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产业史与科技史的融合研究

2017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社科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要求我们“以研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如何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在贺信里面提出的上述要求？就经济史和科技史研究来说，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有机结合、高度融合，创造出一个新的天地，开辟一个新的学术发展空间，实现“1+1>2”的目标。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加强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成为供给侧改革的一个中心任务，这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要共同深入探讨的问题。这种探讨不只是对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的探讨，更应该探讨科技创新、发展以及应用和普及的规律。

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机融合

我们这次会议形成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经济史和科技史研究方面的交流融合机制。就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学而言，对社会生产力、尤其是涉及到经济发展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科技史研究，比较薄弱。科学和技术进步和传播的规律，以及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往往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短板。而就自然科学而言，科技发展的社会背景、经济基础、政治和文化环境等的影响，以及科技进步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还有与之相关的国家安全、经济结构与政策等等，则往往是自然科学史研究的“短板”。通过《产业与科技史研究》这个学术平台，一是可以进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交叉融合，达到拓宽研究领域、实现协同创新的目的，二是打通了古代、近代和当代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研究的经络，实现历史纵向贯通。三是打通了研究中国与研究外国的渠道，拓宽了产业史和科技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

会议的主题虽然是研究中国工业化和科技发展的历史，但是研究中国问题不能就中国讲中国，而是要站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来看待中国，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经济的坐标体系中去观察研究，即横向比较。古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择其善而从之”，才能“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通过国内、国外研究的结合，拓宽视野，实现知识结构的互补、研究领域的跨界和不同学科的交流，共同推动经济史、产业史和科技史的研究。

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根基

过去，经济史研究更多关注生产关系变革，可能受两方面影响。其一，受中国100多年经济发展之制度障碍的影响。我们为打破旧的制度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多次经济体制调整，试图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也是影响深远的生产关系变革。百年来中国历史研究中更多关注通过制度变迁解放生产力，对生产力本身的关注不多。其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理解不够全面。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都是讲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点也是研究生产关系。

最近不少学者提出，回归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果没有对社会生产力和科技进步的深入全面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就如空中楼阁、沙滩大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过多关注生产关系、生产力研究薄弱的不均衡状态，不仅影响学科体系的完整性，不利于研究的深入。，更成为今天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短板”。

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量的扩张，更根本的是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升级。科学和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其本身的规律和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创新和扩散也有其内在的规律，由此导致的产业形成和发展亦是如此。现在看来，补这个“短板”非常必要、也很紧迫。

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中国产业史和中国科技史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代产业发展，要全面深入地认识古代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去我们讲传统文化，主要是“形而上”的东西，现在所谓“国学”主要讲儒家文化，重点是讲指导和约束人们思想行为的“礼义廉耻”。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有明显的“伦理化”倾向。程颐说）：“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 （《二程遗书》卷25）《论语·子路》中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朱熹也认为中国真正的学问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至于研究和认识自然界和生产技术的学问，朱熹则不以为然，他说：“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为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其饭也。”（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39）

中国古代技术的发展是中华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到明清时期，中国已经达到世界农业文明发展的巅峰，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农业生产力和手工业技术，丝绸和陶瓷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是古“一带一路”的最重要贸易商品，是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传入中国，中国许多传统的手工业借助现代科技焕发了新的景致，不仅没有湮灭，而且成为近现代中国的重要产业。

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有精神层面的遗产，还有物质方面的遗产，以及传承至今的传统手工业和产品。就物质层面来说，凡是优秀的东西都是有生命力的，它不仅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湮灭，反而会借助现代科技手段重新焕发活力。因此，传统和现代不是“对立”、“排斥”的，而是通过“扬弃”来传承的，要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关键是怎么去研究和保护，怎么去传承和发展。从事经济史、科技史和产业史的研究者，应该从更高层次，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研究，而不是单纯的局限于物质本身。

