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2009年起，中信集团成为中信泰富的控股股东。在此期间，泰富的中信澳矿成为董事长常振明最大的心结。
2006年，中信泰富投资4.15亿美元，分两次向澳大利亚私人有限公司购入位于西澳州皮尔巴拉一座巨大的磁铁矿，建成后每年可向中国进口上千万吨铁精粉和球团。次年，中信泰富与中冶集团正式签署了澳矿项目的总承包合同，并由中冶负责该项目的设计、设备采购、土建施工、安装及采矿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这是一个固定价格和固定工期的“交钥匙”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17.5亿美元，合同工期为43个月。
但此后数年间，由于种种原因，投产时间一再推迟，工程预算一再增加，总包方所有承诺一次次全部落空。
中信怎么办？多少人都建议常振明放弃那座犹如黑洞般的深窟。但是他始终在坚持，坚持做着一件几乎看不到光亮的事情，他的脑海里不时会闪过一个英文词组——“ mission impossible”，直译过来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截至 2017年，中国铁矿查明资源储量为 848.88亿吨，其中基础储量约 210亿吨，资源量 640亿吨，其中绝大部分为贫矿，平均品位仅为 34%，富铁矿石探明资源储量仅占探明总量的 2.9%。相比之下，巴西、澳大利亚的铁矿太令人羡慕了，他们的高品位赤铁矿石可以直接进入高炉冶炼或烧结，而中国的绝大部分铁矿石含有大量脉石，必须细磨精选之后才能入炉冶炼。
在高炉炼铁的过程中，入炉矿石含铁品位每降低 1%，高炉燃料比会升高1.5%，由此产生的工业废气就在城市的上空积聚，并侵蚀到人们的肺泡和血液。中信澳矿运营部总监岳强说：“生产1吨烧结矿所需标煤是生产一吨球团矿的约3倍。”
约3倍的标煤，意味着约3倍的碳排放。于是，中国对进口铁矿石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从 50%、65%……近年甚至接近 90%。
但是，全球铁矿石价格的决定权却垄断在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及力拓的手中。中国的钢铁企业不得不为高昂的铁矿石价格买单，而中国的环保更不得不为钢铁产能世界第一所带来的严重污染付出沉重的代价。
2005年以前约 20年中，全球铁矿石价格基本在 20美元/吨左右起伏，没人会想到 2005年之后，这一价格骤涨了 8-10倍！
中国企业开始成规模地去境外开发收购铁矿，但铁矿收购成本已经大大提高。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每年进口铁矿石约10亿吨；
中国的环保压力空前之大，中国境内的铁矿石产出日益减少，占全部原料市场不足 10%；
中国在世界铁矿石交易中几乎丧失了话语权；
中国在海外的权益铁矿石资源微乎其微，中钢协统计了 2008年至 2014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收购铁矿项目 24起，除极个别外，基本颗粒无收。
再看中信当时的处境——
中信澳矿是中国在海外唯一在建的 100%权益铁矿，且规模巨大；
2400万吨铁精粉的产能是世界磁铁矿规模之最；
围绕着中信澳矿，已经建成了480兆瓦的燃气发电厂、日产 7万立方米淡水的海水淡化厂、30公里的矿浆输送管道、装运量 2 000万吨的港口，购入了12艘万吨货轮，还购入世界上最大的自磨机和球磨机……各种世界一流的采矿选矿设备都在现场，等待安装。
在澳大利亚西北皮尔巴拉的戈壁上，被逼到悬崖边已退无可退的中信澳矿终于开始了绝地反击。
“真的拖不起了！”
2013年的圣诞节前夜，常振明通知曾晨：“你已经被调入了澳大利亚铁矿，在月东油田和中信资源的一切工作需马上交接。”
此时，中信与中冶的第四份补充合同刚刚签署。合同规定，一个月内（即2014年1月 23日之前），“中澳铁矿项目首两条生产线和相关建设工程按现状移交”。
从 2007年 1月荣智健与中冶集团签署第一份有关澳矿的 EPC合同起，整整 7年，中信泰富就如同被下了诅咒一般，它的股价从2007年的高点51.40元跌至2013年年中的8.00元。
与这条曲折的 K线时刻牵扯的无疑就是 6700公里之外的中信澳矿。它与总包方的纠葛让中信泰富支付了天价成本，却最终错过了全球铁矿石价格的高峰。
总包方的要价从17亿美元到 25亿、34亿、39亿……尚未到头，交工期却从2009年一路推迟到2013年……而中信已经砸进去了98.81亿美元。
