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信息技术革命，网络成为信息的基本组织机制。这个具有“创造性破坏”的鲜明特性的新机制，在催生新经济、新规则、新社会、新文化、新渠道的同时，也延续了国与国之间固有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不对称，激发出鲜明的政治与社会控制特性；它重新塑造了社会权力的组织方式，使之在组织、控制、后勤和沟通上都有可能从量变走向质变，从多个层次、场域和维度对国家治理构成新的挑战。以上种种，预示着一种新的信息政治时代的到来，预示着国家治理将发生巨大变化。
信息鸿沟与国家治理风格的转型
掌握信息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信息论的鼻祖香农讲，信息就是不确定性的消除。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传播什么样的内容，上情下达或下情上达，在多大范围内知情，怎样控制和消除噪音，都是国家治理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时代，人们收集、整理、分析和传播信息的手段急剧提升，国家的应变能力由此增强。
汪卫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认为：相对于前信息时代，由于信息技术手段的改进，加之信息手段的不均衡，人们收集、整理、分析和传播信息的能力更加明显地出现分化，人群和人群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出现不均衡的现象，这就是信息鸿沟。
在信息时代，由于技术手段的增长，在国家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以及社会的不同群体之间，造成信息收集和加工能力的不平衡和分隔。分隔有四方面的类型。
第一是分散化。信息时代，这个趋向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互联网的产生，以互联网平台经济为基础的企业兴起之后，很多信息由民间掌握，而国家不掌握。
第二是碎片化。人们掌握的只是局部信息，但掌握不了整体信息。在目前电子政务很发达的情况下，还出现这么多重复填表等等，说明即便是政府掌握的信息也是碎片化的，各部门之间还没法连通，而且各自收集和整理信息的方式不一样。
第三是过载化。信息论里讲信源、信束、信道，以及编码和解码（译码）。在传统社会，国家可以控制信息传播渠道（控制信道），甚至控制信源。而在信息时代，首先国家控制信源就很困难；其次国家即便控制了信源，也无法全部控制信道，更无法控制所有的噪音，无法区分有效信息和噪音，也无法限制和识别噪音。这种信息过载的状况，是国家治理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也是在信息时代的凸显问题。
第四是区隔化。国家和民众对于信息的编码，相互不能译码：你说的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什么你也不能够了解，大家有不同的语汇。在网络集群中，不同的群会慢慢演化出这个群特有的讲法和名词。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个处境是：国家发布的文件，官方的话语表述所呈现的编码方式，已经不是普通老百姓日常能理解的编码方式。在收集这些信息并对它们进行解读和解码的过程中，就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操作，也就出现很多的引导意见。
对信息的分散化和碎片化，用技术手段上可以解决，比如提高技术水平，或进行制度的约束，加强信息的标准化，让数据能互联互通。但多数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去做标准化工作，这样在国与国的竞争中，在信息能力上出现了很大差异。尽管以数据挖掘和一系列自动化手段为基础的电子信息通讯技术不断发展，可以提升电子政务的水平，有助于精细化管理和宏观调控，并且能够提高管理的效率。但它的反面则是增加了安全的风险，系统的bug万一被攻破，带来的损失就从局部的损失迅速地放大为整体的风险。比方前些时候的勒索病毒事件。安全风险的提升跟信息能力的强化是一体两面的。
信息技术的提升，为国家准确及时地捕捉信息、掌握信息和分析处理提供了条件，尤其是提升了中央计划处理能力，加强了科层制管理的信心。但与此同时，信息手段越发达，对信息本身分解得越细致，越意味着要面对的是数据，而不是人，人分散成了不同的信息源，管理对象成了一个个分散化的信息，在管理上可能陷入盲目自信。
如果将这一情况跟过载化和区隔化的趋向相联系，我们就会发现，在信息传播时代，由于信息传播的通道、信道无法由国家单方面掌控，对于没有信息技术能力和必要财力的国家来说，充分网络化互联互通的信道就处在国家权力范围控制之外。很多小国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控制权。有这种技术能力和财力的国家，有可能通过信息领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和提升信道的传播质量，网络的密度以及国家权力的参与和监管，但是政府还是很难做到全面的掌控和封堵。因此，如何有效地限制和消除噪音，这是国家权力所能施展的一个空间。
政府文件的传播，归根结底要达到有效的治理，前提是要让人听得懂。到了信息时代，我们容易忽略党和群众关系的变化。网络提供了一个党和政府直面群众的沟通渠道，但这个渠道政府自己让渡出去了，根本没有办法有效地展开。我们使用的话语丧失了跟普通老百姓对话的能力，层层传达、层层解读、层层落实的传统方式，不适应新媒体主导的信息时代，而且通常的政策文件语言模糊，留下了不同的解读空间。
