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的主人”：西方主体性哲学的起源
十九大报告中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为时间背景，以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挑战为空间场景，叙述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这样一个时空交错的巨大历史舞台中上演的“壮丽史诗”。这个历史的时空背景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出发点。
中国古典的文化传统在整个东亚世界形成了一种普遍主义的天下秩序观，并由此构建了连接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古典国际法体系：朝贡体系。天下秩序和朝贡体系是一种普遍主义的多元一体系统，可以容纳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中国人由此保持高度的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然而，伴随着西方文明率先完成现代化转型并以此推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每一个非西方文明面对西方冷酷无情的商业资本主义和赤裸裸的枪炮殖民主义，要么被毁灭，要么成为欧洲殖民地，放弃本国的文化传统，全面接受西方的文化信仰和生活模式并因此依附于西方。1840年以来西方文明带给中国人的选择是：要么“亡国灭种”，要么像日本那样全盘西化转而殖民奴役其他国家。马克思在系统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上提出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中全面肯定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一律平等。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率先在俄国取得胜利，从而将人类现代化进程从西方中心的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东方中心（俄国和中国等）的社会主义阶段。因此，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中国人开辟了另一条现代化道路。
表面上看起来，西方资本主义与苏俄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作为现代化的担纲者选择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制度模式，但其背后实际上是两种生存价值选择：是野蛮掠夺与平等共处之间的选择，是依附西方与独立自主之间的选择。对中国人而言，更是两种人格、国格和精神状态的根本性选择，这属于道体层面而非器用层面的选择。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推崇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因此，中国人并不完全能理解西方哲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主人与奴隶这样的思维方式。近代以来，伴随西方船坚炮利而来的就是这套西方所谓的“主体性哲学”。过去，我们将这套主体性哲学理解为现代科学摧毁宗教迷信而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是科学认识论将世界客观化、对象化之后产生了主客体对立。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也因此被看作是认识论哲学。而事实上，这种西方主体性哲学与西方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
西方主体性哲学萌芽于古希腊哲学。“人是万物的尺度”奠定了人的主体地位。古希腊政治生活建立在奴隶制确立的主奴关系基础上。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因此他们不是“人”而是“物”。唯有城邦中的自由人包括奴隶主，才是城邦的公民，由此才能成为哲学意义上的“人”。因此，在西方思想中，经济社会中的主人、与政治中的自由人或公民以及哲学中的人或主体指的是同一个内容。
伴随着西方地理大发现和领土国家建立过程中争夺领土的惨烈战争，西方哲学认为只有独立的、敢为自己的生存权利拼死搏斗的人才具有“主人人格”，才具有“主体”资格，这种主体权利才能上升为“主权”。只有在斗争中彼此获得承认的主权者才能构成平等的国际法主体，进入到国际社会俱乐部。而秩序就是由主体支配客体而形成的，国内秩序是阶级支配，国际秩序也就是列强支配。
马列主义进入中国的第一天就带来了一种新的主体哲学观念。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作为历史命运的主体，成为“天下的主人”。中国究竟走一条依附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还是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在哲学上意味着中国人究竟能不能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以主人的姿态生存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在政治上就变成中国革命的主体究竟是依附西方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是追求独立解放的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中国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历史建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结束了晚清以来中国资产阶级精英对西方世界的软弱妥协的依附品格，以不妥协的、独立的主人姿态出现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挑战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秩序。
十九大报告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主心骨”这个词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心学，强调心是身体的主人，而道体乃是心的主人，而“精神”这个词来源于西方的主体哲学，强调精神、思想对身体、物质的统帅作用。有了“主心骨”意味着中国人终于从奴隶人格转向了主人人格，开始把握自己的历史命运。
斗争精神：从主体哲学到矛盾论
面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全球竞争格局，中国人要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就必须有“亮剑”的勇气面对每个民族卷入其中的生死搏斗。这种“亮剑”勇气就是十九大报告中反复提到的“斗争精神”。因为面对全球秩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变历史上西方支配全球的现代化模式，为后发达国家提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中国人必须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早在十八大报告起草中，习近平就主张写入一句话：“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从十八大到十九大的五年之所以被看作是“不平凡的五年”就是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变化局势，以斗争精神“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五年。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这种斗争精神无疑是主人人格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代表始终扎根中国本土大地生生不息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虽然强调政治领袖的主导性作用，但领袖之所以能够成为领袖就在于始终依靠党组织、并让党组织扎根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从而将一盘散沙的民众凝聚为真正的“人民”。相反，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领袖和脱离人民群众的党组织很容易走向独裁和腐败。在十九大报告中，“人民”这个关键词出现了201次，党与人民建立“血肉联系”这个词出现3次，在历届党代会报告中是最多的一次。
