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是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剧变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是对国内国际大循环新的不平衡格局的主动调整、主动谋划的大战略。
保障经济安全 谋划增长新空间
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中国参与全球的分工与经济大循环，通过持续产业升级，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逐步成长为“世界工厂”。世界大体上形成了欧美作为研发中心、金融中心、消费中心，东亚特别是中国作为制造中心，其他一些资源能源大国作为资源品输出中心的全球经济大循环模式。1953 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占世界比重达到峰值（44.7%），中国改革开放后，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就从美国向东亚转移，其中日本制造业产值占世界的比重从战后的 2.6% 提高到 1980 年的 14.9%。随后又转移到中国， 2009 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已经占据世界的 25.9%，是美国的 1.6 倍。欧美将制造业中低端向外转移，占据产业链高端，同时获得物美价廉的消费品，这一模式在一定时期是有效的，是多方共赢而欧美发达国家多赢的局面。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这一国际大循环模式的弊端暴露出来，美国出现了过度消费、过度负债的问题，制造业空心化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加剧了 99% 与 1% 的对立。近年来，全球化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由全球化扩张阶段进入了逆全球化的全球化收缩阶段。同时，欧美国家试图对全球分工做出调整，以重构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发生质的变化，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推动制造业”两个转移——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中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
同时，随着中国科技实力增强、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竞争关系。美欧近年发布的报告，都将中国作为 5G、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也是美国挑起与中国经贸摩擦的重要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全球环境更大的不确定性，加速了延续多年的国内国际循环模式的终结。
首先，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旧世界秩序裂变时期已经到来。在国际秩序新平衡达到之前，外部世界不确定性会非常强。
第二，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进一步升级。2020年5月20日，白宫发布了对华战略报告文件，否定了过去 40 年对华接触政策，要对中国开展长期战略竞争。
第三，西方国家要求制造业本地化的战略诉求更强烈，不但强调高端制造业回流，防疫等广义安全产业也要求本地化。
第四，疫情期间，全球的经济运行都不能正常化，造成经济的进一步萎缩，全球供应链不稳定。
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目标，有助于保障我国经济安全，主动谋划新增长空间，推动我国从旧的国际国内循环模式转向新的国内国际循环模式。
首先，双循环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利用我们产业基础实力雄厚、产业链条完整、战略回旋空间大、超大市场规模的特点，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推动实现内部自我循环，包括供需循环、产业循环、区域循环、城乡循环与要素循环等。
供需循环上，需要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积极扩大有效需求，为国内产品销售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
产业循环上，需要稳定优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构建三次产业结构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实物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共生的现代产业体系。
区域循环上，需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形成更有效的区域协调战略，打造区域产业集群，加强区域之间联通性，畅通区域间循环。
城乡循环上，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农村成为新的生产中心与消费中心，推动城乡形成多层次交换循环。
要素循环上，要进一步打通痛点与堵点，畅通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的循环。
其次，要形成国际大循环新格局，摆脱过度依赖传统国际大循环模式，形成更多的面向南方国家、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大循环模式。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市场加大对全球的开放，继续和世界分享中国市场机遇；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继续为世界提供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形成国内国际大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内需供给两端发力的内循环
不论从经济安全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构建内循环为主体的体系都是非常重要的。上文提到的几个循环中，最重要的是要实现供需循环，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扩大内需。近年来，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挑战，疫情的冲击无疑加剧了这一点。如果不能扩大需求，无论如何降成本、保运行，长期来说都难以持续。
中国需要积极扩大内需，扩大有效投资，恢复市场信心，促进经济供需内循环，但要转变投资领域与投资方式，避免造成新一轮的过剩。
加大对软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环保、公共卫生、养老健康、教育、防灾减灾、国防基础设施等。中国在保障生态安全、防疫应急、村庄社区保健、终身教育、备战应急、前沿科技设施等方面都有大量的投资缺口，亟待弥补。
布局若干超级工程，例如陆海通道、“一带一路”国际通道与走廊、生态走廊、前沿科技基础设施等。
