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扶贫”指社会各界和机构在政府组织下通过购买脱贫地区的产品与服务，帮助贫困群众增收，实现稳定扶贫。“消费帮扶”是消费扶贫政策的有效延续和提升，通过市场化途径，将脱贫地区的产品服务与城市消费需求精准对接，形成“以销代帮”的可持续模式。这对带动农村低收入人群增收，促进地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推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明确要求继续实施消费帮扶，此后中央数次发文都提到拓展消费帮扶形式、深化东西部协作，构建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帮扶产业体系。

作为消费主力省份，广东持续推动消费帮扶机制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深度转型，通过系统优化帮扶产业结构、重点培育区域特色品牌、健全冷链物流体系与电商销售网络，不断提升市场化运作效能。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广东创新运用动态补贴机制、契约化治理模式、数据支撑监管手段，着力构建行政托底与市场驱动双轮协同新格局。

消费帮扶的“政策依赖”与转型挑战

（一）政策与市场功能：政府与市场调节的作用

消费帮扶中，政府主导的产品销售模式强化了行政依赖，凸显了行政刚性与市场柔性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一是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行政定价取代市场竞争，形成交易成本壁垒，导致生产者缺乏提质创新的动力；二是价格干预造成产业链两端失调，生产端因政策庇护陷入技术路径锁定，消费端真实需求信号被行政信号遮蔽，二者相互强化，削弱了整个供应链对市场变化的响应与抗风险能力；三是行政手段对价格体系的深度干预，固化了“政府介入—市场弱化”的负向循环。因此，需推动政府角色从“直接主导”转向“引导服务”，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内生机制，逐步构建政府与市场协同共生的长效帮扶机制。

（二）组织性依赖：产业链短板与要素错配

农村消费帮扶产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集中表现为传统生产体系升级滞后与消费需求结构性升级的错位。一是加大生产端的结构矛盾与政策依赖。小农分散化经营往往规模小、成本高，质量标准不统一，产品竞争力弱。行政主导卡的“阵风式”帮扶难以持久，且区域分配不均，使经营主体陷入“补贴依赖—低效生产—政策强化”循环。二是流通环节的制度梗阻与市场分割。地方保护增加交易成本，阻碍要素流动、制统一市场，流通低效引发产消割裂，导致“市场分割—成本攀升—规模萎缩”循环；三是消费端的信号失灵与配置扭曲。市场反馈失灵，消费需求数据难破行政壁垒。农产品供给与消费升级存在脱节，同质化竞争与结构性过剩并存，这种生产、流通、消费的多环节脱钩，限制了帮扶工作的持续性发展。

（三）技术性依赖：外部技术系统与地区产业生态脱节

消费帮扶中体现出技术性依赖路径锁定特征，受路径依赖自我强化、内生创新能力制度性缺失影响，现代技术难实现在地化知识转化与功能整合，导致产业链技术断层，从而影响帮扶的实际效能。如何在帮扶中将工业化技术范式与传统农业发展相融合是核心，例如智能分选设备利用率低、冷链物流效能差、数据平台孤岛等问题，反映出外部技术与在地生产要素的系统性排斥，陷入技术输入—应用失效循环。从技术适配角度看，标准化工业技术与小农经济存在结构性错位。一方面，机械化与数字化难以适应土地细碎化和人力资本异质性的现实，导致改造成本高昂而收益有限，形成投入产出倒挂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技术转移缺乏在地经验嵌入和适应性创新，致使设备投资沉没、技术吸收能力弱化，产生“技术悬浮”状态。这种双重困境既延缓了产业转型，又加剧了农业系统的脆弱性，表现为技术适配不足、要素嵌合松散，陷入低效循环。

消费帮扶的路径依赖破解与治理重构

（一）从行政主导到多元协同

消费帮扶治理体系的重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政府与市场协同，实现行政力量与市场机制的有效耦合，形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互促进治理格局。一是治理模式转换。推动从行政主导到规则治理，政府需从直接管控转向制度供给、有效引导。构建认证体系与市场规则并行的双轨机制，既提供了制度创新保障市场运行，又保留了价格形成的弹性空间，从而弱化行政刚性干预，推动农产品价值通过市场机制自主发现，达到“质量认证—价值提升”的良性循环；二是创新市场培育。强化从政策驱动到能力建设，构建渐进式调节机制助力帮扶产品融入市场体系，依托区域协作逐步降低政策依赖，倒逼地方产业培育市场竞争力。同时，完善质量追溯系统，强化产品特质识别，推动地理标志产品实现从政策溢价到品质溢价的转变；三是强化制度协同弹性。从刚性管控到动态平衡，借助智能匹配系统构建保障机制与市场流通的弹性衔接，守住产业安全底线，形成市场拓展激励机制。这种制度创新推动帮扶模式实现质的跃升，行政力量夯实发展基础，市场机制释放创新活力，进而重构政府与市场的正向互动。

（二）从单向输血到生态共建

消费帮扶的制度创新关键是推动帮扶行动从单向输送转向双向协作，构建可持续的市场化体系，突破行政主导局限，形成规则与价值融合的新型治理网络。

一是以契约化重塑治理体系。制度创新聚焦平衡行政干预与市场机制，通过建立标准化产品认证体系与市场准入规则，明确各主体权责，不断推动市场释放更强活力。政策层面引入动态调节机制，逐步减少行政直接参与，激励生产主体提升市场适应能力。例如，广州市推动贵州省毕节市农产品通过“菜篮子”基地认证，依托品质追溯体系实现从政策溢价到市场溢价的转型，重塑价值生成路径；

二是构建制度化协作网络。实现主体间关系从道德约束到契约约束的转变，区域协作机制依托需求与能力的精准对接，形成标准化协作体系。如，广东省惠州市粤港澳大湾区农产品基地与贵州省黔西南州共建展销中心，以契约明确质量管控、物流时效与收益分配规则，借助“一站式”政务服务实现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

三是以共享化促进价值循环。创新利益共享机制是破解发展可持续性难题的关键，通过构建渠道溢价反哺生产端的分配模式，将市场增值收益转化为产能提升资金，形成“增值—反哺—升级”的良性循环路径。

（三）政策依赖到能力跃迁

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应推动技术应用深度融入产业生态，从而实现治理从“技术主导”向“生态协同”的转型。

一是构建与当地能力匹配的技术应用机制。针对数字鸿沟痛点，创新采用“纸质溯源码+智能语音”混合模式，将数字认证转化为实体化操作界面。冷链物流领域推行“能力准入”机制，把区域冷链标准化改造设为电商帮扶前置条件，确保技术投入与产业承载力动态平衡，同步建立技术复杂度与主体能力相适配的梯度体系；

二是打造技术赋能的产业生态体系。推行“数字导师”驻点制度，将智能系统转化为生产知识传播媒介；智能溯源设备集成病虫害防治知识库，让技术平台成为生产赋能工具。推进冷链“共享式改造”，构建县域中心与镇村级站点联动的温控网络，使基础设施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核心要素；

三是形成共生共荣的数字化发展格局。依托“技术—产业—主体”协同共生系统，将通用数字技术解构为标准化、可移植的技术模块，并结合区域产业特色与主体认知水平，重构适配本地化需求的应用界面与实施路径，推动技术赋能精准落地、产业生态协同演进与发展成果多元共享。广东实践表明，前置能力培育可夯实技术扎根基础，通过功能叠加延伸价值链，形成多方共促的良性循环，实现从数字赋能到数字增能的质变。

消费帮扶的效能提升与模式革新

（一）应急兜底与长效退出机制的平衡

广东探索构建“动态调节—风险对冲—市场衔接”三位一体治理体系，旨在突破传统帮扶政策的刚性干预局限，形成行政力量与市场机制协同共进的治理范式，有效破解“短期有效、长期依赖”的困境。

一是建立应急兜底的双轨制运行机制。广东探索构建行政保障与市场培育并行的双轨体系，同步建立农产品质量分级认证制度。以广东省清远市英德茶叶产业为例，通过阶梯式下调政策采购比例、同步培育市场主体对接能力，实现应急救助功能向市场培育功能的平稳过渡；

二是建立风险防控的市场化保障机制。通过创新开发特色农产品保险产品，并推广“订单农业+价格托底”相结合的风险管理模式，有效稳定农户收益预期。例如，广东省茂名市通过渐进式调整保费补贴机制，引导风险分担主体从政府单一承担逐步转向政府、保险机构、经营主体等多元共担，显著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

三是建立长效动态调节机制。依托数字化监测平台实现帮扶政策的精准调适。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通过建立市场响应机制，将传统行政指令式采购转化为需求导向型供应链管理，助力特色产业构建可持续市场供给体系。这一治理体系通过制度替代、工具替代、机制替代的三重创新，既守住底线保障功能，又激发市场内生动力，构建具备自我调节能力的治理闭环，有利于探索帮扶协作新路径。

（二）从资源输送到价值共创的协作

广东在区域协作中创新构建“需求对接—要素整合—价值共生”三维协同体系，突破传统单向帮扶局限，推动区域协作从资源输血向能力赋能转型，形成可持续的发展生态。

一是深化供需精准匹配机制创新。广东统筹整合粤港澳大湾区消费市场需求数据与协作地区特色产品供给信息，通过布局建设产地冷链集配中心等关键基础设施，构建“市场反馈—品质升级—溢价回收”的良性闭环机制，推动帮扶模式从“兜底采购”的单向补给，向“产业链协同共建”的双向赋能深度转型；

二是推进要素整合的平台化协同运作。依托东西部协作枢纽节点设立区域品牌运营中心，牵头编制产品质量安全团体标准。以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工程为重要载体，借助全链条溯源管理平台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流程可追溯，有效推动技术、数据等现代生产要素与传统农业产业链深度渗透融合；

三是价值共享网络构建。通过区域公共品牌培育、跨区域产业联盟组建等路径，建立应急托底与能力培育并重的共享机制。技术共享实验室等载体构建跨行政边界的赋能网络，目前已认定生产基地近2500个，覆盖130多个协作城市。

四是立体化协作体系完善。纵向建立多级联动机制整合行政与科研资源，横向构建跨省协同网络。通过产销对接活动等新载体，有效破除供需信息壁垒，提升区域协作效能，形成具有示范意义的消费帮扶治理新模式。如，2024年广东通过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采购结对地区农副产品金额突破‌420亿元，打造“出山入湾”产销通道。

（三）政策扶持与内生能力的协同

广东创新构建“政策赋能—数字驱动—能力跃升”产业振兴体系，突破传统帮扶路径依赖，实现从“外部输血”向“内生造血”的模式转型。其核心在于重构产业培育逻辑，建立“标准引领—品牌增值”双向驱动机制，将政策支持转化为产业链核心控制力。

一是以产业链培育助推帮扶模式创新‌。江门市以陈皮产业为示范，通过标准化工艺体系重塑产业价值链。制定涵盖种植、加工、品控的全流程标准，推动初级农产品向高附加值消费品升级。重点开发陈皮月饼、即食饮品等精深加工产品，实现单品产值显著提升。政策层面从短期补贴转向长效能力建设，通过技术培训、品牌孵化等系统性工程，形成标准引领-产品创新-价值提升的可持续循环机制；

二是以数字化智能化推动全面转型。通过实施“冷链基建准入”倒逼机制，将电商帮扶资源与区域冷链覆盖率挂钩，推动产地冷链中心建设，有效补齐流通短板。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生产全链条，如潮州市为凤凰单丛茶构建全链溯源认证体系，将品质信息转化为可交易信用资产，推动产业帮扶从政策输血转向数据造血。数字基建与产业标准协同推进，逐步形成覆盖生产、认证与追溯的数字化治理网络；

三是以多维度融合推动创新协同。建立动态调节机制，平衡救济性帮扶与市场化退出；以技术协同替代资源直接输送，构建产学研创新共同体；将政策资源转化为标准制定、品牌运营等核心能力。立体化创新形成“政策激活市场—市场反哺能力—能力替代政策”的演进闭环，破解帮扶强化依赖的治理悖论。通过标准体系替代行政干预确立质量话语权，依托数字基建重构产业生态，培育内生动力，形成“标准牵引—数字赋能—品牌增值”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靶向驱动的梯度脱嵌构建新策略

1. 构建分类治理与动态调整机制

   为破解传统帮扶政策同质化发展模式，需着力构建“动态评估—精准调控—迭代更新”的弹性治理体系，推动政策工具向精准适配与动态优化转型。

   一是以要素与需求适配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城乡产业要素禀赋与市场需求双重评估矩阵，推行光谱式政策分级管理。针对效益低下的产业，建立资源熔断机制，通过负面清单强制清退；对具备创新潜力与区域适配性的新兴业态，引入“沙盒监管”模式，设定弹性准入标准与观察期，划定试错边界、容缺容错，在释放创新活力的同时精准管控风险，实现资源定向投放与产业良性迭代；

   二是构建协调机制驱动政策精准迭代。设计阶梯式、分阶段的政策调控工具箱：短期运用消费补贴、物流赋能等脉冲式工具快速激活市场；中期着力建设“政—产—学—研”协同平台，推动技术嫁接、人才培育与能力共建，强化产业内生动力；长期则建立企业健康度与自生能力评估体系，明确政策退出条件与触发机制，建立“培育—成长—退出”的全周期政策闭环，保障项目可持续性与效益延续性；

   三是完善制度代谢与动态治理机制。引入政策效力衰减预警模型，搭建跨部门联合诊断与效果评估机制，定期扫描并预判政策叠加、冲突及绩效衰减问题。推动政策适应性调整，依托实时监测数据与反馈信息，动态优化政策工具组合与实施方式，确保制度供给与乡村产业演化需求同频，形成“监测—预警—调控—迭代”的治理闭环。

   （二）推动要素优化与产业升级

   为破解要素市场分割导致的产业低端锁定，构建以“基础要素整合—核心能力培育—衍生价值创造”的三阶升级路径，推动区域产业协作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转型。

   一是强化要素整合，构建协同增值产业体系。建立“生产标准化—品质认证—服务增值”全链条政策支持体系。重点扶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对构建专用性资产、实现全产业链整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税收减免与专项补贴；通过文旅融合、体验经济延伸价值链，打造产品与服务协同增值机制，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与市场竞争能级；

