中国最严重的腐败形式”。[5]

当前,大量的贪污贿赂问题之所以频频发生在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资源比较短缺的行业和部门,垄断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金融市场中,金融腐败的一种具体表现是利用审批权进行设租寻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金融监管部门要对金融市场准入和机构业务范围实行较为严格的管理和限制,而有的监管人员借市场准入审批权,有意识通过拒绝批准、提高准入门槛或提出不合理要求,以及故意拖延审批时间等方式进行“设租”,谋求“腐败租金”。

2、利用敏感信息攫取非法利益。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不同的人掌握的信息是存在差异的,拥有更多信息的人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反之,就会处于劣势地位。而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如果把信息传递给劣势地位的人,就能够在市场中获利。金融行业信息不对称现象较为突出。

3、利用职务便利换取腐败期权。一些金融监管部门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和手中权力,为企业违规放贷或逃避债务等提供便利。腐败分子往往不急于直接向企业或个人索取回报,而是与对方暗通款曲,达成“君子协议”,在辞职下海或退休后,通过高薪任职、分给股权等方式换取回报,对腐败期权进行变现。从本质上说,腐败期权化是权力寻租现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种延伸。

相对于一般腐败行为,期权化腐败有三个特点:第一,性质模糊。由于期权交易不直接涉及金钱而是交易某种权力,形式比较隐蔽;兑现往往又是间接的,内容比较隐蔽;腐败分子以“扶持企业”为借口进行权力操作,过程比较隐蔽。此外,交易方也比较隐蔽,因为可以不是在职人员,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第二,成本较低。期权往往难以举证,一方面缺乏有形证据;另一方面由于时间长,往往证据毁损、证人缺失。第三,收益灵活。权力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既可以享受权力回报,如为便于离职后遥控权力,可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也可以享受资本回报,如为了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在位时即为企业谋取足够的留存收益。[6]

 

中国金融腐败的新趋势及危害

 

复杂性、传染性与交叉性是金融腐败的新趋势和新常态。近年来,随着金融行业高速发展,在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冲击下,金融腐败行为更具复杂性,跨行业、跨市场腐败传导更加便利。

 

金融腐败的新趋势

与其他领域相比,金融行业业务范围更广泛,业务主体更分散,且专业性更强,这为行业监管与反腐败工作带来了较大难度。

1、金融腐败的复杂性。随着创新业务、创新模式不断拓展以及混业经营越发普遍,金融业务尤其是部分风险大、竞争激烈、技术严格、产品多样的部门和岗位的专业性要求日益提高,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金融腐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2、金融腐败的传染性。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相互关联,由此决定了金融腐败的传染性。具体而言,金融腐败的传染性主要受社会关系和业务关系两个因素驱动。社会关系驱动是指腐败在同学、朋友、亲属间传染,体现为金融腐败窝案、亲缘案件增多。业务关系驱动是指腐败在不同机构、不同个体间以业务交叉点为纽带传染,体现为宽领域、长链条金融腐败案件增多。

从业务关系驱动来看,腐败传染性在新常态下的金融领域更加明显。一方面,随着我国加大金融业务监管力度,单独作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单一业务模块独立犯案的概率也在降低,少数人长期一手遮天掩盖违纪违规行为的现象逐渐减少。另一方面,新常态下金融业务向综合性、复杂性、创新性发展,同一业务链环环相扣,不同业务链交叉点众多。腐败分子为了变现腐败利益,提高了犯罪隐蔽性,有业务驱动下金融腐败传染的主观需求。有的腐败分子通过私刻银行印鉴、存款单位印章及更换银行客户预留印鉴卡,以及使用伪造的转账支票等手段,将单位存入银行的资金转入本人或本人操控的账户,涉案金额达数亿元。在此过程中,腐败分子首先用高额好处费作为诱饵贿赂拉款人等,将存款单位资金“引存”到指定银行,再腐蚀拉拢银行工作人员,内外勾结,共同犯罪。有的银行腐败案件涉及凭证式国债业务、融资业务、存折印制业务、财富管理业务、存款业务等多个领域。有的信用保险公司腐败案件涉及信贷、咨询、股权质押、跨境、信用证等业务,部分出现全业务链腐败、跨地区多支行腐败。

在以上因素驱动下,金融腐败通过沿业务链传染、金融行业间传染、金融与非金融行业间传染以及境内外传染四个途径来实现。沿业务链传染指在某单一金融业务上,腐败在客户端、执行端、决策端全过程传染,该类型腐败主要由业务关系驱动。金融行业间传染指腐败在股票、保险、期货、投行、债务等多个细分领域传染,该类型腐败主要由社会关系和业务关系双重驱动。金融与非金融行业间传染指腐败在金融行业以及汽车、航运、房地产等行业间相互传染,该类腐败主要由社会关系驱动。境内外传染指腐败行为通过境内外业务引进、资金交流等方式而传染,该类腐败主要是由业务关系驱动,其间,伴随着风险传递。特别是腐败在沿业务链传染与金融行业间传染双重作用下会演变为行业腐败。

3、金融腐败的交叉性。随着交叉性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品、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创新高速发展,金融行业间交流日益增多,各细分行业关系更加密切。而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等融资渠道的发展,使得金融行业同越来越多的行业产生交集。金融自身综合属性不断提高,是金融腐败跨行业、跨领域蔓延的主动成因。一方面,金融内部跨行业腐败增多。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动能强劲,除银行代理保险、银证转账、银行代理基金等交叉业务发展之外,外汇期货、股指期货、利率远期等金融衍生品的增多加强了不同金融标的、不同金融市场的联系。以往金融腐败主要集中在银行系统,但随着行业发展趋向混业,金融腐败领域越来越广。从近两年查处的金融腐败案件看,大都涉及券商、保险与银行等多个行业,部分案件甚至涉及监管机构。另一方面,跨金融与非金融行业腐败案件也呈增长趋势。随着股票发行、债券发行、投资并购的兴起,金融人才越来越多地涉猎实体行业。一系列腐败案件及其触目惊心的数字,揭示了金融腐败跨行业跨领域发展新趋势。

无论腐败形式如何多变,最终都归于利益。一旦涉及经济利益,就会涉及资金转移。一方面,由于现代金融交易手段的多样性、复杂性,通过貌似合规合法的操作,可以将贪腐所得“洗白”。特别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资本运作,资金来源将难以被发现。因此,金融领域成为腐败资金的最佳去处,这是金融腐败跨行业跨领域发展的被动成因。另一方面,在国内经济由低阶向高阶演进过程中,金融更是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现在,无论是国民经济运作,还是社会公众日常生活,都与金融有着紧密联系,腐败行为也不例外。例如,房地产开发的金融贷款环节是腐败重灾区,房产变现涉及担保抵押公司,房产的分散登记需会计人员协助。而在交通、煤炭等行业发生的一系列贪腐大案中,也都能看到金融机构、金融从业人员活跃的身影。由于金融在当代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金融腐败被牵扯进其他行业腐败中,被动呈现出跨行业、跨领域腐败特点。随着金融行业混业程度不断提高,这一趋势将更加明显。

 

金融领域的技术性与金融腐败的治理难度

近年来,随着持续的技术创新,重塑了金融业务范围,改写了原有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并对现有监管思路和监管模式提出挑战,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治理金融腐败的难度。

1、技术性提高了金融腐败的便利性。随着高技术含量设备被引入金融行业,借助高科技手段的智能化腐败案例不断增多。有学者指出,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变成难以驾驭的“魔鬼”。这种通过“金融创新”的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加大了风险,更具“夺命力”。

2、技术性提高了金融腐败的隐蔽性。技术革新重塑了金融业务范围。随着ICT技术的普及,伞形信托、P2P平台融资、股票收益互换等一些附属金融产品与金融工具逐渐衍生出来,这些新业务领域需要信息技术支持才可以维持正常功能,除了能够配置资金外,也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金融腐败通常可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权力寻租,即为了捞取不义之财而滥用职权;二是不作为,即在本职岗位不尽责,没有完成应有义务,这种形式的腐败往往不易引起重视,但对社会危害极大。技术革新带来的金融业务范围重塑,为这两种腐败提供了新的土壤。例如,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期间,某券商股票收益互换业务被推到风口浪尖。应当说,这项业务本身是合法的,且持有国家认可的牌照资格。但由于其业务设计较为复杂、买卖双方权利不匹配等原因,产生了违规的可能性,增强了违规的隐蔽性,使得该业务成为权力寻租的集中点之一。再如,伞形信托、P2P平台融资等业务在发达金融市场部分已得到验证,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但相关业务自身的高杠杆属性和复杂性,使得该业务自开展以来就不断累积风险,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加以处理。由于新型业务模块的拓展,市场曾一度聚集数万亿元资金。但对这些业务,监管机构以前未曾涉及或较少涉及。监管人员难以跟上业务发展速度,监管结果难以准确衡量,监管责任难以有效划分。

另外,技术革新带来了金融业务流程优化。改变了原有业务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对金融腐败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流程优化使得依靠流程不透明等技术上固有缺陷而产生的腐败现象大大减少。1993年至2001年,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持续作案,联手盗取银行资金483亿美元。当年全行电脑没有联网,对总体资金缺乏准确及时的审核手段,造成该案长期未被发现。另一方面,随着新技术发展,资金转移更加便利,尤其是跨境资金转移,短时间调动大额资金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资金分散处理更加便捷,金融腐败成本随之降低,同时也提高了金融腐败隐蔽性。可以说,流程优化减少了低端犯罪,但可能发生规模更大且更加隐蔽的金融腐败。

3、技术性提高了行业腐败的可能性。当前,行业性腐败问题较为突出。行业腐败与行业“潜规则”密切相连。比如,一段时期以来,在某些行业里送红包,收红包,形成了行业“潜规则”。这些规则并没有任何明文规定,在“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下,歪风邪气取代了正常的制度规范,行业性腐败随之产生。金融行业一些“潜规则”是金融行业产生行业性腐败的基础。金融行业的特性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提高了金融行业腐败的风险。现代信息技术缩短了金融创新周期。传统金融产品从研发到上市,周期比较长。随着金融产品创新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借助于互联网时代快速、高效的产品研发特点,金融产品研发周期由原来的以年或月为单位变为以天或小时为单位。以2012年银行理财产品为例,建设银行总共发行3405款产品,招商银行和平安银行发行新型理财产品超过2000款。监管机构受限于监管制度,在面对数量众多、周期短暂的金融创新时显得力不从心。目前,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模式和法律关系并不匹配,法律本身的特征就是滞后于实践,是由实践所决定的。而部分领域法律的缺失、监管的空白导致金融行业腐败形成。

