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最终落脚点，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最终体现在人的现代化程度、人的文明程度上。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夯实了物质基础，在过去“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进入了以人为核心的、贯彻以人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的现代化新阶段。因此，国民精神的认识和构建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一环，塑造与现代社会相匹配的国民精神刻不容缓。

构建现代国民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国民精神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文化、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的总和，是社会成员所共同拥有且反复出现的。而现代国民精神的构建意味着国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和全面更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思想观念可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锤炼党性，在以人为本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民的政治素养和思想品格是否适应新时代主旋律，是影响国家前途的关键要素。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面发展全过程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推进，使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建设教育强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教育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使国民素质不断提高、国民思想获得解放；新型工业化的推进让人们有了足够的物质基础，使人们不断思考与进步。[①]

同时，国民精神提升也会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不竭动力。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发展期，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新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冲突激烈，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创造性活力和勤劳、包容、坚韧等正面品质，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起着不可估量的积极推动作用。这些深刻而独特的中华文化也是我们民族经历了无数苦难却能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国民精神现代化塑造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助力，而和谐社会的建构又可为国民精神的形成提供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与条件，二者同向共进，互为基础。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国民精神的塑造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精神的改造和国民素质的提高问题十分关注。

毛泽东青年时期曾尖锐指出中国国民精神存在的缺陷，他曾在给朋友黎锦熙的信件中写道，“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用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至今，根种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②]毛泽东早期思想在吸收古今中外养分的基础上，立足先立人再立国的思路，不断探索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思想，提出了以新道德观构建理想新国民，以及具体的国民性改造行动路径——既要进行思想革命，从根本上转换全体国民的思想和道德，又要发展教育。

邓小平关于人的思想塑造体现在他提出的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上。他认为，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③]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四有”新人塑造，对国民精神的塑造进行系统性布局，并且强调了国民精神塑造要从“娃娃”抓起。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④]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基于社会现实，把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工作重点，进一步扭转社会风气；通过加强对文化、哲学等社会科学的普及，民众思想觉悟、道德素质水平不断提高，对社会不同文化的包容度提升，有力地促进了国民思想的多样性、高质量发展；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目标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持续推进党的事业发展的同时，为国民精神的重塑进行了伟大实践，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奋斗实践中，不断凝练新的精神素质，并以各种不同的途径、方式将其转化为国民精神的新内涵。最终都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素质成长的丰富养料，沉淀为中国人的精神品格。[⑤]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国民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⑥]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国民精神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

我国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国民精神不可避免地存在沉疴，与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比如礼制思想与法治观念的矛盾、趋同心理与创新意识的矛盾……这些陈旧的观念不利于实现人的现代化，也不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培育国民精神任重而道远，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1.厚植物质基础塑造现代国民精神。

近现代的一些学者提出，生活习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良好的生活习惯只能是空中楼阁，而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⑦]现代国民精神的重塑需要适宜的经济条件，推动经济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驱动力。

改革开放后，物质水平的提高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奋进向上的意识，为陶冶中国人的现代国民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使人能够进行自我价值的实现。[⑧]“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⑨]党领导人民从物资极度匮乏中走向物质精神丰富多彩的新时代，无论是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还是推进共同富裕；无论是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还是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一不体现出我国经济实力的历史性跃升。

2.传承创新传统文化塑造现代国民精神。

国民精神是文化的外在表现，是人在社会化的进程中社会文化对其产生影响和熏陶的结果。因此，国民精神与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具体和历史的统一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中华文化是与时俱进、不断改善的，培养当代国民精神，我们走了很长的路，从无数仁人志士坚定地发出“铁屋子里的呐喊”，让民众普遍存在的愚昧思想走向有意识的科学和理性，到创造性地改造和创新性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唯有继续“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中华文化才能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中焕发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3.汲取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塑造现代国民精神。

   开放、汇聚全球性丰富养料的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须立足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积极学习、借鉴其优秀民族精神文明成果。

   西方社会首先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并开启了人的现代化进程，其发展为我国国民精神现代化构建提供了参考和借鉴。西方国家以平等为交换基础的商业原则促进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和成熟，独立人格与主体意识、个性解放与自我实现、尊严与宽容、人权与公民意识是其文化的主流。同时，重知识与尚方法的理性精神和客观态度，以及对探索真理的执着为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基础，比如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科技至上主义，对科学研究的投入世所罕见。[⑩]

以英美为代表的原发式现代化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代表，其发展动力来源于社会内部，给了我们深刻的启发：社会进步应从内部自身需要角度出发，引起内在变革。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自古以来中华文化都具备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为我所用却不失根本的强大意志力，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具有吐旧纳新的能力，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也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重要的启示。

   4.完善教育培养塑造现代国民精神。

   教育是培养和改造人的手段，教育造就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人以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缺一不可，三者相辅相成，有的居主导地位，有的造成潜移默化的改变，形成同向合力可发挥对国民精神塑造的最佳效果。

   在课程和教材中渗透国民精神塑造内容、在培养教师的环节加大考核文化育人力度、在学习考试中考察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应该把提高创新能力、道德教育等作为重点，同时摒弃机械式、单向灌输式的应试教育。国民精神的形成是历史的积淀，教育重塑也必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应遵循教育的规律，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5. 完善政治法律体系塑造现代国民精神。

近现代国民性问题的讨论是在救亡主题关照下的一种思想启蒙思潮，这就决定其必然是与国家民族政治生活相辅相成的命运。[11]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法律制度环境也是推动国民精神塑造不可或缺的条件。我国由具有浓厚宗法色彩的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政治在内容、形式和功能等方面从专制走向民主。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民主政治化方面不断探索，为国民精神塑造提供了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稳定的民主政治结构和民主社会结构。党带领国家和人民深化改革，加强顶层设计，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深入改革发展各领域的制度框架，在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充分尊重个人权利，提倡社会公平，形成了能保障人民权利、维护人民尊严、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不断得到强化。

（编辑  杨利红）

创新是怎么来的

创新驱动和需求导向推动科创企业发展，是构建新质生产力的一种有用的方法。

科技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科技基础理论的突破推动的，由理论来指导实践，同时基础理论的突破与工程的设计实践是互相促进的，科学理论与工程技术不可分离。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在工程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来科学研究的问题，科学以应用理论来回答它。

跟很多人的直觉相反，科技进步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现在的人工智能，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讲了，到现在才有突破。机器学习的算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就突破了，而工程实践要到21世纪20年代，工业界提供了巨大的算力与大量的数据，以及高通量的算力网络，才产生突破进展。

在创新过程中，我们不仅仅需要做科学、做工程，还有很多是艺术、是人文，人文学科和理工科也是紧密联系的。这几种因素放在一起，它最终的作用点，既不是企业，也不是组织，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单个的个体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独特的历史作用。在英美教育体系里面，一直都有liberal arts，而且它被视为教育中最珍贵的部分。技术与科学也叫art，技艺或者艺术。我们讲解放生产力，也是要解放人的精神与自由。

科技工作者如何做创新的工作呢？其中一个方法是借助于科学原理的突破，重估当前的设计假设，从而把原理的潜力释放出来。埃隆·马斯克强调的“第一性原理”，从原理出发重新设计。具体到我们的“广域RDMA（远程直接数据存取），容损RDMA”的工作里面，深入了解工业界过去20年在相关领域的原理级研究并提出自己的框架，然后根据工业界实践经验，重估了设计的假设，扬弃很多老的设计。就好比建房子，地基变了，我们就要重新建房子。

    我们在“容损RDMA”领域的原始创新，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例如，我们在缓存资源的占用上只有美国对标算法（DCQCN）的三百分之一，这是上百倍的提升，从而可能支撑10万以上节点的大规模算力集群。在“广域RDMA”这个领域，我们彻底抛弃了原有的算法，在2000公里以上长途数据传送测试中，我们的吞吐量是美国技术的10倍以上。这些原始创新是我们支撑东数西算、超算互联网、大集群大算力的基础技术。原理创新的威力是巨大的，原理创新的突破也是很艰苦的。

理论创新、工程创新要与需求契合

科技工作者在科技上的创新，就是创新成功。但从产业的角度，从生产力的角度，创新成功还不够。创新的价值要形成生产力的推动，助力新质生产力，另一个关键在于创新要满足市场需求，尤其是释放市场的潜在需求。从生产力、产业、企业的角度来讲，创新转化成生产力的最大挑战，是将理论创新、工程创新与需求契合，需要企业与企业家们深度理解需求。

    企业贡献社会价值的基本原则是满足需求，创新要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就要满足市场潜在的需求。比如大家想不想把盐碱地搞好，愿不愿意装上一个翅膀在天上飞，愿不愿意八个小时飞到月亮再飞回来。这些潜在需求都存在，但是如果没有创新的技术方案，这样的潜在需求就释放不出来。所以，新的生产力、新的产业是通过创新满足潜在的需求来实现的，这是我们对创新驱动，建设新质生产力的一些认知。

    具体到“广域RDMA，容损RDMA”，国家规划对创新产业化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文件明确东部不建大型数据中心，并且要求把长途网络成本降下来。这样“东数西算”大规模数据传输的需求就产生了。例如，贵州的天文台有大量的数据，他们的数据是在北京计算的，我们通过跟中国移动的合作，从北京到贵州，把我们高吞吐的“广域RDMA数据快递”用上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们跟中信网络合作，从北京到广州的数据传输，取得了100G线速吞吐的水平。经过实地部署的检验之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大胆讲，中国要建超算互联网、东数西算、大规模算力集群，我们在工程、技术、产品已经完成了初步的工作，有信心揭榜挂帅，把这个活儿做好，这样企业才能发展起来。

新质生产力的构建是在生态协同中完成的

创新的产业化与新质生产力的构建是在生态协同中完成的，不能仅靠一个企业。美国科技工业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自始至终，无论是苹果、英伟达、开源，还是Wintel联盟，它都在生态中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更难能可贵的是，美国的产业生态是具有多样性的，闭源是一种生态，开源又是一种生态，多寡头垄断也是一种生态，这是美国工业界巨大的优势。反过来看，有一些著名的企业、企业家做的很了不起的创新，但因为当时的（产业或市场）生态不能支撑这一新技术，所以没有成功。比如说电动车一点都不新鲜，20世纪20年代就有电动车；苹果曾经在1990年左右开发出“牛顿PDA”，是第一代“个人数字助理”；还有网络工业著名的ATM（异步传输模式）商业失败的案例，都因为生态不适应而失败。所以一个好的技术创新，如果不能适应当下的生态，就不能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我们的“广域RDMA，容损RDMA”技术路线强调整个生态的兼容，不需要改造中国现有的电信网络，我们在现有的生态里面兼容演进发展，满足行业需求，才有可能成功。

金融高质量发展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作用十分重要。在新质生产力、创新型企业构造中，非常需要一些新的金融方法来支撑。现在美国的风险资本撤出以后，谁来担当中国科技金融创新的领头雁的角色，需要在发展中寻求解决方案。

（编辑  季节）

增加研发投入，以科技进步提高企业生产率和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然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可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也是克服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现弱化的根本。

马克思很早就对生产率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劳动时间有两层含义：一是活劳动的消耗量；二是包含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量。意味着通过活劳动的消耗量来测算的劳动生产率是考虑单一要素的劳动生产率，而同时考虑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劳动生产率，则蕴含着预付资本即所有投入要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这其实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思想的体现。马克思比其他西方学者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思想早了大半个世纪。可以说，马克思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认识，开启了科学探索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先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经济发展产生一系列新变化，要素投入日趋多元化，全要素生产率概念被正式提出。2018年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关于“全要素生产率”词条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中投入要素不能解释的部分。这一概念描述简单明了，同时，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理解为扣除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贡献率。

我国三个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层面的变化

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在三次产业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87-201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和贡献率分别为2.81%和31.52%（见表1）。

1987-1994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快增速，这一定程度上与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激发，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有关。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全要素生产率进入稳速增长期。

2005年以来，受投资过热以及阶段性、地区性、结构性的能源短缺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首次出现负数。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内投资需求疲软，资金主要投向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使得投资的需求与投向错位；加之技术引进难度加大，国内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增强等原因，2010-201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降至-2.95%。随后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探底后快速回升，但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从产业层面来看，我国三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虽历经波折，但其增速整体呈现波浪式下降趋势。1987-2019年，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和贡献率分别为：一产3.47%和6.71%、二产1.35%和18.67%、三产3.72%和32.01%；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在新发展阶段，提升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力及其变化

由马克思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分析可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加快技术进步，这需要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先进技术等；二是优化要素配置，重点从制度层面解决资源错配问题。1987-201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依赖技术进步，但在时序上呈现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1] -技术进步”的交替性驱动现象，且三次产业的效果各异（见表2）。

表2 1987-2019年全国及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项增长率（单位：%）

2004年以前，资本、技术等的引进带来了全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技术进步增速整体高于技术效率增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各类要素不断流向效率更高或相对更高的部门，使得我国技术效率增速整体高于技术进步增速。在全球总需求不足等背景下，2005-2014年技术进步增长率的下降成为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因。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2015-2019年技术进步增速整体超过技术效率增速，技术进步成为抑制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图1 1954-2019年韩国、日本、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以美国=1为基数）

2021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76%，但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仅有美国的40%左右。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德国等比较，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仅仅是日本的63%、德国的44%左右。

中美经济增长、股票市场收益率比较

图2 1959-2023年美国GDP增速与标普500指数收益率对比

图3 1982-2022年德国GDP增速与DAX股指收益率对比

图4 1984-2022年日本GDP与股指收益率对比

从以上图表看，美德日股市长期收益水平并没有被经济增速绑定，甚至出现了经济增速下降，股市收益反而回升乃至创新高的现象。

当经济增长中枢下移发生时，短期确实对股市收益形成冲击，但新的中枢企稳以后，美股收益率不仅快速回升，甚至表现得比过去高增速环境更为强劲。从整体股市来看，20世纪80、90年代，美国股市的ROE水平尽管有一些波动，但中枢始终维持在12%的水平，并没有像GDP增速一样呈现出降档迹象。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GDP增速中枢进一步下降到1.8%，但美股ROE的均值依然维持在12%附近波动。标普500指数的ROE水平略高于美股全市场，但二者趋势一致。过去30年尽管经历了互联网泡沫和金融危机的冲击，标普500的ROE依然能快速修复，重回14%的中枢附近。

德国经济减速后，股市收益经先抑后扬，2012年以来的10年平均收益水平维持在10%左右。尽管低于80、90年代的水平，但这个收益水平相较英国、法国等成熟市场也是比较高的。

日本经济维持了多年的极低增长甚至负增长，但股市收益仍然在2013年以后展现出了强劲恢复的势头。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从表征上看，当一国身处低收入阶段时，可通过扩大要素投入量，以高速增长的方式摆脱“贫困陷阱”。这不仅在供给层面表现为低收入国家的生产要素成本低廉且丰富，还在需求层面表现为市场规模随经济发展过程而不断扩张。随着经济发展摆脱“贫困陷阱”，供给层面和需求层面也随之发生系统性变化。我国自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特别是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的传统增长点转向“创新驱动”的新的增长点。在此过程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为关键。

实际上，全要素生产率是在要素投入既定条件下，通过要素使用及其优化配置实现最大产出，从投入产出的视角来看，其本质是技术、人才等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而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稳步提高，即是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表征。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这也意味着“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历程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时间越长，跨越的难度就越大，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增长，是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概言之，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张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动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决定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成效及质量的关键所在。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统筹能源安全供应稳定和绿色低碳发展，对能源领域的未来发展提出了重要战略安排，也为能源低碳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

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能源体系，终将无法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随着能源消费量的不断增长，化石能源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高碳属性，将使人类社会日益接近“增长的极限”。尤其是，随着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地球气温不断增高，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增加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科学表明，当二氧化碳浓度超过450ppm（百万分之四百五十）时，气候和生态系统的突变不可逆转，将导致各种灾难性后果。因此，二氧化碳的威胁已经被广泛认定为地球面临的最大环境挑战之一。

逐步放弃化石能源，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按照《巴黎协定》，要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之内，就必须逐步放弃传统的化石能源，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积极向绿色、低碳、清洁能源转型，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 

前不久，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OP28），再次呼吁各国“以公正、有序、公平的方式减少能源系统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在关键的10年中加快行动，以便在2050年实现与科学相符的净零排放”。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就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而言，2025年将达到20%左右，2030年将达到25%左右，2060年将达到80%以上，并明确提出，要全面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走上全面绿色转型轨道，风力发电的成本降低了80%，光伏发电成本降低了90%，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经超过煤电装机容量，风、光、水、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均居世界第一，并已成为风电光伏设备和动力电池主要供应国，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突出贡献。

落实能源革命战略，建立新型能源体系

新型能源体系是以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核能等零碳和低碳能源为主，以传统化石能源为辅，依靠先进科技与工业体系打造的现代能源体系。以此建立相关的技术体系、产业体系、标准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等，进而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新型能源体系与现代能源体系的内涵高度吻合，是现代能源体系的“加强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能源体系。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绿色生产和消费模式广泛形成，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将在2030年达到25%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将成为主体电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取得实质性成效，碳排放总量达峰后稳中有降。