   二是完善创新支持，培育绿色高端发展动能。聚焦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龙头企业开展纵向一体化经营，推动育种研发、精深加工与质量追溯系统建设。对建立闭环质量管控体系的企业，叠加设备购置补贴与技术转化支持；鼓励传统农业向健康食品、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构建“种植—加工—健康消费”完整价值链，促进乡村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

   三是创新空间组织，优化集群化产业布局。借鉴“东莞孵化+韶关产业化”帮扶模式，推广跨区域“产业飞地”合作机制，对生产基地内迁企业给予用地指标倾斜与基础设施配套；加快建设区域物流枢纽、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将电商平台纳入数字乡村重点工程，破解农产品上行瓶颈。通过“技术扩散—要素流动”良性循环，创新“生产基地+精深加工+电商销售”集群化模式，推动产业从资源依赖转向创新驱动。

   （三）实现创新扩散与市场均衡

   针对技术转移中的市场摩擦，应着力构建适应性创新扩散路径。这一路径强调技术方案需适应本地市场条件，通过分阶段、小步快跑的渐进方式渗透市场，实现技术体系与市场结构的深度耦合，形成技术适配与市场均衡协同演进的良性机制。

   一是推行梯度适配以降低综合成本。通过构建分层技术适配体系，有效破解技术采纳壁垒。实施“补贴降购置成本—模块化降操作成本—规模化降维护成本”的三重策略，系统性降低标准化生产技术的推广成本。在冷链基建领域，创新准入机制，引入信用积分体系与激励政策相匹配，有效防范“搭便车”行为，助力要素市场一体化进程；

   二是依托网络效应破除信息壁垒。借助技术手段重构市场信号传递体系，例如引入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介入，强化质量信号可信度，逆转“柠檬市场”困境，提升优质农产品市场溢价。同时，通过生产流程的优化与精细化管控，推动工艺标准化，实现要素投入由粗放向精准调控转型，降低人工操作误差，提升单位产出效率；

   三是协同演化驱动机制‌。制度弹性化、要素流动与适应性创新形成协同闭环。制度变迁倒逼标准化生产，要素重组催生新业态，技术扩散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利润率显著提升‌。技术扩散需与制度创新、要素重组有机衔接，构建激励相容的制度环境，释放要素配置效率，并依托边际收益递增创新实现动态均衡，推动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协同进化生态。

   （编辑  尚鸣）

2025年7月17日，美国众议院以308票对 122 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三项加密货币立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反 CBDC 法案》。该法案明确禁止美联储未经国会授权发行面向市场或金融机构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这一决定不仅是对美联储货币发行权的重大限制，更标志着美元体系可能迈入 “双美元时代”—— 美联储美元与稳定币美元并行发展且开启制度性竞争的新时代。

《反 CBDC 法案》的立法出台意义深远，1776 年美国反抗宗主国大英帝国的专制统治并获得国家独立之后，先是开创了北美银行（1781～1783），失败后又相继开创了第一合众国银行（1791～1811）、第二合众国银行（1816～1833）、萨福克银行（1818～1858）、国民银行（1864～1913）和美联储（1913～至今），履行央行功能。六次央行体制探索之后，《反 CBDC 法案》与此前通过的《天才法案》一起，堪比对英式央行体制和美联储央行体制的一次最新革命。从货币史角度看，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业界讨论的稳定币绑定美元与美债的实质在于延续美国金融霸权，还在于构成了美国挣脱美联储私营化权力垄断美元枷锁的关键战役，已经开启了美元货币体系变革的新征程。

美联储私营化权力垄断美元的历史溯源

要理解这一变革的深刻意义，必须回溯美联储的百年垄断史。

独立战争获胜后，美国在中央银行体制的探索上从未止步。自1774年大陆议会表决通过发行以“美元”（Dollar）为标识的北美殖民地联邦货币起，美国便沿着欧洲已获成功的“中央银行体制”探索自身的美元中央银行体系。从北美银行以降、经第一合众国银行、第二合众国银行、萨福克银行、国民银行的五次央行探索，均以失败而告终。因此，美国自杰克逊主义者的硬通货良币运动后的 1836 年，便进入了长达77年的自由银行时代。

1907年的银行业危机成为重要转折点：危机中暴露的系统性风险，让美国公众逐渐意识到，自由放任型银行体制潜藏着重大不稳定根源，支持成立中央银行对州立银行和金融市场进行适度监管的呼声日益高涨。国会随之重新考虑创建央行体制的必要性。其中，共和党参议员尼尔森?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组织委员会调查危机成因及其教训后提案主张，美国应效仿欧洲国家成立统领银行业的中央银行，这意味着美国需告别已持续了77年的州立分权制的银行业自由化旧时代。

然而，被称为“奥尔德里奇提案”的中央银行方案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危机中，早已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货币同盟实施深度布局的金融巨头摩根大通创始人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Pierpont Morgan）及其盟友，挺身而出实施了有效干预，使危机得以平息。这一事件表明，准私人化的央行式机制是能够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的。正因此，最初的提案以摩根大通等私人银行为基础并完全效仿英格兰银行的私营模式来组成美国的央行体制。但这一提案随即遭到了强烈反对。后经新当选的民主党总统威尔逊建议改造，最终形成了“联邦储备局（政府机构）+12家私营储备银行”混合体制。这种独特的制度设计，仍为日后美联储私营化权力垄断体制的终结埋下了伏笔。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联储承担的 “储备机制”的必要性名存实亡了。央行体制的“储备机制”已经荡然无存，意味着美联储的立命之本也悄然消失了。这就表明，私有制继续介入央行体制的必要性轰然倒塌、不复存在了。为此，私有制主政的美联储一边掩盖日益凸显的“阿喀琉斯之踵”，一边谋划新的立命之本。在追求美联储私有利益最大化和长久化的过程中，美国经济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仅出现贸易逆差、财政逆差、国债逆差的“三逆差”局面，还伴随经济“空心化”病症的凸显。

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实质上是1971年实物锚代币体系解体后，美联储私营集团探索新型央行体制的代价与结果。在保罗?沃尔克（1979年8月6日—1987年8月11日）执掌美联储前，其两位前任主席所推行的美元代币通胀政策，给美联储本应追求稳定美元币值的使命带来了市场信心的严重流失和巨大挑战。沃尔克遂大力整治通货膨胀，但离开传统代币载体物后，如何调控币值稳定成为美联储无力破解的难题。沃尔克的继任者格林斯潘找到了破解之道：诱导境外美元回流，完成美元国内循环、境外循环及境内外一体化循环的动态均衡。金融衍生品的诞生与扩张，便是格林斯潘努力稳定美元币值体系的重要举措。

在格林斯潘治理时期，美联储不仅掌控“美元危机”，更掌控了远超传统银行体系的金融衍生品新世界。2008年，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QE）政策拯救美国金融体系后，其权力架构不仅未被削弱，反而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该法案将 QE 工具合法化，使美联储获得了“大而不能倒”的特别监管权力与地位，形成对美元体系的多重垄断，其私营化权力垄断达到顶峰。

《反CBDC法案》的深层动因

2025年7月17日通过的《反CBDC法案》，表面上是对数字货币发展的限制，实则暗含三重战略意图：

首先，打破美联储的私营化权力垄断。古人云，物极必反。美联储的垄断与扩张使其与美国国家利益渐行渐远。

一是尽管美元无锚定物，但享有从各国收取“铸币税”的特权，依靠的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信用，尤其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后盾，但收益却被美联储的十几个私人股东拿去了大部分，这不仅造成美元霸权与美国债务越来越不可延续，而且造成内部利益分化。特朗普代表的是制造业集团利益和被金融资本压榨的那部分阶层利益，同时也希望通过改革延续美国在世界的金融霸权地位，这决定了他必须打破美联储对发币权的垄断。

二是美元利益对美国本土的依赖减弱，转而更依赖全球化，而美联储的私营权力垄断与主权垄断脱节，让美国作为主权国家陷入深层困境。不彻底摆脱这一垄断，美国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将始终面临被绑架与掣肘的风险。毕竟，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美元服务美国经济和美元服务海外经济的规模对比已经从大转小，已经不再主要服务美国国家的主权经济了。即美联储维系美元利益最大化的定位与战略，与美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利益选择既有交集也有分歧：交集大于分歧时双方共荣，分歧大于交集时双方内斗不可避免。这促使美国政府另辟蹊径，将主权货币从独家垄断体制转型为非垄断型新体制。

而法案的核心用意在于防范美联储借数字货币创新来继续扩大自己的私营势力。稳定币的兴起已经可以将美联储的私营势力阻隔于稳定币领域之外，为限制美联储通过 CBDC 迂回延续数字时代的私营化权力垄断，国会明确划出了红线：数字货币领域必须保持开放竞争，不容许美联储一家独大。

其次，重构美元发行机制。随着1971年8月15日布雷顿森林协定解体，美联储美元作为法定货币的根基仅剩其中的美债锚支撑。假以时日或当稳定币运营机构将稳定币与美债实施一比一挂钩时，此类稳定币在原理上与美联储美元将无本质差别，美元将呈现美联储美元与稳定币美元“本质相同、应用领域不同”的共生状态。一旦稳定币的价值基础完全锚定或100%锚定美债后，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元发行逻辑与架构——此时稳定币实质上成为与美联储美元无差别的“美债稳定币”，二者法理完全一致。由此可见，从美元资产化稳定币到美债稳定币仅剩一步之遥。而一旦如此，该种稳定币即在原理上和事实上同时成了“稳定币美元”。随之而来的便是双美元时代的到来以及二者之间必将引发的深度较量和激烈竞争。

最后，当然有巩固美国金融霸权的考虑。当前美债规模已突破36万亿美元，传统美元体系难以为继。通过鼓励稳定币经营者持有美债，可创造新的美债需求，为美国金融霸权延续生命力，同时确保美国在与中国的大国竞争中保持货币优势。

总之，《反CBDC法案》的高票通过，标志着美元由美联储独家垄断的时代即将结束，而稳定币美元与美联储美元并行的双美元时代可能将由此正式开启。

双美元时代的制度博弈

随着“双美元时代”的到来，原有货币体系的平衡被打破，首当其冲的便是美元监管体系的重构。现行监管框架建立在美联储集权垄断基础之上，无法适应双美元竞争新格局。未来改革可能包括：设立新的联邦监管机构，统筹稳定币美元与美联储美元的监管，建立二者间的兑换与清算机制等。

其次是货币效率的革命。美元资产化稳定币（包括稳定币美元）代表着更高效率的货币形态：在交易效率上，区块链技术可实现毫秒级跨境结算；在发行效率上，依托智能合约可实现自动化发行；在监管效率上，可编程货币支持精准政策调控。这些效率优势协同生效后，必将产生强大的“挤出效应”，逐步蚕食美联储美元的传统份额与垄断地位。

就全球货币体系而言，随着美国对美元的重组，世界各国不得不随之调整。中国香港等地已迅速推出了本土法律框架下的稳定币方案，欧盟、日本也在加紧布局。

这场由美元重构引发的货币大革命，可能朝着三种方向演变：一是双美元无优劣之分，共同支撑美元霸权；二是双美元形成良劣之分，最终良币战胜劣币；三是双美元形成良劣之分，最终劣币战胜良币。

无论出现哪种情形，人类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是：“双美元时代”能否凭借货币效率优势为人类社会的更大繁荣带来新的增量发展。若不能，“双美元时代”注定将昙花一现，终将被更先进的货币原理与兼容性超越。

尽管“双美元时代”来势汹汹，但其背后的货币学原理仍未突破西方经济学与货币学的固有局限。若不能就货币起源原理、实物货币原理和复合货币原理给出系统性的理论建构，美国在这场货币大革命中的努力与博弈或将前功尽弃。尤其在零和繁荣与共赢繁荣的关键议题上，若美国政治无力引领共赢繁荣，无论美元资产化稳定币或稳定币美元多么先进，最终也无法阻挡人类增长型经济的前进步伐与浪潮。

货币是非中性的，且从来如此。这是西方经济学自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经新古典分析范式到现代主流经济学始终无法兼容的核心命题。但双美元的制度博弈，却直接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

全球经济形态的范式转移

稳定币的兴起不仅关乎货币本身，更关乎市场经济生态的整体重塑，包括一般均衡机制与稀缺资源最优配置机制的重构。其中，以“真实世界资产代币化（RWA）”为代表的经济形态崛起，正彻底颠覆传统线下经济与以互联网、移动互联为载体的线上经济。通过传统资产代币化，稳定币正打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价值流通、信任构建与交易效率壁垒，包括但不限于金融产品、艺术品、房地产、大宗商品、银行业、保险业等几乎所有实体经济领域的产品均可上链交易。

随着第一代区块链技术融入智能合约，链化技术体系加速升级，不仅涌现出树图技术等区块链的迭代新技术，更催生了Web3等网络架构新业态，使跨链交易从可能走向成熟。一旦传统交易或实体化交易通过链化重构转化为链上交易，人类经济增长方式将彻底步入后市场时代。

这是因为，现当代经济是由货币驱动的增长型经济，与货币自身的效率属性密切相关，由特定货币（实物锚代币和银行净头寸货币）所决定。而市场是辅助货币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扩张机制，即市场的扩张使货币效率更高。但随着稳定币带来的货币本身效率与技术的改进，增长型经济完全可以超越西方市场机制实现更大更有效的增长。无论如何，平台经济与链化经济的存在已经向世界证明：由无数市场主体自愿参与的价格齐次型（价格对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是一致的）市场体制正在失灵、失效。西方价格齐次型市场并非人类增长型经济的唯一路径与场景。若链化经济全面发展，经济学中的西方市场功能将逐渐弱化，面临失灵风险。人类正在迎来西方市场经济的后时代。

毋庸置疑，中心化平台经济或将被去中心的链化经济融合并兼容性超越。期盼中心化平台经济与去中心的链化经济融合形成新型协作关系已无可能。即便平台经济运营者（如亚马逊）发行自己的稳定币，由于钱包技术属性已形成代际壁垒导致向下兼容困难，两者并行运行已无可能；若平台经济将钱包工具一律升级为链化钱包，其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已在实质上消失。

平台经济注定消失的核心根源，在于货币原理与货币效率将发挥非中性化的颠覆作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局限性在于假定货币中性，正因如此，从古典分析范式到新古典分析范式，乃至科斯领衔的新制度经济学，均只能在这一假定基础上方可展开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凯恩斯主义虽承认短期货币非中性化，但在长期上仍回归中性框架。

