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5年的巨大发展以及在21世纪的快速崛起，深深吸引了整个世界，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在2004-2010年短短7年时间里，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率先于世界各国走出了危机，在2009年实现复苏，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不用很长时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然而，由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没有依据西方主流理论所提供的方式进行，多年来，国外学界不断预言，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定不可持续，崩溃很快就将到来…… 在国内，中国发展模式的优劣同样是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尤其近年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形势下，中国经济也遇到了困难，增速放缓，国内外“中国崩溃”的论调更为高昂。不少人为中国经济开出药方，主张完全市场化、彻底私有化，与日渐呈现颓势的西方体制全面接轨。
中国经济问题关涉什么样的政治问题？未来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保证？是坚持中国成功而独特的发展道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还是借“深化改革”的名头皈依市场原教旨主义，将中国引向西化和分化？在2014年7月5-6日“问题中国，进步中国”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此展开了热议。
本期摘要刊登四位与会者的发言。
李若谷：中国与西方之间是道路之争
关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西方力量对比。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总量上看，中国1978年占世界GDP的比重是2.8%，排在第15位；美国是25.8%，排名世界第一。到了2013年，中国已经占到世界GDP的12.5%，排名第二；美国下降了3个百分点，占22%。世界银行估计，按PPP计算，中国今年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这个我们不太相信，这种计算方法我们就不同意。
我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已经不是问题。现在普遍预计在2019-2022年之间，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但人均要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37年日本的工业实力排名世界第六，它用了30年的时间超过了英、法、德、苏，成为世界第二。中国从世界第六到第二仅仅用了不到10年时间。从GDP看，1978-2013年中国年均增长9.8%。从经济发展史看，能够连续五年保持10%以上增长的世界经济体，只有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的新加坡。而有13亿人口的中国连续30年保持近10%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人均GDP看，中美的差距大幅缩小。1980年中国人均GDP是300美元，仅占美国的2.4%；到了2013年中国人均6700美元，已经是美国的12.8%了。从产业发展看，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制造业国家。2010年制造业总额占世界的比例是19.8%，超过了美国的19.4%。当然，在质量和层次上中国和美国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这打破了美国连续120年独占制造业鳌头的局面。在500多种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位居世界第一。从进出口总额来看，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达到今天的4.16万亿美元。这是200倍的增幅。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达到4万亿美元，2万多倍。城镇化进程，198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19.4%，预计到2020年能够达到60%，2030年达到70%。从国际上看，城市化从26%到70%多，英国用了90年，法国用了120年，中国只需要50年。
中西方软实力对比也有了很大变化。一个最主要的变化，我认为是华盛顿共识的失败。苏东剧变后形成了华盛顿共识，美国以所谓的“良治”来统治世界，在整个非洲、拉丁美洲都实行所谓华盛顿共识。但这并未给这些地区和国家带来繁荣和发展，反而使有些国家发生倒退。中国的实践主要是靠摸着石头过河，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现在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反思，而原来它们都是诋毁中国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我和世界银行的人一起讨论的时候，他们说，你们的改革没希望，不承认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