政治归根结底是聚拢民心的学问，这也是今天国家治理最关键性的问题之一。信息技术的提升能不能解决获得民心的问题？国家治理的对象归根结底是有自主认知能力的人，有效的国家治理意味着要运用一切技术手段去获得和组织人心。
信息时代的核心与外围
李效东（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指出：很多人认为，信息化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主化、自由化或扁平化，是分散权力、去中心化。但美国斯诺登爆出的“棱镜门事件”，说明信息化还有另一个趋势，即信息技术使政府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大监控能力。过去“山高皇帝远”，今天的信息化则使中央的权力进一步集中，所以这是双重影响。强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两者同时发生。
信息技术实现越来越多的功能，在使我们越来越方便的同时，其实正在导致权力越来越集中。比如现在的共享单车，手机上要放几个APP刷不同公司的单车，如果只安一个APP，不更方便吗？信息技术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权力中心化倾向。当然也不能否定其另一个方向，个体之间的交流也更方便。
由于信息化时代产生的双向影响，国家治理就会有新的思维方式，信息化的影响是两重的。为此李效东提出了“中心”和“外围”的概念认为，中央的权力还会走向更集中。而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是：中心会向外围辐射、传播，外围会让中心更强大。比如北方的京津冀，南方的长三角和珠三角。面对这种双向的倾向，未来要做好两者的平衡，即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叫集群主义。有一个人作为中心负责人，联系的人遍布各地，平时各自做自己的，邮件一发，就可以把大家召集起来。这既超越了过去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也超越了西方所说的“民间社会的兴起”。集群主义的关键是两者要平衡，需要的时候能集中，不需要的时候可分散。
系统理解信息技术对国家治理的双重影响
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的技术，但却造成了强中心化的结果。关于信息技术的社会结果和政治结果，在理论界已经获得广泛关注。人们感到，因为有了信息技术，所谓自由主义的西方社会，已经变成了乔治·奥维尔所著《1984》中的“老大哥”的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全面地监视和控制。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认为：西方社会充分地利用了信息技术的双重可能性。起初，西方利用信息技术强化了中心化。很多人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分析美国的政治经济变化时，就指出这是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它不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想象的小政府、大社会，而是大企业、大政府，而且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互联网从服务冷战的技术转为民用，互联网经济繁荣，对互联网的“去中心化”趋势，甚至形成了某种崇拜。又比如人工智能的可能性、新计划经济的可能性、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等等，这些想象在美国也同样出现过。这些都在90年代得到了充分讨论。
在这个阶段，美国把信息技术从国家治理的工具，转化为对外战略的工具，用它来支持与西方对立的国家的内部反政府力量。后来希拉里担任国务卿的时候，还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提出所谓“新的治理方式”，就是要让谷歌或苹果开发不受任何限制的信息技术，让某些国家的反对派可以突破网络的障碍，发动抗争和对抗政府的活动。
可是仅仅过了10年就发生了“9.11”事件，此后美国也开始向内看，开始重视信息技术的强中心能力。国会授权通过《艾伯特法案》，强化对本国公民的监控活动。美国的信息监控能力的确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可以监控全世界的信息流动。其网络管理方式，可以在不影响网络运行、用户毫无感知的情况下，监测到与关键词有关的信息，而且能即时地储存在数据库里。
斯诺登是最近七八年中非常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对美国强中心主义的揭示。包括美国对欧洲政要、对金砖国家领导人的监控，这些甚至成了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重要辩题。
对信息技术，包括信息技术效应的双重性，及其对于国家治理的双重影响，我们要系统、整体地去理解。不能仅仅看到它的优势，信息技术实际上还有弱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可能性。它一方面能强化人与人之间达成集体合作的能力，但同时它也弱化了政治家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的。