当货币本身与货币原理存在显著效率差异时，其决定和推动的增长型经济将成为函数应变量。换言之，经济增长由货币属性及效率集合所决定：有怎样的货币属性及效率集合，就有怎样的经济增长。特定货币效率集合才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机理。仅当货币效率集合呈现中性状态时，资源配置才交由供需型价格机制来决定。一言以蔽之，货币是决定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面对稳定币新浪潮，我们有必要从货币学原理的大局观重新审视这场货币大革命的本质。

巨变时代的战略与抉择

站在人类历史巨变的转折点上，美国别无退路，即选择以货币大革命的魄力，放弃运行112年的美联储私营化权力垄断体制，推行阵痛最小的“美元非垄断型新体制”——双美元体制。这场货币变革对美国而言是一场超级冒险：自由市场体制将随之终结，其法律体系的优越性也未必能实现边际收益递增。更关键的是，美国发起的此次货币变革，还只是货币革命的前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货币革命，因其基础制度如国家监管制度还未构筑好。而在沙滩上构建的美好图景很可能只是一座海市蜃楼。真正的货币革命仍在蛰伏、蓄势待发，等待着成为“螳螂捕蝉”背后的“黄雀”。

对中国而言，这场由美国主导的稳定币合法化变革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要警惕美国金融霸权的自我革新，另一方面需重新审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低效路径。在货币效率决定经济增长的时代，唯有与时俱进者才能赢得未来。

无论如何，借助稳定币诞生的机理，我们已能窥见一个超级庞大的新未来正在向人类逼近。若不重视以区块链技术为底层逻辑和基础设施的新型社会组织原理，这一战略误判不仅不可逆，还可能成为中美较量的一次关键失利。

相反，若积极主动迎接货币效率革命的历史必然，中国的机遇便会瞬间呈现。美国已将人类共同努力249年的全球自由贸易转向全球关税贸易体制，这是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背叛，是典型的零和繁荣捍卫者，其国家软实力已大幅削弱。若中国继续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赢理念，中美较量便可升级为美国主导的“零和繁荣”与中国主导的“共赢繁荣”之争，这一战略机遇已被美国清晰地呈现在了世界面前。

由此可见，在稳定币大革命背后，美国的诸多“阿喀琉斯之踵” 已暴露无遗，其建构的“全球关税贸易之零和繁荣新体制”正为中国创造无数战略新机遇，但中国面临的困境与危机并非一目了然、轻易可解。

毋庸置疑，此次货币大革命的本质是货币效率的革命。传统货币体制已逼近效率极限，无法继续推动经济有效增长，不从货币变革入手已经难以统筹全局。认知并接受这一立论，本身就需要一场知识体系的革命——对西方经济学的彻底重构。

挑战已然迫在眉睫。世界需要认识到，不仅美联储美元潜藏着巨大困境，事实上所有国家的央行货币体制都潜藏着照搬英式央行体制时所遗传的部分准备金同质困境。换言之，人类整体货币体制面临同步转型的历史必然，无法凭借政治决心与意志规避。

货币及货币效率原理是经济增长最基础的底层驱动力和变革，可实现全球同构，因此国家间的关键竞争在于应用层面的制度竞争。以RWA（真实世界资产代币化）为代表的经济业态转化器正成为各国追逐的焦点。若不能抢占这一高地，无论树图技术或Web3技术多么先进，都将沦为过渡性工具；反之，只有高效占领RWA经济规则的制高点，中国才能借机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发展。让我们在迎接双美元新时代的浪潮中，运筹帷幄，力争决胜千里之外。

（编辑  宋斌斌）

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基础性支撑和先导性引擎，长期以来保持着资本市场的核心投资地位。2025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股权投资规模增速收窄，投融资事件金额在全行业的占比有所回落，上市企业市值增长低于全行业水平，同时在首发上市节奏收紧的背景下，并购重组交易活跃。建议进一步完善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健全优质初创型企业孵化机制，拓展多元化资金退出渠道，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支持集成电路、光学光电子、电子元器件等电子信息产业重点领域创新发展，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保障。

电子信息产业投融资情况分析

（一）电子信息产业主导格局稳固但增速收窄，PE/VC投资规模行业占比回落

投中研究院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发生私募股权及风险投资（PE/VC）事件5074起，同比增长27.77%；对应投资规模5748亿元，同比增长18%。其中，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基础性支撑和先导性引擎，始终保持着资本市场的核心投资地位。2025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生PE/VC事件数量达1569起，对应投资规模1444.48亿元，事件数量和投资规模在全行业中的占比达30.92%和25.13%。然而，较2024年，总体来看同期呈现“双降”特征：一方面，投资规模增速收窄，2025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PE/VC投资规模较上年同期的1385.33亿元仅增长4.27%，大幅低于全行业18%的增速平均水平。另一方面，行业投资规模占全行业的比重有所回落，2025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生PE/VC事件对应投资规模占全行业总投资规模的25.13%，低于上年同期的28.44%。

（二）行业收购并购交易活跃，半导体领域仍为投资热点

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统计，2025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共发生披露金额的股权投资事件290起，同比增长11.54%，对应投资规模665.32亿元，同比下降4.35%。整体来看呈现“量增价减”态势，并展现出四大结构性特征：一是大额交易规模收缩，2025年上半年亿元级以上项目数量占比由上年同期的53.46%下降至48.62%，投资规模占比由上年同期的97.38%下降至95.17%。二是收购并购交易活跃，2025年上半年，发生收购并购交易17起，对应交易规模206.95亿元，较上年同期的21.56亿元实现多倍数级大幅增长。三是半导体仍为行业投资重要支柱领域，2025年上半年半导体领域完成投融资事件181起，对应交易规模417.09亿元，事件数量和金额在电子信息产业中的占比均超六成。四是投融资事件区域集聚度持续提升，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省市成为电子信息产业投融资事件的主要集聚地，2025年上半年江苏、广东、上海、浙江四地合计完成投融资事件数量在全国占比达69.31%，较上年同期的66.92%进一步增长。

（三）企业上市节奏与市值增长趋缓，创业板、科创板为上市首选板块

当前证券市场新股发行节奏趋缓，2025年上半年电子信息产业新增A股上市企业仅9家，较上年同期减少3家，募资金额70.77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3.11%。创业板与科创板仍为我国电子信息企业上市首选板块，2025年上半年分别新增电子信息上市企业5家和3家。同时受强周期属性与技术管制双重制约，电子信息行业市值增长低于全行业水平，Wind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主要宽基指数呈现普涨格局，沪深300、上证综指、中证500分别累计上涨22.42%、23.52%和25.94%，截至6月30日A股总市值较年初增长6.13%，而电子信息行业上市企业市值增幅为5.1%，低于全行业水平。

发展趋势研判

（一）募资市场触底回暖，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活水”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监管政策趋严的背景下，我国股权投资市场呈现“总量企稳、结构分化”态势。在募资方面，2025年上半年我国新成立基金1966支，同比减少18%，募集规模10665亿元，同比减少32%。虽延续下行态势，但降幅较上年同期显著收窄。特别是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AIC基金等“压舱石”资金正式入市，有望大幅提振市场信心。预计未来伴随着国资、引导基金、险资等同步发力，一方面，市场回暖趋势将逐渐显现，另一方面，受政策引导带动，资金将向半导体、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符合国家战略的重点领域加速流动。

（二）美元基金在华投资没落，国产化进程加速推进

面对美国政府持续加码对华投资限制，我国电子信息领域美元融资活动急剧收缩。Wind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领域共发生2起美元融资事件，与去年同期数量持平；融资总额为2000万美元，仅为上年同期的32.26%。预计未来受中美博弈、国内产业政策引导等因素影响，美元基金将被进一步边缘化，部分曾经依赖美元基金融资的电子信息领域的初创型企业或将面临一定资金缺口，需加速转向人民币基金或政府引导基金进行填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已明确将重点投向晶圆制造与设备环节，有望加速带动国内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进程提速，此外，当前产业链中国产化率相对较低的环节，将迎来重要发展机遇。

（三）制度包容性持续提升，进一步畅通资金退出渠道

随着支持科技创新的制度供给持续增加、不断优化，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制度包容性、适应性显著提升，为前沿科技领域企业提供了更加畅通的上市通道。Wind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A股IPO企业数量为51家，较上年同期的42家增长21.43%，募资总额达370.67亿元，较上年同期的301.88亿元增长22.79%。电子信息产业因技术密集与资本密集的双重属性，具有研发投入大、成果转化应用周期长、商业化风险高的特点。未来随着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重启以及创业板第三套上市标准的正式启用，身处产业链核心位置和关键环节、从事前沿领域研发创新的未盈利企业有望选择更加多元化的上市路径，实现估值方式从“利润折现”向“技术路径+转化效率”的转型。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尚待完善

电子信息产业具备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特别是很多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企业，存在经营暂时浮亏、缺乏担保与抵押的情况。在股权融资方面，当前机构的投资偏好主要集中于少数具有一定市场规模和盈利能力的成熟项目，对技术研发和产能扩张所需资金大、投资回报周期长的项目持谨慎观望态度。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统计，2025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披露金额的股权投资事件中早期项目占比为60.34%，较上年同期的63.46%有所下降。在债权融资方面，受贷款准入标准、信贷审查审批机制、商业银行考核激励机制、风险容忍度政策等因素制约，部分企业在融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定限制。

（二）企业创新价值变现机制需健全

以半导体领域等为代表的产业链上游企业，其创新价值主要受技术更新情况、市场需求变化等因素影响。然而，部分金融机构由于专业技术人员及资深行业研究人员的缺乏，对电子信息细分领域的技术辨识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相对较弱。调研显示，当前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资金提供主体主要为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参与度仍然较低，无法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提供有效的风险保障，导致优质企业创新价值难以高效变现的情况依然突出。

（三）多元化资金退出渠道亟待拓展

随着我国创投市场逐步由快速发展期进入高质量发展期，资本退出压力逐渐显现。投中研究院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PE/VC机构IPO退出账面回报率为3.83，较上年同期的6.07显著下降。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A股IPO节奏放缓，机构的退出周期持续拉长，导致资金回流承压，当前国内多家创投机构密集向被投企业发起诉讼，其中绝大部分都与被投企业触发回购条款或对赌协议有关，反映出技术转化周期与资本回报周期的深层冲突。总体来看，并购重组市场与区域性股权市场的活跃度仍需被进一步激发。

金融发展建议

（一）完善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

强化产融供需常态化对接机制，通过举办投融资路演活动、搭建政银担企联动平台、探索建立上市培育库等方式，引导更多金融资源精准支持电子信息产业薄弱环节发展。积极通过财政投入、科技捐赠、知识产权期权投资、创业投资、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产业基金、上市融资与再融资、兼并收购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专项举措，为电子信息产业优质企业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加强银行、保险、证券、基金、融资担保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之间的信息共享与业务合作，通过“股贷债保”联动等服务模式创新为电子信息产业优质企业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

（二）推进以金融为资源纽带的产业生态建设

支持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联合龙头企业设立产业创新基金，定向孵化硬科技项目，为初创企业提供技术验证、订单导入等配套支持，并通过“分阶段注资+里程碑考核”机制降低早期投资风险。创新生态反哺机制，积极有序引导获政府注资的产业龙头企业定向投资上下游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构建“以大带小”的协同发展格局。畅通技术整合通道，设立硬科技并购重组快速审批窗口，简化横向并购反垄断审查流程，通过系统性打通“政策供给-资本循环-技术整合”全链条，加速中小企业技术资源融入产业生态。

（三）拓展多元化资金退出渠道

加快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板建设，试点私募股权基金份额转让平台与S基金联动机制，支持国有资本以“优先股回购”方式承接私募股权基金份额。强化重点企业孵化机制，通过建立上市培育企业库、开展并购重组需求对接、提供差异化融资辅导等工作，系统性打通“加速上市-多元退出-风险缓释”闭环。鼓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保险资金、企业年金、慈善基金等长期资金在现行政策范围内加大对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力度，对符合国家战略的领域延长投资考核周期，纾解行业当前存在的“缺长钱”问题。

（编辑 卢周来）

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通过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促进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价值，严格落实脱贫人口各项衔接帮扶政策防止返贫等，在增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探索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的多项措施。

调研发现，赞皇县财政资源有限，加之居民收入绝对值水平较低，未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资源利用价值进一步提升，加快推进共同富裕，需要更为广泛的市场资源和政府政策支持。

赞皇县居民收入优化工作观测指标体系

赞皇县居民收入优化工作观测指标体系构成

在赞皇县加快推进共同富裕、探索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工作进展观测指标体系中，关于县域内居民收入，我们设立了以下指标：

1. 居民收入水平指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

2. 居民收入结构指标：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以上指标按照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类考察。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石家庄市脱贫县、浙江省和全国对比，反映推进共同富裕的进展。城乡居民对比反映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进展。

   赞皇县居民收入优化工作观测指标体系分析

   1.赞皇县居民可支配收入及结构情况

   我们梳理了2016年至2024年赞皇县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化情况和收入结构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分析。

   表1 赞皇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数据来源：赞皇县统计局

如表1所示，2016年至2024年间，赞皇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实现了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速为6.6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速为10.7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均实现快速增长。赞皇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分别增长了15088元和8214元。

与此同时，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差距扩大。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差距由17573元扩大至24447元。在这9年间，赞皇县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从4.07缩小到2.75，缩小了1.32，平均每年缩小0.15。

表2  赞皇县城镇居民四项结构收入      单位：元

数据来源：赞皇县统计局

表3  赞皇县城镇居民四项结构收入占比

如表2、3所示，在赞皇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净收入和经营净收入以2022年为分界线，前者在前七年持续增长，后两年出现了下降；后者在前七年持续下降，后两年呈现增长。

表4  赞皇县农村居民四项结构收入     单位：元

数据来源：赞皇县统计局

表5  赞皇县农村居民四项结构收入占比

9年间，赞皇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上升（表4、表5）。前7年，工资净收入和经营净收入不断增加，工资净收入占比逐年下降，经营净收入占比小幅波动；在后2年，工资净收入出现减少趋势，经营净收入呈现上升趋势，两者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趋势与之一致。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占比变化不大。