第二个变化是，承认中国道路取得了成功,20世纪90年代我去越南时，越南人不承认他们的革新开放是跟我们学的。到了2010年我再去时，他们承认全是学我们的。我跟基辛格谈过，像他这样在美国比较有战略思维的人士已经承认中国成功了。当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部有位女经济学家，是个犹太裔美国人，她退休时，我们请她来中国访问。回到北京后她跟我说，将来你们对我们美国人一定要好一点啊。特别是你们的子女，对我们美国人的子女要好一点。我说为什么？她说，我这一圈转下来，发现中国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了。你们以后一定要对我们好一点，不要欺负我们。
美国有真知灼见的人已经看到，中国的发展势头不可阻挡，所以在2008年就有美国学者提出“中美共治”。尽管我们不接受中美共治这个观点，但这证明美国学界有人开始认识到，没有中美共同努力，美国要想独自处理世界上的事务是困难的。
第二个问题，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原因。我写了一本书，《制度适宜与经济发展》，我把中国成功的原因归纳为7个方面。首先一条是思想解放。中国如果还是墨守成规，搞“两个凡是”，就不会有今天的成果。我们不是教条地以西方，包括马克思的，书本理论作为改革开放发展的模式，而是在实践中摸索。只要是符合中国发展的，就是邓小平说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符合的我们就去做，不符合的我们就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最重要的理论思想基础。
第二条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无论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还是习近平，这四代领导人都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我走过世界上将近120个国家，非洲54个国家，我去了42个，绝大多数的总统、总理我都见过，还有部长们，他们都对中国扭住发展这个主题不放松有深刻的领会，说中国成功就在于坚持发展。
第三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先讲个小插曲，我和发展中国家的朋友交谈时跟他们讲，你们搞西方那一套，我们不能搞。有一次在刚果共和国，一个西方记者非常不客气地问我，为什么中国不支持民主，一定要支持独裁？我问他，刚果有议会，算不算实行民主呢？你知道它的议会在哪儿办公吗？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援建的议会大厦(原名人民宫)里办公。如果中国不支持民主，刚果共和国的议会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法国在这里殖民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也没留下一个可供“民主”运作的建筑。究竟是中国不支持民主，还是你们西方不支持民主？
中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我对近平同志主政以来惩治腐败坚决支持，因为共产党如果垮了中国就垮了，而腐败正是搞垮我们党的主要隐患。如果再不治理，我们就没有资格再领导人民了。党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取得今天这么大成就的关键因素。现在很多人鼓吹西方民主，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搞两党制、多党制，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我有一次跟基辛格谈，我说你们一个党在台上，一个党在台下，互相拆台，什么事也干不成，还怎么发展。他承认，美国这个体制已经遇到了严重的问题。西方议会民主初期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到后来一成不变，不与时俱进，那就不行了。
西方国家已经把民主给极端化了。西方所谓的民主，就是个人利益的无限制的实现。我有一次跟一拨西方人辩论民主，我说，你们查过《大英百科全书》吗？你们以为一人一票就叫民主，这只是程序上的民主。你去查查《大英百科全书》，对民主的解释是多数统治，rule by the majority。你们的选举参选率只有40%，就算80%的人都选你，也只有32%的得票率，你凭什么说你是民主？
他们被我问得哑口无言，恐怕他们谁也没查过《大英百科全书》，民主被他们推向极端了。现在中国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在强调保护群众利益的同时，还要强调教育群众的问题。不强调教育群众，群众可能会走向个人利益至上。在这方面，我们做得有缺陷，应该保护群众利益，也应该教育群众。
第四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发生过多次争论，到底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取得成功的一个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第五是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这是我们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然这里面也有弊病，地方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问题总是会有的，有问题可以不断地解决，解决了就发展了。
第六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利用自己的金融体系，进行了原始积累。这个积累到今天也没有完成，所以现在很多人说要搞消费拉动增长，不要搞投资了，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什么时候消费能够拉动增长？就是你可以借钱花了。也许中国永远也到不了这一步。我们13亿人，最高人口可能达到16亿，16亿人借钱消费，全世界也供不起。中国的消费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扩张，尤其不能像美国那样占到GDP的70%。推动消费是西方别有用心者一个非常恶毒的战略误导，但是我们很多经济学家却跟着跑。拉美一些国家就是超前消费的例子，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自己头脑不能不清醒，必须继续利用我们的金融体系完成原始积累。我们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还差得远，远没有到可以让消费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