现代信息技术加强了金融业与非金融业、金融行业不同子行业间的混业经营。互联网企业可深度分析客户数据、挖掘客户金融需求。经过跨界合作,目前已构建了集金融、非金融各业务模块的商业模式。如资产证券化产品、二维码移动支付、飞机延误险、微信银行、余额宝等是相关模式的代表,大大增强了金融业务的横向纵向关联性。虽然使得单一环节、单一业务金融腐败难以变现,但增加了腐败沿业务链传导的能力,整体表现为金融腐败行业化发展趋势,同时加快了金融模式被效仿的速度。随着信息披露的增多和信息传播的加快,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已不再是商业机密,任何能够取得超额收益的经营模式都会被众多参与者竞相模仿,金融监管套利就是其中之一。金融机构在不违背监管规定的前提下,通过金融交易、业务转移等方式降低自身所面对的总体监管要求,从而谋取额外收益,进一步强化了相关特性。在多重因素作用下,金融腐败有可能成为一种行业腐败。

 

金融行业的创新性与金融腐败的道德风险

中国金融体系活力持续释放,金融创新在多个层面快速发展,并对国民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金融创新的好处是有更多人可以分担风险,但坏处在于其中的道德风险。

特别是随着金融创新不断推进,因监管缺失而产生的金融腐败道德风险可能进一步积聚。

1、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博弈均衡。通过创新突破旧的规章制度限制是金融创新的原动力之一。凯恩的金融创新理论认为,“规避创新”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的行为,金融创新即产生于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的过程中,这就要求我们在监管过程中要预测防止不寻常的低概率的“黑天鹅”事件,这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也要防止由于整体的预见缺失而造成的灾难性的“红天鹅”事件;更要防止本来有能力、有机会阻止的高概率、破坏力极强的“灰犀牛”灾难。“黑天鹅”挑战我们的想象力,“红天鹅”挑战我们的预测力,“灰犀牛”挑战我们的应变力。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一个相互博弈逐步均衡的过程。以规避制度监管为驱动力的金融创新,容易导致道德风险,失去有效的制度控制。进而危害投资人和金融机构自身利益。金融危机前,全球金融市场为了追求高额收益和竞争优势,部分国家出现了倡导金融领域自由化经营和放宽金融管制的趋势,这虽有助于金融创新,却会使道德风险不断积聚。

2、过度的金融创新带来监管缺失和危害。当前,创新是金融行业重要特点之一。金融创新带来金融业务领域扩展速度远大于金融监管改革带来的监管领域扩展速度,造成部分业务和地区出现金融监管缺失现象。这一现象在全球普遍存在,备受关注。2013年出现“影子银行”现象,“影子银行”是不受银行监管体系约束的信用中介机构,其核心功能是规避政策监管,这个问题和2015年互联网金融问题凸显,都是金融监管缺失的体现。回顾历史,我们发现金融监管缺失一直伴随着整个市场的发展,越是金融创新活跃的区域缺失越明显,也越容易发生腐败问题。

 

金融监管的滞后性与金融腐败的“套利缝隙”

在互联网经济下,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很可能在短时间内使得监管套利形成模式,并加速成为行业模式。“互联网企业涉足金融领域,由于其思维方式、业务模式、风险控制与传统金融机构存在天壤之别,现有金融监管体系难以覆盖其风险。”[7]监管框架和监管理念必须适应市场融合的变化,市场与监管匹配度越高,产生腐败的可能性越低。目前,金融混业趋势越来越明显,而金融分业监管体系由于内部利益复杂、协调难度大,与市场匹配存在一定滞后性,容易形成“套利缝隙”和“监管协调的空白”,极易诱发腐败。

中国实行的是分业监管模式,人民银行承担央行职责,专注于三大支柱性职能: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市场监管分别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履行,监管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随着金融创新发展,中国金融行业业态发生了改变,传统分业监管模式逐渐与市场结构不相适应,其弊端在多个领域加速暴露。

监管缝隙。随着金融创新不断加速,新形态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层出不穷。但在分业监管模式下,金融监管前沿却难以保持同步推进。越是在亟待规范的金融新生领域,越容易形成“三不管”的监管缝隙,这一问题在互联网金融、创新金融服务、影子银行业务、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保护等领域大量存在。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模式下,现有监管体系并不能全方位覆盖P2P网贷、股权众筹等互联网创新融资平台各业务环节,存在诸多模糊监管区域。

2、监管套利。在某些业务领域,不同监管机构从不同角度出发具有一定的监管权,导致监管重叠,而这进一步形成了监管套利。为保证金融市场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相同性质的金融业务应当受到同质监管。但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各监管部门对形式不同、本质相同的金融业务监管标准、方式和力度有较大差异,导致金融机构通过政出多门的监管体系,获取不当利益。一旦存在监管套利,金融机构在逐利性驱使下,就会涌向监管最宽松、最疲弱的体系。相反,严格完备的监管体系则被逆向淘汰,这就为金融腐败和金融风险留下了空间。

3、监管倒挂。随着混业经营的发展,中信、平安等大型金融控股集团迅速崛起。从监管角度来看,这些大型金融集团能够形成跨行业跨市场风险传导,对完善我国金融体系意义重大,应当受到比小型、单一金融机构更加严格的监管。但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各监管部门目标设定、决策机制以及执行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分管不同市场的监管部门也处于平行层级,使得各监管部门间的监管协调变得困难,并在微观层面形成监管倒挂。即对单一业务金融机构的监管行之有效,而对大型金融控股集团的协同监管、合作监管相对乏力,造成风险中心与监管重心不匹配。

4、监管割裂。除了在微观上形成监管倒挂外,金融监管协调难也会在宏观上形成监管割裂,不利于宏观审慎管理执行和系统性风险防范。在混业经营结构下,跨市场风险传导渠道更多、速度更快、力度更大。在分业监管格局下,金融风险的识别和应对仅囿于本市场,难以形成对整个金融体系资产规模、资金流向和风险水平的全面评估,限制了监管部门对系统性风险的判断。

                                        (编辑   季节)



[1] 过勇、胡鞍钢《行政垄断、寻租与腐败——转型经济的腐败机理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分析》2003年第2期,第66页。

[2] 《钱商》阿瑟.黑利【加拿大】南海出版公司2015版,第97页。

[3] 邹薇:《腐败行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50页。

[4] 陆磊:《中国金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体制、行为与机制设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2003年博士论文,第20页。

 

[5] 胡鞍钢:《行政垄断已成转型经济中最严重的腐败》,《领导决策信息》,2002年第426页。

[6] 曹儒国:《提高反腐能力有效遏制权力“期权化”》,《领导科学》,2006年第12期,第8页。

[7] 张健华:《互联网金融监管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版,第三页。

 

 

 

习总书记是上世记六十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青,从担任共和国最基层的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开始,逐级走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岗位,具有丰富的“三农”工作实践经验。习总书记关于农村改革与发展系列讲话高屋建瓴,内容非常丰富,对于深化农村改革与促进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尊重亿万农民群众主体地位与创新精神

 

习总书记在第七次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中强调: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有机结合。习总书记这段话告诉我们,要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正确对待农村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鼓励地方政府、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解放思想,从各地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陷入新的思想僵化境地。

这就要求我们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坚定不移走群众路线,充分尊重和发挥农民群众创造性,深入群众,问计于民,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中,创造出可供全国各地参照、各具特色的典型样本,以便适合不同类型农村推广。

 

始终坚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条底线”

 

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贯彻落实《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意见》精神、切实搞好这三项工作的基本保证,必须坚定不移认真贯彻执行。

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分水岭,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物质基础,也是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关乎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

20世纪50年代末,伴随人民公社体制建立起来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之一,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强大的生命力。在物资短缺时期,农村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空前提高,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空前,农业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发展速度空前,这些足以成为土地集体所有制优越性的有力佐证。正如潘维教授所说,这种集体所有而非国有的土地制度,是对城市利益可能侵犯农民利益的有效制衡;是对乡村自然和历史差异的有效承认;是平均分配土地和宅基地的唯一手段和保障;是抵抗资本剥夺农民生存权的最后屏障;是联结村民的经济和社会纽带,也是实现农村与城市对接的桥梁。城乡关系视野下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我们党领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创举。

研究农村地权问题多年的李昌平同志,从土地权属角度剖析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社会机制,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土地权属归纳为四个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是村民“共有共用地”。如农业生产水系用地、村里水塘用地、村庄与田间道路用地、风水林用地。“共有共用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属于集体,绝不能分配到户。

第二部分是“按人使用地”。如耕地的使用权按人口平均分配。在资源奇缺的环境里,按人口平均分配不仅公平,保持了人道主义精神,而且保持了随着人口变动作相应调整的弹性。

第三部分是“按户使用地”。主要指的是农村宅基地。如每户2-3人都是150平方米。成婚时集体划给宅基地;全家退出集体时,宅基地就交还集体,集体补偿土地上的房屋价值。

第四部分是“集体机动地”。如村集体保留至少5% 的耕地。为“增人增地,减人减地”留足空间。办加工业、养殖业、开渠修路架桥搞建设等,要占用村民承包地,就用机动地补偿。机动地是农村社区公共利益的基础,也是家庭利益和社区公共利益的调节阀。

这四部分土地使用方式,构成有机的社区整体,是有弹性的共有私用制。潘维教授称之为“中国精致的农村集体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形态海纳百川,能容纳道义经济、个体经济、集体经济、股份制经济,容纳欲与城市试比高的华西村和南街村,催生了“乡镇企业”这个世界奇迹。

20世纪50年代末建立起来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至今已历经60多年。今天,我们为什么又要重提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并把坚持土地公有制作为“底线”来坚守呢?

20世纪80年代初,土地分包到户是遵循“摸石头过河”理念展开的。土地分包到户初期规定,承包地不得出租转让与抛荒,推行“交足国家,留足集体,剩下归自己”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经营体制。在土地分包到户后,土地无序转包不断增量扩面,土地抛荒日益突出,土地细碎化与农业生产规模化要求不相适应,集体统一经营层与集体经济日趋萎缩,农村基层组织作用日益被削弱,村社共同体趋向衰落和瓦解。国家投入大量支农资金的效益不佳,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举步维艰等问题日益彰显。为了让农民吃到家庭承包长期不变的“定心丸”,也为解决分包到户后出现的问题,先后提出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的两分法理论,以及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和经营权流转理论。这是试图以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来弥合分包到户的小农经济与规模化集约化的大农业之间的矛盾。这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基本脉络。

但是,有些人坚持土地私有化观念,对农村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视而不见,把当前“三农”面临的问题归结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与缺乏资本的问题。认为只有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才能明晰产权、促进资本下乡,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但事实却绝非如此!