综上所述，赞皇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额均实现了增长。

2.赞皇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比较分析

表6  赞皇县和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数据来源：赞皇县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

表7  赞皇县和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增速

将2016—2024年赞皇县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以及增速和全国同期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见表6、7）。

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年，赞皇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国的69%；到2024年赞皇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国的71%。赞皇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6.63%，超过了6.32%的全国水平。在增速高于全国的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差距由10314元扩大到15798元。

   （2）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2016年，赞皇县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为全国的46%；到2024年赞皇县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全国的60.3%。2016年至2024年间，赞皇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速为10.73%；同一时期全国水平为8.1%，增速快于全国，同时绝对值差距由6634元扩大至9176元。

   （3）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2016至2024年间，赞皇县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缩小了1.32，同期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了0.38，赞皇县远远好于全国水平。同期，赞皇县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的缩小程度为全国水平的3.5倍，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差距明显缩小。

3.赞皇县与河北省其他脱贫县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分析

根据河北省45个脱贫县2016—2024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情况，可以看出，在脱贫攻坚工作启动时，赞皇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729元，位列最后一名，且是河北省唯一一个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足6000元的脱贫县。到2024年，已上升2名到河北省脱贫县的43名。

4.赞皇县与石家庄市其他脱贫县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分析

表8  石家庄市脱贫县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数据来源：赞皇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统计局

表9  石家庄市脱贫县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

我们对2016年至2024年石家庄市4个脱贫县的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进行了对比分析（表8、9）。

（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024年赞皇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2016年增加15088元，行唐县为16750元，灵寿县为16146元，平山县为16932元。2024年赞皇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2016年增长了64.75%，行唐县为65.83%，灵寿县为64.58%，平山县为64.91%。四个县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基本持平。

（2）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绝对值来看，2024年赞皇县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比2016年增加8214元，行唐县增加8133元，灵寿县增加8102元，平山县增加8385元，赞皇县排名第二位。从增幅来看，2024年赞皇县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比2016年增长了1.43倍，行唐县是1.19倍，灵寿县是1.31倍，平山县是1.11倍，赞皇县排名第一。    

（3）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2024年与2016年相比，赞皇县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由4.07到2.75，缩小了1.32；行唐县由3.74到2.82，缩小了0.92；灵寿县由4.06到2.88，缩小了1.18；平山县由3.59到2.70，缩小0.89。这表明，赞皇县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方面走在了前列。

通过比较分析发现，赞皇县在石家庄的4个脱贫县中，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和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幅度均居于首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值位于第二。综合来看，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加快推进共同富裕方面，赞皇县表现得较为突出。

5.赞皇县与全国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分析

表10  赞皇县和浙江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增速

在表10中，我们将2016—2024年赞皇县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收入比和浙江省同期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赞皇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速为10.73%，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速为8.26%。赞皇县快于浙江省。赞皇县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缩小了1.32，浙江省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缩小了0.24。赞皇县城乡居民收入比与浙江省的差距从4.07:2.07缩小到2.75:1.83。赞皇县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的缩小幅度也优于浙江省。这说明赞皇县在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方面成效显著。

综上所述，近些年赞皇县在农村居民增收速度及缩小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方面成绩优异，正在为完成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本世纪中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积累基层经验。

赞皇县政府工作对居民收入影响分析

近年来，赞皇县政府及各部门通过开展各项工作，不断增加县域内居民可支配收入，具体如下：

引进项目，增加市场主体。2023年赞皇县新增市场主体5296家，全年新增减税降费2.56亿元，外出招商131次、对接项目213个，集中签约引进了华巨电气、汇瓷电子等49个项目，总投资125.36亿元；全年开工项目55个，总投资64.3亿元；列入市重点项目11个，完成投资16.6亿元。这些举措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可以有效扩大居民就业，增加居民收入。

产业发展促进居民增加收入。持续壮大绿色建材、食品健康两大主导产业，举办陶瓷博览交易会、酸枣仁产业发展大会。靠山吃山，发展林果经济，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带动农民增加收入。

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加大民生支出。整合涉农资金实施产业类项目，增加脱贫群众人均纯收入。夯实农业生产基础，建设高标准农田，增加全县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培训高素质农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城镇新增就业。

赞皇县的一系列措施，有效提高了居民收入，优化了居民收入结构。

工资性收入方面。从赞皇县公益性岗位人员收入情况看：公益林护林员84人，每人每月300元；重点乡镇护林员99人，每人每月300元；六大员公益岗1331人，每人每月500元；农村保洁员951人，每人每月800元；环卫工人200人，每人每月1500元；环卫司机65人，每人每月3500元；村级光伏公益岗254人，每人每年不低于3000元。共计影响2984人工资性收入，人均每年增加8333元。保洁和环卫资金由赞皇县财政预算资金保障，村级光伏公益岗资金来源于村级光伏收益。

劳务输出方面。2023年赞皇县持续叫响“赞皇嫂子”“赞皇枣农”“赞皇蜂农”等劳务品牌，加强对务工人员的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务工人员素质，培训总计2300人次，通过“赞皇嫂子”劳务品牌培训初级育婴员276人，年增收950余万元，培训高级月嫂110人，年增收440余万元，年合计增收1390余万元，通过“赞皇枣农”劳务品牌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2700人，年增收3000余万元；通过“赞皇蜂农”劳务品牌开展各项新兴业务，每年有大约1000人参与其中，年增收1200余万元，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财产性收入方面。2023年赞皇县脱贫人口人均收入13798元，其中人均财产性收入1224元，占全县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的8.9%。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包括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补偿费、存款等，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补偿费收入一般由承包方直接发放给脱贫人口，存款利息收入直接打卡到户。根据国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标准，非国有集体和个人：155167.8（亩）×14.05（元/亩）=2180107（元）；国家级公益林：13900（亩）×10（元/亩）=139000（元）。国家级公益林补偿金补偿对象为国有林场，非国有集体和个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补偿对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补偿给村集体，一部分补偿给个人。

转移性收入方面。2023年赞皇县有43876人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各级政府对每人转移支付151.5元（中央部分103元，省级部分22.5元，县级部分26元）。2023年赞皇县有城镇低保对象114人，人均每月发放低保金420元，人均每年增加5040元；农村低保对象7771人，人均每月发放低保金300元，人均每年增加3600元；农村特困对象1258人，人均每月发放790元供养金，人均每年增加9480元。

综上所述，赞皇县政府通过政策支持、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等各项工作，有效提高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对于有效防止规模性返贫和加快推进共同富裕具有积极意义。

调研发现问题与政策建议

赞皇县通过招商引资、产业发展、财政投入等各项措施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并在提高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以及优化城乡居民收入结构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

1.2016-2024年，赞皇县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快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速度快于石家庄市其他脱贫县、浙江省。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基数差距，两项收入与全国之间的绝对值差距依然在扩大。

2.2016-2024年，赞皇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比缩小幅度较大。这一指标优于石家庄市其他贫困县、浙江省、全国水平。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基数差距较大，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绝对值差距仍然在扩大。

3.赞皇县城镇居民和城乡居民收入结构不断优化。赞皇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市场化收入尤其是工资净收入占比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也有所提升。

以上这些数据表明，赞皇县在增加居民收入方面的工作富有成效，特别是在扩大市场、培育特色产业等提高居民就业市场化收入方面效果明显。同时，赞皇县委、县政府深入落实中央、省、市政策措施，增加了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比。

4.作为山区脱贫县，赞皇县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数据显示，赞皇县居民收入的绝对值水平较低。截至2024年，赞皇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截至2024年，赞皇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河北省45个脱贫县中位列倒数第三名，赞皇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依然位列石家庄市最后一名，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在石家庄市脱贫县中位列第二，距离我国发达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赞皇县财政资源有限是制约共同富裕水平大幅提高的重要因素。2024年，赞皇县一般公共预算可比口径收入完成7.74亿元，而财政支出规模远大于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中的大部分来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

赞皇县增加居民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是更多地引进二产投资，加工本县自然资源原料增值后进入市场。加快县域经济主体从卖初级加工的原料升级为卖深度加工的成品，既可以安排更多低收入农村劳动力就业并增加收入，又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调研发现，在当前环境下，由于收入基数提高，即使是维持现行扶贫政策，其有效性也打了折扣，一旦现行扶贫政策全部退出，将对赞皇县缩小与全国发达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差距带来新的困难。赞皇县党政干部普遍反映，希望五年过渡期政策到期后，继续保留现行的扶贫政策，并加大力度。

（编辑  宋斌斌）

评价指标体系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工具，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导向与实践路径具有深远影响。科学构建评价机制，不仅是衡量发展成效的标尺，更是推动国家决策部署向省域、市域纵深传导的核心抓手。2020年作为高质量发展深化转型的关键节点，国家密集出台了《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办法》等文件，各地积极响应，立足自身发展定位和使命要求，以新发展理念为导向，积极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部署综合绩效评价与考核工作，切实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标志着评价体系从“增速”向“质量”的转变。

通过观察2020年以来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我们发现，既有研究普遍聚焦区域层面的指标体系构建和综合得分测算，大多以熵权法、层次分析法等成熟算法为基础，在指标选取上大同小异，存在研究视角、指标设置及计算方法同质化的问题，较少关注如何提升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践应用价值，尤其是如何加强指标体系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化、差异化、系统性引导。

本研究旨在弥补以往研究理论性较强而应用性不足的问题，以地方政府为研究视角，选取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具有代表性、示范性的重点省市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典型案例分析方法，从单一指标体系构建及计算转向评价体系的运行全过程，研究内容涵盖指标设计、评分标准、协同机制及结果应用等环节，系统分析其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实践应用效能及演进特征，总结提炼共性经验与特色化评价方法，并针对部分省市评价指标体系现存的问题，提出兼具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优化建议。

重点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概况

（一）指标设置

各省市充分按照国家要求，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包含“综合质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六个一级指标，同时联系自身实际，建立了“共性指标+个性指标”，动态完善关键性、特色性、过程性、加分类指标。

上海市：指标体系采用“综合绩效评价（即得分项）+减分项”的双轮驱动结构。创新引入复合型指标设计理念，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复合指数”，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增量与质量提升。为强化区域特色化发展，指标体系专门设置差异化优势指标，由全市16个区各自提报两项专属指标构成，着力锻长板、强优势、显特色，构建精准化发展引导机制。

广东省：根据珠三角核心区、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和北部生态发展区三类核心区域的特色和发展定位，按“1+5”的框架设置“共性指标+个性指标”。在后续动态优化中，精简调整已完成的指标、优化替换更加直观科学的指标，注重提高指标的直观、易懂、可操作性，如删减了“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等阶段性任务已完成的指标，将科技创新部分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替换为“高价值发明专利”“数字经济产业增速”等直接反映科技创新产出的指标。

江苏省：分别针对设区市、县（市、区）和城区三类核心区域设置了三套“共性指标+个性指标”的评价体系。在后续动态优化中，围绕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要求，结合江苏战略定位，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制造业转型升级、防范化解风险等工作要求，动态优选关键性、支撑性、特色性指标，如引入“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个数”“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等指标。

浙江省：将评价指标设置为结果性评估指标和工作性评估指标两大类。其中，结果性评估指标沿用以往指标，工作性评估指标围绕重大平台抓手进行设置，如后续动态优化时新增加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数字化改革成效”等相关重要指标。

安徽省：为强化正向激励效应，考核评价体系创新设立分级表彰加分机制，如对获得党中央、国务院通报表扬的事项，每项予以0.3分激励，对获得省委、省政府通报表扬的事项，每项给予0.1分激励。该设计通过差异化赋分引导，有效激发各地区争先进位的发展积极性。

（二）评分方法

为更好反映区域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和努力进步程度，各省市根据发展规划、发展阶段及功能定位，设置差异化区域分类及权重体系，加强静态与动态、当期与多期、自我评估与独立评估相结合的全方位考核，优化完善更具激励效果的特色化评分方法。

上海市：基于各区域经济结构、发展定位及阶段特征，建立分类分区评价体系，并通过差异化权重适配各区域发展需求。在区域分类方面，与现行政绩考核体系保持协同，主要划分为四类区域：Ⅰ类区域侧重创新动能与开放能级评估，Ⅱ类区域侧重综合质效与协调水平发展，Ⅲ类区域侧重创新转化与区域协调，Ⅳ类区域侧重绿色转型与共享发展。在多维评价方面，创新引入进步指数评价维度，重点监测评价指数相对基期的提升幅度，反映各区域努力程度与改善情况，实现高质量发展进程的动态评估。在计分方法方面，水平指数与进步指数通过科学权重配置形成评价合力，既保障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衡量，又体现各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力度、进步速度。

江苏省：采用“共性+个性”指标多维赋权机制，基础共性指标实行标准化权重配置，特色个性指标则依据各市主导产业布局、战略发展重心及区域禀赋特征实施差异化赋权。引入“水平基准+动态进步”的双重评价方式，前者侧重发展基础质量，后者关注改善效能，通过差异化赋权实现对后发地区的公平性补偿。在后续动态优化中，局部提高反映高质量发展内核的关键领域及年度重点任务指标权重，形成“核心导向优先、质效底线并重”的约束激励模式。

浙江省：优化构建“部门、市自查评估+省委独立评估”模式，首先由省级职能部门及市级单位开展自我诊断评估，随后由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基于自查报告进行合规性审查，并依据标准化评估框架实施独立验证。该过程通过系统分析巡视督查材料、专项问题清单等多源监管数据，实现评估结论的科学校准与问题整改的闭环管理。

安徽省：在原有指标体系基础上，对单个指标采取“静态+动态”双维度评价方法。具体计算中，每个指标的最终得分由两部分构成：30%权重基于静态水平值，70%权重基于动态变化值。各指标按此规则计算得分后，再通过预设权重加权汇总为综合指数。以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比为例，其静态值采用年末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率，动态值则使用当年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的比率进行测算。

广东省：3个评价区域设置各有侧重的权重体系。其中，珠三角区域在“综合、创新”两项一级指标上赋权较高，重点考核创新驱动、开放水平。北部生态发展区的“协调、绿色、共享”三项指标赋权较高，重点考核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沿海经济带重点考核城镇化水平提升、协调发展的成效。