2012年11月15日，中信澳矿第一条生产线终于开始了带料调试。当数千名建设者栉风沐雨奋战了几千个日日夜夜之后，合上电闸，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竟是那般千疮百孔，到处堵塞，到处漏浆，到处破损，十开九停……
在那一瞬间，巨大的失望涌上每一个人的心头。连续数年的劳作，一个亿接着一个亿的美元砸下去，一台接着一台的设备矗立起来，看着这座巨大的铁矿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上渐渐长大，全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矿冶设备，全是世界上最耀眼、最闪亮的制造商的产品 ……
但是，就是无法运转！
从第一条生产线带料试车，整整半年时间里，总共运转时长不超过185个小时，平均一天开车不到 1小时。
残酷的现实逼迫常振明终于下定了自己干的决心。
中信与中冶签署了第四份补充协定，这是一份移交协议：
MCC Mining（中冶西澳矿业有限公司）将操作手册及图纸等相关工程资料移交给 SINO Iron（中信澳矿）。
SINO Iron 将继续进行第二条生产线的调试及整修。同时，为加快项目建设， SINO Iron也将负责管理工程总承包合同项下余下四条生产线的建设和调试。
SINO Iron 将通过协助项目管理、提供服务或其他合作形式与中冶集团团队的核心成员及中冶北方继续合作。
2012年 6月，中信重工副总经理王春民作为设备商参与了一号线的调试，到2016年离开澳矿，他足足在那里工作了3年 8个月，经历了澳矿工地最为低迷的日子。中信澳矿的自磨机和球磨机均出自中信重工。“唉……我们是业主，应该比谁都着急，这么多人在工地，人吃马喂，得多少钱？每天的利息，得多少钱？”
人心散了，管理混乱，这已经成了澳矿工地最大的问题。
时任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的张极井亲自担任了澳矿项目的执行董事长兼CEO。从香港到珀斯，从珀斯到铁矿工地，他几乎每周都要往返一个来回。
刘敬坤作为公司秘书回忆往事总是有点儿意难平：“从极井总到曾总，从来都是一下飞机就赶紧奔现场，自己一个人拖着行李。常董事长哪怕是搭乘半夜的飞机，也是头天一大早就把酒店的房间退了，多省一点钱都是好的。”
2013年 5月，在一号线迟迟无法运转之时，在与总包方反复磋商无果之后，张极井终于向中信集团党委郑重建议：中信自己来负责一号线的整改调试。
“真的拖不起了！”
背水一战
任沁新被任命为一、二号线整改总指挥。现场各路人马，无论此前是什么职务、什么岗位，从这一天起，都只能服从总指挥，都只向任沁新汇报工作。
作为中信重工这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任沁新在澳矿工地整整两个月没有离场，远远超出了澳大利亚矿山安全的规定极限。
两个月中，所有的中方员工没有休假，不许离场，每天工作12小时，每天早晨 6点钟到场。
来自中信重工的梁真说：“那一段时间是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王春民睡觉都把对讲机放到床头，出现问题，半夜两点还赶到工地；张长久担任现场的技术总监，连续的熬夜加班，一次一大早上班，把车开进了路边的堑沟。”
如此这般的场景每天都在澳矿现场上演，48项“消缺单”每天都在不断瘦身。 60天倒计时指针，终于归零。
2013年 7月 26日，他们将再次按下总控室的按键，究竟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远在北京的常振明一刻也没有放下对澳矿的担忧，试车第一天并不顺利，不知道他那天是怎么过的，晚上 10点多了，他发来短信：“大家辛苦了，相信大家定能成功！”
三天三夜的鏖战，终于看到整条线顺利启动持续运行，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一号线真的转起来了，矿石被磨碎了，铁精粉被分离出来了！
这一目标的实现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中信澳矿的工艺模式是可行的，中信一定能够从这片戈壁中提炼出高品位的铁精粉。
哀兵必胜！
在常振明看来，中信澳矿的至暗时刻已经过去。打扫战场，中信澳矿将迎来属于自己的黎明。
发现我们自己的力量
2014年1月6日，在澳矿一片狼藉的工地上，曾晨脑海里不断回旋的就是《国际歌》的那段旋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从来就没有，我们曾经天真地以为还有……