新型电力系统是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新型能源体系也是新型电力系统的“扩展板”。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强调，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顺应发展形势、响应变革要求，主动实现“四个转变”。即：电力系统功能定位由跟随经济社会发展向主动引领产业升级转变；电力供给结构以化石能源发电为主体向新能源提供可靠电力支撑转变；系统形态由“源网荷”三要素向“源网荷储”四要素转变；电力系统调控运行模式由单向计划调度向源网荷储多元智能互动转变。

近年来，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能源领域的“1+N”政策体系基本确立。我国在坚持节能提效，大力推动风电、光伏发电发展，积极发展水能、地热能、海洋能、氢能、生物质能、光热发电，加快储能技术研发推广，火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提升电网智能化、数字化水平，推动农村发展生物质能，促进燃煤清洁高效开发转化利用，开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试验示范，建立新型电力系统等各个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强有力地推动了能源的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新型能源体系的提出，更加强调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各种能源的协同与互补，更加强调能源绿色与低碳发展的导向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是建立新型能源体系的总遵循。规划建立新型能源体系，要着力推动能源生产革命、消费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加强国家合作，妥善处理好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关系，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关系，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关系，一次能源与二次能源的关系，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为21世纪中叶如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碳中和目标，提供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保障。

全面推进能源转型，助力能源高质量发展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能源产业链上下游、各能源品种、各用能行业和领域。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立足国内能源资源禀赋，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统筹发展和安全，稳步推进能源低碳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一是推进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大规模开发和高质量发展，要重视西部地区的分布式开发利用和就地消纳。推动中东部地区高耗能产业的梯度转移，力争将西部地区的绿色电力变成绿色产品、形成绿色产业，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分布式开发不是分散开发，要充分发挥分布式能源的聚合作用，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局域电网、局域调度、局域市场，重视水能以及天然气、生物燃气、氢气等气体能源与新能源的有机组合，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源网荷储”一体化，推动综合智慧能源的健康发展。

二是在推进火电灵活性改造、电网优化调度的同时，要重视将电力系统的“源随荷动”向“源荷互动”转变。风光资源丰富，清洁、零碳、可持续，但具有明显的间歇性和波动性，在加大各类储能、灵活性电源、风光水火互补的同时，也要加强需求侧响应，结合新能源特点，建立价格调整机制，推动实现“源荷互动”或在一定程度上的“荷随源动”。

三是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要重视区域电力市场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更应是统一规划、统一规则、统筹建设、集中监管，在建设省级电力市场的基础上，还要按照国发〔2002〕5号文件，积极推进区域电力市场平台建设。尤其在新能源富集的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水、火、风、光、储互济，可以利用地域差、季节差、昼夜差，在更大范围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支撑风光发电的系统成本，更好地促进风光资源的远程消纳。

四是在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的同时，要重视加强全国能源市场体系建设。使煤炭、电力、油气的终端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需关系和环境成本。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煤炭、电力、油气等专业市场的堵点，完善价格传导机制，畅通专业市场之间的关联。同时，推动绿色电力交易与绿证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的有效衔接，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高效、治理完善的能源市场体系。

五是大规模推动风能、太阳能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能源创新发展的科技前沿。2020年，20国部长级能源会议认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一半技术还没有开发出来。当今科学发展日新月异，技术更迭风云变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颠覆性技术是一种颠覆了某一行业主流产品和市场格局的技术，可能是全新的创新技术，也可能是基于现有技术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应用。如新一代核裂变/聚变发电、固碳技术、天然气水合物、液态阳光绿色氢能、等离激元人工光合技术等，都有可能改变传统的碳-氢（C-H）技术路线与技术思路，为实现碳中和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编辑  季节）

2023年10月，德国反华“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发表所谓“学术文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力转移扶贫的概念演变》一文，通过引用西方反华势力提供的虚假信息，以及对我国政府文件进行曲解的方式，抹黑新疆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长期以来，郑国恩炮制所谓“学术报告”，频繁散布中国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的谣言。为此，本文在研究国内相关文献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分析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发展历程，用事实和数据证明了郑国恩所散布谣言的荒谬性。

新疆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的发展历程与成效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并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基础，是农民非农化、职业化和组织化的过程。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我国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由之路，旨在调整农村就业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新疆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其目的是推动新疆与全国各地的改革发展建设保持同步，通过组织动员的方式，推动农民流入城市，流入工业。满足工业劳动力需求和推进城市化建设，实现充分就业，促进脱贫攻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本文将新疆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在三个时期的特点进行分析。

1.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农村的劳动力由农村和农业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行为。”[①]数据显示，1949年新疆的耕地面积为1814.6万亩，人均耕地为4.2亩。1953年，新疆总人口为4893608人，其中城镇人口728930人，乡村人口4144678人，城镇人口比例为14.9%。1978年，新疆常住人口达1233.0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321.4万人，乡村人口为911.61万人，城镇化率为26.07%（同期国内城镇化率为17.92%），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下降。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性并调整户籍管理制度，新疆农业人口开始自发到城市和疆外就业。例如，1984年北京北沙沟出现第一家新疆籍维吾尔族商人创办的餐厅，1987年，仅这一带的新疆餐厅就增至15家。到1993年维吾尔族餐馆达33个 [②]。

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小康”作为经济建设总目标，提出到20世纪末，力争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其中，不断提升城镇化水平，推动劳动力有序流动，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也是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途径。

1990年，国务院要求各地“必须继续努力做好就业工作，保证大局稳定和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积极拓宽就业渠道，扩大就业训练规模，提高待业人员素质。采取同农业本身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③]，将推动劳动力就业工作与维护社会稳定和推进改革开放紧密相连。同年，劳动部颁布《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进一步规范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管理，加强和完善政府主导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新疆响应国家的号召，采取一系列措施拓宽农牧民转移就业渠道。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的提升，转移就业人员的就业途径逐步扩大。“2000年，新疆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624.41万人，占总人口的33.82%，居住在乡村的人口1221.85万人，占总人口的66.18%。”[④]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1》的数据，2000年，新疆的农村劳动力总数为354.1万人。其中，非农从业人数为105.7万人，这意味着当时有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大量农民通过外出务工和劳动力转移就业流入非农业领域并增收致富。“新疆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均寄回现金5360多元，远远高于当年农村（农业）劳动力平均纯收入2820元/年。”[⑤]

2002年，中央提出“要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拓宽农民增收渠道”。[⑥]农业部要求“各省市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推动农民跨区域就业”。[⑦]

在城市化过程中，转移就业人口如何融入城市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为此，《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提出，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这是国际通用的有关保障劳动者权利的举措。美国的《莫雷尔法》、英国的《农业培训局法》、日本的《农业改良助长法》、德国的《职业教育法》均对加强农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设立相应法规，纳入国家规范管理。

2004年，新疆提出，“充分认识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加快我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建议成立自治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县（市）、乡（镇）都应建立负责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与开发就业的工作机构。定期发布市场信息，开展劳动技能培训。”[⑧]“乡（镇）以上各级党委政府，都要成立职业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实施计划。”[⑨]这些文件中还确定当年“要对50万富余农村劳动力进行转移就业培训，并实现100万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创收的目标”[⑩]。此后，新疆将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作为提升劳动力就业能力的手段。

2002年，《土地承包法》明确了农村耕地可流转，土地流转有利于减少耕地闲置，推动规模化经营，增加农业产值和效益。由于新疆农村人口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逐渐下降，出现碎片化经营和闲置，导致生产资料效率低下。例如，2005年，新疆耕地总面积为406.34万公顷，相比2001年减少10.06万公顷，减幅为2.42%，人均耕地面积从2001年的3.4亩降为3.1亩。

为有效推动劳动力转移就业，2009年新疆提出“在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时，要结合各地实际，自愿有偿，规范、有序、稳妥地进行”。[11]2011年，新疆再次提出，“鼓励农牧民转产就业，加快促进劳动力转移。”[12]相关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会显著促进土地流转，”[13]“土地流转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14]“土地转出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15]

我国将就业当作最大的民生工程。2014年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指出，“就业是新疆最大的民生问题，而民生牵着民心。要从稳疆安疆的战略高度出发，以增加就业为重点，加快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稳定。有序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的规模，促进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16]

2016年，新疆再次提出，“切实把就业作为新疆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立足援疆促进，着重拓展就业渠道，努力促进城乡居民就业。引导各族群众有序进城就业、就地就近就业、返乡自主创业。积极引导各族群众有序到内地就业，积极配合援疆省市做好疆外就业工作。在‘十三五’期间，全区平均每年实现新增就业44万人以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1100万人次以上。” [17]可见，新疆从促进社会和谐、增进各族群众之间的感情、改善民生的高度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坚持的是民生优先原则。

2. 脱贫攻坚时期。消除贫困人口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如期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合理目标。同时，党中央提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其内涵包括精准识别、精确帮扶和精确管理，避免扶贫资金流失。

新疆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围绕确保劳动力充分就业，实现稳定收入，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展开。2019年4月，《新疆日报》评论指出，“脱贫攻坚已进入攻城拔寨的关键阶段，尤其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把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摆在突出位置，打好就业扶贫‘组合拳’，让贫困群众早日摆脱贫困。”[18]

根据中央的部署，全疆数万名各族干部驻村推进精准扶贫，并通过对农民就业意向和就业能力进行调查和建立小型工厂（当地称为“卫星工厂”）的形式，帮助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据媒体报道，“2018年，喀什地区成立1218座卫星工厂吸纳3万余人稳定就业。当年，喀什地区60％的行政村都设有卫星工厂，基本形成服装加工、电子组装、农副产品加工、手工艺品制作、家具制作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系，能够为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提供就近就地就业。”[19]

实际上，卫星工厂是乡镇企业体系的延伸。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始终强调乡镇企业在推动农业农村经济、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水平和经济收入中的作用。1993年，国务院提出要“把加快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工作的一个战略重点。”[20]2002年，“新疆乡镇企业总数达35.19万家，完成现价总产值362.95亿元，实现营业收入373.95亿元。”[21]

2017年，为推动农牧民外出务工和转移就业，新疆全面取消农村义务工，并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通过市场化途径、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妥善解决相关问题，确保农村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22]。当年，全疆农村富余劳动力累计转移就业达275万人次。2018年，新疆以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高校毕业生等就业群体为重点，开展“千乡万村”行动计划，促进城乡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稳定就业和就业增收脱贫目标。该行动计划是“促进南疆四地州城乡富余劳动力三年10万人有组织转移就业工作的具体措施” 。[23]2020年，全疆包括南疆在内全部实现脱贫，累计脱贫308.9万人、退出3666个贫困村、摘帽32个贫困县。年均转移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270万人次。新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19元增至3.48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9元增至1.4万元。全区所有乡镇和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实现了通硬化路，近500万名农牧民住进抗震安居房。

3. 乡村振兴时期。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即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明确提出2021年至2025年是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向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过渡时期。

2022年，新疆提出，将“巩固就业扶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持续抓好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十四五”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375万人次。[24]2023年，新疆再次提出，“扩大农村劳动力务工就业规模。坚持就近就地就业与有序转移输出就业的有机结合，多渠道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全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275万人次以上。”[25]

同时，新疆“持续开展就业状态动态监测，健全脱贫人口、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帮扶长效机制” [26]。就业状态动态监测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制度。2009年，人社部提出“建立失业动态监测制度对更好地把握经济形势变化对就业、失业的影响，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和调控失业的政策措施，进一步促进就业和稳定就业具有重要意义”[27]。2014年，新疆已实现“14个地州市失业动态监测工作全覆盖”[28]。可见，新疆通过完善监测机制，动态监测劳动力就业情况并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服务，有效提升了各族劳动者的就业水平。2022年，新疆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2.1%，比全国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水平高609元。全疆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集中供水率分别达到了97.9%和99%，4G网络实现行政村全覆盖。[29]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的行政村比例达90%以上。2023年，新疆完成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305.05万人次，城镇零就业家庭继续保持动态为零。全疆的村容村貌、农牧民居住环境和经济收入均出现较大提升。

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纯属不实之论

郑国恩对我国政府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动机进行污名化，对我国政府转移就业具体措施进行扭曲，引用虚假文件并对我国政府文件断章取义和恶意解读，采取无中生有和恶意揣测对新疆进行抹黑攻击，上述事实和数据表明，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纯属不实之论。

1. 对我国政府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动机进行污名化。郑国恩的“研究报告”称，“劳动力转移就业是由国家安全驱动的，是一种国家控制”。实际上，新疆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围绕推进改革开放和促进新疆城市化、现代化水平，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进行，以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和改善民生为根本驱动，旨在通过有序推动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就业，保障新疆各族群众的就业权和发展权。通过增加农牧民收入和改善生活环境，促进社会和谐。数据显示，2014年新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276.3万人次，2022年达303.24万人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8724元增至2022年的1.65万元。通过劳动力转移，新疆人民实现了收入增加，提高了生活水平。我国的《劳动法》《就业促进法》以法律的形式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益，劳动力转移就业以劳动者的就业意愿、劳动能力和企业的用人需求为依据，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强迫”“控制”。

2. 对我国政府转移就业具体措施进行扭曲。郑国恩的“研究报告”称，“维吾尔族农民被迫在当地购买耕地，并以当地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农产品”。实际上，为了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我国各地政府向农民收购粮食的价格高于市场价格。1998年，国务院办公厅明确指出，“当市场粮价高于收购保护价时，参照市场粮价确定；当市场粮价低于保护价时，定购价按不低于保护价确定。”[30]郑国恩扭曲精准扶贫的工作是为了“识别人员进行教育”“改变农民选择就业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新疆基层的“访惠聚”工作队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进干群关系的重要举措。参与“访惠聚”工作的是党政、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既有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也有普通工作人员，入户走访旨在了解民情。截至2018年，“全疆参加‘访惠聚’工作的干部达35万人次，覆盖了新疆所有行政村和社区”[31]。

3. 引用虚假文件并对我国政府相关文件断章取义和恶意解读。郑国恩在其“研究报告”中，采取对我国政府相关文件断章取义、恶意解读的方式，将新疆启动的“千乡万村”行动计划污名化为“政治灌输”。同时，大量引用所谓“新疆文件”“新疆QQ文件”“新疆警察档案”等材料。实际上，这些材料毫无事实依据，“充斥着虚假信息，其本质是美西方反华势力和‘东突’势力抹黑诬蔑新疆的工具”[32]。

4. 采取无中生有和恶意揣测的方式进行抹黑攻击。郑国恩的“研究报告”中编造了各种谎言，如“被转移的维吾尔人构成了廉价和容易被剥削的劳动力”，“他们的薪酬比其他工人低得多”，新疆是“极端强制性的环境”“选择不能自由”，“转移劳工不能自由离开工作”，造谣“拒绝参与就业运动将导致维吾尔族人被拘留”。

实际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国家扶贫政策的组成部分。2023年，全国脱贫劳动力务工人数3396.9万人，其中新疆305.05万多人次，约占9%。随着稳定就业人数的增加，全疆各族群众的经济收入持续提高，地区人均生产总值（GDP）从2017年的45476元达到2022年的68552元。新疆各族劳动者都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和区域，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获取报酬，不存在任何强迫行为。

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国家富民致富的重要政策，其内涵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提速变得更加丰富，所承担的使命变得更加突出。新疆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始终围绕改善民生这条主线，不断扩大就业渠道，充分保障各族群众的就业权，符合全疆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西方反华势力通过卑劣手段抹黑中国新疆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终将沦为笑柄。

（编辑  杨利红）

2023年，汽车行业出现了令人瞩目的现象。大众、丰田、斯特兰蒂斯（Stellantis）等国际汽车巨头纷纷与中国企业小鹏、比亚迪、零跑等合作组建合资企业，而且在汽车供应链的上下游，也出现了外国车企与中国零部件和ICT企业建立合资公司的多个案例，一股新的合资合作浪潮正在汽车行业兴起。这种现象被称为“反向合资”或“逆向合资”，以表示这种新的合资模式与三四十年前汽车行业“合资热”的显著差异，凸显了中国汽车产业在新一轮合资浪潮中崛起的标志性意义。

大众、丰田等国际巨头争相牵手中国车企

2023年疫情后，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均出现高速增长的局面。据市场调研机构 TrendForce集邦咨询发布的数据，2023年第三季度，全球新能源车总销量为345.5万辆，相比上年同期增长28.1%，特斯拉、比亚迪、广汽埃安、大众和上汽通用五菱分列前5名。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更是一骑绝尘，前三季度国内市场销量达627.8万辆，同比增长38%，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超过30%。出于对市场前景的良好预期，国际汽车巨头纷纷加大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开启了新一轮合资合作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仅2023年，国际整车和零部件巨头与中国企业建立合资公司20多起，其中大众、丰田、斯特兰蒂斯、日产等国际品牌的合作最令人瞩目。

2023年7月26日，大众汽车集团宣布计划向小鹏汽车投资约7亿美元，收购小鹏汽车约4.99%的股权，大众在全球和中国市场长期的统治地位与小鹏汽车仅有5年造车历史的巨大反差，使这次收购在业界引起震动。其实大众早已悄悄在中国布棋落子。2023年5月30日，大众中国宣布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署协议，在合肥投资10亿欧元建立大众（中国）科技有限公司，将雇佣近3000名员工。11月3日，大众旗下软件公司CARIAD与中国手机供应商VIVO达成合作，共同建立手车互融联合实验室。12月8日，大众CARIAD又和中国芯片企业地平线正式宣布，在北京经开区成立合资公司酷睿程（CARIZON），据悉注册资本为67.57亿元。