（三）调度机制

为进一步增强高质量监测分析及调度考评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有效性，各省市还通过建立指标体系高频监测调度工作机制、优化目标设置区分度、扩大奖励范围、创新优化统计指标工作体制，破解高质量发展调度难题，确保精准推进高质量调度工作。

江苏省：在考核频率方面，建立季度动态监测与半年度阶段评估相结合的过程考核机制，评估结果纳入年度综合评价体系并形成综合绩效报告。在目标设定方面，按阈值赋分，即达到基准工作量（80%）获得基础分，在基准值与目标值区间（80%～100%）按比例赋分，引导各指标牵头部门“跳起来摘桃子”。在激励制度方面，以正向激励制度强化表彰奖励，以试错容错制度保障改革探索空间，以岗位动态适配优化人才流动效能。

湖南省：实施“季度调度+半年评价+年度考核”，构建季度动态追踪、半年度阶段性诊断与年度综合绩效评估三阶段闭环评价，分别计算各指标的当期实际完成情况，并对每期得分进行综合加权评分计算综合得分，实现发展进程的全程监控。

杭州市：通过数字化监测分析平台构建多频次协同的监测调度体系以及日/周/月三级报表体系，实现从日度高频数据追踪、周度异动指标预警、月度短板诊断分析到季度贡献度评估、年度目标对标管理的全周期管理闭环，形成对经济运行新动向的实时响应能力。基于经济高频数据与经济运行趋势关联分析，借助机器学习等智能化算法建立指标预测模型、构建风险预警模型，加强研究重点指标异动，分析经济运行中的薄弱指标。

青海省：构建“日度监测—月度协商—季度研判”的多频次协同工作机制，通过动态跟踪关键高频指标提升调度的精准性。在日调度方面，实时追踪发电量等13项核心数据流，运用ARIMA时序模型与混频数据分析技术（MIDAS）预判重点行业及企业风险趋势；在月会商方面，建立重点工业企业、服务业主体及建筑地产企业的直联响应通道，前置化制定指标调控预案；在季分析方面，组织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进度预评估与发展态势预判，针对性生成时效性强、操作性强的工作方案，实现调控举措的动态优化。

深圳市：推进统计标准体系与新指标体系协同重构，着重强化指标数据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采集能力。针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经济领域缺乏国家统计标准的情况，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新经济新产业统计监测等方面先行先试，创新构建统计工作体制，破解高质量发展难题。

（四）结果应用

各地通过优化奖惩制度、完善考评结果媒体发布体系、形成量化闭环抓落实机制，确保评价结果运用到位。注重评价结果的融合应用与专项应用，打造更具重要引导作用的成果应用场景。

上海市：将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深度嵌入党政领导干部考核体系，强化实干实绩导向。评价结果作为领导班子政绩考核的核心依据，直接影响干部选拔任用与年度考评。在市级绩效考核框架中，基础履职部分整合绩效评价指标，重点专项部分赋予评价结果独立权重，增强考核体系的导向功能。

安徽省：建立与考核结果联动的分级激励机制，将绩效评价与干部考核深度绑定。基于县区考核结果分层分类，对各类别排名前列的区域实施财政专项奖励与荣誉表彰，强化正向激励导向。如对A、B、C、D类考核结果位列前8、10、13、12名的县（市、区）进行通报表扬，并由省财政专项安排资金奖励。

浙江省：构建多维媒体发布机制，总结推广特色经验、加快督促问题整改。建立系统性分析框架对重大战略实施成效进行全景式评估，包括总体评估、分领域评估、分区域评估三大板块，对全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情况进行横向、纵向对比分析，构成反映“八八战略”年度实施情况的全景图，对年度评估发现的重大问题持续跟踪督查整改，对评估中发现的特色做法及时总结推广。

广州市：基于可视化评价平台构建结果发布机制，综合反映全市总体发展、各区（街镇）发展及各领域、企业的发展水平，精准研判各区、各部门、各行业和企业优势短板，引导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积极改进，不断优化高质量发展推进机制。

江苏省：依据综合考核结果构建典型案例宣传发放机制，以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的百分制得分作为基础项，将党建考核、满意度评价得分加总与80分的比值作为乘数，相乘得出年度综合考核总分，“点对点”向各地各单位领导发送综合考核结果反馈意见书，编发结果运用的典型案例。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核心设计原则

基于对先发省市实践经验的系统梳理，本研究认为，构建科学有效的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评分机制，是引导和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制度保障。其核心设计原则应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导向性与特色化相结合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评价方法设计，应当聚焦提升政策衔接性与区域适配性，确保指标体系战略导向与国家宏观政策要求、上位决策部署高度契合。与此同时，指标体系构建也要立足被评价单元的特点特色，深度融入区域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功能定位等差异化特征。可通过共性与个性指标设置相结合、创新构建复合指标、调整各指标权重、分区域设置指标体系、引入特色指标、额外加减计分等方式，做到综合系统全面评价和差异化区域评价相结合，使评价体系既能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精准衡量不同区域的独特发展路径、优势特色以及可能存在的短板领域，从而实现国家战略导向与地方发展实际的有机统一。

（二）系统性与动态性相结合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的工作，既要找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也要明确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以及具体路径、措施，还要确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各个阶段性目标，才能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开展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应体现系统性，在指标选取上要系统反映高质量发展的各个方面，厘清各维度之间以及维度之内指标的逻辑关系，做到总体把控、有所侧重、重点实施，使整个指标体系结构一目了然，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使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够成为一个系统性工程，评价结果不仅要反映某一时点的静态发展水平，更要动态捕捉发展进程中的努力程度、进步幅度与可持续性。为此，应在传统水平评价基础上，引入“进步指数”“纵向发展指数”等多维动态评价工具。通过复合评价模式更全面地引导和激励不同类型的优秀实践，既表彰综合实力持续领先的区域，又充分肯定在特定领域取得显著突破或发展速度与效率提升显著的区域，从而有效激发各区域“各展所长、比学赶超”的内在动力。

（三）科学性与激励性相结合

从科学性来看，指标体系设置要全面体现贯彻新发展理念，准确反映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现实成效，全面刻画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要涵盖总量、增量、结构、人均、亩均、居民满意度等多类指标，权重设置以及评价方法要客观科学，突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重视人民的实际感受。同时，指标设置应充分考虑统计工作实际，立足于国家统计方法制度，尽量选择数据来源可靠、计算方法明确、认可度较高的指标，实现指标可采集、可量化、可比较，充分反映各地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努力程度和工作实效。此外，指标体系还要体现对被评价区域的激励性、引导性，指标设置上加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的持续跟踪、监测和修正，在评价和考核方法上加强对进步水平、努力程度等纵向发展情况的考核，在评价和考核结果运用方式上加强对干部、干事的实际激励，将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考核区域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的核心依据之一，并实质性纳入年度综合绩效考核体系的基础履职评价部分，推动形成“评价—反馈—改进—提升”的良性循环机制。

优化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议

上述实证研究表明，当前尽管部分省市在特定领域开展了实践探索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整体上看，多数省市在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优化动态性、评分系统性、结果精准性以及调度协同性等方面仍存在优化空间。为进一步提升指标体系评估效能，建议围绕指标架构的科学性、权重配置的合理性以及应用机制的完善性等方面，构建动态演进的理论框架，创新实践应用范式。

（一）对标对表继续动态优化指标体系

适度增减重点任务类指标，依据中央至地方的最新高质量发展战略导向和决策部署，动态调整当地核心任务表征的指标集，提升指标体系的政策响应灵敏度。替换更改无法分解类指标，针对无法分解到季度和各市区的部分指标，引入能够反映工作实效的过程类指标或工作类指标进行替代，提升月度、季度可采集的高频指标覆盖率，强化评分精准性、调度可操作性。差异化设置特色指标，为各评价单元定制特色指标模块，驱动基层治理与区域发展战略精准对接。

（二）提升评分方法灵敏度和有效性

优化区域权重设置，统筹各评价单元及各项指标得分权重，破除路径依赖，推动实现优势区域持续创新与后发区域追赶激励相均衡。调整指标标准化方式，选取“t—3”至“t—1”年季度数据构建动态基期，通过移动Z—score标准化消除时序波动噪声，进一步增强标准化得分的横向可比性和纵向平稳性。完善综合得分计算方法，根据实操情况，动态优化调整进步指数和水平指数权重，提升对各季度间得分变化情况的反应能力。同时，对各季度的得分情况进行加权加总形成全年总分，通过对连续进步设置加分项等方式，提高对区域进步情况的反应能力。

（三）完善多部门参与的调度机制

统筹好目标任务分解，建立行业部门牵头的运行框架，对有关高质量发展指标工作要求、上级下达的目标任务进行科学统筹、合理分配、有序实施。抓实行业月调度内容，根据月度指标态势，适时总结相关经验，做好典型案例宣传；提升月调度工作智慧化水平，增强月调度对季度目标达成情况的预见性，强化过程控制对结果评估的支撑作用。做好行业（领域）季分析，基于指标数据，持续做好高质量发展指标的系统分析，找准问题症结，提出对策措施；发挥评价单元自评的主动积极性，引导区域充分参考通报结果和自评结果制定改进计划，充分发挥以评促改的积极作用。

（四）优化评价结果通报内容与应用方式

丰富评价结果通报内容，在结果通报中创新采用“评价单元个体值—区域均值—最优值”的三重参照体系，既通报每项指标得分，也通报区域指标的具体数值和区域平均数值、同区域平均数值和最高数值，既通报区域得分，也通报同类型其他区域每项指标的得分，便于被评价区域掌握工作进展，找准自身在同类区域中的位势，进一步提升工作针对性、实效性。探索“标兵”经验推广模式方法，加强典型案例推广，评选各季度进步“标兵”，鼓励支持进步最大的区域总结梳理其经验做法，在下一季度通报中同步进行推广发布。进一步丰富评价结果应用场景，与考核办、督查室等部门协同联动，探索高质量发展专项考评与年度绩效管理的嵌入整合，开发多维考核贡献度分解算法，实现评估结果向组织激励的制度化转化。

（编辑  宋斌斌）

自工业革命以来，商业环境与企业生态经历了多重的结构性变迁。中信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新书《21世纪的公司——现代企业商业运作原理与模式》（作者约翰·凯），在回顾发展脉络和动因的基础上，以翔实的资料和生动的例证揭示了21世纪公司的制度属性、治理特征和运营模式。与20世纪主要依赖规模制造、重资本投入和科层化管理的商业模式相比，当代企业运作的核心逻辑已由“资本密集—规模制胜”转向“智慧密集—能力制胜”，呈现出平台化、网络化、社区化的新生态。

现代企业运作的价值转向

首先，生产资料日趋非物质化。现代企业的价值不再依赖厂房、机器等重资产，而取决于知识、技术、品牌与组织能力等无形资本。例如，苹果、谷歌等公司提供的产品，本质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非原材料的堆砌。产品价值的创造过程，已从“物的生产”转向了“智的整合”。

其次，企业运营日趋空心化。爱彼迎、优步等企业既是网络平台，也是准特许经营者，通过数字网络广泛连接供需双方，但自身并不拥有大量实物资产。这种“空心公司”模式，将企业活动收缩，集中于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关键环节，而将非核心环节外包出去，从而形成了更灵活的商业生态。

第三，劳资关系日趋零散化。自由职业众包平台，如“任务兔子”和“亚马逊机械蛮族”的兴起，使个体劳动者作为“幽灵工人”直接接入市场，从而动摇了20世纪以来传统的以稳定雇佣关系为基础的劳资结构。劳动力逐渐成为企业最能动的生产要素，企业必须围绕人才配置和能力整合重塑管理模式。

第四，企业价值定位日趋社区化。约翰·凯指出，企业本身就是一个成员之间平等互助的社区，并与更广大的社会紧密相连。其发展目标不再局限于股东价值最大化，而是在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平衡中追求和谐共荣。企业不仅要盈利，还要为员工、客户、社区乃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这一价值理念的转变，标志着商业话语及其指导思想从以契约为纽带的商业关系，开始转向以责任为轴心的社会逻辑。

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型

面对商业生态环境的变迁，企业的经营模式也必须进行适应性的转型，进而呈现出以下动态特征：

第一，从规模导向转至能力导向。20世纪的企业强调规模生产和工序效率，但21世纪的公司依靠差异化能力的增长来打造全球竞争力，如品牌、技术、供应链整合和用户网络。这意味着“利润”已从资本回报转变为“经济租金”，即企业凭借其独特能力获取超额收益。苹果、亚马逊等典型案例表明，垄断优势源于持续的创新和组织能力，而非资产规模。

第二，从纵向一体化转至网络协同化。过去的大公司往往追求“大而全”，突出自主可控，如今则强调聚焦核心环节，将非核心业务外包，重在价值网络的搭建，实现多元合作共赢。这种模式不仅降低了管理和试错成本，也使企业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保持灵活性。

第三，从科层管理转至平台化治理。传统的层级式结构在数字时代日益低效，企业着手搭建社区化、合作型的组织架构，通过赋权发挥员工和合作伙伴的自主性，强调多元智慧和能力的聚合。远程办公、跨界团队与项目制合作，正在成为企业管理的新常态。

第四，从交易逻辑转至关系逻辑。作者批评了过于“交易化”的商业叙事和文化，强调企业运行必须依赖于营造积极友好的内外部环境与人际关系。现代企业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合同和激励机制，更依赖于信任、声誉和社会资本的积累。

第五，从单一目标转至多元平衡。企业家精神被重新诠释为“协调功能”，强调将客户、员工、投资人、供应商等多方整合在一个社区之中。因此，企业不再是纯粹的利润机器，而是社会福祉和创新生态的关键节点。

21世纪现代公司的这些转变表明，企业经营模式的适应性在于对“能力集合”的重构，对“社会关系”的再定义，以及对“组织灵活性”的持续探索。

对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的转型

在“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引领之下，这本书对中国企业的业务转型与管理革新提供了诸多启示：

第一，从规模扩张转向能力建设。过去一些中国企业依赖基于规模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但随着全球产业链调整和内外环境变化，仅靠产能扩张已不可持续。企业必须以数字化为先导，在品牌、技术、价值链重构等领域加强能力建设。这样的能力并非局限于企业内部，更体现于建立适当的机制面向外部的能力整合。