关于“信息共产主义”的历史机遇，我们可能仅仅看到信息技术对于消费和生产的关系的影响，但是没有关注那些利用信息技术的大企业，以及与此有关的新的经济形态。但从分配的角度来说，它们跟共产主义相去甚远。
基于信息通讯技术的民主流程再造
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认为：信息通讯技术不仅在经济领域产生了洗牌效应，对政治领域的作用也非常明显。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信息通讯技术的影响下发生了多方面变化，它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瓶颈，带来了决策的民主化，出现了多元、多中心、多层次的管理方式，以及监督活动的平民化和监察公民的出现。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未来的发展可能超出我们的预料。
从西方近期选举情况看，信息通讯技术的运用使选举更加快捷、方便、高效，成本更低；传统的民主程序强调单向化，自上而下，但因信息通讯技术的运用，出现了线上投票和线下投票混合的方式，以后可能就是以线上投票为主。再就是竞选舆论的竞争环境发生变化。选民和候选人之间形成双向沟通，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提高。在这次美国大选中，传统媒体多支持希拉里，特朗普则运用新媒体，效果更突出。特朗普大量的支持者是通过网络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而且出现竞选融资的广泛性（大量的、广泛的、小额的融资），也使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主张更有可能取胜。而大额融资的时候，特朗普就没有办法跟希拉里的精英主义相对抗。
信息通讯技术的运用，使得政府官员传统的信息优势被打破，向下趋势和向上的趋势同时发生。信息的透明化使得领导的集中性决策更容易受到挑战。现在决策基于舆情的情况越来越多，各级政府部门都有专门的舆情中心监测网络舆情，尤其在舆情汹涌复杂的情况下，很多决策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或发生变化。另一面的问题是，信息内容太广，谎言太多，究竟如何面对伪民意绑架决策的情况，是个问题。
政府仍然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但政府的中心地位受到了挑战，公民直接参与社会管理的可能性增加，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另外在PPP模式中，企业参与政府决策，这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责任问题，如果决策失败，责任由谁来负？社会治理的最终责任一定放在政府身上。公民参与、企业的参与，并不像一些自由派讲的那样美好。网络里有监察公民，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它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随意性。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到信息通讯技术对民主流程的再造，这也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政府对这些问题都应该有所回应，回应越是及时，越具有可靠性，整个的国家治理才有可能做得更好。
护国与弘道：信息时代的保守主义
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认为：依托信息技术，大数据采集、模式识别这类技术，产生了治理术基础结构的新支撑，所以才有马云所说的“新计划经济”。马云的平台掌握着大数据，可以分析消费者倾向，据此制定生产和物流计划。企业掌握的这些技术也可以由国家的行政部门分享，有助于公共服务的精准化，对计划和综合平衡也有帮助。
信息化弥散在社会空间，不是国家所能够垄断，而且对社会集团能够使用的治理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正面功能要肯定，但这种治理术在国家治理中应发挥什么作用，有很多争论。
关于这种治理术的特点，米歇尔·福柯、卡尔·布莱尼都曾有所触及。一方面，它对个体的身份和行为信息的监控更为便捷，可以通过对信息进行统计整理和分析。比如针对流行病的监控、疫苗的推广并分析效果；也可以用在国家治理方面，比如税收、再分配、医疗、养老、扶贫，可能都有帮助。
但是，配合这种治理技术，在西欧、北美跟它相对应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的，对公民和消费者的行为是放任的。它认为放任才能产生正确的需求信号，信号的样本只要足够大，就可以进行计算分类，对不同类的产品分析赢利的可能性，采取不同的价格策略。这就是新计划经济的含义。但就像福柯和布莱尼所说的，这种非人格化的、弥散到社会空间汲取社会信息的能力的治理技术，是以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的。
但我们讲的“治理”，跟“治理术（governance）”是一回事吗？当然信息技术提供了治理术，但我们更需要强调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治国理政。这种治理术，跟我们人民共和国运转的道理又是什么关系？
人们使用“治理”这个词时，经常在两种意义之间跳跃。在第一种意义上谈治理，是“术”的意义。但我们讲治国理政，并不是技术化的意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党的领导，是民族的振兴，是人民民主，是依法治国。而“治理术”是一种工具，它是一种隐蔽的统治。这种统治依靠两种力量，一是市场中的大企业，另一个是官僚行政机构。