第七个方面是坚持与时俱进的制度设计，不墨守成规。邓小平讲“三个有利于”，这就是与时俱进的制度设计，也就是我说的“制度适宜”。实际上还是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要不断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以上七条是中国成功的内部原因，还有一些外部原因。比如说，我们赶上了全球化大发展的阶段，很多国家产业转移，我们正好承接了这些产业。现在美国着急了，连袜子都要拿回去生产。奥巴马喊出的口号是，再工业化，把制造业拉回美国。所以，一个是产业转移，再一个是外资的流入，还有国际关系的缓和，这些对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都是极大的利好。
第三个问题，中国制度的优与劣。中国制度的优势，我觉得是渐进性、灵活性和不对称性。那么它的劣处，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始终处理得不好。改革开放后，我们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实行双轨制。这带来了一些问题，腐败也出现了。可是后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太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太弱，始终没有把这个关系处理好。我们的成功，是让这两只手同时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不成功之处，是政府这只手管得太宽，把国营企业给管死了。
企业经营，还是得给它一个指标。国有资产保值升值的目标都达到了，你管它那么多干吗？谁是市场主体啊？企业是市场主体，是纳税人。现在倒过来了，纳税人不能自主活动。这个制度安排需要调整。公司有公司法，银行有银行法，上市公司有上市公司的法，要按法律办。当然，企业也有社会责任，不能只是市场经济中的“弄潮儿”。
由于对经济管得太多，造成创新不足。缺乏创新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巨大的问题。为什么老是不能创新？因为关卡太多。每年科技投入几千亿，都到哪儿去了？科技投入没有评价机制，结果花了很多钱，创新效果却不理想。科技投入没有投到点儿上，这个机制有问题。邓小平讲教育是最大的失败，我们的学生缺乏创新能力，这也许是最大的问题。
然而，不能因为出了问题，我们就对自己的理念、道路产生动摇，还是得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腐败的问题确实严重。其实西方一样有腐败，但它法制健全，只要不违法就可以。例如，美国到了4月初，所有的人都让律师给填报税表，律师一填表，少交不少税，付给律师一定报酬，这称为合法避税。我跟一个美国律师辩论过，我说你们也未必不腐败，只不过你是法制化了，他没有否认。
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是道路之争。我们自己可能看不到，人家已经看到了。人家觉得这个道路之争已经到了关键点，如果再不打压中国，可能中国道路就会形成未来世界的样板。所以人家把航母派来了，强化在亚太的同盟关系，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遏制中国思想理念的传播。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有人总结，是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我看现在美国是在错误时间、错误地区、与错误的对手搞一场错误的“再平衡”。
我到过很多发展中国家，它们都是“向东看”，向中国学习。如果我们自己不把中国经验总结好、发扬好，那我们将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中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经济总量终于在世界上居于第二位，很快就到第一的位置，如果我们还不总结经验，让它理论化、系统化，能够传播，那我们将愧对历史。所以我就不畏艰难写了那本书，虽然不出色，但是我努力了。中国这条道路已经成功在即，如果我们再向前推进一步，可能就成功了。而如果我们稍有不慎滑下来，就有可能失败。
王绍光：有计划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体制优势
我讲的题目是五年计划，或者用现在说法叫五年规划，它是中国制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过去60多年的历史里，有一样东西如影随形，那就是五年计划。这些年我们对计划讲得比较少了，但实际上一直有争论，比如张维迎教授就一直讲，不要有那么多的计划，计划都是失败的。世界上今天仍坚持制定五年计划的国家不多；像中国这样，依然花很大气力制定五年计划的国家更少。按照张教授的逻辑，中国应该是最失败的国家之一。但我们都知道，现实并非如此。
全世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国一般的书店都卖哈耶克的书，这在全世界是极少有的。即使是在美国，哈耶克的书恐怕也是在非常少的书店里的犄角旮旯放着一本，但在中国却卖得非常多。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叫《致命的自负》，说社会主义者都有一种致命的自负，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断言人类不可能全面、准确、及时地把握现实和未来的所有细节，这个论断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以这个论断来反对计划是站不住的。他说不能全面了解所有细节，那是不是可以部分了解？不能事无巨细全面规划，那能不能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进行规划？他的观点有一个逻辑上的跳跃，我觉得这恰恰是他的一种“致命的自负”。只要现实与未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知的，计划便是可能的；只要计划是可能的，就有必要制定计划，明确努力方向，力争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尽量扩大人民的福祉。