第二，从重资产转型轻资产的平台化。中国传统企业存在对重资产的路径依赖，但未来应更多借鉴平台型企业模式，强化资源整合与生态合作。例如，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发展经验表明，数字平台能够成为资源聚合器和创新孵化器，提升整个产业链的效率。

第三，从劳资二元转向构建人才中心。在知识经济时代，员工不再只是指令的执行者，而是最能动的生产要素和重大决策的参与者。“以人为本”的核心在于尊重和发掘员工的创造力，切实激发其归属感和责任感。现代管理不再依靠自上而下的控制与激励，更应体现出平等关系中的信任与合作。

第四，从股东至上转向多元共赢。高质量发展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无论是“双碳”目标、共同富裕，还是国际化过程中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都意味着中国企业要摆脱单纯利润导向，转向价值共创。这不仅有利于提升企业声誉和软实力，也有助于在国际市场化解潜在的政治和社会风险。

第五，从封闭科层转向开放网络。在快速变化的全球格局下，中国企业需要提高组织的适应性，尤其是跨文化的沟通和协调能力。借助数字化手段，推动跨界和跨国合作与开放式创新，构建灵活多元的治理模式，将是未来制胜的关键。

最后，从跟随模仿转向自主创新。企业能否在技术迭代与市场演进中保持竞争优势，取决于能否率先整合和转化集体智慧。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意味着要走出依赖模仿的路径，真正成为知识创造者和规则制定者。

一部21世纪公司的战略指南

《21世纪的公司》不仅是一部商业简史和企业理论的总结，也是一部指向未来的战略指南。它揭示了21世纪企业生态的演进逻辑：以轻资产、平台化和能力集合为核心，以多元关系与社会责任为导向，以灵活组织与集体智慧为支撑。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部著作提供了重要的镜鉴。在高质量发展大潮中，中国企业要完成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跨越，需要把握住书中所总结的三个关键词：能力、关系、责任。能力是核心竞争力，关系是组织韧性，责任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换言之，21世纪的中国企业，唯有既立足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又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并在企业社会责任与治理体系上走在前列，方能在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中行稳致远。  

（编辑  季节）

有不少走在发展道路上的企业家，他们的业务规模已经达到数十亿元，但依然战战兢兢：一方面担心企业有一天会倒闭，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思考企业如何实现跨越式成长。

一个能够实现跨越式成长的企业，不仅代表企业能够达到的规模与成就，更代表着持续跨越的可能性。跨越式成长的路应该怎么走？从可行的路径和决策的时间点考虑，企业需要如何把握机会？

当然，有些企业领导会以深度求索（DeepSeek）为例，认为企业只要找到某种“杀手锏”，便会井喷式腾飞。一些企业的确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在众多企业发展道路上，这类企业应该还是占少数。

事实上，从早期成长到实现期望的临界规模，企业需要时间和经历不同阶段。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节奏，以及企业的最终成败呢？

企业战略理论的发展历程

首先，我们梳理企业竞争战略理论和框架的历史背景。

公司在发展各个阶段都会思考如何进行业务规划布局，以及建立何种能力以支撑下一步的扩张。这些问题的答案，贯穿了企业战略理论发展各个阶段。

过去数十年间，西方企业战略理论主要围绕两种发展路径展开，第一是“集团式多元化战略”，即先做大再做强；第二是“以核心竞争力为本的聚焦战略”，即最大化发挥核心竞争力，企业将聚焦于自身最有优势的业务。因此，走第二条路的企业多在自我定义的业务边界里进行竞争。

多元化战略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充满着许多机会。在此环境下，企业纷纷拓展新业务，即便业务间关联性不强，那些能快速抢占更多机会的企业，成功概率相对更高。

然而，到了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西方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多元化战略难以为继。企业开始意识到，“企业必须按照自身的最强优势进行聚焦经营”。学者和管理咨询顾问们将这种“最强优势”称之为“核心竞争力”（Corecompetence）或“能力”（Capability）。该理论的核心在于：无论外界的机会多或少，企业都应以自身的条件（“核心竞争力”）定义自身业务的边界。一些知名企业基本上都遵循了这种战略运营，如苹果、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不过，这些公司能够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赛道具有比较优势，容许他们创造足够大的价值；同时，他们也建立了强而有力的竞争优势和商业模式，在他们选择的赛道上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不过，并非所有企业在发展初期便能建立强劲的竞争优势。绝大多数企业必须经历从小到大、从一条赛道转到另一赛道的“多级跳”过程，才能达到一定规模的临界点。事实上，上述成功践行聚焦战略的企业，在进入当前赛道前，同样经历了不同阶段的转型发展。

这种发展战略，我们称其为“战略第三条路——适时、连续跳跃”。

“适时、连续跳跃战略”强调在市场新机遇（新赛道）出现时，企业需要迅速且果断地抓住机遇并跳跃至新业务，即便当前还未具备全部所需能力，也能够在行动中学习，快速弥补短板。面对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机遇，企业家需做出判断：在企业尚未完全掌握新业务所需核心竞争力的情况下，是否要从现有业务向新机遇跳跃？

任何企业的发展都不是线性的，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中，企业家观察到机遇，评估分析这些机会是否真实，并决定要不要争取这些机会。因此，判断机会的真实性、规模和出现的形式非常重要。每当真正的新机遇出现之时，往往标志着一个“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或“拐点（Inflectionpoint）”的到来。今天我们看到规模千亿级的大企业，在各自的历史上都经历过不少拐点，在现有赛道和新兴赛道之间果断跳跃，从而实现跨越式成长。在这些关键节点上，迅速构建新的竞争能力是成功的关键。这一过程，我们将其定义为“适时、连续跳跃”的战略第三条路。

在中国市场环境下，许多成功的本土企业通过“适时、连续跳跃战略”，在多元化扩张与聚焦核心业务之间找到平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当市场涌现新机遇时，即便企业在该领域尚未积累足够的核心能力，企业家们依然果断选择进入新赛道，通过快速整合资源和后续能力建设，在新兴领域逐步缩小差距并建立竞争优势。这种“先跳跃、后补课”的策略，已成为推动许多中国企业快速成长并跻身行业前列的重要手段。

企业创立之初，既要锚定契合自身发展的业务方向，也要着力构建与之适配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一个机会和能力的组合。

然而，市场往往在同时孕育新的机会，这些机会通常是以非线性、S形曲线的方式呈现。新的机会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幻的；可能是庞大的，也可能是微小的；可能是现在的，也可能是过一段时间才会成熟的。面对这些新的机会，企业家要做出判断：在企业未具备所有新业务需要的核心竞争力的情况下，要不要从现在的业务跳跃到新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会面临三种场景：

（1）跳过去，并成功地跳跃，在跳过去的同时，尽快建立新能力和弥补能力的空缺；（2）尝试跳过去，却跳不成功，并跌下来；（3）不跳，停留在原位。

回顾过去20余年的市场发展历程，这三种场景屡见不鲜。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企业成功跳跃的概率相对较高，通过多次适时跳跃实现了从小到大、再到规模巨大的发展跨越。这些成功的企业并非被动等待机会，而是在主动探索机遇，同时推动市场和行业的变革。换句话说，企业在跳跃的过程中，同时在驱动机会的发展。这是企业的主动行为，而不是被动的。

在跳跃的过程中，企业在弥补能力空缺时一般会采取两种方法：

1.通过内部创新或资源整合，企业自建所需的能力；

2.透过构建生态系统来建立所需的能力，这亦是“战略第三条路”与“核心竞争力”理论最大的差异。

“核心竞争力”理论指出企业必须具有足够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去经营某种业务，“适时、连续跳跃”理论却认为，企业在比较新的机会和风险之后，就算没有足够的能力也可以跳过去，但必须在跳跃的同时建立所需的能力，可部分自建，可部分通过与合作伙伴合作发展新的能力（见图2）。

与“多元化”理论相比，“适时、连续跳跃”理论也有显著不同：多元化的集团往往缺乏业务之间的协同性，而适时、连续跳跃的企业不管跳得多远，都具有其原始的根基。

在企业实施“适时、连续跳跃战略”过程中，需要关注以下三个核心要素，以确保战略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1.“适时、连续跳跃”并不意味着企业不需要将业务做到极致和聚焦，也不代表企业不需要建立核心竞争力。尽管战略第三条路强调灵活性和机遇把握，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对现有业务的持续精耕细作和卓越化。成功的跃迁必须以稳固的核心业务作为支撑，企业在核心领域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是其跳跃至新领域的底气和保障。

2.在适时、连续跳跃过程中，企业的业务边界也会动态变化，原有的边缘业务可能成为核心，核心业务也可能退至边缘。在连续跳跃的过程中，企业会经历数次这样的动态调整——原有的边缘业务可能逐步发展为新的核心业务，曾经的核心业务也可能因市场变化或资源转移而退居次要地位。这种边界的重塑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在多次跳跃中不断调整和迭代。企业需要在跳跃过程中敏锐洞察市场趋势，灵活配置资源，逐步将潜在的边缘业务发展为新的增长引擎。

3.战略的第三条路并非对现有业务的完全割裂，而是企业在第一条路（现有业务）与第二条路（核心能力扩展）之间动态平衡、逐步探索新机会的过程。适时、连续跳跃战略强调在稳固现有业务的同时，通过外延式扩张和跨赛道布局，逐步探索新市场、新业务。它是现有业务和未来机遇之间的动态平衡，而非“一刀切”式的彻底割裂。企业通过在“当前业务”和“未来机会”之间不断调整，逐步构建新的能力体系，并在夯实核心竞争力的同时，稳步迈向新的增长点。

明晰机会与能力，剖析企业发展的关键要素

市场机会，如今通常被大家称为赛道。显而易见，赛道大小是决定企业未来成长空间和规模的最重要因素。大的赛道可以给予企业较大的发展空间（当然，竞争往往会比较激烈），而规模有限的赛道，发展空间通常相对受限。因此，期望实现快速成长到较大规模的企业，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继续寻找新的赛道。对某些企业而言，这一探索和跳跃过程可能需要多次发生。

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赛道机会具有极强的动态特征，其定义与边界始终处于不断演变之中。因此，“赛道”并不等同于统计局或其他官方机构制定的行业细分标准。即使在传统行业中，随着新技术的应用与商业模式的创新，依然存在孕育全新赛道的机会。这种变革为企业带来了突破固有市场格局的契机，推动产业焕发新的生命力。

通过长年的战略实践，我们看到，技术创新、宏观政策与需求变化是推动赛道机会发展的真正核心因素。这些因素往往以“非线性”的方式对市场产生巨大影响，为企业创造突破性增长的机会：例如，在过去二十年间，移动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普及重塑了传统行业格局；脱碳减排政策推动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新一代消费者对国货品牌的青睐等，无不在推动新赛道机会的发展。

那么，企业家应该如何识别、评估赛道的机会？国内企业家往往更重视赛道规模、需求增长和现有利润空间，但对未来竞争格局的演变及其带来的影响，普遍缺乏更深层次的系统思考；反之，西方传统的波特五力等理论主要针对稳定成熟的赛道，分析竞争格局对赛道吸引力的影响。这些方法都存在片面、静态的问题，不足以评估未来机会的动态演变。即使传统行业（如服装制造、汽车修理等），也可能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如互联网供应链平台）带来新的赛道机会（如Shein、途虎养车等）；而快速发展的赛道（如新能源、半导体、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等）也会在一定时间内出现过度竞争，成为红海赛道。以生成式AI为例，AI行业既可能因为DeepSeek带来的低成本部署以及技术的不断突破而持续繁荣，也可能因为大量企业涌入开发而在短时间内成为红海；同时，生成式AI与传统行业的深度结合，不仅为应用AI的企业带来竞争优势，而且可能带来形成全新商业模式的机会。

企业的海外发展——透过地理市场的拓展亦是“新赛道”的一种选项。今天，许多中国企业正在进行不同程度的国际化，其中一些企业其实已经成为跨国公司。

当然，地缘政治往往会人为地干扰机会或赛道的大小和可行性，在海外发展的企业家们在考虑战略的时候，必须将这些相关因素加入规划之内。

在技术、政策、需求等要素非线性快速变化的时代，赛道是否具备较高的发展机会，取决于驱动要素是否会造成“非线性”需求增长，并导致现有产业链供给能力不足之间的“断层”出现。因此，企业家在思考赛道机会时，需重点关注两个问题：

n 未来赛道发展的驱动因素是否会孕育新的、非线性的巨大潜在需求？

n 这些新的需求是否难以被现有的产业链（自身或其他企业）所满足？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源自企业在所处赛道中为实现战略目标所积累的关键资源与技能。核心竞争力是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唯一决定要素。它是基于所在赛道的发展趋势而动态变化的，其关键在于与赛道需求高度契合。

核心竞争力绝非静态一劳永逸的存在，即使在同一赛道，随着赛道的发展阶段、需求和竞争的变化，核心竞争力要求也会发生变化：

1.快速增长期的核心竞争力：捕捉赛道驱动力。

核心竞争力首先是企业对赛道驱动要素的精准把握，如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就如21世纪初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期，能够捕捉技术风口的企业往往能够获得爆发式增长。

2.进入成熟期的核心竞争力：构建系统化竞争优势。

随着驱动要素趋于稳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多体现在如何将竞争优势从个人经验和实践沉淀为系统化的流程与规则。此时，企业需要在精细化运营中精准满足下游需求，同时通过强化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来优化竞争力。这种特征在化工、材料和大宗生物产品等传统赛道表现得尤为明显，企业比拼的不再是单点突破，而是全面的运营能力与成本优势。

企业如何打造核心竞争力？传统来看，核心竞争力更多指企业自身所掌握的能力，似乎一定要企业修炼“内功”，才可被称为核心竞争力。但在快速发展的非线性时期，核心竞争力并不只是企业自身的能力，还包含企业自建、并购或组成生态系统等隐性的能力。这一点，我们在中美科技企业、国内新能源汽车等赛道都可以看到大量案例，小米、吉利、阿里等企业更是通过自建、并购以及与第三方生态圈结合，成为快速打造核心竞争力的代表。

为了快速打造核心竞争力，企业对综合生态圈的高效应用必不可少，这种应用既包括引入外部人才/体系补齐目标赛道能力缺口，也包括识别选择关键合作伙伴与供应商，更包括资本运作。不少公司通过企业自主/创始人设立企业风投机构，小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实现前沿布局的同时让企业家与核心团队加深对行业的理解，并为后续应用生态圈资源打下基础。