先看集体产权是否清晰。即使在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成员共同拥有土地产权、共同劳动、共享收益分配。那时的问题,主要是集体领导人因经营管理水平不同而导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同,不存在产权不清引起的生产效率低下问题,更没有产权不清引起的纠纷问题。

再看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结果。软弱分散的农民虽然有了卖地、卖房解一时之困、满足一时之需的“自由”,但绝不可能靠卖1-2亩地和几间房屋,就过上长期安居乐业的好生活。在强大的资本面前,土地私有化不会让农民富裕,只会被资本各个击破成为无地无房无工作的“三无”流民,这是被各国无数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的常识。

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突破

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突破,既是牢牢掌握人民食物主权,把解决亿万人民吃饭问题放在国内基点上的大问题,也是控制农村土地征收规模,实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推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顺利推进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大前提。

首先,要明确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意义。从国民经济管理层面看,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对任何国家而言,合理利用和开发土地都是十分重要的大问题,对于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显得尤为重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突破,是合理利用和开发土地资源,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工农业关系和要不要国家产业政策引领的大问题。深受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消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影响的部分经济学家,往往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否定国家产业政策的引领作用,他们往往会提出突破耕地红线的各种主张。这些经济学家担心吃饭问题的不多,而农民特别是老一辈农民担心吃饭问题的呼声却不绝于耳。这确实是一种反常现象。在此情况下,提出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突破的意义十分重大。

其次,要正确认识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紧迫性。从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区报道的案例看,实测土地面积数据普遍大于原有统计数据10%以上(如塘约村实测土地面积比统计面积多出两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松18亿亩耕地红线。我国耕地复种指数己经很高,靠提高复种指数增加粮食生产己没什么空间。有机肥使用量在下降,化肥使用量在增加,这导致土地生产率正在逐步下降。我国粮食缺口较大,进口比例己经很高。另外,城市建设用地都是优等耕地,而许多“占补平衡”复种的耕地却是劣等地。我国可开垦的耕地不多,且主要分布在西北部。以上基本现实情况决定了,我们必须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18亿亩耕地的统计应当扣减建设用地(包括国家征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下同)的规模来计算。

再次,要落实坚守耕地红线的有效措施。在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试点区,选点要有代表性,以便全国面上的推开具有可比性,为各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提供可靠参照系。对于试点区的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控制范围,要有前瞻性规模控制方案,但在试点过程中不能闭门造车,而应在上下互动多次后确定农用地和建设用控制范围,努力提高农用地和建设用控制范围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坚决改变农用地和建设用地控制范围一再变动的尴尬局面;致力于盘活集体建设性用地存量,致力于增加集体建设性用地持续性收益,力戒将集体建设性用地一卖了之的做法。建议建立18亿亩耕地保有机制与土地开发利用基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等价入市后,特别是城郊区的农村建设用地的增值速度会大幅提高,从建设用地的增值中按一定比例提取资金,按照全国一盘棋的思路,建立全国统一与分级管理的土地开发利用基金,专款专用于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不突破。

坚持农民利益不受损原则

维护农民群众的当前与长远利益,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三项制度改革试点的基本原则,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三项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较好地体现了这一基本原则,但是在改革试点方案实施及以后面上推广过程中,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要用产业政策保护我国农业,这是维护农民利益的大政方针。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第一产业),农村是城市的“母亲”,农民既是“三农”主人,又是第一产业主人。一批掌握话语权的经济学家不顾我国实际,言必称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农业。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农民利益不受损就更显得极端重要,政府决策部门、地方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务必要深刻理解,提高认识,致力于用产业政策扶持与保护我国农业,抓好各项措施落实,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

其次,要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与加强统一经营,作为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的根本性措施来抓。我国《宪法》规定了双层经营体制。但曾几何时,“分”的舆论氛围甚嚣尘上,而“统”的舆论氛围似乎偃旗息鼓,一大批拥有资源性资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沦为“空壳村”,甚至连村干部的报酬都要靠财政转移支付。因此,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因时因地制宜,加强统一经营,为亿万农民开辟脱贫致富新道路刻不容缓。

再次,要把建好领导班子选好带头人,作为维护农民群众利益的关键性措施来抓。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也同各条战线一样,党群干群发生了一些变化。人们对集体利益与农民个人利益,基层干部与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具有一致性发生了模糊认识,甚至有人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建设好农村领导班子,必须坚决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对少数与黑恶势力勾结或村霸恶棍混入农村干部队伍的,要露头就打,决不能心慈手软。同时,要相信基层组织和农村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应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要充分发挥农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支部建在村里,是中国农民走向文明富裕的根本保证。要注重在实践中选拔培养干部,把党性强,作风正,办事公,能干事的党员选拔到村支部班子中来。要建立村干部选拔机制,从优秀村干部里面选出一部分当乡镇干部,干得好的还可以进县级领导班子,甚至更高领导岗位,这样既改善公务员队伍结构,又形成正确用人导向。

第四,要正视深化改革引起的权利再调整的实际情况,正确处理农民群众信访问题。由于错综复杂的社会与家庭原因,存在先富、后富与还没富起来的家庭,他们在享有集体土地资源方面存在不均等情况。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然涉及权利再调整与利益再分配问题,必然会有人得利多,有人得利少,有人没得利,甚至有人滥占地要处罚受损。必须正确对待有人不满意,有人可能要上访问题。对个别农民拘泥于一己私利钻牛角尖问题要有清醒认识,既要鼓励和支持农村基层干部积极大胆开展工作,又要上下联动及时解决有人上访问题,确保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顺利进行。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几个理论与实际问题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部分专家学者诠释中国进行土地分包到户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石。在这种理论看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存在产权不明晰的问题,这会提高交易费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只有分包到户才能明晰产权,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更快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辩证地历史地审视产权理论,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令人怀疑。

首先,产权理论推导出私有产权唯一合理的结论,公有制没有生存的空间,这种理论不能解释中国农村集体土地的改革。正如民间思想者金秀清所说,产权理论用了那么多概念,有些概念内涵有误,外延边界不清,推理演绎倒来倒去,并不科学。从基层民众眼光看,用产权理论来诠释集体所有制土地制度改革,其科学性与合理性是值得商榷的。

其次,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角度看,产权理论的解释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且看《解放日报》在“鱼鳅和年轻人都能回来吗?”文中提到的好溪村与河阳村向农户返包土地的案例,既具特殊性又具普遍性,很能说明问题:

这两个村正好位于横跨缙云县新壶公路的东西两端。东端的好溪村为统筹新村建设与旧村改造,发展高效农业园和民宿旅游,决定综合开发经营村庄。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定,村委会在负债经营条件下,以高于农户间租金向农户返包土地。通过深入持久的艰苦工作,最终推进了这一计划的实施。而位于西端的河阳村是远近闻名的国家级古民居保护村,根据古民居保护与旅游开发规划,需要分两期征用120亩土地。虽然村两委使用各种方法挨家挨户做工作,但历时两年多时间,至今仍有几户农民未签土地返包合同,致使古民居疏解居民工作无法顺利推进。这两个案例表明,在以土地分包到户为基础的集体产权结构中,泛集体成员内部的交易成本很高,资源配置效率却很低。

正确认识与处理双层经营中“统”与“分”的关系,不是要否定实行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现行土地制度,更不是要否定“三权分置”。在单块土地面积小、相对落差大、立地条件不好的农村,以及人文条件差、基层组织弱和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农村,分包到户的土地制度确实有很强的生命力与适应性。但目前需要重点解决的,是集体所有权被长期“虚置”的问题,这必需引起农口部门和地方各级领导注意。况且,土地承包到户的承包期长短,集体成员内部是否实行“增人增地,减人减地”,定期调整以及如何调整,这是集体成员内部的事,只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确定。只要符合多数农民的利益和公平合理原则,理应得到政府的尊重。

再次,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分包到户土地制度虽然有很强的生命力与适应性,但并不等于分包到户具有普遍适用性,可以不顾全国各地自然环境与人文条件的千差万别,来“一刀切”地推行分包到户。周家庄乡实行人民公社体制以来,至今从未间断一直推行土地集体所有,统一组织生产经营,实行成员制按劳分配,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他们的因地制宜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再如塘约村,在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单家独户无法从事生产经营的条件下,基层组织通过向农户返包土地推行股份与劳动合作制,迅速摆脱贫困,走上了共同富裕道路。这两大典型充分说明: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同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适应性。

我们应在继续实行与完善分包到户责任制的同时,切实搞好合作化与集体化的典型宣传,荡涤泼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污泥浊水,把摆脱“三农”困境与亿万农民共同富裕的基点,放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上,放在发展农村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制度上,放在依靠农村基层组织和极大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干部领导力上,放在构建村社利益共同体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上,放在强化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农业产业的扶持上;营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与加大统一经营层的舆论氛围,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和足够的耐心与毅力,积极稳健地引领农民推进合作化和集体化。

周家庄和塘约村相聚将会是一团火,散出去将会是满天星,装点中国大地与天空的辉煌。只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坚持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不动摇,就一定能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一定能顺利实现共同富裕民族复兴中国梦。

                                         (编辑  王生升)



* 周春光,河阳乡村研究院副院长。

 

   

内容提要:我国经济实力已经得到很大增长,在聚焦农村改革、补上农业短板的紧迫形势下,重新认识股份合作制对加快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总结各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经验,引导股份合作制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经过对多种经营方式的探索和比较,股份合作制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正确选择,是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国39年的改革发展,先后经历了解决农产品和轻纺产品供给短缺、四大支柱产业振兴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阶段,现在,从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到基础设施,都处于产能过剩或供求平衡状态。在国民经济结构中,还存在一个大的短板,就是农业供给效率低下。2015年,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接近2.2亿人,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28.3%,农业增加值占GDP8.9%,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全社会平均水平的31.5%,这就决定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为2.7:1。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成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也是跨入高收入国家的最大障碍。

如何尽快增加农民收入?根本途径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要在分子分母上同时做文章。一方面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把农业中的富余劳动力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现在第二、三产业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向东南亚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今年一季度105个城市的统计,空缺岗位比求职人数多13%,农民工平均月工资已达3100元。现在最缺的是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如果能将农民加以培训,到城里打工的收入还会更高一些。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水利、机械、设施投入,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大农业。国家的经济实力在逐步强大,工业有足够能力提供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机械、肥料、农药等,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农民在单季农业地区,能够种100-120亩地,双季农业地区种50-60亩地,农业劳动生产率就能有一个大的提高,农民就能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现在全国平均一个劳动力仅种8亩地,如果人均达到80亩,农业劳动生产率就能达到全社会平均水平,同时还能向第二、三产业再转移出一亿多劳动力,带动城市人口增加3亿人以上。这样,城乡收入差距基本消失,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才能算基本完成,我国才能跨入人均GDP1.2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行列。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应成为我们的借鉴。完成这样一个历史性任务,必须再次聚焦农村改革,通过发展股份合作制,把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改变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工厂化经营方式。