中国的领导人从来没有像哈耶克说的那样，希望对人类社会进行全面的规划。中国领导人一直认为，人类认识世界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毛泽东《实践论》讲的那个认识的过程是一步一步的，没有那种全面的计划。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就讲，“事无大小，统统计划是不行的。应该是大的方面计划，小的方面自由。”这种话他说了很多次，改革开放以前讲，改革开放以后也讲。
毛泽东在这方面是逻辑的辩证思维。国史学会编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里，这种评论非常多。他激烈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经济规律，毛泽东批评道：这是“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教科书没有讲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他还明确指出，“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毛泽东认为，“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出了一点毛病，就以为不得了，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这完全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所以，放在中国的语境中来讲，哈耶克式的批评是无的放矢。中国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也没有那种全面的计划。苏联的计划是比较全面的，它的国家计委管的物资可能达到几千项。但中国当时有三类各级政府分管的物资，国家计委和各部委管的物资在改革开放前从未超过700种，其他是由地方政府分配的三类物资。
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不能说与计划无关。图1把中国放在全世界各个经济体当中来做长时段的观察。从公元1年到公元2008年，中国占全世界GDP的比重曾高达三分之一，但到解放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中国的伟大复兴是从1949年开始的，从图1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图1
尽管存在各种问题，苏联的计划经济总体而言也是成功的。从图1也可以看到，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份额非常之小。革命以后，苏联的份额是扩大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转型后，它的份额缩小得非常快。现在国内对苏联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牛津大学一位教授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书，是西方关于苏联计划方面研究最新的一本书。他认为，西方老是拿苏联跟西方发达国家比，这完全不对。因为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经济水平跟中东、亚洲和拉丁美洲差不多，而不是跟西方差不多。如果跟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比较的话，苏联的发展是极好的（extremely good），不是一般的好，是非常非常好。虽然1980年以后苏联的发展放慢了，但即使把这个情况考虑进去，苏联的经济表现也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战前的头三个五年计划期间，GDP增长达到百分之五点多，这在人类历史上到那个时候为止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他认为，这样一个纪录，如果说苏联计划体制没有产生作用的话，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图注：Robert C.Allen所著Farm to Factory
谈到计划经济，大家往往会引用科尔奈的一本书，叫《短缺经济学》。这本书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内热卖，火得不得了。当时中国确实也短缺，苏东一些国家也出现短缺。但短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都试图保障人们的基本需求，就是使用票证来保障基本需求。我做了一个计算，用联合国的数据来看1980年的情况（即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前）。可以做两个排序，一个是人均GDP排序，一个是HDI（人类发展指数）排序。这两个排序是不完全一样的，人均收入高的地方，人类发展指数不一定高，比如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都是这样。然后我计算这两个排序之差，来说明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某种制度更容易保障人民的基本需求；之差越大，就说明这个制度的优势越大。