丰田因在电动化转型方面动作迟缓而为业界诟病，但它知道“缺啥补啥”。2020年4月，丰田与比亚迪合资成立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45亿元，双方持股比例为50：50。合资公司的第一款产品是双方为一汽丰田打造的bZ3纯电轿车，底盘采用丰田e-TNGA架构，动力系统采用比亚迪的弗迪刀片电池与电机。bZ3在2022年上市后反响不错，成为丰田最畅销的一款纯电车型。初尝合资甜头的丰田再度出手，2023年8月与广汽丰田一起出资，与中国领先的自动驾驶企业小马智行成立自动驾驶出租车（Robotaxi）相关事业合资公司，以支持未来自动驾驶出租车（Robotaxi）前装量产和规模化部署，总投资额超10亿元。除智能驾驶外，丰田还与国内氢能科技企业亿华通等成立合资公司，共同研发面向商用车市场的氢燃料电池系统。

斯特兰蒂斯汽车集团是2021年由法国PSA集团和克莱斯勒菲亚特集团（FCA）合并组建的全球第四大汽车集团。法国PSA和FCA在中国一直都找不到存在感，在中国的合资项目业绩不佳，标致、雪铁龙两大品牌销量连年下滑，广汽菲亚特更是直接破产退市，但是斯特兰蒂斯仍然没有放弃中国市场。2023年10月26日，斯特兰蒂斯集团与零跑汽车宣布，斯特兰蒂斯将投资约15亿欧元以获取零跑汽车约20%的股权，这将使斯特兰蒂斯集团成为零跑汽车的一个重要股东。双方将以51:49的比例成立一家名为“零跑国际”的合资公司，承担除大中华地区以外全球市场的出口和销售业务，以及独家拥有在当地制造零跑汽车产品的权利。11月21日，斯特兰蒂斯和宁德时代宣布合作，宁德时代将在欧洲当地向斯特兰蒂斯集团供应磷酸铁锂（LFP）电池的电芯和模组，助力斯特兰蒂斯在欧洲市场的电动汽车生产，同时双方正探讨以对等模式成立一家合资企业的可能性。

以上三家都是企业层面的合资合作，2023年在车型平台技术层面的合作也在深入开展。2023年8月，日产与东风汽车展开合作，日产汽车将基于东风汽车最新开发的“量子智能电动架构”研发日产品牌的新能源车型。虽然日产很早就在中国市场推出了纯电车型Leaf(铃风)，但销量一直不佳。东风日产由于新能源车型不给力而导致销量大幅下滑，2023年1-9月，东风日产销量为54.6万辆，同比下降34.7%。焦虑的不止日产，2023年7月，德国《汽车周刊》首先透露，奥迪正在考虑直接从中国本地的电动车企业购买一个电动车平台的授权，以缩短开发时间。中国媒体很快就证实，奥迪寻求合作的是上汽集团。虽然在中国市场奥迪已推出了Q4e-tron 、Q5e-tron等四款电动车型，但销量均很惨淡，与蔚来、小鹏、理想等中国新势力差距明显。

除整车企业的合作趋势以外，外国零部件企业与中国企业的合资合作更加活跃。今年以来，世界零部件巨头博世集团先后与中国企业禾川科技（出资2.76亿元）、庆铃集团成立了合资公司，与赛力斯达成深度战略合作，计划在自动化与电器控制、氢能系统、驾驶辅助等领域开展合作。大陆集团与地平线建立了合资公司，专注于高级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软硬件解决方案。此外，佛瑞亚与比亚迪深化合作，将在泰国新建座椅总成工厂。美国康明斯联手戴姆勒卡车及帕卡共同出资26亿美元，与中国电池企业亿纬锂能在美建电池工厂。

中国企业缘何成了“香饽饽”

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新要求

传统汽车产业在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中，在能力提升中进行了革命性新的要求和变化。正如陈清泰所说，“当前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汽车革命’。经过130多年的发展进化，全球汽车产业进入一个新的加速变革的历史时期，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称之为汽车革命也不为过。”这场革命就是从21世纪初兴起的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的深刻转型。

电动化是汽车驱动方式的变化，即由传统化石能源驱动变为电力驱动。100多年前，美国的托马斯·达文波特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电动汽车，但是由于当时电池性能低下，汽车产业一直由内燃机为主导。直到20世纪80年代，锂电池得以商用化，特别是到了1997年，随着世界首辆混合动力汽车丰田PRIUS的问世，以及日产推出世界第一辆锂离子电池的电动车Prairie Joy EV，汽车的电动化进程才真正起步。进入新世纪，随着特斯拉、比亚迪等企业的兴起，以电动化为主的新能源汽车成为世界汽车产业发展的主流。电动化的核心内涵是由电力驱动的汽车能源动力的变革，它带来的是汽车驱动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即由以石油为主的传统化石能源向以电力为主的新型能源方式转变，由此引起汽车的研发、制造、产业链、价值链等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动力电池成为电动化浪潮中竞争最激烈的一个焦点。

汽车的智能化主要是指汽车控制方式的变化，即由机械控制为主向智能控制为主转变。1969年，约翰·麦卡锡就提出“电脑控制汽车”的设想，近年来逐步变为现实，智能化技术在汽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当代智能汽车集中运用了计算机、现代传感、信息融合、通讯、人工智能、大数据及自动控制等最新技术，使汽车成为一个集环境感知、规划决策、多等级辅助驾驶甚至完全自动驾驶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系统，成为电子电器架构、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车联网等各种智能技术的最佳载体。智能汽车的发展给我们的交通出行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性与舒适性，以及更加人性化的人车交互界面，带给人们更好的驾驶体验，汽车产业由此进入了“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

汽车产业的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带来的不仅是汽车产品功能的变化，即由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移动生活空间的转变，同时，对汽车产业来说，更重要的是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发展极大地扩展了汽车产业的边界，汽车产业与电力、信息通信、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软件系统、传感器等行业的跨界融合越来越紧密，使汽车企业的研发、采购、制造、服务等环节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汽车企业的研发日益从封闭式研发转向开放合作式研发，充分利用全球的研发资源，与跨界企业如芯片、操作系统公司进行联合研发。这就对传统汽车企业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传统燃油车领域的技术积累的基础上跨界合作，弥补自己的短板弱项。这也是国外汽车企业转向与中国企业合作的一个大背景。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明显的技术势能

在这场汽车产业的百年变革中，由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有力引导、中国汽车企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一些造车新势力的加入，以及中国强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在全球已是处于领先地位。从市场规模看，2023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为1465.3辆，其中，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就达到949.5万辆，占全球销量的65%。

从企业发展来看，一批具有核心技术的本土企业强势崛起，如宁德时代成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制造商，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技术全球领先，蔚来、小鹏的智能驾驶技术在全球也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已形成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新能源汽车的基础材料、电池、电机、整车、电控、生产装备等产业链上下游已基本实现了贯通，产业配套环境不断优化，全国已累计建设充电站3.8万座，换电站449座，建设了各类充电桩130万个。同时，我国还建成了“十纵十横两环”4.9万公里高速公路快充网络。

更重要的是，我国汽车产业在智能化等领域有望成为未来全球新型产业链的主导力量。罗兰贝格一份名为《颠覆趋势下的全球与中国汽车行业展望》的跟踪研究显示，中国在“MADE”(M-mobility移动出行；A-autonomous driving自动驾驶；D-digitalization数字化；E-Electrification电气化)这四大颠覆性指数上持续位于世界前列，综合得分连续三年保持首位。《中国知识产权》杂志网站公布的2021年全球自动驾驶领域发明专利企业排名显示，百度以3477件的申请量居榜首，高于丰田3392件、博世2552件、本田2466件、现代2024件。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自动驾驶专利布局目标市场。据统计，全球共有58%的自动驾驶专利在中国布局，约有43%的自动驾驶发明专利来自中国，领先美国25%、韩国9%、德国9%、日本8%等国家。中国汽车产业正在从以往先进模式和成熟技术的接受方，转变为智能化发展趋势最为迅猛、前沿技术储备领先的变革引领者。中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集聚的强大技术势能，使外国汽车企业对中国企业刮目相看。

外国品牌与中国车企合资可以快速弥补技术差距

 近两年来，外国品牌纷纷开始探寻与中国企业进行合资合作，最直接的原因是它们在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下滑，市场份额正快速被中国企业所蚕食。2022年11月，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首次跌破50%，2023年前10个月，合资品牌的份额又下降至44.7%。其中日系品牌的市场份额较2022年下降了3.4个百分点，德系下降0.4个百分点。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合资品牌的吸引力就更加惨淡。2023年9月，国内新能源销量前十车企中，九家都是自主品牌车企，自主品牌的新能源车市场渗透率高达49.9%，主流合资品牌的新能源车渗透率仅有5.8%。因此，尽快扭转在中国市场的不利局面，是他们与中国企业合作的直接动因。通过与中国企业合资合作，外国品牌至少有以下好处：

 一是快速弥补与中国车企的技术差距。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信等相关产业都非常发达，有一大批成熟的ICT企业如百度、阿里巴巴、地平线、商汤科技、华为等等，为汽车产业的跨界融合提供优越的技术条件，中国车企又十分注重用户体验，善于快速将最新技术转化为产品的性能优势，因此中国车企在智能化和自动驾驶的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走在行业前列。

外国品牌除特斯拉以外，欧洲和日本的车企在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上比中国企业都慢了半拍，表现在产品上就是先进的电动化、智能化配置明显落后于中国自主品牌。以同档次的蔚来ES6（价格33.8万元~55.4万元）和奥迪Q5e-tron（价格29.85万元~43.55万元）加以对比，在电动化方面，蔚来ES6采用的是双电机，功率高达360千瓦；而Q5e-tron采用单电机，功率仅为150千瓦。在智能化方面，蔚来ES6为L2+级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兼具“哨兵模式”、城市NOA、高速NOA等功能，Q5e-tron仅为L2智能辅助驾驶。在车联网方面，ES6支持5G，支持OTA，支持V2X通讯；Q5e-tron仅支持4G。因此在终端市场，奥迪Q5e-tron的销量远远不及蔚来ES6。

外国品牌已认识到与中国企业的差距，所以他们开始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主动放低姿态，与中国企业合作。正如斯特兰蒂斯集团CEO唐唯实所说：“斯特兰蒂斯认识到要在中国取胜，最好是与中国公司合作，依靠中国的合作伙伴在中国取得成功。”而斯特兰蒂斯之所以选择与零跑合作，就是看中了零跑的车型技术和低成本能力。仅有三年造车经验的零跑汽车并非造车新势力的头部企业，但零跑汽车专注于中低端车型的技术研发，在2023年推出的“四叶草”中央集中式电子电气架构，实现了智能电动汽车核心组件之间的无缝高效协作，这一技术架构得到了斯特兰蒂斯的青睐，它希望借此技术平台开发适合欧洲市场的电动车型，助推其全球电动化战略的实现。2023年上半年，斯特兰蒂斯的纯电动汽车销量为16.9万辆，在其全球销量中的占比仅为约5%。

大众的研发实力要远高于斯特兰蒂斯，但它在智能化上也走得并不顺。大众早在2020年就成立了软件事业部，后更名为CARIAD，但这个拥有近5000名工程师的庞大研发部，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开发项目屡屡延期、自研的车载操作系统VW.OS也因频繁软件故障而遭车主投诉，导致ID系列电动车销量始终难达预期，甚至出现了CARIAD高管团队被解散的怪事。痛定思痛，大众才决定采用“短平快”，选择与小鹏进行合资，利用小鹏的智能化平台，双方共同开发两款大众品牌电动车，专供中国市场，以补充大众基于MEB平台的产品组合，新车计划于2026年推向市场。此外，大众旗下的奥迪品牌也选择与上汽集团旗下智己品牌合作，将基于智己的800V平台打造两款电动轿车。这样大众就可以有效缩短产品开发时间，快速扭转在中国市场下滑的局面。

二是更好顺应中国用户的消费偏好。中国年轻消费者的喜好变化太快，连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大众、丰田都有些摸不到市场的脉搏。据易观 2023中国汽车消费新趋势洞察报告显示，国内的年轻用户在购车特征上与传统主流群体存在巨大差异。智能化已经成为汽车消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消费者对于人机互动和智能驾驶等功能的需求越来越高。天风证券2023年在对480名消费者的调研显示，智能化浪潮下自动驾驶最受消费者关注；L2达到认知普及，L3和高阶智能驾驶也已具备付费意愿；车距检测、紧急制动等智能化功能广受好评。而这些对于智能化的偏好，恰恰是德系车和日系车上所欠缺的；相反，中国车企特别是有互联网基因的造车新势力，它们对于中国消费者的偏好研究最透彻，迎合得最迅速，这种能力是外国品牌一时还难以复制的。所以中国消费者的偏好与选择迫使外国品牌不断驱动自己的创新和变革，不惜放下身段与中国企业合作，为消费者提供更加符合他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汽车产品，以更加持久地分享中国市场的红利。

三是助力其全球战略。大陆集团与地平线的合资就极具代表性。大陆集团作为德国一家世界级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敏锐地洞察到汽车行业向电动智能化转型带来的挑战，于是不再遵循传统的Tier 1战略打法，通过横向的合作加强自身的核心能力。大陆集团选择产业链上有很高创新能力的地平线进行合作，合资开发l2+的产品线，以快速补充自己的技术能力，保持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同样，斯特兰蒂斯与宁德时代的合作，其目的也正如集团CEO唐唯实承认的那样，“为客户带来创新且易于使用和推广的电池技术，同时将帮助斯特兰蒂斯集团实现‘到2038年达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

中国企业通过合资从中受益

 一是获得资金支持。此次合资浪潮，外国品牌掏的都是真金白银，对于急需资金支持的中国企业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2023年前三季度，小鹏汽车亏损高达90亿元，此次能获得大众的7亿美元投资，无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资金压力，增强发展后劲。同时，通过向外资车企出售车型平台与技术，还能够摊薄企业前期的研发费用，更能够优化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进一步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二是获得品牌背书。这次主动合作的都是大众、丰田、斯特兰蒂斯、博世这样的国际巨头，与巨头牵手的中国车企必然会享受到这些品牌的背书，增强中国车企的市场影响力，有的甚至通过国际合作还推高了自身的股价。例如小鹏与大众合作的消息传出后，小鹏的股价曾一度大涨，令小鹏的投资者获得正向收益。

三是助力开拓国际市场。零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朱江明在零跑与斯特兰蒂斯的签约仪式上表示，“通过合资，能使中国一些好的技术和产品为全球创造价值。合资能让中国的汽车更快走出中国实现全球化。”零跑汽车通过合作，可以借助斯特兰蒂斯集团在欧洲等海外市场的优势布局，加快自己“走出去”的步伐。斯特兰蒂斯在欧洲占据着20%左右的市场份额，与斯特兰蒂斯的合作，可以使零跑平台的产品借助斯特兰蒂斯的销售网络，无障碍地进入欧洲市场。

通过此轮合资浪潮，中外企业都各取所需，各有所得，达到了双赢，也成为中国汽车产业真正崛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从“技术换市场”到“资本换技术”

     2023年，这新一轮的外国企业合资浪潮与近40年来我国汽车产业两次大的合资浪潮相比，能够看出它的时代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汽车产业共发生了两次较大的合资合作的浪潮。第一次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以1983年北汽与克莱斯勒合资成立“北京吉普”、1984年上汽与德国大众合资成立“上海大众”为标志，“广州标致”“一汽大众”“上海通用”“广州本田”“东风标致雪铁龙”（神龙汽车）等一大批合资企业在华成立，在汽车行业首次掀起了“合资热”。第二次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以2001年长安与福特汽车合资成立“长安福特”、2002年一汽与丰田合资成立“一汽丰田”为标志，“北京现代”“华晨宝马”“北京奔驰”“东风日产”“广州丰田”“东风本田”“东风悦达起亚”等一大批合资企业又应运而生，国内汽车行业再次掀起合资热潮。至此全球汽车行业绝大多数主流品牌均落户中国，中国汽车产业由此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于2009年就成为全球最大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

与前两次合资浪潮相比，本次合资浪潮有四点不同：

   一是诉求不同。前两次合资浪潮从外方角度看，主要目的或诉求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为了通过合资进入中国这个最具潜力的巨大市场，也就是“技术换市场”，通过向合资企业输入产品与技术，以换取中方的政策支持与市场准入。因此在合资企业中虽然大多数股比都是50：50，但是实际上外方显然占据了更强势的地位，它们对于引入什么产品、何时引进、如何定价等，都更有话语权。但是此次合资，无论大众、丰田、还是斯特兰蒂斯，它们主动选择中国企业合资，其目的都是通过合资取得中方的技术许可，即“资本换技术”，通过投资中方企业换取它们急缺的车型平台或技术，以弥补其产品技术短板或弱项，更好地占据中国市场。在新一轮合资中，中方企业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与议价权，但双方地位仍是不平等的，外方对于选择哪家企业、哪个平台仍有主动权，因此虽然中方成为技术输出的一方，和上一次相比的确是“反向合资”或“逆向合资”，但是外方依然牢牢地掌握着交易的主动权，这是外方在全球汽车产业的地位决定的，一时还难以彻底改变。