股份合作制是改革初期浙江台州农民发明的,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劳动者的资本联合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既带有股份制能够集聚资本、按股分红、公司化运营等优势,又具有合作社一人一票、社员拥有股东和劳动者双重身份等特征。股份合作制属于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形式,是公有制的初级形式,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营模式。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曾指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从十五大到现在20年过去了,股份合作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今天,我国经济实力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在聚焦农村改革、补上农业短板的紧迫形势下,重新认识股份合作制对加快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总结各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经验,对引导股份合作制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经过多年来多种经营方式的探索比较,现在看来,股份合作制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正确选择,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农民主要以土地的用益物权即承包权入股,这就有利于土地的连片整合,发展规模化、专业化、机械化耕作经营,提高规模效益;农民作为股东和员工,公司的收益决定着个人分红和工资的多少,会关心和监督公司的经营;公司实行种养、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打通一、二、三产业的链条,有利于培育企业的品牌,提高农产品质量,建立企业信誉,并争取银行贷款支持,从而增强我国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2015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400多亿美元,而农业劳动力仅为我国千分之一的荷兰,农产品贸易顺差400多亿美元。从国际比较优势来看,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应尽可能多出口一些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花卉、水果、蔬菜、药材、畜产品等,适当进口一些饲料、粮食等资源密集型农产品,从而充分发挥我国农业劳动力多的优势。实施这一外贸战略,依靠分散的个体农户是不可能的;依靠公司加农户模式,由于公司与农户缺乏利益联接机制,农产品质量难以保证,收购价格也难以稳定,实践证明也不可行。采用股份合作制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与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现代企业制度提高技术水平和经营能力,才是增强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股份合作制企业实行公司管理模式,所有职工实行合同制,社员可以参与管理者和职工的竞聘,也可以外出打工。社员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聘任董事会成员。董事会作为经营决策机构,聘任经营层,提出每年的经营目标和计划,以及员工报酬和利润分配方案,提交社员大会讨论并投票决定。经营层负责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实行目标责任制,并与报酬挂钩。公司财务对社员透明,接受社员监督。通过实行现代企业管理方式,真正把能人选聘到公司领导岗位。股份合作制政企分开、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管理科学,与传统的合作社特别是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公社制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是适合当前我国土地制度和农村现状的农业组织形式。

股份合作制公司的分配制度主要是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比例,应从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要求出发来决定。根据一些股份合作制公司的成功经验,收入分配应适度向劳动倾斜,同时兼顾资本收益。劳资分配比例以3:1比较合适。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使公司迅速发展起来。也只有公司的规模做大了,盈利能力强了,才能为股东创造更多的红利。土地入股的价值计算,应由专门的土地价格评价机构进行评估。

农村土地入股的股份合作制,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世界各国,美国实行高度社会化分工条件下的私人农场制度,欧洲实行“种养加销一体化" 的合作社制度,日本实行个体农户加农民协会的制度,都是在各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有其利弊。股份合作制农业公司可能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经营模式。加上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保证作用,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我相信,这种土生土长的中国模式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推动我国农村朝着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方向腾飞。

                                           (编辑  王蕴)



* 郑新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农村改革的方向需要调整

 

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明确规定的农村改革方向。近40年来,农村的改革实际是以“分”为导向,以实行家庭承包制为主线,除了极少数仍坚持集体统一经营的乡村和少部分仍保留集体土地、资源的村之外,以集体资源为基础、以组织农民为特征的“统”的机制已基本失去了现实的基础。[1] 结果,“统分结合”只停留在党的文件和宪法上,并没有被真正贯彻,小农经济再次成为我国农村最基本的生产组织形式。

农村家庭承包制曾对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保障工业化和城市化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走到今天,其局限性也显现出来:它瓦解了原来农村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合作化体制,也瓦解了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阻碍着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村民自治、移风易俗、落实基层治理等诸方面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从进一步发展农村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城乡协调发展实现一体化、实现共同富裕等目标来看,我国农村改革又到了一个转折关头: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以加强“统”为指向,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把分散到家庭生产资料联合起来,改变现有的生产组织形式,真正做到“统分结合”。正如邓小平在1990年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现在,实现第二次飞跃的需要和条件正在成熟,这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基本出发点。

 

农村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

 

当年,集体经济的“大一统”束缚了农民的积极性和自主就业,阻碍了生产力发展,是农村体制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实行家庭承包制的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但在整个农村改革的指导思想中,突出强调了家庭承包制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面,[2] 没有重视小农经济的生产组织形式与农业现代化、农村建设和农民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矛盾的一面,没有强调农村的合作化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现在,这种改革路径的局限性已充分表现出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体制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

我国农村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已从改革之前“统”得过死、“分”得不足,变成了目前的“分”得过度、“统”不起来。农村改革的目标从原来主要是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进一步演变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走向共同富裕。更多强调“分”而忽视“统”的农村改革,不能适应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这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各种问题:

一家一户的分户经营,使原有的水利设施难以维护,而且容易遭到毁坏,新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因牵涉到用地问题亦难以进行。搞承包制时因土地好坏抓阄分地,造成耕地碎片化。目前,我国农民户均耕地约7.5亩,平均分为5.7块,阻碍了机械化耕作、规模化经营和统一科学种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难以抵御自然和市场的风险,也难以拓展生产门路。

对承包地长期采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做法,这造成人地不均,剥夺了部分农民承包集体土地的权利,也影响了村民参加村内各项建设的积极性,有的地方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以土地流转为基础而形成的种田大户、家庭农庄、土地托管,以及资本下乡,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但并不承担“统”的功能。政策鼓励的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也不是涵盖全体村民的合作化机制,而是以追求效益为导向,按照市场逻辑进行的农户联合,它排斥地少、劳力弱的困难群众,既不能解决农村的分化问题,更不承担农村建设的责任。

土地承包长期不变,特别是量化确权之后,强化了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导致“宁可抛荒,不可释业(地产)”,抛荒现象较为普遍,山地、旱地更为严重,有的地方抛荒面积达到20%以上。根据《土地管理法》,发包方有权对抛荒两年的耕地收回,但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规定,不得随意收回承包地,[3] 之后《土地承包法》又强调了这一点。两个不同的法律规定,使基层不敢处置抛荒地,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实际上落空,土地抛荒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在城市化、市场化、工业化、国际化、信息化浪潮中,城市成为发展极,第二、三产业引领国民经济发展,而失去内在发展动力的农村无法与城市协调发展,越来越边缘化。自发外出打工成为农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机会的主要途径,但这是以家庭的支离破碎为代价的。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反映了家庭关系松弛,家庭的社会功能大为削弱,许多家庭瓦解。

实行“统分结合”的基本条件,是在家庭承包制的同时,村级组织仍具有实行“统”的基本条件和资源,这就要求以一定的集体经济为基础。对“分”的片面强调,导致集体所有的田地、山林、水面基本分完,发展集体经济缺乏基本的条件。全国58万个行政村,一半左右没有集体经济收入,30%的村集体经济收入在10万元以下,真正能依靠集体资源主动进行建设的村在比例上只是个位数。这种状况造成“统”既缺乏体制保障,也缺乏集体经济的支撑。[4]

 

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统分结合”虽写在文件上,但有名无实。“有分无统”造成从合作化开始组织起来的农民又分散化,使农村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整个农村的发展已从原来依靠国家和集体的“两条腿走路”,变成现在主要靠国家投入这“一条腿”,农村中集体主义观念、自力更生精神不复存在,农民的依赖思想发展起来,人民的主体性发生了蜕变。

在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村级组织的弱化造成家族势力复兴、宗教势力扩张、灰黑势力抬头,封建迷信、以大操大办为特征的人情风蔓延。农民片面声张个人的、眼前的利益,成为基层治理和农村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以一人一票为特征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反而衍生出各种问题。

“分而不统”的体制对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与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都不相适应,与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南辕北辙。它也与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与邓小平关于农业要实现两次飞跃的思想、与习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关于发展集体经济重要性的论述、[5] 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一书中关于千方百计发展集体经济的要求格格不入。[6] 农村改革到了需要认真总结经验,进行重大调整的时候。

 

以“统分结合”为目标,深化农村改革

 

《塘约道路》代表着那些“分”的路子走不下去、重新强化“统” 的村,是统分结合的新实践。我所到过的贵州安顺西秀区大坝村、山东泰安大陡山村、德州宁津县陶庄村、湖南麻阳县楠木桥村、怀化鹤城区大坪村,都是近年来在党支部带领下,通过强化“统”来改变面貌的例子。这类例子在全国各地都有,他们代表了这样一种改革方向: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通过村民的土地承包权入股,建立村社合一的合作社,抱团发展,使农民和集体双增收,也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辟了道路。

这些村的实践告诉我们:“统”就是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化生产方式;就是使农民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组织起来;也是农民抱团发展,从农业走向第二、三产业的新方式。他们因强化“统”而激活了农村发展的内因,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农村建设重建起集体经济的基础。他们在“统”的过程中实现了农民回村发展,家庭重新团圆,也重塑了农民的“集体”观念,激发起自力更生的思想,改变了农村落后的观念与风气。他们这种统分结合的新实践,对实现邓小平提出的第二次飞跃具有重要启示。

多年来实行“分”的改革造成了一种新的思想僵化,好像只有“分”才是改革,强调“统”就是走回头路。实际上,改革的初心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的灵魂是实事求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因此,以前实行家庭承包制的“分”是改革,今天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加强“统”、实现“统分结合”也是改革,是改革的深化。它有利于激发农村内在的动力与活力,有利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有利于促使农村与城市协调发展,有利于巩固党在农村的领导,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回过头来看近40年的农村体制改革,我们党对于实行家庭承包制的认识是明确的,改革的措施是坚决的;但是对于怎样坚持和发挥好土地集体所有权,怎样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发挥好集体经济的优势、发挥好“统”的功能、真正实现统分结合的问题,我们的认识和实践都有待进一步深化。我们必须以实事求是为思想武器,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南,对农村体制改革实践中的深刻教训进行系统总结,统一党内思想认识,加快推进“统分结合”的改革,真正从根子上解决“三农”问题。

                                              (编辑  迟晨光)



[1] 农业税费改革后,村内的建设主要靠“一事一议”制度,由村民筹资筹劳,财政实行奖补。实践表明,能通过“一事一议”干的项目十分有限,从20082014年间,全国村均仅建3个项目,共100万资金。

[2]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实行家庭承包制,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使农户获得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能够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符合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可以使农户根据市场、气候、环境和农作物声场情况及时作出决策,保证生产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农户自主安排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增加收入。这种经营方式,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合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长期坚持。”

[3]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对于违背政策缩短土地承包期、收回承包地、多留机动地、提高承包费等错误做法,必须坚决纠正。”

[4] 韶山市对这种困境的概括是:现在农村的基础设施基本靠要,村级组织运转基本靠补,村内的建设基本靠捐。

[5] 习近平同志在该书《扶贫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一文中指出:发展集体经济意义重大: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致富的重要保证;二,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的必由之路;三,是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四,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