“我来的时候，这个项目的不确定性依然非常大，澳矿的问题恰恰就是什么问题都有，你很难说是设备的问题、是工艺流程的问题、是设计的问题还是施工的问题。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矿，我们其实是五大项目的集合体。”曾晨所说的五大部分是采矿、选矿、发电、海水淡化、海运。
“采矿，一年剥采总量超过亿吨，世界上有几个单体铁矿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我们的选厂六条线，近2000万吨的产量在澳大利亚是第一，而中国最大的不过几百万吨；我们的发电站，480兆瓦的燃气电站，简单来说，堪培拉的整个供电就是这个量；我们的海水淡化厂一天可以产水14万吨。”曾晨面对这一大摊子，无奈地苦笑。他知道，“这个摊子是我们必须接收的，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起点，我们别无选择。”
兼任澳矿CEO这几个月，张极井渐渐明晰了一个道理：中信澳矿的问题哪里是什么矿山建设的问题，它根本就是一家巨型的工厂。工厂的管理和运作与挖矿、修路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对于干部的选择方向，中信应该换一个思路。
此前，澳矿的几任负责人要么是做投资做商务的，要么是刚刚从高速路工地上下来的，没有一个懂工厂、懂大机器生产和运营的人。
但是中信泰富特钢、中信重工恰好就有这样的队伍、这样的人才。张极井找到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董事长俞亚鹏的时候，俞亚鹏回答说：“只要是中信的事，要人特钢给人，要设备特钢给设备……”
2014年1月6日，张极井在澳矿工地宣布了新的组织架构和新的人事安排：
中信澳矿二期工程指挥部成立，泰富兴澄特钢副总经理姜仁才任指挥部总指挥，中信重工副总经理王春民任常务副总指挥，负责技术和施工；徐飞任副总指挥，负责商务。姜仁才向中信泰富矿业公司新任CEO曾晨汇报工作。
姜仁才在工地上转了又转，三个月后心里有数了。他得出一个结论：在澳洲施工，最不可控的因素来自人工成本。
“如果要想控制成本，就必须保证你的设备、你的管道、你的钢结构到了现场不能够有大的变动。”
关键是如何“保证”？
指挥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认真梳理一期工程的经验和问题，修改和优化二期工程的设计方案。再也不要干什么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了，简直贻害无穷！
“我们要求设计师必须严格按照我们的要求重新修改设计、优化设计。”姜仁才说。不光如此，施工方案也要更改。“我要用预制的、模块化的方式来建设二期工程，把后面的事情提到前面来做，把现场的事情提到工厂来做，把国外做的事情放到国内来做。”
2014年 4月 28日，张极井、曾晨在北京向中信集团领导汇报中信澳矿二期工程预算及筹备进展。中信澳矿二期工程共四条生产线，工程预算 19.5亿美元，预计三年内完成。
中信集团很快批复了这一报告，并同时给予张极井、曾晨、姜仁才以明确的授权。此前，姜仁才和王春民用了月余时间全面审核二期工程所有的图纸，包括土建、管道、皮带、钢结构等，然后他们一一重新订货。
澳大利亚的生产安全制度极为严苛，所有的高空作业更是慎之又慎，且必须由持有高空作业证书的人才能操作。如果在现场搭建桁架，然后再把皮带机固定在上面，就需要增加大量的高空作业，还要动用电焊气焊，那又是一套更加复杂的施工保护制度。
“澳大利亚的焊工非常昂贵。”曾晨说。
姜仁才定制的皮带机已经完全固定在了桁架上，只是尚未连接。到了澳洲码头，因为不是高空作业，自己带领的人马即可快速将它们复原组装。光这个皮带机至少省了两个月的工期。
还有管道铺设。水管、矿浆管、润滑管、液压管……一条生产线至少要有五六公里的管道需要铺设，四条线就是两三万米。
以往几年澳矿工地，各种管径的管子都码放在现场，因为图纸不全，工人只能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当场挑选不同管径的管子进行适配、截管、弯管、变径、焊接，然后铺设。这种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成本超支。那些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必须由澳洲当地的工人完成，一旦设计有变，总包方还要支付违约金。
姜仁才可不打算重复这种傻事。他将数万米长的管道订单全部发回中国国内招标定制，一部分由泰富特钢负责，一部分由中信重工负责，他们的招标团队和财务审计人员同期进入招标生产环节，所有的管道均严格按照设计图纸下料生产，再由专门的技术人员检验合格后上船出海。