   二是模式不同。前两次合资浪潮还有很浓的计划经济的色彩，由于国家政策的引导，外国品牌只能与国有大型企业进行合资合作，合作模式大多是外方出产品、技术与管理，中方出资金、人力与厂房设备，合资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此次合资浪潮完全是市场化的行为，外国品牌也多选择体制机制更为灵活的民营企业进行合作，合作方式也更为多样，既有外方出资中方出技术成立合资公司，也有外方投资入股，还有购买技术平台。目前还出现了全新的合作模式，即外方以战略性投资的方式对中方企业进行加持，最典型的就是沙特阿拉伯的主权投资基金大举进入中国汽车行业的案例。2023年以来，已至少有三支沙特的主权投资基金分别对蔚来汽车（投资11亿美元）、小马智行（投资1亿美元）和华人运通（投资2.5 亿美元）进行了大笔投资。这种投资既是沙特自身寻求能源转型的一种路径，同时也是沙特看好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市场前景，并试图分享增长红利的一种举措。这种类型的战略性投资在前两次合资浪潮中是看不到的，这表明中国汽车产业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

    三是范围不同。前两次合资主要集中于整车领域，大多是中外双方的强强联合，而且由于各国有企业和当地政府对于外国品牌都求之若渴，所以每一项合资都是大手笔投资，所涉及的品牌之多、投资规模之大，都是这次合资潮难以相比的。这次合资潮规模虽然远不及前两次，但是它涉及的范围超过前两次，合资中不仅有外国的整车企业，还有零部件企业，与之合资的中国企业，更是涉及整车、零部件、动力电池、芯片、自动驾驶等产业链上下游的各个领域，是当前世界汽车产业日益走向跨界融合的一个缩影。

四是影响不同。技术扩散犹如水库大坝，落差越大，势能越大。前两次合资浪潮由于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的技术差距巨大，因而它产生的技术势能就非常巨大，对中国汽车产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力，彻底改变了中国汽车产业的面貌。但由于中国的技术实力尚在培育中，与国外的技术差距还非常有限，只是一些局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因而它产生的技术势能有限，还不足以对外国品牌、对整个行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但是这次合资潮的影响力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中国汽车产业国际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过去合资企业全部建在中国本土，而此次合资有一小部分是中外双方在海外投资建厂，这样中国汽车的技术就可扩散到海外，这是中国企业在世界辐射其影响力的一个表现。

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国汽车企业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在研发端持续保持高强度的投入，继续放眼世界、开放创新，不断整合全世界一切先进的技术资源、技术人才，才能创造出真正的技术领先优势，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汽车产业之林。

（编辑  季节）

“一片黑暗，大地在流血。

发誓，要让山崩地裂，

要摧毁所有的边界，

历经空前的变化，

遭受空前的暴乱……”

——亚历山大·勃洛克《惩罚》，1911年

我以我最喜欢的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诗篇作为开头，撰写这篇文章。他的洞察力可以与俄罗斯最伟大的天才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媲美。长此以往，我一直亲眼看见这个世界中愈演愈烈的残酷军事冲突，这场冲突有可能成为第三次世界热核战争的导火索，极有可能摧毁人类文明。这一预测是我发表一系列文章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文章阐述了为什么应该恢复核威慑的可信度，核威慑使世界和平了50多年。

军事冲突极有可能发生质的升级

许多结构性因素表明，军事冲突极有可能会发生质的升级，这将把世界带到灭亡的边缘。但是，除此之外，它还可能给整个人类，尤其是给俄罗斯带来数不尽的灾难。我不希望吓到那些原本已经很紧张但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新现实的人们。但是，您不能把鳗鱼藏在袋子里，我最睿智的伙伴们已经开始越来越坚定地认为这将可能导致一场大战，并提供预防和准备措施。

另一方面，美国“深层权力”也开始警告很有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推测如果美国必须同时在两条或三条战线（欧洲、太平洋和中东）作战，它应该如何避免失败。[1]

对于本文标题中提出的问题，我更倾向于给予否定答案。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冲突升级的原因，并推进更积极的维护和平的政策。我相信，我们需要大力调整国内、军事和外交政策等所有政策，并为我们自己和世界提供一种新发展模式。

积极应对挑战的几项措施

第一项挑战是主要以利益至上的现代资本主义的萎靡，由此，它鼓励疯狂消费那些在正常生活中日渐不必要的商品和服务。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垃圾信息洪流也属于同一类。电子产品消磨掉人们原本可以用于生产活动的巨大能量和时间。人类正在与自然发生冲突，并开始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即使在俄罗斯，幸福感的增长仍然主要指消费的增加。

第二项挑战是最明显的全球环境问题。污染、气候变化、仅适用于农业的淡水储量减少，以及许多其他自然资源减少等全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相反，人们提出了所谓的绿色解决方案，通常旨在巩固特权阶层和富人阶层在其社会和全球的主导地位。例如，不断试图将减轻环境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负担转嫁给制造商，而不是转移到西方的消费者身上。在西方，过度消费正在走向畸形发展。估计有20%-30%的世界人口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日本，但这些人口每年消耗全球70%-80%的生物保护圈的资源，[2]而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但是，病态的消费主义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我们自己仍然受到炫耀性消费的影响，这种消费曾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流行，现在逐渐消失，尽管速度非常缓慢。因此，争夺资源的斗争愈演愈烈，内部紧张局势加剧，包括由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不平等消费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为了分散人们对未解决挑战的注意力，这时就需要一个敌人。早在2010年代中期，“采取制裁措施”就已经成为一种公开合理的手段，以控制欧盟日益庞大的发展态势。现在，制裁手段已经成为维系西方联盟的主要纽带之一。欧洲的政客们越来越多地谈论有必要为世界大战做准备，如果不采取措施，显然是遗忘了历史的教训。如果战争爆发，北约的欧洲国家只能存活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但是，上帝当然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一个并行过程是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自苏联解体以来，这种不平等急剧增长。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政治民主制度基础的中产阶级已经萎缩了大约15-20年，且效率越来越低。

第三项挑战是人和社会性的退化。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相对发达和富裕的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但不只是西方国家）正在遭受城市文明的侵害，城市文明的生活环境相对舒适，但也脱离了人类历史和基因形成的传统栖息地。不断传播的数字技术，本应促进大众教育，但是它却日益导致网络世界的低智化；而且数字技术不仅可以成为寡头政治操控大众的工具，甚至民众本身也可以利用技术操纵舆论，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网络暴政”。此外，不希望分享特权和财富的寡头政治故意危害人民，鼓励社会解体，试图让人们无法抗拒对大多数人们来说越来越不公平和危险的秩序。他们不仅在宣扬，而且在强加反人类或后人类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拒绝人类道德的自然基础和几乎所有基本的人类价值观。

信息洪流与相对富足的生活条件相结合，缺乏一直推动人类发展的主要挑战：饥饿和对暴力死亡的恐惧。恐惧正在逐渐呈虚拟化。我们看到，欧洲精英几乎完全失去了战略思考能力，传统意义上的精英几乎消失殆尽。比如，我们正在目睹美国统治精英的智力衰退，但美国拥有超强的军事能力（包括核能力），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有一条让我非常震惊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和其国务卿布林肯都认为，核战争并不比全球变暖更加糟糕。[3]但是，这种隐患威胁着全人类，需要采取果断的应对措施。我们的思维越来越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挑战。

第四项挑战是权力从美国空前迅速地重新分配给正在崛起的世界多数国家。在先前的国际体系下形成的构造板块开始移动，引发了一场漫长的全球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意识形态“地震”。这其中有几个原因。

首先，20世纪50-60年代的苏联，以及随后历经15年衰退之后恢复过来的俄罗斯，削弱了欧洲和西方长达500年的统治基础，即军事优势。我多次说过：军事优势是欧洲和西方在世界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石，借此它们可以将自身利益和政治秩序、文化强加于人，最重要的是，吸走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西方失去500年的霸权，是它们极度憎恨俄罗斯并试图灭掉它的根源。

其次，这也是西方自身的错误造成的。西方向来坚信自己一定会是最后的赢家，耽于过度自信而放松警惕，忘记了历史教训。它犯了一系列地缘政治错误。俄罗斯精英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希望融入西方，但都被西方傲慢地拒绝了，也许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件好事。他们希望平等，但备受冷落。因此，原本俄罗斯是一个拥有巨大自然、军事和智力潜力的潜在的西方伙伴，甚至是盟友，其生产能力较小但潜力巨大。现如今，它已经变成了非西方国家的战略核心，通常被称为“全球南方”，但更合适的名称是“世界多数”。

第三，西方信奉“自由民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模式，认为除此之外各国发展道路绝无其他选择，这种认识使它们错过了中国崛起的机遇。西方希望中国这一大国文明能够沿着“民主”的道路走下去，也就是效率更低的治理模式，并在战略上追随西方。我记得当俄罗斯精英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与西方进行利润丰厚的合作而遭到拒绝时，我感到惊讶。我以为西方已经决定消灭俄罗斯。但事实证明，它只是傲慢掺杂着些许贪婪。西方精英的知识水平，有目共睹。

美国卷入了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一系列不必要的冲突。它没有在这些冲突中讨到便宜，暗淡了其军事主导地位的光环，浪费了投资于常规作战部队的数万亿美元。它也许希望通过退出《反导条约》来恢复战略武器优势，但是华盛顿此举恢复了俄罗斯的自我保护意识，最终摧毁了达成友好协议的所有预期。莫斯科启动了一项战略力量现代化计划，到2010年后，这项计划首次打破历史纪录，而且能够继续开拓发展。

第五项挑战是世界体系紧张局势。按照历史标准，上述发展几乎是瞬间使全球力量平衡出现雪崩式变化；西方吸收全球变暖潜能值的能力迅速下降。西方（但主要是华盛顿）正在通过将经济联系武器化和使用武力来减缓其自身地位的下降，并以此挫败竞争对手，破坏其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曾经的特权地位，对其技术和高科技产品转让的一系列制裁和限制打破了生产链的平衡。美元（以及欧元）肆无忌惮的滥发，加速了通货膨胀，增加了公共债务。为巩固其地位，美国正在破坏其创建的全球化体系，但这也为世界大多数国家中正在崛起的、更有组织、更努力的竞争对手提供了机会。经济去全球化和区域化正在进行，旧的全球经济管理体制正在瓦解。相互依存曾经被视为发展和加强合作与和平的工具，现在正日益成为脆弱的因素，破坏其自身的稳定作用。

第六项挑战是，西方重点针对俄罗斯和中国发动了一场“绝地反击”。美国和西方开始了一场几乎空前的战争式宣传运动，妖魔化竞争对手，尤其是俄罗斯，并系统地切断了与这些国家的文化和经济联系。西方正在降下比冷战时期更为厚重的铁幕，树立一个世界公敌的形象。在俄罗斯和中国方面，思想和信仰方面的论战并没有那么全面和激烈，但反美情绪正在加剧。一切都造成了一种政治和心理状态，西方正在妖魔化俄罗斯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妖魔化中国人，当然与他们断绝关系的代价更高。我们对西方也越来越蔑视。“去人性化”为战争铺平了道路，这似乎是西方战争准备的一部分。我们的反应是：这为与不值得尊重或善待的人进行无情斗争创造了先决条件。

第七项挑战是地缘格局的结构性转变。地缘政治板块的变动、新国家和新大陆的崛起，以及冷战时期被遏制的过往冲突被重新激发，这些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系列冲突（如果新领导人不采取积极的和平政策来应对这种发展趋势的话）。“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可能不仅存在于新旧之间，也可能出现在新崛起的国家之间。如果冲突升级（这种可能性很大），它们将引起连锁反应，增加世界大战的风险。到目前为止，主要的危险来自西方发动的上述冲突，但几乎所有地方都会爆发冲突，包括俄罗斯的周边地区。

在中东可以预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爆发，可能整个地区都会惨遭不幸。一系列战争也在非洲肆虐。在遭受重创的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小的冲突事件此起彼伏。西方仍然占据信息和宣传的主导地位。虽然拉丁美洲和亚洲在历史上不像欧洲那样好战（欧洲是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的爆发地，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但那里也发生了战争。那里的许多边界都是前殖民大国划定和强加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还有其他几十个国家。

鉴于欧洲的发展历史走到今天，经济减速、不平等加剧、移民问题等日益加剧，相对民主的政治制度功能日益失衡，而且出现社会道德沦丧问题，无疑会使欧洲发展速度减缓。可以预见，在中期内，欧盟内部会出现分化，甚至欧盟可能解体，民族主义兴起，政治体系趋向法西斯主义化。次大陆又将重回其不稳定的常态，甚至成为冲突的根源。

第八项挑战是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全球治理的崩溃让情况更糟糕；再次爆发的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陈旧的联合国结构使该组织的职能越来越羸弱；北约的扩张破坏了欧洲的安全体系。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在印太地区联合反华，以及争夺海上航线控制权，也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北大西洋联盟曾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稳定和平衡作用的安全体系，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多次发动侵略的团伙，现在正在乌克兰发动战争。

如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和俄罗斯北方海航道等为确保国际安全而设计的新组织、新机构和新路线，至今只能部分弥补安全支持机制日益严重的缺口。主要在华盛顿的倡议下，前军备控制系统的崩溃加剧了这种缺口，该系统在防止军备竞赛方面发挥了有限但有用的作用，但它仍然具有较高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怀疑和不信任。

第九项挑战是西方在世界文化、经济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遭到削弱，这为其他国家和文明开辟了新机会，但也带来了令人担忧的风险。美国的地位遭到削弱，对维护许多地区的稳定失去了兴趣；相反却挑起不稳定和冲突。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美国获得相对能源独立后的中东政策。

在长达15年的短暂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的刺激下，美国政治阶层（至少在下一代人）将维持其在麦金德理论的知识框架内。更具体地说，美国将不顾一切阻碍新大国的崛起，主要是针对中国，还包括俄罗斯、印度和伊朗，也将试图阻碍土耳其和海湾国家的崛起。因此，美国至今已成功地在乌克兰挑起和煽动武装冲突。它还试图将中国拖入台湾战争（虽然尚未达到目的），试图加剧中印分歧，不断尝试在中国南海挑起事端（基本上是无事生非），以此恶化中国东海的局势；并在外高加索地区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掀起冲突，不过还没有达到目的。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共同邻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最明显的弱点是哈萨克斯坦，（美国）已经尝试过一次了。应哈萨克斯坦领导层的要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俄罗斯维和人员将美国拦下。但这种情况还将持续。美国将再次遭受失败，这次是在欧洲对乌克兰的失败。

美国及其盟友挑起乌克兰战争，并正在煽动其升级。起初，他们希望瓦解俄罗斯，但是以失败而告终。后来他们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借此消磨并推翻俄罗斯政权，或者至少借此束缚其能力、阻碍其发展，并降低其替代方案对西方政治和意识形态范式的吸引力。

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若不能以胜利告终，目前的美国和欧洲相关买办精英只能接受其主导地位的丧失，并认清其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将占据次要地位。西方将从其昔日的霸权中和平让位。

第十项挑战是应对核恐吓。几十年来，由于对核武器的恐惧，才得以维持地球的相对和平。然而近年来，和平生活的习惯、上述智力退化以及社会和精英阶层的“剪辑思维”，刺激了“战略寄生”的兴起。人们不再惧怕战争，甚至不再惧怕核战争。俄罗斯著名外交政策思想家德米特里·特伦宁经常提出这个问题。[4]

第十一项也是最明显的挑战，一场新的质与量的军备竞赛正在进行。战略稳定是核战争可能性的指标，但是这一指标正在遭受各方的破坏。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现或已经出现，这些武器不在限制和禁止制度的范围内。其中包括多种生物武器，既针对人，也针对个别民族，以及动物和植物。这些武器可能引发饥饿，传播人类、动物和植物疾病。[5]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一个生物实验室网络，其他国家也可能已经建立这样的实验室。相对更容易研制一些生物武器。

除了导弹和其他各类武器的数量急剧增加和射程延长之外，一场无人机革命正在悄然进行。无人机相对价格便宜，但可以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重要的是，它们已经在战争中开始大规模使用，这会使正常生活遭到无法忍受的危险。随着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边界日渐模糊，这些武器成为恐怖袭击和纯粹暴徒活动的完美工具。在相对没有保护的空间里，几乎任何人都会成为犯罪分子的潜在受害者。导弹、无人机和其他武器会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巨大破坏，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危害人民和国家。我们已经在乌克兰冲突期间目睹这一切的发生。

高精度远程非核武器“从下面”破坏了战略稳定。与此同时，核武器正在趋向小型化（美国已再次开始进行），这将“从上面”危害战略稳定。种种迹象表明，军备竞赛已波及外太空。对国家或组织的决策中心实施斩首式打击的风险将急剧增加。战略稳定将受到另一次毁灭性打击。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们还记得我们和北约是如何惧怕SS-20和潘兴二号导弹的。但目前的情况要更糟糕很多。在危机发生时，越来越多的远射程、高精确度且无法拦截的导弹，将威胁到最重要的海上通信，如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新加坡海峡和马六甲海峡。

各大国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种不受控制的军备竞赛，这将逼迫在全球部署导弹和防空系统。当然，与其他一些武器一样，远射程且高精确度的导弹也可以加强安全防护，例如，最终削弱美国航空母舰舰队的潜力，降低华盛顿推行侵略政策和支持盟友的可能性。但随后，他们也将急于拥有核武器，韩国和日本很可能会拥有核武器。