[6] 参看该书中习近平同志2004年《在甬温绍舟台党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出版,429页。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所做的报告令人激动,不仅是报告的内容,还包括习总书记所表现出的风范,让人感到鼓舞。十九大报告中有很多创新的提法,核心概念之一就是“新时代”。如何理解“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九大报告中非常核心的概念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概有六七次论述,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就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问题,阐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应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部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创新。

关于这个问题,从2015年至今,国内政治经济学界已经召开了很多场研讨会,做了大量的研究。正是在习总书记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整个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创新发展的一个重点、一个焦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是因为这是在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基础上,产生的一个理论认识上的巨大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经典文献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资本论》等等著作,对未来社会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设想和描述。毕竟那个时候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马恩关于未来社会的思想只能说是一些设想,还构不成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十月革命”后有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是第一个从实践角度开始探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斯大林主持编写《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应该说是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本成体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

    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国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在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苏联的教科书很重视,也做过很多的批注,发表了非常深刻的意见。他对苏联的教科书既有肯定,也同时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在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深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理论状态。首先是在上世纪80年代,高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通常都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基本上沿袭了原来苏联的理论范式,然后又加入了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些理论内容,比如有关于经济运行和改革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从十四大以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再一直延伸到十八大,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整体形势,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占据经济学教育和科研的主流地位。虽然我们党的主流还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在国内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杂志上,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为主流。尽管面临逐步边缘化的困境,但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认识层面上也是不断发展的。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农村集体所有制改革问题,还有宏观调控问题等等,都已经被纳入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来。

总的来说,由于过去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本身尚不成熟,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处在探索和发展的过程中,很难说它已经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暴露了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局限性。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而发展的。需要承认的是,到目前为止,从更好地指导改革开放和发展实践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和当前的客观需要相比,也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正是习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范畴的极其重大的意义所在。

 

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要崛起、民族要复兴,就必须有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这是崛起和复兴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我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复兴,还必须有文化的复兴和崛起。人文社会科学是文化中的核心部分,中国要引领世界,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有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是“软”的,但是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中,其实它是很“硬”的。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文化,特别是社会科学这一部分,直接影响到每个人,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和主体,理论的建设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和民族复兴极为重要。

   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到底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是什么样的状况,这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我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讲过,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大行其道,占据了高校经济学的讲堂,它不仅影响学生的思想倾向,甚至直接让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堕落。腐化堕落的原因不应简单归因于个人修养问题,也有思想认识问题。中央某著名学府曾有教授公开宣扬“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自然规律”,以此证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合理的。如果我们的青年学生和领导干部都接受了这样一种价值观,那么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就将统统烟消云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会深刻地影响到人的认识、影响到人的思想和价值观,而且这个影响是巨大的。

我们还要全面深化改革,经济改革仍然是我们的重头戏,还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改革,就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但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中国大肆传播,导致社会上很多人的思想认识很难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很多人甚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都不理解,确实有好多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新时代”的丰富内涵

 

    习总书记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而且对未来30年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分阶段奋斗目标,确立了治国理政的全面谋略。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新时代”的确立是我们长期努力的结果,绝不是一朝一夕得来的。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十八大以来展现出很大的飞跃,我们在各个方面确实是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正如习总书记总结的,“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1]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讲了几个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还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同时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发展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落后的条件下,在发达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下,中国是以国家为单位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自列宁以来开辟的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想,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首先发生在落后国家,因为它的前提是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疑惑,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艰难。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这条道路也仍然是这样一个性质。

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都有了巨大的飞跃和发展。但我们仍然应该看到,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国际地位也没有变。这些判断是非常客观的,也非常重要。考虑这些基本判断,党中央提出的“新时代”概念,就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强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和初级阶段论不矛盾、不冲突,两者是相容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在“新时代”的重要使命

 

    习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指明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也指明了整个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回顾历史,过去中国的经济学曾受到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深远影响;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又深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这两个历史阶段是由当时的客观情况所决定的,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根源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对我们的经济建设产生过巨大影响;西方经济学根源于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对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有很大影响。我们学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很多东西,经济学方面也是这样。我们的实践经历了这样两个大的时代,经济学也大致上经历了这样两个大的时代。我们现在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那么经济学也必然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新时代的核心任务是什么?政治经济学界很多学者形成的共识,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合理地批判、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成分,继承、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实践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同时我们还要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和改革问题,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还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因此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就不能仅仅只是揭示规律,而是要更多地研究重大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改革问题。要研究我们的发展政策,怎么样才能使下一步的改革发展更好地沿着健康的方向去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最重要的任务。

 

政治经济学研究要面向实践中产生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当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状态,显然是不匹配的。到今天为止,中国的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特别是那些深受西方经济学影响的学者,对中国现在的很多东西其实是不理解的。某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半信半疑,认为不过是局限在经验上的东西;他们认为,从世界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来看,中国的发展只是一个“另类”。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任务,就是要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中国长期的发展、未来的复兴,乃至成为世界强国,需要我们从理论上阐明,我们的道路和制度是符合发展规律的。这就是理论界所面临的重大任务。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包括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要基于中国的实践,在理论上总结出规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中央的认识很清晰全面,但是社会上很多人在思想意识上还是糊涂的,包括经济学界内部还有很多人仍然从“本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深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学界担负着非常艰巨的任务。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当中,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如何用党的领导、用党的理论思想和理念去统一全党全民的思想,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当前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一定需要党领导全国人民一起往一条道路去走。如果我们的思想不统一,在发展中就会出现很多阻力。

    在新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现在不只是科研条件大为改善,而且还有好多问题需要去研究和解决,实践中的很多经验急需上升为规律性的理论认识。比如说从理论层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再比如说,如何理解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现在中国有80%的非公有企业,存在大量的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国家不也是这样吗?那么在这样一个框架里面,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和正义?这些问题都是很尖锐的问题,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是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不仅要认真研究哪些地方要改进,更重要的是方向性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希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里面的“社会主义”四个字更突出一些,这当然不是说要回归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实践的角度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综合体,这里面既有国有企业,农村集体所有制,还有大量的非公有经济。从现在的实际发展来看,非公占了80%左右,当前差不多90%以上的就业人口都是在非公有制企业中。我们要认真研究,中国的“非公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讲的典型资本主义到底是不是一码事。政治经济学界不能一讲中国的“非公有”就贴个“资本主义”标签。我们恐怕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的“非公有”和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之间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区别?要有一套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否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无法真正解释中国现实实践中产生的问题。

在这方面,党中央也有非常重要的新认识和新举措,强调要在非公有的企业中设立党支部,加强党的领导,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不同的经济成分,有公有的、混合的、股份制的、私有的等等,它们之间有差异。如何通过各种渠道让这些不同形式的经济成分协调发展,不要让资本像野草一样野蛮生长。我们要看到,现在很多非常好的民营企业家和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支柱。

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要鼓劲;但作为学者,我们还是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直面现实的问题。我们不得不看到,越向前发展,有些问题就会表现得越尖锐。比如财富的占有和收入分配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如果在这方面没有一个系统、正确的理论指导,恐怕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直接表现出经济利益和社会的经济关系方面要进行调整和改革。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是还远远不够。按照国际的标准,基尼系数达到0.4已经属于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到0.5基本上就崩溃了,而我们曾经高达0.47。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绝不能按照西方经济学指的路子去改革。如果我们不能进一步去壮大公有制经济,不能把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到经济生活当中去,将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当前我们面临着很多理论问题,也面临着很多重大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赶上这样一个新时代是我们的幸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如何都要从各个方面助推实现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

 
 
                                                                (编辑 王生升)

* 邱海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1] 习近平20177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N]。新华社,2013-12-26

 

 

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转折关头

 

首先,党的十九大是继往开来的大会,更是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大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办成了长期以来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长期以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可谓是英雄造时势。这样的历史大势,形成了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全国人民的自信和信心空前高涨。

第二,党的十九大形成的新的领导集体,是一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体现、恢复了“共产党人是来办事的,不是来当官的”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新的领导集体是我们进行伟大斗争的首脑部,打破了官僚主义、科层制,坚持因人设事而不是因人设位,使我们党的领导层核心更加突出,力量更加集中,使夺取伟大胜利的把握更大。

第三,十九大报告既是习近平同志思想的结晶,也是全党思想的结晶,其中:党的建设以不忘初心、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矛盾与伟大斗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都是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

 

第五个现代化理念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这个命题,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届一次人大,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四个现代化”宏图的雏形开始确立的,习近平总书记发展了这个命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把总书记的论断称为“第五个现代化”,也是最重要的现代化。这样的说法包含几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我们会有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从1992年算起的30年,就是2022年,也就是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是形成完善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决胜小康社会建设之后,要向历史提交的重要答卷。

第二,我们要实现总目标,就必须从历史和世界的广阔视野,去研究人类制度的发展,深入研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这也是总书记在全国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对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任务。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围绕着这个总目标,聚焦总任务。

所谓深厚的历史眼光,就是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中国,立足中国大地。中国自身有着漫长的制度建设的传统,其传统制度的核心是礼制,法是礼制的一部分。什么是礼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里的“致福轩”,曾是前清的军机处。“致福轩”墙上有一段话,大意是说,经国序民,莫重于礼,礼在《五经》,礼有二意,曰持曰祭,持以章德,祭以天地。礼制,一是讲天下秩序的结构平衡,二是讲治理的基础,在于启发人民的觉悟,即同心同德。故头一句可以概括为“大道之行”,后一句可以概括为“天下为公”。根据这样的治理体系,去选拔有治理能力的人才,就叫“选贤举能,讲信修睦”。

可以说,西汉以降,中国就是按照这样一套治理体系来治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宋代之后,中国的治理体系有了很大的变化,对于礼制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宋代儒家思想大致有三个流派,一个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或“新法派”。王安石认为,后代对于礼制的理解脱离了制度思考和制度设计,经学成为与治国理政无关的纯粹学问。所以,他认为改革治理体系的关键,在于改革学术和教育体系,恢复《五经》中治国理政的内容,使治理之道在于学。王安石也改革了学校制度,以学校制度的改革,推动科举制度的改革。第二个流派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或者道学派,他更加强调对治理者进行道德约束,使先天的道德,即他所谓的“道”与“性”作为士大夫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朱熹把士大夫作为治理的主体;同时,鉴于唐代之后,门阀士族已经崩溃的事实,朱熹重视宗族制度在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把宗族作为治理的基础,使得礼由“天子之礼”,变成乡规民约和宗教家礼。朱子学在明代成为中国和东亚的官学,他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其后果也是复杂的。第三个流派是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他对于前两派都有继承,即一方面是恢复儒家治国理政的传统,一方面则把治理的基础放在基层。上述思想,对于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王夫之、康有为、魏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思想体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优秀的成分。