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本土大地，其政治性与其说来源于其阶级性，不如说来源于其本土性和民族性，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品格。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这种斗争品格来自马克思主义，更来源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自强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正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精神传承和全中国十几亿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这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品格。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正是这种斗争精神让中国人呈现出“苟日新，日日新”的精神面貌。在十九大报告中，“新”这个字被广泛运用，提出“新时代”、“新格局”、“新理念”和“新举措”等各种概念，其中“创新”一词就出现了53次。“新”这个概念展现出整个世界在矛盾运动中生生不息的变化状态，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所在，中国古典“五经”之一的《易经》就将生生不息的变化更新作为理解整个世界的出发点。世界是由矛盾运动推动发展变化并由此带来斗争精神和推陈出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这恰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哲学根源。因此，中国人很容易从传统文化所强调的道德精神状态的“新”转向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科学技术这种物质力量的“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念，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要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努力走在科技革命的前列，最终引领人类科技发展的未来。这也构成十九大报告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早在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毛泽东曾经对阶级斗争及其背后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中国式改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提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思想。由此，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不仅基于主体性哲学，而且基于在实践中把握整个世界对立统一的矛盾学说。
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重要的不在于存在矛盾和斗争，而在于如何从实践出发把握矛盾的性质。而能否从实践出发、实事求是地对每一时期政治社会矛盾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而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就成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的考验。政策和策略之所以被看作是党的生命，就在于考验党是否有智慧、有能力从现实社会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矛盾中辨识出主要矛盾，认清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能够真正把握历史跳动的脉搏。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每次党代会对党所面临政治生活的主要矛盾做出政治判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遭受挫折甚至陷入“文革”悲剧，很大程度上由于中央偏离了中共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把阶级矛盾看作是社会主要矛盾，从而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中央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实事求是原则，调整了对主要矛盾的判断，从而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在与西方接轨过程中，形成了经济学和法学主导的以形式主义的中立性和非政治化为特征的新政治话语。这套话语渐渐遗忘了中国的历史和实践，抹杀了中国的政治主体性，从而日益变成了新教条主义，背离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淡忘了矛盾、斗争和实践学说，忘记了“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这个基本道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被作为名词概念出现在主流话语中，但在实践中却未能真正将其作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哲学方法论，由此导致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空洞的概念表达，而不再具有鲜活的实践内容，不再作为认识问题的哲学工具，不再能与人们的政治生活建立内在的联系，最终无法真正深入人心。而作为一个理念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如果丧失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提供的哲学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丧失了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理论法宝，必然丧失理想信念的价值支撑和凝聚人心的理论武器，从而为各种政治思潮的泛滥打开方便之门，市场经济的利益交换原则由此渗透到党内，各种力量“围猎”政府官员并结成利益集团，以谋求政治上的权力，甚至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改变党的性质。中国面临着重蹈苏联崩溃覆辙的危险。
习近平在担任总书记之后就提出一个引发全党深思的问题：苏联共产党被解散时,为什么两千多万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表面上看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开始，但深层根源要从赫鲁晓夫借批判斯大林而搞修正主义开始。无论是与美国搞“和平竞赛”，还是将共产党蜕变为“全民党”，苏联共产党从根本上丢掉了马列主义的哲学武器，导致苏联共产党不仅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更重要的是丧失了为政治信念而斗争的政治本能和生存勇气。哲学武器的丧失必然带来斗争精神的丧失，理想信念的丧失也必然带来主体精神的丧失。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重蹈苏联覆辙，恰恰是由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严肃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动中国摆脱苏联模式。由此中国开始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探索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虽然也犯过各种错误，但恰恰是这种独立自主寻找发展道路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政治上全面锻造了年轻一代的中国精英。他们不仅锻造了斗争的勇气和创新的精神，而且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培育起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的深厚感情，从而培养了扎根中国大地的一代政治精英。今天，这一代人无疑是推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主导力量。
因此，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紧紧围绕“党的领导”这个核心问题“举旗定向”，高举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大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重新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这个哲学武器，用矛盾论和实践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
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早在1956年的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化的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经过这7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社会主义矛盾才实现了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新时代的历史性跨越。新的社会矛盾将中国推进到新的历史时代，而新的时代自然需要新的思想来解决面临的新问题。因此，习近平重提矛盾论和斗争哲学绝不是简单地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是把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了更高的历史阶段。这无疑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起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宪制与核心价值建构
