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疫情深深影响了国际局势，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档加速。中国迎来新时代，国际出现大变局，这是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的新场景。
中国法治与法学研究者的新任务
经济基础的变革，一直是人类社会政治变革的驱动力量。农业革命大规模的耕植与定居，催生了封建国家与专制帝制；工业革命极大提高了人类生产力，国家能力提升带来了不同形式的现代治理。而法律，也同样随着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演进。进入21世纪，中国复兴与信息革命，再一次带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法治与法学研究面临新时代新格局，肩负新任务与新使命。
一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在物质文化需要之外，还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动力；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都正是法学研究的重要主题。
二是国际形势出现新格局。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有着结构性的不适应。为了维持霸权，美国在单边主义、逆全球化和国际霸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举国之力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试图对中国脱钩、断供。
三是信息产业新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社会发展史看，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正在经历信息革命。信息革命增强了人类脑力，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信息革命使得国与国力量的分化变得更加急遽，大大增强了国际竞争的激烈性。
四是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是对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极限考验。中国发起了全球第一场针对新冠疫情的阻击战并取得重要胜利。但遗憾的是，西方国家并未能够抓住中国赢得的宝贵时机，导致了巨大的人道主义悲剧，却又倒打一耙。
法学研究的新挑战与新使命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每一次产业革命和生产力突破，都必将带来人类思想体系的突破。农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第一个轴心时代，孔子、老子成为这个时代的思想代表；工业革命又将人类推动进入第二个轴心时代，源自西方古典时代以来的理论创新，将人类的思想和知识体系带入现代。如今，信息革命正将人类思想带入历史上的第三次轴心期。
一是工业时代知识体系的失效。相对于农业时代的封建王朝或者帝制专制，工业时代带给人类的，不仅有自然科学的勃兴，还有社会科学的创新。自由、民主、法治、人权，都是工业时代之后的产物，但实现这些价值的途径却正在发生变化。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科技在更大程度上为人类赋能。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在将人类社会治理带入智慧时代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极化和社会撕裂，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处于前所未有的风险之中。如何理解以数据为驱动的智慧治理，如何理解未来人与机器共生的社会，都需要更大的理论想象力。
二是中国复兴带来的理论寻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以十几亿人口的规模、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同时还维持了社会政治稳定，甚至成为全球最安全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和稳定奇迹。中国的发展对内和谐包容，对外和平互惠。中国不存在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圈地运动”和对工人抗议的血腥镇压，而是让发展成果尽可能为所有人所分享，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脱贫成就。特别是在发展过程中不存在对外殖民、侵略和掠夺，不存在对外依附，更未发动对外战争、宗教屠杀甚至世界大战；相反，中国发展惠益全球，不仅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带去技术、资金，更是全球经济发动机。可以说，中国取得的是全人类500多年以来最有道德的大国发展。如何破解中国伟大成就的理论密码，如何认识中国发展对人类和平与繁荣的意义，如何评价中国发展对全世界作出的人权贡献，如何以中国话语突破西方的理论围剿，都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实实在在的重大课题。
三是格局重整带来的具体问题。由于信息革命，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加剧烈；由于中国崛起，以及美国自身的问题滋生，近年来国际格局出现重大变化，而新冠疫情又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过程。在新冠疫情之前，美国已经开始系统性调整对华政策，逐渐将中国置于敌对位置。在新冠疫情之后，贸易战硝烟未歇，脱钩、断供，不遗余力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遏制中国崛起在美国已经形成气候。那么，在后疫情时代，在中美脱钩、断供态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面临国际格局变化，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如何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上予以回应？如何从理论上、政策上应对西方国家打压中国的具体措施？
法治新道路，法学新理论
长期以来，国家和社会的两分、计划和市场的两分以及自由和专制的两分，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经济与法学理论的“金规铁律”。相应地，规范上的一部宪法或权利法案，制度上的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上的司法审查，以及两院制的立法机关构造、两个或多个政党的竞争性选举，这种西式的法治“套餐”也渐成全球法治的“标配”，如采取不同做法就被视为异端。但实际上，中国正在走出的一套法治道路，不仅不同于西方的法治模板，而且其背后蕴含的政道法理也同样值得认真研究。
一是中国法治的特殊性与正当性需要认真梳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概念。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大的特点。法治是当今世界的全球性理想，也是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半个多世纪来努力的方向。通过经验研究的比较可以发现，以西方法治为摹本的努力，面临的却是全球性挫折。在全球近两百个试图建设西式法治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中，成功者寥寥无几。相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法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政治稳定、社会有序、经济繁荣、人权进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和最大、最繁荣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及其背后蕴含的法治理论，已经成为亟待开掘的学术富矿。
二是新格局新时代对中国法治提出的具体要求。后新冠疫情时代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将面临什么样的新问题和机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回答这些宏大问题，既需要理论的想象力，也需要在对具体情势和问题的应对中予以细致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中国一直是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维护者。但是，面临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法治不仅需要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能够适应未来五十年甚至更久的全球治理和全球法治想象。这也是包括法学家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
三是信息革命带来的法治重构需要认真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和云计算，不仅深刻影响了物理世界人们生活和交往的方式，还创造了平行于物理空间的网络空间。互联网在造福人民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比如，网络攻击、网络犯罪、网络窃密、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霸权给全球互联网稳定带来的隐忧，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所导致的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紊乱，人工智能武器化给网络空间甚至人类和平带来的威胁，智慧司法给传统司法体制和诉讼机制带来的潜在冲击，社交媒体操纵和舆论干预带来的政治操纵，新技术新应用新模式在促进产业创新的同时所导致的新型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等等。信息技术与产业的发展，正在给传统法治模式带来巨大的颠覆式影响。
正如工业革命催生了源于西方的现代法治，信息革命也必将因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塑造而催生新的法治形态。这是巨大的挑战，也是中国法学的宝贵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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