最后，最时尚但也是很危险的因素，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使用，这不仅大大增加了武器的危险性，而且当人民、社会和国家失去对武器的控制时，还会造成局部冲突升级的新风险。我们已经可以在战场上看到自主性武器。在这一点上，军事战略领域的人工智能带来了更多危险。但这也许会创造防止它们的新机会。然而，依靠人工智能以及传统方式和方法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是愚蠢甚至鲁莽的。

我可以不断列举在世界上造成近乎战争甚至类似战争的军事战略局势的因素。即使不是一场全球灾难，世界也正处于或者已经处于一系列灾难的边缘。这种情况极其令人担忧，危险可能是空前的，甚至比亚历山大·勃洛克时代更令人担忧，他预言20世纪对我们的国家和世界来说是如此可怕。俄罗斯已经在制定一些策略和解决方案。

一切尽在掌握中，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的挑战是多么深刻、严峻和空前的，不仅需要通过应对，而且要通过保持领先地位来应对这些挑战。我再次强调：为了俄罗斯和世界上每一位负责任的公民，俄罗斯需要新的外交政策，需要内部发展的新优先事项，需要社会的新优先次序。

（编辑  季节）

日本企业的国际化道路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总体依次经历了“出口—海外生产—全球化发展”等发展阶段。历经60多年，日本企业国际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涌现出一批如丰田、索尼、三菱、软银在内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一流跨国企业，推动日本成为全球高竞争力国家；同时也缔造了一个“海外日本”。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海外资产高达10.6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国内GDP的2.3倍，对外净资产3.3万亿美元①，连续30年排名世界第一。我国央企正处于国际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可充分借鉴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实践经验，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向高质量高水平发展阶段迈进。

日本企业国际化的主要经验

纵观日本企业长期以来的国际化经营实践，其成功并非仅仅源于企业层面的努力，而是各级政府、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相关机构等协同努力的成果，主要经验如下：

一是“抱团出海”，大企业充分带动中小型配套企业，不同行业企业紧密协作。日本企业国际化经营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大企业在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与中小企业相互配合共同进入国际市场。该模式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纺织产业，后获得推广运用，在制造业特别是需要众多零配件的汽车产业广泛存在。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组织模式向“系列化”方向发展，即某一行业的大企业按照自身的需要和条件，委托筛选出本行业中小企业中的优良企业并让其加工产品，同时对这些企业进行生产指导、经营管理指导和出借设备等支援。如智利的埃斯康迪达铜矿(Escondida)项目，投资方为三菱商事、三菱材料、日矿金属，融资方包括三井矿产、住友金属、同和矿业、古河金属、日矿铁业等。此后，系列化企业群体的形式成为日本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和经营活动的主要模式。此外，日本同行之间信任度高，相互团结，鲜有“同室操戈”、恶性竞争的情况发生。

二是以关键核心技术为手段，坚持成本控制，建立综合竞争优势。日本企业高度重视技术创新，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来改进和提升产品质量，构建起自身的核心技术优势，占据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同时，日本企业高度重视成本控制和产品质量，摸索总结出精益生产、JIT（Just In Time）为代表的管理理念和最佳实践，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热烈推崇和广泛运用，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使得日本产品较好地平衡了技术和成本，日本汽车、工程机械等产品成为全球范围内高性价比、高端产品的代名词。

三是构建完善的企业海外投资服务体系，提供全方位的配套服务。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海外企业服务体系，包括前期市场调研、咨询和信息服务、资金支持、风险控制、后期维护等方面，为日本境外企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例如，在信息提供方面，日本有遍布海外各地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事务所（国内46个、海外76个）①；在融资支持方面，除政策银行外，有包括三大金融集团（三菱UFJ、三井住友、瑞穗）在内的民间银行、地方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保险支持方面，有日本出口投资保险公司（NEXI）等提供风险保障，经济团体、商工会议所、行业协会等也积极予以帮助，综合商社发挥“开路先锋”作用，在信息共享、原材料供应、商圈开拓等方面为企业做先导。

四是充分发挥政府积极作用，为企业国际化提供政策支撑和外交保障。一方面，日本政府出台并完善了一系列的法律、政策等，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走出去”，相关省厅、地方政府、经济团体也出台了相应的支持政策，从而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具有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②。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经济外交或“高层营销”，为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环境，如战后初期重视东南亚的资源外交，20世纪70年代重视对中东国家的能源外交，近年来较为关注对非洲、中亚及东南亚等地区的外交。

五是实施本地化经营策略，减少与当地社会的摩擦，赢得长期利益。具体包括：生产本土化，加大在当地采购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比例；资金本土化，降低日本企业的出资比例，将所获利润的更大比例用于本土再投资；人才本土化，积极雇佣本土的经营者、管理者、技术人才等，减少从日本母公司派遣员工的数量；技术研发本土化，在东道国设立技术研发中心，与当地科研部门、高校等积极开展合作，促进科研成果在当地转化；产品本土化，面向当地市场的消费者偏好进行生产，如本田公司针对亚洲市场和美洲市场的需求差异，开发了具有不同特性的摩托车①；销售本土化，面向当地市场以当地消费者为销售对象进行销售网络、流通渠道的建设及产品的销售，而非返销日本或出口到第三国。

对我国央企国际化发展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中央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取得显著成效，但与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借鉴日本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成功经验，有助于促进央企国际化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一是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在党中央、国务院、相关部委层面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各级地方政府出台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构建从上到下系统性的政策支持体系。同时，通过外交手段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实施“高层营销”。

二是建立健全央企海外投资服务体系。推动设立各类海外服务机构，完善服务体系，为央企海外投资和运营提供信息咨询、法律援助、融资、保险、人才等各类服务。

三是充分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出海”。日本系列化企业群体的出海模式，被证明是一种互惠互利、总体最优的模式。央企“走出去”要减少“单打独斗”，带动上下游中小型企业共同“出海”，构建产业链竞争优势。同时，要加强国资层面的沟通协调，杜绝同业恶性竞争。

四是增强科技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强化国内外创新协同，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手段，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走差异化发展道路，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在价值链上的战略地位。

五是强化本土化经营。有序提升海外企业的本土化采购、本土化员工雇佣，条件具备时在东道国设立研发中心并推动研究成果就地转化，面向当地市场和消费者开发销售差异化产品、提供差异化服务。

（编辑  宋斌斌）

近年来，日本为进一步将本国文化有效输出以及推动地方“走出去”，实现地域振兴，制定和实施了“日本屋”项目。该项目凭借其创新的运营理念、多样的传播方式、精致多元的内容产业特色，在国际上掀起了持续的日本文化消费热潮，也为日本经济拓展海外市场注入了活力。“日本屋”项目以日本外务省为主导、官民协调为机制、文化产业为载体、商业化运营为模式，其经验和做法具有启发意义。　

“日本屋”项目的实施与推进

2013年12月，日本政府出台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了战略外宣在国家安全保障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国家战略外宣的重要一环，日本制定并实施了“日本屋”项目，意图通过该项目塑造国家形象，打造国家品牌，提高产业和产品竞争力，推动日本地方经济“走出去”，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日本屋”项目是目前日本政府运营的规模最大的海外文化宣传战略和政府推动地方与国际经贸合作的平台。“日本屋”项目由日本外务省主导并负责具体规划和实施，并本着“求稳不求快、求精不求全”的原则逐步推进，现在已经在圣保罗、伦敦、洛杉矶三个有代表性的国际大都市设立了集文化体验、商品展销和经贸合作为一体的综合性实体文宣中心，产生了以点带面的区域辐射效应。据统计，2018年圣保罗的“日本屋”访客超过100万人，远高出预期的14万人，而伦敦访客在开放后的两个月内达到12万人，洛杉矶开业半年也有近7万人参观。“日本屋”以三大城市为据点，掀起了一场国际性的日本文化消费热潮。

“日本屋”项目的创新与特色

“日本屋”项目设立之初确立了三个目标：一是要为有效搜集涉及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相关信息情报提供一站式服务；二是摒弃单一的政治文化宣传，融入商业理念，通过设置西餐馆、咖啡厅、购物场所等商业设施，多维展现日本民间活力和文化魅力，为日本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创造商机；三是要充分发挥专业人才和各领域的专家作用，努力与当地民众建立密切关系，更好地开展专业性的文化和商业推广。在项目具体推进过程中，“日本屋”又进一步形成了以下重要特色。

第一，“日本屋”的空间和展示设计注重凸显人文情怀，挖掘展品本身及其衍生的文化价值内涵，着力用生动丰富的文创产品，展现日本现代、流行、多元的文化理念及其商业价值。在宣传日本传统文化的同时，“日本屋”兼顾到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尊重和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的自主选择、自由体验与情感交互等多样需求。如在设计风格上，除大量运用日本传统元素营造日本文化独特性外，还注重将自然、简约、环保等现代多元理念融入设计中，尤其重视引入国际流行文化。如伦敦的“日本屋”凸显北欧极简主义风，洛杉矶的“日本屋”体现了国际流行文化的融合，圣保罗的“日本屋”采用了贴合南美自由奔放风格的色彩搭配。 “日本屋”还会定期开展多种形式、涉及不同艺术领域的文化主题巡展活动，为不同艺术流派提供展示平台，推动本土与国际艺术的对话交流，提升日本文化的影响力。

第二，“日本屋”在功能设定上采取“展演＋研讨会＋商业运作”融合模式，以多功能空间承载和展示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以及商业文化的多样性。为此，各场馆设置了可以用于研讨与讲习会、商品展销与商业洽谈会等活动的空间，意图打造一个集文化休闲与商务合作于一体的，多功能、交互式的文化消费体验中心。另外，“日本屋”还注重成本控制和商业功能开发，以减少财政负担和运营成本。“日本屋”的选址和建造，通常会采用租赁方式，租下当地有一定历史和知名度的旧建筑，在最大程度保留其原始形貌的基础上，根据需要进行修缮和装饰，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投入使用，最大程度缩短工期，节省购买土地和建筑的成本。在运营模式方面，“日本屋”特别设有售卖日本地方特产和奢侈品的专柜、以推介日本文化为主题的书店，以及体现日本饮食文化的料理屋等设施。功能上的多样化设定迎合了国外民众的好奇和消费心理，使其在沉浸式体验中潜移默化地喜欢上日本的文化和商品。

第三，为日本地方搭建宣传其地域特色、提携其经济进行海外拓展的平台。向世界推介日本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实现与对象城市点对点的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这是“日本屋”重要特色和目的之一。在这方面，“日本屋”项目与“酷日本”战略同样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通常“日本屋”项目事务局会和日本地方商务部门进行协商，制定具体可行的地域增收计划，量身定制展销活动，或者以遴选、招标等方式就相关产业、产品、企业和观光旅游项目等举办海外主题展销和推介会，为其进行精细化的包装和宣传。其展销范围也十分广泛，涉及衣食住行、医疗、科技等诸多领域。

代表性的案例有：圣保罗“日本屋”在2019年7月与日本农林水产省合办“日本料理的魅力与健康”“与中南美洲日系农业者开展交流与商业合作”论坛，为“食其家”“日清”等日本著名餐饮公司与当地农企的合作牵线搭桥；2018年9月，伦敦“日本屋”为新潟县著名金属加工中心燕市和三条市举办“燕三条金属”专题展，全面展示其冶金的文化历史和工艺。

“日本屋”项目还与经产省、日本政府观光局、国际协力机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合作，在场馆内设有专门的商情展板和洽谈专区，同时也重视与日本各地方的小商品制造商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满足国际青少年对于流行文化的消费需求，“日本屋”还会定期举办动漫、游戏文化嘉年华活动。此举也让如角川、电通等日本公司通过“日本屋”平台将动漫、游戏、影视等产品进一步推向国际市场，并通过多种商业模式与他国展开线上、线下合作，加快日本文化产业的海外市场培育和拓展。

第四，倚重专家和专业团队对“日本屋”进行运营和管理。“日本屋”项目虽由日本外务省主导，但在具体管理和运营上主要由设在当地的事务局负责。事务局的相关负责人通常都由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专业人士担任。为了简化流程、减少行政干预，外务省还将日常管理工作委托给第三方专业机构来具体运营，并专门设置了“日本屋专家咨询会议”，聘请文学艺术、媒体、经贸、科技等各领域专家负责项目评估，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

“日本屋”项目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屋”项目在海外的成功实施，不仅使其成为宣传日本文化魅力，推动日本文化产业发展，拓展海外市场的重要载体，而且在战略意义上弥补了日本由于经济长期低迷所带来的硬实力不足和外交资源匮乏的短板。其做法对我国有以下启示：

首先，建立系统、高效的外宣组织架构，发挥系统集成效用。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相关文化宣传机构进行科学化的效用评估和组织管理，尝试引入成本核算机制和商业化运行模块，强化与地方的连带关系，实现合理化、精细化运营，助推地方经济和文化“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上寻求更多商机，实现更大发展。

其次，通过公开招标、聘请和委托等方式，尝试引入专业机构和各领域专家团队参与外宣工作和海外文化实体机构的运营，以充分调动市场力量和社会性资源，打造官民协同的“二轨”外宣机制。在此基础上，效仿“日本屋”的核心理念，突破传统和常规的政治宣传模式，在深挖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推动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价值融合。
    最后，推动我国对外话语体系与国际话语体系的对接，在外宣话语表达上需要提高宣传质量和信息投放的精准度，注重使用能够获得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认同、富有人文关怀的话语体系来丰富民族文化的价值内涵，减少因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为传播中华文化魅力，提升国家形象和文化影响力创造有利条件。

（编辑  杨利红）

在气候危机及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上，全世界都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对经济社会的损害正在显著上升。经济学人智库（EIU）曾指出，预计到2050年，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将使全球GDP下降3%，造成的经济损失将高达7.9万亿美元。2019年9月，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以下简称NbS)确定为全球九项重要行动之一。此后，中国和新西兰受联合国委托，携手推动NbS，使NbS这一概念受到国际社会热议。NbS是协同应对当前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灾害性影响，保持经济社会与生态之间的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治理方法。

从2021年开始，日本政府尝试使用NbS制定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促使经济社会治理从单项治理向“生态—社会”共生的绿色治理转型。

日本利用NbS构建协同应对战略体系的经验

一.将NbS融入“人与自然共生”的总战略目标。日本的国家战略制定，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创新性。1995年，日本在首次制定的《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中，将“人与自然共生”定位为国家环境管理的长期目标。2002年，日本在制定新《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时，又提出建设“自然共生社会”的总构想。为履行“爱知目标”（2010-2020年），日本还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2050愿景。而NbS所提倡的以人为中心，发挥自然效力解决多重社会问题的理念与日本“人与自然共生”的根本战略目标相呼应，因而易于融入既有政策框架。

二.以“协同性”的外溢效应为社会建设提供多元战略规划。这包括以NbS提升生物多样性，提高保护区和其他有效区域保护措施（OECMs）的质量，恢复大量退化的生态系统，完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努力在2030年前提高蓝碳生态系统的固碳价值。通过NbS还可将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和地方振兴相结合。NbS可帮助受灾社区实现受灾前后的可持续管理，不仅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韧性，还有助于修复生态环境，减缓气候变化。而在国家公园、世界遗产地等处实施NbS，可在利用当地自然旅游资源促进生态游的同时，实现工作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提升居民幸福感，增强城乡吸引力。NbS还支持碳净零排放与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协同，促进陆上和海洋生态服务系统的保护和利用，减少自然灾害的风险，加强社会韧性。NbS支持自然受益型产业发展，促进绿色循环经济，以生物质资源的可持续生产带动绿色能源转型。

三.将传统生态思想与现代生态科学有机结合。日本将NbS与传统的“里地里山”生态保护思想及具有现代生态科学意义的“地域循环共生圈”概念进行了双向结合。日本试图以NbS在“自然—城市—乡村”构建可持续的生态农业，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以有效应对全球粮食危机。融入自然的城乡环境还可改善人类健康，促进与人类共生的微生物多样化，保护人类免疫系统平衡，预防传染病。另外，日本人口少子化、老龄化趋势的持续深入，将在未来影响各地域传统自然生态知识的有效传承。日本认为，NbS的推广还可促进生态系统维护与管理，有助于建设充满绿色文化意蕴的社区。

四.健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战略支撑体系。NbS是贯穿“生态—社会”系统的跨领域变革方法，需依托国家战略体系进行系统推进。首先是多措并举的制度环境建设。2020年，日本政府在综合创新战略推进会议上正式发布《革新的环境创新战略》，意在以不断创新引领环境管理政策的范式转变。日本还完善了组织体系建设，设立了“绿色创新战略推进会议”，以统筹协调跨部门的联动治理。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还着力打造国内外多方合作渠道，支持多元平台建设。截至2021年，日本已经在气候变化与碳中和技术提升、ESG金融发展、企业零碳协同发展、气候变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协同治理等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

五.加强风险防控以持续对战略进行补充与完善。在推行NbS时，应提前进行政策风险评估，预判影响NbS落地的问题，及时对战略方案进行补充与调整。日本认为，人口的加速减少与少子老龄化并行将影响NbS的实践。而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不足，也将影响NbS主流化。此前，日本的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两大战略体系之间缺乏相互融合，对产生共同利益的分析和措施均设想不足，因此日本计划大力推进NbS主流化。最重要的举措是保证持续的战略资金投入。2022年，日本环境省、金融厅、经团联等机构参与了“与自然相关的财务披露工作组”（TNFD）论坛，共同探讨投资商业模式。