例如，河南省一个县一个月要填90个表格用于精准扶贫，由省直接下达到县，让基层干部采集这些数据，疲劳不堪。这些数据原来有没有？基层干部的作用是什么？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讲治理要讲天理和人心，仅靠官僚机构汲取数据的治理，起不到凝聚人心的作用。不发展互助合作，仅靠发福利，也不能说是扶贫的治本之策。贫穷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但是不能说，只讲生产和消费就能达到人的解放。在信息化时代，党和群众的联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信息化其实有利于官僚科层制，但如果国家治理过分依赖信息技术，会造成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是对党的冲击。共产党执政，靠的是路线、方针和政策，今天治理国家要靠科学，靠掌握大量的数据。数据和技术当然不是不重要，但我们今天发现，基层的社会、企事业单位，实际的治理工作是在贯彻落实方针政策，联系群众，还是埋头于数据收集整理？
第二是对人民性的冲击。人民共和的关键是人民，人民是要产生“公意”，而不是“众意”（common will），并不是“同意”的计算。如果只是靠投票——每人配个投票器，指定时间按钮投票，这不是人民民主，而是卢梭所讲的“众意”，即可以进行同意计算的、有利于寡头制的方式，而并不利于人民的整体性。
人民是通过“公意”构建出来的。对中国来说，“公意”的构建要由共产党领导。知识分子和一些行业的人有政治表述能力，但很多工人、农民缺少政治表述能力。这两种人要想共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形成一个共和的政治文化，要能在一起讨论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政策的问题。但普通人很少有讨论的机会，而像大企业家就有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参与讨论公共事务。如果是这样，人民共和就缺乏一个基础的运转机制。
张广生强调，如果人民性和党的领导，都被市场和科层化的东西冲掉，那么我们讲的“治国理政”这个中心意思，就会被模糊化。治国和弘道想强调的是：在信息化时代，在市场力量和官僚科层制的力量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我们要正视人民共和的政治之道面临的危机。
网媒时代的舆论治理
张翔（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所有制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一批跨行业经营的、体量巨大的互联网企业崛起，“互联网+”的经济发展趋势逐渐确立，通信、金融、传媒、教育、医疗等以往由国有资本主导或垄断的领域，正在发生变化。行业边界日趋模糊，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由于存在经营体制方面的局限，行业和行业之间相互分离，竞争力显得捉襟见肘。面对互联网企业跨行业经营，一些行业中大企业的优势正在被削弱，传媒领域是最典型的，在通信领域也非常明显。
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也能看到这个变化。一方面，国企在引入战略投资者时，要考虑如何与互联网时代表现良好的投资机构或企业展开合作，以便更好地发展；多数国企无意凭借自身力量在互联网空间拓展，只是通过国有资本成立风险投资基金（或其他基金），在体系外参与培育互联网的创新型企业。另一方面，大型互联网企业已经成为国企的竞争者，越来越多的优秀管理和业务人才从国企跳槽到互联网企业。而这几年国企高管薪酬的限制，也降低了它们在人才吸引方面的竞争力。
在媒体行业，虽然中央一直在推动媒体融合，但从最近两年的情况看并不乐观。重要原因是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些领先的互联网企业是复合型企业。而参与竞争的传统媒体，一般只是单纯的媒体，所运用的资源有很多限制。我们没听说哪个省的公共服务机构的业务（比如收电费、水费）主动跟某个省报的APP去结合、推广，但它会很慷慨地跟支付宝、腾讯做业务上的连接。。到目前为止，传统媒体如何适应互联网潮流，仍然存在很多困难，难以与门户网站竞争。表现比较好的，如浙报集团的个别网站发展得不错，但只能在细分领域寻找生存空间。10年前表现好的一些地方报纸，现在要靠财政补助才能够存活。这个趋势目前并没有好转，并且越来越严重。
今天社会意见的分化和冲突，在网络空间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最近围绕对土地改革问题展开的公开争论，和国企竞争力在互联网时代的削弱，是同一个进程中的两个不同事件。这个进程是近40年来，社会经济结构逐渐积累的变化，在政治精英内部的反映。一方面，对土地制度的不同主张和利益诉求的矛盾，日益激烈；同时在借助互联网的“第三维空间”，私人资本冲击国有领域的力量越来越强。这些变化的背后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它必然会衍生出不同的利益组成，这些组成在精英层，在社会舆论中的分歧和冲突也呈现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是“社会共治”的发展或演变方向。首先是国有资本日益倚重各种国资投资平台，参与新兴企业发展，多种资本共同主导的经济结构基本成形。第二，社会力量与社会资本逐渐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参与者。社会共治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官方或不同的部门自觉推动的一种治理结构。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社会和国家的分权意识逐渐形成。