辛亥革命以来,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坚持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治理的优秀成分,这突出地表现在:把启发人民觉悟,使人民同心同德作为制度建设的基础,这就是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和不忘初心。同时,把天下秩序的结构运动,努力转化为现代世界观、宇宙观、价值观,也就是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中国共产党是经过28年武装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大党。而大国大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制度。我们对我们的制度必须有充分的自信。

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前,费正清曾经向美国人民阐释新中国的制度。他说,中国革命建立的不仅是一个新国家,而且也形成了一个新的礼乐共同体、新的礼乐政治(Rule of Virtue)。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提供的是天下观、宇宙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而这个制度的基础,则是启发人类广泛觉悟和同心同德。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

第三,制度建设的关键,就是处理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正如费正清所阐述的,在中国文明中,法是礼制的一部分,法也是政治的一部分,离开了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离开人民普遍觉悟,离开了人民赞成不赞成,法制建设就没有基础,也不可能成功。

当前制度建设面临着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应该在学术上深入研究中国制度丰富深刻的历史内涵;同时,应该避免对于西方制度和法制做出片面理解。例如:我们应该研究分析法德制度与英美制度的区别,避免以英美制度、海洋法系作为西方制度的唯一圭臬。康德、黑格尔、特别是马克思都尖锐地批评说:英美法系将权利等于所有权,而且所有权是排他性的。这样的法系,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此,在研究西方经验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读一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样的经典,应该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推进我们的制度建设。

第四,我们要密切关注司法改革的实践。例如,与大陆法系不同,英美法系在审判过程当中不是以法律为核心,而是以当事人和律师为核心,以保护当事人和犯罪嫌疑人利益最大化为核心,这容易导致严重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了依法治国的问题,而学术界把落实依法治国的工作,主要落实在加强《民法》即市民社会法的建设之上,这是必要的。但有人认为中国自古就无民法,中国发展建设的核心就是建立“资产阶级法权”。这种看法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的法治传统,也忽视了中国革命在法治建设方面所进行的许多重要探索与成就。

第五,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既要看到,传统中所包含的民间调解机制中,有丰富的遗产需要继承,更要看到,从以家族、父权制为基础,到以人民为本位,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在继承传统遗产的时候,不能否定中国革命的伟大成就。

 

关键在于加强制度建设

 

我想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制度建设是根本问题。古往今来,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关键就在于制度合法性的建设没有得到重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包括“颜色革命陷阱”。习近平同志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深刻提出并且以广阔的视野,阐释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深刻地教育了我们的党,我们这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他的这些重要论断,在十九大报告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雄伟气魄,在关键时刻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我们的国家避免了苏联那样的悲剧。毫不夸张地说,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我们的党、挽救了我们的国家,推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在制度建设上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的工作,离总书记的要求,离我们伟大而丰富的实践的要求,离人民的期待,还有很大距离。我们应该在党的十九大精神鼓舞下,甩开膀子加油干,以严谨深入的学术工作,为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做出学术界应有的贡献。

 

                                              (编辑 王生升)

 

 

现在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近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受苦受难,现在终于迎来了民族复兴。

 

世界在看中国

 

近期西方的主流媒体直言,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迷失方向,它们的制度不灵了,政策方向也找不着了。西方传统价值如所谓“自由”、“平等”,包括种族民族等“政治正确”的话题都受到了质疑。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西方的政治阵营也在分裂。西方集团内的分裂,已经没有统一的思想和统一的政策。美国国内至今仍在就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事情搞内耗、互相爆料,情节堪比“纸牌屋”。种种情况表明,西方的船在原地打转转,思想、制度、政策都乱得不可开交。

在这个大背景下,应该好好总结中国之路、中国的优势和经验。十九大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习总书记表示祝贺,这说明美国也在重视中国模式,资本主义世界在看中国。在不久前召开的第八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上,原东德党和国家最后一任领导人克伦茨表示,苏东剧变凸显了中国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性。全世界的共产党在看中国,世界社会主义也在看中国。

 

十九大的成果

 

中国的航船在稳步前进,十九大在思想、组织、政治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从思想方面看,对比资本主义,我们的思想和立场更加坚定。我们的政治自信来自于思想的自信。从组织方面看,十九大顺利换届后干部组织更加坚强,开启了新的征程。西方媒体主流甚至称之为“梦之队”。从政治方面看,十九大谋划出新的政治蓝图。

中国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例如我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选举制度。中国是遴选制度,这与西方的票决、互怼,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的遴选(推选、选拔)制度,既有集中,有组织意见,又有群众认可。这个制度在政治领导的选拔培养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贝淡宁说这是选贤任能的制度,这也是一种解读。

    我们要深入研究新思想、新时代。无论是新思想也好,新时代也好,在领导风格上至少有两个鲜明特征,一个是全面性,再一个就是彻底性。

 

十九大后面临的问题和风险

 

十九大后中国面临哪些问题和风险?有“黑天鹅”,也有“灰犀牛”。

第一要避免改革动力不足过去5年,出台了1500多项改革,实际效果如何?去年出台了356项改革,连深改组的年度总结都算一项。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国外有人说,中国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各地方政府主管都在争相改革,争相搞经济发展。现在强调改革的统一性是有必要的,但也要注意到另一面,就是改革动力不足。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周年,首先我们应当认真组织研究邓小平的改革思想,认清改革背景及相应的推进过程,好好总结改革的经验。

    第二是避免政策风险。现在出的一些政策都很好,但是到了地方就层层加码,或者是相互抵消,造成无所适从。涉及到老百姓生老病死的一些政策,有的人却故意转移责任,或者是层层加码。这种心态,表面上做得更极致、更绝对,实际上可能是败坏改革的声誉。

第三是避免体制僵化风险。各省市的管理还存在互相打架的问题。比如北京的交强险电子保单,河北和天津不认,还要罚款。这类问题非常多。老百姓随便走一下,感觉到很多的“制度”掣肘着你,给你踩刹车,给你添堵的太多了。将来时间长了,就会动力缺失。中国盘子大,惯性也大,像火车似的慢慢动力丧失了,再启动起来很难。

第四是避免问责失灵和应急反应失灵。一些干部反映,虽然上面热热闹闹,高歌猛进,但有些地方和部门击鼓传花,都不想担责任。如果将来出现了一些偶然性或灾难性事件,大家都看着,都是看客。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第五,就是一些长期的隐性矛盾积聚,导致民众期待消失和信任削弱。搞金融有一个“信托”的功能,给你的信用多,信托多,期待多,你的责任也大。如果做的不好了,老百姓不满,就会用脚说话。特别是文化领域,如果没有有效的供给,都是管卡压或者都是简单治理,老百姓自然会感到饥渴。文化领域供给侧只弄这些低俗的东西,而不能提供大家喜闻乐见的、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也会出现跟物质产品一样的情况,供给不足,国人去“海淘”。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让老百姓有一些靠得住、信得过的高质量产品,要不然真是饥不择食。

第六是防止社会矛盾激化的风险。习主席一直在讲,以人民为中心。十九大报告也讲到基本矛盾在转化,人民大众不再是解决温饱的问题,而是上好学、住好房,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但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让老百姓共同富裕,还需很大的努力和很长的时间。而在某些方面,不均衡的问题更加固化了,比如进大城市的房子成本,生活成本等。

以人民为中心,做好这些事,就要做好调研工作,用脚底板做学问,哪怕深入解剖麻雀一类的社会问题。如去年反映多的是基层干部,特别乡镇干部的问题。干部队伍做不好,基层就不稳。十九大中组部答记者问,说公务员流失0.1%或者稍微多一点,这也是问题。

第七,国际上的风险或者热点对我们的影响。中国正在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当然要承担很重大的责任,特别是在西方这些带头大哥不想“玩”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问题。

比较起来,国内的风险可控可治,只要共产党团结一致,上下齐心,都能够克服,只是时间的问题。国际上的风险不可掉以轻心。美国现在有些力不从心了,世界格局正在变动中,在这样的时期风险可能会增加,有些力量是跟你对立的,是要给你下绊的,还有些力量是想搭便车的。

无论是从经济实力、领导能力,还是我们的政策能力,包括智库的水平,我们思考问题还缺乏全球思维。虽然美国的实力在衰落,但它依旧有足够的能力给中国制造问题。南海问题就是美国智库做出来的,它们天天从网站上发信息,夸大中国的军事实力。诸如此类的麻烦和问题非常之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担子可能更重,真是任重而道远。

 

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首先是要高度重视从严治党。推进伟大事业,归根到底还是要全面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从严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定要重视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提高党的领导能力。

其次是重视改善民生。把改善民生作为一个重点。做好关系民生的质量工程、信任工程、舒心工程,让老百姓吃穿住行都放心。房地产的“共有产权”的思路挺好,但怎么才能在市场经济中站住脚?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工薪阶层拿不出成百上千万去买房,他们怎么能够在市场中跟资本比拼?

第三是干部队伍建设。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在中央层面,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现在呼唤一线的改革家、实干家。我们不能鼓励坐着空议论或只知挑刺的风气,要鼓励干实事。

最后,我们希望干部群众上下团结一条心,凝心聚力,齐心合力。中华民族面临着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普京说,只有中国才能制订那么大的方略,才能够将其实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只有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上下一心,才能用好我们的政治资源、思想资源,让十九大的宏伟蓝图落实。

                                         (编辑  碣石)



*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本文根据作者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座谈会上的发言摘编。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一个令人振奋的“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三农”问题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也是新时代国家发展新战略背景下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方案,更是广大农村老百姓期盼的福音。

“乡村发展战略”是农村发展思想的升华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农村工作,并且农村工作的思路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不断向前发展。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着重于“优化产业结构”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快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党的十七大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指出“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工作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指出了农山地区生态的独特价值;以“留住乡愁”和传承民族农耕文化的倡导,强调乡村的文明意义;以深化农村集体土地改革措施,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以“种养加销全产业链”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化思路,为农村展示了一个发展产业的广阔前景,等等。这些论述,从不同的方面勾画了乡村的文化、生态与产业发展的方向。它实际上已经远超“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以及“以城带乡”的发展思路。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正是这种乡村独特价值思路的体系化合乎逻辑的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依据是对于乡村独特价值的理解和乡村作为相对独立发展单元的判断。然而,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一战略及其意义,必须在方法论上做到两个联系:联系十九大报告的整体内容和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正确理解“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两个方面尤为重要。第一是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概括,这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总体上看,乡村既是发展不平衡最突出的区域,也是发展不充分最突出的区域。因此,“乡村振兴战略”是补齐发展短板的优先课题。第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重要原则。为什么农村这些年来尽管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依然还是国家发展的短板,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凝聚广大乡村民众的核心在许多地方缺失了,发展的主心骨缺失了。而这种缺失是因为我们一个时期以来对于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用力不足,对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重视不够。很多地区农村是回归一盘散沙,治理也就不能不出各种麻烦问题。因此,把问题放在十九大报告的整体框架中去理解,我们就能获得更加清晰和自觉的思路。