这样一排序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全世界135个国家，排在最前面的除了汤加王国以外，大部分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即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实行计划的国家。比如芬兰、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在1980年的时候都是实行国民经济计划。这些国家不管有其他什么问题，在保障人的基本需求方面的表现是非常好的。这个结果在我们的主流叙事里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大家看表1(截取前35个国家)，135个国家排下来，社会主义国家基本都排在上面。资本主义国家很多都在下边，就是因为它们人均收入还不错，但在保障人的基本需求方面表现并不好。
数据来源：UNDP，“2010 Report Hybrid-HDI data of trends analysis”，http://hdr.undp.org/en/media/2010_Hybrid-HDI-data.xls
谷歌已经把全世界3500万册书扫描到它的数据库里，通过搜索谷歌数据库中的关键词five-year plan（五年计划）的出现频率可以清晰地看到（见图2），计划体制在人类社会史上经历了一个兴衰的过程。从1928年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兴；这中间除了二战期间下落，之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都是兴的过程；80年代以后又开始衰。
图2 英文“五年计划”一词在Google Books Ngrams中出现的频率
计划理念不吃香以后是什么情况？图3显示人均GDP在转型国家的变化情况。在28个苏东转型国家中，只有5个勉强在10年之内人均GDP恢复到转型前水平。有17个国家花费了10-20年，人均GDP才恢复到转型前水平，荒废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更糟糕的是，直到转型的第21年（即2010年），仍有6个国家的人均GDP尚未恢复到转型前水平。比如乌克兰，2010年的人均GDP只相当于转型前的3/4，即使一切顺利，也许还要10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对这些国家而言，转型的代价是，它们经受了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严重很多倍的经济衰败，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不仅如此，在不少转型国家，犯罪横行，不平等急剧扩大，并且出现了人类在和平年代鲜见的预期寿命大幅下降，成百万人过早逝去。与之相比，中国的表现堪称绚丽。1989年，中国的人均GDP大大低于所有这28个国家；到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其中半数国家。
图3 转型国家人均GDP变化情况：1989-2010年（1990 年国际元计算）
数据来源：Bolt, J. and J. L. van Zanden (2013). The First Update of the Maddison Project; Re-Estimating Growth Before 1820. Maddison Project Working Paper 4.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中国在过去60多年里走过了三个阶段，我称之为匮乏阶段、温饱阶段和小康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是匮乏阶段，中国的人均GDP按PPP（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编者注）计算，在1978年刚刚达到1000美元。然后从1978年到2002年是温饱阶段，2002年十六大前后达到4000美元。4000美元以后是小康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因为需求不一样，中国的计划或者规划，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第一个阶段是匮乏阶段，即使平均分配，人均GDP也仅够人的生存，要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当时实行指令性计划，在很大意义上说是必须的。今天很多人恐怕难以理解，但我认为可以这么评价。第二个阶段是温饱阶段，从1978年到2002年前后。这个时候按联合国的标准，中国还有6亿贫困人口，需要满足这部分人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就是邓小平讲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需要满足一部分人的欲望。所以这时候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市场”，官方在提法上也是这么说的，一直持续到1992年前后。2002年以后是小康阶段，人均GDP可以满足中国人的基本需求了。这时候要扩大公共消费，满足大多数人的欲望，而不是少数人的欲望。这时候实行“计划+市场”，也就是“规划+市场”，我觉得是必要的。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现在仍然有计划或有规划，尤其是中长期规划。这仍然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体制优势。在这方面，有些外国人看得比我们还清楚。我在这里提三位美国人，一位是一家大公司的中华区主席麦健陆（James McGregor），他在中国已将近30年。另外一位是学者夏伟(Orville Schell)，前不久刚从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的位置上辞职，在美国中国学研究方面非常有名。第三位是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恩格尔(Robert Engle)。他们三人都讲到，中国有计划、有规划，这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特点。