如何把握边界延伸的跨度，平衡风险与机遇

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每家企业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找到突破点？如何抓住那些转瞬即逝的机会？企业只有准确评估赛道机会与核心能力的匹配度，才能把握关键发展结点。

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千亿级大企业，通过深入洞察机遇与能力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实现跨越式成长。不同企业在跳跃时会选择不同的跳跃跨度，如果企业的跳跃跨度较小，跳跃的难度相对较低，但新的发展空间也会相对较小。有人将这种跳跃称为“相关多元化”；反之，选择较大跳跃跨度虽更具挑战性，但可能为企业开拓全新的广阔市场（赛道）。

决定（或影响）跳跃成功概率的是企业的能力。能力的建设一部分是预设的，即在跳跃之前已经建立和累积的，例如药明康德利用其药物研发能力创新服务模式；而另一部分则是在跳跃的过程中和之后快速建立的，如小米通过自建和利用与生态系统的合作。成功实现连续跳跃的企业并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善于通过与其他企业合作弥补自身能力的短板，并在原有能力基础上不断创新拓展，逐步构建全新的能力体系与生态圈。这一过程推动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实现从“抓住机会”到“提升能力”，再从“能力提升”反哺“新机遇”的多轮迭代与跨越。

小米便是通过“机会—能力”模式实现跃迁的经典案例。通过敏锐洞察市场赛道趋势，小米在每个阶段都能借助生态系统资源迅速切入市场，并在此过程中积累核心能力，实现多次跃迁。如今，小米市值已突破万亿元：

第一次跳跃：从“零基础”跨入智能手机领域，通过生态链整合快速完成产品开发与市场切入；

第二次跳跃：从智能手机拓展至IoT（物联网）与新零售，打造以“硬件+软件+互联网”服务为核心的生态系统；

第三次跳跃：切入智能电动汽车赛道，将手机与IoT积累的智能硬件和软件能力延伸至汽车制造领域；

第四次跳跃：布局生成式AI领域，搭建大模型。

在每一次跳跃中，小米都基于其研判的赛道趋势，依托自身的核心能力（如消费者洞察与软件开发），结合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生态圈打造核心竞争力，在看似红海的赛道上形成颠覆式增长创新。以小米切入智能电动汽车赛道为例，除了在小米已有经验的管理、营销、车载软件方面以自建能力为主之外，小米创始人雷军通过小米内部投资机构（小米长江、小米智造等）及雷军自有投资机构（顺为资本）围绕汽车产业链上下游进行了全链路投资。这些投资有的以并购形式将关键技术/能力吸收至内部体系（如深动科技创始团队成为智驾主要负责人），有的作为战略供应商提供核心零部件（如禾赛科技供应车载雷达），更多的则作为合作伙伴与小米进行技术交流与资源协同，使小米接触到生态圈更多的潜在合作对象与人才（如小鹏汽车、蔚来汽车等）。这些布局不仅直接帮助小米快速搭建了切入新赛道所需的能力，更在投资过程以及与被投企业的交流中帮助雷军锤炼了对汽车产业以及其所需能力的深刻理解，并认识到小米在汽车行业的能力缺口以及所需的人才，从而完成成功的跳跃。

在企业考虑跳跃的时候，从2B跳到2C往往是一道鸿沟。在本质上，2B和2C的业务可以非常不一样。许多长时期习惯了在2B经营的经理人们不一定很容易接受2C。反过来，从2C到2B亦是如此。

有没有成功跨越这两大类别的例子呢？

以华为从2B成功跳跃至2C市场为例，这种跳跃的高难度让大量企业望而却步。华为从2B到2C的跳跃，首先突破的是“心态的障碍”。尽管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称“华为不做手机”，但市场的变化与公司营收增长受阻使其开始认真考虑新的跳跃。苹果的成功让任正非洞察到了巨大的2C市场机会，而华为在手机的硬技术以及成本方面已有积累，且2B体系成熟，若能对标顶尖厂商，在用户洞察、营销、渠道等方面补齐能力短板，并推进团队从成本、效率及服务质量的2B逻辑，转化到以消费者为中心并通过产品的质量、技术、文化传递价值的2C逻辑，变革就能成功。其核心高管团队作为“战略共创者”，与任正非进行大量沟通后共同突破了“心态的障碍”。

任正非与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复盘了华为当时的优势与能力缺口，即在硬技术与成本上是强项，但在消费者需求洞察与满足、市场营销与渠道开拓等方面存在较大不足，于是从对标企业进行针对性的外部人才引入，并充分授权搭建能力。这一能力建设过程伴随着大量的试错，如外部直接导入的框架（如诺基亚的GTM）在华为体系内水土不服，华为内部仍以2B逻辑推进业务等，但最终在不断地结合实际运营成果进行迭代后，形成由面向2B的IPD（集成产品开发）演化而来的面向2C的IPMS（集成产品营销与销售）体系，实现了外部领先经验与华为体系的有机结合。华为高管充分发挥自身“企业价值观传递者”的作用，推进华为内部人才转化为“如何向消费者传递价值满足需求”的消费者思维，将华为的价值观与文化传递给外部引入的人才，形成强大凝聚力。

华为的案例表明，高难度的跳跃不仅需要企业家推动针对性的能力补齐与变革，而且需要与核心团队共同突破心态上的障碍。

当然，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够在每一个阶段实现连续的成功跳跃，然而，通过系统性的战略思考和团队协作，企业依然有机会实现跨越式的进步。成功的跳跃并非仅仅依赖于领导者对未来赛道的预见，更多的是要在跳跃之前，精准识别自身的能力缺口，并及时做好能力补充与思维转化的准备。此时，战略的精准认识和团队执行力的高度协同变得尤为重要，它们帮助企业在动态变化的市场中抓住关键的机会，将潜力转化为切实的竞争优势。

企业领导者只有系统地思考未来非线性的赛道机会，准确判断所需匹配的能力，结合机会与能力，明确未来可能的跳跃发展路径，并建立相关机制开展跳跃所需的能力建设，才能有效将“千亿级”愿景落地为现实。

塑造战略家思维，引领企业行稳致远

对企业家而言，思考企业如何实现快速、稳健的发展之道，关键在于深入剖析业务边界、机会和能力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企业家必须对这三个变量进行深刻地理解和分析，这不仅需要足够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而且需要具备可行性与实操性。企业战略的考量往往不仅需要研究过去的经验、数据和宏观环境，更需要对未来的特定时间段作出精辟且见解独到的预测。这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必须由企业家和核心团队执行，既需要大胆的假设，更需要严密的推敲。

（编辑  宋斌斌）

今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全球贸易伙伴征收所谓“对等关税”，4月9日，宣布暂缓对部分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90天，7月7日，继续延长暂缓期至8月1日。综合分析加征关税对美国霸权的影响，长期来看，加征关税势必将削弱美经济、金融、军事等霸权根基，加剧其国内滞胀风险与社会矛盾，破坏盟友关系，动摇美元霸权；但短期来看，也可通过减少贸易逆差、平衡财政赤字、实现产业发展目标等为其带来有限利益。这表明，美关税政策的本质是其对于自身衰落的担忧高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因此不惜以远期代价换取即期利益。我们将客观看待美关税影响及其霸权前景，以自身稳定发展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揭露美关税政策本质，塑造对我国有利的舆论环境。

长期看关税将削弱美霸权根基

（一）加剧国内滞胀风险，激化社会矛盾。

一是加剧国内通胀压力。美劳工统计局7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6月CPI同比增长2.7%，核心CPI同比增长2.9%，均高于前月值。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家居用品价格环比上涨1%，创下自2022年初以来的最大月度涨幅，服装价格也环比上涨0.4%，表明关税对美通胀的拉动效应已初步显现。

二是美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同时面临压力。投资方面，企业面临成本上升和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的双重压力，投资意愿大幅下降，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关税情况看，企业投资短期内受冲击最大。2018年7月至9月三轮301关税落地后，美制造业PMI随之大幅回落；消费方面，物价上涨降低消费者购买能力与意愿；出口方面，若美贸易伙伴采取反制措施，则将严重影响美农产品、高科技等产品出口。

三是可能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升级。由于关税最终大部分将由美消费者与企业承担，低收入群体受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影响尤为显著，生活负担明显加重，企业也可能因成本上升裁员或减少招聘，同时，民粹主义势力可能借机扩大影响，进一步造成社会撕裂与内部矛盾加剧。

（二）破坏传统盟友关系，加速全球贸易体系多元化发展。

一方面，关税严重破坏美与其盟友关系，削弱其霸权根基。特朗普名义上根据贸易失衡设定关税税率，并以此制造外交筹码，在加征关税的过程中不区分“敌友”，严重削弱了美以盟友体系为基础的霸权根基。例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指出，“对等关税”的本质是注重相对收益的零和博弈，但美军事霸权的逻辑在于巩固北约等盟友网络，二者的根本分歧将加剧联盟内部摩擦，削弱集体威慑力，最终将损害美自身国家安全。

另一方面，美关税促使全球贸易体系加速向多元方向发展。多数国家以深化与他国贸易联系应对特朗普贸易战，如英国与印度近期签署贸易协议，欧盟与印尼、加拿大与东盟等也在积极推进贸易协定。此外，特朗普政府引发的关税乱象与中国积极扩大市场准入，深化同各国贸易联系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可能加速受美关税冲击较大的国家向中国战略贴靠。

（三）严重动摇美元霸权根基，加速“去美元化”趋势。

尽管特朗普关税战目的在于实现削减贸易赤字、维护美元霸权的双重目标，但长期来看，高关税将削弱美元作为支付和储备货币的属性，动摇美主权信用，并加速各国“去美元化”进程，与其维护美元霸权的初衷背道而驰。今年以来，市场对美元资产的信心明显下降，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后，美股、债、汇市场一度呈现罕见的“三杀”局面，一定程度上使投资者对美元“安全港”地位产生怀疑，同时，欧洲财政扩张、中国科技进步预期等因素也推动了资金再平衡，增加美元贬值压力。若特朗普持续推进极端贸易政策，美元信任危机可能持续发酵，甚至引发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系统性风险。

短期看关税或将为美国带来有限利益

（一）借助关税谈判扩大出口，减少贸易逆差。

自4月宣布征收关税以来，特朗普政府通过“极限施压”的策略取得了部分成果。例如，在与欧盟的贸易协议中，美方争取到6000亿美元的增量投资、750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订单，以及军事装备订单等；在与日本贸易协议中，日本承诺推出55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与贷款计划。预计特朗普在后续谈判中将继续寻求贸易伙伴购买其出口产品，缩减贸易逆差，同时要求对方降低贸易壁垒，以扩大美商品和服务市场准入。对于对美顺差更大且高度依赖美市场的国家，美国或将要求其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做出更大妥协，以攫取更多利益。

（二）通过征收关税提振财政收入，平衡财政赤字。

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大而美法案》将新增巨额赤字，面对不断膨胀的债务，关税成为特朗普少数可操作的创收工具之一。据美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大而美法案》在2025至2034年间将使联邦赤字增加约4.1万亿美元，预计关税可在未来十年带来约2.8万亿美元的潜在收入，使未来十年赤字率维持在6%左右的水平。自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启对华贸易战以来，美关税总收入实现较高增长，从2018年的410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800亿美元，几乎翻番。在特朗普极端关税政策影响下，未来关税收入可能继续实现较大增长，占比不断上升，成为平衡财政赤字的重要途径。

（三）实现产业发展与“去中国化”目标。

此前，美已大幅上调钢铁和铝、汽车等关键行业的保护性关税，旨在促进制造业回流，回应国内基本盘选民需求。未来美或将扩展特定行业关税至半导体、医药等关键领域，并联合贸易伙伴利用协议机制围堵我国产业发展。例如，美英贸易协议中包含针对第三国的条款，要求利用原产地规则防止第三国规避关税、协调应对第三国的非市场政策等，被认为是美限制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政策升级，可能成为美迫使其他盟友将中国排除在关键供应链之外的“样板”，以实现“去中国化”目标。

对策建议

（一）客观看待美关税影响及其霸权前景，密切跟踪及时研判应对措施。

我们需认识到，美关税政策的实质是其对于自身衰落的担忧高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且我国当前经济企稳向好，对于贸易战已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政策工具，整体局势于我国有利，我们既不应高看也不宜低估美关税涉我国影响以及美霸权前景。建议：一是密切追踪、实时掌握美关税政策及贸易协议动向，及时分析研判美涉华表态，为应对美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贸易政策争取战略主动，必要时采取有力反制措施。二是持续关注欧盟、日韩等美重要盟友对美加征关税的立场看法，合理利用美与盟友之间分歧，有效降低贸易限制措施对我国冲击。

（二）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稳定发展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关键在于办好自己的事，将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应将应对美关税冲击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以自身稳定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更多动能。建议：一是推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持续发力、适时发力，充分释放政策效应。二是通过扩大内需弥补外需下降带来的缺口，有效释放内需潜力，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三）揭露美关税政策本质，塑造对我国有利的舆论环境。

美加征关税不仅冲击国际经济格局，更暴露了美贸易政策在国际法及美国内法框架下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缺陷。建议：一是积极组织国内外专家和媒体平台，揭批美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的本质，占据法律和道义高地。二是积极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上诉，利用国际组织及其争端解决机制向美施压。

（编辑 杨利红）

近期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国发〔2025〕11号，以下简称《意见》），是一份指导我国步入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引领性文件，勾勒了人工智能的发展蓝图。若我们仅将《意见》视为“互联网+”行动的延续，按图索骥式地布局算力、算法、数据等传统要素，则极有可能错失其背后蕴含的更宏大、更深刻的发展机遇。《意见》作为一份高屋建瓴的行动总纲，其字里行间揭示了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的根本性逻辑嬗变，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系统性重构。深刻领会文件的战略意图，是我国在新一轮竞争中赢得主动、实现赶超的关键。

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生”：深刻理解从“互联网+”时代到“人工智能+”时代转变的内在逻辑