正确理解“乡村振兴战略”,还必须联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因为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正是这一系列思想的进一步提升和概括。农村问题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出现的。从世界范围看,它主要是资本主义市场化不合理发展格局的产物。因此,尽管各国都在发展的一定阶段开始重视农村问题,但始终效果不佳。例如,同处亚洲的日本有“农山渔村活化计划”,韩国有“新村运动”等等。但是,由于体制机制无法逾越的障碍,当下这些国家的农村依旧贫困、萧条甚至破败。这些国家专事农业的人口平均年龄都大于65岁,其中以日本最为突出;从事农业劳动的收入大致相当于当地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粮食自给率一般在30%左右;农村男子如果没有外地新娘输入的话,找不到媳妇的现象也十分明显。

这些年来,我国在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不加分析地借鉴一些与我国国情相去甚远的国外经验来制定政策或规定,却忽视我们的国情和制度优势的发挥。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简单化的市场思维去衡量工与农、城与乡的关系,从而把“农”与“乡”置于十分消极、从属的“边缘”地位。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所倡导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思路,也没有很好地反映农业对于人们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地位,甚至没有准确地反映我国工农联盟国体下工农、城乡之间应有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把乡村当作一个相对独立于城市的文化单元和发展单元,这是对于城乡应有关系的一种科学把握。“城乡融合”代替了“以城带乡”的提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代替了以往一味强调向城镇“转移农民就业”的号召。“转移说”隐含的前提是把农村这块大地看成无法安顿农民生产、生活的家园。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乡村振兴战略的“乡村”这一提法,和“农村”一词在涵义上是有区别的。“农村”一般被理解为农事劳作的人群聚落,在业态上容易使人联想到单一的“种养”型农业。“乡村”则有着更加丰富的意义。它寄托着某种情感与文化,因此是滋养和寄托乡愁的地方;乡村相对于城市,本身就因生态多样性而令人放松和向往,因而是激发无边遐想之地;“乡村”在产业上也有着比“农村”更为广泛的包容性。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种养加销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发展思路,以“农村”来标识,已经难以反映这种多产业发展的要求了。从这些方面看,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之所以令人鼓舞,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把问题带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境界和发展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的丰富内涵

 

十九大报告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十分丰富,大体可以概括为“二十字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

产业兴旺。这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础。较之以往“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要求,“产业兴旺”是一种更加多元化的业态要求。生产一般是指提供产品的活动。我们曾经把农村中的生产主要局限于农业生产,又把农业生产主要局限于种植业,甚至简单化为粮、棉、油料等的种植。这是造成农村经济长期单一、萧条,农民经济收入低下的重要原因。自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频繁地使用产业概念去表述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容,强调农村发展应该走“种养加销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这意味着农村不应该仅仅停留于提供农产品尤其是初级农产品的状态,它完全可以面向市场安排生产,通过对产品不同程度的加工和开发延伸产业的价值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实行产供销一条龙,建立物流配送网络,还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体现乡村特色的市场化新产业。这种思路,并非“生产发展”所能概括的,而是“产业兴旺”的大思路。基于这种新思路,乡村有可能作为产业发展的广阔天地,因而十九大报告提出“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的新提法,弱化了“以城带乡”逻辑下形成的向城镇“转移农民就业”的主张,为乡村振兴开启了一种新的前景。

当然,我国是人口大国,农村在引进多种产业的同时,还应该承担起确保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国家使命。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通过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确保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重要性。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报告一方面提出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解决土地碎片化对于农业现代化的障碍;另一方面提出“要建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这都是立足于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实际而做出的制度性安排。

生态宜居。这是乡村独特价值之关键所在。在开展“新农村建设”时,曾经有过“村容整洁”的要求。但是受制于“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的思维局限,“村容整洁”在许多地方变成向城镇看齐,乡村失去了应有的风貌而与城镇趋于同质化。“乡村振兴战略”基于乡村是有别于城镇的独特文化单元的理念,强调“生态宜居”。生态首先是指自然生态,包括山水林田湖草系统;同时也有其人文与历史的意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种意义上的生态表达。因此,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宜居”的价值导向下,努力护养乡村自然意义上的生态和人文历史意义上的生态,告别乡村建设千村一面、城乡同质化的糟糕状态,使乡村呈现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风貌。

乡风文明。乡风是乡民文明状况的直接表现。中国历来有“礼失求诸野”的说法。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社会不平衡发展和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部分乡村淳朴的乡风日渐式微,某些陈腐陋习沉渣泛起。一个时期里,乡村基础选举中贿选成风,乡村治理出现黑劣化倾向,日常生活中的“黄赌毒”,家庭传统伦理与社会互助精神的缺失等等,都消极地影响了原本淳朴的乡风民情。 “乡风文明”,就是要加强乡村优秀文化的涵养和培育,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因素,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依法取缔危害乡里的犯罪行为,大力倡导健康文明的乡村生活方式,厚植滋养乡村优秀文化的基础,搭建培育“乡风文明”的教育平台。时下,需要正视部分乡村由于社会组织化程度严重下降而导致的乡村社会碎片化的现实,在推进“产业兴旺”的过程中,努力建构起有利于培植民众合作互助精神的经济基础。

治理有效。关于“新农村建设”,我们曾经提出“管理民主”的要求,这主要是侧重于管理手段的合理性。而“治理有效”,则既包含“多元共治”的手段性要求,更有着对治理效果的强调。尤其在“民主”一度被狭隘化为一人一票式的选举,许多乡村基层治理乱象频出的现实状况下,突出“治理有效”,有利于矫治乡村民主中的幼稚病,也有利于探索更加多元、开阔的治理视野与手段。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可以说是一种更加适应乡村政治生态和社会实际的复合性治理体系。为确保“治理有效”目标的达成,报告还特别强调“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没有这样一支队伍,再好的治理体系也不可能达成“治理有效”的目标。

生活富裕。时下,部分乡村民众对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还不够高,一些人群还处于“脱贫攻坚”的艰苦过程中,解决物质生活意义上的“生活富裕”,依然是一个十分现实的要求。同时,如果物质生活富裕而精神生活贫乏,人依然不可能拥有好的生活品质。这样的“富裕”至少是有严重缺陷的富裕。因此,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好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品质同步提升的张力,使“乡村振兴”成为乡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涵养过程,进而推动乡村的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同步提升。这才是“生活富裕”的应有内涵。

总之,以“二十字总要求”勾画出来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容,立足于把乡村当作相对独立于城市的文化单元和发展单元的崭新认识,体现了新的治理和发展理念,力图构建一种不同于“以城带乡”思路的新型城乡关系,即“城乡融合”。这种融合不是乡村与城市的同质化,而是体现产业、文化、生态等多样性统一的要求,是美美与共的有机体。

 

以基层党建为核心,多方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为有效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我们需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重建党对乡村的坚强领导。历史与现实都昭示我们,乡村的发展需要内生性的凝聚力和主心骨。这些年来,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严重弱化,有不少农村呈现一盘散沙的状态,甚至一些地方黑道、村霸横行乡里。一些人转而求助于乡贤、能人或者经济大户,甚至呼唤重回“乡贤”治理的传统。这明显是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治理的倒退。必须重建党对乡村的坚强领导,使党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

重建党对于乡村的坚强领导,最基础的工作是健全党的乡村基层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担负着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党在乡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关键是选配扎根于乡村、能够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并具有较强工作能力的优秀领导班子。有人怀疑在时下的农村中,这样的班子能否出现。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坚持唯物史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会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势必然造就千千万万的杰出人物。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我党曾经有过依靠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中造就大批杰出人物的辉煌。因此,只要不忘记党的基本指导思想,不忘记党的历史经验,就一定能够在新时期造就更多的英雄。

重建党对乡村的坚强领导,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力量很大的党,如搞不好,人民就要怕我们。一个党使人民怕,这个党就不好了,就危险了。”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因此,全面加强党对于乡村工作的领导,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使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永不懈怠,为党尽责,为民造福,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真正成为凝聚民心的政治核心,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心骨。

第二,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基础是“人民主体论”,其中的重要内容是“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农民如何才能成为这样的主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说明,一盘散沙状态下的个体小农,基本无法自己代表自己,既无法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应有利益与未来诉求,也无法拥有有效达成自己目标和有效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民主集中的途径,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拥有一个汇集思想与智慧,凝聚共识,集中民力,合理配置农村各类发展资源的公共空间和平台,从而使农民群体能够自己代表自己。

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其意义一方面是反对越俎代庖、反对把农民当作乡村振兴中的消极因素而使其边缘化的任何做法。更为积极的意义则在于指出:农民,只有农民,才是乡村振兴的持久伟力之所在。从而彻底转变把农民当作落后、消极、等待拯救的群体的致命偏见。具体从产业发展的维度看,这一强调的意义还在于鼓励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在地性产业。就农业生产而言,习近平强调农民的地农民种应该成为基本的取向,这实际上是对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圈地做法的一种基本态度。许多地方的经验表明,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在地性产业,是产业成本最低而效益最好的方式,也是最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方式。这些年来,不论大企业下乡经营农业,还是工商资本下乡从事加工和销售业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为了利润最大化不顾环境污染、压挤农民利益空间问题,造成不少矛盾和冲突,农民只能充当资本发展产业的附庸。这里面有着巨大的隐患和深刻的教训。坚持农民主体论,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些做法。使“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在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从而减少折腾、避免走弯路。

第三,探索“壮大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需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有效的组织需要集体经济的支撑。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没有合理把握“统分结合”,尚“分”不尚“统”,许多地方农村基本处于分散小农自生自灭的状态,农村集体经济几近空壳,集体毫无号召力和吸引力。自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不断号召努力探索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努力改变农村集体经济的空壳状态。他在部署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方案设计中,明确把“集体经营”列入培育新经营主体的目录清单,为农村土地经营权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流转提供了政策依据。许多案例表明,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经营主体,是汇集和统筹农村发展资源,创设农村在地产业,延伸在地产业价值链,最大限度地实现“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的最有效方式。黑龙江的兴十四村,贵州的唐约村,以及河南新乡的刘庄,河北的周家庄等等,都无不以此而收获成功。“壮大集体经济”对于乡村振兴,实现农民主体地位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一般意义上的物质基础,而且为乡村振兴形成主心骨,培育凝聚力创造了经济上的重要基础。有了这种基础,我们就可能收获事半功倍之效。缺乏这一基础,我们就会事倍功半,甚至一无所获。这是近年来我国农村发展的重要经验和教训。