他们一致表示遗憾的是：在中国为下一代制定五年规划时，美国人却只是在规划下一次选举。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实施了十二个五年计划（规划），其中三个是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制定与实施的。虽然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拖累了中国经济，但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仍以领跑他国的速度持续增长，当之无愧地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中国有计划的这种制度优势，我们必须要把它讲清楚，不然就会被一些人当作垃圾给抛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重新回来讲计划的原因。
温铁军：把中国自身的经验认真总结出来，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从大历史的角度分析，整个人类世界仍然处在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时期。美国已完成升级，是处在金融资本阶段的第一大国，我们则总体上是处在产业资本阶段的第一大国。因此，新型大国关系是两个分别处于不同阶段的第一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处在金融资本阶段的国家和我们之间既有对抗性，又有互补性；对抗性是因为，它一定要在虚拟金融资本的流动性扩张上借助软实力推进“去国家化”，才能形成长期竞争优势。
我们看得很清楚，量化宽松造成两个直接结果。第一个是，量化宽松所形成的大量的货币增量超过绝对比重地流向了与世界实体经济最相关的两大市场，一个是原材料市场，一个是能源市场。这导致两大市场价格高企，所有的实体经济只要进口原材料和进口能源，就会形成国内通胀。因此，中国的国内通胀是不可能靠本国的宏观调控来压抑的，因为是输入性通胀。第二个结果是，当大量的流动性被制造出来后，不是只在美国待着，一定是去战略性地攻城掠地。因此，中国现在21大类产业中的2/3是外资为主控制，这是大量制造流动性的必然结果。更何况，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量化宽松的同时是维持零利率的，所以超级量宽很大程度上是零利率地大量制造流动性，这使得西方跨国公司的投资打遍天下无敌手。而在国内，输入性通胀一定是高利率的，因此我们的资金成本一定高于西方金融的投资成本。所以我们不得不壁垒——高筑墙缓称王。那为什么要搞上海自贸区、温州金融自由试验区？很大程度上是地方部门及相关利益集团要对接低利率的外部资本。
目前财经部门一般都主张金融应该市场化。从利率市场化入手，逐渐推进金融市场化，推进外汇和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在这种观点的主导下，有两个情况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由于我们与发达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不可能按照同一个规则来竞争。第二个是关于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编者注）。我们知道，TPP的真实内含是要求各个国家取消自己的金融边界。这个取消恰恰有利于金融资本主导国家以大量的量宽政策制造出流动性，对其他实体经济国家实现货币化和资本化的收益占有。因此，中国现在不被纳入TPP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自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后，以所谓Capital control（资本控制）作为主要政策，至今仍然是一个货币不能自由兑换、资本市场不允许外资自由流动的国家。当然，这并不一定是我们的缺点。
客观看，1999年欧盟发行欧元，接着发生科索沃战争的时候，我们就曾向中央建议，美元和欧元在金融资本阶段具有对抗性的主要矛盾方面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最好的方式是作壁上观。不要急于介入国际金融资本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冲突。不过，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早晚会殃及我们。我在1991年苏东解体后对7个实体经济崩溃的国家进行考察时也曾明确提出，苏东国家的主要问题不是主义对错的问题，而是没有从实体经济进入货币经济。现在来看，十几年、二十几年来的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我们过去的很多提法。
从国内情况来看，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发生后，我们在政策圈内部的讨论很清楚，就是中国当时唯一能够采取的只有“罗斯福新政”。1998年的所谓“朱镕基新政”，或者铁腕调控，很大程度上是两手，一手是4500万国企工人下岗，国企大规模破产倒闭；另一手是大规模启动国债投资。从1998年到现在，已经历经了15年投资拉动性增长，这对中国当前的很多问题都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你想，当经济基础的整个发展过程是以投资拉动，并且是国债主导的投资拉动的，对应的上层建筑会发生什么变化？
中国今天的很多问题，无外乎是15年来以投资拉动增长所派生的问题。1998、1999年林毅夫就明确提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也就是生产过剩的同时劳动力过剩。当然后来劳动力又短缺了。
大家都清楚，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当西方遭遇生产过剩的时候会怎么样？靠战争解决问题。我们遭遇生产过剩的时候当然不能靠战争，于是就把庞大的过剩工业生产能力转向基本建设，用基本建设扩大实体资产的总规模，同时也为货币增发创造了基础。也就是说，实体经济总量越扩张就越可以增加货币总量，因为货币总量相对于实体经济总量是个百分比是否合理的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并没有因为1998年遇到严重的坏帐危机而垮掉，相反，因为有这套政策而有效地化解了危机。
