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研究减税必须研究减支，如果不研究减支，只研究减税，那就是赤字。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财政不可能三角”，即：第一增支，第二减收或减税，第三，不扩大赤字，这三项不可能同时做到。可是我们政府这三项全要做到。我们又想增加支出，又想减税，又维持赤字3%不能突破。实际操作当中怎么能做到这一点？从人口老龄化来看，财政支出肯定压不下来。现在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是在社会保险预算里，还没在一般公共预算里。我们养老金标准不断提高，从2004到2016年，年均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增加14.9%，医疗保险年均增加21%。一些地方基本养老保险已经穿底，就是当年的养老保险收不抵支，只能拿出一般公共预算进行补贴。1998年补贴了20亿元， 2004年补贴了572亿元，到2016年补贴达到4713亿元。从2004年到2016年，这部分补贴年均递增19.2%。
从过去30多年的情况看，1984年到1994年，中国的财政支出年递增18.3%，收入递增14.3%，支出比收入的增速高4个百分点。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我们的税收收入递增比财政支出递增高0.4个百分点。2006年到2016年，我们的税收比财政支出低3.4个百分点。现在税收已经跟不上财政支出的增速了。
从各国发展来看，财政支出是不断增长的。美国主张小政府，它的财政支出也是不断增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将会提高，这就是财政学里的瓦格纳法则。经合组织（OECD）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很多国家都超过50%。2015年中国四大预算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扣除重复计算是36%，远远低于OECD国家，才在半山腰的水平。2008年我们提出结构性减税。什么叫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增有减的减税。最后结果是税收收入增加，2008年为16.97%，2009年为17.05%，一直在增加。从2012年开始营改增税改以后，中国的宏观税负下降，但中国的财政支出规模是增加的。财政收支之间喇叭口越来越大了，怎么办？
2016年，在我国中央财政支出中，国防支出占35%，利息支出占12.3%，这是刚性支出。最近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要压一般性开支，保重点。谁是一般开支？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压谁？
过去一说压支出，就压一般公共服务。2007年一般公共服务占财政支出比重17%。2015年已经降到7.97%，占GDP的比重才2%，已经远远低于很多发达国家，仅比美国高一点。我们是近14亿人的大国，一般公共服务占GDP的2%，公务员体系难以维系。
现在地方只能靠土地出让金来维持，搞土地财政。201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相当于地方税负的86%，2016年这一比重是55%，数额始终下不来。但是随着我们卖地的钱越来越少，这一方式难以长久维系。
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中，税收占的比重不到75%，2016年非税占到25.84%。2007年到2016年，税收每年增速12.88%，但行政事业性收费增速达12.39%，罚没每年递增9.59%。税收不上来只能靠非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就非常困难。再看债务。现在国际上统计， 2016年我们中央和地方未偿还的负债合计已经达到GDP的46%。虽然官方公布的赤字率都没超过3%，但实际上考虑到政府调节基金，赤字率已经突破3%了。
总之，从大的格局来看，我个人认为减税只能是周期性、过渡性的。为了应对危机，税可适当减一点。但是从中长期发展看，中国不仅要研究减税还要研究增税。国外的学者真正研究的不是减税，而研究怎么增税。要研究怎么能够合理增税，怎么能使中国税收制度最优。现在很少有人研究最优税收，而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减税不是大趋势。
新时代有三大特征：第一大特征，由富变强；第二大特征，基本矛盾发生变化，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变成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不是简单的吃喝，在基本的物质生活之外，还有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需求，这六个方面全是需要财政负担的公共产品，全是财政支出的范围。从这一点分析，中国的财政支出规模不是下降，而是应不断提高。第三大特征就是共同富裕，包括收入分配问题。这三大特征对我们财政都有要求。
（编辑 张三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