第四,引导社会形成多方助力的协同机制。强调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并非排斥社会各界对于乡村振兴的助力。相反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工农联盟是基本国策。长期以来,农民以其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为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举全国全民之力,助推乡村振兴,不仅有其必要,而且天然合理。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除了政府做出必要的、合理的财政安排和出台系统配套的优惠政策外,还需要发展现代农业的技术支持体系,需要创建以农民为主体的在地性产业体系,需要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文化生态的保育观念与技术的导入,需要乡风文明和良好精神状态的培植,需要强化对于在地乡村独特文化内涵与价值的宣导,需要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认知性训练,需要形成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有效治理体系等等。这些都要求社会各界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积极发挥不同部门、行业的优长,形成多元化的合力效应,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引导和规划,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和自觉作为,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有特殊的体制机制优势,容易形成党政军民学的巨大合力,这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利条件。关键在于,进入“新时代”,各级党政部门和社会各界,能否尽快站在新高度,形成新思路。

我们相信,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一定能够在全新的战略高度上、在崭新的发展思路指引下,有效地推进并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编辑  王蕴)



* 徐俊忠,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月版,第13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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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和复兴

江宇

2017-11-20 11:14:12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虽曰守成、实同开创”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体现在各个领域。以我熟悉的医疗为例,虽然医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过去五年已经校正了方向、走上了正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在习总书记的亲自主导和强力推动下才实现的。

看病贵,主要是药贵,背后则是一条错综复杂的医药营销利益链,这是医改艰难的最主要原因。党的十八大之前,医药行业的既得利益者有恃无恐,一些干部甚至公开维护医药流通环节的腐败现象;而一些地方政府努力整顿医药秩序、控制药品费用的正确举措,却遇到来自从上到下各方面的阻力。还有一些学者为医药行业利益集团摇旗呐喊,改革可谓举步维艰。安徽省在基层医改中坚决整顿医药流通秩序,却受到一些学者和媒体的抹黑,同样,福建三明市在医改中坚决挤出了药品流通领域的水分,主政的干部却受到很大压力。在关键时刻,习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上发表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肯定和支持三明医改,要求认清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干扰,要求“主要负责同志要有改革担当,在关键问题上要敢于拍板”。针对那些片面主张医疗卫生市场化、商业化的声音,习总书记亲自参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并发表讲话,明确指示“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可以说,如果没有习总书记在关键时刻亲自排除阻力、校正方向,如果没有习总书记领导全党铁腕反腐、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支持和重用敢于担当的干部,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习近平同志坚持了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关键时刻坚持了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成为人民衷心拥护和爱戴的领袖,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第十八届党中央继承和坚持了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面对国内外变化的形势,展开了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可以借用古人的一句话:“虽曰守成、实同开创”。

新时代的显著特点是“超越和复兴”

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有什么新特点?我认为可以归纳为“超越和复兴”。

首先,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不能相互否定,这是习近平同志做出的重大政治理论判断。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但必须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目标,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要加强党的领导、协调社会矛盾、治理市场失灵。在决胜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实现新的上升和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西方发展道路的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少数国家(10亿人)兴旺发达,与之伴随的却是对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剥夺和压迫。中国成为发展最快、最好的发展中国家,源于中国坚持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习近平自信地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对世界三分之二以上人民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榜样。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经过近百年前赴后继的奋斗,已经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和“富起来”的历史跨越。十九大回答了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2020-2049年这一时代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如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求,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开始重新重视马克思主义,思考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中国之所以有令其他国家羡慕的决策灵活、发展迅速、社会稳定、人民团结的优势,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当前,全球面临的经济失衡、生态危机、两极分化等问题,依靠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政策已经没有出路。习近平高度强调“四个自信”,这是对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展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21世纪社会主义复兴道路上最有力的引领力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了党章。但是,要真正把这一新思想落到实处、指导各方面的工作,还需要经过艰辛努力、甚至要经过斗争。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最终建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过去五年仅仅是一个开端。党的十九大展开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规划的宏伟蓝图。

新的时期斗争还会以新的形式继续下去。比如,现在公开的腐败没有过去那样明显了,但一些地方出现消极怠工;在意识形态领域,公开唱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已经少了,但也有人故意走极端、搞影射,斗争还会更加艰巨复杂。

当前最重要的是尽快用新的指导思想来统一人心、凝聚共识。要从理论上说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当代世界和中国最重要、最紧迫、最现实问题的回答,而且具有坚实的理论和学术内涵。

第一,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生产过剩、环境污染、收入分配失衡、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追逐利润的生产方式偏离了“人民的需要”这一本源的生产目的。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就是要纠正这些过度追逐利润所导致的生产目的偏差,回答了社会主义应该怎样生产、生产什么这个问题。

第二,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阐释了马克思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马克思设想,将来的共产主义应该是一个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体。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最终没有解决怎样建立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官僚主义特权和腐败没能遏制,社会主义制度被异化解体。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回应了怎样建立一套成熟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第三,习近平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和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呼应。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和劳动产品相异化,人自身也被异化为资本的奴隶。十九大提出,我们发展的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民共同富裕;提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健康优先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思想的呼应。

第四,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全球体系思想的回应。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提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论:世界分成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两极,两者之间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中心地带将过剩资本转向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发展能力;导致其过剩资本和产品和其他地方购买力不足的尖锐矛盾,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既是对中国传统的“大同”理念的继承,更是对马克思全球主义体系的思想的创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在维护全球公平正义、争取自己发展权利的同时,推进全人类共同发展,和其他国家一起构建一种更加公平的全球秩序。

第五,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的回应。马克思晚年在给俄国的查苏利奇回信时回答了“落后的东方国家能不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说理论上有这种可能,东方国家是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但做到这一点需要克服很多阻力。党的十九大,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宣布,“我国的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固稳定”,“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多么令人振奋!中国的实践表明,后发的落后国家,既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的有益经验,又能够通过制度创新,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根本缺陷,实现高度物质和精神文明。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办法抵御全球资本的冲击。从必要性和可能性两个方面,中国宣布为发展中国家开辟了一条通向现代化新的道路。



* 江宇,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会员。

 

 

  党的十九大报告最大的亮点,是鲜明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标志着,在改革开放近4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式发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2.0版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根本而言,是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借鉴和吸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形成整合与统一的新形态的社会主义。经典社会主义是共同体逻辑(集体、计划与需求),而资本主义是资本逻辑(个体、契约与利润),这两个逻辑之间可以相互补充,但也存在巨大的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丰富性、超越性在此,而冲突与困境也在此。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两种逻辑的整合与统一,仍然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畴。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版本是1.0版本的升级,整合水平与统一水平达到了新的境界,更加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成熟。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与“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贯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但这是作为“四个坚持”的组成部分之一;有一段时期,在许多领域,党的领导实际上被弱化、边缘化,一些人对政治体制转型中党的领导地位认识模糊。

对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一个重要的视角,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来理解。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利用资本,又要驾驭资本,二者的中道就在于一方面要保护资本权利(right),另外一方面是要节制资本权力(power)。我们强调市场起决定作用、鼓励民营经济、全面依法治国等,都含有确认保护财产的权利、契约的权利,这是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基础。但同时要看到,资本不仅仅是权利,它还是个巨大的权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权力对其他类型的权力可以构成支配性作用。这是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共同特征。

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是根本性权力,它能有效地制衡与驾驭资本,不允许资产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不允许中国从人民当家做主向“资本坐庄”转变。党的十九大明确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写入党章,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使得我们能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党的领导,坚持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滑向资本主义方向;追求人民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资本利益最大化。[1]

“始条理者,智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条基本方略,以党的领导开始,以全面从严治党结束。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在于:在市场化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其主体性,如何同化、驾驭资本,而不为资本所同化与驾驭。

全面从严治党、不忘初心,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建构超越当下市场环境的理想。恰恰是由于党的领导主体性,赋予了中国道路的主体性与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超越性。全面坚持党的领导赋予中国社会主义以强大力量,全面从严治党则赋予中国社会主义以坚定不移的方向,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与魂。

 

人民主体性与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认识更为深刻

人民历史主体性与党的领导主体性是双向赋予的辩证过程,人民的主体性是在与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中实现的。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党从人民中走来,人民的历史主体性赋予了党的领导主体性,为人民谋幸福是党不变的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党的最高正当性。

反过来,党的领导塑造了人民的主体性。没有党的领导,人民就不能组织与凝聚成为有理想、有目标、有战略、有步骤进行共同奋斗的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与实践共同体。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人民主体性与党的主体性的双向赋予关系,是通过二者密切互动实现的。概括起来,就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求党的领导既能从群众中来(以群众利益、意志、智慧为党的利益、意志与智慧),又能到群众中去(以党的主张教育、引导和带领群众)。既能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又能维护人民的群体与个体利益。要求党始终以人民的立场为立场,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始终与人民打成一片,保持鱼水关系与血肉联系。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许多明确表述,例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把群众路线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中”等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与新探索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经典社会主义主要强调生产关系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0版本更为突出生产力标准。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新的生产力标准,民生与共享的标准。

经典社会主义共同体试图造就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社会主义共同体,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文化、国际主义为其主要特征,其中生产关系的特征处于最主要地位。但在历史的实践中,一度出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匹配的情况,所以邓小平同志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从生产力角度提出判断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丰富了生产力标准,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发展仍是第一要务,但必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区别了单纯以GDP中心的发展理念,走向更为综合、协调与可持续的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而发展不平衡中的许多问题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有些本身就是市场机制所造成,需要运用社会主义机制加以解决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将民生作为社会主义重要内涵。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有社会保护功能,对市场竞争弱势群体保障基本生存需要;也有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功能,即通过普及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国家提供的公益性保障要成为人民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来源。这样人民主体地位才能真正确立。

新时代社会主义,强调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目标之一,提出到2035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正是中国梦将共同富裕写到自己的旗帜上,它才得以成为伟大的梦想。这一理想的实现,将标志着中国对于所有可借鉴国家样本的超越,将超越欧洲梦与美国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越“升平世”,走向“太平世”。

 

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超越了以往将“中国特色”理解为本国特殊性具有防卫倾向的特征,明确提出,中国特色也具有其普遍性的。普遍性蕴藏在特殊性之中,只要是成功的实践都具有普遍意义,都会对其他国家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成功的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更是如此。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全球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出的生机与活力,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中心;西方资本主义一体化过程的逆转和断裂;以及全球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谷、走向复兴。其次是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的伟大复兴改写并翻转了了16世纪以来西方与非西方大分流这一基本趋势。其三,以为全人类谋幸福的胸怀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全球化这一战略构想。其四,从世界视野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普遍意义,以中国实践为本位,回应人类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中国答案,为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提供中国方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新阶段的产物,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使得中国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坚强牢固、充满活力的制度模式,不但将承担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也将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



* 鄢一龙,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1]详细论述参见鄢一龙:《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三十年》,123-15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

[2]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