王春民后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和姜总，只要有需求，都向家里求助”。“家里”，指的是中信重工和中信泰富特钢，中国两家顶尖的企业无条件地成了中信澳矿的坚强后盾。中信的大家庭、中信的协同优势、中信共生共享的企业文化，在此时此刻让澳矿工地上的每一个人突然有了一种特殊的感觉——踏实而骄傲。
钢结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工程，中信泰富特钢承接了这项工作。
“我们的钢结构都是模块化的，轨道也都是在工厂完工的，保证到现场不返工、不违约。我们都是中信的人，总归要对中信负责。”
预制化、工厂化、模块化，是姜仁才的三大法宝。
谈判桌上
徐飞在 2009年就来到了澳矿工地。
来到澳洲，他眼看着总包方一次次地被当地分包商逼到角落里，毫无还手之力，心里实在着急。
2014年开始，中信澳矿的商务谈判桌上，甲方已经更换为中信泰富矿业公司。
再也不能重蹈覆辙，商务行为，包括招投标与合同的签署就成了重中之重。
7月15日要上第一根梁，因此在那之前，所有的商务谈判必须完成，所有的合同必须签字，相关的分包商必须入场。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花出去七八亿澳元，既不能出错，还不能当冤大头，这的确颇有难度。“好几个标同时招标同时谈判，每个标都有五六个分包商投标，这就要连续谈二三十家。”徐飞感叹道。
商务谈判组不光有商务人员，还要有工程技术人员随时随地跟进，因为所有的报价都与工程有关，每往前走一步，技术人员都要跟进确认，再也不能“差不多”“大概齐”了。
渐渐地，长名单变成了短名单，进入短名单后，意味着更加复杂的拉锯，直至对方缴械。
高强度的评标、谈判和运作一直持续到2014年 3月，中信澳矿与当地分包商的五个大的合同全部签署完毕，合同总额约 8亿澳元。
在此后的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因合同变更产生的补偿。但是，当你对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了解得比你的对手还透彻的时候，对方也就不再费心费力地狮子大开口了。
曾晨非常干脆地说：“二期工程，我们没有一起索赔的诉讼！”
提前竣工
2014年6月，姜仁才来到北京，面见常振明。
“我跟常总说，工期用不了 36个月，最多 33个月，我们争取28个月把它拿下。”
以前一条线就折腾了四五年，现在四条线不到两年半真的能完成？
姜仁才向张极井要了一个政策：分包商工期奖励。工期如果提前完成，就给予不同的奖励。
一天贷款利息是多少？一天的管理成本是多少？一天出产的铁精粉可能是多少？在奖金和工期面前，孰轻孰重？
就这样，原本 36个月的工期，只用了 21个月就全部完成。
“其实，我们原本19个月就可以完成的，出了一个插曲，所以拖延了2个月。”姜仁才不无遗憾。所谓“插曲”，是因为顽石破设备更换所致。为了优化选矿的生产工艺，他们采购了美卓的8台“顽石破”，替换了原有的设备。未曾想到的是，五号线顽石破的基座却因为这样的设备更换而突然“颤抖”起来。
现场的原设计方不认可设计本身有问题，姜仁才只好求助国内冶金设计界的老朋友，请他们来仔细检查后，发现问题不仅仅是五号线的，实际上，三、四号线的顽石破基座全都有类似问题。
常振明和张极井纷纷打来电话询问。如果要敲掉重建，那真的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投产了。姜仁才在电话里的回答云淡风轻。
“五号线基础是最差的，我们要重新打桩，扩充基础，差不多花了300多万澳元。三号线四号线就不用打桩了，直接往里面注水泥浆，让它们板结起来。后来一号线也是这么处理的，没有问题。”
张极井多次感叹：“这就是‘懂’和‘不懂’的人的区别。”
呼晓明成为第五条线的试车总指挥。这位“ 80后”的工程师几乎成了澳矿整个建设期最完整的见证人之一。
“我进澳矿的时候刚刚研究生毕业，就像一张白纸，那时候的澳矿也像一张白纸，它曾经被涂抹得混乱不堪，但是在我们手里，它成为最美丽的图画。我从心底里感到庆幸，让我赶上了一个如此伟大的工程……”
张极井的《澳矿大事记》记载如下：
2015年 6月 30日，澳矿项目月生产量首次突破 40万吨，达到 41.5万吨；第一、二条生产线作业率也首次突破 80%。
2015年 8月 15日，项目第三条生产线建设安装工作完成，全面移交给调试团队，比原预算计划提前 100天以上。
2015年 10月 14日，澳矿项目第三条生产线正式开始带负荷试运行。
2015年 11月 21日，澳矿项目第四条生产线正式开始带负荷试运行。