关于产业政策

是否需要产业政策以及如何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从根本上讲是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今年年初关于产业政策的“林张之争”涉及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认识以及改革方向等实质问题。中国道路不是一句空话，要落实到实处，仅从理论和制度方面讲是不够的，必须联系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成就，当然也包括其中的教训。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是政府主导，在改革开放前是计划经济，全能型政府，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引入市场机制并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标志之一，政府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互相弥补“失灵”，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而政府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产业政策，它体现在全国的五年规划、年度计划、部门规划以及相应的地方规划中，最近五年中央则越来越多地以行业或产业规划的形式来体现产业政策。中国经济发展成功也好，失误也好，都与政府主导作用有很大关系，其中与产业政策的关系非常直接。产业政策如果正确和得到落实，经济就能够相对均衡地发展，如果出现错误则会迟滞发展，甚至导致严重的结构失衡，所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政府力量强大是一个资源，这并不是哪一个国家想要就有的，它是历史和文化积淀中形成的。但是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我们要借这个资源发挥其长处，不断优化政府职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产业和科技发展方面，中国有三个优势：一是拥有强大动员能力的政府，包括庞大的国有经济、基层政府和科研单位。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除了财政（税收和投资）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杠杆之外，还可以动用行政手段。政府不仅可以调动众多国有企业和科研单位“集体攻关”、“协同创新”，还可以利用控股或参股企业、社会组织（企业家联合会、行业组织），以及基层政府（甚至深入到村民自治委员会和民营企业的党组织）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党和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进行科技创新，并承担科技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二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大，中国的科技创新有条件通过市场的运用形成经济效益。三是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完整，经济规模巨大、区域之间产业发展多样化，门类齐全，产品丰富多样，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机会。因此，中国一旦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科技创新将非常有潜力，未来将从世界科技发展的“跟跑者”转变为“领跑者”。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以及制造业成本上升，迫使中国必须走技术密集型道路，今天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反映了这个客观要求。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市场竞争和政府指导不可偏废。特别是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有很多经验教训，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好好总结。

关于中国的发展阶段问题

经济史、科技史要进行“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从中国的社会形态演变来看，要研究从封建社会，到农业文明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过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和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各个历史阶段，工业化是怎样推进和实现的，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有什么样的规律。既要研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更要研究工业化过程中的阶段性，以及中国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及中国在国际经济中，在历史坐标中的定位。目前中共中央关于三个“没有变”的判断，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方法论上的借鉴。

例如我们在研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时，就应该关注其受外部影响而出现的生产关系的阶段性变化这个特点。从古代到今天，中国的农业经历了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到土改后的自耕农制，再到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最后到今天“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科技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与制度变革并不一定同步。将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的视角和社会形态的演变结合起来，并从国际比较的视野进行研究，可以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历史、解读历史，可以更好地发挥历史研究的“资政育人”作用。

关于中国与外国的关系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应该为人类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识。实际上，即使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就很频繁，并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汉代的许多农作物就是从西域传来的，到明清时期，红薯、玉米、辣椒、烟草的引进，白银的大量进口，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商业发展和生活习惯。当时如果没有玉米、白薯的引进，中国人口不可能增长那么快；没有大量白银的进口，明清的商品经济也不可能达到如此规模。

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后，中国在科技和经济方面落后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大国，在科技和工业方面处于“跟跑者”的地位。近代从洋务运动到“实业救国”，中国绝大部分的现代工业和科技知识都学自西方，大部分高端科技人才也是在海外培养的。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贯彻“赶超”战略，反映了中华民族不甘落后的决心，但是赶超并不容易。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将开放与改革并列，逐步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各民族之间、各国之间的融通交流是互惠的，有助于共同发展，这种理念已经贯彻到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就是要以最优的方式、最低的成本引进消化国外先进科技，并进行改造创新和扩散，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

研究中国产业发展史和科技史，也离不开国际比较。只有从全球史的视角和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历史的视野，才能更好地了解世界发展的普遍性和中国的特殊性，才能准确把握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道路。有比较才有鉴别。美国政治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曾经说：“只了解一个国家的人,实际上一个国家也不了解。因为不考察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区别，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

关于产业史与科技史研究的方法

一是史料的发掘和应用。要充分利用目前修志工作中已经公开出版的各种地方志、行业志和企业志（包括地方档案馆的历史资料）以及相关的资料选编，以及全国、地方、行业和企业的年鉴和统计资料，注意发掘利用；以及国家重点科研机构出版的大型资料书，如国家经贸委编的《中国工业5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以及近些年来出版的数量巨大的企业史、个人回忆录、口述史等，这些资料为我们进行产业史、科技史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

二是将现代科技方法用于研究，提高成果水平和工作效率。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大数据的运用和各种工具的开发和运用，为产业史和科技史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我们要及时掌握各种新的研究工具。

三是要注意宏观研究、理论研究与个案实证研究相结合，防止顾此失彼走极端，或大而化之陷于空谈，以论代史；或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既要避免为追求研究方法创新和个案的真实而缺乏思想性和理论提炼，也要避免仅有问题意识和思想却不能落地，缺乏事实的支撑。恩格斯当年批评德国“青年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标签来使用时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裁剪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产业与科技史研究》是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论文发表的窗口和平台。它的其宗旨是崇尚科学、鼓励创新、追求严谨、经世致用，为有志于研究中国产业发展演变和科技进步历史的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的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提供建言献策的渠道，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一个窗口。希望广大同行共襄盛举，一起努力，不辜负时代、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

（编辑  迟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