将NbS融入我国战略体系的建议

一是尽快将NbS融入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提升国家战略体系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治理方向转变的快速反应能力，加强创新驱动意识。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经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而NbS的内涵与绿色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我国应尽快将NbS纳入发展战略规划，以系统性、整体性思维加快完善NbS协同应对战略的顶层设计，力促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进入快车道。

二是在政策体系层面积极推进NbS本土化创新。构建“NbS+”多层社会治理体系，以提高国家在生态环境领域的系统化治理。这需要改善目前政策体系中存在的碎片化、条块分割等问题，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和完善的管理体制以及政策评估机制。在政策议题上，将NbS与我国少子老龄化、韧性城市、气候适应型社会、乡村振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等跨部门、多领域的治理内容相结合，协同实现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受益的复合效果。在工作机制上，可创建网络协同工作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能力建设活动，如鼓励科研机构及企业单位进行人才联合培养与项目创新，推动“产学研管用”一体化、“强链条”式发展。

三是探索多元融资机制、破解资金困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一直存在巨大缺口，NbS的推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近年来，中国一直积极构建国内多层次的气候投融资及生物多样性投融资体系，当前已取得世界领先的良好成效。NbS投融资可依托国内已建立的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中央和地方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和试点单位，并行推进。工作重点应着力于积极开拓NbS投融资的国际合作，申请利用绿色气候资金、全球环境基金、亚投行资金等。建立与相关国际组织、投资机构以及资本市场合作的渠道。

四是加强NbS战略传播力，向全球展示中国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形象与实力。我国一直是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但在两者的社会主流化方面与国际良好实践尚存在一定差距。这不利于NbS主流化工作的开展。我国应高度重视NbS宣传教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不仅将影响公众和决策者对气候变化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NbS的认知程度，还将直接关系到我国推动、落实NbS的深度和广度。可通过媒体宣传、学校教育、设立国家级示范项目、引导企业项目创新等方式，扩大NbS的社会影响力。最重要的是，需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生态知识的当代价值意义，凝练出便于国内外传播的生态话语标识，为NbS“中国方案”注入文化软实力。

五是以NbS为抓手促进国际合作模式推陈出新，彰显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魅力。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国际影响力，首先需要打通国内外交流合作平台，建立可多方参与的交流合作机制，共同分享最新相关科研成果、实践案例、精准信息与政策经验。我国可依托“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合作框架，加强NbS所涉及的各领域合作，以“绿色”“脱碳”为重要发展内核与沿线国家共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尽快在全球及区域的双边与多边合作框架中融入NbS，选择重点发展领域及合作对象，打造国际合作优质示范项目，为长期合作夯实基础。

（编辑 宋斌斌）

作为香港轨道交通供应商的港铁，为香港提供了廉价、便捷通勤服务。但港铁市场化营运及其业绩表明，票务不能覆盖其成本，它通过拓展轨道沿线和车站附近的物业、车站商务与广告、电信业务等相关业务，将便利通勤的正外部性内部化，并以发展站外业务来发掘自身业务技术与经验的价值。港铁经营实践打破了西方市场失灵理论关于垄断、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定义与治理方式。市场失灵理论将消费独占性等价于消费排它性与竞争性，已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实践。港铁通过经营创新应对其通勤服务的外部性，挑战了市场失灵理论以补贴治理正外部性经济活动市场化的逻辑，也为内地城市公共交通改革发展提供一个新思路。

港铁市场化历程

1975年，香港地铁公司成立，香港政府是香港地铁唯一股东。它为香港建设与经营一条铁路系统，采取谨慎商业原则运作，配合香港公共交通需求。2000年6月，香港地铁公司注册为有限公司，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出售其23%的股份，香港地铁公司于同年10月5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2007年12月2日，香港政府全资的九龙铁路公司并入香港地铁公司（更名为港铁公司）。这一合并不仅为乘客带来更高效率、更有票价吸引力的铁路服务，更为港铁公司创造本地与海外机会。目前香港特区政府拥有该公司约75%的股份，并将继续持有至少50%的股份最少20年，并提供与上市之前相同支持。

港铁现有9条铁路线，其网络覆盖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区。同时在屯门和元朗为当地社区提供轻轨与接驳巴士服务。此外，港铁营运提供高速铁路服务的机场快线，连接市中心与香港国际机场和香港大型会展与会议中心的亚洲国际博览馆。

在香港对外交通连接方面，2019年9月开始，全长26公里的深港高铁香港段，和以香港西九龙站为起点与覆盖全国的高铁网络接轨，便捷香港与内地跨境交通服务，港铁的城际客运服务也为往返香港与广东、北京、上海的旅客提供便捷的运输服务。港铁的跨行业拓展与轨道交通相关的物业及其它相关业务已经成为港铁营收与利润重要来源。这些业务包括住宅与商业项目、物业租赁及管理、广告、电讯服务和国际顾问服务。这些业务是其基本轨道交通通勤业务的拓展、产业链的延长。轨道交通站点附近的物业、商业项目和相应租赁及物业管理是港铁经营业绩的重要支撑。

此外，港铁将其资本及其轨道交通建设营运技术用于海外项目拓展，一方面有助于发挥港铁资本与融资便利，提升营收与利润水平；另一方面不断开发其轨道交通及其相关业务技术和经验的价值，提升港铁在该领域的品牌与市场价值。目前在内地，港铁参与营运北京四号线、大兴线、十四号线、十六号线、十七号线，深圳轨道交通四号线，杭州地铁一号线与五号线，以及参与营运澳门轻轨冰仔线。国际上，港铁业务也快速发展，包括参与营运与管理英国伊丽莎白线、联合营运与管理西南部铁路专营权、在澳洲和瑞典营运与管理墨尔本都市铁路和悉尼地铁西北线、斯德哥尔摩地铁、斯德哥尔摩通勤铁路服务以及来往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的城际列车服务MTRX等。

显然，港铁是香港轨道交通垄断供应商，提供廉价、便捷的“公共产品”通勤服务，但作为香港公共交通产品，它能进行市场化营运和自负盈亏吗？

无补贴的港铁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相对于私家车，公共交通定价受到很多非市场因素的影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促使公共交通工具优先，若要充分发挥公共交通的经济、社会和环保等价值，它的交通定价必须低于均衡价格，而且其价格调整往往是滞后的。但就公共交通业务本身来讲，通过票务收入实现盈利是罕见的，据此就得出市场不能提供足够的公共交通服务，这是经济学逻辑演绎的结果；市场失灵理论认为公共产品因存在消费非竞争性与非排它性导致收益低、市场供给不足，从而要由政府提供。

数据1表明，港铁的公共交通服务因其经济社会因素使票务不能覆盖其营运成本。仅以这一项收益来衡量，港铁近几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然而除了票务收入以外，港铁物业及其租赁收益和车站商务的利润是重要的盈利来源。这几年来，这两项的利润不仅覆盖港铁车务营运亏损，还支撑港铁其它业务、研究项目和业务发展支出，并实现港铁总体上盈利。

轨道加物业将通勤便利的收益内部化

香港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港铁在香港日常通勤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地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是人口稠密城市减少通勤时间的主要选择。轨道交通沿线，尤其是站点附近的物业因通勤便利效应外溢而升值，港铁在布局轨道交通及其站点时就通过置换或者购买等方式预先获得附近地块开发权或者经营权，将通勤便利可能外溢的收益内部化。这已经成为港铁营运的一种模式，防止和减轻公共交通便利化的收益外溢，提高公共交通盈利能力。2023港铁新签的东涌线延线项目协议，该项目会以铁路加物业模式发展，相关总楼面面积为约63万平方米 ，其中住宅约46万平方米、商业约6万平方米和写字楼约11万平方米。 

港铁站点附近物业开发是循序渐进的，持有相应的土地储备，以备依据市场行情进行开发，尽可能将通勤便利的收益内部化。也就是说，港铁将通勤便利的可能外溢收益进行动态内部化，它开发的物业既可自己持有获取租赁收益的，也有出售的；既有写字楼、商业物业，也有住宅等居住物业。港铁通过车站附近多种形式物业开发与管理来持续获取通勤便利的外溢收益。物业租赁及管理收入是港铁营收和利润的压舱石，疫情和经济波动对其冲击很小，有助于稳定港铁经营业绩。港铁物业及管理收入比较稳定源于其较长租期，租期结构合理，使得租金与管理收入受经济社会暂时冲击比较小.较长租期、物业间租期交叉和物业使用的行业结构多样性促成港铁物业租金和管理收入稳定。 

物业租金及管理收入对于港铁经营业绩有很强支撑作用，它持续不断将通勤便利的可能外溢收益内部化，增强港铁市场化运作基础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表1的港铁2023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的数据比较显示，后疫情的关联业务发展依然是港铁经营业绩的重要支撑。

表1 港铁物业租赁及管理财务数据

商业和广告发掘车站的商业价值

港铁围绕通勤便利不断拓展车站商业与广告的价值。出行高峰期时，轨道交通人流量比较大，具有很高商业与广告价值，车站商业与广告收益是港铁利润的重要来源之一。 

与车站零售商业租金收入一样，广告收入虽经历起伏，但它依然是港铁利润的一部分。可以预见，随着后疫情的香港经济恢复，港铁车站商业租金和相关设施广告收入也会回升，仍是港铁利润重要来源之一。车站商业涉及很多行业，其出租物业的期限结构多样，疫情过后出租率比较高。香港经济社会生活恢复后，市场主体的未来预期逐步回升，租金也逐步回升。

作为港铁产业链重要一部分，车站商务对于提升港铁业绩的作用将不断显现。表2的数据比较说明港铁车站商务、广告和其它等业务增长明显。

表2  港铁车站商业及广告财务数据

提升港铁在香港的业务覆盖面和海外拓展，提高港铁资源禀赋价值

港铁发掘其自身价值的努力并不局限于延线的物业和车站商业等，为了更大程度上发挥轨道交通便利，港铁不断开拓香港客运市场。港铁除了轨道交通以外，积极发展专线小巴、电车与渡海小轮、巴士和机场快线等交通运输，同时积极参与国家高铁交通一体化，经营过境服务与香港段高速铁路。港铁在整个香港客运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影响不断提升，他通过参与其它客运交通，巴士接驳轨道交通，进一步提升轨道交通的价值，提高轨道交通占比和垄断程度。 

轨道交通加物业让通勤便利的收益内部化，港铁不仅仅局限于香港的业务。它不断开拓内地与国际业务。海外业务推动港铁的技术、营运管理经验的价值链进一步延伸，它是港铁通过经营模式推广来发挥其技术与营运管理的潜能和提升其收益。港铁已经深入内地重要城市与澳门的轨道交通营运，在北京与杭州营运多个项目，也预示着它的营运能力得到所参与运营管理城市的认可。其合作模式多样灵活表明港铁和内地城市合作经验丰富与各种合作营运自如成熟。同时，港铁积极开拓国际合作，在澳洲和欧洲，它有多个营运轨道项目，在当地经营合作的经验表明，合作方愿意与港铁长期合作。港铁深入内地城市轨营运市场和国际市场，发掘港铁营运管理轨道交通的技术与经验潜在价值，这是轨道交通加物业模式之外港铁经营的另一个抓手，放眼内地与国际而不局限于香港。这一部分的利润占比还不高，但它可能是港铁未来成长的一个支点。

总之，港铁通过轨道交通加物业和开发车站商业与广告等业务，不仅仅将通勤便利的可能外溢收益内部化，还进一步拓展澳门、内地与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及其相关业务，发掘其在轨道交通营运方面的技术与经验商业价值，使得轨道公共交通及其相关业务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而不是主流财政学需要政府直接介入及补贴的行业。

港铁服务：共享产品与公共产品

自萨缪尔森（1954）提出公共产品理论以来，主流财政学就将其作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它们将产品服务划分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前者具有消费非竞争性和排它性；后者则有消费竞争性与排它性。按照经济学逻辑推论，公共产品很难直接由市场提供。遵循这种理念的财政实践，引起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低下和相应财政压力问题，学术界对这种公共产品理论的质疑不断（刘尚希等，2018）。

笔者认为，主流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定义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它带有特定历史技术环境的烙印。这种分类标准在早期有其自身价值，那时公共产品缺乏排它设施，自助技术设施尚未使用，公共产品消费排它成本过高，也就不可能具有消费竞争性，故公共产品的消费表现出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随着自助技术运用、排它设施的完善和经营模式创新，公共产品与服务很大部分可以实现消费排它性与竞争性。更重要的是，公共产品的定义牵涉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关乎政府职能与财政边界，政府越界行为不仅仅伤害市场机会和经济效益，同时使得相当多政府深陷公共产品领域，财政不堪重负，公众对其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苦不堪言。笔者认为，财政学界传统的主流财政学以消费非排它性与非竞争性来定义公共产品定义混淆了“消费独占性”和“消费非排它性与非竞争性”，应重新思考公共产品界定维度。

就实际经济而言，所谓非排它性与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已经很少，比如国防、生态和法治环境等公共秩序依赖的公共服务，更多曾经的公共产品实际上是共享产品，经营模式与技术创新使它们已经可以实现排它性与竞争性消费，其营运已企业化、市场化。如数字等技术的应用以及引起的经营模式创新，导致像公共交通、邮政和卫星导航等产品服务的消费具有共享性而不具有独占性，独占性自然导致排它性与竞争性，但是共享性并不一定排斥排它性与竞争性。数字化监测设备和智能化的自助设施运用，让共享产品具备消费排它性与竞争性，并且进行有效监管和成本控制，由此市场化营运技术条件已经具备。

实际上，经营理念和制度性障碍才是一些曾经的“公共产品”市场化营运的绊脚石。内地一二线城市主要以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支撑公共交通运行，随着土地财政消退，这些城市政府可借鉴港铁市场化经验，推动轨道交通市场化营运改革，既盘活存量资产，又降低财政补贴所带来的财政压力。

港铁提供的公共通勤服务是一种共享产品，但不是主流财政学所谓的非排它性、非竞争性公共产品，此产品的消费产权清晰、被公众熟知。但是港铁对通勤服务没有自主定价权，定价与价格调整需要香港特区政府审核。其服务消费具有排它性，其表现为没有按照相应付费规定的人员不得消费港铁通勤服务，付费消费时还需要遵守相应公共规则，先来后到排队规则和公共场合行为规范等来体现港铁服务的消费竞争性，它是一种共享而不是独占服务。类似的日常产品服务有很多，比如住宅楼电梯，它也是共享产品，市场化营运，不需要政府介入营运。

仅以票务收入港铁难以为继，可能会像主流财政学描述的那样需要政府介入或者补贴。但港铁上市后的经营实践表明，经营模式创新使得政府定价的公共交通服务可以市场化营运，不需政府介入经营，也不需要政府补贴。港铁通过“轨道交通+物业”、“车站商业与广告”和“海外业务”等经营创新，不仅覆盖通勤政府定价引起的成本回收缺口，更是带来相当程度利润，回报股东。

上市后的港铁享有市场主体地位，独立、创造性经营是港铁业绩的根本。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品服务具有共享性特征。而数字技术也有助于相应共享产品服务消费行为规则制定与执行，整个社会也将逐步接受基于共享消费规则的共享产品服务市场化，政府负责市场监管。

市场化垄断经营具有外部性的公共产品

  港铁市场化营运的事实颠覆主流财政学基于市场失灵的重要基础，即垄断、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理论（李俊生等，2018）。该理论认为，经济活动存在外部性，对于负外部性经济活动，政府通过税收或者其他监管来矫正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成本偏差；而对于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政府则通过补贴或者直接经营来矫正或承担社会边际收益与私人边际收益的偏差。本文的案例只涉及正外部性的高效、廉价和便捷城市公共交通服务。

取近四年港铁利润及其来源结构数据表明，港铁交通基本业务利润很低，甚至亏损，但港铁整体经营业绩经受新冠疫情冲击，2023年上半年回升明显。一般认为，公共产品与具有外部性的产品不能很好市场营运，需要政府干预与介入这些产品生产与经营。较高人口密度的香港地铁是廉价高效的通勤方式，地铁沿线和车站附近因通勤便利，物业的商业价值较高。在票务价格政府控制的情况下，香港地铁经营实践已经超越主流财政学理论，其经营模式的创新不仅有效将外部性内部化，提升其地铁营运的收益，减轻地铁通勤便利的收益外溢，而且成为香港交通服务主动提供者。呼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城市发展规划，香港地铁能够预先通过土地置换等方式在新城区建设和提供通勤与相关服务。香港特区政府持有港铁公司大量股份，但它遵循商业原则独立营运管理，在财务方面是独立的，不依赖任何政府补贴和担保。另外，港铁在其2022年年报中已经发表香港北部都会区及其跨越2030年的铁路与主要干道（RMR2030+）规划，港铁不仅仅是便利通勤服务的供应商，也是香港未来发展区的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参与者和服务商。港铁作为独立于香港特区政府的市场运营的企业热衷于积极参与公共交通服务的角色是主流财政学无法解释的。