2016年 3月 28日，澳矿项目第六条生产线正式开始带负荷试运行。
2016年 4月 8日，澳矿项目产品实现第 100条船装运出口。
2016年 4月 26日，澳矿项目第五条生产线正式开始带负荷试运行。至此，澳矿项目的大规模建设工作基本结束，全面转入生产阶段。
从 2014年7月开工，到最后一条线并线运营，澳矿二期工程用时比预计工期缩短了15个月；工程支出11.7亿美元，仅为工程预算的60%。
在二期工程，中信集团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并更换了相当一批设备，单条生产线的建设成本仅仅用了不到3亿美元，且四条生产线全部都是一次试车成功，再未出现过开开停停、跑冒滴漏的问题。
敏感的话题
在澳矿营地的墙上，挂着一张宣传画，那画的中央是一群身着蓝色工装的年轻人，阳光洒满肩头，笑容洋溢在脸上，处处散发着勃勃英气和生命的活力，他们的背后是澄澈的蓝天和轻盈的白云，白云下是红色的矿坑，还有一辆同样涂成蓝色的 360吨重型矿车。
这是中信澳矿为澳大利亚抑郁症基金会捐款时留下的画面。
中信澳矿每年都会组织许多类似的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员工们自己的创意，自己组织、表演、捐款，矿工们每捐出的一元钱，矿上都会配捐同样数量的钱。
尊重土著人的文化与习俗，是中信明确的要求。但凡要有新的用地需求，他们必恭请土著民俗专家先行踏勘，实在绕不过去了，土著人也会诚意配合将遗迹庄重地迁徙。
中信还组织矿工家属来澳矿参观。自从修建了自己的机场，这些往来就变得简单了，让矿工的妻子和孩子们来看看，他们的丈夫和父亲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支撑着一个家庭。每到澳矿的家庭日，金属般坚硬的铁矿就变得格外温馨柔美，女人和孩子们都穿上澳矿特制的工服，又精神又漂亮，止不住的笑容在脸上绽放，夫妻、父子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当然，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仅体现在捐款、送温暖的环节上，环境危害则是更加敏感的话题。
临来澳矿，常振明特别向曾晨交代过一件事：必须格外关注“石棉”的问题。
石棉是纤维状硅酸盐矿物，含有硅、钠、镁、钙、铁等元素。如果生产工人长期吸入石棉纤维，有可能引发石棉肺、肺癌及其他严重的身体疾病。
澳矿刚刚进入建设期，原总包商立刻遇到了这一难题。这是一颗定时炸弹。当澳矿进入了中信时代，每年的矿石剥采量持续上升的时候，这个炸弹随时可能引爆。
果不其然，西澳州政府找来了。
2014年9月，曾晨接到了来自西澳州矿产资源部分管部长的电话，这位部长表示，他将就石棉问题公开向中信澳矿发布质询，并要求提供相关的数据报告。
曾晨前去拜访西澳州矿产资源部，他对接待他的一位南非裔高级主管说：“保护环境是我们大家的共识，众所周知，整个皮尔巴拉、整个澳洲都可能存在矿物纤维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用一种科学的态度去了解它、认识它，而不是制造恐慌。请您相信，中信澳矿是一家负责任的公司，但我们希望监管机构同样也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曾晨的话语不卑不亢。对方略有些诧异，在此之前，还不曾有一位中国人以这样的口吻与他对话。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曾晨将此事当作他的头等大事，亲自督办。“其实，中信在澳矿早已布下了密集的监测点，将所有的监测数据汇集起来交由第三方专业机构检验、研究、认证。他们的结论是：中信澳矿所开采的矿床并没有世界卫生组织所规定的 5种有害矿物纤维，没有有害石棉。对于现有的部分纤维矿物，我们的防护制度非常严格，符合相关的澳洲标准。”曾晨说。
在约定的那一天，曾晨亲自开车，捧着高达两尺的各种文件、材料，以及方便而清晰的检索目录，一并交到了那位南非裔官员的手中。对方大为惊讶：“你们已经做了这么多、这么严密的工作！”
2017年10月20日，西澳政府环保部长批准了《SINO项目持续发展计划的环保申请》，那位南非裔官员即将退休，临走前他在报告上郑重写道：“中信澳矿有着非常完善的矿物纤维管理制度。”
中信澳矿将皮尔巴拉地区的环境保护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成为西澳州的标杆。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领导力
曾晨非常感激他的两个搭档，电厂的范宝印和海水淡化厂的帕特里克·李。