习近平新时代的宏伟蓝图是通过历史展现出来的。在经史不分的叙述传统中，这种历史叙述背后隐含着一套哲学思想。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不仅是习近平个人的思想，更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又一次理论创新。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始。而每个时代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在思想理论上要解决的问题也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要解决的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如何独立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由此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一套革命建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第二次中国化要解决的如何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立足中国现实探索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道路，从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条道路的探索从毛泽东开创、最终由邓小平完成，由此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经济建设的理论。然而，面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性质的变化，习近平要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开创的经济基础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推进上层建筑的现代化，这就是习近平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中国化。十九大报告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括为“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但其核心思想在于探索党如何领导国家，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从而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四个现代化”之后展开的“第五个现代化”，而应当理解为“四个现代化”所奠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构筑与此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现代化。
从1949年以来，新中国就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学习苏联模式开始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宪制，包括党的领导、政治协商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等等。由于俄国革命依赖大城市的胜利，从而苏联政体中党的领导高度依赖国家体制自上而下的强制，相反中国革命走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党直接扎根于社会，相对独立于国家体制。由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现代化道路在国家宪制层面上就要探索如何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文革”中一度出现了党摧毁国家机器，实行“以党代政”。改革开放之初，针对“文革”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邓小平提出法治思想，并提出按照党政分工的思路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十三大报告进一步发展为党政分离基础上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重新思考党领导国家的体制，开始全面强化党的领导，重新回到毛泽东创立的党的领导、国家领导和军队领导“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由此党和国家开始出现了整合趋势，包括许多地方党委书记担任地方人大主任。
然而，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党的领导和法治主张出现了潜在的张力。部分人认为强调依法治国就意味着要强化国家体制在宪法法律上的绝对权威性，由此提出的落实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实现司法独立乃至“宪法司法化”，并由此提出所谓“党大”与“法大”的争论，潜在地挑战党领导国家的宪制原则。再加上法治发展推动的人权保护，政治运动就以人权法治和市民社会的名义展开，通过法治实现民主成为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新策略。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与党领导国家的上层建筑之间出现了不协调的地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上层建筑。
针对这个长期探索而始终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在四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其中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十九大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理论上和制度上提出一套党全面领导国家的新宪制安排。这种新宪制既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党与国家相分离基础上形成的自由民主体制，又区别于苏联模式中党和国家高度整合的党政体制，而是依赖法治在党和国家之间建构一种良性互动的新的党和国家体制。这套新宪制一方面将党领导国家纳入到现代法治范畴中，使党按照党章和宪法的规定来领导国家，从而将党章（CCP Constitution）和宪法（PRC Constitution）看作是国家宪法体系的核心部分，推动党章统帅的党规党法体系与宪法所统帅的国家法律体系相衔接。另一方面，这套新宪制将党的领导与中国历史上政治传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比如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原则”，把党章所统帅的党规党法体系纳入国家法治建设，让党规和国法磨合出一套现代的礼法互动关系；国家监察体制的建立无疑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体现。十九大宣布中央成立“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不仅要进一步完善党领导国家的新宪制，而且要在中华法系基础上吸收西方法律传统的有益要素，形成一套新的中华法治传统。
国家上层建筑不仅包括政治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每一种政治体制都需要一套相适应的核心价值支撑，由此形成政治与文化相互支撑的政教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所支撑的自由民主体制，它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共产主义核心价值所支撑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体制，它构成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由此，新的党和国家体制的政治建构必须要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的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化带来了各种价值观念的兴起，中国一度进入了多元价值观念时期。多元价值不仅导致政治的迷失，而且会带来价值观念和社会利益的冲突，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建构真正能够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将成为十九大之后的重要任务。这项工作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第三次中国化的重中之重。
事实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开始推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比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融入到中国传统的“心学”，将西方主体哲学融入自强不息的传统君子人格，将西方辩证法融入到矛盾论和实践论，融入生生不息变化求新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产主义所代表的核心价值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奠定的核心价值的融合，由此才能提出真正符合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现代社会的客观要求的核心价值。
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的复兴，而且是一种政治体制和核心价值相互支撑的新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复兴，它必然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这次伟大复兴必然意味着中华文明要扩展辐射到世界上更大的范围。这无疑构成了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最伟大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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