港铁市场化经营及其业绩表明，企业通过经营模式创新拓展相关联的业务，可以将基本业务的正外部性内部化，不需要政府介入与补贴。主流财政学局限于基本业务的外部性来分析市场资源配置问题从而让政府介入并给以补贴，使得具有正外部性的基本业务的经营者缺乏创新意愿、经营绩效低下，但补贴不会带来经营绩效改善。港铁案例显示，香港政府退出后的市场化赋予港铁独立自主经营权，拓展相关联业务达到很好经营业绩，主动开拓香港本地与境外业务。港铁市场化营运减轻香港政府财政负担，也较少大量财政支出用于公共交通，而且香港政府所持港铁股份有较好的收益。

结论与启示

港铁市场化营运及其业绩让学界聚焦香港政府对于公共产品与具有外部性的经济活动监管，港铁的启示有：

技术发展与市场制度变迁已经改变市场主体的基本环境，曾经“市场失灵”的领域因新技术运用和经营模式创新可以市场化经营并取得较好经营业绩。主流财政学关于垄断、公共产品界定和外部性的治理已经明显滞后于港铁经营实践。被视为公共产品的公共交通消费不具有独占性，但具备排它性与竞争性，是共享产品。学界须对公共产品进行重新定义。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的逻辑经不起港铁实践的检验，企业经营创新可以正外部性内部化而实现市场化。

实践中，港铁案例对于内地一二线城市公共交通营运提供了新思路。随着内地城市政府“土地财政”减少，人口密集的一二线城地铁公共交通市场化改革是城市政府摆脱公共交通巨额财政补贴压力的可行选择。地铁公司企业化、市场化营运，拓展经营范围，取得良好业绩后上市。

目前，内地主要城市地铁公司的经营除票务外，仅局限于广告与站内商业，站内商业单一化且性价比不高，延线与站点附近区域缺乏产业布局。内地一些城市政府积极推动其地铁借鉴港铁经验，实现公司化改革与市场化营运，拓展关联业务作为公司业绩增长点；业绩较好且稳定的地铁公司已上市交易。这不仅减轻城市财政的流量补贴压力，也将盘活累计投入的财政存量资产，增强城市政府财政能力。

（编辑  季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竞争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新发展，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对接，不断以新技术培育新产业、引领产业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的知识应用和生产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高级形态。科学技术以一般知识形态存在、尚未并入生产过程时，是间接的潜在生产力；当科技进入生产过程、转化为劳动技能、物化为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时，就成为直接的现实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催生的新技术与高素质劳动者、新生产工具、现代金融等紧密结合，将形成高质量的先进生产力，既是改造自然和社会能力的显著进步，也是生产力质的提升。

“新质”既指高质量的知识生产，即驱动引领发展的科技创新策源力；也包括高质量的知识应用，即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产业，是高质量、高效能和高价值的产业。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科技创新的新驱动力，即新领域新赛道，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以及生命健康、深空深海等前沿领域重大原创性引领性成果。二是科技创新催生的新产业，即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对接，提升传统产业、主导和支柱产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如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三是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即立足科技和产业基础，通过“四链融合”“数实融合”，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将科技创新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形成具有“代际”飞跃特征的新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需要系统推进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系统推进。首先，要有原始创新、源头创新和颠覆性创新作为底层支撑引领。其次，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夯实产业基础。第三，突出创新人才这个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劳动者因素，进而形成基于人才的创新。第四，建设高标准统一市场体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良好制度环境和政策保障。第五，激活数据这一新生产要素潜能，推动“数实融合”，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从生产力构成要素来看，新质生产力包括三方面要素。一是新劳动者。2021年，我国14亿人口中有18.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除去60周岁以上和18周岁以下人口，这一比例更高。R＆D人员数为858万，已经从传统的人口优势向具有知识快速迭代能力的人才优势转变。二是新劳动资料。包括高端智能设备等劳动工具，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设备、自动化制造设备等，以及5G基站、云服务网、算力网、数据中心网、智能网等数据基础设施以及智慧城市、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数实融合的新型基础设施。三是新劳动对象。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是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主导方向。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占GDP的比重达到41.5%，稳居世界第二。移动互联网、量子信息、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以及与金融资本的深度融合，正深刻影响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资源配置，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变革。

新质生产力要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人才创新、制度创新落实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源头在科技创新，落脚点在产业创新，关键因素在创新人才，过程保障在制度创新。

第一，整合科技创新资源要素，加强源头的科技供给。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以重大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成果和颠覆性、关键性核心技术，重塑安全可控、富有韧劲的产业链和高质量、高水平的产业体系，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和竞争力。(1)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围绕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集成电路、生物育种等前沿领域，以国家战略性需求为导向，推进创新体系优化组合，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制化体系化优势，开展导向性基础研究，产出重大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成果。(2)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围绕当前发展的燃眉之急和长远发展的心腹之患，聚焦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和基础材料、新发突发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组织优势资源力量，发挥集智攻关优势，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3)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科技领军型企业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和卡点瓶颈上的战略攻关和引领支撑作用，牵头整合资源要素，打造新型关键共性技术平台，推动融合集聚发展，解决跨行业跨领域关键共性技术问题，补齐短板、锻造长板，推动产业基础再造和转型升级。(4)系统部署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一体化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加快构建“四链”融合的创新生态。

第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筑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推动创新资源要素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加快打通产业链发展上的薄弱环节和卡点上的路径依赖，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新的产业生态和商业模式。(1)围绕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具有影响力辐射力的产业集群，努力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的目标。(2)前瞻布局量子信息、未来网络、空天海洋、生命健康等未来产业，建设国家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打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培育经济发展新增长点和新质生产力竞争新优势。(3)发挥科技创新的新动能优势，推动产业体系化转型升级，加快传统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增强产业链、产业集群的质量效率和外部竞争力，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4)培育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科技集群、产业集群。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在全球五大科技集群中，中国占据了三席。在百强科技集群中，中国以24个集群位列全球第一。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达45家，2022年集群产值超20万亿元。第一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达66家。各地也高度重视产业集群建设。

第三，发挥战略科技人才关键作用，形成创新人才红利。无论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关键在人才。推动“四链”深度融合，激发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才结构。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作用，培养造就高水平人才队伍。(1)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大力培养创新性强的青年科技人才，鼓励跨学科、跨领域交叉合作，培养更多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2)依托实施高层次人才计划、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重大基础设施平台、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培养战略科技人才、关键技术人才、产业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让人才在科技攻关实践中成长成才。(3)建设一批前沿基础研究中心和学科交叉平台，实施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培养一批创新思维强、敢创无人区的创新人才。(4)优化战略人才队伍结构，打造体系化、多层次人才成长平台，推动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5)推出一批人才在国际机构任职，深度参与国际科技合作，提高人才国际化水平。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吸引汇聚全球一流人才。(6)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精神、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完善试错容错纠错机制，营造创新友好社会氛围，推动高水平、高质量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第四，建立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动力和活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制度创新，在理念认识，在制度环境，本质在产业生态。深入推进“四链”融合，要发挥好政策引导和杠杆作用，资金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形成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环境。要打破阻碍创新的规则流程和观念思维的束缚，进一步解放新质生产力，形成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制度，形成组合政策的“化学效应”。(1)培养敢于引领式研究、勇于突破式创新的思维和能力，营造保障人才潜心致研的科研环境，提供人才敢闯敢干的平台和机会。(2)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发挥好科技评估指挥棒作用，围绕真科学问题、关键技术问题和产业共性技术问题，真正解决问题。(3)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现代高端制造业协同互动、融合贯通、配套支持的产业生态。发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等优势，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示范区和新引擎。发挥各类重大科技攻关平台的作用，推动科技攻关成果有效应用于经济活动中，提高发展新动能。(5)发挥资本市场的助推作用，促进创新资源要素流动、共享和优化配置，为激活新质生产力优势发挥助推器作用。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就是要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创新，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形成高质量的现实生产力、先进生产力，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体系战略性重塑、系统性升级、整体性跃迁，打通从教育强、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高质量发展通道。

（编辑  季节）

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已被列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我国目前的基层治理进程仍处于从“管理型和权力型”政府治理模式向“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过渡的阶段。虽然国家一直通过各种改革、治理方式创新、治理理念更新等工作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但由于形式主义、运动式治理等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一些痼疾仍未有效去除。进入改革深水区阶段，进一步推进基层治理优化将必然触及治理事务的各项本质内容。本课题组综合对基层治理多年的调研与观察，总结出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十大突出问题。

基层党建形强实弱、存在工作误区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但目前的党建工作存在的思想和认识存在三个重大误区。

一是将党建工作等同于党务工作。作为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不少基层党组织往往在日常工作中陷入了将党建工作等同于党务工作的误区，影响了基层党建工作实效。党建工作与党务工作的内涵外延不同。党建工作的内容相对丰富，包括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一系列工作。党务工作的内容则相对具体，是围绕着党的建设展开的一系列具体的管理活动，诸如发展党员、收缴党费、“主题党日”、“三会一课”等工作。将党建工作等同于党务工作，容易导致党建工作的部门化，甚至将党建工作完全异化为党务工作者的工作。

二是加强党的领导的核心意识并非让“一把手”成为“一霸手”。党的领导和核心意识的加强是构建一个让人民满意的“集体领导”制度，与“一把手”的集权是背道而驰的两种性质的事，一定要警惕近年来基层社会中各单位“一把手”越来越集权甚至滥权的情况。“一把手”是党政领导班子的“班长”，在地方、单位和部门发展中具有统领全局的作用。可少数地方“一把手”乱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霸道行权、违规用权、任性滥权，甚至以权谋私、大搞利益输送，对所在地方、单位的政治生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恶劣影响。中纪委国家监委曾称此现象为：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项目“一手抓”、出事“一锅端”。

政府治理存在惯性、社会治理协同性不足

社会治理是在新的社会时期，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情况下，在政府治理的基础上，提出的更为有效的一种新的治理模式。不少基层干部对经济事务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的认识有了提高，但对社会事务要按照社会规律办的认识还没有形成。在许多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中，名为治理创新，实质上是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走的依然是行政管理的道路。

在社会治理的理念与方法方面仍存在较大行政管理惯性。思维惯性主要体现在：看到社会发展中产生的新生事物，首先想到的是怎么把它们纳入计划，全面管控起来；什么都管，事事插手，管得越全面越细越好；发生的事情不在计划之中、控制之内，就不放心、不安心、很担心。方法惯性主要表现为：对治理中的各种事务，都是政府亲力亲为，惯用的就是行政管理手段；包打天下观念，全面计划管理的思维，用命令处理事务的方式，说明了某些基层干部对行政管理路径的深度依赖。打破惯性思维，真正理解顶层设计多元治理的观念，才能够真正做出基层社会治理的好文章。当前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三者关系中，政府行政治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其余两股力量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总体上存在社会组织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社会组织的弱势地位使得其在社会治理中无法形成强大的力量，也无能力承接政府重大的服务项目。

基层减负与工作增效需同步进行

一是基层减负势在必行，但各地减负工作成效不一且负担仍是高位运行。文山会海、迎来送往、加码考核、填表留痕是基层的四大顽疾，束缚基层干部干事的手脚。但有些单位习惯在执行制度上钻漏洞、搞变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破窗效应”。比如，中央要求层层大幅精简文件和会议，可有的领导干部仍抱着“不开会就是不重视、不发文就是不作为”的陈腐观念，继续大搞“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那一套，“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更是如影随形，让基层干部苦不堪言。有的单位变着花样搞多头检查，甚至存在“工作刚安排就督查检查、刚部署就考核”的急功近利现象，让基层干部无所适从。

二是基层政府工作事务杂、体量大，忙闲不均、人员闲置的现象依然存在。少数干部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了基层闲人，目标不清，对考核任务漠不关心，卸掉拼劲的同时也放下了责任，这给基层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基层闲人主要有如下表现：上推下卸的“二传手”，升迁无望的“老前辈”，得过且过的“隐形人”，有苦难言的“背锅侠”，徒劳无功的“大头兵”，这五种基层闲人画像可谓入木三分。凡此种种，不仅影响基层治理的效率，更成为作风建设的“中梗阻”，干扰基层干事创业的主动性。凡此种种现象，原因多种多样。主观来看，一些干部不思进取、得过且过，面对工作推三阻四，面对任务能躲就躲，面对难题避之不及，根源在基层干部的理想信念已然动摇。客观来看，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存在容错纠错机制不健全、分配工作不均衡等情况，导致了一些基层干部“被动”成为闲人。破除基层闲人现象，既是作风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事项。

基层社会治理逐渐落入高成本治理陷阱

一是已然落入“花钱办事”的治理陷阱，也就是“没钱就不能做事”。在基层治理过程中，似乎没钱就不能做事。乃至于，很多过去习惯于不用花钱的事，也成了必须花钱才能办。基层治理“花钱办事”不仅是对“回应型政府”建设的背离，而且养成了“等靠要”的工作作风，而本质是基层权力的失控。随着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服务下沉，基层治理成本越来越高，并且还有不断发展的趋势。这种情形带来几个附带问题，比如：（1）消解了基层治理的自主性，不少基层政府成了“二传手”。其主要工作从过去的统筹资源，通过群众工作开展基层治理，变为向上申请项目资金，单向度地服务群众；（2）养成了基层对上不对下的工作作风。基层治理的动力机制主要源自上级的正向和负向激励，基层治理慢慢悬浮于基层社会，也无法及时回应群众需求；（3）成了基层“等靠要”的治理逻辑，弱化了基层治理能力。这些年来，不少基层政府、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群众，都在无形中形成了“等靠要”的思想。基层治理在“等靠要”的循环中弱化了治理能力。

二是基层治理成本提高的同时，并未带来治理效能的同步提升。党的十八大以后，越来越多国家资源下乡，由国家来为村庄建设公共品，必然要按规范的要求和公开的程序，因此，项目招标、监理、审计都必不可少。在村庄公共品需求十分复杂且细碎的情况下，正规程序往往不仅意味着公共品供给的偏差比较大，而且意味着供给效率比较低。换句话说，由国家直接为村庄供给公共品，制度成本非常高。比如，修一条同样质量的公路，农户自己修，一公里只要 30 万元，由企业修需要 40万元，由政府修则要 50万元。可以说，当前基层治理中“一分精力做事，九分精力合规与法”，也许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张，不过整体来说也是较为客观。目前这种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形式，造成基层治理成本越来越高、供给与需求的错配越来越明显，且基层要适应这种项目治理方式来跟进合规事宜，又造成了一定的效率流失。

破解人才难题是基层治理的现实需要

农村基层政权人才匮乏情况突出，队伍建设断档断代形势严峻，与基层治理的需要存在很大差距。

一是基层人才培养与储备面临三大困境。第一方面表现为专业干部青黄不接，尤其是乡村振兴发展中所需要的农技、畜牧、林业等专业干部严重不足；同时，基层专业干部又面临老龄化现象严重、年龄结构失衡问题，新招聘的人才缺乏专业知识和农村工作经验；第二方面是年轻干部“难招且难留”，由于基层工作、生活环境相对艰苦，经济待遇保障不足，流动渠道相对较窄，导致基层招录优秀人员难度较大，时常出现报考者多、应试者少现象。同时，招录的年轻同志一旦培养成熟，往往千方百计采用考试、调动、上派等渠道脱离基层，导致基层年轻干部“失血”严重。目前农村的干部也多为“不在村干部”，很多人是在乡镇工作，但家安在城里，对农村工作的理解不到位；第三方面是村居干部储备不足，现有的村居干部知识文化素养不高，难以适应现代治理水平要求，新培养村居干部中往往存在有意愿加入村居干部队伍却能力不足，而有能力的人才又不愿意留在农村发展的情况。人才断层的处境也为基层治理带来挑战，农村各行各业人才的缺少成为基层治理中的一个紧迫问题。

二是县域政治生态圈中“裙带关系”明显，有较强的社会排斥性，不利于无“关系”和背景的青年群体。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首提“政治生态”，自此，“政治生态”开始走向明面。在中央的指导下，地方重拳出击整治县域内政治生态。经过10年的治理，县域政治生态恶化的趋势得以遏制。但是，县域政治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就目前来说，县域政治生态仍然存在许多痼疾。县域社会及其治理具有双重性，县域社会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并存：血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同在，乡土性和现代性交织。如基层的官场中“裙带关系”仍然发挥较强作用，“裙带关系”阻碍了没有“关系”和背景的人进入“体制”或者进入“升迁”的池子。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排斥，当代青年群体对此种现象深有体悟，要么看不到发展的希望、后悔回到基层，要么一开始就选择留在大城市、不敢回到家乡或者进入陌生的基层社会。这种情况和认识的形成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阻碍着政治领域改革的深化。若是这种“裙带关系”得不到有效根除，必将不利于形成风清气正的用人环境，更不利于地方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基层的高质量发展首先要破解人才选用与制度支持的大问题。

基层乐于建“盆景项目”，资源浪费严重

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不能搞盆景。不能有的地方锦上添花，有的地方还是一贫如洗，依然如故，形成反差。不可复制、不可推广是不行的。这反而有副作用。”，总书记对于“盆景问题”的分析寓意深远，盆景不能代全景、不能代实景、也不能代前景。各项工作需要有亮点、试点，需要出经验，并以点带面指导工作，这是工作的需要，但是，造出来的“盆景”绝不是全部工作浓缩后的缩影。基层对于打造试点、示范区的激励性较强，领导来了都要看试点、工作成绩好坏也自然在试点中体现，一方面是与政绩相关，另一方面是门面。但这种工作方法的副作用却非常明显，试点的打造往往意味着对横向资金的整合，会带来资源的集中与浪费，对于非试点地区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发展机制，资源和政策相对集中会挤占非试点区域的发展资源。