“人工智能+”行动的根本逻辑起点，在于从解决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连接”问题，全面转向激发和培育数字世界的“原生智能”问题。 “互联网+”的核心功绩是利用数字技术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人、物、数据、服务的高效连接与海量汇聚，本质是对现有生产关系的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催生了平台经济核心业态。然而，“人工智能+”在以生成式大模型为代表的技术驱动下，赋予数字系统前所未有的“主动思考、主动执行、主动创造”的能力，其本质是生产力的革命性跃迁。如果说过去十年，我们致力于构建四通八达的信息高速公路；那么未来十年，核心任务则是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运行无数具备自主决策与协同能力的“智能体”车队。

从“建平台、汇数据”的连接思维，彻底转向“育智能、创价值”的主动思维。我们的工作重心应当发生根本性转变：从关注数据资源的“量”，转向关注模型能力的“质”与智能应用的“效”；从热衷于建设物理性的数据中心，转向致力于构建能够催生智能体、孵化“智能原生”新物种的创新雨林生态。过去的政绩或许体现在接入平台的企业数量、汇聚数据的TB量级；未来的政绩将更多地体现在区域内涌现了多少能够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智能体，培育了多少商业模式完全构建于人工智能之上的“智能原生企业”，以及人工智能为实体经济带来了多大的价值增量。地方决策者必须摆脱对物理基建的路径依赖，将更多资源和精力投向规则制定、场景开放、生态培育、人才吸引等“软环境”的建设。

范式转变将重塑区域经济的组织形态和价值创造方式，从“平台为中心”走向“智能为网络”的新格局。 在“互联网+”模式下，价值高度集中于少数头部平台企业。而在“人工智能+”驱动下，随着“模型即服务”和开源生态的繁荣，创新的门槛被大幅降低，大量中小企业甚至个人开发者，都能基于强大的基础模型，开发出面向特定场景、高度定制化的智能体。无数智能体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去中心化的协作网络，重塑产业分工。地方政府的机遇在于：通过精准的政策引导和场景开放，可以吸引和培育一批专注于本地优势产业（如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的智能体开发者和服务商，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根植于本地的智能产业集群，从而改变过去在平台经济中本地产业往往沦为外部平台“流量入口”或“数据供应方”的被动局面。

超越“三要素”同质化竞争：构建以用促研促产的新范式

《意见》的章节编排和政策导向，蕴含着高超的战略智慧，其核心在于巧妙地引导地方避免陷入算力、算法、数据“三要素”的同质化、高成本“军备竞赛”，转而倡导一条因地制宜、以丰富应用场景为核心牵引的差异化、非对称创新路径。文件将“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等应用层面的行动置于“强化基础支撑能力”之前，看似不合常规的结构安排，实则传递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需求牵引、应用为王”是本轮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方法论。对于绝大多数地区而言，与京、粤、沪等头部地区竞争超大规模智算中心的建设规模，或是在通用大模型的研发上投入巨资，既不现实，也非最优策略。“正面战场”的竞争，极易导致资源错配和重复建设。

深度挖掘并系统性地开放自身独特的产业场景与社会治理需求，将自身打造为不可替代的人工智能技术“首试区”“验证场”和“价值创造地”。各个区域应进行一次全面的“场景资产”盘点，立足于自身的比较优势——无论是长三角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西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东北的老工业基地改造需求，还是西北的现代农业与能源基地，都蕴藏着独一无二、数据丰富、亟待AI赋能的“富矿”。核心任务不再是“我们能建多大的算力中心”，而是“我们能开放哪些高质量的场景，提出哪些有价值的真问题”。通过设立“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发布“场景机会清单”等方式，将“真问题”打包成具有吸引力的项目，向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企业和技术团队“发榜”，吸引他们前来“解题”。

“以用促研”的模式，能够在解决本地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自然实现技术、数据、人才和产业的内生性集聚，形成一个“场景定义需求—需求驱动创新—创新回馈场景—场景沉淀数据—数据优化模型”的良性闭环。 在闭环中，为解决本地制造业的良品率问题而训练出的行业模型，其价值远超一个通用模型；为本地复杂城市交通治理而积累的动态数据集，是任何实验室都无法模拟的宝贵资产。通过此种方式，地方不仅可以解决自身的发展痛点，更重要的是在过程中培育了本地的AI服务商，吸引了AI人才落地，沉淀了具有产权的行业数据和专用模型，最终构筑起他人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此为一种更高维度的“筑巢引凤”，是从单纯的政策洼地、成本洼地，升级为价值创造高地和创新策源地。

激活“新消费”与“新治理”双引擎：找准地方政府的破局之道与行动抓手

面对“人工智能+”，区域最直接、最有效、最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切入点，在于紧紧抓住“消费提质”和“治理能力”两大板块，将其作为撬动全局、体现作为的战略支点。这两大领域不仅直接关系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是政府最能发挥主导作用、进行前瞻性布局的领域。《意见》将消费和治理置于突出位置，其背后是对以内需特别是高阶智能驱动的新兴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动能的战略考量，以及对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迫切需求。

在激活“新消费”引擎方面，核心在于推动消费模式从“人适应物”向“物理解人”的根本性转变，核心载体为“智能体”。人工智能驱动的“新消费”，其想象力远不止于现有智能手机、智能家居的渐进式升级，其关键在于创造全新的、以智能体为入口的服务形态与消费体验。一个能够深度理解用户个性化需求、主动完成全网比价、优惠券使用、下单支付、物流跟踪乃至售后服务的个人购物智能助理，将彻底颠覆现有电商模式，将人们从繁琐的决策和操作中解放出来。地方政府应勇于担当“首席体验官”和“场景开放官”，主动规划建设一批智能消费先行示范区，在智慧商圈、智慧文旅、智慧康养等领域，支持培育一批专注于服务本地市民的本土化智能体服务企业。目标是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卖体验”，将潜在的、被压抑的消费需求，通过更智能、更便捷的方式充分释放出来，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

在激活“新治理”引擎方面，关键在于将“人工智能+治理”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区域核心吸引力的“关键一招”，推动政府职能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深刻转型。《意见》所倡导的人机共生社会治理新图景，绝非简单的“一网通办”智能化升级，而是指向一种预测性、主动性、个性化的服务型政府新形态。人工智能可以赋能城市管理，通过对交通、人流、气象等多源数据的实时分析，实现从“拥堵后疏导”到“拥堵前预警”的转变；可以赋能政务服务，通过对企业经营数据的合规分析，为企业精准推送“免申即享”的政策红利，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的飞跃。地方政府应以更大的魄力，大胆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在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分级分类、有序开放交通、气象、市政、医疗等高价值的公共数据资源，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公共服务标杆应用。这不仅能极大提升社会运行效率和民众满意度，更能向外界释放出开放、创新、高效的强烈信号，成为比土地、税收优惠更具吸引力的、吸引高端人才和前沿产业的“梧桐树”。

（编辑 宋斌斌）

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的历史交汇期，世界格局“南升北降”的趋势更加明显。中国本身就是世界大变局的最大变量，既是自变量，又是因变量，根本改变了长期以来以北方国家（OECD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工业化格局、贸易格局、科学技术格局、全球化格局以及世界现代化格局。

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OECD国家GDP（2021年国际元）占世界的比重从2000年的61.5%下降至2024年的43.0%，其中美国从19.8%下降到14.8%。而南方国家（非OECD国家）GDP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35.5%上升至2024年的57.0%，其中中国从6.6%上升至19.4%，从南北“四六开”演变为新的“五五开”，未来将演变为“六四开”新格局，从而改变北方国家长期垄断世界经济的局面。

世界工业化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OECD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77.7%下降至2024年的50.0%，而南方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则从22.3%上升至50.0%，中国则从2004年的8.6%上升至2024年的27.7%。这表明南方国家工业化在加速发展，中国成为最大的推动力。未来时期，南北国家制造业将形成“六四开”制造业新格局，其中中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将达到1/4以上，加速改变和重塑世界工业化格局。

世界贸易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OECD国家货物和服务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72.3%，到2024年已下降至59.1%。同期南方国家货物和服务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从27.4%提高至40.9%，其中中国货物和服务出口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3.2%提高至2024年的11.6%。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利益相关者，是其余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2023年底，中国已与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2个自贸协定。当前我国与自贸伙伴贸易额（不含港澳台）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升至1/3左右。 2012—2023年，以美元统计，中国服务贸易年均增速6.2%，高于全球平均增速和中国同期货物贸易增速。2024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7.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4%，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中国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

世界现代化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本文采用发电量指标，该指标比各种价值量指标更好地体现了世界现代化格局的大变迁。南方国家发电量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36.3%上升至2023年的62.6%，超过了OECD国家的比重（37.4%），从南北“一二开”格局形成了新的“六四开”格局。其中中国发电量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8.7%上升至2023年的31.6%，相当于美国的2.11倍（美国占15.0%）。 这反映了南方国家现代化发展趋势正在加速，已经改变由北方国家长期垄断世界现代化格局，其中中国是最大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必然被美国视为最大的挑战。

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时代主题。中国始终倡导走和平共处共赢之路，进而促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均衡，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如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疫情防控、全球与地区和平共处，积极推动2030年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目标的实现，促进南方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世界进入前所未有的科技创新密集活跃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全球经济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新兴产业快速兴起，世界科技创新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按本国专利申请数计算， 中国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2.9%上升至2021年的59.8%，而北方九国（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83.1%下降至2021年的31.6%[1]。按科技期刊文章发表数，南方国家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17.4%上升至2022年的51.8%，其中中国占世界比重从5.0%上升至27.0%；而北方国家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82.6%下降至2022年的48.2%，美国占世界比重从28.6%下降至13.7%；而中国相对于美国从2000年的0.15倍上升至2022年的1.97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为此，必须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

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综合国力迅速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格局。从综合国力视角来看（见表1），21世纪头二十多年，中国加速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特别是实现了对美国经济、产业、科技、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全面加速赶超。在中国的21个主要经济科技总量指标中，2000年中国居世界第一的指标有4项，到2010年居世界第一的指标有5项，到2024年中国居世界第一的指标有15项， 居世界第二的指标有6项（汇率法GDP、商品进口、服务进口、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航空运输客运量、军事支出）。中国的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更加巩固。这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表1 中国主要指标总量位居世界第三、第二、第一的年份

注：上述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数据库。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是硬道理，在国际战略博弈竞争中，综合国力更是硬道理。从2025年到2035年仍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更需要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中国越发展、越强大就越安全；越安全就越有利于发展，从而形成发展与安全的良性循环。

中国：“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中，全球政治经济更加动荡不安。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回答了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及时提出了对全球发展、安全、文明之三大“中国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6月23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上再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再出发，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对外援助。2013—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累计2702亿元人民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其中无偿援助占47.30%。 2022年6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上郑重承诺：中国将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把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并在30亿美元基础上增资1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24年，中国对外全行业（18个大类）直接投资1627.8亿美元。 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对外承包工程国，“十三五”时期，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达到8259亿美元， 2023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2645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69%。 截至2023年底，我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共建国家贸易总指数由2013年基期的100提高至2022年的165.4。2023年，我国对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241亿元，与共建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6万亿元，完成营业额9305亿元。 “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提供给全球的公共产品，是对全球发展合作的再动员、再出发。

“全球安全倡议”。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并讲话，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立足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全球文明倡议”。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要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要保持奋发有为的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的四项主张。

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共赢主义。中国支持联合国等多边政治体制，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反对排他性的“小圈子”“小集团”，反对把经济科技贸易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代理人战争和军事干涉。

历史与未来都将证明，在2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全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命运与共、相互联系得如此紧密。没有全球安全就不会有全球发展，没有全球发展也不会有持续的安全。只有全球共同发展，各国才能发展。

未来中国发展仍有极其难得的“天时地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判断：“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中国更有综合实力发展能力应对各种外部挑战——特别是来自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挑战。我们要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主动创造有利国际环境，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确保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大目标。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科学发展必须遵循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大规律和三大发展内涵，也是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依据，包括战略目标依据、理论依据和发展阶段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依据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战略部署，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新时代中国实现现代化“两步走”战略的宏伟蓝图。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进一步提出到2035年发展远景目标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总体设计。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八个方面明确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目标任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依据和发展阶段依据

1.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基于长期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逐步形成了系统性、创新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及实践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设想。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渊源。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中国式现代化“三步走”战略设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无限延长的，从低水平阶段到中水平阶段，从较高水平阶段再到高水平的阶段，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进步性与渐进性。关键是客观全面地认识这个“边”。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设想，其理论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当时设想：“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指2030年）到五十年（指2050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建党100周年的目标，就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理论基础。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这一阶段的具体表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文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为中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指明了方向。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在建党一百周年全面建成惠及十四亿人口的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至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首次将198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到2050年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提前了15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了这一“两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目标，并强调：今天我们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这里“更高阶段”为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这不仅比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战略设想（2050年）提前了15年时间，也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更加宏大。

到2024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已经从1985年的62.4%降至22.2%，非农业就业比重从37.6%上升至77.8%，城镇人口比重从25.7%提高至64.5%，农村人口比重从74.3%降至35.5%，社会商品零售额从4305亿元上升至483345亿元，名义增长112倍；货物进出口总额从696亿美元上升至61623亿美元，名义增长88.5倍，中国已成为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阶段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基本依据，不仅具有理论的继承性，也是与时俱进的。

1987年邓小平同志设想：从1981年开始到本世纪末（2000年），经济总量实现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年人均800-1000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用50年（20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就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他预期用70年的时间，即从1981—2050年，人均GDP增长16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

中国经济增长纪录超过了邓小平提出的设想，按1980年人民币不变价格计算，到2024年就达到了1980年的30.0倍，年均增速为8.0%。这标志着中国将在2035年左右将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比预想时间要早得多，届时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中国人均GDP相当于1980年的50倍左右，即75年GDP均增速高达7.4%，仍是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增速最高的国家。

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的理论基础，就是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理论。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过渡的发展过程设想：一是从2021年起实施三个五年国家发展规划，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向中等发达阶段的过渡时期；二是从2036年起再实施三个五年国家发展规划，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国逐步向全面建成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渡，这就是今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战略目标和基本依据。不变中有变，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总方向、总目标不变，但是实施战略指标是变中有变的。

2.中国式现代化新趋势新特征。

在这一过渡时期，中国将出现八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具有不同以往的新趋势和新特征。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它客观反映了我国基本国情重大变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建设的重大飞跃，也是科技、教育、民生、文化、生态建设的巨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