最近5年，意识形态领域的“亮剑”和反腐是两个重要的事情。“亮剑”针对的主要还是思想辩论中的“极端论”，比如文教领域长期存在的极端自由化的意见。但更多的情况是关于社会经济种种复杂问题产生的意见分歧。通常的情况下，这些领域的讨论是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进行，而且往往说不清就不说了。也就是说，“亮剑”只是针对极端情况，多数是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表现。这样的治理方式可以回避对于复杂问题的分歧与辩论，但因为利益分化这么激烈，产生分歧是必然的。
舆论治理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张翔认为，首先是长期执政的稳定性。这里面是一个复合的过程：一方面是中央权力集中化，避免出现过于分散的情况；但另一方面确实出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分权与合作，因为要应对这么多的分歧。在一些重大的舆论事件中，分权性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舆论的治理，它越来越依赖于非国有的互联网企业的内部治理，这就不得不实行某种程度的社会共治，并且这个程度越来越高。
还要思考社会的多元构成和治理目标体系的结构。社会的构成，不仅仅是各种类型的资本，还有广大群众，比如说来自农村的三亿多“新工人”。要看到我们目前的舆论治理的目标体系其实存在着争议：一方面要坚持党的政治原则，同时还要体现多种所有制的存在、国有经济影响力减退、新的资本力量特别是互联网资本的崛起等等现实情况。
这个趋势如果进一步发展，将可能带来基于分权与合作现状的进一步政策调整，逐渐发展出一套处理分权矛盾、促进分权合作的新制度框架。这不是说，这种状况是积极的。但如果不采取一些特别的方式，很难逆转这个过程。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一趋势，可能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这里既有秩序性的辩论，也有政治性的辩论，但是在舆论治理过程中，我们把政治性的因素用不同的形式过滤掉了。但是这些问题在社会各层造成的分歧与争论，并不会因为我们舆论治理的方式而消失。所以我们要思考，需要更为系统的舆论管理的视野。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一套面对复杂现状的舆论治理的方式，如何分析和应对具体的复杂社会议题，比如说土地制度改革、工会发展、基础教育改革等等。新的形势需要新的政治理论，这个理论要面对各种不同的社会潮流和社会运动，社会治理包括舆论治理需要在动态的社会运动进程中形成。
在国家治理的框架下探索有利发展的方向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在总结时指出：“信息时代的国家治理”这个题目，是一个前沿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很值得推动。信息时代，给整个社会以及国家的管理形态、管理方式都带来变化，所以这个题目很有价值。
习总书记提到，我们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很显然，这个新的历史特点就包括信息时代这个特点。从办公计算机化到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整个社会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问题。这个时代的国家治理，也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这个状态。
今天，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谈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谈到很多现实情况，形成了一定的分析框架。但一些概念的界定，还需要进一步去推敲。比如说，如何界定和应对社会共治概念？另外怎么看信息时代给我们国家治理带来的作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从社会、从国家以及国家的各个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效果都是两面性的。你可以用它为人民谋利，也可以毁灭地球。信息时代同时具有强中心化趋势和去中心化趋势，各有各的轨道。强的是平台中心，去的是现有规则的中心，对此我们要有应对。
关于信息安全问题，现在那些数据都掌握在超级资本的平台手里。所谓“新计划经济”是什么？其实那是超级平台的大资本控制的超级垄断。有了资本权力，就不要再谋求政治权力。信息时代对国家治理的要求和挑战不应回避，应该揭示出来：大信息资本平台已经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着整个未来的走向。我们将来的发展，各种经济社会要素，应该在国家治理的框架下，向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从对立的方向来消解我们的国家治理，消解共产党的领导。
（编辑 迟晨光）