澳矿是茫茫戈壁滩上孤独的绿洲，电厂是澳矿唯一的光源和动能之源，绝不能停产；海水淡化厂同样如此，因为没有第二水源，所有的生产生活用水均来自大海。慎之又慎，严之更严，来不得一丝一毫的偏差和侥幸。
把管理落在制度上，把有效的经验外化成严密的规范，把规范变成每一个员工必须严守的纪律。而这样的制度管理曾经是中国人不熟悉、不习惯的，比如国人不习惯戴口罩，这样的事情看似不大，但曾晨真的就因为这样的违规开除了不止一个员工。阳光下45℃的高温本就令人喘不过气来，再戴上口罩更不舒服。但是，戴口罩除了防范矿物纤维和粉尘的危害，对制度的坚守则是更加重要的考量因素。
管理出效益。选矿厂的作业率从50%逐渐提升至60%、65%直至今天的85%。作业率的提升意味着产能的提升，而产能的增加则意味着成本的降低和收益的增加。成本，是中信澳矿的生命线！
2016年，中信集团总经理王炯第一次来到澳矿。这个给集团造成很大财务压力的项目，此时让他看到了变化和希望。
第一，我们的团队发生了改变，我们的组织管理是有效的。
第二，我们的作业率在提升，故障率在持续下降；产量也在提升，这就意味着你的单位成本在下降。
第三，面对经济大势，面对铁矿石价格波动，面对法律诉讼，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只有做好了自己的事情，待外部条件一旦发生改变，我们才有机会解决各种问题。眼睛朝内，聚焦自己的问题，提高产能，控制成本，安全生产，组织运营。
再有一点，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我们是在为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做贡献。因此我们要更加努力，付出更多的心血，把澳矿经营好。
王炯首先看到了团队之不同，人变了，队伍变了，这一至关重要的领导力成为改变现状的最关键因素。
中信澳矿曾被打到泥里，拼得满脸血污，却茫然不知如何回手；中信澳矿也曾被中外媒体讥讽嘲笑，被中外商学院里外检视，并得出各种教训戒律，列入教科书中。
但是，在如此重压之下，中信集团忍辱负重，埋头苦干整五载，收拾败局，咬牙再战，终于拼出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那个不堪回首的昨天已经被远远地抛到了后面，他们期待着与巨人比肩。
胡宇清是中信澳矿项目的销售总监，负责销售澳矿的铁精粉。曾晨从一开始就坚持让胡宇清按照65%品位的指数价格作为定价基础，以反映中信澳矿项目精粉产品的价值。澳矿铁精粉的市场地位正日益凸显。
2019年1月，淡水河谷溃坝事件造成了4000万吨铁矿石的供应减少。虽然这仅是中国铁矿石进口总量的4%，但是这一事件却推动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从 70美元/吨一路飚升到128美元/吨。中国钢企在2019年为此多支付了数百亿美元的平均成本。
那么，如果没有中信澳矿的 2000万吨铁精粉的支撑，中国钢企还要多支付怎样的成本？
“至少增加七八十亿美元！”陈子琦说。
作为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冶金专家，陈子琦关注世界铁矿石行业已有二十多年。“中信澳矿不仅平抑了铁矿石价格，更是为中国铁矿石战略资源的保障做出了贡献。”
在2019年中信集团成立 40周年的大会上，常振明说：“西澳磁铁矿项目是中国在澳大利亚为数不多的 100%股权项目。除了能够引进优质铁矿石，更是关乎中国在铁矿石市场上的话语权。从 1986年投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开始，中信就把能够弥补国内短缺资源的项目作为海外投资的重点，这是中信作为一个国有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2019年，中信澳矿的铁精粉产销双双超过2000万吨，是全球主要的高品位铁矿石生产商。
高品位，意味着低排放。
由磁铁矿石经研磨后磁选所产生的铁精粉，本身就具有放热的特性，在炼钢的环节中可以大大减少焦炭的使用。曾晨说：“与赤铁矿细粉相比，从磁铁矿矿石生产的每吨钢可降低108公斤二氧化碳排放。”
2018年中国粗钢产量9.28亿吨。108是一个乘数，9.28亿是另一个乘数，乘积是多少？这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算术题。
固然不可如此机械简单地使用数据，但其中所闪烁的高品位铁精粉的亮点已经一目了然。
（编辑 杨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