目前，“盆景”已然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很多政府各条块、乡镇、社区与村，都在绞尽脑汁做试点创新、提供工作亮点与经验。主政的领导都不惜重金打造试点，但试点的运营又差强人意。从基层实践来看，大多的试点都是政府主动为之，只是充充门面、装点脸面而已，既不能体现群众智慧，也不具有可持续性。城市社区的治理试点、美丽乡村试点、现代农业企业经营试点等，很多试点形成了与政府的捆绑关系，其主要作用是为了展示与参观，而不是为了经营。比如现在好多企业，为了方便领导参观，都在车间内修建参观通道，而为了不影响美观，从后门进行货物运输，这些行为都极不便利生产且提高生产成本。在基层实践中，如何真抓实干，少搞试点、少打造亮点，少造“盆景”出假经验糊弄上级以便皆大欢喜是个大问题。在考核过程中，一定要明确“盆景”仅是局部，绝不是全部工作浓缩后的缩影。

农村基层社会涣散、社会风气有待提升

一是基层社会涣散亟需集体性重建。受市场经济冲击、基层组织功能弱化、乡村社会的整合功能变弱，有些地方的村庄缺乏凝聚力向心力，村级组织的领导力、引领力、号召力不足，陷入“说话没人听、办事没人跟”的尴尬处境。以上因素叠加农村“空心化”和薄弱的村集体经济，使得部分村庄呈现出“思想散、资源散、资金散”的特征，单个农户家庭没有能力也没有热情应对村庄内部庞大、无序的资源，“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美好愿望往往对应“好山好水好凄凉”的残酷现实。

二是乡村振兴的软件基础薄弱，乡村社会存在不良的社会风气。良好的社会风气对人的精神状态有着巨大的影响，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不良的观念与行为一旦形成风气，就会腐蚀社会的健康机体。在当今的农村，一些不良习俗严重污染了农村社会风气。比如，随着大学生群体就业难，读书无用论再度沉渣泛起；打工文化已然流行，农村青年男女早婚早育现象明显，有些根本没有到法定结婚年龄便进入婚姻，像偏远一些的农村甚至出现23岁若还没有结婚则可能做光棍的危险；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移风易俗推进了很久，客观说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还有诸如封建迷信仍旧存活、农村孝善文化动摇、公共意识淡薄、公共事务参与不足等等问题。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软件基础，这个基础目前非常软弱，扭转农村社会风气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基层数字化转型“赋能”与“负能”同时存在

当前，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工具已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场域并发挥显著成效。但部分基层数字治理的案例表明，数字技术的应用并不是总能带来治理效能的提升，基层数字治理实践中潜藏着数字“赋能”滑向数字“负能”的风险。这种技术应用与基层治理错位的现象被称为“数字悬浮”，这已成为基层治理的一种异化现象，是数字治理形式脱离治理本质、治理手段脱离治理实践、治理行动未对接现实问题的困境。具体表现为数字治理的形式主义、数字工具的泛滥化、数据要素的闲置、数字平台的空转，以及数字技术的使用失灵等。数字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既有正向的治理成果产出，又有负向的治理“异化”流露与治理风险预示。因此，提升数字治理效能的关键在于要与治理目标结合，治理手段与治理实践结合，控制风险、遏制异化、发挥技术治理优势。

治理“负能”将产生如下表现情况：（1）不顾客观实际盲目上马数字项目。在技术的应用方面，一部分地方单位数字化的基础条件不足，但在政治“锦标赛”的驱动下，往往迫切希望做出工作亮点以彰显政绩、获取上级注意力。为了追赶热点，部分地方政府（部门）会用“数字化建设”来吸引上级领导注意力，以赢得“锦标赛”。（2）快餐式的数字化建设极易陷入“伪数字化陷阱”。随着数字经济的提出，各地建了无数的数字经济试点，数字交通、数字教育、数字健康、数字水利、数字乡村、数字农业等如雨后春笋。寻求亮点、创新固然没错，但是快餐式的数字化建设极易陷入“伪数字化陷阱”，运动式治理同样会隐藏以“虚假数字”，这些数字化建设脱离了具体的产业和行业应用场景，并不能发挥实质性效用。（3）数字治理悬浮于群众，出现数字异化现象。诉求数字建设应当深入基层治理情境中，探寻符合地方发展实际的数字建设模式，弥合治理主体与群众需求之间的嫌隙。现有的数字基层治理实践中尚存有“僵尸”官网、留言不回应、信息不更新、回应难解惑的现象，也有因为部分政务App不好用、体验差而弃之不用的情况。很多试点的数字治理项目，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使用性不高，用户体验性不佳，又成了劳民伤财的“盆景”项目。

基层利益共同体影响基层政策实践且监管缺位

基层社会是个熟人社区，长期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社会人情关系与圈子文化，虽然在规模上还不能称之为利益集团，但具体的一些实践关系上，其更像是基层社会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利益共同体的达成，会使原来不合法利益的攫取向合法利益获得进行转变。

比如，在网上热议和发酵的某省乡村振兴局公开招标防止返贫监测信息项目，很多人质疑监测系统的合格性、价格定位，亦有人指出，“这些钱发给贫困户不好吗？”工作人员回应，该项目经过立项论证，“所有的程序都走了，都是合法合规的。”从合法合规的角度来审议，该项目应该完全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项目、哪些公司参与了竞标，中标的三家公司是何种关系？这三家公司与当地的领导又是什么样的关系？目前这种形式上合规合法的项目比比皆是，有的区县在制定相关的发展政策和项目出台前，“政策文件每句话都对应着一笔钱、而后面又对应着相关的企业”。这种长期的关系与默契已然达成，基层利益共同体影响政府政策的行为较为普遍，双方的关系是长期形成的。

但这种现象的形成既有基层社会关系长期稳定的特点，也存在群众与制度监督不到位的原因。比如，乡村治理结构从“两委制”（村党支部书记与村主任）改为“一肩挑”，本意是想解决两委矛盾、增加党的领导能力，但实行“一肩挑”后，从班子内部监督来看，实行书记、主任互相监督、互相制衡机制消失，村班子其他成员存在“怕穿小鞋”心理，工作中不敢不愿真监督。从村监委监督来看，“一肩挑”后，领导监督者与监督对象一致，村党组织书记/主任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致使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缺乏有效制约。湖北省荆州市纪委上半年共查处村干部特别是“一肩挑”人员 88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86 人。“一肩挑”村社治理结构改变后，看似是解决两委矛盾，实则是增加了腐败和集权的可能性。随着经济下行、国家对乡村振兴投入的增加，乡村振兴项目成为“唐僧肉”，一方面是基层利益共同体的达成；另一方面是权力监督的缺位。目前，新型腐败高发，但一切操作又貌似合法合规，群众看在眼里、但也无可奈何。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能力停滞、出现“内卷化”

社会治理创新是新时代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而做出的“适应性重构”，以塑造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良性的社会运行体制机制。在将社会治理有机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进程中，创新一直是综合驱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再次升华。

   回顾社会治理从无到有、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历程，可以充分看到创新的重要性。但也应客观看到，社会治理创新存在两个路径依赖问题。一是在当下的创新主要理念与方式方法层面，具体工作的创新能力有限，实践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社会治理创新的诉求与要求；二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能力不足，存在创新“内卷化”的问题。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以及每年的基层治理案例来看，有一半的基层治理创新是围绕着党建工作开展，主要是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基层治理全过程；越做越小、越做越细，有些地方甚至存在为创新而创新的现象。基层治理创新的关键要解决实际问题，基层治理的主责是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治理效能，创新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各地的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平台建设马上就成了全覆盖，市有市级平台、区县有区县平台，一些乡镇也搞起了指挥平台。社会治理与网格化管理结合后，又滋生了重金打造平台，形式主义、留痕主义卷土重来。创新不仅没有为基层治理赋能，相反成了基层治理的累赘，这种创新“内卷化”与形式化的情况特别值得重视。

（编辑  季节）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

能源不仅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促进其他要素发展和优化组合的物质基础。从历史上看，能源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基础，工业革命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当今世界，随着能源和数字化转型步伐的加快，使新能源和数字化技术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大幅度提升，体现出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显著区别。特别是新能源，既作为生产资料又作为劳动对象参与到生产全过程，极大地丰富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类型，推动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铸造了新质生产力的绿色低碳底色。

能源革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进步的驱动力量

分析生产力的进步，主要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生产力中的地位、作用及发挥作用的方式。其中，能量和动力要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原始的生产力主要靠劳动者自身的体力，借助简单的劳动工具，开展低层级的劳作和生产。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中，随着畜力、风力、水力、火力等自然动力进入生产领域，劳动者开始借助体力之外的能量、使用较高级的劳动工具，作为人力的补充和延伸，开展较复杂和繁重的劳作和生产。可以说，直到十八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之前，体力劳动一直是劳动者的重要属性。

十八世纪下半叶，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人类第一次把燃料实质性转化为动力，蒸汽机逐步取代人力、畜力等成为生产过程的主要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相应发生革命性变化，脑力劳动在生产力中的作用不断提升。随着煤炭、石油等矿物燃料成为主体能源，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得以广泛使用，能源和动力的形式不断发生变化，基于此的现代化机器设备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特别是当代智能化装备和仪器的出现，电气化、自动化、智能化成为现代生产力的主要形式。今天，人类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必将使绿色低碳成为现代生产力的支撑。

在能源开发利用的进程中，人类对能源的认识和态度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原始的薪柴时代，由于大自然可以长出新的林木替代砍伐之木，所谓风帆不愁无风、流水永远推动水车；至于牲畜更是可以代代生息、以新替老，为人类提供永不枯竭的动力。而进入煤炭、石油时代之后，由于化石能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面临区域分布不均、资源枯竭等挑战，从而引起人类对能源安全供应的担忧，并导致全球化的竞争和博弈。可以说，当今世界的能源战争、资源争夺以及能源转型发展，实质上就是国家生产力的较量和比拼。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

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依赖能源，人均能源消耗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及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目前，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未能实现能源安全供应，部分国家和地区仍存在着“能源贫困”现象。据资料反映，全球约有10亿人口没有用上电。在当前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减碳去碳”不是要“减能源、去能源”，相反需要优先发展能源，重点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实现经济发展、生产力进步与绿色低碳之间的协同一致。

生产力进步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带来了能源结构的自发性转型。这种转型过程持续时间较长，新能源替代旧能源成为新的主体能源，往往需要经过几十年才能实现。世界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推动能源转型的主导方向就是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这主要基于人类对能源和环境制约下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担忧——能源消耗、安全及其环境和气候外部性，将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本轮能源转型并不仅仅是生产力进步之下的自发更迭，也是人类顺应外部发展环境的自主选择。以绿色低碳为底色的新质生产力，不再简单地局限于征服自然力、改造物质世界，而是能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跃升的可持续生产力。

新一轮能源转型涉及能源形态、能源技术、能源结构、能源管理等能源体系主体要素的根本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新能源开发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还是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等业务，都离不开科技创新，能源及其相关业务正在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同时，新能源产业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方向之一，需要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打造引领未来发展的新引擎。2023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3.92万亿元，增长2.9%，占出口总值的58.6%，提升1.3个百分点。其中，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大关，增长29.9%，成为我国新能源产业将持续成为新质生产力成长的骨干力量。

先立后破、以立为先，科学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能源是支撑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2000-2022年，全球GDP增长了约85%，人口增长约30%，同期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54%，人均能源消费量增长约20%，单位GDP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强度）下降约16%，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约为0.64，基本反映了能源消费强度总体下降的趋势。

其中，发达国家能源消费强度的下降幅度更大。以美国为例，2012-2022年，GDP增长超过50%，一次能源消费量仅增长了6.0%，年均增长0.6%。同期，欧盟国家GDP增长约10%，一次能源消费减少了8%以上，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等，GDP增长超过30%，一次能源消费减少了10%以上。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2012-2022年期间，总体上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2%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平均值为0.54，比上个10年同比下降37%。2023年，我国GDP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2%，但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比上年增长了5.7%，特别是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了6.7%，能耗水平出现了波动性回摆，反映了在经济恢复和快速增长期，能源消费增速往往先于和快于经济增长的特征，类似于汽车换挡提速、爬坡过坎时，需要先踩油门加油。

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能源消费需求增加较快的现象，需要通过大力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高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打造新质生产力的绿色低碳底色。事实上，近年来我国的新能源事业发展十分迅猛，2023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已达到17.5%，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超过总装机的一半，历史性地超过了火电，对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的贡献率超过50%。

尽管如此，2023年国内工业原煤、原油、天然气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2.9%、2.0%、5.8%，火电占发电总量的比重仍达70%。特别是煤炭、原油和天然气的进口也大幅增长，增幅分别为61.8%、11.0%和9.9%，相应的对外依存度又有所上升。因此，在推进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先立后破、以立为先。一方面，传统化石能源存量一定要稳住，重点是加大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实现增储上产，为新能源的发展和逐步替代争取时间；另一方面，新能源发展既要有速度和规模，更要有质量和效率，使更多的新能源可以有效转化为大规模替代能源，努力实现向绿色低碳目标的平稳过渡。

能源转型不是一种能源对另一种能源品种的简单替代，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都离不开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的深度融合、多能互补及协同发展，有序推进能源结构优化，科学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以新的能源结构、新的系统形态、新的产业体系、新的治理体系等，加快形成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并为其它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提供用能支撑和保障。

顺应能源转型大趋势，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

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布局都是随着各种生产要素的变化而调整的。这既有自然、资源、环境等因素，也有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技术等因素。从历史上看，资源、河流、能源、交通等要素的变化对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影响较大。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手工业使用的主要燃料是柴草，主要动力是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这些动力受自然条件限制，只适合农村和小城镇分散使用。直到蒸汽机与煤炭相结合，才使分散型的农村手工业向集中型的城市大工业转移，实现了生产力空间布局的重大调整。但是，由于利用皮革、绳索等机械传动装置和管道等热能传动系统只能将能量输送到非常有限的距离，加之蒸汽机要消耗大量的煤和水，因此大部分生产力都布局在离煤矿和水源比较近的地方。在电气时代，由于电能可以集中生产、分散使用，特别是便于远距离配送、易于控制和管理，生产力布局可以远离能源资源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地理条件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使生产力布局更加合理和均衡。

生产力布局既是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及其组合的结果，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通过将生产力布局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生产体系的成龙配套及生产力的整体跃升。目前，我国仍然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能源转型也带来了调整生产力布局的新机遇，有必要推进对重大生产力布局的统筹优化和重塑，使重大生产力布局与区域新型能源发展体系、生态系统、基础设施等相互协同。顺应各地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加强区域协调、产业协同、创新协作，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分布优化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要避免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型发展老路，东部发达地区也不应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落后的、高污染生产能力。可以考虑结合中西部地区的清洁能源基地建设，配套发展有利于就地消纳新能源的先进产能，直接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前布局未来产业。国家把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作为新能源发展的重中之重，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装机容量和发电能力，虽然这种绿色电力可以通过特高压电网输送到东中部地区，但它们更适合就地就近消纳。比如，可以借助“东数西算”，加强数据中心电力网一体化建设，形成数据能源集群再生的产业生态。

长期以来，国内新能源发电企业与用电企业地域不对称，存在西部地区风光电力内用外送受限与中东部电力能源短缺之间的较大矛盾。可以通过吸引新能源上下游制造业企业赴中西部地区投资，推进中东部能源密集型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促进全国范围清洁能源领域产业链集群化发展。我国政府已明确提出，要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并出台了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核电等）不纳入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的政策，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扎实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突出扩大新能源消费、促进绿色转型，这为顺应能源转型大势，调整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打造新质生产力的绿色低碳新引擎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塑造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强化创新，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在能源领域培育新质生产力，同样需要摆脱传统增长路径和体制机制约束，按照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改革创新中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我国现有的能源管理体系与国内资源禀赋、国际竞争格局、生产力水平、所处发展阶段等密切相关，主要是以化石能源为基础形成的，从生产供应和消费体系，到管理体制、行业监管、制度建设、政策法规，再到市场机制、标准计量等，都体现着以煤炭为主、油气并举，突出安全保障，以及规模化、集中化生产供应的特性，各类能源行业自成体系、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市场进入壁垒和行业垄断，不利于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高效配置，更不利于新能源发展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要以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为目标，以建立全国统一能源大市场为抓手，加快推进能源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壁垒，切实加强和完善能源监管，积极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特别是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形成适应高比例消纳可再生能源的新体制，包括理顺电价形成机制、完善电力市场功能、健全分布式能源交易机制，允许和支持园区增量配电网、局域电网、微电网等以独立市场主体形态发展。推动绿色电力交易，并促进与碳交易市场相衔接等。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推进能源科技革命，加强能源技术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科技攻关，加快研发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转化、储运、利用等技术；强化节能降耗技术创新，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在节能减排中的运用；更加重视资源循环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创造现代能源消费新模式，并以此带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推进能源技术装备自主化进程，力争在大规模储能、智能电网、先进核电、氢能和燃料电池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抢占能源转型变革先机，成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加强新能源开发和新能源技术研究的国际合作，不断汲取在节能减排、废物处理、清洁生产、绿色环保等方面的国际先进经验，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深度参与全球新能源、绿色低碳产业分工和合作，全方位打造有利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现代化绿色低碳产业体系。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