所以，林毅夫从世行回来以后说，中国还有20年8%高增长的潜力。他之所以这样认为，在于中国还有20年的投资空间，也就是还有大量的对内基本建设改造做投资的可能。我记得很清楚，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建议也是林毅夫在1999年提出的。
这十几年来的基本建设投资，有效缓解了三大差别中的两大差别。第一大差别是区域差别。我算了一下，我们大概用了8万多亿元，投资于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这三个计划导致现在西部各省GDP是红灯区，而东部沿海地区进入蓝灯区。这也就是说，区域差别相对缓解。这件事是我们的举国体制优势，可是没有学者去认真研究，也没有宣传部门、媒体去宣传它。
第二大差别是城乡差别。自2005年中国开始加大新农村建设投资以来，8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投入8万多亿元。现在农村的开支是财政开支中的最大项，每年一万多亿，主要定向是解决农村的两大问题，第一是基础设施，第二是社会伞（Social umbrella）。这两项都是大规模投资的，这也就是说，城乡之间的再平衡，我们用了8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得到有效缓解。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下一轮继续维持投资拉动增长中能否有效缓解第三大差别，也就是贫富差别。当然，它还包括一系列的财政税收等其他宏观政策和社会政策的配套。
总的来说，我们的理论界、媒体应该好好宣传中国是如何在遭遇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生产过剩大危机的条件下，没有走西方道路，走的是自己缓解三大差别的道路。我们做成了，这一点在任何西方体制条件下都是做不到的，却没有人把它作为一个经验拿出来。
这几年我在海外讲这些实际情况，没有遭遇过任何挑战。我一年中有1/3时间在海外讲，可以说是外战不败。包括讲2009年中国沿海地区6万家企业倒闭，2500万打工者失业，我问外国人，你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挺过来的吗？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每一万亿投资投到农村基层能带动1000万就业，因此我们就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就业的劳动力的卖方市场。而且我们中央一个政策，把13%的出口退税转化成对农民的折扣率——农民消费国家出口不了的商品，能得到13%的折扣率，这立刻促使农民在一年之内把彩电买回家。中国现在农村每百户人家彩电拥有率104台，你们哪儿有？中国99%的农户通电，你们哪儿有？中国98%的农村通车，你们哪儿有？我们五通进村了——通路、通电、通水、通电话、通宽带，五通进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成千上万中小企业在农村地区获得广泛发展，你们谁能说我们不是市场经济？
所有这些事实，我们不必非得按原来老的理论体系去争论，只要把中国自身的经验认真总结归纳出来，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在理论上立于不败之地，在舆论宣传上，我们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
我还从应对危机的角度给外国人讲。我问，你们20世纪30年代遭遇大危机，你们怎么着了？打世界大战，导致全世界上亿人口死亡。那你们说，西方应对危机的方式和中国相比，谁更人道，谁更人权，谁更代表人类发展方向？再往下多讲一点就更清楚了。中国通过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使实体资产总规模现在上升到600万亿，而金融资产只有150万亿，请问健康不健康？我们的债务资产40-50万亿；40万亿的债务资产对应750万亿的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请问是大是小？占比不到10%，大概7%左右，中国的债务是严重还是不严重？所有这些事情，海外交流的任何场合都可以拿出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挑战。我自己不仅是对海外的学术界讲，还对海外大投行讲，结果没有谁能挑战我。所以我就不明白，我们的理论界到底在讨论什么？
接下来就更简单了。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政府是一个无限责任政府，那这个无限责任政府相对于西方的有限责任政府，它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应该是对应的。西方是有限责任政府，因此它的公司就是有限责任公司。西方制度有它的优势，我们可以借鉴。但是西方的有限责任政府可以关门。对我们来说，如果你是无限责任政府，那你对应的企业是无限责任公司。什么是无限责任公司呢？全民所有制。我曾经很多次问西方人，中国的中国工商银行会不会破产？他说会，为什么不会呢？我说对不起，它不会，因为它是全民所有。它70%的资产是政府注资，那怎么可能破产呢？全民所有制，破谁的产，破全民的产？能破全体中国人民的产吗？因此我们的体制叫做，无限责任公司的经济基础支撑无限责任政府的上层建筑。
我前面说，美国处在金融资本阶段，我们处在实体资本阶段，不同阶段适用的制度不同，因此不必一定对立。我们看，金融资本阶段的金融资本的信用本源是什么，其中最重要的既不是黄金储备，也不是生产多少商品，而是国家政治强权。当我拿ICBC来说话时，它当然有储户利益，也有投资人的利益，这是一般的考虑。但对于金融资本的信用本源来说，它其实是国家的政治主权，或者叫做国家政治强权决定金融资本的信用体系到底有多大的信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不可能倒，因为它是国家政治强权对金融体系的信用赋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