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升级，即便像北京、上海这种国内最发达的城市，也还有很大的升级空间，包括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智慧城市建设、绿化生态环境升级改造、海绵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的防洪抗灾能力，提升城市的应急避险能力，提升城市的建筑节能水平，提升城市建筑的抗震能力等。
积极扩大消费需求。例如，根据央行课题组发布的调查数据，我国目前城镇户均住房已经达到1.5 套，再扩大规模开发房地产将会造成新的泡沫，可以考虑通过政策组合设计，拉动住房市场波浪性传导消费，推动居民住房的条件升级。对于改善型住房需求，通过减免契税、住房公积金补贴等政策手段来鼓励居民住房以旧换新、以小换大。对于首套住房的刚需，通过共有产权、限价房、政府集中采供等方式促进住房消费。通过消费补贴等政策推进汽车、家电用品以旧换新，带动家居大件消费品的消费需求。同时可以在目前各地发放消费券的基础上，考虑推动公共消费，在线上线下设立公共消费区，低收入人口可以凭券免费消费，这既是保障民生的措施，也是挖掘消费潜力。
从需求侧扩大有效需求，那么从供给侧需要做什么来促进构建内循环为主体的格局？
最重要的是要稳定优化产业链。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体系，这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随着要素成本上升，可以把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转移到国外，以更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垂直分工，但是从经济安全角度却并非如此。在继续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要避免重蹈一些国家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的覆辙。尤其是要避免中国全产业链优势被削弱，加强自主创新补足产业链短板，利用国内战略腾挪空间较大的特点，鼓励产业往中西部梯度转移，提高政府与企业的本地化采购比例，以保障本国企业生存空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出台了稳市场主体的措施，包括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强化对企业的金融支持等，都是为了让企业在艰难时期能够活下来，能够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牢牢把握第四次产业革命机遇
在双循环中，创新中心是重要的节点，直接关系着产业基础再造、产业链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创新实力持续快速提高，逐步成为全球创新潜在领导者之一。特别是由技术引进、吸收消化、集成创新、跟随战略等外源式创新为主，逐步转变为自主创新、创新驱动、蛙跳战略、协同创新、融合创新、原始创新、基础研究等内源式创新为主。2019年，中国的PCT专利申请量达到5.9万件 , 首次超过美国的5.8万件，跃升至世界第一位。中国需要通过战略布局，坚持面向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中国创新是后发优势、跨越优势、引领优势、集成优势、协同优势的叠加，特别是具有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巨大的应用场景，中国将成长为世界重要的创新中心，由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
创新竞争的重点是布局第四次产业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不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有效抓手，也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制高点，历史上全球性大国的崛起根本上在于其占领了新兴产业革命的领导权。人类正处于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其中蕴藏着无限的可能。
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是新基建、新投资、新就业、新消费的经济发展机遇。
新基建为第四次产业革命构建基础设施，包括构建各种类型智能终端，构建 5G 等通信基础设施，构建城市大脑、行业大脑、国家大脑、数据存储中心、超级计算设施等智能中枢设施。
新投资指第四次产业革命孕育着巨大的产业投资机会。这是一个席卷商业、生活服务业、生产服务业、工业、农业、交通、社会治理等部门，贯穿生产、配送、消费整个链条的数字化、智能化过程，而且随着新技术的迭代涌现，将不断创造出新的投资风口。
新就业指第四次产业革命使得组织和市场的边界进一步融合，使得就业由传统的组织内就业转变为多平台就业、灵活就业、多元就业。就业关系由雇佣关系转化为协作关系，就业和创业相互融合。
新消费指第四次产业革命将带来新的消费方式变革。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软件的风靡，实际上已经带动传统电商进入了内容电商时代。随着 5G、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的结合，将推动人们在线消费的升级，人们的衣食住行游娱学消费方式都会发生重大变革。政府鼓励推动线上线下消费，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等，都将促进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新消费。
第四次产业革命也会重新塑造产业链与价值链。各种类型的平台型企业通过数字赋能的方式，延伸到研发、制造、配送与销售各个环节，已经成为产业链生态的组织者、价值链的重塑者，颠覆了传统微笑曲线的价值链分工方式。
构建内外联通的战略大走廊
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如何让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相互促进、联动发展？
“一带一路”将成为世界新的贸易轴心和产业协作、共同发展的国际大平台，也成为我们推进国际大循环的最重要战略平台。今年一季度，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在对外贸易下滑 6.4% 的情况下，实现了逆势增长，同比增长3.2%。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等，继续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布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逐步摆脱过度依赖中国作为生产制造中心，欧美作为金融研发中心、消费中心的传统国际循环模式，转向更均衡、更多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模式。
这种模式的转换主要依靠以下几个循环：在推进海外投资的同时，扩大资源品的进口来源地，形成资源品——制造业的循环。通过帮助当地发展，提升当地购买力，形成农产品、轻工业品——消费市场的循环。通过国际工程项目的建设，拉动配套制造业产品的输出，实现制造业——建设项目的循环。通过推动中国投资，提高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服务能力和全球服务半径，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外投资的循环。
同时，要构建“一带一路”内外联通的战略大走廊，加大沿边地区开放，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推动中国形成东西双向、海陆并进多层次多渠道的开放新格局，推动内外循环相互促进。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